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幸福的苏联儿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教育部第一副部长 杜伯洛维娜
苏维埃国家认为关怀儿童是自己神圣的职责。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共产主义灿烂的明天。儿童是我们人民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的具体表现。
早在伟大的列宁所签署的最初一些法令中，就可以看到对于儿童的父亲般的关怀。从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建立的最初时期起，儿童就越来越幸福了。
在苏联，“母亲”这两个字是使人引以自豪的，苏联母亲的地位被提得很高。在我们国家里，认为尽母亲的责任，对于国家、社会是一种功劳。对于多子女的母亲，政府授予“母亲英雄”的光荣称号、“母亲光荣”勋章和“母性”奖章。
在苏维埃国家里，尽一切可能使得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妇女，在不妨害自己健康及儿童的生命和健康的情况下，能够从事生产工作和社会工作。
国家对于多子女的母亲和单身母亲，给予大量的物质补助。自一九四四年七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对孕妇、多子女的母亲和单身母亲增加国家补助的法令以来，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国家已为妇女拨出了一百四十三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卢布的补助金。
产科医院、妇科询问处、免费医疗及对产妇的关怀照料，这一切都是为了出生婴儿的健康，使他们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生活在爱抚和关怀之中。
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到处都设有托儿所，母亲们可在自愿的原则下，把三岁以下的孩子送进去。她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去给自己的孩子喂奶，下班后把孩子领回家去。
现在苏联全国托儿所共抚养着三百多万儿童。托儿所有设备良好的房舍，设备经费全部包括在国家预算之内。父母仅为孩子缴付极小的一部分生活费，其数量由他们的收入多少而定。
如果根据医生意见，儿童需要疗养几个月，甚至一年，疗养期间一切费用也由国家负担。
国家对于母亲和儿童这些关怀，使儿童死亡率大大减少，出生率大大提高。儿童死亡率比一九四○年减低了二分之一以上。现在，苏联人口每年要增加三百多万。
我们的孩子是在家庭和国家的殷切关怀之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到了三岁，幼儿园便打开大门迎接他们。旧俄时代，幼儿园寥寥无几，一共只有二百八十五所，经费来源主要依靠私人和慈善机关。收容的孩子还不到五千个。且费用极高，劳动人民的子弟根本没有进去的可能。
可是现在，单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就有一万七千余所幼儿园，教育着九十多万学前的儿童。
农忙期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设有夏季露天幼儿园，大约可以容纳九十多万儿童。虽然有了托儿所和幼儿园，但是丝毫没有减少家庭教育的意义。家庭教育在苏联有着崇高的地位，家庭教育充满了新的深刻的意义，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家庭要协同国家教育机关，共同完成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年青一代的神圣任务。
和托儿所一样，幼儿园的经费也由国家负担，父母只为孩子缴付一小部分费用。
幼儿教育机关对于幼儿的教育，是建立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上的。学前教育学是苏维埃教育学整个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幼儿园在体育、智育和德育方面给儿童打下了基础，以后在学校中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儿童是生活在教养工作者和医生的经常关怀照料之下的。他们日常的生活制度是按照他们年龄的特点严格规定的。正确地规定饮食，遵守卫生要求，必须在空气新鲜的地方睡眠，夏季带幼儿到市郊别墅中去消夏，这些都是每个幼儿园确定不变的规则。
当你走进幼儿园这个幸福的儿童世界，看到那些活泼愉快的、健康的、懂礼貌的孩子们的时候；看到他们一心一意地游戏、互相友爱的情景的时候；使人感到多么的愉快啊！每一个母亲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内心又该充满一种怎样的思想情感啊！
孩子们一满七岁，就要上学，每年的九月一日是苏联儿童最喜爱的日子。
学校是那样殷切地迎接来上学的孩子们。它将要给他们讲多少科学上的伟大的奇迹啊！它将耐心地把他们从一个年级引向另一个年级，一步一步地走向知识的高峰。成年人都带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怀念自己的母校，因为在那儿，他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美丽的青春。
苏联现在有中、小学校二十二万所以上。仅在战后几年间，就新建了二万三千五百所，每年都要动工建筑数千所的新学校。
按照普及义务教育的法律，苏联正在成长着的一代都要受学校教育。“不使一个儿童留在校外”，这是全体人民和苏联国民教育部门必须遵守的法律。
旧俄时代学校很少，沙皇政府舍不得在国民教育上花钱。当时学校是具有阶级性和等级性的。大多数的学校对于劳动人民的子女都关着大门。女孩子只有少数几个能够上学，旧俄时代，边远地区的妇女，大部分都是文盲。当时学校是进行阶级奴役的工具，专为资产阶级培养忠实的奴仆。
这个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苏联学习的人数共有五千七百万，其中三千七百万是中小学学生。
革命胜利后，一种完全新型的教育体系形成了。学校以渊博的、可靠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科学基础知识来武装学生，培养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以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生气勃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及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的思想和政策精神教育他们。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为积极自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这就是我们学校教育的目的。
现在苏联学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一九五二年十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国民教育方面提出了伟大的新任务。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将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在省和边区的中心，以及在许多其他的工业中心实行十年制普及教育。到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全国将要完成由七年义务教育过渡到实行普及的中等教育。
这一巨大任务的完成，是需要巨大的物质力量的。需要更加大量地扩充学校建设。第五个五年计划中要设立的学校，比第四个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
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要比过去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根据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学校工作的内容也有了改变。现在中、小学已相继开始实行综合技术教育，首先在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数学和绘图等教学过程中实行。综合技术教育使学生对现代生产获得一般的概念，以将来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技术来武装他们。
无论对于城市学校或乡村学校，无论对于男女合校教学或男女分校教学，都同样地要确定综合技术教育的一般范围。
这一学年中，学校已经更为广泛地使理论和实践相联系了。领导学生进行更多的实验和实习，参观工厂、发电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许多学校在一些企业单位的帮助下，都成立了各种专门的工作室。
为了完成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必须更进一步地提高苏维埃普通教育学校在完成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总的任务中的作用和意义，提高学校教育的意义。
苏联设有许多科学研究机关，专门研究各种教学法问题。这一工作是由教育科学院领导的。
苏联儿童都在顽强地用功学习，他们牢记着列宁的遗训：“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但是，以共产主义教育儿童这项任务，并不只由学校来承担。自从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来，我国广泛地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校外儿童机构：约有一千二百个以上的少先宫和“少先之家”，四百多个少年技术家工作站，二百三十个以上的少年自然科学家工作站，四百多所体育学校等。
每年夏季都有数百万儿童到祖国的边疆、辽阔的草原、森林、山区、河边和湖上去旅行。
其他的文化教育机关，像剧场、俱乐部、文化公园、电影院等，都对儿童表现了深切的关怀。
剧场演出专为孩子们写作的剧本，以及孩子们能看懂的古典剧和苏联现代剧。
苏联的儿童影片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对少年观众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个有效手段。
职工会组织还把自己的俱乐部、图书馆、文化宫、公园和运动场供给儿童进行校外活动。
国家每年都为儿童出版千百万册书籍，千百万份儿童报纸和杂志。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就设立了约八百个儿童阅览室和儿童图书馆。
苏联人民对于学生的健康，表现了极大的关怀。保护学生的健康是国家和社会的任务。
各校都设有医务所，编制上都有校医和护士。
正如每年调查中所指出的，在各种年龄的班级中，儿童身体发展（身长、体重、胸围）的指标是很高的。
一九五二年夏季，为学生设立了六千一百四十多所少先夏令营。暑假期间，曾有二百五十多万学生在那里休息，比一九五一年约增加十二万五千名。
今年夏季，将有二百七十五万学生去少先夏令营消度暑假。
三山纺织厂在黑海岸为工人子女建立了一所美丽的儿童疗养所。
克里木南岸的“阿尔迪克”少先宫，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儿童疗养所。
我们苏联学校与国内各个儿童的和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着儿童的共产主义运动。以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命名的少先队，在自己组织内团结了一千九百万苏联儿童。
去年，少先队纪念了它的诞生三十周年，这天收到了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贺词，贺词上说：
“当此列宁少先队诞生三十周年之际，谨向全体少先队员及学生致以衷心的祝贺。
“祝少先队员们及学生们身体健康，并在学习、劳动和社会工作上获得新的成就。
“少先队要把全体少先队员和学生培养成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我们伟大祖国忠实的儿子。”
学校、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先队都把力量集中在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上。他们以英勇劳动、英勇征服自然、英勇创造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精神，以对于人压迫人的制度的仇恨精神以及种族和民族平等的精神来教育儿童。
家庭在对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具有真正高尚的道德基础。由于目的的一致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父母和子女之间达到了真正的了解，使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融洽。
不仅每个家庭对于自己的孩子给以极大的关怀，整个苏维埃国家就是个友爱的大家庭。苏联对那些没父母的孤儿，是特别注意的。
在困难的战争年月里，党像爱护人民最宝贵的财产一样地爱护儿童。战时，无数儿童变成了孤儿，但是苏维埃祖国代替了他们的家庭，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爱护他们。人民也都像父母般地关怀他们。
孤儿们把“儿童之家”和保育院当做自己的家。莫斯科居民达石恳特、特碧莉西、叶烈娃娜等在自己家里收养了许多从前线、从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从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个城市运送来的儿童。各种职业的人——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教育工作者、演员、医生、作家都收养了从前线送回来的孤儿。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在它的关怀下创立的“儿童之家”密布全国，它拯救了成千上万失去了父母的孤儿。
英勇地牺牲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英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就是“儿童之家”培养出来的。三位苏联英雄——鲍果夫、莫依谢耶夫、谢里斯基曾是巴尔纳乌里斯基“儿童之家”的学生。大戏院的音乐指挥、天才音乐家伊凡诺夫也曾是“儿童之家”的学生。许多过去曾经是“儿童之家”的学生，现在都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有的得了学位，成为伟大的学者、画家、音乐家，他们之中许多都受过高等教育，成了专家、工程师、医生、教育家等等。
苏联儿童是在劳动中培养起来的，是在善于克服困难、尊重国家利益、同志利益和家庭利益当中培养起来的。
苏联儿童是以对列宁、斯大林的事业的伟大忠诚的精神培养起来的。
“战斗吧！别害怕，斯大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是十一年前被法西斯匪徒绞死的莫斯科女学生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卓娅的临终遗言，后来她被追授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闪烁在鲍克雷史金、阔日杜布、里亚波娃以及许多从前是少先队员们的胸前，他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祖国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说明他们严格地执行了少先队的格言：“时刻准备着！为列宁、斯大林的事业而奋斗！”
在伟大的斯大林以热爱和平及与全世界各民族友好团结的精神教育下，苏联人民正在竭尽全力为维护和平和巩固和平而斗争。苏联人民对于我国儿童的幸福，对于以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列宁、斯大林的不朽学说的精神教育儿童所表现的极其伟大的关怀，就是苏联人民为全人类的幸福而竭力维护和平和进行和平建设的最好明证。
（李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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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处理婚姻纠纷中的强制调解现象
林韦 王青
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及其他有关文件发布以后，各地依据指示的精神，克服了贯彻婚姻法中乱斗争、乱处罚等混乱现象，转而集中主要精力进行关于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改变群众的封建思想意识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许多婚姻与家庭纠纷，经过实事求是的按照婚姻法原则进行正确的调解，开始得到解决，增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为发展生产准备了更有利的条件。但是，也有不少地区在执行这一指示时发生了偏差，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三月十六日本报发表福建省龙溪县营尚乡童养媳林玉春自杀事件之后，陆续发现福建省的其他县份，南京市，上海市，东北的松江省、本溪市，西南的四川省若干县份，西北的陕西省若干县份，华北的内蒙……都有妇女自杀或被杀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除少数干部对于可能发生的妇女自杀、被杀事件采取不负责任态度，对不堪虐待的妇女提出的离婚请求推拖不作处理，以致引起自杀被杀，主要是有许多干部在处理婚姻纠纷时无原则地盲目劝和，进行强制性的无止境的调解，使一些不堪家庭虐待、与丈夫感情恶劣的妇女陷于绝望，因而自杀或被杀。本溪市碱厂区全家堡子村一对夫妇感情很坏，女方因受虐待，到区人民政府坚决要求离婚。区人民政府的干部无原则地硬性地劝和，不准离婚。女方无奈，三月二十一日上吊自杀。男方也惧罪自杀，幸得救。四川省大竹县黄家乡妇女李春碧一贯受丈夫虐待，解放后就提出离婚，村干部不准。这次运动中又抱着很大希望提出离婚，但仍然只是调解。丈夫知道她要离婚，又把他痛打一顿，逼得她走头无路，抱着孩子跳河自杀，幸遇救未死。陕西城固县鲁家庄有一对夫妇感情恶劣，丈夫把妻子打伤十九处，后来更把妻子关起来，放下刀、绳，威胁妻子实行自杀。妻子逃出，请求离婚，干部却要她“好好回去过日子”。这种强制调解的情形相当普遍，甚至有童养媳和夫家双方都自愿解除婚约的，干部也硬要阻拦，实行和解。以致逼得妇女自杀，或被杀害。
发生强制调解现象的认识上的根源，第一、是对“家庭和睦、团结生产”的理解上发生了偏差，这就是把“和睦团结”的总目的孤立起来，脱离了婚姻法的根本原则，即“婚姻自由”和“男女权利平等”的原则。不懂得离开了这个原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中央的补充指示强调指出：“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应当改善夫妻婆媳关系，使之成为民主和睦的家庭”。这里所说的“民主和睦”，也就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基础上的和睦。离开了这一基础去强求所谓“和睦”，就是在实际上维护了野蛮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取消了婚姻法，取消了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其结果必然是妇女自杀、被杀事件不断发生，像过去一样。陕西省宝鸡等县有些干部在宣传婚姻法时只讲家庭和睦，尊敬婆婆，不讲男女平等和反对打骂虐待妇女，不敢全面讲解婚姻自由，也不敢联系实际来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害处，结果使受虐待的妇女完全失望。宝鸡县一个受虐待的妇女听了工作组的这类报告以后，回家就自杀了。
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第二、直接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对“不提倡离婚”的方针的误解，这就是把“不提倡离婚”误解成“反对离婚”或“不许离婚”。陕西省岐山县有的干部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宣传说：“对于要求离婚的是调解调解再调解”。意思就是只能调解，不能批准离婚。在广大群众中直接引起的反响是：“政府政策变了，不许离婚了。”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这些同志不懂得：中央指示说不提倡离婚，是告诉我们不应该主动地多事地去发动人家离婚，而应该耐心地进行调解，使那些有可能和好的夫妻和好起来。而对于那些“夫妻关系十分恶劣、经过调解仍无法继续维持者”，中央则指示我们：“应准予离婚”。这是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种规定，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与封建婚姻制度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不这样，就会使感情恶劣的夫妇双方都陷入长期的苦痛之中，影响生产，影响社会秩序，甚至酿成人命案件。由于硬性地限制离婚而发生的人命案件已经太多了，应该不再重复了！
第三、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解有偏差，有片面性。有些同志这样说：中央要求的是让群众自觉自动地执行婚姻法，按婚姻法办事；要求我们争取社会同情，争取群众拥护。现在群众只能接受“和睦团结”，不能接受婚姻自由，特别是离婚自由，如果我们要讲这种自由，还要这样处理实际问题，那就会脱离群众。有不少干部因此就不敢按法律、按原则办事，甚至讲也不敢讲。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正是因为群众在婚姻问题上有封建落后思想，我们才要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
（并在运动之后转为经常工作，继续进行），“系统地批驳旧思想、旧制度和旧习惯，并且树立新思想、新制度和新风气的阵地”（见中央补充指示）。而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只要我们能以实例说明利害，说得入情入理，绝大多数群众甚至老年人，都是完全能够接受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原则，并且能够同意我们按照这原则去处理实际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去掉尾巴主义的思想情绪，坚持地、耐心地、生动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是不是说有少数群众坚不同意就不能按法律办事呢？也不是的。法律既经颁布，就是要执行的；而法律的执行是有强制性的。我们一面宣传婚姻法，一面就应该按婚姻法处理实际问题，并且在处理中继续进行宣传，说明这样或那样处理的理由，对群众有什么好处，这样使处理也变成对于政策法令的宣传。只要我们的处理是符合政策法令的，正确的，能和的和了，该离的离了，并且说清了利害，就会促进思想落后者的觉醒。
第四、有一部分同志似乎以为：中央既然确定了
“坚持教育的方针”，“对一般人民群众应以进行婚姻法的宣传为限”，那么，实际问题的处理就可以放松或稍为放松一点。有的人甚至说：“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讲一讲就行了。”所以他们或者是对群众提出来的问题表示漠不关心，推托不管，或者是以简单方式强制和解，不准离婚，觉得问题不解决也没有什么，又省得处理离婚中的子女、财产等纠纷，省得去说服某些反对离婚的群众。这些同志不懂得：虽然对于一般人民群众应以宣传为限；但是对于已经提出实际问题要求我们帮助解决的群众， 则必须认真地按照政策法令去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党和人民政府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容许工作人员不去解决或不去认真地按照政策法令解决群众提出的实际问题的。
清算和纠正对于中央指示的曲解、误解和片面理解，使所有干部正确地全面地领会中央的指示，是克服强制调解现象和防止妇女自杀被杀事件的关键。在今后继续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经常工作中，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都应该注意教育干部，从根本上解决上述认识问题。同时要教育实际担负这一工作的干部，使他们了解调解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婚姻法，达到在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家庭民主和睦，而不是违反婚姻法去制止离婚，维持那些不可能维持的婚姻关系。调解的方法和态度，应该是按照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分清哪些是可以和解和应该和解的，哪些是不能和解和不应该和解的，然后分别进行不同的处理。反对无原则地“和稀泥”，当庸俗的“和事佬”。调解的权限，应只限于调解。经过调解后双方都真正同意了，和解才能成立；有一方坚持不同意，就应该交司法机关判决。调解者无权强制“和解”，也无权作无止境的实际是取消了当事人的上告权的所谓“再调解”。
另外还必须注意到：有一些干部所以发生强制调解的错误，并不仅只是由于对中央指示认识上有偏差，而是还有封建的思想意识在作怪。福建南平县徐洋乡乡长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曾经明白地表示：
“我一看见离婚就头痛”。这里反映着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的思想情况。他们对于离婚事件不仅是嫌麻烦，而且是根本看不惯。在徐洋乡，有一对青年夫妻，双方都因原来另有所爱而坚决要求离婚，而干部也硬要给人家和解，坚不许离。对于这种站在封建婚姻制度立场上处理婚姻纠纷的干部，除了晓以政策法令外，还需要进行反封建的教育。
最后应该说明：我们并不是反对调解或反对耐心的调解，并不是主张“来告即离”。对于那些真有感情的夫妻，仅仅因为一些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原因而要求离婚，但有可能重新和好的，还是应该进行耐心的调解和教育，使他们恢复和好，团结生产。各地已有许多事实证明，这种教育和调解是完全可以生效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强制的和无止境的调解，反对以封建的原则进行违反婚姻法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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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把你培养成门巴〔注〕了！”
——记藏族人民医生罗松巴登的成长
万世祥
西康甘孜城的藏族青年罗松巴登，现在被培养成了医生。罗松巴登今年二十二岁，富有藏族青年那种刚毅耿直的特性。小时爱打架，现在身上还有几处刀痕。解放前在康定中学读书。他和许多藏族居民一样，受尽了国民党匪帮的侮辱。他忍气吞声在康定中学只读了四学期，最后还是跑回甘孜去了。
去年，罗松巴登虽在康定藏族自治区民族学校学习了民族政策，可是对汉族还有很深的怀疑。当他被调到中央民族卫生大队所办的“民族卫生干部训练班”学习时，心里还在想：“你们天天说培养藏族医生，未必是真的，不过要我们作翻译罢了。”训练班在教学和生活上对藏族学员兄弟般的关照，曾使他非常感动，但对培养藏族医生仍抱怀疑态度。直到分组学习时，他看见有些汉藏话都说得很好的学员调到化验组学习了；又看到汉族队长、医生们都在用心学藏话；在教学上并采用“分工包干”办法，每个医生固定教好几个学生，吃饭睡觉都和学生在一起，以便进行辅导。罗松巴登看到了这些，才彻底消除了怀疑，下决心努力学习。但是，从甘孜来康定的藏民碰到他时，就替他担心地说：“学不会啊！学医要学十几年才学得会啊！”罗松巴登对他们说：“现在不比过去了，毛主席派来的人，像教儿女一样地教我们，要不到几年我们就可以学会的。”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许多学员已能初步掌握一些应用的医药技术了。疾病防治组的学员已能独立鉴别和诊断普通病症；化验组的学员也能独立进行一般的检查工作；妇幼卫生组的学员也能作产前检查和妊娠诊断了。罗松巴登自己，也学会了诊断普通疾病的知识，但是他并不满足。
为了进一步加强医学理论的学习，他经常读队里的业务书籍，还买了西氏病理学、生理解剖学、实验诊断学、梅毒学等理论书籍来读。有一次他写信到上海新华书店去买书，书店很快就把书寄来了，并且还给他写了一封鼓励的信，信里充满了民族的友爱。罗松巴登不但自己有信心提高业务，同时还帮助别人。当卫生队在甘孜办接生员训练班时，有些藏族学员缺乏学习信心，他便去给她们介绍自己学习的经验，告诉她们当家作主人的道理，坚定了大家的学习信心。
罗松巴登在初步掌握了一些医疗技术后，就开始实习。他第一次医疗的病人是一个藏族老妈妈泽仁娜姆。他是和苏队长一同去的。苏队长叫他先诊断，自己在一旁指导。结果罗松巴登正确地诊断为乳腺炎并且开了药方。经过几次注射，老妈妈的病好了。老妈妈对这位藏族青年医生非常惊讶，询问了他的学习经过，谆谆嘱咐说：“你们年纪轻，有了毛主席的领导，要好好学习呵！”以后每次出诊，都是罗松巴登先诊断，卫生队的医生在一旁指导，认为正确后就处方治疗。但在每次诊断时，人家总认为他是翻译，因此，每次他都要把卫生队培养他的经过宣传一番。每个藏民听了，都要给他一番鼓励。道孚县鱼科牧场喇嘛寺的活佛害慢性支气管炎，罗松巴登一连跑了七次，把病给治好了。活佛大惊，说：“从前我们没有自己的政府，现在我们当家作主，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从前藏族没有门巴，毛主席把你培养成门巴了！”话里充满了兴奋和骄傲。鱼科牧场的牧民则向罗松巴登说：“兽疫防治队给我们培养了兽医，现在你又学会了医人，我们人畜都不怕害病了。”
罗松巴登在工作中，不管白天或晚上，只要有人一喊，马上就背起药包骑马出诊了。卫生队在甘孜绒埧岔工作时，离大金寺有十多里路，他曾跑了十七次，把该寺管家车登珠喇嘛的病治好了。车登珠起床后，向喇嘛们介绍说：“这是甘孜乓孟家的人，是藏族医生啦！”罗松巴登出诊时，常常被许多藏民包围起来。“我们的医生来了，我们的医生来了！”有的人拉住马要药，有的喊：“阿哥阿哥，我要来找你看病！”罗松巴登遇着小病有把握的，就自己给治疗好了。遇着严重和复杂的病症，就请队里的医生指导他。他这样治好了许多病人。有时罗松巴登整夜地守在病人床前，按照规定时间，连续注射治疗。有一次，甘孜城区妇女葱娜姆来找罗松巴登，说她三岁的小孩四郎彭错病倒了，要他马上去。罗松巴登去诊断为急性肺炎，回队向当时的队长李佩兰同志请示后，当晚即住到葱娜姆家里，每隔四个钟头给小孩注射一次药物。没有好久孩子的病就好了。第二天早晨葱娜姆到卫生队去找罗松巴登时，向怀里抱着的小孩说：“阿哥救了你呀，阿哥救了你呀！”
罗松巴登在给藏民治病的日子里，深深感到藏族人民都对他寄托着极大的希望。无数鼓励的话语激动着他年青的心，使他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
现在，这个藏族人民的“门巴”已参加色达医疗组，满怀信心地到色达区去工作了。
〔注〕藏语门巴就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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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各种托儿组织日益发展
首都托儿事业有发展
随着北京市建设事业的发展，首都儿童的保育、保健工作和福利事业也相适应地发展了。全市现有托儿所、托儿站一百九十所，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以上。受托的儿童共有九千四百八十多人。全市的妇幼保健站已有三十三处。女工较多的工厂，都逐渐地建立了托儿所或扩大了托儿所的组织。一般托儿所都和北京市卫生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接受卫生部门在业务上的指导。
为了办好托儿所，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训练了各种保健和保育人材。在一九五一年即开办了保健员训练班，去年又向各托儿所的保健员进行了营养业务方面的专门训练。东四区卫生所妇幼保健中心站特地印制了关于儿童副食品的制作法与供用法的小册子，分发给儿童家长们；还召开了母亲会，用实物示范做给她们看。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注意调剂儿童饮食的工作，大大有助于儿童身体的正常发育。
西南许多工厂设立了托儿所
西南区许多工厂都设立了托儿所。现在共有托儿所七十七个，受托儿童四千四百多人。
工人的孩子们在托儿所过着幸福的生活。孩子们经常吃到肉、蛋、水果、海菜等。他们有很多玩具。保育员经常教他们唱歌，并讲故事给他们听。托儿所收费很低，日托一般是四万元到五万元一月，全托增加一倍。
厂矿托儿所的建立，对鼓励女工积极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前，重庆各纱厂有孩子的女工上班时，把小孩放在纱篓里或者藏在厕所中；下班时，才把孩子带走。解放后，这种情形再也没有出现了。特别是在工厂建立托儿所后，就给有孩子的女工解除了对孩子们的牵挂，进一步发挥她们在生产上的积极性。六一○纱厂有孩子的女工，自从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后，生产上出现许多新气象，有二十八名女工当选为劳动模范。沙市纱厂托儿所三十个母亲中，有十八人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渝新纱厂布场女工张富群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后，看台能力从四台增加到六台。许多有孩子的女工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后，她们学习文化、政治和技术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厂中的女工、儿童福利事业，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和重庆市纺织工会，曾先后开办了三期托儿所保育人员训练班，共训练出保育人员二百三十多名。最近重庆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举办的托儿所保育人员训练班即将开学，准备继续为厂矿托儿所训练保育人员。
河南举办农忙托儿所有成绩
中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在二十三日派出妇幼卫生工作人员到河南农村中视察托儿工作。他们将研究河南农村托儿工作以及农村儿童保健工作的状况并吸取其经验；而后将这些经验加以整理提高，逐步在中南区农村中推广。视察人员到达河南后，将会同河南省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深入不同类型地区，进行考察。
河南省农村托儿组织，几年来有相当的发展。仅据三十五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九十九个托儿所，七千二百三十五个抱娃娃组，使五万九千多个小孩在农忙季节得到比较合理的照顾。
农村托儿组织的建立，使农妇们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参加生产活动，而且一般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睢县木桥乡一个互助组里，一九五一年十二个男劳动力和十三个妇女，三天只割七十亩麦子。一九五二年夏天成立抱娃娃组以后，七个男劳动力和十三个妇女，两天就割了一百零八亩麦子。
南京市郊区训练农忙托儿所保姆
南京市郊区妇女联合会和卫生所联合举办的农忙托儿所保姆训练班，收效很好。训练班以三天时间，向保姆进行儿童保育教育。内容包括新育儿法、儿童卫生常识、普通疾病的预防和急救法等科学知识。
南京市六个郊区有一百多个农忙托儿所。在开始集中儿童以前，参加训练班学习的保姆有九十多人，经过三天的训练，她们批判了过去不卫生不科学的保育方法，懂得了太阳曝晒、开水煮沸等简而易行的消毒方法的道理，学会了关于碘酒、眼药水、黑药膏等一般的外用药品的使用法；懂得了砂眼、麻疹、疥疮等传染疾病的防治方法。为了供给农忙托儿所简单实用的药品，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做了不少常用药品的药箱，发给各个托儿所备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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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自己创办的一所托儿站
新华社记者 赵玉昕
天津四区六纬路托儿站，是当地居民自己创办的。从它成立以后，附近十几条街的劳动妇女就因为解除了孩子的牵累而能愉快积极地参加生产和工作；牙牙学语的幼儿，也不再因为妈妈上班走了而哭哭闹闹了。
六纬路一带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现在许多私营工厂或小型的学校还没有托儿所的设备，妈妈去上班，家里的孩子就无人照管。住在十一经路的女教员崔玛利，经常把自己三周岁的女儿锁在屋里，等她下班回来，孩子已哭得声嘶力竭。有的工厂的女工，叫女儿休学来照料年幼的孩子。但是事实证明，用稍大的孩子来照料幼儿也不是一个妥善的办法。因此，建立托儿所已成为六纬路一带劳动妇女们迫切的要求。
去年六月，住在本街的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傅重华，提议举办一个街道托儿所。他的提议受到当地居民热烈的支持，随即由居民代表、妇女代表和热心的人士六十三人组成了托儿站筹备委员会。妇女代表于秀华第一个报名愿意担当托儿站的义务保育员，曾受过保育工作训练的青年姑娘臧克敏、家庭妇女刘扬明也相继报名参加。居民徐文德自愿借出三间空房，其他的委员有的送床铺，有的送桌椅，锅碗瓢勺、暖壶、钟表等一切用具都准备齐全。医师许金栋并送来了一匹白布、十五斤棉花，为儿童们缝制了崭新的被褥。
托儿站正式成立了，规定收容一周岁半到四周岁的孩子。每月费用六万五千元。开办初的第一个月，入站的儿童很少，只有崔玛利的女儿和另一个名叫白居强的男孩。别的母亲们怕这个托儿站办不好，怕保育员不会料理孩子，大家抱着观望的态度。一个月过去了，崔玛利的女儿体重增加了两公斤半，白居强也增加了两公斤，瘦尖的嘴巴变成圆圆的。托儿站召开了妈妈会，由这两个孩子的妈妈向其他妈妈作了报告。从此以后，要求送孩子入站的妈妈就多了起来，两个月后孩子增加到二十个。
托儿站的保育员们细心照料着孩子，每天把孩子的饮食配制的很好，有鸡蛋、牛肉、蔬菜、排骨汤等；早上还喝豆浆。保育员根据儿童的年龄，进行各种教育，给孩子们讲故事，教唱歌，做体操等。当地居民对托儿站也经常关心：医师许金栋、许金钦兄妹和中医范炳麟等，每月对全站儿童进行一次义务体格检查，还负责对站内儿童进行日常的免费医疗。附近的妇女，每周都有人帮托儿站的孩子们洗被单。因此，托儿站的孩子们都长得活泼、伶俐、健康；没有发生过一次传染病或任何一件严重的疾病。
托儿站现有二十一个儿童，另外，由于孩子们父母的工作变动，先后出托儿站的有五十多名儿童。在这里寄托过孩子的父母，都对这个托儿站有着良好的印象。崔玛利已调到北京教书，她还时常给托儿站的保育员来信。儿童田大宝的父亲，是个日籍侨民，去年在某机器厂做工，因为田大宝的妈妈死了，后来田大宝入了托儿站，受到保育员们热情地照顾。今年四月，田大宝已随父亲返回日本。临上船以前，田大宝的父亲带着田大宝买了一大包水果，来到托儿站告别，感谢托儿站对田大宝的照料。
在托儿站工作的三位保育员，虽然是半义务职的，生活比较苦；但她们都因为自己从事了这件有利于大家的事业，感到莫大的光荣，她们表示要进一步改进托儿站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