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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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第一工程公司建立责任制运动中
接受去年教训反对形式主义现象
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第一工程公司哈尔滨各工地,在开展反浪费、反无人负责和建立责任制运动中,暴露了去年建立的责任制有着严重的形式主义毛病。
该公司去年建立责任制度的形式主义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因人分事,各自“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有些工地的组织不是根据工程量和工程技术来确定,而是根据人来确定,实行所谓“有什么人干什么事”的制度。有的工地把工务、计划放在一起;有的把计划、调度放在一起;有的则把工务、计划、施工、调度四件事交给一个人兼管起来,实行所谓“集中负责”。第六工地一开始就按人分事,做管理工作的也兼管技术,这样虽然是
“人各有责”,但很多事情却是没有人负专责。有的人错误地认为“个人负责制”就是“一个人负责一件事,互不过问”。如第一工地在技术人员中建立技术责任制,就只是规定了个人在技术问题上的分工,没有规定层层负责和互相联系的制度。于是,工程任务来了,工地主任只负责交给专责施工员,专责施工员转给施工员,施工员告诉小组长,等到工人执行任务发生问题时,却找不到人负责解决。特别严重的是分工负责以后互不过问,施工员放错了线,专责施工员不负责纠正;专责工程师放错了线,技术主任又不过问。去年建筑铸工厂,有的房子没留门,有的地脚线放错了,施工员张广林连续造成八次技术责任事故,都没有人过问,说是“错了由他自己负责”。结果责任制虽然订立了,还是到处无人负责,只好又订了一次
“联系合同”。
二、有责无权,执行不通。很多责任制度中都规定什么人负什么责任,但如何保证他负起这种责任,制度中却没有规定。第一工地的施工人员责任制规定了预算、放大样、放线、质量等都由施工人员负责,但施工员在现场却不能指挥工人的施工操作技术。因为工人和小组长只听工人队长的指挥,而不服从他的领导。只有备料不好时工人才来找他。但当工程发生问题时,领导方面却拿责任制来和施工员算账。因此工人把施工员叫做“豆饼”干部(上下受压的意思)。这样的施工员责任制当然没法贯彻了。
三、制度繁多,误了正事。很多制度表报的建立,违反了“反对无人负责乃是为了改进工作”的原则,手续过于繁复,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第一工地工具组建立了一个领发工具的制度,规定工人领工具必须经过组长、工人队长和施工员盖章才能发给。结果弄得工人常常因找不到人盖章而停工等待工具两三小时。调度方面又规定要工具组清点仓库、作好统计表报,于是工具组就规定每天下午三点钟以后不发放工具。因此三点钟以后领工具就领不到了。
四、按“名”负责,脱离实际。有些责任制度不是根据实际来确定负责人,而是在职务名称上打圈子,结果形成该负责的没有负责,负不起来责任的却硬叫他负责。如有一工地有两个主任,一个是行政主任,管理财务和职工福利,规定他担负工地成本核算的责任;另一个是施工主任,规定他只管工程进度和质量。由于成本核算的责任由行政主任负责,并且只有他才能控制材料、工具的消耗,负责施工的工地主任和直接施工的施工员就不直接对成本核算负责,这就使成本核算责任制成为有名无实的了。另外一个工地成立了工务计划、施工组,把完成进度的责任交给作计划的,不把这个责任交给直接负责施工的。只叫负责施工的人单纯负责技术,完不成任务则由工务计划组负责,这就造成施工进度无人负责的现象。
产生形式主义的原因,是干部没有认识建立责任制的实际意义在于改进工地管理工作,提高劳动效率,因此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把各种无人负责的现象尽量揭发、分析,找出实际上存在的关键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有领导地发动群众来建立各种责任制度。现在,各工地已接受过去的教训,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加强组织领导,将“反浪费反无人负责”的运动转入建立真正的责任制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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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大型电机厂工地开展责任制运动的经验
焦明千 郭凤起
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第一工程公司大型电机厂工地自四月十三日开展建立责任制运动以来,由于领导方面反复地宣传了运动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上下的互相检查,并贯彻了“边检查边建设”的方针,已初步收到效果:职责范围划清了,分工明确了,责任制建立了,质量第一的观念也初步树立起来。根据我们的初步体会,彻底弄清和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对运动的顺利开展,有很大的意义:
一、首先是使领导干部明确认识建立责任制运动的性质,并吸收技术干部参加领导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建立责任制运动开始时,许多领导干部还弄不清楚运动的性质。因此,大家对运动的开展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只要拟出几条制度让全体职工贯彻执行就行了,不必发动群众开展运动;有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运动。主张召开大型讨论会或“面对面的斗争会”;有的认为搞运动是党群工作干部的事,行政方面管不着,把运动和当前中心工作对立起来看;还有的认为已经有了去年建立责任制运动的基础,今年施工准备工作中的问题不大。工地领导方面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不正确的思想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对运动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不足,因此就组织他们学习文件,明确对运动的认识,并着重以工地浪费和无人负责的具体事例进行教育,这样才使领导思想统一起来。
领导思想统一以后,还必须吸收高级技术干部参加对运动的领导,发挥他们的技术指导作用。在运动之初,他们都等待“挨整”,认为这一运动“与我无关”,于是领导干部召集主要的技术干部座谈,着重从积极方面说明开展建立责任制运动的重要意义,向他们说明大型电机厂工程对加速国家工业化的关系,说明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光荣任务。在实际工作中,也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就使技术人员受到很大教育。如专责工程师奚新岐主动去团结其他技术人员参加运动,和大家共同讨论了各项职责范围和施工计划。
二、必须使运动密切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抓住关键问题彻底解决,有领导有步骤地贯彻“边检查边建设”的方针。该工地在开展建立责任制运动时,正是在施工前准备工作紧张的阶段,工作繁多,而且职工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有很多是过去的老账,于当前工作意义不大,因此领导方面必须心中有数,根据工地存在的问题,找出关键,抓住重点加以解决,并有领导地将运动的锋芒集中到关键问题上来。在开工前,该工地首先指定专人、限定日期制订了初步施工计划、技术供应计划、施工组织设计,结合发动职工讨论施工计划,建立与健全各种制度,划清职责范围,明确分了工。并将工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加以研究,及时解决了现场存在的水、电等主要问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当前工作,初步克服了现场的混乱现象,缩短了准备工作时间。其次,工地并向全体职工群众进行了质量教育,树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思想,以便及早建立和健全质量责任制,因为大型电机厂工程不是一般的工程,而是国家重工业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所以在第一阶段即把技术质量责任制当成运动的中心。运动开展后,为切实保证工程质量,首先从组织上建立了独立的质量检查机构,指定一个工程师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检查人员数目由以前三个专职干部增加到八名,并建立了工作制度,拟定了各项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为使工人能够熟悉,很好地掌握,一方面组织技术员施工员按业务分工学习了图纸,另一方面以上大课方式由专职工程师向工人讲解,然后又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技术员深入各小组进行讨论,根据小组具体情况提出了具体措施。经过反复的质量教育,在全体职工中树立了质量第一的观念,洋灰队工人尹尚君说:“我以前就知道干活挣钱,谁管它质量好坏,经过这次运动我的思想算通了,咱光给领导提意见不行,咱们自己也得建立制度。”建立质量责任制以后,质量情况逐渐好转,五月十日检查二千八百个铆钉中只有十一个微动,需要重铆的只有两个,质量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为使责任制运动紧密结合当前中心工作,贯彻“边检查边建设”的方针,行政上指定专人负责收集群众所提出的意见,认真加以研究,找出关键问题加以解决,并向工人宣布解决结果,鼓舞了职工提意见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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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二九勘探队的一年
本报记者 汪琦
中央地质部四二九勘探队,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全队人员树立了完成国家计划,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坚强信念。
四二九队肩负着寻找建设华中大型钢铁厂资源的任务。从去年五月成立到现在,四二九队从小到大,战胜了各种困难,在一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进行了地质详查、地质精查、槽探、物理探矿、钻探等工作。他们八个月(去年五月到十二月)的工作,超过了过去历代统治者在这里作了六十年的工作总量。八个月的总进尺超过了原计划百分之六,并提前两月完成全年任务。地质工作是勘探工作中的主导工作,在全体科学技术干部、工人共同努力下,去年八个月也基本上完成了任务,部分工作并超过了。至去年十二月底,完成了五个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的填绘工作;拟定的钻孔占原计划百分之一百六十二点九六;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槽探工作;在鄂城、灵乡、程潮等地发现了新矿体,找到了进一步进行资源勘探工作的新阵地。
大冶铁矿在六十年以前就被发现了。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曾进行过掠夺式的开采。他们一边打钻一边开采,把精良的矿都抢走,把比较坏的矿都抛在一边不管。这更增加了今天真正寻找大冶铁矿资源的困难。解放以后,从一九五○年十一月起,大冶铁矿的地质详查工作即已开始。一九五一年四月以后,中央更加重视大冶铁矿的资源勘探工作,增加了勘探的力量。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和有些地质人员带有浓厚的旧的地质工作人员的作风,脱离实际的现象非常严重,地质勘探工作虽也有些成绩,但始终没有纳入正轨。有的地质人员到金山店去了一次,看了一下,就在地图上划一道,说金山店没有什么矿藏,现在证明了金山店矿藏相当丰富。有些地质人员对钻探工作不够重视,一九五一年九月打了三个钻孔,两个坏了,一个找不着了。有些地质人员依靠自己所学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工作方法互不一致,连填图颜色和打钻编号都不一样。这些缺点突出地表现了一点:地质勘探工作是“做多少算多少”,不能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
四二九队是一九五二年五月成立的。当时,力量和任务非常不相称。从各地先后调来的地质测量人员一共不过二百人。五月中旬,从东北调来一百个钻探工人,其中仅有十六名是技工,其他都是新由学校毕业的新手。为了赶紧从铁山本区取得资源资料,保证完成国家建设计划,四二九队集中主力钻探铁山,立即组成了第一、二钻探队,开展了象鼻山、老铁山两区工作;七月又成立了第三钻探队,寻找狮子山、尖山的铁矿。在增加了人力和钻机之后,四二九队又把第四、五钻探队成立起来了,钻探铁山以外的鄂城的西雷二山和金山店的铁矿。至此,三十二部钻机全部开动起来。地质、测量、物理探矿也相继于五、六月展开工作。地质方面在五月初以三组展开铁山、鄂城、金山店配合钻探和地质精查、详查工作;七月以后扩大到四组,开展了鄂城和灵乡的侵入体工作。测量方面于五月中旬组织了五个组,先后到铁山、鄂城、金山店开展工作。物理探矿方面也派了两个小组,到铁山、金山店工作。这时,以铁山为重点的大规模的勘探工作全面展开。工作虽开始了,但是新的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来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包括各个工种的勘探队伍,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大家都没有经验。队里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生活、工作和作风都不一样,思想也不一致。原来大家都抱着满怀的希望,可是到铁山以后,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东北来的工人,半个月没有工作做。工作接不上头,情况十分混乱,人心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明确认识到一个问题:不能等一切都准备好了再行动工。要完成国家的计划,必须抓紧时间,调整组织,建立机构,制订初步勘探工作计划;同时以积极行动进行机器、器材、水电设备、房屋、工地、厂房的准备工作。抓紧学习的环节,迅速生长力量。
当时四二九队的最大的困难是材料供应问题。开始,领导干部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致去年六、七月经常发生停工待料的现象。天旱不雨,水泵、水管没有准备好,钻机无法开动,工人只好每天从山下往山上担水。有时因停电或发生事故,钻机半月不能开工。领导干部从实际中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加强对材料供应工作的领导,开始仅有两个人管材料工作,现在增加到十几人。材料供应工作已开始改进。事故不断产生,它直接影响着钻探计划的完成。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二月,发生了大小事故一千六百多次。领导干部吸取了这个痛苦的教训,从今年二月以后,全队展开了安全大检查,切实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二月以后,事故已开始减少。关于各个工种互相配合问题,也曾发生了混乱的现象,尤其是地质人员和钻探工人的配合工作产生了很多问题。开始,钻探工人对取岩心和对岩心的保管普遍不注意,单纯为了进尺而进尺;地质人员也没有经常联系钻机,不能随时掌握地下情况。经过实际的教育,地质工作人员和钻探工作人员已建立了初步的联系制度。
互相学习。带徒弟的方法对四二九队的成长有决定性的作用。二十七号钻机的班长唐保林,三个月前还是学徒,三个月后变成了师父。他所领导的一班工作最好,从不出事故。东北来的工人,原来绝大部分是学工,而现在百分之八十当了班长。他们教会了别人,自己也学得了更多的本领。有些当地的老技术工人,开始不会使用新的机器,只会使用手摇钻机,现在对苏联的新式钻机,也能很熟练地掌握了。地质人员中也有许多学徒,他们进步极快,不到半年,有些学徒就可以独立工作。有一个老技术人员和新的技术人员在一起工作,他看到青年技术人员进步很快,他说:“我一定要进步,赶上去,否则我就要落伍了!”在钻探方面,有许多工人都订了师徒合同,彼此签名盖章,保证按时教会学会。
四二九队从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向苏联学习,是完成国家计划和达到工作胜利的可靠保证之一。去年七月,苏联专家来到铁山,帮助四二九队把铁山的任务确定了。以前,没有人敢肯定答复铁山究竟有多少矿量。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苏联专家确定的数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为四二九队有计划地完成国家计划奠定了基础。苏联专家提出一方面要把铁山资源钻探好,同时要注意鄂城、金山店、灵乡侵入体的工作。这个意见在以后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整个勘探工作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避免了错误。钻探方面学习苏联经验,使用钢砂钻进,以代替金钢砂。这不但节省了金钢砂,而且钻进进度飞快提高。有一个钻机打大理石一昼夜进二十六公尺(过去铁山最高只有八公尺),创造了新纪录。
与此同时,领导干部又通过各种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了爱国增产劳动竞赛,学习和工作进步显著的人受到了表扬和鼓励。全队人员思想也逐步一致起来。接着,又调整了工资,划一了工资待遇标准。这些工作对克服四二九队七月以前的混乱现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月以后,全队开始进入正常生产,共同为完成国家计划而努力。
四二九队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地质勘探队伍。各种兵种齐备,还有许多现代化的设备和苏联新式钻机,在一年中,四二九队的技术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去年五月,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到十二月底,已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最近,全队又一次评定技术,总的技术水平又上升了。去年五月到十二月,共提拔技术人员、机长、班长、管理干部、工会干部等一百二十八人,大大地加强了骨干力量。四二九队今年的各项任务都大大超过了去年的任务,仅钻探一项即超过了一倍以上。任务明确规定: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完成铁山本区的资源勘探报告。今年年底,基本完成铁山、金山店、鄂城、灵乡四个地区的勘探工作,做出资源报告。更加艰巨的任务,是要在今年年内为兄弟队培养一千名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今年年初,在他们自己还非常缺乏技术力量的情况下,已输送走了四十人。今年二月,四二九队结合总结一九五二年的工作和整训干部,讨论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在讨论计划时,钻探部门提出要创造新的指标,将部定的每月每部钻机进尺七十公尺,提高到七十四公尺。铁山地质工作组已于四月底基本完成铁山地质资源勘探报告。与此同时,开辟新的铁山的先遣队,已在外围地区作艰苦的战斗。(附图片)
四二九队的测绘人员正在测量地形
四二九队现代化的野外化验室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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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迅速纠正统计报表工作中的混乱现象
本报记者 艾方
最近,华东财委对统计工作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十分严重,必须迅速澄清。
无论财经、政法、文教卫生等系统,从中央的主管部门起,经大行政区、省、市到工矿企业、商店、乡村等基层单位,层层颁发、转发报表,数量很大。据华东统计局初步统计,华东一级的机关单位转发、颁发的表格——现仍在执行的定期报表和一年来转发、颁发的临时性的报表——共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九种。据浙江省人民政府统计局的初步统计,全省一年来填报表格达四千二百二十二万多张。
这些报表有很多是必需的。但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或者所化力量和所得效果极不相称。这里也集中地表现了许多干部和许多部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的一些严重问题。
制订报表时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
有许多统计表格,要求范围广阔,甚至包罗万象。若干制订表格者没有考虑到他们要求的每一个项目是否可能办到,是否必要填报,单凭主观要求确定下来,结果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原苏南粮食公司颁发的“粮情日报表”,从粮情概述、分析,价格上、经营上所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各种商品批发、零售、收购的市价、牌价及其差异百分比,粮食流向,各种经济成份的购销情况和市场内外的交易数量,一直到商人动态、群众反映,一切俱全。这样一张表要填一千一百八十四个数字,三百五十九个百分比,有四栏文字说明。像这一类的统计表,制表者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这些内容,了解了自然也有用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么多项目谁能完全填好呢?结果,往往是表格发下即如石沉大海,有的虽然填了,但不是估计数字,就是保留很多空白。
另外,还有一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或不需要普遍统计的材料,也要大家来统计。有的卫生部门,发出表格,要大家填报在卫生运动中打死蝇、蚊、蚤、虱、蛆、孑孓、老鼠等的只数、斤数,有的还附加条件,要把已捕老鼠的尾巴割下,用酒精泡好,逐级上缴。青年团华东团委在“华东各地体育情况调查统计表”内要求填报篮、排球比赛后,爱好运动者的增减数字。中央文化部所发“公私营剧场调查表”内要求剧场填报“观众成份”。
群众对这样的统计工作、做这样统计工作的干部的批评是:吃了饭没事干,没有事就来找麻烦!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切注意的。
多头多脑,乱发报表
在统计工作上的上下左右互不联系,分散进行的情况也是严重的。
去年,盐务总局、原华东工业部等机关发到华东盐务管理局的增产节约报表共有四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格式和计算方法有出入。这样,就给填报单位造成许多麻烦和浪费。关于华东城乡物资交流的统计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城乡物资交流办公室、政府的贸易部门都布置了一套,内容大部重复。凡此种种,都是由于上下左右互不联系所造成的。
在一个机关内部,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况。华东财委的一个处,曾先后向原华东区百货公司要了四次物资产销平衡表,四种表格的要求相同,但数字却不一样。经检查,才知道四份资料是百货公司的三个不同部门报送的。人民银行松江支行农村金融股、货币管理股、计划股曾接到省银行各部门的指示,要求报送货币投放数。三个股都派干部到各公司催问,当大家在一个公司碰了头的时候,才知道要的原是一个数字。有些机关今天被人家抄去一个数字,明天又从那里抄回来。这样造成的浪费,也是无法统计的。
统计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是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分不开的。
有些报表,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就草率布置,因而一改再改,使下边无所适从。农业部门发下的一九五三年的计划表,第一次规定计算单位是“公顷”、
“公斤”、“千元”,下级折合好了,第二次又改为“市斤”、“市亩”、“千元”了。
有些报表限期过急,使下边无法按期完成。有的报表发到下面,限期已经过了。填报机关、干部接到这类表格的时候,往往是立刻动员,到处访问,星夜赶造,这正像某些农民、干部所说的:“干部满街跑,为了统计表”。有些数字一时调查不出,只能“估计”。有人说:这张表不可不信——因为只此一份;但千万别信——因为它不确实。
有些机关把统计表格布置下去,就认为万事大吉。再不督促检查。有些报表已失时效。也不通知废止,下边遇到疑问,向上请示,有的也不予答复。有些干部知道他们发下的表格下边无法填,竟假冒领导机关的名义往下布置。——这已不是一般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而是严重的违法乱纪了。
造成的恶果
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第一,人力、物力浪费严重,基层单位、群众视为沉重负担。有很多基层单位的统计干部,忙得头昏眼花,仍然难以完成“任务”。有些报表交上去了由于口径不对,不能综合利用。去春以来,山东莒县财委颁发到基点的调查表有六十四种,县的其他部门发了七十四种。有名的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春天接到层层颁发来的统计表二百五十五种,目前除已填好大部外,还有一部分未填起。凡发下的表格,都是“重要”、“火急”。其中那些乱发的、不切实际的报表,倒把那切实、重要、正规的统计工作影响了。
第二、逼出了一些不符实际的数字和报告。调查统计是一种科学的工作,但用乱了就会助长了做假报告的恶劣作风。
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状况必须迅速澄清
使统计工作更加正规、准确,澄清混乱现象的根本方法,就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分散主义的作风,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周密的统计工作制度和办法。这在目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各地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已逐渐展开,全国统一的统计机构也普遍建立并逐渐健全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科学性、高度组织性和严肃性。政务院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第一条中就指出:“如有不经批准乱发统计表格,不按规定填送报表者,得视为违反纪律行为,应予纠正。至于假报数字或谎报统计资料者,则为对国家不忠实的行为,应予严厉的处分。”必须认真执行这一指示,和乱发统计表格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以终止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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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贯彻责任运输改进货运工作
编者按:今年一月一日起,全国铁路实行了负责运输;就是说:货物一经交托铁路运输,托运单位就不必再派押送人员和准备防护设备,而由铁路负责把货物安全、及时地运到目的地交给货主。这是人民铁路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工作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之一,一方面可以为国家节省人力物力,使各经济部门和基本建设单位减轻在运输工作中的负担而能集中力量进行业务工作;另一方面对促使铁路单位改进货运工作,发挥运输力量也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根据本报读者反映:目前因为某些铁路单位在执行制度和置用运输防护设备等方面有缺点,以及某些铁路职工爱护国家资财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不够,以致造成了不少铁路运输中货物丢失、损坏的事故。这不但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并且影响了人民铁路工作的信誉和对运输负责制的贯彻。现在我们把读者来信选择一部分摘要发表于后,希望有关铁路领导单位据以检查、改进货运工作。
有些车站装卸货物不小心
使托运单位受到很多损失
山东省昌潍专署粮食局刘传本来信:全国铁路在今年开始实行负责运输,这对提高铁路运输力有很大好处,同时也使托运单位感到方便。但是,有些车站在运输装卸货物时不够负责,致使托运单位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如今年四月份我们昌潍专区调往安徽省的种籽粮八百万斤,分发符离集、宿城、田家庵等地。发货站装车时不够小心,大部分粮包口被摔破,很多粮食漏在车厢里,并从车厢四周缝口漏出。到站卸车时,粮食撒满站台,有一部分虽经扫起,但已掺进大量沙土,需要费工整理;还有一些粮食撒到道岔内,就无法清出。据符离集车站的统计,每车皮粮食(三十吨)在该站卸货时,撒在地下的一般要达五百市斤左右;而更严重的是,由山东坊子车站调往该站的高粱六十六万斤,竟亏耗八千余斤。
另外,四月二十二日由坊子车站发出六车粮食
(都是十五吨),其中一三一三号车皮(装粮一百三十二包)不知什么原因被中途甩下,也无人管理。到二十九日这个车皮才被拉到符离集车站,内有九十包粮食已被雨淋湿,少数已经生芽、变质。
根据以上情况,我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认真检查上述问题,迅速加以改进;并应教育员工切实爱护人民资财。
阳高车站在货运工作中
有严重不负责任的作风
读者郭钰、马恩山来信:阳高车站对货运工作不负责任,经常发生错误,使托运单位受到很大损失。
今年二月间,大同信托公司托阳高供销合作社给北京化学厂运猪肝六百多斤。车站将猪肝过秤后,就放到仓库里二十多天没有管。后经合作社方面提出抗议,车站才把这批猪肝运走,但把卸货地点改为清华园车站;而货物到达站后,又未立即通知货主取货。这样拖来拖去,猪肝变了质,国家财产因而受到损失。
今年三月,阳高县粮食局往天津调运蚕豆,原计划为九十吨(三车)。车站盲目通知粮食局要增运九吨。粮食局把九吨蚕豆运到车站,结果车装不下又剩了三吨。三月十一日粮食局调往东北的十车粮食,车站装货时漏装了二十五袋。粮食局提出意见,车站工作人员还觉得“无所谓”。集宁土产公司在四月份托该站运往天津东站葫麻四车,该站把其中一车的到达地点错写了。托运者发觉后要求该站纠正,该站竟让托运者直接和天津站联系。
总之,阳高车站在贯彻负责运输制中有严重的不负责任现象,造成很多错误。我们建议北京铁路管理局迅速进行检查,并督促该站改进工作。
郑州铁路局所属某些单位
运输粮食常有丢失现象
湖北省孝感专区粮食局冀国宾来信:我区某些县粮食局委托铁路方面运输的粮食,经常发生短少现象。仅武昌县粮食局三月四日到十二日九天中从土地堂、山坡、纸坊、贺胜桥等车站运往汉口的七车粮食中,就短了三十包;其中三月八日由山坡车站运往汉口的一车稻谷(车号为五一三八六)原载量三百七十包,到汉口清点时,只有三百五十七包,竟短少了十三包。此外,蒲圻等县粮食局由铁路托运粮食时也有同类事故发生。丢粮事故发生后,各粮食局都请求郑州铁路管理局负责赔偿,该局的回答是:“两月以后才能答复。”这就影响我局账目不能及时处理。我们不仅希望郑州铁路管理局迅速合理处理这些问题,更希望该局检查并消除负责运输中的混乱现象,以杜绝类似事故继续发生。
铁路单位运输纱布时
应该防止磨损事故
中国花纱布公司邯郸分公司运输股来信:在全国铁路实行负责运输后,还有某些车站没有真正负起责任,以致常常发生事故。从一月份到三月份,我公司委托铁路负责运输的纱布,就因为某些铁路单位没有很好加以保护而发生磨损事故七、八次,损坏的纱布共三十多件,有的布匹磨损达二十五层。这些损失只有一部分得到路局的赔偿,其余正在交涉处理。但是不管怎样,这总是国家资财的损失,不允许继续发生。希望铁道部门对货运人员加强教育,使他们提高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并且在运输纱布时准备保护设备(如过去货主自运时常准备一些麻袋垫子,垫在车箱内易损坏布匹的地方;经验证明,这可大大减少布匹在运输中的损失),以保证商品的安全运输。
两包花生米由郑州起运
过了十来天竟不知去向
甘肃省一个回族农民来信:去年我们那里庄稼收成较差,今春生产困难,我便把亲友家里及自己家中挖出的一些土产、药材运到郑州,卖了一百万元钱,准备到汉口买些凉席子回家,赚下点粮食好度“斋月”。由郑州动身前,我听到信阳的花生米价钱要比郑州高些。我就把钱在郑州买了两包花生米,带到信阳去卖。五月五日到郑州车站货运室登记,六日起了票(运票号码为○一六三九八),把货交了,当晚自己乘车到信阳。郑州车站对我说:
“最多三天,这批花生米就可运到信阳。”但我在信阳等了五六天,货还没有运到。我到信阳车站货运室去催问。该室给郑州站打了两次电话;郑州站接电话的人都说是“去查一下”,但等了一天也不回答。信阳货运室又发电报催问,第二天接到回电说:“该货已由某号整零车皮于七日载往信阳。”信阳货运室查遍南去货车编号,就没有这一号数的货车来到或通过信阳站。就这样,我被困在信阳,路费带得既少,又是举目无亲,每天只得吃一顿饭、一顿米汤度日。直到今天(五月十七日),货还没下落;而我已经一个钱也没有了,饭馆中已欠下膳宿费十余万元。现在这里的花生米又落了价,就是将货运到,卖的钱除去膳宿费及行佣,只能剩下三十万元左右了,连本也捞不回来。这使我怎样回家向亲友和家人交代呢?我要求铁道部门负责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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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严惩杨茂林及其他坏分子
——读者来信综述
四月十三日本报第三版发表了“坏分子杨茂林为什么能够长期盘据乡政权实行恐怖统治”的报道后,读者纷纷给本报来信表示意见。许多读者指出杨茂林的罪恶的性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刘乃超、陈志强、傅连勋等来信说:“我们认为杨茂林的行为,不是什么错误问题,而明显地是反革命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战士来信说:“杨茂林的行为,已说明他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封建地主、土豪劣绅服务的。”坏分子杨茂林的罪恶,引起读者们极大的愤怒。辽东省森林工业局三岔分局邵法时来信说:“我是亲身受过反革命分子迫害的。当看到揭发杨茂林的罪恶的报道时,我对杨茂林愤恨极了。”湖南省黔阳县蒋光亮来信说:“杨茂林长期盘据乡政权恐怖统治人民的罪行,是我们劳动人民决不能容忍的。”河南省读者张绪五等也表示了同样的心情。读者们来信中还进一步指出了杨茂林事件的责任。湖北省随县农民陈继熯来信说:“从这一事件,我深深感到当地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已严重到了极点。”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王可来信说:“醴泉县县委组织部长雷兆春(现任醴泉县委副书记)、该县四区区委副书记苟靖华和县委会代理秘书张思温等,竟然以那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对待群众的意见,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读者张超、潘涛、张蓏、林彬、姜兴文等拥护本报“编者按”中说的“陕西省和当地县的领导机关,有必要把这一事件当作典型事件加以处理。”济南市朱继志等七人、湖南省周安生等三人和张秀林、安士廉等也同样表示。广东省中山县总工会郑德安等二十人和张诚平的来信中,表示对醴泉县第四乡受害农民兄弟致以深切的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方君来信中则说道:“醴泉县向人民政府揭露坏分子的农民兄弟们,应该更大胆地揭露坏分子的罪行;应该向一切坏人坏事作坚决的斗争。”读者们一致要求严惩坏分子杨茂林及其集团的所有坏分子。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涟水县盐河初级小学教师竟在春荒期间乱向农民派款
中共江苏省涟水县委宣传部王树人来信:涟水县锡恩区盐岔乡盐河初级小学教师孙志东和孙献朝
(乡文教委员)两人,不经县区领导部门批准,就通过盐河村村干部擅自向该村农民按田亩派钱建筑学校;筹款总数原计划是九十多万元,每亩田要摊派七百五十元。现在正值春荒,农民生活很困难,但他们却不管群众疾苦,硬向群众催要,六十多岁的孙宋氏派到五千元钱,出不起;但干部硬要,逼得她跑到乡政府去大哭。建议涟水县人民政府迅速制止这种非法摊派行为,并把已收的款分别退回农民,以挽回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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