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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欧、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
郑九浩 张克敬
中欧、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在现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已被推翻，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由国家掌握，政权转到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城乡劳动者的手里。劳动者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机关来行使国家政权，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巩固国防，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以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人民民主国家劳动者政权的本质，决定了选举制度的民主性，而民主的选举制度又保证了劳动者政权的彻底实现。
人民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也和整个国家制度一样，是在一种新的更加有利的历史条件下存在与发展着的，是在战后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削弱和社会主义体系进一步强大的国际条件下，是在国内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民主力量胜过反动力量的条件下，是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存在与发展着的。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就可能用一种新的形式——人民民主的形式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一开始就实行彻底民主主义的选举制度。
人民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与苏维埃国家的选举制度属于同一类型，都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首先，选举是普遍的。战前这些国家如同现今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一样，是没有真正的普选的。在那时，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和限制，广大的劳动群众被剥夺了选举权。一九三八年匈牙利众议院的选举法规定年满二十六岁，有六年居住期限，十年匈牙利公民资格，并受过六年以上教育者，才有投票权。妇女参加选举的条件更高：年满三十岁，有财产，高等学校毕业，并须“生过三个合法的子女”。现在人民民主国家公民的选举权，不附有任何条件和限制，依选举法的规定，凡公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及居住期限，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凡年满十八岁者有选举权，年满二十一岁者有被选举权；在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凡年满十八岁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匈牙利，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罗马尼亚年满十八岁的劳动人民有选举权，年满二十三岁的劳动人民有被选举权。这样，除精神病患者、被法院判决褫夺选举权者以及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外（这些人仅占居民总数百分之一），在十八岁以上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左右的居民，都享有选举权，其中包括工人、农民、知识界和资产阶级。这证明了选举是彻底普遍的。关于为什么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这一点，列宁曾说：“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论到限制选举权问题时，就应该研究俄国革命底特殊条件及其发展的特殊道路……但如果预先担保说，欧洲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定是全部或大部分都要限制资产阶级底选举权，那就会是错误的了。”（“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中文本四五○、四五一页）但在个别国家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剥夺剥削者选举权的办法也是必要的。像罗马尼亚就在一九
五○年实行了剥夺一切过去与现在剥削分子的选举权。这种措施是切合罗马尼亚实际的，是给企图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阶级敌人的必要的回答。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当人民与剥削者作最后斗争的关头，在任何一个政权机关中都决不能有剥削者插足的余地。”（“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中文本三一六页）
其次，中欧、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凡具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例如：波兰宪法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一切选举权”（八十三条），“现役军人享有与居民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八十四条），而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这就是说，每一个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的选举权利是不受限制的，也没有任何差别。另外，居民各种不同的部分没有各种不同的代表名额，所以选举区的划分也是平等的。
再次，中欧、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选举是直接的。凡一切政权机关，从乡镇政权机关直到国民议会，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选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举最能为人民服务的代表。这就保证了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选民有可能监督代表的工作。
最后，选举是采用秘密投票方式进行的。秘密投票保证选民在投票时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让任何人知道，为此，还设立了专供投票用的房间，在投票时除了选民外，不许任何人入内。任何人有干涉投票的行为，都是犯法的。
中欧、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候选人的提出也是最民主的。候选人由各政党、职工会、青年团体、农民团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提出。各政党候选人可由人民阵线共同提出，也可以单独提出。各人民团体及其他群众组织，可以自行决定提出候选人，也可在职工大会上、国营农庄庄员大会上或军队士兵大会上进行候选人的提名。选举费用由国家来担负。选举区和选举分区的划分，更给予选民以很大的便利。选举委员会是由人民代表和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这样人民就直接参加了选举的筹备和实施工作。在计算选票时规定了群众的监督，人民阵线、各政党、社会团体和新闻界的代表都可列席，严格防止任何舞弊的情事。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选举，已成为选民对代表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的最广泛的监督方式。代表是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人民的委托是代表全部活动的基础。代表要定期向人民报告自己的工作和自己所在机关的工作。如果代表不按选民的意志进行工作或者不称职时，选民可以用法定的手续在任期届满前把他撤回。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说过：“当代表的人应当知道：他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派往最高苏维埃的使者，他应当遵循人民所训示他的路线来动作。如果代表竟离开正轨，选举人就有权要求实行新选举，就有权叫这种离开正轨的代表滚开。”（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是完全适合于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民主原则的实现，加强了代表的责任心，改善了代表的工作，大大提高了政权机关的威信。
由此可知，人民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彻底民主的，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选举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这面旗帜已被抛在一边了”（“斯大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广大的人民对选举表示冷淡，厌倦，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中欧、东南欧各国也存在过，当时罗马尼亚人民有一首民谣说：“上帝——救我免于旱灾，疾病和选举！”而现在中欧、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参加选举，从选举的筹备到计算选举进行的结果都是非常积极的，每次选举都变成了人民的节日。投票的选民在各国都几乎占登记的选民百分之九十八左右，因而选出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的代表，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一九四六年保加利亚国民大会所选出的代表中，有工人七十三人，农民九十人，工程师三人，合作社工作者十五人，作家记者六人等，代表中的多数人都是反法西斯的优秀战士。匈牙利现在的国民议会中四百零二位议员里，工人出身的有一百八十人，劳动农民出身的有一百二十四人，劳动知识分子有九十七人。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个政权是真正属于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的政权。
中欧、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的选举，在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它吸收了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保证把人民自己的代表选到国家政权机关中去。人民在共产党与工人党的领导下，在各次的选举中，一次比一次提高了觉悟，从而不断地巩固着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着社会主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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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克服“五多”现象改进领导的初步体会
中共安徽滁县地委书记 张斌
为了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减少农村中的“五多”现象，中共滁县地方委员会曾以滁县瑯琊区及瑯琊乡为重点，进行改进领导方法的试验工作。在这一试验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有如下的初步体会：
一、必须统一干部的认识，明确中心任务，“五多”问题才能逐步解决，农村生产工作才能形成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过程，不是简单地开个会就能解决的。起初，中共滁县地方委员会和滁县县委会也曾召集所属各部门负责人开过三次会议，讨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做好是好，一切工作能服从中心，可是部门工作被挤掉了怎么办？”另有些同志认为：“我们这一级的领导改进了，但上级不统一领导，还是照样要材料，完不成任务要受批评，甚至还要通报批评……”。于是，有的部门就以写信的方式代替公文；有的部门打电话要材料。滁县有七个部门曾经在一天内向下边要材料十六次。下边反映：总的文件少了，但要的材料还不少。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干部对部门与整体的关系没搞清楚，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只有服从中心任务，才能完成部门工作的道理。要改变这种状态，除了继续向专区和县级各部门领导人员反复讲解部门必须服从整体的意义外，主要的还是带领部门干部到实际工作中去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教育干部。滁县瑯琊区各部门干部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明确了上述认识的。
二、一切工作必须在党委的统一布置和安排下进行。在布置工作时，领导上应召开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明确政策，将工作进行排队，分清那些是必须做而且要按时完成的；那些是可以推迟的；那些是可以缩小计划或可暂时停止的。滁县在执行春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时，经过党委的统一安排后，即停止修筑公路，推迟整党工作，缩小扫除文盲计划；并把贯彻婚姻法工作结合生产工作来进行，其他一切部门工作也都围绕着生产中心来进行。结果，中心明确、突出，工作劲头足、力量大，成效也好。
同时，领导本身也必须树立全面观点，加强对部门工作的领导。经常征求部门工作干部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的困难。对带有时间性的必须完成的部门工作，要在不影响中心工作之原则下，妥当地组织力量，安排时间，坚决适时地保证完成任务。这样，既能完成中心工作，又不挤掉部门工作。滁县瑯琊区进行重点试验时，把各部门工作和中心任务作了统一的布置和安排。从各乡收集来的各项材料统一整理，分头上报。过去区里留七个人还忙不过来，现在只要两个人就能解决问题。宣传委员王开成说：“开始时我担心部门工作会被挤掉，现在放心了。”青年团干部宋恒说：“过去花了一二十天工夫，只能到一两个乡里去了解情况，现在统一安排，统一汇报，全区青年团的情况大体上都知道了；其他同志还能帮助解决青年团工作的实际问题。部门工作不但没有被挤掉，反而加强了。”
三、为保证党委统一布置和安排的贯彻执行，以克服各自为政、分兵把口的混乱现象，必须自上而下地做好下列工作：
第一、专区、县、区成立农村生产办公室（编者按：专区、县、区三级的中心任务就是领导农业生产，无需再设农村生产办公室常设机构）。滁县自三月二十九日成立了生产办公室后，开始纠正了“乱箭齐发”的现象。其做法是：凡是向下边要材料
（包括统计），必须先在直属机关中查对收集，不许一概往下搬；县里无法收集的材料，才由需要材料的部门派人到下边收集。同时向下要材料，发指示，须由党、政负责人分清轻重缓急办理。这样，可减少向下面要许多重复的材料，使下面干部不再为了收集材料而终日忙乱不堪，可以把大部精力集中在领导生产工作上去，瑯琊区成立了生产办公室后，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力量集中，行动统一，因而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全区二十二个干部，只留三个人在办公室里，负责上下联系，解决日常事务问题，其余干部都统一组织起来，深入农村领导生产，大大地推动了农村工作。据统计：全区在三月份仅整顿九个互助组，但在办公室成立后的四月份中，便整顿了一百十一个互助组。同时也克服了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推动了部门工作。其次，发扬了民主，及时处理了问题。因为区长或中共区委书记经常留一人在机关里，能够经常和办公室的干部共同研究下边提出的问题，能答复的立即答复，否则，即请示上级各有关部门解决。这样，克服了以往对乡里提出的问题处理得很马虎或拖拉等不负责任的作风。十三里店乡和花山乡的干部反映：过去请示问题，十天半个月也不答复，现在第一天写信问，第二天就得到答复，今后工作也比较好做了。同时，区的机关里开始建立了正常的学习制度，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有些区乡干部反映：过去忙得头昏脑胀，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那有时间学习呢！这下子可好了。
第二、严格控制会议。过去会议多的现象非常严重，使下边干部群众疲于奔命，不仅妨碍了生产，而且因耽误生产而造成基层干部和家庭间的不团结现象，影响了干部的工作情绪。要纠正这种现象，必须严格控制会议。专区级一般部门会议须经党政负责人批准，干部扩大会议须经地委研究。县区两级也掌握以上精神，部门间适当的安排好，不开内容重复的会议。自这样控制后，已获得了改进。滁县三月份共召开六次大会，共二十天，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瑯琊区也开了六次会，共十三天；各乡开大会四天半，小型会议差不多每天都有。但经过了严格的控制后，四月份县里只开会议三次，区只开二次乡干部会议，会议时间很短，但都解决了问题。瑯琊乡干部回乡后，召开了两次生产委员会，时间一天。会后，按各代表区召集代表区委员传达，然后再由委员分头向自己所在地的群众传达。这样，各委员都明确分工，工作又能密切结合起来，干部和群众都很高兴，生产委员史松林说：“过去一月开十五天会，生产没搞好，群众埋怨，耽误了自己的生产，弄得上不来下不去。群众也疲沓了，开一次会要催好几遍，人还到不齐，但到了会场就争四角坐（四角是打瞌睡的好地方）；现在会议少了，群众接到通知就到。”
第三、精简公文，克服文牍主义，加强具体指导工作。过去各部门文件发得很多，乡里每天平均收到四件，最多时有八件，乡干部为了搞材料而忙得焦头烂额。有的干部实在受不住，要求“不干”。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作怪，不了解下情，不注意发文的效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领导上要下决心亲自动手，随时教育干部。假如各部门各自强调工作重要，要求批准把文件发下去，这时，必须掌握以下三个原则来处理，即：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不发；暂时不需要的缓发；对工作有指导作用的必须要下边办的即发下去。
同时，专区和县级的负责干部要严格执行审核批准制度。滁县三月份由县发到区的公文二百七十八件，四月份便减少到二十四件，区发到乡十三件。
最后，为了尽量减少“五多”现象，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去帮助工作，以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止自流和混乱。（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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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电影“光明照耀着西藏”以后
费孝通 “光明照耀着西藏”是一部叙述西藏人民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的纪录影片。
西藏虽则是大家熟悉的地名，很多人知道这是世界的屋脊，这是我们祖国西南的边疆。但是由于遥远的距离、高山大川重重阻隔，这片美丽的山河，很少为西藏以外的人民所见到。影片“光明照耀着西藏”使人们开拓了眼界，认识西藏原来是一片沃美的土地、锦绣的河山，在那里居住着的是富于创造能力的藏族人民。在银幕上，我们看到勤劳的藏族人民在这高原上开辟了田场，驯牧了牛羊，到处修建着雄壮的寺庙。那伟大壮丽的十三层大厦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的智慧和艺术天才的伟大创造。藏族的劳动人民，像在布达拉宫壁画上所绘的一样，从平地上，一块石，一块石地背上山顶，经过了一千年的不断修建，筑成了这座美丽的宫殿。劳动创造了文明，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是勤劳而且是有优秀的文化传统的。
这一片锦绣河山，这一个勤劳的民族，在解放以前曾经饱受灾难。藏族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入侵的英勇抵抗，被当时清朝的皇室所出卖，以致没有效果。在银幕上，我们看到了一九○四年被英帝国主义劫掠过的江孜城，我们看到了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烧毁的村庄的遗迹——残堡断垣，我们看到了藏族人民曾经从那里抵抗过侵略者的炮楼。这些遗迹说明了西藏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憎恨，对于祖国的热爱。
观众从银幕上重温了三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北京来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了。愉快的音乐声中，每一个人具体地，亲切地看到了伟大的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像太阳一样，赶走了笼罩在我们祖国西南角上漫长的黑夜。藏族人民从此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我们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祖国大家庭里。光明开始照耀着西藏！
可爱可敬的人民解放军，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实现全国人民的意志，在藏族人民热烈的支援和欢呼下，向西藏出发，保卫我们的国防和西藏人民的利益。
他们穿过原始森林，跨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了滚滚的急流巨川；没有路，走出路来；没有人烟，造出村寨来；丹达山的山顶上写上了英雄的诗歌：“丹达山高六十三，进军西藏第一险，英雄踏破三尺雪，浩气惊碎美帝胆。”
我们看到了艰苦的进军，和自然的严重的搏斗。但不要忘记这一切和过去帝国主义及反动统治的罪行是分不开的。他们一方面残酷地剥削藏族人民，造成了贫困、使肥沃的土地荒废了，丰富的资源埋没了；另一方面更千方百计地要把西藏地方和祖国隔离。汉藏两族人民原有充分能力去克服自然的阻碍，却一直被阻遏着交通道路的开辟。帝国主义者更捏造种种谣传，使行人裹足，在心理上屈服于他们的阴谋。我们英雄的人民军队，揭开了实情，战胜了困难，进入西藏执行着保卫边疆的任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但是支顽强的战斗部队，而且是支强大的生产部队，他们为了铺平今后两民族人民间往来的道路，我们的子弟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镐，逢山开山，逢水搭桥，在走向拉萨的途上一面行军，一面挖坑撒下树木的种子。进入西藏后，又以英雄的姿态建农场，开水渠，修堤修坝，把荒凉的旷野变成一片肥美的田地。
人民解放军的入藏不但巩固了我们各民族大家庭的国防，而且保护着藏族人民的利益。毛主席的光辉带来西藏广大人民空前的欢欣鼓舞，实现了他们渴望的团结和发展。我们看到电影上藏族人民在欢迎人民解放军和欢迎班禅额尔德尼返藏的时刻所流露的喜悦和感激，我们的心头立刻涌现出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我们和藏族人民一样欢喜，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是从心底里喊出来的，没有力量能遏制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西藏改变了它的面貌。大地上长出了结实的青稞，牧场上奔走着肥胖的羔羊。久病的得到了健康，不孕的得到了孩子。经典上所描述的，天天念诵而没有见到过的，在眼前实现了。“这是我们的活菩萨”，谁还能说不是？
这是光明的开始，藏族人民心里明亮了：他们的勤劳和虔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创造出比布达拉宫更伟大壮丽的新西藏，将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带来更大的光辉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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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举办楚文物展览
为了纪念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领导北京历史博物馆布置了一个楚文物展览，这个展览表现了当时楚国在文化上和艺术上的光辉成就。布置这个展览的目的是使观众了解到产生屈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而深入体会大诗人的思想和著作。
陈列品内容很丰富，都是中央文化部从全国各地调集起来的。主要的是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收集品，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品。南京大学和南京博物院也把他们的收藏送来展览。全部陈列品总数不下四百二十余件。内容丰富、精美，而且是难得的完整。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用品甚多。这是过去文物展览所罕见的。它们是以代表楚国人民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也足以体现楚文化的特征。
陈列品中最精最完整的，在漆器中有案、栻、耳杯（羽觞）、奁、棺、盾牌；兵器中有各种的剑、戈、矛和整个的矛、戈、铩、铁刀、盾和弩；木器中有雕板、木俑、镇墓物、船、车、乐器；铜器中有很多精致的镜子和天平一件、法码三套；其他丝织品如丝带和各种织品，也都非常美好。最值得提出的是那幅绢画。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幅绘画。画一美人，生动、细腻、有力。
从这批文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楚地文化在战国时期即已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手工业上的技术，如漆器、丝织、铜铁冶铸，艺术上的成就，如绘画、雕刻，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些都是我们在文献里找不到的。在制度方面，我们可从而知道当时的日常用具，墓葬制度，礼乐、兵制、交通用具、衡量制度，以及各种器物的装置，甚至如服装、发饰。艺术上除绢画而外，各种器物上的花纹和雕饰，生动有力，细致灵活，结构丰富，颜色调协鲜艳。楚人承袭了过去的文化艺术的传统，发展了地方的特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时代工艺、雕刻和绘画的历史前驱，产生伟大诗人屈原的文化背景。
这个展览已定于端午节——屈原的逝世纪念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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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播送特别节目
六月十五日（端阳节）是我国伟大诗人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在这天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播送特别节目。节目内容如下：一、播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为全国无线电听众讲的“屈原简述”的录音。二、播送音乐家马思聪为纪念屈原作的管弦乐“屈原组曲”的选曲，由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演奏，马思聪指挥。三、话剧演员赵丹朗诵话剧“屈原”第五幕第二场中的“雷电颂”。
另外，在同日晚十点十分到十一点的文艺节目里，还将播送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播的话剧“屈原”第四幕，由赵丹饰屈原，顾而已饰楚怀王，白杨饰南后，王蓓饰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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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
本报记者 柏生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在苏联作了三个月的访问之后，已在五月下旬归来了。
代表团从到达苏联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科学家的热情款待。代表团团长，我国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回忆说：“我们到达莫斯科车站的那一天，苏联许多著名的年老的科学家都到车站上来迎接我们，使我们感动极了。”
代表团在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塔什干等地的科学研究机关时，苏联科学家是那么热情地倾心相告。他们觉得能把自己的知识告诉我国科学家是一种最大的愉快。苏联学者们、专家们，曾经为代表团组织了内容丰富的各种报告会和小型展览。苏联科学院院长湼斯米扬诺夫院士，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秘书托普切夫院士、各分院的院长、各所所长以及著名的科学家李森科院士、亚力山德洛夫院士、潘克拉托娃通讯院士也都为代表团作了重要的报告。他们先后向代表团介绍了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苏联科学院的组织和发展等情况，同时还详细地为代表团解答了各种问题。
在苏联的日子里，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都亲眼看到了苏维埃科学的伟大成就及其创造性的发展。无论在物理学、化学、机械工程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建筑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中，或是历史学、语言学中，苏联科学家紧紧地掌握了每门科学的
“生长点”——主要环节，朝着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指示的“进一步发展先进的苏维埃科学，使它在世界上居第一位”的目标迈进。
苏联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物理学家钱三强说：苏联科学在最近十年最大的成就是原子核物理研究。这不论对科学的发展，不论对保卫世界和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重大的意义。原子核物理主要在于研究原子核内部的结构，原子核反应及基本粒子的形成和它们之间的作用。原子核物理研究的最后目标是认识原子核的构造和利用原子核中的能量（这种能量要比通常的化学能量大百万倍）。原子核反应所产生的副产品——放射性同位素已广泛应用到化学、生物、医学、农业、冶金、地质、考古等方面。电子学的研究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没有电子学的研究，近代的大规模的原子核物理的研究是不可能的。电子学的研究在机器的自动化、远程控制以及近代的通讯技术上起着重大作用。关于固体物理的研究，半导体是一个重点。半导体可以充做整流器，还可以代替真空管放大，同时最主要的是它的光电和热电效应。这样就为太阳能的利用开辟了道路。化学家彭少逸着重指出：苏联在化学方面，着重在合金、盐类资源、石油、煤及天然气、高聚物化学等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解决了重要的工业原料，如新型的轻金属合金、肥料、动力燃料、人造橡胶、人造纤维、塑料等的原料和制成品。
至于数学研究工作，数学家华罗庚说，苏联数学研究是多方面的，这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苏联着重计算数学方面的研究，使数学的研究密切结合国家的建设。苏联数学家希望中国的数学工作者尽量培养年青的研究工作者，把其中极大部分放到对祖国建设有直接意义的数学部门中去工作。
苏联科学在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等方面，亦有重大的贡献。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说：苏联科学家在斯密特院士宇宙演化论学说指导下对大地构造研究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地震预告方面已经找出了门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在这方面至今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苏联科学家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出了地震的规律，因此就能进一步进行地震预告的研究工作。此外，苏联科学家并有重点地研究了小区域的地震，针对着当地地震的特征，作出抗御地震的措施，这对于共产主义建设有很大的贡献。在地质学方面，地质学家张文佑说：苏联地质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是在于发现新矿藏，使地下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因此，一切地质研究工作都和矿产的勘探密切联系起来，以便寻求成矿的规律。由于锰矿沉积规律的发现，苏联科学家在卫国战争中发现了新的锰矿，扩大了钢铁工业。由于含锡石硫化矿脉规律的发现，又解决了锡的资源问题。苏联正在以大力发展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的研究，加强新地区资源的探测工作，以满足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水文和工程地质研究工作，也是围绕着共产主义建设的课题进行的。在天文学研究工作方面，天文学家张钰哲说：苏联科学家借红外光谱观测、研究了火星上的植物存在问题。
苏联在电机和机械工程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电机工程学家陈荫谷说，目前苏联电机工程着重研究动力资源的发展。苏联在水力涡轮、高压汽力涡轮和直流输电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在机械工程方面，机械工程学家于道文说，苏联主要是制造高生产力的高速度机器；应用新的计算方法和实验方法，确定机器中的应力、变形和振动，以提高机器的寿命和减低成本。同时在加工过程的理论和自动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苏维埃建筑的特色。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在我未去苏联以前对于这一点认识得还很模糊，但我在苏联和苏联建筑学家们的接触中，明确地认识了：关心劳动人民，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苏联的一切建筑都体现了这个重要原则。同时我进一步认识了什么是民族形式。在苏联，一个建筑师不但要给人民建筑舒适的房屋，在建筑上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并且使每一个民族的建筑物都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来。这和资产阶级的建筑学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苏联的都市建设，不仅表现了建筑师的思想性，也表现了建筑的整体性——它是一个由无数组成部分综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谈到建筑的计划性时，建筑学家曹言行说，苏联在建筑工程方面已做到设计标准化、材料工厂化、施工机械化。
人们都知道，在苏联，生理学是极其发达的一门科学。在一九五零年巴甫洛夫学说会议以后，巴甫洛夫学说更加明确地被认为是苏联生理学的指导思想。我国生理学家冯德培和沈霁春在参观了苏联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各重要生理学研究所以后，更具体地认识了苏联生理学的丰富内容和广阔境界。他们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指明了在所有有神经系统的动物中，一切身体功能是和神经系统的最高部分相联系的。这个学说强调有机体的整体性，重视有机体和环境的关系，要在动物的实际生活活动中研究其生理过程，如条件反射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的主导思想，保证了生理学向着联系实际的正确方向发展。同时，因为它打破了西欧传统的分析生理学的局限，又为生理学开辟了新的天地。
实验生物学家贝时璋、动物学家朱冼、植物学家吴征镒介绍了米丘林学说、巴甫洛夫学说、勒柏辛斯卡雅学说在苏联的发展情况。贝时璋说：“苏联生物化学是完全服务于人类的。科学家们不仅研究了最简单的蛋白质，也研究了各种有机体和控制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问题，因为它们都和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蛋白质、酵素及新陈代谢的研究，是苏联生物化学的生长点。在蛋白质的研究方面，苏联生物化学家已经能够将蛋白质分解后又综合为蛋白质；同时研究了维他命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朱冼说：苏联关于动物的研究工作也都和生产建设结合起来。动物学家研究着如何把对人类有益的各种动物繁殖起来，例如把苏联北方的鱼移到南方去养育，可以增产五倍。又试验稻田养鱼，不仅增加鱼的产量，也增加了水稻的产量。吴征镒说：为了改造大自然，苏联科学界把米丘林学说运用到了植物学的各方面，深入认识生物的特性及其生活环境，并进一步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规律。苏联植物学的研究范围是很广的，从低等植物的研究进而到高等植物的研究。在改造大自然的伟大工程中着重研究种植防护林、改善地理环境以及各种植物对土壤的影响，提高土壤肥沃性的问题。对
一个生物种由另一个生物种产生出来的问题，苏联生物学界也进行了研究。三十多个实际例子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植物可变为相近的他种植物。如小麦种在高山上，在低温下大部分都会冻死，留下来的只有很少部分；但剩下的几株小麦中可生出黑麦种子来，如把它种到泥土里又可生长出黑麦来。同样，在条件改变以后，同一株小麦上可长出不同的几种麦子。
谈到苏联土壤学，土壤学家马溶之说，研究土壤的规律，改造大自然，改良施肥的方法，以提高农产品的收获量，是苏联土壤学家的基本任务。目前苏联土壤学家对全苏土壤规律都做了研究。在改良土壤构造上，采用了大草田轮栽法，增加土壤的腐殖质，以提高产量；把豆科和禾木科植物混种在一起，造成腐殖质。在乌克兰已有三千个集体农庄实行了大草田轮栽。在施肥研究方面，苏联有新的成就，例如在棉花叶子上喷磷叶肥，可保证棉花的产量。在乌克兰试验在甜菜地里施锰肥，一公顷可增加产量七十公担；加了锌肥，可使含糖量提高百分之零点五到二。这种方法对我国东北的甜菜种植有很大的帮助。
苏联在医学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医学家薛公绰和沈其震说：苏联医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它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健康，保证共产主义建设。例如，为了消灭蚊虫，苏联医学家研究了蚊的生活规律。根据条件反射观察了人的中毒现象。研究了矽肺的治疗法。在著名医学家勒柏辛斯卡雅的领导下，苏联医学界研究了小苏打对动物发育所起的作用及其对新陈代谢的功能。
谈到苏联史学研究的现状时，历史学家刘大年说：苏联史学家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阐发；对苏联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十分重视。他们尤其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新的思想成果来研究历史。在另一方面，苏联史学家十分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曾决定把第一流的汉学家集中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来。目前苏联史学家们已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问题的著作，他们对中国的古典历史著作如“史记”“汉书”等非常熟悉；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俄国大汉学家比丘林翻译的“资治通鉴”，苏联准备在今年出第二版，并准备在明年开始翻译“史记”。许多苏联青年怀着高度的热情，致力于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
语言学家吕叔湘和教育学家张勃川分别谈述了苏联语言学工作的成就和苏联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吕叔湘说，苏联语言学家目前正在从事语言的规范化的研究。张勃川说：在苏联高等学校里面，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如何结合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教学工作都是在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在我们的高等学校中，大家对这个问题在思想上还没有明确起来。在苏联高等学校中是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每个教师必须不断地提高科学水平，否则就被认为不宜做教师。
从伟大光辉的苏维埃科学中，我们的科学家们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
代表团代表、历史学家张稼夫指出，这次代表团最大的收获是学术思想方面的深刻体会。每个代表对苏联科学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特别深切。每个苏联科学家的业务虽然不同，但他们都努力学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这已成为他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方面。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掌握本门科学发展的规律。从这里，我们的科学家们体会到要切实结合自己的业务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研究科学的武器。在理论和实际结合方面，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有深刻的体会。在代表团未去苏联以前，大家在思想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口头上说理论必须结合实际，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把这个重要原则忘掉了。这次在访问苏联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很自然地解决了。张稼夫说：在苏联，科学研究经常是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科学研究机关都和生产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科学家们不断地用新的科学成果去推进生产，反过来又以生产实践的经验来丰富科学研究工作。这就使科学研究和生产建立起创造性的合作。张稼夫又说，苏联科学的目的性是极为明确的，这给代表们以很大启示。苏联科学的目标在于更深地了解和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使科学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建设服务，为不断地增长着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服务。
代表团团长钱三强也指出了代表团在访苏期间的巨大收获，着重说明了苏联科学的整体性。他说，苏联各门科学都是紧密配合起来的，以共同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代表们从苏联科学家和苏联人民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的友爱和对科学刻苦钻研的精神中，也获得了最好的教育。代表们说，为了答谢苏联科学家和苏联人民的盛意，他们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在苏联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祖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来，更好地建设祖国。同时，他们表示，今后要为加强中苏两国科学家的友好合作而努力。（附图片）
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等在莫斯科车站欢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
（前排：右为涅斯米扬诺夫左为钱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