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
——为追悼斯大林同志逝世而作
张如心
（一）
伟大的斯大林逝世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逝世以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最沉重的和无可补偿的损失。在这哀痛的日子里，人们很自然地回忆着斯大林的过去，感激斯大林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作为列宁的最好战友、列宁逝世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对苏联人民、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尤其感觉亲切的与永志不忘的是这位巨人对中国人民的特别关怀和对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
伟大的斯大林一贯地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热情的鼓舞者和天才的导师。远在一九一八年，即我国五四运动的前一年，斯大林即强调指出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国际意义，并发出了“不能忘记东方”的号召。以后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每一步的前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欢呼。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他的一次讲演中曾指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计量的”。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间，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着吃人的野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开展革命进攻的时候，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粉碎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革命的胡说，为了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给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以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把列宁主义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不朽著作，主要的有“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问题”、“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时事问题简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关于中国问题部分，“论反对派在中国三个问题上的政治面目”。斯大林在这许多著作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点深刻地阐述了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继续尖锐化的条件下发展着的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并对于共产党人在这一革命中应采取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给予了许多极其天才英明的指示。斯大林这许多不朽的著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它对于中国革命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二十多年来的中国革命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遵循着斯大林的指示而获得胜利的。
（二）
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与战略策略的规定，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情况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为依据的。斯大林指明了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与宰割下的半殖民地。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驳斥托洛茨基匪徒所谓“中国民族革命主要是反关税的革命”的谬论时，曾这样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主要地不在于对中国关税的限制，而在于它在中国握有从中国好多百万工人和农民身上吸取血汗的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洋行。”（“时事问题简评”）
斯大林揭露了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统治是与旧中国国内反动腐朽的封建势力密切地结合着的，并一再地强调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是中国广大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斯大林说：“如果好些省份内农民收入百分之七十是属于地主和劣绅；如果武装的或没有武装的地主不但是经济的而且是行政的和司法的权力；如果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实行着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压迫的基本形式。”（“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托洛茨基匪徒拉狄克当时曾经以“商业资本渗入了中国农村，并把土地出租给贫苦农民”为理由来否定中国农村中封建势力的存在。斯大林在戳穿拉狄克这种胡说八道时，曾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商业资本的特性和它与封建势力的关系，他说：“中国农村里是不是存在着商业资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仅存在着，而且从农民身上吸取血汗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可是这种原始积累类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是与封建主的统治，与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从地主那里抄袭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斯大林对于建立在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了下列的科学判断：
“中国现在的惨无人道地掠夺和压迫中国农民的整个军阀官僚机构，本质上就是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方法的统治同乡村商人资本的存在之这种结合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物”（“时事问题简评”），“军阀统治，督军、省长以及现在一切残酷和掠夺的军事的与非军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上面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正支持和巩固着这整个封建官僚机构”（“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大家都知道：我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代替满清封建王朝而统治中国人民的，正是斯大林所指出的以北洋军阀为中心的反动腐朽的封建军阀官僚机构，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则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政权。这种建立在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军阀官僚统治制度，一方面是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又与外国帝国主义密切地结合着而成为他们在中国统治的代理人。正是这种反动腐朽的封建军阀官僚统治制度巩固和加强了封建势力的剥削与压迫，并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充当了清道夫，使中国人民生活日益恶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三）
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特点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斯大林判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斯大林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是反对封建残余。它同时还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个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的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这种天才英明的论断，彻底粉碎了托洛茨基匪徒否认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胡说，同时也给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陈独秀机会主义一个有力的警告。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错误观点之一，就是只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一面，而完全漠视了中国革命的反封建的一面，因而可耻地阻碍了农民土地革命的开展，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斯大林当时曾经极严厉地抨击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他说：“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不认为展开农村革命是可能的，害怕农民卷入革命就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大错特错。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快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愈有力和愈强大。”（“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忠实学生和战友——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即站在列宁斯大林的立场上坚决地反对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积极地支持了农民运动，以深入和贯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又忠实地执行了斯大林这一天才指示，正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两大巨流的辩证关系，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斯大林在全面地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征时，曾着重地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下列三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也是民族解放革命，其刀锋是对准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便是它与一九○五年俄国革命首先不同的地方。……因此，中国革命是与各国无产者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衔接着的。”
第二个特点是：“民族大资产阶级在中国是极端软弱和落后的，他们较之一九○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更软弱得无比。”“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第三个特点是“在中国旁边，还有苏联存在着和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帮助不能不促进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斯大林这里所强调的中国革命的几个特点，对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方向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中国革命既然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带着上述诸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那末很显然的，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和前途将必然是如斯大林所预见的：“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进攻革命，……；或者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在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以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底轨道上，伴有由此产生底一切后果。”（“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接着更补充指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经验中国无产阶级可以顺利地利用——大大地便利于中国革命第二条道路实现的可能性。”“所以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是在于为中国革命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斗争”（同上）。
这样斯大林便明确地断定了中国革命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生长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的领导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在阐述了中国革命上述诸特点及其发展道路之后，斯大林便斩钉截铁地肯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土耳其式的革命，并辛辣地嘲笑了中国当时想扮演基马尔角色的人物（其中第一个就是匪徒蒋介石），指出“这一切都是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梦想和幻觉”（“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这一极端英明天才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是他全部中国革命理论的精粹，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的一九二六年（即斯大林上述著作发表的同一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中国革命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也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作出了与斯大林相同的论断。毛泽东同志以同样斩钉截铁的语气，断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在十月革命以后崭新的世界局势之下，是“完全行不通的”，并着重地强调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又把斯大林上述的指示进一步地发展成为完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及其胜利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正是斯大林所指示的又为毛泽东同志所发展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过去我们党内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存在过两种不正确的偏向，一种是向右边歪的，另一种是向“左”边歪的，这两者都是完全违反了斯大林的指示。右倾机会主义者，如陈独秀是把中国革命看作以资产阶级为天然领导者领导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而断定：“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是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陈独秀一九二六年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抗日战争时期陈绍禹同志的认为国民党可以充当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抗日战争的胜利必然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的思想，实质上是陈独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论”的翻版。两者都干脆地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也否认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左”倾机会主义者则相反，抹杀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革命的区别，企图一下子跳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很快地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说法，以及后来所谓“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或者“中国重要部分的胜利”“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的论调。这种“左”倾高调空喊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碰得头破血流，因而实质上也是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从而也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前途。
（四）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天才地论断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而且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这一革命使之能够按照上述的发展方向取得最后的胜利，也给与了许多极端重要和宝贵的指示。
斯大林首先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要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而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政党——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首要的并且带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斯大林在回答“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便于起领袖作用、领导者作用，则要求些什么呢？”的问题时指示说：“为了这个，首先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坚固的组织，有自己的党纲，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路线。”（“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斯大林在这里所首先强调的正是他和列宁一起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条最主要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俄国因为有了列宁、斯大林所缔造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共产党，因此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以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南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人民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并由此而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康庄大道，也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并获得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所得到的结果。而这个党之所以能够起这样扭转乾坤的伟大作用，就是因为它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完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无敌的革命科学，善于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不断地和各种各色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斗争。毛泽东同志说：“没有一个按照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天翻地覆大转变的关键，是现代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关键，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决定今后中国人民的建国事业的将来。其次，斯大林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将广大的劳动人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劳动人民中间，斯大林特别强调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队伍，必须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斯大林全部中国革命理论的根本思想。它不仅规定着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也规定着中国革命的策略路线。斯大林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分析出发，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极其充分的估计，因为封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既然是中国广大农村压迫和剥削的基本形式，而帝国主义又在支持着这样压迫和剥削，那末农民土地革命问题必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托洛茨基分子因为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因而也就必然抹杀农民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斯大林曾指出：“托洛茨基（也就是说，和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在于过低估计中国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过低估计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同上）斯大林指出，这种观点与否认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的观点一样，乃是反革命的张作霖与蒋介石的观点。斯大林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成功。为此，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曾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土地运动的最前列，教导农民、尤其是贫农组织到革命的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去并进行没收地主土地的事业。”（“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指示，除了团结劳动人民以外，无产阶级还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自己的周围，以便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战胜当前革命的主要敌人。
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必须区别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以及“无产阶级应当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订立革命联盟”的思想，明确地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是别国人民的压迫者，在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一切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而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情，在那里别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不能不也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阶段上和某一时期内可以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
对中国实际生活完全无知的托洛茨基匪徒抹杀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特点，从而愚蠢地反对中国无产阶级与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订立联盟，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立即退出当时还是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主张。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分子这种极端荒唐的主张时，曾特别强调列宁主义的一条策略原则，即“每个国家的共产党务须要利用极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大批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坚固的、不可靠的”（“时事问题简评”），并指责了托洛茨基派这种政策无疑地是帮助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因为“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放弃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以取得革命敌人的欢心。”（“中国革命问题”
但是，如果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订立革命联盟的策略了解为无产阶级可以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从而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斯大林在回答“共产党人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是否应当牺牲自己的、即使是最小限度的、即使是一分钟的独立性呢？”的问题时，曾经这样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说：“不，决不是这个意思。统一战线只是在这种场合下而且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具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害共产党去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组织的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唤起农民反对地主，公开地组织工农革命，从而准备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共产国际正是以这种统一战线观来启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为此，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必须坚决反对代表民族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限制革命规模的任何企图，并指出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和叛卖革命的利益，则应当把他们逐出国民党。为了同样的目的，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害怕农民卷入革命就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给予了上述极严厉的抨击，并强调“立即满足一些最成熟的农民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
斯大林这些天才英明的策略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的策略原则，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把斯大林上述的指示极大地发展了，并形成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完整的正确的策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英明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路线，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摇摆，因而大大地发展了和壮大了人民革命势力，削弱了和孤立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并配合国际革命势力的援助，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后来人民大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再次，斯大林指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斯大林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分析出发，英明地强调了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重大意义。斯大林在比较中国革命与欧洲各国革命的爆发形式时，曾指出中国革命的下列的特点和优点：“从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总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坏的人民举行起义，与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力谋瓦解旧政权的军队，或者至少部分地把它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在中国，不是那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即革命军队，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当时北伐战争胜利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底特点和优点之一，革命军队打了大胜仗，情况就根本改变而有利于革命，人民就有集会、罢工、出版、结社的自由——这就是斯大林关于武装斗争在中国军阀统治制度下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天才论断。为此，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应该特别注意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巩固起来，使军队革命化，改造军队，把军队从个别冒险分子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要求“现在要奠定从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及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团队和师团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并且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着手精密地研究军事”（同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是完全漠视了武装斗争，拒绝执行斯大林关于武装群众、改造军队的指示，因而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处于几乎完全没有武装的极端困难和危急的境况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面，忠实地执行了并大大地发展了斯大林的指示，从而创造了人民革命的军队，创造了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并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把斯大林的武装斗争的观点发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完整理论。最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政权问题的分析，使中国革命具有了明确的目标。斯大林除了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对当时尚在革命的武汉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策之外，还天才地阐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以后，应当建立的政权的性质、特点和任务的问题。斯大林在其一九二六年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一文中，这样写着：“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讲来，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个政权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所应当走的方向。”（“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对于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的天才论断是从他的中国革命全部理论观点逻辑上必然得出的结论。斯大林这一天才指示对中国共产党人建设自己的国家政权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二十多年来的中国革命正是朝着斯大林所指示的方向发展的。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结果所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正是斯大林二十多年前所预料的那种类型的政权。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特点，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中曾有下列的描述：“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斯大林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有高度的信心。斯大林警告那些帝国主义强盗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计量的。这些力量还没有恰当地表现出来。它们将来还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统治者看不到这些力量，不以应有的程度估计到这些力量，他们将因此而吃苦头。”（“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与帝国主义强盗被逐出中国这一震撼全世界的历史事件辉煌地证实了斯大林的天才的科学预见。
（五）
上述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带根本性质的天才英明的指示，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在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斯大林指示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作了极高的估价。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把革命胜利了的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称为新的“突击队”。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的新“突击队”的出现，改变了苏联过去单枪匹马地执行革命突击任务的局面，大大地便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斯大林的关怀下，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加强起来。一九五○年二月，中苏两国在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参加下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进到了一个新的空前亲密空前巩固的阶段。斯大林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致毛泽东同志的电文中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伟大友谊是反对新侵略威胁的可靠保证，是远东及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本着这种友谊精神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各个协定，对于巩固我们的国家和保卫远东和平的事业具有巨大的意义。
斯大林对于我国人民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极为同情和支持，并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和朝鲜方面。他答复真理报记者的问题时说：“如果英国和美国终于拒绝了中国人民政府的和平建议，那么朝鲜战争便只能以干涉者的失败而告终。”
我国人民一面进行抗美援朝的斗争，一面进行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的巨大工作。斯大林和他所领导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斯大林是最早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重工业的人。他曾说过：“中国因为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而被一切逞性妄为的人所蹂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苏联和我国签订了贷款和贸易的协定，供给我们头等的工业装备和各种建设器材，并应我国之请求，派遣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建设，将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授给我们。苏联这些慷慨无私的援助，大大地加速了我国建设的速度。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逝世了，他和我们永别了。但斯大林虽死，而他的精神却将永存。斯大林的天才学说，斯大林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科学思想将永远地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继续引导我们胜利地前进，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事业。
伟大的斯大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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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聊城县第七区以生产为中心结合贯彻婚姻法
山东省贯彻婚姻法工作队
山东省聊城县第七区从二月六日至三月八日，以生产为中心结合开展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工作步骤主要有三：第一步是训练基层干部；第二步是大规模深入全面地向群众宣传婚姻法；第三步是以互助合作组织为单位讨论生产计划，最后并进行了总结，传达了继续贯彻执行婚姻法的计划。由于运动始终贯彻了坚持教育的方针，紧密地结合了生产，在贯彻婚姻法运动后，干部与群众已基本上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思想界限，普遍地拥护婚姻法。婚姻自主的新风气已开始树立，许多夫妻、婆媳关系不好的家庭，已有了改进。全区表扬了二百五十五个模范家庭和模范夫妇，给一般群众改造旧的家庭关系树立了榜样。被群众公认为模范家庭和模范夫妇的人，感到光荣，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搞好生产。这一时期，生产方面也得到很多成绩。到三月六日为止，全区十一万八千亩麦田，已有百分之九十五锄了一遍，百分之三十锄了两遍。未冬耕的春地七千五百亩，已有百分之四十耕了一遍。仅向庄乡一个乡，原来大部流于形式的四十四个互助组，即有三十三个组进行了整顿，其中并有五个组开始记工算账，十五个组准备记工算账。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新气象。
聊城第七区以生产为中心结合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领导思想上明确认识到：贯彻婚姻法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而贯彻婚姻法必须以搞好生产为前提，两者必须密切结合、互相穿插进行，并在组织上取得保证。该区领导干部，在贯彻婚姻法运动开始时，对于贯彻婚姻法与生产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当省、专署和县共同组成的贯彻婚姻法工作组到该区帮助工作时，他们在思想上曾一度产生顾虑，唯恐会因贯彻婚姻法丢了生产。为了扭转这种思想情绪，在工作组的协助下，该区首先以区的主要干部为主，从总结生产入手，总结了本区贯彻婚姻法的情况。通过总结，特别是通过该区黄屯村朱保三的闺女因被包办婚姻而上吊自杀等事实的教育，该区主要干部才开始认识到婚姻法贯彻不好，就会发生自杀、被杀和家庭不和等现象，就会阻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该区妇女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以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很少）；为了有力地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就必须围绕生产大力贯彻婚姻法。大家的思想认识一致了，认清了贯彻婚姻法的重要性和与生产的关系，然后具体制订出结合生产贯彻婚姻法的工作计划，在训练区乡（村）干部中，在党、团员会议上加以反复讨论；接着又在乡人民代表会议上由各乡人民代表讨论、修改、补充，最后作出决议，成为全乡人民的行动纲领。为了在组织上保证这一计划的实现，区、乡的党、政领导干部，按工作需要进行了明确分工，在统一的计划下，各负专责；同时并规定：在贯彻婚姻法运动过程中，在每一个按时召开的区乡干部会议或党的支部委员会议上，都必须在研究与布置当前生产工作任务的同时，研究与布置贯彻婚姻法运动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在整个贯彻婚姻法过程中，该区始终紧密地深入地掌握基点，创造经验，指导和推动一般地区工作。如曾先后表扬与推广了向庄乡结合生产贯彻婚姻法的成绩与经验，批判了五郭乡工作点区干部忽视贯彻婚姻法，和贯彻婚姻法工作组干部单纯强调贯彻婚姻法忽视生产等错误思想。因此，运动始终正确地执行了结合生产贯彻婚姻法这一方针，保证了生产与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顺利进行。
二、在向群众进行婚姻法的宣传教育时，必须强调说明贯彻婚姻法与发展生产的关系，从而树立群众对婚姻法的正确认识，促进生产运动的开展。该区早在开展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运动以前，在总结生产与互助组情况的同时，就调查了婚姻法颁布以后执行婚姻法的情况，并特别注意了解了家庭关系好坏对发展生产有显著关系的典型事例，充实宣传婚姻法的内容。在具体宣传婚姻法时，一般都是从发展生产讲起，逐步说明婚姻法与男女老少以及与发展生产的关系，并充实以本地区生动的真人实例。因此，群众受到了教育，改变了过去对婚姻法的不正确看法，热烈地拥护婚姻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例如在进行婚姻自主的教育时，除了说明婚姻不自主对青年男女和家庭有什么坏处、婚姻自主对青年男女和家庭有什么好处外，还着重说明了婚姻自主对提高生产有什么关系，同时并结合真人实事，表扬了经过恋爱自由结婚的夫妇互敬互爱团结生产的人物和事例。经过这样教育后，不少过去看不惯恋爱的老年人都想通了。牛家村牛兴宽说：“包办儿女婚姻叫孩子‘窝囊’一辈子，连带着一家人不和睦，不知误了多少生产活。我的闺女一定叫她自己找对象。”青年人对生产也更起劲了。如王桐庄逯明海互助组的青年组员们懂得找对象的条件之一应该是“劳动好”之后，生产情绪更加高涨，七个人一上午就锄了二十三亩小麦。另外，由于在表扬民主和睦的家庭和模范夫妇时也注意宣传贯彻婚姻法对生产的好处，不少改善了关系的家庭已开始积极投入生产，不少民主和睦家庭生产情绪也更加高涨了。牛家村赵小春的家庭被表扬后，她提出“保证带领全组妇女用锨掘地十亩”，使全互助组掘地计划由六十亩提高到七十亩。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宣传阶段，对于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和生产中的典型人物和经验，要作适当的表扬和推广。这样既照顾到生产的宣传，同时对于贯彻婚姻法也会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通过互助合作组织进行这一工作是使生产与贯彻婚姻法紧密结合、穿插并进的有效方法。聊城第七区在全面宣传婚姻法中，主要以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吸收其他群众参加，分头座谈讨论对婚姻法的认识。这样做的好处是：在谈婚姻法中可以结合谈生产，在谈生产中又可以联系到贯彻婚姻法。如牛家村牛兴宽互助组在讨论到男女平等问题时，大家都检讨了过去只发动妇女参加田野劳动，但有事却不与妇女商议的男尊女卑思想，认识到今后要想发挥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定要去掉男尊女卑的思想，听取妇女们对生产的意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马上补选了一个女组长。这样做法的另一好处是：当生产任务和贯彻婚姻法任务同时布置下来时，群众不致因此而多开会，并且也便于领导掌握，不致过于分散。
该区在贯彻婚姻法进入第三阶段时，曾以乡为单位，召开互助组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会议，总结互助生产的成绩，提出互助组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意见，布置生产任务，并介绍典型互助组讨论生产计划的方法，然后以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讨论生产计划。通过讨论生产计划，不但清理了互助组内积压的问题，改进了组内不合理的现象，健全了互助组的领导，巩固与提高了互助组，而且也进一步巩固了群众对婚姻法学习的成果，改善了旧的家庭关系，解决了某些家庭纠纷。如牛庆凡互助组在讨论生产计划时，为了保证提高生产积极性，在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思想界限的基础上，老年人都表示坚决不包办儿女婚姻，青年人都表示一定要积极生产、学习，争取婚姻自主。又因为开展了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全组都保证今后要团结生产，改善家庭关系。这样就给今后正确贯彻执行婚姻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3版()
专栏：
首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在京开幕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一日在北京开幕。
参加这次大会演出的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大行政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汉、回、蒙、苗、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彝、侗、朝鲜等十个民族的民间艺人三百零八人。他们有的来自辽远的新疆沙漠地带，有的来自华东的海边，有的来自西南的山区，有的来自蒙古的草原，也有的来自南方的海南岛上。他们大多数是业余从事艺术活动的劳动人民。他们中间有五十岁以上老民间艺人三十三人。年纪最大的有七十岁，最小只十三岁。他们这次带来了包括六十二种形式的八十六个优秀民间艺术节目，其中有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山歌、民间器乐演奏、民间舞蹈、和接近于戏剧的民间歌舞演唱等等。
在一日的开幕典礼的会场上，穿着形形色色的民族服装的各兄弟民族的民间艺人，和中央以及北京的各文艺单位的文艺工作者共八百多人欢聚一堂。会场中洋溢着友好团结和热烈兴奋的空气。
在开幕典礼大会上，中央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田汉首先向来京参加会演的各兄弟民族艺人致热烈的欢迎。
中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会上讲话，勉励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互相学习，以发扬我国的民族音乐舞蹈。他说只有发扬民间艺术才能适应广大劳动人民政治经济生活改善后对于文化的需要。
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讲话中说：民间艺术就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愿望的。他们的艺术总是充满了健康的气氛和乐观主义精神。现在我们要用互相观摩学习的方法使我们的民间艺术更加发扬起来。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老舍在会上讲话。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赞扬我国民间艺术的优秀和丰富，希望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艺术学习。
来京参加会演的各地区的民间艺人的代表也纷纷在会上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西北区的代表陕北著名民间艺人韩起祥。他说：今天我真正是瞎子睁了眼。我虽然看不到大家，但我能听到大家的音乐和大家的声音，我感到幸福。我一定要向大家学习，改进技艺，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演唱。接着讲话的有东北区朝鲜族艺人文泰凤，华东区艺人周越先，内蒙区马头琴名手六十六岁老艺人色拉西，华北区的高金拴，西北区新疆伊犁的维吾尔族艺人阿不都乃比玛那甫，以及中南区的十三岁的演员少年儿童队员李新盈等。他们都非常兴奋地表示对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无限感谢，并表示要虚心地向各地区各兄弟民族民间艺人和首都的文艺工作者学习，以使我国的民间艺术更加光辉灿烂。
在开幕典礼上，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曾向大会献旗致敬。一日晚，大会的表演开始，由华北区的民间艺人表演了“地秧歌——跑驴”、“小花戏”、“二人台”、“狮子”、“太平鼓”和笛、管、大擂的独奏以及民间乐器合奏、“八音会”等节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