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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建立和执行工程调度制
本报记者 陈迹
怎样建立和执行工程调度制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试行调度制的经验教训，可以答复这个问题。
执行工程调度制，就是根据作业计划，进行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合理地调配劳动力、材料、工具和设备等，防止和消除执行计划中的缺点，来保证作业计划的实现。这就是工程调度制的性质和目的。不了解这个性质和目的，建立工程调度制就要失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在今年年初曾经成立了调度室，配备了调度员，但是没有发挥调度的作用。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建立调度室，把调度室当成了“秘书室”。在调度室内，设立了计划、统计、调度、工务、施工技术等科目，管理了整个工区大大小小的各种工作。总务股要做两个板凳、十块洗衣板，也要调度室批准。调度人员天天批条子、盖章，根本不能做调度工作。在建立责任制运动中，学习了苏联实行工程调度制的经验，明确认识了调度制的性质和目的，改变了机构，把计划、统计、工务等工作划出去，使调度室能够名符其实地做调度工作。在调度室内，配备了调度长、调度员和调度助手；在第一、二、三工地、供应股、劳动组织股、工具设备股、机械队、水暖队、电气队和木工厂配备了调度员；编制了单位工程进度日报、施工报告和库存材料旬报；召开了定期的调度会议；并将设置调度电话。这样，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就组成了调度网，建立了调度机构。有了这个调度机构，才能进行调度工作，开始发挥调度的作用。
施工作业计划是进行调度工作的依据。调度工作者只能根据作业计划而不能根据其他的东西进行工作。没有作业计划，调度工作就失去了工作的标准；没有调度工作，作业计划的实现也就没有了保证。作业计划和调度制是不可分割的。在建立调度制的同时，必须编制施工作业计划。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根据这个原则，编制了作业计划。但在第一次编制作业计划时，脱离了实际情况，影响了调度制的实行。作业计划中的工程数量、材料需用量，都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在一个基础工程上，计划土方工程量是八十六立方公尺，而实际是一百三十六立方公尺。调度室根据这样的计划，就难以进行工作。调度室为了支援基础工程，曾经把工区内所有的混凝土工，都调到第二工地去，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由此可见：作业计划不准确，对于调度工作的进行是有妨碍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接受这个教训，修改了原来的作业计划。但在第二次修改作业计划时，又拖延了几天时间，也影响了调度工作。因为拖延了几天时间，班组作业计划便不能及早做出来，调度人员没有作业计划作为根据，就不容易掌握整个施工情况来进行调度。作业计划的准确和及时，对于调度制度的执行就有这样大的作用。
作业计划固然是调度工作的依据，但是调度工作者仅仅有了作业计划，还不能进行工作；还必须十分熟悉情况，研究情况，以实际情况来和作业计划相对照，才能发现问题，发挥调度的作用。这是贯彻调度制的最重要的条件。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调度室曾经了解了一些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因而才能进行调度工作。调度室曾经调查了第二工地的材料需用的情况，发现第二工地缺少模型板，不能打洋灰；调度室又了解到第一工地还有一些模型板，暂不使用，于是把这些模型板调给第二工地，保证第二工地的需要。如果调度室不了解第二工地缺少模型板的情况，不知道第一工地有着不急用的模型板，那么调度室就不能灵活地调配材料，不能实现调度者的作用。但是，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调度人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不够。他们没有积极主动地了解情况，而是强调客观困难，以为
“人手不够，工作被动”。这种说法是不够正确的。因为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已经有了一个调度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及时反映情况、集中情况的记录、报告以至指示图表等为调度所不可少的科学制度来。如果目前条件还不具备，经验缺乏，也应该发挥主动性，耐心地深入地了解更多的情况。这样，才能从实际情况和作业计划的对照中预见问题，主动地解决问题，改变工作的被动状态。否则即使将来人手增多了，工作还会同样的被动。目前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调度室因为没有主动地了解情况，所以还不能了如指掌地熟悉现场施工的动态，还只能依靠下面反映的情况来被动地解决问题。下面的干部说：“我这里劳动力不够啦，调度室要赶快想办法呀！”这时候，调度室才想办法，急忙从别的地方去调拨劳动力。如果调度室预先了解情况，知道那个工地将要缺少什么样的工人，也知道那个地方将要多余什么样的工人，那么调度室就可以及早地解决这个问题。最近该工区第二工地钢筋工人，因为没有钢筋，停工两天。调度室不知道这个情况，不能够预先解决这个问题，因而没有避免这个停工事故。这个事实，说明调度人员主动地了解情况，预见地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工程调度制是一个先进的制度。建立和执行这个制度，会碰到许多思想障碍。不克服这些障碍，不坚决地向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就不能很好地建立和执行这个制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在建立调度制度的过程中，虽然进行了思想教育，但还不够，以致在调度人员和其他干部中，还有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有些调度人员曾经不安心工作，以为“干调度工作，吃力不讨好”，甚至认为“这个工作太琐碎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调度工作是施工部门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过去没有调度工作，曾经普遍地发生过停工待料、待工具、待劳动力的现象，严重地危害了施工工作。做好调度工作，不是“吃力不讨好”，不是“太琐碎了”，而是改变过去施工管理上的混乱情况，克服浪费和无人负责现象的重要保证。因之调度人员应该克服不安心工作的情绪，积极地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还有一些干部，他们不了解调度制度的重要性，不尊重调度人员，不服从调度命令，甚至从本位的利益出发，拒绝执行调度命令。有些干部过去在一个小单位内工作，习惯于分散的工作方法，不愿意接受统一的集中的调度指挥。他们往往从本单位的狭小的利益出发，想要多领到一些材料和工具，多分配到一些劳动力，总觉得：“只要我这个单位工作好就行了。”但他们不了解他们多占领了材料和劳动力，就会妨害整个工程。该工区第二工地曾经缺少钢筋，影响混凝土工程的施工；但该工区第三工地存放了三吨多钢筋，暂时不用。该工区调度室从全局出发，决定把第三工地的钢筋调给第二工地，第三工地的干部却不肯，以各种藉口拒绝执行这个调度命令。由于这个原因，第二工地就为缺少钢筋而不得不停工。这种现象，说明本位主义思想妨害调度制的执行，从而危害了整体的利益。这说明了：在建立调度制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地批判这种本位主义思想，这样才能建立调度人员的威信，贯彻调度制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领导方面必须坚决地支持调度，实现“调度命令就是法律”的原则；如果发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也必须给以严肃的处分。当然，调度人员也应该慎重行事，务使自己的调度命令不发生错误。这样，才可以避免因为调度命令的错误而危害施工的现象，同时才可以使调度工作的威望在群众中真正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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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广绿肥作物紫穗槐的工作应当改进
河北、山西等地重点推广种植绿肥作物紫穗槐的工作陷于自流，亟待检查改进。
中央农业部水土利用局根据河北省天津县劳动模范王桂林和若干农场的经验，从今年起在河北、山西、绥远、山东、河南及北京市郊等地重点推广绿肥作物紫穗槐。今年推广的种籽共十万斤。种籽早在三月间就发到了各重点推广地区。但是，目前紫穗槐春播期已经过去，多数地区的种籽还积压在区、村政府，根本没有推广下去。北京郊区南苑旧宫村原领种籽一百二十斤，结果退还区里八十斤。这些退回区里的种籽，就积压在区政府里了。
在少数已经布置这一工作、并将种籽发下去的地区，由于忽视深入宣传和没有进行具体指导，效果也很小。有的地区的农民认为无价配给的种籽，种不种没关系。有的地区的农民因为不了解种植方法，虽然是种下去了，但是覆土过厚或没有经过浸种，不能出苗。
在分配工作中，也发生了不从实际出发的偏向。如山西省某些农场在代替政府分配紫穗槐种籽时，采用了平均分配给劳动模范的办法。据华北春耕生产检查组反映，山西武乡县可种紫穗槐的土地很多，群众也愿意种，但却缺乏种籽。
这项工作陷于自流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农业部水土利用局在领导这一工作中事前缺乏周密的计划，事后又没有积极进行检查。在开始布置这件工作时，该局曾选择北京市郊区为试验重点，打算从这里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指导各地。但是，该局对这个试验重点从没有进行具体领导。对于各重点推广地区，该局也从没有进行过检查。现在紫穗槐的春播季节虽已过去，但这种植物还可以进行夏播（在雨季播种）。各省农林厅在重点推广地区应抓紧时机积极推动紫穗槐的夏季播种工作。今年是推广紫穗槐的第一年，大部地区农民对于种植这种绿肥作物还没有习惯、没有信心。在推广中，应当先由农场示范，并由农场育出苗来再给农民种植。山东各地采取了这种办法，很受农民欢迎。对于如何收割沤制堆肥，各地方国营农场也应对群众作好示范和技术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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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白山黑水间
本报记者 陈勇进
黄金大兴安岭
在大兴安岭的岭顶（地名），我看到库图尔铁道工程局的吴宗鹏局长。这里的人们都亲切地喊他老吴头。他过去是一个带兵的人。二十年来，他走过了祖国的广阔的土地：从江西长征两万五千里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祖国的边疆镇南关，最后又来到大兴安岭，负责修建铁路工程。他认为祖国到处是富饶和美丽的，而大兴安岭更是富饶、美丽。他常常一面看着那无边无际的稠密的森林，一面想着：我们国家的铁路铺得越远越长，越需要更多的木材；建设国防离不开木材；建筑桥梁和其他伟大的工程都需要木材；房子里的桌子椅子地板都是木材做的。那个人的生活能离开木材呢？他想着想着，那个老结论又浮现在脑际：这里是国家的金库。
谁知道大兴安岭森林地带到底有多大！林业部门将要用飞机来进行大兴安岭的勘察工作。用飞机要勘察多长时间还不能知道。在大兴安岭担任从事防火的护林飞机，每天只能在大兴安岭的一个方向巡逻，不然是不能回来的。调查大兴安岭上的木材是件困难的事情。森林不仅是那么广阔，而且有时稠得简直走不进去。很多地方必须用斧子砍出道路来。
在这里从事采伐工作的干部和工人，都感到自己责任的光荣和重大。一个蒙族干部、图里河作业所主任辛光第说：几年前，内蒙乌兰夫主席曾在一个高级干部会上考问干部：“内蒙工业发展的最远大的前途在什么地方？”有的说是乌兰浩特的铁工厂，有的说是内蒙的牧畜业。乌兰夫主席告诉大家：在大兴安岭上。他这一提，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森林工业。辛光第听到这个事情后，对自己所从事的森林事业就更感兴趣了。他到城市里开会，在街上走路，都想着林区。他想：如果在兴安岭的森林深处建筑一个城市，那就会更加美丽。当他走出林区的时候，眼睛总在搜寻着各种各样的建筑上所用的木材。在田野里看到嫩红色的电线杆，他就知道那是来自大兴安岭的落叶松。他从大桥上过来的时候，也在搜寻着来自大兴安岭的林木变成了桥的那一部分。他对一切需要木材的建筑都感到兴趣。辛光第说：有一个林业工人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鲜，他看到一根枕木是大兴安岭的落叶松，就把这个枕木抱了很长时间。——这就是森林职工对树木的情感。辛光第说：木材还可以制人造丝，织成漂亮的花布，可以制成药和酒精，还可以制油，能制的东西多啦！说到这里，他笑了一阵子。他因他的工作对于国家人民的重要意义而感到无限兴奋和光荣。
一个青年小伙子彭万成把我领到图里河流域的林场去。大自然的景物使他感动着。他说：“你听，这鸟儿叫得有多好听！”到了冰封的小河边，从一个冰穴里可以看到清澈的水在流。“你看这水有多清！” 他又说：“到夏天才好哩！河里鱼很多，做完活到河边钓个鱼，那一天不钓个十来斤？去年我钓了个四十斤的大鱼，全工队包了两顿鱼肉饺子。”走了没多远，彭万成用手指着：这就是我们伐过的林场。虽然是伐过的，远远望去还是那么稠密。彭万成说：越往里越稠，好林场一垧地能出一百立方公尺，还要把母树幼树留下。这个青年的林业工人像老吴头、辛光第一样热爱大兴安岭的森林，因为这些森林经过他们职工的劳动，现在、将来都会给人造福。正由于这样，人们才称他们这个地方为“宝地”“金地”；也正由于这样，工人们发挥着高度的积极性。彭万成创造了每天采伐二十六立方公尺的纪录。他说：一天晚上，节约委员会的同志说，朝鲜族工队有些同志每天采伐了十九立方公尺，还有的达到二十三立方公尺，我们要开展竞赛，挖掘潜在力。彭万成当时很着急，因为他们队里的四十个工人有三十个是新的，他要教会新工人怎样使用新工具。他们队的工人没有几天就学会使用新工具了。这时正到了好林场，他闷着头干了十一天，检尺员告诉他每天的成绩已经达到了二十六立方公尺。他没有满足这个纪录，他又闷着头干了七天，检尺员宣布他的成绩超过每天二十六立方公尺了。这时，他们队的工人都唱歌为他庆祝胜利。他不仅采伐，还清理了林场，一切规程都很好地遵守着。这个纪录的创造，无疑是付出了惊人的劳动的，他在零下四十八度的天气里采伐，身上只穿两个单褂和一个绒衣。彭万成说：那时只知道完成任务啦，那里知道冷呀！
把铁路修到大兴安岭的深处
张有山的家里连着来了三四封信催他回家结婚。对象是一个十九岁的麻袋厂女工，张有山很喜欢她。可是，他说：森林铁路库图尔段要在“七一”通车，几十万立方公尺木材等着往外运，那里有空回家呀！所有的工人都提出要在“五一”定道，“七
一”以前通车。张有山心里想着：“七一”以前通车，就可提前回家办喜事。那时就不是一件喜事，而是“三喜临门”了：“七一”党的生日是一喜，通车运木材是一喜，结婚又是一喜；如果党接受自己入党，那更是大喜。因此，在别人看来，张有山总有用不完的劲儿。他们工队担任的工作是挖石头和卸车，他们刚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每人每天能挖零点六方，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点六方。张有山说：我们还要争取更多！
他们高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工具。在那白桦树林里，搭着一些深绿色的帐篷。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从山上的树上到山下的树上拴着铁丝绳，盛石头的篮子像箭一样地飞下去。这就是他们创造的“飞篮”。这样，他们一分钟就可以从山上运下七篮石头。在没有这个创造以前，他们三分钟只能运两篮石头。那运石填方的平车（在难以搬运的重要工地上，铺设轻便铁轨，平车只能在轻便铁轨上用人工推动），从山上到山下，又从山下跑到山上，像穿梭一样。以前装车子就要耽误二十多分钟；后来他们创造了漏斗；车子一到，漏斗就自动地把石头漏到车子上，这样，七分钟就可以装好一车石头。
沿着新铺的河砾石路基往里走，一直到图里河的储放大批木材的地方，正是他们要通车的地方。这段路看来并不算长，但是它要穿过许多山岭和山涧，还要穿过难以施工的塔头草塘。在火车要穿过的山岭上，人们正在用开山机不停地钻眼打石，每天的中午和黄昏，都会听到那排炮一样的巨响。在有山涧的地方，人们还要用石头把它填平。在有塔头草的地方，要铺上二三尺厚的河砾石。这样的地带，原先人们并没有准备这么早施工，因为天气实在太冷。可是苏联专家提出：这里冬天施工比夏天好，因为冬天施了工，路基下面的冻层到夏天也不会化，可以保持永久冻层。他们接受了这个宝贵的意见。
冬天施工，搞碎石头实在难。他们发现塔头草塘里就有河砾石；但不是到处都有。怎样找呢？他们又想出了窍门：每在一个地方掘石头时，就敲敲地皮，如果下面有河砾石，地皮就会像鼓一样地响；如果没有，就没有声音。原因是石头不和土冻在一块。他们就这样在路基的近便处找到了很多很好的河砾石。过去他们铺路基时，都把塔头草去掉，怕路基不坚固。苏联专家说：塔头草可以保持永久冻层，去掉反而不好。这个意见使他们少费了许多工。这里的工人们惋惜地回忆着不久前发生的事情：由于他们没有认真地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办，使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未结冻前，苏联专家建议把河砾石都堆起来，以备冬天填方用。他们没有这样做。冬天到了，河滩里出了很多冰包，河砾石弄不动了。就这样，他们多费了两万个工。他们说：苏联老大哥在寒带施工可有经验啦，不运用苏联的经验就一定要犯错误。
通向大兴安岭的森林铁路——库图尔段的路基铺成了。但从这些征服困难的人们的口里，听不到谁说一个“难”字。实际上，征服大兴安岭是有很大困难的。就拿吃水来说吧，岭顶的人们吃水是用火车拉上山来的；虽然是四月下旬了，山里很多人们还是吃的冰块。在这里施工的人们并不是久居东北或大兴安岭的人，从他们的口音里就会发现这些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一”前几天，大兴安岭天天飘着鹅毛大雪。来自海南岛的人们说：我们家乡穿单褂还要出汗哩。来自福建和云南的人们说：我们那里麦子已收割完了。久居大兴安岭的人们说：这里端午节还下雪呢。我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是四月下旬，山里的树木花草都没发芽，黑龙江和图里河还紧封着。
这些来大兴安岭修建铁路的南方人，也曾受过大兴安岭寒冷的惊吓。有人说：在这里稍不注意就会冻掉耳朵、鼻子，冻死人是常事。可是当他们一听说到大兴安岭修铁路的时候，都争先响应号召。这里确实是很冷的，冬天的大兴安岭要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到五十度。就在这样情况下，他们展开了红旗竞赛。竞赛的紧张，使队与队之间的成绩只相差点零零二方；这就是说，只相差用手捧两下的数量。夜晚有时飘着大雪，人们还用手电筒仔细地看着黑板报上的成绩。他们的愿望达到了，把国家给他们规定的任务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七十；有的队的成绩比原分配的任务竟提高到十五倍。
他们忘我地劳动着。原先规定“七一”通车，他们不满足，又往前提十天；他们还要争取更提前。
在这里你所经常听到的，除了“提前完成国家任务”的口号之外，还有“节约”。这里的职工们完全懂得节约对国家的意义。开始修建这段铁路的时候，虽然线路已经勘察了几遍，好像是不会有多大问题了，但吴宗鹏局长还要亲自走两遍。往大森林里走一趟并不容易。他和几个工程师带着个小帐篷，整天价雨里泥里地走着。有时高粱米还运不来，就得吃点豆饼。就这样，他们把百分之八十的线路修改了，节约了三分之一的桥梁，还节约了五十万方石头的填方。原先计划两个机车才能拉过岭顶，现在一个机车就可以了。就在这不长的线路上，他们给国家节约了五百亿元之多。我在岭顶住了两天，这里的人们正在开会，除了讨论如何提前完成国家任务之外，仍然是讨论如何节约。国家给的任务，他们要提前提前再提前，节约节约再节约。
紧张的春天和秋天
在今年的春天和去年的秋天，我走过了黑龙江南岸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鸭绿江西岸的长白山林区。春天、秋天是林区人们最为紧张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时刻地警惕着可能发生的火灾，响应国家的号召——杜绝山火。
林区如此广大，怎样能杜绝火灾呢？只要有一个坏人扔一个火头，就可燃起燎原的大火。树林外的草是如此稠密，在地上铺了半尺深，随时随地都可能起火。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决心杜绝山火，不让国家富源被烧掉一点。陌生的人在林区市镇大街上吸烟的时候，随时有人会制止你；但是你到任何人家的屋子里吸烟，他们是欢迎的。
一个刮风天，在内蒙地区牙克石的大街上走着一个瘦弱的青年妇女。虽然全镇的烟火都停熄了，她还是一会也不停息地检查着防火工作。她要在这一天里把她这一街上的几十家人家来回检查好几次。她也和大家一样，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动锅了。寒风不知要刮多长时间，高空里挂的两个防火旗就是任何人都不许烧火的象征。张桂花尽管有病，也要和大家一样吃凉馒头，喝凉水，虽然天气那样寒冷。两口子多么盼个娃娃呀！但是张桂花有妇女病，不能生孩子。她丈夫要她到齐齐哈尔去治病，说：“你努力工作，我没意见；就是怕你躺倒了。你治好病，用多大劲工作我也不嫌。”但是张桂花没听她丈夫的劝告。她早就在党内团内向大家挑了战：在防火期间不请假，绝对不离开自己的岗位。
吴景祥也和张桂花一样，几乎完全放掉了自己的事情，把全副精力放在防火工作上。因为火对森林实在太无情啦。他回忆着未解放前的日子，每年春秋间到处都是烟火，有时大火要烧个月二十天，晚上可看见几百里远的被烧红的天空，白天有时烟都把太阳遮住了。大火也实在吓人，一个钟头走百多里，风刮多快，火着多快。只拿一九五一年来说，由于森林的火灾，使国家遭到价值二百五十多万吨粮食的损失；拿这些烧毁的木材做枕木，可铺设四万五千多公里铁路。吴景祥说：解放前吃了这顿少那顿，腊月天没啥穿，把日本鬼子包洋灰的纸皮绑在腿上挡寒。现在我喂着四匹大马，有三个马驹子；去年夏天割了一夏天洋草，得了两千万多元。我们指望森林吃饭哩！我们山东老家看见个小棍子也像宝贝一样。我们国家大建设可少不了这个大木头呀！
改变人们的传统的习惯并不是容易的事。在防火开始的时候，有的人说：防火不可能，这样多的人，这样大的地面，人心又不一样，谁能保证不失火呢？总不能不叫人家吸烟吧，总不能不叫人家做饭吧！火车头的烟筒里冒火星怎样防，总不能不叫火车走吧！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零年，林区还不断地发生大火。当时人们在政府的领导下也集合起来救火；可是，一旦大火着起来，要马上救灭是困难的。人们上山打火一下就是十天二十天不下山，费了多少劳动力！人们从经常的教育中，从打火的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防火才是最积极的办法。
春天秋天你在林区里走路，会想起抗日战争时期老根据地人民拿着红缨枪站岗的情形。这里的妇女儿童拿着红缨枪，检查一切过客和自己最熟悉的人，认真检查他们身上是否有引火物。只牙克石这一个小城市，担任站岗放哨的妇女儿童就有五百多人。这里还有防火的基干大队，是由十八岁到五十岁的人组织起来的，他们一旦听到火警就会马上出发。张桂花还告诉我：她们妇女在去年也组织了三十多个人，像男人一样，到铁路两旁“打火道”。林区火灾的来源，机车喷火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除了在机车上安置防火设备外，铁道两旁的荒草必须割掉。他们要割掉铁道两旁一百二十公尺宽的地上的荒草，这就叫做“打火道”。这是林区人们艰巨的工作，是解放以后才兴起来的。林区人口是稀少的，可是“打火道”要用巨大的人力。只内蒙的喜桂图旗，就要打一千多里的防火道。去年他们动员了三万个工，才把全旗铁道两旁的荒草割掉和烧掉。（烧“火道”是在草未枯前进行，先把草割开几尺宽，铺在没割的草上面，待有轻风时几个人看着让它慢慢烧掉。）
那些久居深山的狩猎者鄂伦春旗人民，现在也完全改变了烧山打猎的习惯，变为积极的防火者了。他们每在春秋防火季节都持枪巡逻，警戒着森林的敌人。在林区的上空，有防火飞机在高空中巡护；一旦发生火情，就指示人们救火的方向，并运送大批食物、鞋子支援救火的人们。火灾在广大的林区是一年比一年少了。现在人们都认为火灾是可以杜绝的了。他们说：只要大家努力，没有办不到的事。
打开小兴安岭的冰河
四月初，被称为“红松故乡”的小兴安岭还飞着大雪。不管大森林的各种鸟儿如何欢唱春天，冰雪却仍然顽固地抵抗着春天的到来。冰河的冰和雪，有的地方还有五六尺厚。只有朝阳的地方，冰层上面被溶化出一点水，一到晚上又很快地冻上了。
这个时节，在小兴安岭准备流送木材的河上，林业工人们正在从事一件有严重意义的工作。这件工作，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很多重要建设工程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在小兴安岭各伐区的河流的冰层上，现在停放着大批的木材。这里的采伐工人们要提前打开冰河，把木材流送下去。
在腰河的中游，一个大河闸的冰面上，有很多青年小伙子高举着铁镐、铁锤，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刨冰作业。年轻的林业工人们用自己的手在冰河上创造“春天”，使自己采伐的木材早些流送下去，早早送到进行伟大建设工程的工人手里。
在一群紧张的劳动者中，有一个穿着灰色单衣的青年人。那件上衣显然是革命战争中战士的军衣，在右边的小口袋上，半露着一颗黄色的复员军人证章，上面有“保持荣誉”四个字。这个高高的青年人叫张四维。他虽然不像其他工人那样喜欢谈笑，可是他内心的欢乐和别人是一样的。他看着一大块
一大块的冰被打开又被拉到远处去，他笑笑，继续刨。当刨冰工作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三百六十多立方公尺的冰抬出去，冰下的水出来了。他们站在水里继续工作。所有刨冰的人们都没有皮衩。张四维的鞋袜和棉裤一天天浸在水里；但他总不愿叫别人接他的班。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张四维是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好战士；打黑山时，他的手脚被炸伤了；等到担架抬他时，他湿了的棉衣已经和大地冻在一块了。后来他奉命复员，回家结了婚。他是个愿意过集体生活的人。结婚七天，他就到林区来当工人了。小兴安岭的大好森林吸引了张四维。他说：我就是爱这里的大木头。什么时候提到小兴安岭的森林时，他的话就会多起来。他说：
“你看那里有这样多的红松呀！没有这些好木头我们的国家怎样建设呀！”小兴安岭因为盛产红松，被称为“红松的故乡”。
这里的工人都深切地了解小兴安岭对国家的意义。他们唱着：“把这木材运到矿山里，黑黑的煤炭挖出来；把这木材运到铁道线，新的铁路铺起来；把这木材运到城市里，高楼大厦盖起来。”他们站在冰河的水流里也不嫌寒冷，寒冷在这些征服自然的人们面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刨冰的人们站在冰水里，把上身棉衣脱下来；有的人裸露着胸口，额头上冒着热气。张四维叙述着：“刨冰在过去可是没有的呀！这是苏联老大哥传来的法子。咱们今年只刨闸门的地方，水一下来就可从这个冰口里进去，使冰鼓起来，这样可以早开河十天到半月。”另一个老林区工人说：“在解放前谁干这个呀！冰啥时候开了啥时候流；现在早一天是一天，早流下去不耽误国家建设。”
过去，等着冰河自己溶化完，桃花汛就快过去了，木头流不下来；秋天水大，好“逛花园”——木头钻的到处都是，得到处找木头，把木头再抬到河流里来。去年有的作业所到八月里还没把木头完全流送下来。去年腰河里流下四万二千立方公尺木头；今年腰河要流六万立方公尺才算完成任务。清明节后，我沿腰河走向森林的深处，工人将锯好的木材像小山一样排在冰面上。他们打算在桃花汛期流送百分之七十，其余的就好办了。工人们在这段河流里都订了联系合同，保证不丢一点木头，并且提前十天完成任务。
在冰河里刨冰的人们是快乐的。清明节前请假回家的林区工人们从家里回来了，张四维也从家里回来了。一个小青年说：“张四维他老婆叫他多住一天他就不干。”张四维笑笑也不吭气。他知道今年的任务大，要早回到林区来刨冰。他那结婚不久的年轻的妻子故意把被子晚做了一天，好留他多住一天。他拿起没做好的被子和别人一块走了。他说：
“规定的假期，只能早到不能晚到。国家的任务要紧。”他的妻子也并没有因为他早走了两天而感到不好过。她也因为他一次二次地得到模范奖励而感到光荣。她知道当他光荣的丈夫从山里回来的时候，就会给她带来光荣和更大的快乐。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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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富顺县各级干部领导群众预防夏荒
深入群众了解具体情况解决具体问题
四川省富顺县各级领导干部接受了在春耕生产中忽视领导群众渡荒的教训，在插秧中就响亮地提出了“节约防荒，储粮备荒”的口号，积极领导群众生产自救防备夏荒。现在，某些有历史性灾荒的地区已制止了夏荒的发展，并可逐步战胜夏荒。
大部区乡干部在四月下旬，都对夏荒情况作了典型调查，初步做到心中有底，摸清了夏荒的情况、根源，认识了夏荒日益发展对生产的危害性。据全县山区五十二个村的统计，从插秧到秋收要缺粮三十天到四十天的有一千六百零二户，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夏荒才开始露头，因为今年春荒严重，蚕豆、豌豆歉收，去年秋季收成又差，估计夏荒发展日益严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为了制止夏荒的发展，领导群众胜利渡过夏荒，县里在四、五月份内先后重点总结了春荒情况，摸了夏荒的底。各区乡发动群众自找副业窍门，已有副业基础的地区着重研究提高副业产品的品质规格，扩大销路；缺少副业的地区发动群众大家找，从本区本乡找，邻区邻乡找，找一点作一点，找一处作一处。同时深入宣传贯彻自由借贷的政策，发动群众互助互济，渡过困难。中共富顺九区区委书记孙科玉、区长周继秋等都深入乡村了解具体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使缺粮户也作到了满栽满插。富顺各地都贯彻了“生产自救”的方针，广泛宣传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及时地解除了群众单纯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九区将缺粮户分成三种类型，排队后具体解决：一、把有劳力的组成运输小组，与合作社订合同搞运输，共解决了三十五户人的生活困难。二、把缺劳力的组织起来搞有销路的副业，主要是编“包子”。中和乡万民村共产党员陈星海并主动地和该村缺粮户订了“包教包学合同”，使全村缺粮户在十天内全学会了编“包子”。三、年老无劳力不能搞副业的，则由政府贷款救济。多数区乡领导都重视了副业产品的销路问题，供销合作社也密切配合了这个工作。
在宣传与贯彻自由借贷的政策时，各地都针对有余粮户的思想顾虑，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并处理了过去旧有的债务问题，做到了“自愿借出，利息互相协商”。富和乡甘少华互助组组员林汉清（中农）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先后借出了十二石多谷子未收回，以前贫雇农认为“到了穷人手，要得穷人有”，拖延不还，干部也不理。因此他虽听了宣传自由借贷的政策，仍然一颗余粮也不愿再借出。乡里干部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借了谷子未还的贫雇农进行了教育，说明借了人家的东西应该还给人家，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般借了谷子的贫雇农也认识到借了不还是不对的，自己虽然困难，但不能失掉信用，因此，他们都纷纷表示愿分期分批的连本带利一齐还清。如雇农简绍清在一九五一年借了林汉清五斗谷子，一直拖着不还，但经教育懂得了政策后，他就自觉自愿地表示在今年秋收后连本带利一齐还清。经过宣传解释政策和处理旧债问题后，林汉清又自愿借出了二石多谷子，使他们互助组做到了满栽满插。
由于从上而下地贯彻了“节约防荒，储粮备荒”的精神，很多农民打破了旧有的习惯，在插秧中节省了大批粮食为渡夏荒创造了有利条件。马丘乡碧云村郭登榜互助组在插秧时开会讨论了“节约防荒”问题，决定栽秧时不像往年一样大吃大喝。因此，全组节约了二石四斗蚕豆，并带动了全村农民节约了二十多石蚕豆，他们反映：“往年是‘谷子黄，饿断肠’，今年有了防荒的东西就不怕了。”沙坪乡均吉村赖少章互助组也同样节约了三十多万元，可维持全组一月的生活。 （杨绍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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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山县大布乡干部领导群众生产渡荒
克服了大部群众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思想
广东省中山县大布乡土地改革结束不久，贫雇农底子还薄，农民对生产方向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大吃大喝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在今年春耕后，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民生活发生困难。当时，乡干部对生产自救、节约渡荒认识不足，思想上很麻痹，以为分些斗争果实便可以解决问题，没有对农民进行生产自救教育，群众普遍有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农民把分得的斗争果实吃光了，又伸手向农会要，叫农会想办法。每天都有几十个农民到农会要求贷款，或要求帮助卖东西解决缺乏口粮和肥料的困难。有些农民借不到钱，就大骂乡干部。乡干部一时也很苦闷。后来，乡干部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批判了过去单纯靠分果实渡荒的错误想法，认识到解决夏荒困难的办法，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他们就分工分片深入到群众中去，一面向群众宣传生产自救政策，一面调查和推广群众中行之有效的渡荒办法。
乡长林帝海深入群众以后，发现贫农梁芳的母亲早就没有口粮了，但到现在从未向农会借过钱，并且现在还存款十多万元和十九斤麻（值五、六万元），她是用割菠萝麻的办法克服困难的。另外还发现有的农民靠织竹器、掘柴头也可以渡荒。他们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中有了底，就一面召开群众大会介绍这些人生产自救的办法，同时自己带头推动群众生产自救。乡长林帝海回家说服了母亲上山割菠萝麻，农会副主席林当万带动了三十多户去割菠萝麻，副乡长黄文琼带动了三十多户去掘柴头，文书黄土安带动了二十几家织竹器。在干部这样积极带头推动下，前后共有二百多户人用各种办法进行生产自救，基本上克服了生活困难。灾民的渡荒信心也提高了，现在再没有人去农会要求贷款或卖东西了。
但生产自救初步搞起来后，许多农民怕菠萝麻被人割完了自己没得割，因此只顾割菠萝麻，忽视了中耕除草工作，如农民黄健华田里的草长得很高也不去除。乡干部就一面展开宣传，说明渡荒固然重要，但如果生产放松了，收成不好，今后半年粮更成问题；一面帮助群众进行家庭分工，做到渡荒生产两不误。同时，乡干部自己也带头做出榜样。如乡长林帝海自己工作和生产，母亲割麻，弟弟养鸭；他积极沤绿肥下田，推动了十几户积绿肥。
另外有些农民在生产自救中仍不注意节约，赚一千元就用掉一千，赚多一点就吃好一点，没有长期打算。乡干部发现此情况后，又向群众介绍和表扬了能勤俭渡荒的人；同时适当地批评教育了还不积极生产自救的农民，扭转了群众“吃一天算一天”的思想。
开始群众割菠萝麻多由私商收购，后来割麻的人多了，私商就乘机把价格压低到二千多元，在收购时又用司马秤（广东老秤，较市秤大）代市秤欺骗群众，并造谣说政府不收购菠萝麻，影响了群众割麻渡荒的情绪。乡农会发现这个问题后，马上打电话问土产公司，土产公司就决定由农会代收（每市担三十七万至四十万元）。农会随即向群众讲明白，并揭发了私商压价欺骗群众的伎俩，解除了群众的顾虑。群众割菠萝麻情绪更高了。现在农会每天可代收菠萝麻三百多斤，单是五月二十日一天，全乡割麻就收入了一百六十万元。过去带头向农会借钱的林康茂现在劝人说：“渡荒要靠自己生产自救，不要依赖政府！”（中共中山县第二区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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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合作总社
积极供应农药和农药器械
山东省由于春旱，发生了蝗蝻、棉蚜等虫害。山东省合作总社为了支持农民战胜各种虫害，以保证棉花和大秋作物的丰收，目前正积极供应农民各种杀虫农药和农药器械。到六月五日止，省合作总社已调拨到各地农药四十四万三千三百斤，喷雾器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三具。省合作总社并对去年积存的药品进行了化验，以免将失效的药品供给农民。
山东省合作总社今年供应农药、农药器械的价格，普遍低于去年。特别是土烟叶、棉油皂、石灰硫磺合剂等药品，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数量准备得很多，可以解决化学药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在业务经营方面，普遍采用了合同制。各县根据需要数量与省社签订合同，省社按合同规定及时地调拨给各县。省合作总社并在各主要交通线上设立储运站，适当地储备一部分农药和农药器械，以备及时调拨之用。
对于农药器械的使用，山东省合作总社今年特别强调要加强技术指导。该社要求各地合作社和当地农业部门密切结合，加强对技术干部的训练与经常的指导，必须做到使干部熟习药品的性能和使用的方法，并向群众传授技术，以防止在使用农药时发生中毒伤人和损害庄稼的现象。 （刘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