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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砌砖法上又一新的创造
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第一工程公司冬训班学员崔静波同志，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及苏长有双手挤浆砌砖法的基础上，苦心钻研，并集中群众智慧，创造水平器砌砖法成功。运用水平器砌砖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砌砖工程质量，大量节省材料，更重要的是能以大量的徒工与普通工来代替很缺乏的技工。
水平器砌砖法利用三种工具进行砌砖。这三种工具是：垂直砌角器（五级技工砌墙角及墙垛子用的工具）、平线尺（徒工砌墙外皮及里皮用的工具）及接灰斗（收容灰缝中脱落残灰的工具）。垂直砌角器与平线尺可以用断面九公厘的正方形铁筋或三公厘厚的铁板加以焊接，并镶上数个水平珠（封闭式的玻璃管，内装不冻浆液，用以测量水平）而成；接灰斗是用洋铁板焊接而成，制造与操作很简单。
在水平器砌砖法试验成功以前，一般砌墙角和垛子活时，需要有一定技术和经验的工人（起码二级工人），才能做到墙角垂直。崔静波同志在一九五一年施工中，常常考虑到如何使用一种先进的工具，使徒工也可以完成一般的砌砖工程。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改进，终于创造了垂直砌角器，即用两个长方形的铁架，拼成九十度的角（漏缝的角，角中央有一根钢丝代替线锤），并在铁架上镶上水平珠，放在转角处。这样，五、六级工人在砌墙角时，只要将铁架摆直，使两个水平珠内的水泡固定在适当的指定部位时，就可以靠着铁架放手砌砖了。
垂直砌角器解决了徒工砌墙角的技术困难；但是，徒工砌墙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为砌墙皮也要有经验有技术，才能砌的又平又直。崔静波同志在这方面又下了苦功。经过反复研究与修改，他又创造了一种平线尺，这种平线尺是用铁筋或铁板焊制而成，在铁筋上有表示丁砖与顺砖放置位置的标记，并在四个边上分别镶入一个水平珠。这样，一个六级工使用了金属平线尺以后，只要紧靠着铁皮摆砖，就能砌一般清水砖墙的规矩活，而且质量还很高。
使用水平器砌砖法以前，砌墙角、垛子活和砌一般清水墙外皮，都须二级技工才能干，但使用垂直砌角器后，五级技工就能干砌墙角及垛子等细致活。使用平线尺后，六级工就能砌一般清水墙的规矩活。过去瓦工按苏长有砌砖法，砌二点五砖的窗口以下混水墙时，一般的采用五人小组，其中技工至少占两名，技工数占全瓦工小组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又在砌二砖的窗口以下的混水墙时，往往采用四人小组，而其中的技工至少也须两名，这样的瓦工小组技工占百分之五十。但按水平器砌砖法使用平线尺后，不论砌几砖厚的墙，也不论砌窗口以下或窗口以上的混水墙的瓦工活，均可采用纯由徒工组成的砌砖小组进行工作。每二十名左右的徒工，只由一名熟练技工担任大组长或小队长的职务，从中进行抱角与质量检查工作。因此，技工在这种劳动组织中只占全瓦工人数的百分之五左右。不但使不少的技工可以担任基层的技术指导工作；并在瓦工来源上也开了一个很大的门，广大的农民与青年妇女均可参加这一工作。
如以电工局第一工程公司的施工力量为根据，假如施行水平器砌砖法后，施工力量有显著变化：
1、在垂直砌角器及平线尺创造之前，该公司所有瓦工在砌双面抹灰墙（以两砖厚为例）的工程施工中，按一九五三年东北财委会定额规定的劳动量
（外皮由三级工砌，里皮由四级工砌），只能编成五十一个砌砖小组。但要按水平器砌砖法利用先进工具帮助施工的话，则可编成一百五十余个小组（因按这个先进砌砖法砌双面抹灰墙的内外墙皮时，最高只须七级徒工就可掌握）。因此，在砌造双面抹灰墙的工程施工中，其技工力量等于增长了二倍。
2、在垂直砌角器及平线尺创造以前，该公司所有瓦工在砌单面清水墙（亦以两砖厚为例）的工程施工中，按一九五三年东北财委会定额手册规定的劳动量（外皮应由二级工砌，里皮由四级工砌），只能编成五个砌砖小组。但要按水平器砌砖法利用先进工具帮助施工的话，则可编成一百五十四个施工小组（因按这个先进砌砖法砌单面清水墙的外皮只须六级技工，里皮七级徒工就可以做）。因此，在砌造单面清水墙的工程施工中，其技工力量则等于增长了三十倍。
3、按前述同样的理由，在砌造双面清水墙中，如不采用水平器砌砖法，数百名瓦工亦只能编为五个施工小组（因按定额手册规定外皮、里皮应分别由二、三级工来砌）。但按水平器砌砖法来砌，同样的数百名瓦工则能编成一百二十个施工小组。因此，其施工力量比过去增长了二十三倍。
上述三个事例，充分说明这一先进工作法的优越性，首先表现在施工力量的增长上，这样，对解决基本建设任务大、施工力量小的矛盾，是一个重大贡献。
其次，采用这一方法后，还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质量。标定效率平均每人每天为六千块砖。正常操作时，按五顺一丁叠砌，平均每徒工每日可砌四千六百块砖。按三顺一丁叠砌，平均每徒工每日可砌四千三百块砖。按一顺一丁叠砌，平均每徒工每日可砌三千五百块砖。而在一九五二年施工中徒工一般的仅能砌八百余块砖，因此，效率可以提高三倍到五倍。质量不但能达到过去东北工业部的质量标准，并在抗压面积上，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采用这一方法，还大大节省了材料，降低了工程成本。仅水泥木材方面的节约，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使用接灰斗，可以节约大量灰浆。过去，这些灰浆是无形地被浪费掉，每立方公尺的砖砌体至少有○·○一五立方公尺的灰浆被损失了。假如使用垂直砌角器后，不但可以节省大量灰浆；而且线杆的木材消耗定额也降低很多。如以电工局第一工程公司一九五三年任务来说，约可节约人民币七亿元。
同时，采用这一办法，也为使用里脚手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联先进经验介绍中，对里脚手问题非常重视。因为里脚手施行后，不但可节省大量的脚手杆；并可以进一步保障工人安全。采用平线尺砌砖后，其里外墙面的质量近乎一样，所以在里脚手架上的瓦工也可以照顾外墙面砌砖。使用平线尺砌墙，其里墙面较为平整，也可减少抹灰工程的第一道工序（打底）。因此，不但节省工时，同时也节省抹灰材料。
最近，该冬训班曾召开了盛大的水平器砌砖法表演大会。会末，中央电工局萧副局长曾指示说：“这个先进的砌砖法基本上是成功了，不但有较高的工作效率，而更重大的贡献是能以大量的徒工及普通工来代替很缺乏的技工。这对解决今年基本建设任务大，施工力量小的矛盾，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因此不但应首先在全国电工系统内进行推广，并建议在更大的范围内大力的推广。”（附图片）
水平器砌砖法的创造者——崔静波 严绳德摄
崔静波小组表演水平器砌砖法 严绳德摄
接灰斗 严绳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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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粤西区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
造成农民思想混乱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广东省粤西区在去年冬季和今年春季，盲目推广刘惠康互助组的“经验”，使全区互助合作运动发生了急躁冒进倾向。目前该区组织起来的常年互助组有四千五百一十四个，临时互助组有一万八千三百个，许多互助组都是一轰而起，学习刘惠康互助组的高级互助形式；各县还不断发生“吃大锅饭”的现象，这就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刘惠康互助组原是粤西区电白县五区大陂村的一个互助组。一九五二年初，土地改革工作队采取按户口编组的办法，把大陂村的农民编成了三个互助组。当时该村许多农民都不愿参加互助组，但害怕别人说他们是落后分子，又怕借不到耕牛和农具，因此全村农民都入了组，连地主富农也混了进去。开始时刘惠康领导第一组。他过去做过小贩，搞副业有些办法，他向银行借了些钱，领导组员从事磨豆腐及替合作社磨米等工作，赚了一些钱。这时其他两个组的组员看见刘惠康组搞副业赚了钱，也想搞副业，他们就把三个组合为一个大组，共四十二户，一百八十四人，由刘惠康统一领导。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这个组共同修水利，免除了水灾；搞副业也赚了钱，解决了部分缺粮农民的口粮困难，因此被评为电白县的模范互助组。之后，互助组的几个骨干想搞得更“像样一些”，订出了一套不合实际的复杂制度，从形式上看这些制度好像很不错，例如：妇女每月准假二天，受孕七个月后减轻工作，分娩前后一个月休养期，照样计工分；组员有病折半计分等，但实际上都行不通。电白县的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盲目地认为这个组是个好典型。在粤西区第一届选举劳动模范会议上，刘惠康被评为一等模范。实际上刘惠康互助组组织庞大，骨干觉悟低，刘惠康本人只是领导搞副业比较有办法，对农业生产领导差，组内问题很多。当时中共粤西区党委为了摸清情况，曾建议粤西行署派得力干部下去调查。粤西行署随即指定电白县长前往检查。但电白县长只派了一个科长下去，结果仍认为这个组是个好典型。电白县长并根据这个科长的报告，在粤西区全区互助组长会议上作了典型报告。粤西行署也把刘惠康互助组的“经验”印成小册子，散发给参加会议的人，粤西农民报也大力宣传。这时中共粤西区党委认为需要深入调查，始能肯定刘惠康互助组的经验，又建议粤西行署派负责干部去摸清情况。当时粤西行署办公室主任区初正要下乡检查工作，就决定由他顺便前往摸底。但区初到了电白县城，听说大陂村距城数十里，汽车不通，就根本没有下去。在全粤西区县长会议上，粤西区领导干部仍盲目地把刘惠康互助组的“经验”加以介绍推广。粤西各地在学习刘惠康互助组的“经验”中，不顾当地的具体条件，盲目地硬搬硬套，追求数字，追求高级形式。结果影响所及，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一轰而起。东海县一轰而组织起来的农民，占全县农业户口百分之六十。恩平县六区五个乡，因为学习刘惠康互助组“经验”，不到一个月就搞起一百五十二个互助组。电白县从今年一月到现在，全县新成立了二千六百零一个互助组，而且不少组一开始就学习刘惠康互助组一套不合实际的制度。该县二区高梓乡，为了请求政府贷款搞副业，一下轰起五十八个组。“吃大锅饭”的现象，各县也不断出现。阳江县邓传琨互助组，订出了二十一条公约，把农具、田地、房屋，甚至连猪狗都集中起来，并把一户贫农的房子修成大饭厅，完全“集体化”了。前往参观的农民有的说：“真是社会主义了，我们也快搞吧！”有的说：“迟早总是社会主义，迟不如早好。”这就造成农民思想混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三月二十八日中共粤西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检查批判了“组织起来”中的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的两种偏向，并组织了一个一百五十人的检查组，分别到各地检查。同时并发出指示，号召各级领导和工作干部加紧学习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和春耕生产的指示，切实领导好农业生产工作。
（本报广东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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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临海县部分乡村的互助组无人领导
通讯员邵自强、邵胜欧、张崇行来信：我们是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巡视组的人员，最近到临海县涂桃区检查春耕准备工作，发现当地领导机关对前岸、松南两乡的互助运动不加领导，影响了春耕生产。
这两个乡在去年夏、秋农忙季节中，组织了许多互助组。松南乡有七十六个组，参加的农户四百二十户，占全乡总户口百分之四十八点五。组织起来以后，当地领导干部对这些组就没有进行过具体领导。该乡二、五、六等三个村的三十九个互助组中，已有十六个组因为记工算账不清、生产先后矛盾、组内缺乏骨干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组织涣散。在前岸乡的工作同志连该乡目前有几户参加互助组都不知道。据我们了解，全乡目前因为共同做秧田而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就有十九个组，包括一百零二户。但因为没有人领导，其中就有十三组七十四户没有实行记工算账，影响了互助组的巩固。
此外，前岸乡去年组织的互助组，组员的农具全部由组白用。当地领导机关对这种侵犯私人利益、妨碍个体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现象，至今也没有加以重视。
以上问题已经影响了春耕生产，希望当地领导机关赶快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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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合川县云门镇整顿互助组的经验
蓝鸿文
中共四川省合川县云门区委员会，在去年年底派出一个工作组，到云门镇十一村整理互助组，取得了整顿互助组的初步经验。
当工作组向群众提出要整顿互助组的时候，一般群众都说，互助组内“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互助组内的问题是很不少的。
为什么一般群众都说没有问题呢？工作组决定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真实思想情况。工作组员参加互助组的评工记分会议，和农民一起做活、随时漫谈，慢慢发现群众对整理互助组有两种不正确的看法：一种是“无所谓”的态度。认为评工记分不是不合理，而是“吃得亏才打得堆”。一种是“爱面子”的心理，明知自己的互助组有缺点，但害怕露出来被别人笑话。因此，有些互助组组员心里虽然有意见，却不愿公开提出来。
工作组干部心里有了底后，就反复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批判了那种“吃得亏才打得堆”的思想，指出互助组只有贯彻自愿、互利原则，才能得到巩固。在宣传教育工作中，向群众交代互助合作的政策，讲明整顿互助组的意义和目的。这样就逐渐提高了群众对互助组的认识。
为了把互助组整顿好，区领导机关决定从发动群众互相检查生产情况入手。
明和宗互助组检查蒋和清互助组的生产情况时，蒋和清互助组的组员何清安说：“点麦子时，大家都抢种，各干各，结果耽误了播种时间。”该组的组员们又联系这个问题，谈出组内的主要问题是评工记分不认真。过去大家对这一点都有意见，但又不愿意谈，实际上妨碍了生产。各组在互相检查耕牛问题时，发现全村一百一十二条半牛（有一只牛是和外村的农民伙养的），其中就有四十二条生病。有的互助组盲目地把耕牛集中到一起喂养，但没有确定专人负责；有牛户和饲养者的牛价、工价也不合理。
通过检查生产情况，工作组的干部进一步认识到互助组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等价互利”政策。因此，在整顿互助组的工作中，便以贯彻“等价互利”为中心，对农民进行了教育。
周元和互助组原来把大小农具都作价归公了，结果有农具的人有顾虑，缺农具的人无钱付价，彼此之间都有意见，严重地影响到互助组的巩固。该组着重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规定大农具采取“私有、公用、保值”的办法，农具用旧了、用坏了，大家出钱修理。组员们对这一点很满意。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地解决了过去工资过低的问题。原来因工资过低不愿伙干的周昌明和周至全的儿子，又积极地和大家一起生产了；就连从来不参加互助组的周元和的老婆也参加互助组和大伙一块干起活来了。
互助组经过整顿以后，组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许多互助组鉴于冬天雨水过多，小麦发黄，就积极挖排水沟，薅小麦。许多互助组发动组员订立了护畜公约。比较好的互助组进一步地订立了一九五三年的爱国增产计划。在整顿互助组以后的短短的数天内，全村农民为了治螟，共挖了稻根三千六百九十八斤，积堆肥十八万五千斤。现在大家正积极兴修两口堰塘。农民们都满怀信心地为完成一九五三年增产任务积极进行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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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莱阳专区粮食情况初步调查
华东粮食局
去年十二月，华东粮食局派遣调查小组，到山东省主要产粮区莱阳专区调查粮食的生产和收购情形。现将他们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摘录如下。
产粮区粮食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据莱阳专署财经委员会计算，莱阳专区的粮食，一九五二年较一九五一年增产三亿斤以上。以该专区黄县中村乡为例，各种粮食（包括小麦、玉米、大豆、高粱、谷子、黍子等）每亩平均产量是：一九三六年三百三十八斤；一九五○年三百零七斤；一九五一年三百一十七斤；一九五二年三百八十七斤，比战前提高百分之十四点七。该乡主要粮食产量如下：小麦每亩地的平均产量，一九三六年是二百零九斤，一九五一年是二百四十八斤，一九五二年为三百斤，比战前提高百分之四十三点五；玉米每亩平均产量一九三六年是五百二十四斤，一九五一年是五百二十七斤，一九五二年是七百二十斤，比战前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七点四。
粮食增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增加了生产的投资。黄县中村乡北村的水井战前仅有四十眼，到一九五二年增至一百五十九眼；该村在一九三六年有驴十一头，一九五二年增至二十五头；该村施肥量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工业原料和副业生产也在发展
由于工业原料价高利厚，产粮区的农民也乐于种植经济作物。莱阳县留衣庄五十户人家，共六百七十八亩地，除种粮食外，一九五一年有二十亩地种了线麻，一九五二年有四十亩地种了线麻。每亩地种线麻平均收九个麻（一个重十二斤），能卖七十二万元；而每亩地种玉米平均收三百五十斤，仅值二十三万五千元。虽然种麻是二年收三次，玉米地在水利好的情况下可以一年收两次，但农本相差无几，还是种麻利大。当地农民反映：“不种麻的人就是吃亏”。看来线麻种植面积还可能扩大。
养猪已成为农民的重要副业。莱阳全县十一万户，共养了十一万一千七百头猪。莱阳古城乡有五百一十四户，一九四九年养了一百九十一头猪，一九五二年增至五百一十七头。
产粮区农民收入的来源，工业原料和副业产品占很大的比重。莱阳县留衣庄农民孙焕昌家有田十二点三亩，全年收入粮食六千一百九十斤，而工业原料、菜园和副业产品的全年收入折粮三千九百二十六斤。农民刘进山家有田十七点五亩，全年收粮八千一百七十一斤，其他副业收入折粮二千四百零六斤。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粮食外，大多尽量以副产收入来换取。
农民的粮食消费量增大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显著地提高了，粮食的消费量比从前大大增加了。过去以红薯当主食品的农户，现在大都吃粮食了，红薯多被卖出或用作饲料。莱阳县留衣庄农民孙焕昌家，一九四九年吃红薯都困难，还得吃野菜。一九五一年主要吃粮食，收了一千五百斤红薯大都作了饲料。一九五二年尽吃粮食，不到春节还食用了三十五斤猪肉。
留衣庄的中农生活水平，大小口平均每人每年吃粗细粮三百八十斤。牲畜消费粮食的数量也是相当大的，一头驴每年平均需粮三百六十斤，一头猪每年平均需粮三百斤。黄县还超过此数。估计今后牲畜消费粮食的数量将随牲畜大量增殖而更形增加。
农村里还有剩余粮食
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粮食的消费量普遍增大了，但剩余的粮食还是不少。莱阳县留衣庄有五十户人家，估计到今年麦熟时还多余粮食二万斤左右。其中约有七、八户可余粮一千斤左右，约有二十户可余粮五百斤左右，约有十户可余粮二、三百斤，仅够食用的约有十户，缺粮户不多。
黄县中村乡八百三十六户中，到麦熟还能剩余一千斤左右粮食的约有五百户，能剩余三千斤左右的约有二十户，能剩余二千斤左右的约有十五户，仅够吃用而无剩余的约十户左右，其余户大都剩余三、五百斤。
许多农民不愿意出卖粮食
农村中剩余的粮食是不少的，但农民卖给国家或合作社的粮食，或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的商品粮并不比往年多。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在产粮区的粮食收购量很低。例如黄县产粮区一九五二年秋粮较一九五一年增产近三分之一，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收购数反比一九五一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农民不愿意出售剩余粮食，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农民普遍地有储粮备荒的打算。粮食是宝中之宝，这在农村是深入人心的。许多农民表示：“过去多少年来都吃红薯、野菜，苦日子过够了，好容易收到这么些粮食，还是留着吧！来年的年景是好是坏还不知道，拿不稳呢！”
二、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土产特产打开了销路，工业原料更是畅销，农村副业发达，农民依靠出卖土产、特产、工业原料和副业产品的收入即能换取大部分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他们的储蓄能力也增加了，因而很少出卖甚至不需要出卖剩余粮食。
三、当地过去的工业原料由国营商业或合作社
“包收”，没有季节差价，而市场上的粮食季节差价则是很大的。农民反映说：工业原料是政府掌握的，价钱也是不变的，留着还有损耗，政府又号召我们卖，当然先卖工业原料；粮食留着又能吃，将来要卖也可以卖好价钱，我们不急用钱，当然不卖粮食。工业品和粮食的比价，工业原料和粮食的比价也有问题；粮价偏低，也是农民惜售的原因。
四、不少农民用粮食买田置地，放高利贷。黄县中村乡从一九五一年五月土地改革结束颁发土地证时起，到一九五二年年底止，买卖和倒换田地的事共发生一百零八件。其中买田的有二十余户，卖田的十三户，其余都是倒换，次换好，远换近。由于土地买卖关系的发展，地价随之提高了。一九五二年当地地价一般较一九四九年提高了五倍以上。现在该村每亩地的价格最低是六百斤谷，最高的是一千四百斤谷，中等地一千斤谷。
高利贷的情形是严重的：中村乡北村贫农孙建品春借玉米一斗，夏还斗半（经过三个月）；中农孙凤英贷出谷子一千八百斤，过了一年光利息就有一千多斤粮食。该村月利最低者也是百分之二十。中农孙全修连年借入粮食约二千斤，已下降为贫农。中村乡北村有八十一户人家，两年来共有三十多户发生粮谷借贷关系，其中有七户贫农因生活困难，共借了三千二百四十斤粮食；有十四户中农因购置土地或扩大农业生产投资，共借了六千多斤粮食，有十一户中农贷出了六千斤粮食。
以上就是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的几个主要原因。因此，如何教育农民出售剩余粮食以发展农业生产，如何采取正确的经济措施，制订正确的价格政策并保证执行，使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以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是值得充分注意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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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读者来信摘要
奉节县合作社强迫推销肥料棉农施肥过多生产反受损失
中共四川奉节县委宣传部徐行来信：奉节县是个产棉区。去年人民政府为扶助棉农生产，运来了五十万斤化学肥料（硫酸砬），委托县合作社联合社贷销给缺肥棉农。由于县联社领导干部单纯强调任务，没有向干部交代政策和工作方法，而在贷销肥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强迫命令行为，也听之任之，因此全县普遍发生强迫摊派肥料的现象，使群众生产和政府威信受到巨大损失。
摊派肥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肥料推销工作队用开长会的办法来推销，群众不贷肥料就不散会；有的用不贷肥料就收回其它一切贷款的办法来威胁农民受贷。而最干脆的一个办法是：把肥料交给村干部，强迫着村干部往下派。很多村就这样，不管种不种棉花，不管棉田是瘦是肥，就把肥料按全村田亩或人口平均派掉了。
就这样，很多棉农棉田施肥太多，生产大受损失。如浣花村农民刘代恩的三亩棉田用了一百八十斤化学肥料，肥料太多收成反而不好，贷款一缴口粮就没有了。收下的棉花不够还肥料贷款的情况在全县是普遍的。这给今后人民政府领导生产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
江苏茅麓农场应该立即纠正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江苏省金坛县茅麓区人民政府罗斌文来信：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间，茅麓农场曾动员附近乡村的农民在山上种植了数十万枝松树，树苗由该场供给。现在松树已长得一尺半高了，农场却又计划要种茶籽和毛竹，就把松树全部拔掉。他们在种植茶籽和毛竹时，曾极端错误地毁掉群众已种的百余亩麦子、蚕豆等作物，并曾把农民的一百三十多棵正在开花的桃树的树枝用绳捆起来，因桃花被捆脱落，势将减少收获。他们又强迫一些住在山上的农户拆房搬家。有一户农民不愿搬，他们就在房子周围连院门口都种上茶籽，威胁这家农民说：
“不许碰坏一棵树苗。”急得这家农民一家大小直哭。
此外，该场又在山上开了很多生荒，影响水土保持工作，很多山凹田地、小塘都被山上雨水冲下的泥沙淤没，受到损害的田地约达七百多亩。
茅麓农场附近农民迫切要求江苏省人民政府检查该场工作，纠正该场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行为，并给已受到损失的农民以适当补偿。
建议中央铁道部检查昌黎铁路农场的移交工作
（一）
读者董志诚来信：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许多农业工作者和农民群众来信，提出了天津铁路管理局所属昌黎铁路农场应交农业部门领导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中央铁道部在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也表示
“同意大家的建议，决将该农场移交农业部门领导”。但是至今三个多月，昌黎铁路农场的移交尚未实现。据我了解，这是天津铁路管理局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在作怪。
天津铁路管理局一直是不愿把农场交出的。当地山区果农和一些农业工作者，在很早就多次提出把农场交给农业部门领导的建议；但该局总是找藉口拒绝。直到人民日报连续登载了群众的建议，中央铁道部作了决定，该局才不得已而接受了移交农场的意见。然而在移交时，该局仍千方百计地来阻挠。如总务处负责同志开始时硬说：“昌黎铁路农场是两个场子：一个是农场，一个是果园。除果园应交出外，农场不交。”他们并要把作物工人留下。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他又改口说：“昌黎车站要扩大，需要农场的工地……。”这一理由不能成立，他又说：“迁安、卢龙开矿时可能在昌黎修外道，要用农场的土地。”更不应该的是他们为了达到本位主义的目的，竟在供给他们领导同志参阅的图上，把昌黎车站的位置搬了家，划到距农场很近的一边。总之，他们想尽各种方法，要不交或迟交该农场一半以上的土地，并扣留农场必须的主要建筑设备，如各种畜舍、库房、作业室、职工宿舍和畜力物力等。他们这种作法，会使昌黎铁路农场完全失去优越条件，不但完全不符合群众的建议，同时也完全违背了中央铁道部的决定。
建议中央铁道部和农业部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研究昌黎铁路农场的移交问题，使这个问题早日获得解决。
（二）
昌黎县果树试验场农业工作者李玉秀、王福堂等十二人来信：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关于把昌黎铁路农场改属农业部门领导的答复信。其中说：“我们认为将这一农场交给农业部门领导的建议是合理的。我们专门和天津铁路管理局以及昌黎铁路农场领导人作了研究。鉴于该农场果木品种在华北为有数之品种，改归农业部门领导以后，可收更大地推广优良品种之效，这对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同意大家的建议，决将该农场移交农业部门领导。”铁道部对处理昌黎铁路农场问题的正确决定，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愉快。但是这个答复发表已三个多月，但昌黎铁路农场尚未由农业部门接管，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有关部门答复。
壁山书刊发行员向农民强迫摊派书刊
中共铜梁县委员会宣传部王继绰、周立敬来信：四川省铜梁县农村的书刊发行工作，是由新华书店壁山支店派发行员赖传礼到该县后，组织五家私营书店进行的。发行人员六十多人，大部是由赖传礼通过私人关系找来的。他们在书刊发行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强迫摊派现象。从去年十月初到年底的三个月内，他们共在农村发行书刊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一十二册（内有一九五三年历本六万四千六百八十册）；以全县总户数计，平均每户约买二册半。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中共铜梁县委员会宣传部曾强调指出：“发行书刊的全部过程，即是教育群众的过程，必须耐心教育启发群众，绝不能强迫命令。”但赖传礼等对当地党委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背地里提出“人手一册”的错误口号，以及“书发的快，脚跑的快，钱收的快”的所谓“三快政策”，不择手段强迫群众购书。在赖传礼的领导下，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曾发起“夜袭虎峰”，当晚赖传礼带领发行员由铜梁城里赶到虎峰镇，在夜里将村长、农民协会主任喊起来摊派书刊，村长不同意摊派，他们便不准村长睡觉，并说“这是上级交下的任务，非完成不可”。平滩镇二十村共二百六十四户，即被摊派了三千二百六十四册书。发行组在北郭乡将“交流电学”、“微分几何”等书卖给群众，群众说：“看不懂。”赖传礼就说：“你们不愿过社会主义吗？到社会主义用拖拉机就要用这些书。”这些书籍摊派下去之后，发行员就立刻逼着村干部追缴书款。村干部因为马上收不齐款，有的将合作社股金、农贷款等垫付书款。南郭乡三村即动用合作社的股金十九万八千元垫付书款；平滩乡四村甚至将群众担公粮所得的工资每挑扣了一千四百元付了书款；还有不少村的农民被迫着卖家禽、粮食来交书款。赖传礼等以上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极端恶劣的影响。有些群众虽出了钱但不愿要书。永嘉乡十村农民有的把书钉在树上，有的丢在河里，北郭乡一村农民把书都丢在灶里烧了；平滩乡四村到处丢了许多书。
为挽回赖传礼等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认为必须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的处理。我们建议新华书店壁山支店应将铜梁书刊发行组立即撤消，并给赖传礼以纪律处分。新华书店壁山支店对于这样严重的问题长时间未有发觉，并且错误地对赖传礼等进行表扬和奖励；中共铜梁县委宣传部对此工作未及时检查纠正，也都应该进行深刻检讨。
东北各地邮电局应改善发往关内邮件的分拣办法
天津邮电局刘锺祥来信：东北各地邮电局发往关内广大地区的邮件，事先不就地分拣直接封发，却采取由天津、北京等邮局转发各地的办法。据天津局统计，每日仅十二次一趟车带来由天津局经转的邮件平均就在七十公斤左右，一公斤以二百二十件计算，就有一万五千件上下。这些大批邮件经过天津局一件一件分拣加工后才能再发往前途，这样一转再转，不但浪费许多人力，且使邮件延误许多时间，特别是由安东局转来大批志愿军邮件，也不就地分拣直接封发，却采取同样办法发天津或北京转发各地，使这些邮件不能提前到达军属手中，这是非常不对的。另外东北各局对信件都采取散捆发寄办法。捆上贴上封签，写好地方，如德州、济南、徐州等，就散捆（不封入邮袋）交邮车带运前途，但由于东北各地邮局对关内广大地区邮寄路线不细加钻研，所以分拣的差错丛生，如发往济南的邮件中有太原的邮件，发往烟台的邮件中有北京的邮件等。因其贴有封条，押车员明看有错，也无法处理。据天津局职工谈，东北邮局这样发寄邮件办法，必须在两个前提条件下，才能实行有效：（一）分拣人员有相当高的分拣技术。（二）邮车设备完善、配备足够的分拣人员。现在实际是东北各邮局分拣技术不高，而邮车地方窄小，人少车多，无暇分拣，因而该直封的不直封，该邮往甲地的，而邮至乙地，致使不少邮件在邮途中往返多次不能及时到达收件者手中。我建议东北各地邮局应当检查纠正这种现象，改善邮件的分拣封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