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青年狙击手张桃芳
彭海泉 蒋资
最近,在朝鲜前线英雄的上甘岭阵地上,又出现了一桩新的英雄事迹:志愿军某部狙击手张桃芳,在三十一天里,用四百三十七发子弹,打死打伤二百十一名敌人,创造了朝鲜前线我军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张桃芳是刚上前线三个多月的新战士,一个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当他来到上甘岭阵地的时候,上甘岭战斗中的许多英雄事迹,激动着这个新战士的心。他想:“我一定要向老战士学习,要跟他们一样,狠狠地打击敌人。”这时候,部队正在热烈地展开冷枪冷炮杀敌运动,上级并号召创造“杀敌百名狙击手”。张桃芳鼓着勇气对班长说:“我也想参加打活靶。”班长听了,犹豫了一下,指着前面的一块石头说:“你先打三枪死靶试试看。”结果,三发两中,班长就同意他到射击台上去参加打活靶了。
张桃芳一上射击台,就发现对面山上有几个敌人在走动,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他马上射出十二发子弹,结果不但一个敌人也没打中,反而壮了他们的胆,他们更大模大样地到处跑起来。他从射击台下来,憋着一肚子气。晚上班长问他:“小张,今天打了几个?”张桃芳红着脸撅着嘴说:“一个也没有打到不算,还他妈的让敌人欺侮了一阵子。真见鬼!过去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多少还打了个二十五环,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就不管用了呢?”班长就安慰他说:“不要急,你那时候打的是死靶,现在打的是活靶,当然不容易打到啦!”接着班长又问他:“你是不是对着敌人瞄准的?”他说:“当然是呀!”班长拍拍他的肩膀说:“难怪打不到,等你瞄准了敌人再射击,敌人不早就跑过去啦!”张桃芳这才恍然大悟。班长又耐心地教他:上山的敌人怎样打,下山的敌人怎样打,横跑的敌人怎样打,快跑和慢跑的敌人又怎样打。班长的话给了张桃芳很大的启发。
第二天,班长和他一齐到射击台上去。班长对他说:“你按照我说的法子打打看,到底灵不灵。”过了一会,从对面山上下来三个敌人,张桃芳急忙端起枪,照着第一个敌人头上十公分瞄准,“叭”的一枪,出乎他意料之外,倒下去的却是第二个敌人,他非常奇怪地问班长:“为什么我瞄的第一个,反而打倒了第二个呢?”班长反过来问他:“你是瞄准膝盖打的吗?”他答道:“不是,我是瞄在头上打的。”班长说:“那当然打倒的是第二个敌人了,你要知道这是打下山的呀!我昨天给你怎么说来?”张桃芳一想,因为刚才过于紧张,他把班长的话弄反了。这一天他按照班长的话几枪就撩倒了四个敌人。张桃芳这下可把敌人教训的乖得多了,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到处乱跑。昨天郁积下的闷气这才舒了一下。晚上,他对班长说:“你对我帮助太大了。但我想,一天只能打四个敌人,太少了,是不是还可以争取多打一些?”
班长说:“那就要熟悉地形。要叫枪口等着敌人打,不要叫枪口跟在敌人屁股后面转,打倒了这个又放走了那个。”这样,第三天就没有打。他和班长两个人专门观察敌人活动的道路,把敌人阵地上最难走的地方和敌人经常休息的地方,统通测好距离,编上号头,作为固定封锁的地方,只要听到观察员“×号发现目标”的报告,枪声响处,敌人就要丧命了。
接着,张桃芳参加了团里召开的狙击手漫谈会,在会上他又学到了一点经验:要抓住敌人行动的规律,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射击台上老等。张桃芳回去后,就找班长研究敌人行动的规律,研究的结果是:一早一晚是敌人运输的时候,中午是敌人送饭的时候。运输的和送饭的敌人,因为身上负担重,跑得慢,比较好打。
一次,张桃芳正把枪口放在固定封锁点上等着,忽听观察员喊了一声:“注意!二号发现活靶!”张桃芳一看,果然有一个敌人背着东西正向上爬哩,“叭”的一枪,这个家伙就滚下山去了。观察员在望远镜里看到,原来这家伙背的是一桶油,油淌在地上,人顺着油往下滚。大家听了都笑得透不过气来,一个战士还幽默地说:“妈的,这家伙临死还要揩油呢。”
还有一次,张桃芳正在射击台上等目标等的发急,突然两个敌人从碉堡里跑了出来。张桃芳仔细观察,原来是两个鬼子吵架,越吵越凶,竟忘记了志愿军狙击手的厉害。张桃芳说:“咳!不要吵啦,让我来给你们调解一下吧!”说着就“叭!”一枪送过去,一个敌人立刻被打倒在地上,另一个也一下子溜掉了。这样,张桃芳的战绩很快增加起来了,在十八天的战斗中,用二百二十五发子弹,消灭敌人七十一名,差不多每三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每天消灭三个到四个敌人。全班共消灭了五百六十四个敌人,有九个同志立了三等功,全班获得集体三等功的荣誉。张桃芳并被批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上级为了进一步培养张桃芳,就把他调到狙击手训练队去学习了两个星期。他并不因为自己的战绩而骄傲,相反,更虚心地学习别人的经验;教员耐心地讲解,使他的实战经验提高到学理原则上来。因此,他在狙击手训练队也是成绩最优良的一个。
张桃芳学习后,在狙击技术上,确实是显著地提高了。在后一个时期的十三天里,他用二百十二发子弹,消灭了一百四十个敌人,平均每三发子弹杀敌两名,平均每天杀死十个到十一个敌人。他在四月八日到十二日的五天里,用五十五发子弹消灭了五十一个距离较远的敌人,几乎是百发百中。
敌人被张桃芳这杆枪打急了,就开始施行报复。有一天,突然从二号目标那座山上打来一排六○炮弹,在张桃芳面前炸开了。张桃芳想:那个地方从来没有打过六○炮,这明明是想报复呀!打!好吧,看你的炮厉害还是我的枪厉害吧!他等敌人打了一阵炮弹以后,就仔细地观察起来,这时敌人沉不住气了,也把头探出来想要看看自己的“战果”,张桃芳那容他观看,一枪打过去,就打倒了一个,剩下的一个就跳下交通沟里去了。
以后敌人又是机枪扫,又是炮轰,打的张桃芳四周烟尘弥漫,身边的石头火星飞溅,可就是打不到张桃芳。原来张桃芳一开始打活靶的时候,他就想:“要大量消灭敌人,一定得想个办法,让我打到敌人,不叫敌人打到我。”因此,他就把交通沟延伸到一块一公尺多高的石头跟前,在石头两边挖了两个射击台,左边发现敌人就到左边去打,右边发现敌人就到右边去打;又在交通沟下挖了一个防炮洞,每当敌人炮轰得紧的时候,也就是张桃芳在那个洞里休息的时候;敌人只能看到这块大石头,根本看不到张桃芳。到现在为止,这块一公尺多高的石头,已经被敌人打得还有五、六十公分高了,可是却没有打到张桃芳一根汗毛。
敌人的报复手段失败以后,又耍起新的花样来。
一天早上,张桃芳一上射击台,就很清楚地看到四个敌人坐在阵地上。他觉得真奇怪:这些天敌人老是怕得像兔子似地,为什么今天胆子突然大起来了呢?他一边诧异,一边就狠狠地打了一枪,可是四个敌人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观察员马上报告说:“不要理它,是敌人玩的鬼把戏,扎的草人子。”这可使张桃芳纳闷起来。以后每天早晨,张桃芳都发现有这样的“敌人”增加,敌人几乎在每一个碉堡跟前和每一条路上都插上了草人子;但是敌人再狡猾也是白费。有一次,张桃芳又发现有一个敌人在五号目标那里跑,等他用枪瞄准的时候,这家伙一下子就隐到草人后面去了。他心里想:“这家伙一定是跑不动了,想躲在草人后面去休息一下。好啦!就叫你长期休息吧!”“叭”的一枪打过去,这个敌人马上离开草人倒下去了。又有一次,张桃芳看见一个草人子突然胖起来了,他知道这里有鬼,就静静地观察着。忽然,在阳光的反射下,他看到草人子的头部有两块玻璃似的东西闪闪地发亮。很显然敌人是用望远镜观察我们的阵地,张桃芳不慌不忙地说:“好小子,你还想来参观我们的阵地吗?对不起,我们的阵地谢绝参观。”说着就是一枪,鬼子和草人一起都倒下了。
到目前为止,张桃芳的那个班已经消灭了七百六十个敌人,差不多等于两个营;张桃芳一个人消灭的敌人就差不多等于两个连了。最近一个投诚过来的敌人说:“我是新兵,刚到前沿的时候,老兵就对我说:‘没事就乖乖地蹲在工事里,可不敢到外面去乱跑;志愿军的冷枪可真厉害,说打你的头就不会打在你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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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军康藏高原中的一个青年团员
舒凡
一九五○年的夏天。康藏高原的二郎山上。为了西进大军顺利通过,筑路部队正在赶架桥梁。眼看一座大桥就要架成,却短了两根桥桁不能完工。于是领导上立即派出十多个战士再去伐料。真是喜出望外,不到半天时间,他们终于砍倒了一棵大树,长约十丈,粗约两围,做两根桥桁绰绰有余。当这根木料顺着山坡滚滚而下的时候,伐料的人们一个个发出兴奋的欢呼。突然,只听得“卡嚓”一声,木料停止了滚动,凸出在山腰中的一块巨石挡住了它的去路。当时要是再伐一根木料,不但至少还得半天时间,而且不一定能够合乎桥梁需要的标准。要是把那块巨石挖掉,石头和木料急撞直下,挖石头的人又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正在大家面面相觑拿不定主意的当儿,忽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激昂地说道:“全连同志等着这根料架桥,多少部队等着这座桥通过,就看我们了,我去把石头挖掉!”这个人就是在三年前十八岁的时候被人称为“小英雄”的杨茂武,这个人就是在进军康藏前夕的决心书上写了:“不管它山有多高,雪有多厚,我一定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争取做一个青年团员”豪语的杨茂武。
这时同志们还不同意他去冒险,主张另作计议。可是杨茂武坚决要去。他想起了自己的班长共产党员郭立江。他想:“班长不是经常劝告大家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吗,因为我们还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还要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呢!可是在剿匪中,他却冒着弹雨去攻夺敌人的机枪阵地,难道班长就不知道危险吗!不是,那是任务要求他那样做。现在架桥的任务也要求我这样做,我应该像班长一样不怕一切危险!”于是他就挖着站脚的土坎,顺着陡坡向巨石走去。到了石头跟前,他先沿着石头的正面挖了一道浅沟,这时石头两侧泥土的阻力还可以支持木料的重量。然后他又站在石头两侧用力挖掘,石头渐渐松动了,杨茂武赶忙向一边躲开,这时巨石带着木料,猛冲下去,沙石四溅,声如山崩,杨茂武被震得立足不定,险些滚下山去。当同志们跑来营救时,他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擦了擦顺着耳朵流下来的鲜血,若无其事地走上了山坡。
二郎山的夏天是霪雨的季节,由于任务紧急,部队冒雨施工,个个棉衣淋得透湿。同志们整天紧张劳动,晚上精疲力竭,谁也不去烘烤衣服,第二天又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开始工作。杨茂武想:“同志们每天穿着水湿的衣裳做工,日子长了能不生病吗?任务本来就紧,要是都病了谁去完成呢?”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班长郭立江了。“要是班长在这里,他会怎么样呢?班长一定会牺牲自己的睡眠,把大家的衣服烤干,现在班长不在,我就应该这样做。”于是,他就从地上翻身起来,把全班同志的棉衣抱到帐篷外面。雨已停了,远处山尖上的白雪在黑色的夜空中闪闪发光,偶尔,从云缝间露出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杨茂武点起篝火,一件一件地给同志们烤衣服。篝火映在他那疲困地脸上,不断浮现出满足的微笑。本班的烤完了,又烤别班的,最后柴烧光了,衣服还没有烤完。“是不是烤这么多就算了呢?”杨茂武摸摸烤干的衣服,又摸摸还湿着的衣服,心里想:“不能!这干衣服穿起来多舒服,这湿衣服穿起来多难受,我再熬一会,明天全体同志就都穿上干衣服了。”于是,他又强支着疲困的身体,摸到山上去砍柴。不提防摸在一棵漆树上,回来以后脸和手都渐渐肿起来了,又痛又痒。但他一直坚持着把全体同志的衣服都烤干了。这时天已发亮。同志们穿上暖烘烘的干衣服,都十分诧异。走出帐篷一看,杨茂武正蹲在篝火旁边烤他自己的棉衣,手和脸肿得他们都有点不大认得了!同志们都被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
二郎山修路结束时,杨茂武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初步愿望,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了。
公路经过二郎山,向折多山和雀儿山修去,条件越来越困难,任务越来越艰巨。杨茂武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工作就更加积极努力了!在甘孜和雀儿山工程中,杨茂武连续创造了两次新纪录,推动了修路工程的进展。一天,在石岩上打炮眼,杨茂武没有当心炸起的一块石片砸在他的头上。一时鲜血直流,晕倒在地。同志们正准备把他抬到山下休养所去,他醒过来了。看到要送他下山,他急得什么似的,马上挣扎着站起表示不能同意。他找很多理由要求不要把他送走。他说这点轻伤不要紧,还可以做点轻活,他说起码还可以放哨,他说至少他还可以帮助解决团员中间的一些思想问题。最后领导上下了命令才把他送到山下。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杨茂武出席了工兵司令部的英雄代表会议,当他回到驻地时,各连派了代表到营部欢迎他。营首长亲自向他敬酒,他却站起来说:“我算什么呢?就是有一点成绩,也全靠党的培养和教育,全靠班长郭立江同志的帮助,我是一直把班长郭立江同志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的。”接着他举起了酒杯,大声地说:“我觉得这一杯酒应该敬给班长郭立江同志!”
现在,杨茂武同志已被提升为某部副排长,继续带动着大家战斗在康藏高原上。(附图片)
杨茂武点起篝火,一件一件地给同志们烤衣服
阿老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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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寻常的会见
连云山
五月五日下午五时左右,在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的住所——北京第一宾馆的门口,匆匆走来一对中年夫妇,要求允许他们马上进去会见代表团的代表邓万芹同志。传达室的同志照例耐心地解释说:“同志,请原谅,这几天代表团的同志太忙了,又要开会,又要报告,又要参观,又要赴宴,整天不得休息,要看他们的人太多,怎么行呀!还是请你们在群众大会上和他们会见吧!”听着传达室同志的解释,他们脸色变得激动起来,几乎是同时说道:“同志,这是今天上午我们和邓万芹同志在电话上约好的时间。”接着那位女的就拿出了一封信一边递给传达室的同志,一边说道:“我们这不像一般的会见,请看这页信吧!”信上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玉林姐,请你们一定去看看那位不顾自己危险把我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邓万芹同志吧!她因为一贯工作积极努力,又抢救了我而光荣地归国参加‘五一’节观礼了……玉竹妹上。四月十六日。”
他们这才被允许进去了。当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一个胸前挂着朝鲜军功章的年轻的姑娘面前给他们介绍说:“这就是二等功臣、护士邓万芹同志”时,那位女的抢前一步,一把将邓万芹抱住,然后又紧紧地握着邓万芹的手,和邓万芹面对面地坐下,眼睛里闪着兴奋和感激的泪花。邓万芹知道这个女的就是任玉竹的姐姐任玉林,男的就是任玉林的丈夫刘凤池。好一会他们才开始谈起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敌人的夜航机群,飞过邓万芹所在的野战医院的上空。远处,我们的探照灯的强烈白光,划破夜空,寻找着这群美国的空中强盗,一串串的红色的高射炮火,从四面八方飞向高空,在敌机航路上打成一条火带。邓万芹在房里正要写日记,听到防空警报的枪声,就连忙去检查那本来堵得非常严密的窗户。后来那群敌机拐回来以后就把三四十个炸弹和汽油弹投了下来,有几个就恰恰落在这座医院里了。邓万芹看见外面强烈的电光一闪,接着山崩地裂似的一声响,屋子震得要跳起来一样,跟着“哗喳”一声,屋子的大梁“呼”地擦着她的左脸坠下来了,瓦片土块也没头没脑地往下盖。她脸烧头胀,要看看,但眼睛睁不开了,她要起来,但觉得下半身又埋在土里,只听得大火呼呼地从四面响过来。“恐怕出不去了吧,要被大火烧死了;如果出不去,为了祖国,为了抗美援朝,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她一边想一边拚命地拨土,一使劲挣了出来。她揉揉眼睛,四下一看,忽然发现前面一堵墙还有一处没有被火吞没。她把墙狠命一推,“哗拉”一声墙倒了,她就踏着火焰飞奔出来。她才松了一口气,回头一看那团团烈火,猛然想起屋里还睡着任玉竹。那个和她一起工作的活泼可爱的任玉竹,因为有病,就在屋子被炸的前一会吃了安眠药睡着了。现在屋子被炸塌了,烈火笼罩了那个地方,任玉竹不被压死,也马上要烧死了。“党教育了我们,我们能眼看着她被烧死吗?不能,我要救她!”邓万芹转身又冲进大火去了。她在浓烟烈火中大声喊叫:“任玉竹!”“任玉竹!”立刻听到任玉竹微弱的回答的声音。邓万芹顺着这声音扑过去。扑到任玉竹应声的地方,看到那个地方横压着一根燃烧着的大梁,她想搬开它,但是没搬动。这时,任玉竹的声音更低了。“我要救她!”她狠命一搬,不知从那里来的力量,大梁滚开了。她一面喊,一面用力拨开压在任玉竹身上烧得滚热的土,扯起盖在她身上的还没烧着的被子,使劲地把任玉竹的两手拉出来,搭在肩上,背着任玉竹,冲过大火,奔了出来。
一位正在救火的朝鲜工人飞奔过来,把任玉竹从邓万芹背上接过去,飞跑到救护所的防空洞去了,邓万芹也跟了进去。任玉竹从昏迷中醒过来,揉着眼睛,万分感激地说:“邓万芹同志,是你救了我,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
邓万芹的眼睛被烟薰得睁不开了,脚上、手上和脸上也都被火烧伤了,走路也要人牵着,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伤才痊愈,但视力却减弱了。任玉竹的下颚、胸部和腿上也被火烤伤了。当她恢复健康以后,给她姐姐写了一封信,信上有这么一段:
“玉林姐、凤池姐夫和小宝宝们:让我告诉你们吧!美帝国主义把我的一切都烧光了,只剩下一条命,这仇恨我永生难忘。今天我能够自由地呼吸,愉快地生活,兴奋地给你们写信,这些幸福都是党和毛主席教养了的邓万芹同志给我的。我现在正以无比的热情工作着,我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人员,学习邓万芹同志伟大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战斗中和工作中争取立功,争取入党,来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邓万芹同志。请你们等着我实现这个愿望的消息吧!”
任玉林夫妇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全家正在吃晚饭。许久没有接到玉竹的信了,他们兴奋地打开一看,心情沉重起来;对敌人的仇恨,对邓万芹的感激,以及邓万芹这种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对自己的鞭策……各种的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饭也吃不下了。全家沉默了好久,最后刘凤池才说:“如果在旧社会里,有谁肯扑到火里去救玉竹呢?还是应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教养了新社会这一代人!”从那时起,夫妇俩就决定要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他们白天在机关里努力做好工作,晚上在家里又增加了一个钟头的政治学习,来加紧提高自己;决心为祖国更好地服务,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感谢邓万芹同志。
任玉林夫妇从四月二十二日接到玉竹的信,知道了邓万芹是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代表,要来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就一直打听着,直到这天才找到了邓万芹。
听了邓万芹叙述她如何从大火中抢救玉竹的详细情形后,任玉林被感动得问道:“当你刚从火里出来,又要进火里去;你就没有想到对你自己是危险的吗?”邓万芹把两根小辫向后一甩,亲切地答道:“我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危险,只想到要救她。”
“万芹,这样吧!”,任玉林把两手搭在邓万芹的肩上说:“你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我的妹妹,以后你也和玉竹一样,就是我的亲妹妹了。走吧!我今天接你到我家里去,孩子们也吵闹着要看看他们这个光荣的姨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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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永远战斗在前线
张若煌
“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的第三天,在初夏的西湖边上一所漂亮的大礼堂里,我们——浙江新闻出版界组织的慰问团和在这里休养的志愿军休养员见面了。多么动人的场面,多么难忘的时刻啊!大家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不,应该说是心连着心地尽情交谈着。天真的少年儿童队员们,爬在椅子上,温存地摸摸休养员的头,问一句:你的头好吗?又温存地摸摸休养员的脖子,再问一句:你的脖子好吗?从头到脚,他们都要摸一摸,问一问,一直到休养员同志说:“我全身都很健康。”他们的脸上才露出满足的微笑,安静地坐了下来,仿佛他们那颗小小的心灵最后得到了安慰一样。在我旁边坐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好像和分别很久的亲人谈心似地在和休养员同志谈着话:“叔叔,有你们保护我们,我要好好念书,将来长大了,要为祖国做多多的事情。”
机关干部们,争着向休养员同志谈着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从鞍钢谈到淮河,从新疆谈到海南岛,从朝鲜战场的新胜利谈到机关内部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巨大成就。
一提到祖国的建设,很多休养员同志都兴奋地谈起祖国的伟大建设和祖国人民幸福的生活如何鼓舞着他们英勇战斗的生动故事。一个生长在祖国遥远的边境西康省,名叫向金发的休养员同志,在谈到最紧张的时候,他突然住了口,从口袋里掏出来用祖国少年儿童队员献给他的一块红领巾包着的一厚叠照片。其中有斯大林、毛主席、金日成的照片;有他的亲密战友的照片;有祖国美丽的风景照片。这些照片,有的是祖国人民送的;有的是战友们在激烈的战斗空隙中为了留念送的。他一张张地翻给我们看,末了才说:“看,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另一个休养员同志给大家叙述起他们怎样抓美国俘虏,怎样带一个排的战士消灭敌人一个连的战斗故事。他的名字叫杨传芳,生长在毛主席的故乡——他常常觉得这是自己的荣誉,并常常以此勉励自己更英勇的战斗。他讲得那么生动、活泼、感人,大家都着了迷。最后,大家才发现他说得太多,有点累了。我打开了窗户,请他欣赏一下窗外的风光。这时,山坡上一片葱绿,树梢上挂满了红花,田野里翻起麦浪,湖面上荡漾着微波,初夏的凉风迎面扑来,好一幅动人的风景画啊!我很自然地联想起在许多朝鲜通讯中关于朝鲜景色的描写,不禁低声问他:“冬天,在朝鲜很冷吧,听说雪有几尺厚?”“不,”他答复,“在朝鲜,冬天里也有春天。”他看到我们犹疑的神情,接着又解释道:“朝鲜的冬天的确很冷,但我们的心里却总是暖烘烘的。因为我们想到:有我们守卫在朝鲜前线的坑道里,祖国的工厂就可以冒烟,田野里就可以生长旺盛的庄稼,孩子也可以在母亲的身旁熟睡……。像窗外这幅美景,在朝鲜时,老是存在我们的心里。它就是鼓舞我们的一种力量!”
“祖国真温暖,祖国的人民对我们真热情,我决心安心休养,争取早日回到朝鲜前线去!”另一位休养员同志激动的声音,引起我的一段难忘的回忆:
在斯大林逝世的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我曾经来过这里一次。那天的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屋子的墙上,贴满了决心书——党小组的、团小组的和个人的。这些决心书都反映出他们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斯大林同志的伟大国际主义的忠实战士,我们决心安心休养,争取早日回到朝鲜前线,用狠狠打击敌人的实际行动来悼念斯大林同志!
当天,我曾经在这里认识了卿笃坤等好几个志愿军休养员同志。今天我很想再和他们谈谈,可是都找不到了。一个同志指着东北的远方告诉我们:
“他们在恢复健康后又回到抗美援朝最前线去了。”
我向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心中默默思念:英雄,钢铁打成的,他们永远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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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听到祖国声音的时候亲爱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同志:
你们的清朗的声音,越过千山万水,传到了战斗的朝鲜的前沿阵地,传到了我们在祖国休养的安静的病房。从广播中,我们熟悉了你们的声音。两年多来,不论在战斗和休养中,你们的声音,不,祖国的声音给了我们多少安慰和温暖,给了我们多少启示和力量啊!我们怎能不感谢你们,感谢所有从事祖国广播事业的同志们呢?
进入朝鲜,我们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垮了敌人几次疯狂进犯以后,我们才有条件收听祖国的广播。当我们在朝鲜前线第一次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振奋人心的声音的时候,你知道大家是多么高兴啊!那就像听到了久别的母亲的声音一样,大伙聚精会神地听着;把手小心翼翼地放在收音机上,就好像抚摸着自己的亲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抑制着自己呼吸的声音,尽量使它减弱到最轻微的程度。但是,当我们听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嘹亮的歌声时,谁能阻止住由于兴奋引起的内心激烈跳动呢?当我们听到“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死亡……”的声音时,我们好像听到了慈母的叮咛,又好像听到了祖国人民的命令……。我们爱恋地把手从收音机上移下来,挺直胸脯,走出了掩蔽部,睁大眼睛,捏紧拳头,遥望着北京——这发出歌声的祖国心脏。我们在向祖国默默地宣誓:“我们要用战斗来回答你的希望。”
自此,我们从没有放掉过每一个可能收听的机会。从广播中,我们听到过朱总司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毫不满足地认真学习,熟练掌握新的技术,……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也听到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主席的讲话:“要人,站起来就走;要钱,要粮,马上就送”;还听到过人们对美国细菌战犯的控诉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天安门前海啸一样的欢呼:“毛主席万岁!”我们好像看到了首都节日夜空的焰花,好像看到了无数狂欢歌舞者的笑脸。那辉煌灿烂的灯光,照亮了我们的心;青春的歌声,淹没了坑道里滴水的坠落声。
有时,当我们听到广播中孩子们喊着“志愿军叔叔”清脆的声音时,那些在前线上的“小鬼”就会爬在收音机前,含着笑说:“同志,我怎么能当您的叔叔呢?还是叫我哥哥吧!反正一样,我要保卫你们,要全力保卫你们!”孩子们的心,在同一时间内融化在一块了。
今年春季,我在朝鲜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被送回到国内的医院里休养。这里,没有大炮的轰鸣,没有敌机的俯冲声,有的只是恬静的疗养环境,大夫的精心诊断,护士的殷勤照顾。可是,这种生活对长期战斗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来说是单调的。这时,收听你们的广播,就成了我们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你们的声音里,我们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知道了交换病伤战俘的情况,知道了朝鲜前线的节节胜利,知道了战友们动人心魄的英雄事迹,知道了祖国各方面建设的成就。这一切,进一步鼓舞了我们保卫和平、保卫祖国的决心,进一步鼓舞了我们安心休养,争取早日归队的愿望。有一次,我们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李玉瑾同学给志愿军广播的声音。她的第一句话:“亲爱的志愿军叔叔,大哥哥,大姊姊们……”,就使我们多少休养员的脸上浮现出亲切的微笑;当她喊出“再见”的时候,很多人都大声叫道:“怎么,完啦!”同志们,您看,你们的声音,祖国的声音,对我们该是多么需要啊!
几年来,祖国各方面都在变化着,你们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坚强,热情,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在北京,你们终于喊出了令人最兴奋的口号: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这是多少人的希望,多少人的梦想啊!你们看,伟大的中国人民,将要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开步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喊出:“前进吧,祖国!”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祖国的广播事业进一步的成功!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休养员 陈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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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怀抱
黄谷柳
汽车队驶过定州不久,天就亮了,美军的夜航机再不能骚扰他们了。晨空中,出现了我们矫健的“银燕”,它们在汽车队列头顶的白云间穿梭飞翔,来回画着白色的烟带,仿佛是要告诉下边车上的乘客和朝鲜的和平居民:你们放心赶路和干活吧,我们在天空中保卫着你们的安全呢。
二十八辆汽车组成的汽车队,载着二百四十四个心情激动的乘客——不久前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人员,向北飞驶。他们一路放声高歌,好像是要唱入云霄,让我们的“银燕”也听见似的。
“伙计,你说变化多大呀!咱们呆在济州岛战俘营两年多,谁能想到有这样大的变化,一直还以为天空是美国鬼子的世界呢。你看呀,那一队队的飞得多写意!咱们到底也熬到出口气的今天了!”说话的是一个二十二岁左右的小伙子。他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一手扶住车栏,精神振奋,眯着眼睛仰望着天空。
“不容易呵,伙计。”坐在小伙子右边的张班长含蓄地若有所思地这样说。不知道他是指的他们自己在战俘营中熬过了两年不容易呢,还是指的自己的战友们在火线上和朝鲜的天空中的斗争不容易呢?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一路沉默起来。很显然,他想的比他要说出来的不知道超过几百倍。汽车经过杨市,有人说,“还有四十里就看到鸭绿江啦!”有人说,“半个钟头能到新义州,上午十点钟准能过江。”有人说,“两年多了,不知道祖国变化成什么样了?”有人说,“越近家,我的心越跳得厉害了!”小伙子碰了一下旁边的张班长,问他:“班长,为什么不吭声?不高兴吗?”半晌,老张才答道:
“我姓张的又不是木头做的,今天能够重回到祖国,怎么不高兴。”停一会,他又接着说:“小邓,你那里知道我的心事。一个人只能死一回,不能死两回;我这条命算是被救回来了,没死在巨济岛上,也没死在济州岛上,你说是谁救活我们的?”他停顿下来等待小邓的回答。
“祖国!是强大的祖国救活我们的。不是吗?”
“对!你说的不错。我就是在想,今后我应当怎样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谈着,还没把一肚子话倾泻干净,前边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都停下来了。
“新义州!”有人叫了一声。
一眨眼功夫,从两旁的残破楼房里拥出了一大群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的朝鲜老大娘、大嫂子和姑娘们,她们挥动着手上的旗帜和鲜花,飞奔到车前来。跟在她们后边的是一群朝鲜人民军军官们和士兵们。他们高呼着口号,奔过来和这些久违的亲人拉手。这里是今天经过的朝鲜的最后一个城市。这一大群人是新义州市民代表和军队代表,到鸭绿江边来欢迎他们的到临,同时又是欢送他们过江的。朝鲜人民唱着中国歌曲,一声声一句句透过这些志愿军伤病人员的心里,叫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老张被一位老大娘拉着衣袖,不知道塞些什么东西在他手里。老张看着那老大娘,就仿佛是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激动得直流泪,嘴巴哆嗦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碧绿的鸭绿江向他们迎面扑来,汽车飞驶过江了。汽车上的人们从朝鲜人民热情迎送的氛围中清醒过来。当祖国兄弟姐妹的面容在一秒钟比一秒钟临近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当他们在美国战俘营中数不清的不眠之夜里所想念的可爱的祖国就在面前显现的时候,谁的心能够不激动呢?
应着车轮滚动的节奏,他们又激昂高歌起来,响亮的歌声飘荡在鸭绿江上。
歌声未停,车队已经到了安东,他们看到了分别两年多的祖国的第一座城市。这里听到的是一片亲切的祖国的声音,看到的是一片可爱的祖国的欢迎的人群。伤病人员同志们颤动着嘴唇,含着笑,脸上闪着泪光,每一个人都不很清楚知道自己究竟第一眼瞧见了些什么。他们只感到他们的心在狂跳,感到人们的体温传过他们的身上,手的森林向他们招引,多少双关切的眼睛睇视着他们,因为等得时间太久而开始萎谢的花朵塞到他们的怀中……这一切,都在如梦如醉中过去了。
有一位在“军人商店”对面马路边给志愿军缝补袜底的老大娘,她从天刚亮就看见欢迎的人们等待在马路上。人们空着肚子等待着,仿佛是母亲等待脱难出狱的孩子那样的心情,一定要等到见了孩子才吃得下饭。这老大娘终于看见人们等待的亲人已经到来了,她也跟大家一样,见到那些纯朴的可爱的脸孔了,她一边用袖口擦眼睛,一边连声说: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到底回来了。”
这个不知姓名的老大娘,也许有个孩子在朝鲜吧?也许,他们中间有人穿过她缝补的袜子吧?有谁知道呢?但过路人明白:她是许许多多默默为他们的平安而祝福的母亲中间的一个。和平一天不战胜战争,作母亲的半夜醒来是不会忘记为他们祝福的。
在这里,他们开始看到了祖国建设的一些成就,但也看到了美帝国主义对祖国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看到了在五月十日和十一日被敌机轰炸过的灾区。用什么话来表示自己的愤怒呢?他们找不出话来说。老张看见镇江山麓的那些美好的住宅区已变成一片瓦砾场,就像他在平壤、肃川、新安州、定州、宣川以及别的朝鲜城镇所看见过的一样。欢迎他们的一位代表告诉他:当轰炸还没停止的时候,救死扶伤、清理灾区的工作就开始了。意思是说:家里的人也像志愿军战士们在朝鲜战场上一样,都以忘我牺牲的精神在工作着,敌人的破坏阻止不了我们的建设。
很快,他们就被送到休息的地方——一座风景优美的医院。护士们扶他们下车,把他们安置在充满阳光的温暖的病室里。为了让他们得到充分休息,恢复两天两夜乘车的疲劳,连剪手指甲这一点小事都不让他们自己做。护士们没有一个是闲着的。她们像是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真诚、和善、体贴,而且干得那样称心乐意。
祖国为了使他们恢复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所安排下的一切周到的、细致的布置,使他们深切地感到祖国的无比温暖。他们曾用整个生命拥抱祖国,宁冒生命的危险,他们也不愿和祖国分开。现在他们终于重新回到了两年多来日日夜夜所盼望着的祖国怀抱。谁也不能再叫他们离开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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