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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发表四十周年
唐振宗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的正确的解决，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斯大林和列宁一道，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创造了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完整的体系。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已成为各民族友爱团结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以至丧失了民族独立与民族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斯大林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上对民族问题最重要的著作，是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列宁曾给它以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著作中“首屈一指”的论文。列宁一再地称赞斯大林的这一著作“好极了”。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是一九一三年在布尔什维克“教育”杂志第三至第五期上发表的。同年，列宁在他所起草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夏季会议所通过的“民族问题决议案”中概述民族问题在当时显得特别重要的原因时写道：“黑帮民族主义的猖獗，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民族主义倾向的增长，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中间民族主义倾向的加强——凡此一切在现今都把民族问题提到显著的地位。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形势（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犹太工人同盟、取消派等取消党纲底企图）迫使党对这个问题还要更加注意。”这就是斯大林写作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所处的时期。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也对当时的情况，作了扼要的分析说明。当时，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在反政府派知识分子中所引起的对革命的消沉颓废，一九○五年以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宪制”运动的影响，从上层兴起的黩武民族主义的浪潮以及民族高压政策所激起的来自下层的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逆流，这一些情况凑合在一起，就使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汹涌。为了不使群众为流行的颓风所传染，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高尚的使命，给予民族主义以打击。但是当时并非所有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已明白认识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因此，斯大林指出：
“显然，我们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周密的讨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一致努力来消除民族主义的烟雾，不管这种烟雾究竟来自何方。”“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写作和发表，正是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这部著作中，用雄劲的笔调，鲜明地对比了民族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和两种纲领。一种是第二国际的，一种是列宁主义的。斯大林在这部著作中粉碎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唯心主义的民族观点，揭露了用社会主义词藻掩饰起来的民族主义，抨击了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斯大林系统地提出了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表现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与科学性。为了从根本上推翻第二国际关于民族问题的谬论与反动纲领，斯大林对民族的概念和民族的产生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以论证布尔什维克党不应为纸上“民族”而应为行动着、运动着的民族制定自己的纲领。斯大林给民族下了科学的定义，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同时，斯大林着重指出，把上述种种特征中任何一种特征单独拿来，都不能作出一个民族的定义。只要这些特征中缺乏一种特征，那民族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只有一切特征通统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斯大林指出，民族不是人种的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一定历史时代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形成的。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这就是说，民族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其基础的，民族的联系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列宁在一八九四年批评米海洛夫斯基认为民族联系是氏族联系的继续和综合的反科学的观点时，就曾经说过：在俄国的封建时代，当时国家完全建立在地方团体上，当时国家分成为个别“领土”，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侯国，这些侯国保存有管理制度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有自己特别的军队，特别的关税等。这时是说不上真正民族联系的。只有当俄国历史的新的时期到来时，从前分散的区域、领土和侯国才真正在事实上溶合为一个整体。这种溶合并不是氏族联系所引起，也不是氏族联系的继续和综合所引起，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加强的交换中逐渐增长的商品周转，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为一个全俄市场所引起的。列宁说，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业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斯大林于一九二九年在他所著的“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书中把这种民族明确地叫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命运紧密联系着，一旦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民族也就跟着消灭。
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相反，第二国际理论家石普林格尔认为，民族是由一些思想共同和语言共同的人们所组成的集体，是一群现代人所组成的一个与“土地”无关的文化共同体。另一第二国际理论家鲍威尔甚至认为民族是基于共同命运的共同性格的人们的总和。这些“理论家”们把民族特点与生活条件彼此隔离起来，就使民族脱离它的根基，抹煞了民族内部的阶级构成，把它变成一种驾空的神秘的东西。第二国际的民族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
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纲领。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透彻地论证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民族自决权。斯大林指出，当有些民族胜利地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时候，而有些民族却处于被排挤的地位，这就产生了民族压迫。为反对这种压迫，被排挤的民族就用民族运动来对付统治民族，作为民族运动主角的是资产阶级。这时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是市场问题。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动作起来的目的，在于保证自己的市场，以销售自己的商品，打破别族资产阶级的竞争。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要起来反抗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时，它就求助于“下层同胞”，高喊起“祖国”来，把它私自的事情假冒为全民的事情。它从“同胞”中招募自己的军队。这样的民族斗争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斗争。但是无产阶级也会为反抗民族压迫政策而奋斗。因为民族压迫使工人受到更多的损害，阻碍工人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民族压迫还往往进而挑拨各民族相互残杀，破坏工人团结事业。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就主张民族自决权，以此来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布尔什维主义为民族自决权而奋斗，是要把民族压迫政策消灭，以便破坏各个民族互相斗争的根基，使这个斗争减弱下去，使这个斗争减少到最低限度，使这个斗争最高限度地无害于无产阶级。民族自决权并不能最终解决民族问题，斯大林说，
“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才能奠定完全的和平。”民族自决权是觉悟的无产阶级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纲领。
第二国际的民族问题纲领，不是民族自决权，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民族自治”。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主张，在存在民族压迫制度的国家里，每个民族，不论属于它的每个人是住在什么地方，是属于那一个阶级，都构成一个为国家所承认的掌管各种民族文化事务的总的民族联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护少数民族底文化利益，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停止民族纠纷。这是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这是一种巧加掩饰的民族主义，这是保护帝国主义国家的完整、辩护民族压迫的正当合理、拆散工人团结统一的反动的民族纲领。
追随在奥国社会民主党后面的，有俄国的崩得分子、高加索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他们都是主张民族自治的。崩得分子抄袭奥国民主党人的民族纲领，主张犹太人实行民族自治，主张保障犹太人的一切特点，甚至保全显然对于无产阶级有害的东西。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隔开。这样的民族自治，结果走上了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分子甚至主张犹太工人破坏波兰工人的罢工，引导犹太工人做起工贼来了。这就是民族自治的逻辑和归宿。
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不是学院式的问题，民族问题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是个实践的问题，是生活本身的问题。民族问题的解决，应该注意到民族中多数人的利益，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只有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使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崩得分子的错误，就在于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不顾整个俄国具体历史条件，轻易援用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
斯大林在批判了崩得分子、高加索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之后，提出了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正确办法。
当时俄国，是沙皇统治时代，是一个有着最反动的国家制度的国度，列宁曾经说过，“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牢狱”，因此，斯大林指出，“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
对于因内部和外部情况的配合，俄国某个民族认为必须提出并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的时候，斯大林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即主张民族有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布置自己生活，甚至分离出去的权利。不过民族问题究竟是个“从属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因此，它一方面为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而奋斗，一方面又进行鼓动，使该民族中的劳动人民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问题的解决符合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符合于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利益。
对于留在整体范围内的民族，斯大林指出，唯一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区域自治，而不是民族文化自治。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面的一定居民，而不是没有地域的驾空的“民族”。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大家按民族标准实行划分，它不是巩固民族间的隔阂，而是要破除这种隔阂，并把居民统一起来。最后，区域自治使大家可以最完善地利用本区天然富源，发展生产力。这样的区域自治，把各个民族吸入总的文化发展轨道，帮助他们跳出民族闭关自守的范围，推动他们前进，使他们易于接受更高文化的成果。这些作用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
对于散居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必须以国家完全民主化为基础，在一切权利方面实行民族平等，禁止所有一切民族特权，消除所有一切拘束或限制少数民族权利的事情。只有这样才是对于少数民族权利的真正的保障。
关于党的、职工会的组织形式，斯大林指出，必须是以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组织形式，而不是民族性的组织形式。前者是培养同志感情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一种最强有力的鼓动；而后者则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顽固性的学校。
总之，民族自决权、区域自治、在一切权利方面实行民族平等、工人国际主义团结原则，是解决当时俄国民族问题的几种要素。
斯大林的这些提示，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的民族政策的基础，是解决苏联各民族合作问题的基础。伟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解放了俄国各族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指导下，消灭了民族压迫，确定了民族平权，终止了各民族的仇视。苏联成了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马林科夫在追悼斯大林的时候，总结斯大林在解决苏联民族问题方面的功绩说：“我们的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克服了过去各被压迫民族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把苏联所有的民族团结成一个兄弟友爱的大家庭，并建立了各民族的友谊。”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反映了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长着的年代关于民族问题所发生的原则争论。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和纲领的基础、提供了解决民族问题方法的典范。这一著作的天才理论，在十月革命后每一新的时期，斯大林都给予了新的论证和新的发展，因而今天显得更辉煌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已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经验所证明，已为人民民主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和整个历史进程所证明。
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就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以及斯大林的其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不朽著作中接受了指导，吸取了力量。斯大林教导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时候，必须顾到那些行动着、运动着，因而使人们不能不顾到的真实的民族。斯大林教导我们，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法的问题提法当作唯一正确的提法，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毛主席运用斯大林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胜利地解决着我国的民族问题，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我们当中，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好地领会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教诲的。表现在民族工作上，有的人还未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去看待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工作，还不善于从少数民族的具体条件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大民族的情况和条件出发，结果，他们不是把民族工作做好了，而是做坏了。这种情况，说明了加强学习斯大林的民族问题学说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对于我们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必要。
斯大林毕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论列宁主义基础”、“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民族问题理论家。我们要认真地学习斯大林的学说，用斯大林的学说把自己更好地武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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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第五军政治部文工团在京首次公演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十日在北京首次公演，这次演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主持。到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兆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余心清、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副主席阿旺嘉错、佛教代表格桑活佛及文化艺术界人士王兰西、沙可夫、欧阳予倩、徐悲鸿、张天翼、陈企霞等八百多人。
演出前，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兆炳致欢迎词，他首先代表军委总政治部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五军（原新疆民族军）过去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有着很大的成绩。一九四九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积极地担负了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有着很大的贡献。这支年青部队的成长，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和睦友爱的大家庭，也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的辉煌成就。他又说：新疆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各民族都喜爱音乐舞蹈，他们根据各民族生活和斗争的特点，创造富有民族风格的独特的音乐舞蹈，丰富了我们祖国的文艺。
接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文艺工作团团长海米托夫·普阿提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献旗献花，由军委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代表接受。
这次演出有二十一个节目。大合唱“领袖万岁”和“歌唱朱总司令”，由新疆著名作曲家阿布利克木指挥。“伟大的人物”是阿布利克木所作的维吾尔族歌颂毛主席的歌曲。维吾尔族歌舞“自由的时代”、哈萨克族歌舞“在幸福的怀抱里”、维吾尔族民间歌舞“美丽的祖国”，都是表现新疆民族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的。这些充满着民族色彩和民族风格的歌舞，洋溢着边疆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和伟大祖国的热爱。哈萨克歌曲“我们为了和平”，表现了边疆人民热爱和平和保卫祖国的坚强意志。节目中还有新疆名演员枣合拉的维吾尔族古典舞——手鼓舞，名演员阿不都古里的“锁呐独奏”，受到观众的极大赞赏。节目中新疆各民族的古典歌曲和古典舞蹈占了相当的比重，这表现了该团十分注意吸取民族的遗产。该团艺术指导、新疆名歌唱家阿不都沃力改词的维吾尔族古典集体舞——道朗舞倾吐了过去所受的苦难，歌唱了翻身的欢乐。赛都拉配词的维吾尔族古典歌曲“向朝鲜致敬”，歌词的内容是请可爱的百灵鸟把中国人民的问候，带给朝鲜人民英明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及朝鲜的军队和人民。根据维吾尔族古典民间舞编的“欢庆四十团渠放水典礼”，歌颂了在戈壁沙滩上挖修水渠把荒地变成良田的伟大劳动业迹，热情和健康的气息强烈地感染了观众。最后全体团员演唱了新疆著名的维吾尔族古典乐曲十二木卡木的第一节第一段。民族的色调、质朴的词句、以及音乐中明朗和谐的旋律，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文艺工作团是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成立的，团内的成员包括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柯尔克兹、锡伯、索伦、回族等九个民族的演员。他们曾配合各项任务，进行演出。一九五二年，他们在参加农业生产建设中，创作了五十多个歌舞和九个戏，反映了部队的生产运动，这次演出的“欢庆四十团渠放水典礼”，就是其中之一。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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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西藏军区编译委员会编译工作有良好成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所属的编译委员会，一年来在编译工作方面已取得良好成绩。编译委员会自一九五二年初成立以来，先后编译藏汉两种文字的文件约二百五十多种，并编著了许多有关西藏的历史文献，如汉藏亲密关系的史料和历代达赖班禅简史等。此外，编译委员会还担任了“藏文新闻简讯”的翻译工作，又为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拉萨小学编译了很多新的藏文课本和教材。
参加编译工作的人员，工作热情都很高，有些年纪大的人和青年人一样，坚持了八小时的工作，有时为了赶译“藏文新闻简讯”，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天还抽出一小时来学习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其它民族政策文件，并经常举行时事座谈和编译业务研究会。
编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西藏著名学者、活佛、喇嘛以及从内地到西藏的语文工作者。
西南军区部队文化学习大会考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文化学习大会考已在五月底结束。从目前已评出的部分试卷来看，学员们一年来的文化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四川军区直属队学员会考成绩的总平均分数为：语文八十二点八分，自然九十四点四分。四川军区直属干部补习学校初中甲一班学员的代数成绩总平均为九十九点四分。西康军区干部补习学校初中班百分之六十二的学员将得到成绩优良证书。
目前，各个教学单位都很重视会考后的复习工作，针对考试中发现的文化学习中的薄弱部分进行补习。
西南军区政治部“人民战士”报六月一日发表社论，号召各级领导把文化教育的现有成绩巩固起来，把文化教育工作坚持下去，使它成为长期经常的任务。
福建军区部队文化教育工作有很大成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所属各机关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获得很大成绩。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经过一年的文化学习已初步打下了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的基础。
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保证文化学习的顺利进行，福建军区曾经抽调和训练了大批干部和知识青年参加文化教育教学工作，建立了许多文化补习学校与速成识字班，印发了大批课本与通俗读物。
在学习中，许多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和战士发扬了互助友爱的精神帮助文化水平较低的进行学习。驻守在沿海和海岛上的部队在执行警卫任务中也坚持了文化学习，并想出种种办法克服教学器具和课堂不足的困难，他们有的利用大树荫下当课堂，下雨天撑着雨伞、遮着油布进行教、学；有的把生字写在纸上，贴在工事口上，移防时写在路旁，或编成快板、“顺口溜”，进行复习；有的用漆布代替黑板。
福建军区在文化学习中还出现了张岫昆、王礼燕等高玉宝式的文艺战士。他们都写了三、四万字或十多万字的自传体裁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在最近举行的福建军区文化教育展览会上展览时，受到观众一致的赞扬。
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闭幕
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已在七日闭幕。大会经过四天竞赛，在六十多项比赛和表演中获得了不少优良成绩。男子三千公尺长距离赛跑运动员刘增贵（成绩九分四十九秒四）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女子跳高和女子一百公尺赛跑也都获得很好的成绩。上海市公安部队在摩托车表演中，表演隐蔽驾驶，腾跃壕沟，通过火阵，副车悬空换胎等技术都很精彩。在这次会上，参加男子五千公尺竞走表演的，有七十一岁的顾镛和七十岁的王贵山。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建国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表扬了运动员们的优良成绩和团结友爱、互相学习的新体育运动作风；并鼓励运动员要把体育活动经常化，为更快地提高体育的技术水平，促进人民的健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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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的报纸工作是思想工作。它应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不调和性在报纸上进行思想斗争。而进行思想斗争的最好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必须正确地掌握这样一个方针，即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为什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为什么要采取积极而稳步的方针？所谓积极而稳步的标准又是什么？远在中共中央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中央决定）中，即已有深刻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中央决定中指出，为了揭露和消除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为了完成新中国建设的任务，吸引人民群众公开地及时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而中央决定中特别规定要采取积极而稳步的方针，其标准就是，一方面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这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必须欢迎和领导正确的批评而反对破坏性的批评。近数月来各地报纸的实践证明：凡能切实依据这一方针，密切结合当前各项工作的批评就开展得比较稳当和经常。在这方面，东北日报是作得比较好的。
说东北日报作得比较好，并不是说没有缺点。如三月四日的东北日报，在“鞍钢全面检查基本建设准备工作”的报道中，就提出了反官僚主义斗争要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但并没有以此为起点对基本建设准备工作中的好坏典型事例，积极地连续地展开宣传和批判，以加速完成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又如三月四日批评鞍山市不重视贯彻婚姻法运动和三月二十日批评鞍山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不深入。据鞍山读者反映这两个批评是不够恰当的，该报把这两个运动办公室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都说成为是由于市的领导方面不重视的结果。而鞍山市春季爱国运动规定从三月十五日开始，而该报在三月二十日即批评该市领导方面没有整顿基层卫生组织，没有把全市群众动员起来。
虽然，东北日报在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中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它的批评还是比较经常和比较稳重的。
东北日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开展得比较经常，就是因为比较注意结合了国家各项建设任务。东北日报对国家各项工作的报道所以比较有力，也正是因为它比较注意掌握了积极而稳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从去年十二月三日以
“绒衣积压事件”为起点而展开的对国营商业部门供给制思想残余和缺乏经济核算观点的批判。这个批判一直继续到最近对商业部门的清产核资工作、经营管理工作、讨论计划和完成国家商品流转计划与财务计划的报道中。在这些报道中，该报一方面批评了商业系统中清产核资工作不平衡不彻底、光清库不进货，以及未完成四月份计划等等缺点，并指明商业系统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必须切实发动群众把清产核资工作贯彻到底；另一方面，对各省市商业厅、局积极领导，争取完成第二季度任务，和凤城百货公司结合反官僚主义和反供给制思想残余，充分发动职工讨论计划等等范例，也进行了适当表扬。其次，在结合基本建设报道上，从四月十日到五月底，曾连续发表四次短评，提出必须反对等待、依赖、无人负责、浪费及忽视工程质量的现象。从五月十五日起，该报更辟了“大力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建立和健全责任制”的专栏，指明要逐渐克服各种无人负责现象，就必须全体职工树立责任制观念，并建立必要的责任制度。其他如在发动群众讨论生产计划加强计划管理方面，以及在推广肇源丰产经验方面，都通过好坏典型事例，进行了对比宣传和思想批判。正因为这是以积极而稳步地改善我们国家建设为目的的批评，而不是破坏性的批评，不是为批评而批评的批评，所以，东北日报的批评就开展得较为经常。
东北日报不但自己注意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比较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还在四月四日和五月十二日两次以“报纸述评”的形式，提醒该区各省市报纸：要密切结合当前各项工作系统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组织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道。
东北日报在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所以能获得一定的成效，主要是由于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在今年二月再次强调提出开展报纸批评之初，有些报纸编辑部并没有很好注意检查自己工作，端正工作人员对批评的认识，因而在展开批评之后，不是依旧软弱无力，就是急躁从事，或者很不经常。东北日报编辑部首先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并在四月十九日发表了他们自己“关于处理读者来信工作的检查和检讨”，在检讨中更具体地指出，由于对中央决定的深刻意义认识不足，“长久以来，我们对读者来信对于我们党的政府的经济机关的工作缺点的批评，采取了过分依赖这些被批评者的上级领导机关处理的态度。”因而把“许多重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性的批评或揭发信件被漏掉或沉没在无限期的‘调查’中”。“这种作法实质上是怀疑群众批评的真实性，有时是和那种藉口批评和事实的某些出入而拒绝批评的正确部分，希望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而愿意‘私下了事’的不正确态度相妥协。这显然是不符合党中央决定的精神的。”“实际经验也告诉我们：经过我们这样‘从下面’转送有关机关查复的群众批评信件，常常并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有的群众批评信件辗转落于被批评者之手，造成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事情不在少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应该发表的批评，及时地公开发表出去，使被批评的现象置于一切有关机关和广大群众的共同监督之下，求得问题的迅速彻底解决。”在三月十四日该报的社论中，除分析批判了过去公开的群众性的批评所以没有经常地很好地开展，主要是由于编辑部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原因外，更提出：“同时，在公开批评日益开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教育全体编辑、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学会与善于区别正确的批评与破坏性的批评。我们所提倡的批评是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是要用同志的语调、人民群众的声音来讲话，是为了更加巩固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而反对与此相反的批评，即中央决定中指出的：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六月曾经指出苏联当时出现过一种不良的倾向，即‘把自我批评变为中伤我们经济工作人员的手段，变为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丧失威信的手段。’今天在我们报刊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们应当注意防止。”正因为东北日报编辑部比较注意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批判，端正了对批评的认识，重视了群众批评；所以近一个时期在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中，就作得比较经常比较适当。
第二、在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中，有些报纸只注意运用典型事件教育干部群众，而很少注意解决干部在开展批评上的思想障碍。东北日报更注意从思想上、原则上批判对待报纸批评的各种不正确认识，为开展经常性的公开批评清扫道路。如三月十四日和四月十九日发表的“经常在报刊上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是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强大动力”，和“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祖国经济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等社论，就曾反复地阐述了开展群众性批评对国家建设之重要性。在前一篇社论中，对于拒绝批评的各种藉口，更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例如，在批判“内部解决比公开批评好”的藉口时指出，支持这个不正确论点的理由是：“公开批评会使领导处于被动”、“会损伤干部的情绪”等等。社论指出：“所有这些理由，都来自同一的思想根源：即把有原则性、有建设性、与人为善的公开批评看成是一种消极的因素，抹杀其巨大的积极意义。”“过去很多的事实说明：一些重大的带有原则性的缺点与错误，仅有‘内部解决’而没有群众性的公开批评，往往‘解决’不了，在某种意义上还助长了缺点与错误的发展，更谈不上教育广大干部与发挥广大群众对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了。反之，当人民群众揭发、批评了领导的缺点与错误，常能促使领导主动地采取有效办法来改正这些缺点与错误，为什么反而会使领导处于被动呢？如果一个领导者受到人民群众的公开批评，而不去改正缺点与错误，那末，他们‘处于被动’又有什么可怕呢？一个干部经过群众的公开批评，真诚地改正了缺点，使自己更健康起来，应当情绪很好，为什么反而会‘损伤情绪’呢？如果这个干部不肯改正缺点和错误，并因而闹了‘情绪’，那末，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又有什么宝贵的呢？”社论在以深刻的事实说明目前在我们某些党的领导机关中，流行着对领导干部的缺点与错误采取“内部解决”的一种风气后，又同时指出：“自然其中有一些是可以内部解决的，我们也并不需要把任何一件家常事务都拿到报刊上来批评讨论，但今天‘内部解决’已成了某些人杜绝公开批评的藉口，这就成为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了。”再如社论在批判“自下而上的批评往往不容易正确，因此要特别慎重，要严格审查”的藉口时指出：“从表面上看，这些同志并不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仅仅是为了‘慎重’而已。”“但是有些同志‘慎重’的主要意图并不在此，他们思想的深处，还隐藏着对今天广大工农群众的觉悟与智慧不信任，认为他们眼光狭小，不能分辨是非，容易胡说乱道，或者怕自己在群众面前作公开检讨会丢面子，因而在实质上，他们并不赞成群众性的公开批评，这是异常错误的。”东北日报在社论中对于上述各种藉口的分析批判，初步扫除了批评中的思想障碍，这就为报纸批评创造了比较顺利条件。
第三、报纸批评能否正确展开和经常化，还往往决定于一些被批评的负责干部如何对待党报的批评。一个负责干部受到了批评，如果他对这一批评是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很正确地公开检讨，这就是对群众批评的很大鼓舞，并为其他被批评的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使报纸批评能够继续顺利地开展下去。反之，如果他大发雷霆，或者抓着批评中个别有出入的事实而否认整个批评的精神，或者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总之只要不是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群众的批评就会受到挫折，报纸批评就会中断或消沉下去。东北日报所批评的几个负责干部对报纸的批评是采取了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的。东北日报对这些负责干部立即加以表扬，把他们的公开检讨刊登在重要地位；并且专门为他们的检讨写了社论，加了重要的编者按语，使读者从这些负责干部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中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如何在东北地区正确地贯彻着，因而大大鼓舞了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如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同志和原东北贸易部部长王兴让同志等，在受到报纸批评后，即以主动、诚恳的革命态度，迅速作了公开检讨（见三月十四日、二十四日东北日报）。他们的检讨，既不是就事论事敷衍了事，也不是只怕抹煞成绩突出缺点，更不是斤斤计较枝节事实出入，而是联系思想，深刻揭发，分析原因，提出改正办法。因此，东北日报在发表他们的检讨同时，即在社论和编者按语中，分别对于他们这种勇于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予了鼓励。如该报在刊登韩天石同志的检讨时所发表的社论特别指出：“鞍山市委的领导同志，在对待报纸批评中曾经犯过原则性的错误，现在他们以共产党员的负责态度检讨了这个错误，取得了教训，找出了改正错误的门路，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人民日报对鞍山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了正确的公开批评，市委的同志亦做了公开检讨，这样会不会减弱鞍山市委的威信和力量呢？这是绝不会的，经过这次批评与检讨，我们认为鞍山市委的领导同志定会把自己的政治水平提高一步，经常注意吸收来自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及时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只能是加强鞍山市委的威信和力量，只能是促使鞍山市委在领导全国注目的鞍钢的大规模建设中，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在发表王兴让同志的检讨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指出：
“这个检讨不是仅仅在本报所批评的那一件具体事情上检讨了事，而是从这件事情发掘出造成错误的思想根源，进而检讨了这种思想根源所造成的其他错误，并且分析了这些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东北日报把这些对待报纸批评采取正确的革命态度的同志，作为突出的范例，这就大大鼓舞了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在报纸上能继续展开。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即报纸批评能否正确展开和经常化，几乎完全决定于党委对待报纸批评和对待群众批评的态度。有些报纸的批评所以不能正确展开和经常化，就是因为所属党委没有积极地领导和支持报纸批评，没有及时教育和纠正报纸工作人员在批评中的某些偏差，没有鼓励报纸工作人员顽强地坚持正确的批评，就是说没有充分贯彻对待报纸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东北日报所以能经常结合工作，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则主要是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积极地领导和支持了报纸的批评。东北局一向是重视运用报纸进行工作指导的。过去三年来曾召开过三次省市报纸工作会议，每次会上都教育报纸工作人员必须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今年展开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后，东北局又在二月底特为检查读者来信工作、开展报纸批评召开了省市报纸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同志作了详尽的指示。在报纸工作座谈会后，东北局又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并讨论了开展报纸批评的问题。根据会议上对报纸批评的反映，东北局指示东北日报编辑部写了“经常在报刊上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是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强大动力”的社论。此外，如在严肃处理鞍山“工人生活”报批评受阻碍等等问题上，也都表明东北局正确领导和积极支持报纸批评的作法，对加强东北日报的思想工作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报刊的力量就在于：共产党领导着它、指导着它的全部活动。报刊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之进一步提高，直接取决于各级党机关对报刊的领导水平。”（伊里切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经常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我们的报纸说来还是一个开端。同时，前进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就需要各地党委以及各地报纸吸取东北局和东北日报正确领导批评和结合工作开展批评的经验，积极而又稳步地耐心改善批评工作，逐步加强报纸的思想斗争水平，以推动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