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斯大林教导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理论
胡绳
中国共产党全党干部对于斯大林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学习，已经引起了党内理论学习的广泛的高涨。党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的发布和执行，无疑将使党的理论学习的状况得到重大的改善。
应当指出，在我们党内，直到现在，还不是每个党员乃至每个干部都了解学习理论的重要的。非常可惜，还有不少同志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的革命实践的伟大意义。如果不是从口头上而是从行动上去判断，那么就可以说，这些同志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理论的作用的无数指示简直是听而不闻，对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无数指示简直是听而不闻。
为着把全党的理论学习提高到应有的水平，温习一下伟大的斯大林关于理论学习的教导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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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为列宁五十寿辰而写的论文中说：“要保持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党领袖的资格，就须一身兼备有雄厚的理论力量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组织工作经验。”（见“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斯大林，和列宁一样也是一个既具有高瞻远瞩的雄厚的理论力量，而又能够在最严重的风暴中领导群众勇敢前进的巨人。
曾经有无知的妄人把列宁和列宁主义描写为好像是只重视实践而不关心理论。斯大林驳斥说：“对列宁及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而且是绝对不合于事实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势，是完全与列宁主义的精神相矛盾，而且包含着有害于事的巨大危险。”（见“列宁主义基础”）
在斯大林遗留给我们的著作宝库中，有许多地方论述到理论对于革命事业的重大作用，批评了不重视理论和否认理论作用的各种倾向，阐明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我们的伟大导师斯大林的这些教导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有一时一刻忘记的。
斯大林曾以如此简洁明了的话来说明理论的作用：“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赋予实际工作者确定方针的能力，明白认识的前途，进行工作的把握，确信我们事业必胜的信念。凡此种种，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有巨大意义的，而且是不能不有巨大意义的。”（见“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不依靠理论的力量，人们就不能理解在革命发展中环绕我们周围的各种复杂的事变，不能理解这些事变的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发展前途。只有在对客观社会现象的科学的认识和预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为革命运动确定明确的目的，并确定为达到这目的所必要的坚定的路线，这样也才能够建立起对于革命运动的坚强的信心。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复杂的巨大的工程。能够指导我们掌握这个工程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有些同志在现在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的简单的工具，还是分散的个体经济的时候，就企图用强制的办法来在农业中实行计划经济，用类似吃大锅饭的方式来实行所谓集体经济。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加速农业的社会主义化。但实际上，按照他们的做法，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看起来，他们也是为着一个美好的目的而努力，但他们对这目的的认识和为达到这目的而设想的办法都是建筑在空想上，是建筑在毫不可靠的想当然的猜测上的。如果我们对于中国今天的社会和从今天的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缺乏科学的认识，就会发生这种错误。
当然，如果看不到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就有可能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前途，如果不去积极地有步骤地领导农民走向这个前途，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使得我们能够用深刻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洞晓一切社会现象的本质。斯大林说：“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使实践不仅能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那里行进，而且能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那里行进。”（见《列宁主义问题》）没有这种认识，就不能来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
我们的有一些同志这样想，我们“不过”是执行党所决定了的方针，按照党所规定了的道路前进，因此我们自己不懂或不很懂理论，也无碍于我们成为“忠实的工作者”。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而极端有害的。决不能把我们的党设想成为只有党内一少部分人真正懂得自己的党的方针，而其他的所谓“普通党员”只是盲目地跟从着跑。我们的党的全部方针和政策对于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党员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理解的。这是工人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正义性的表现，是全党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一致性的保证。如同斯大林所指出，我们的党当然不能容许我们的党员由于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弄到“不复关心我们向前进展的前途，不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茫无前途，盲目式和机械式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见《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斯大林说：“在国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的结果也愈有效力；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愈多，工作人员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堕落成为一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他们也就愈易蜕化变节，——这要算是一个定理。”（见同上）斯大林的这段话是我们经常应该引以为戒的。
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者不信任理论指导的作用，只信任自己片面的经验，以为从片面经验中就能“摸索”出一切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理来。有的人用自己的片面经验来衡量理论的意义，对于某些看起来和自己的片面经验有若干距离的理论就以为是迂远的无用的东西。这样的想法也会走到和经验主义者同样的结论上去。
当然，经验是值得十分重视的。但重视经验并不是认为可以脱离理论的指导。而且我们所重视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经验，一个地区的经验，甚至也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乃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的综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总结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经验，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从事新的工作，取得新的经验，并分析和研究这些经验。脱离理论的指导而盲目地“摸索”，虽然也有可能达到某些个别的正确的道理，但不可避免地会走许多弯路，遭遇许多可以避免的损害。
斯大林曾这样说：“实际工作者如果不学习列宁主义，如果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如果不愿意把自己的实际工作和必要的理论训练联系在一起，那他们的命运就会是暗中摸索。”（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
由此可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使我们头脑清楚，眼睛明亮，而不去做暗中摸索的盲人。
斯大林在他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于科学法则的客观性质的论述更使我们对于理论的重要作用获得深刻的认识。
科学法则——自然科学的法则和社会科学的法则，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不能够改造、制定或废除这些法则，而只能发现、认识和研究这些法则。在人们一旦认识了这些法则之后，就能够利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也只有严格地遵守和依靠客观法则，才能够“驾驭”这些法则。“对自然法则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程序的破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所以有伟大的力量，就因为它深刻地揭发了客观的法则。
斯大林说：“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是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的客观法则。否认这个原理的人，事实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斯大林明确地指出了科学研究和政策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区别和关系正是有些用实际工作的名义来抹煞理论的作用的人所不了解的。斯大林在驳斥雅罗申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的错误意见时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法则，经济政策是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戕害这门科学。”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只看到经济政策而轻视政治经济学，即轻视对客观经济法则的理论研究，是完全错误的。党的政策使我们知道事情应该这样办而不应该那样办，这样办才能办好，那样办就会办坏。但政策不是什么人任意地凭空地制造出来的。我们党的政策是建立在客观法则之上的，是由对客观法则的科学研究而引导出来的。事情之所以必须这样办而不能那样办，就因为这样办才合于客观的法则，而那样办就违反了客观法则。在这一种工作上的政策不能简单地移用到另一种工作上，就因为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各有它的不同的特点。
因此，只有依靠揭露了客观法则的科学理论，我们才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透彻地而不是浮浅地理解政策。反之，如果不懂得理论，不懂得客观法则，我们就不能真正懂得党的政策，就会在实际工作中不自觉地离开了党的政策，或者和党的政策貌似而神非。
否认理论的作用，就会把政策看做好像不是依据什么客观法则，而纯粹是主观的东西；就会使我们的行动走向盲目冒进的危险倾向；也就会使得我们由于不理解客观法则而在实践中陷于没有科学的远见，不能领导现实生活前进的悲惨境地。
在《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中，斯大林教导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强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能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能察知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察知事变在将来会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斯大林使我们懂得，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不能够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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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所以不容轻视，轻视理论之所以会形成巨大危险，更因为，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上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为各种反动的思想所俘虏。
斯大林在《略论党内的意见分歧》中说：“在我们的时代可能存在的只有两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凡是没有前者的地方，就一定出现后者，并且占领前者的地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起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来，要古老得多，流行更广泛得多，在生活中更根深蒂固得多；不论在自己的与陌生的环境中，到处你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
人的头脑并不是一张白纸。当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某一个问题时，常常并不是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这情形下，我们所有的看法和意见正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
无数的事实可以表明，我们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国际事务，就是追随着资产阶级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我们的国家生活，就是在我们的国家生活的各项问题上偷偷地采用了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甚至如果对于我们的党和党的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那也一定是被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侵蚀。
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说：“决不可把党看作与周围的人们隔绝的东西。党是在围绕着它的人们中间生存和动作的。无怪乎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往往由外界侵入到党内来。至于我国有产生这种情绪的园地，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我们城市和乡村中至今都还存在有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他们便是产生这种情绪的泉源。”（见《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的这节话对于中国现在的情况，当然更是完全适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如果不是努力接受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用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我们的头脑，那就是听任我们的头脑中为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留下地盘，听任这些思想在那里发酵、蔓延，以至完全为它所支配。
斯大林曾和列宁在一起进行了对自发论的斗争，彻底地粉碎了这种崇拜群众自发运动而否认理论指导作用的思想。斯大林在《略论党内的意见分歧》这个著作中，坚决地捍卫列宁的著作“做什么”中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必须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这一重要的论点作了透彻的发挥。列宁和斯大林都着重地指出，赞扬和崇拜自发运动，而不去努力把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工人阶级，结果就只能是让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这种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定要经过长期的徘徊和痛苦之后才能和资产阶级思想隔绝联系。
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斯大林指出：“要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以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研究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自发论者认为从自发运动中就会产生出社会主义思想来，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就其轻视理论指导的作用这一点来说，就其不把理论看做是建筑在深刻的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一点来说，和自发论的错误是相类似的。
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和自发论对我们的最大危害性，就在于它使我们抗拒必要的理论训练，使我们不去努力用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把我们武装起来，从而就使我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中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我们只会屈从，而不能抵制这种侵袭。
不注意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之所以会有“蜕化变节”的危险，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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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时，当然我们丝毫也不应该忘记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和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
斯大林说：“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些冲口而出随风飘散的空话。”（见《略论党内的意见分歧》）
在“列宁主义问题”中，斯大林说：“理论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经验。当然，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理论是富于批判性和战斗性的，是要不断地以革命的新的经验来充实和发展的。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向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说：“新的实践就产生出对于过渡时期经济各种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有新的提法。为要不落后于实践，就须立刻根据新环境来研究这一切问题。如果不然，那就无法打破各种模糊我们实际工作者头脑的资产阶级理论。如果不然，那就无法铲除这些已变为顽固成见的理论。因为只有对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成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斯大林的这段话中包含着极其重要的指示。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和平”地发展起来的。人们必须反对什么，才能主张什么。人们必须和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成见作斗争，和模糊我们实际工作者头脑的资产阶级理论作斗争，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生长起来。
第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生动的、经常在推陈出新的实践隔绝开来。理论不能落后于实践。理论必须答复从实践中产生的新的问题，必须按照实际生活中新出现的条件来研究各种问题。只有这样，理论才能经常保持活跃的生命力，才能对实践起重大作用。
我们当然也必须用这种态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再三反复地教导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理论。
斯大林说：“有人也许以为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是用心读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而以此自安，希望读熟的结论和原理能适用于任何环境，能适用于一切实际情形。但这样来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成是一部教理问答，看成是一种信仰条规，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和呆读死记的人。”（见《联共（布）党史》结束语）
教条主义的态度割断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同时也就使理论丧失了批判性和战斗性。理论在教条主义者的手里成为死气沉沉的无用的东西。
教条主义者自以为躺在不再需要任何进步发展的一种绝对的公式上面，因此就把一切批评和讨论看做是毫无意义的事。扼杀批评和讨论也就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斯大林在“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中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自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
在这部关于语言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斯大林再一次有力地揭发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伟大的斯大林就是密切地联系理论和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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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为指导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一贯地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党员和劳动人民。我们的党把提高自己理论的水准看做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重视学习苏联共产党历史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说中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再三向全党指出向“我们的最好的先生”苏联共产党学习的必要。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发现和发展了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不断地用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的这种思想教育全党，丝毫也不放松地和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学习斯大林的这些最可珍贵的教导，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我们的党内外，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克服各种轻视理论、否认理论的作用和不用为科学研究所必要的刻苦钻研的态度来对待理论学习的倾向。
我们的任务就是，认真地展开理论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在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倾向以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和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事巨大的有组织的努力来克服目前还存在着的理论落后于实践的严重现象，如果容忍这种现象，显然将不可避免地对实践发生危害的作用。
斯大林曾说：“我们的理论工作不仅应当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还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见“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的这个指示是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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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剧场艺术前进
——纪念剧场艺术的伟大导师聂米洛维契—丹钦柯逝世十周年
焦菊隐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戏剧博物馆里，陈列着小小一张发了黄的名片，名片上有几行写得细小而精致的笔迹，中间是细斜体所印的名字——
夫拉基米尔·伊瓦诺维契·聂米洛维契—丹钦柯
这张名片，是远在半个世纪以前，送去约请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到斯拉维扬斯基饭店会面的。聂米洛维契—丹钦柯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的相遇，和他们那一次长达十八小时的谈话，决定了次年十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成立。
这次谈话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不只是一个新剧场的开始，而且是一个新的剧场艺术的开始。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诞生，给俄罗斯的剧场史开了一个新纪元，给全世界争取进步的戏剧文化事业，提供了一个先进的典范。
是什么力量促使着聂米洛维契—丹钦柯去约请从未见过面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呢？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那样热切地、恳挚地寻求一位具有同样理想的人物，为了共同创立一个新的剧场呢？又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叫他在困难的反动的年月里，有勇气向一连串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庸俗的批评界的压迫和讥笑，作不调和的斗争，一直到奠定了新的剧场艺术的基础呢？
这个力量，就是聂米洛维契—丹钦柯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俄罗斯人民、和人民艺术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的热爱。是这种热爱，使他对于沙皇时代那种残害俄罗斯剧场艺术的高贵特质的情况，丝毫不能容忍；是这种热爱，使他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勇敢地前进。他的传记作者尤里·索包略夫说：“他一生的意志，只是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创办艺术剧院。”而创办艺术剧院的目标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建立现实主义的剧场艺术，为了这个，又要建立集体主义的艺术创造制度。因此，他才在俄罗斯的戏剧艺术面临着崩溃的时候，高举起崇高的艺术思想的旗帜，进行正义的斗争。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切成就，是和聂米洛维契—丹钦柯的名字永远分不开的。
聂米洛维契—丹钦柯毫不妥协地要把形式主义和公式化的演剧方法，逐出这个新剧场。他提出表演要从生活现实出发，要从“内心体验”角色的思想情感出发的深刻理论，又提出了导演必须同时是一个“组织者、教育者、和演员的镜子”的正确意见，和导演、演员、舞台工作人员要联合创造“整体的”艺术，而以导演为中心领导的集体创造方法。这些，他都在艺术剧院里具体地体现了。
为了保证这种正确方法的实践，除了建立了严格的排演和彩排制度以外，他又提出了“行政要为演出服务”的原则，把整个艺术剧院的行政机构和工作方法，在民主的、集体的、实际的基础上制定出来。
他拒绝脱离现实的文学作品，他使得古典文学遗产在这个新的剧场里得到新的估价；他把当代最出色最伟大的作家们紧紧团结在剧院的周围，丰富了新剧场艺术的内容。为了积累新的文化遗产，他又建立了“保留节目”的制度。
他同时还毫不疲倦地教育青年演员，在剧院里成立了学校，以新的教育制度和课程，培养下一代的艺术家。他永远使演员们认清自己的政治任务。
正如同他在一九三七年接受列宁勋章时在发言中所说的，“在我们面前，道路是很清楚的——要走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要求深刻的艺术性，就得运用我们剧院历年所积累下来的最优良的制度，来完成这一切。”聂米洛维契—丹钦柯，为了这一切，把一生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追求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剧场艺术上。他付出了最大的劳动，就是到他临死的前几个月，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还每天必要到剧院去工作几个钟头。他的一生，都是被爱祖国、爱人民、爱人民艺术的热情所鼓舞着，在不停地劳动着的。
聂米洛维契—丹钦柯于一八五八年出生在高加索的一个小镇子里。他从儿童时代，就对于演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和大学时代，他以业余演员的身份，参加过各种戏剧活动。随后，他以尖锐的戏剧批评家开始，进而写作小说和剧本，都受到读者和观众的爱好。他又从事过新闻报道，因而锻炼了敏锐而深入观察生活和分析人物心理活动的能力。一八九一年，他主持莫斯科音乐学校的戏剧系，作为一个戏剧教育家，在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培养出一批后来成为苏联最优秀的演员的学生。在这同时，他带着理想和热望，带着多年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和技术经验，走进了剧场，成为优秀的导演。一八九八年，他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共同建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九一九年，他又创立了一个歌剧院，把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运用到歌剧里去，给歌剧开辟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一九二三年，他获得苏俄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苏联艺术家当中最先获得此一光荣称号的两个人）。一九三六年，他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又获得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一九三七年，他获得列宁勋章。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他率领着剧院全体人员，到沙拉托夫城，参加反法西斯侵略的战斗。在他所导演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里，第一次在舞台上创造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形象。一九四三年，他获得一等斯大林奖金，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病故，由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讣告全国。
莫斯科艺术剧院博物馆的书桌上，还摆着他生前最后几天所写的记录。那是在他刚刚看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最后牺牲》的排演以后所记下的意见。他说：在卫国战争的岁月里，必须加紧发挥全部的创造力；他并且相信，苏联人民一定取得胜利。这等于是他留给后辈的遗言。
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永久纪念他的决定：在莫斯科树立纪念碑；印行他的文学作品和有关舞台艺术研究的作品；由莫斯科艺术剧院设立以他的姓氏为命名的戏剧学校和研究所；建筑以“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洛维契—丹钦柯”为名的歌剧院；把他的故居移交艺术剧院，成立戏剧博物馆分馆；颁发治丧费和他的子孙两代的抚养费。
从这个决定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联人民对于聂米洛维契—丹钦柯，是具有多么崇高的感谢和敬意啊！这是因为他一生持久不倦的努力，确实给苏联人民的文化增添了不少的光荣和骄傲，他的工作，在苏联的剧场艺术上，也确实起了不能泯灭的作用啊！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聂米洛维契—丹钦柯是艺术剧院的母亲，……而母亲的辛劳是不容易令人注意的。……”这句话，真实地说出了聂米洛维契—丹钦柯的高贵的品质和伟大的精神。我们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优秀的导演，自己也有着丰富和发展的演剧理论。然而，他为了使人民的艺术获得更高的成就，竟情愿自己引退到行政事务的岗位，而把力量放在仅可能地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准备更多更好的条件上，使他去完成那个著名的演剧体系。我们也知道，他本人还是一个优秀的剧作家。然而，他为了契诃夫的“海鸥”没有得奖，就拒绝了颁给他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的奖金，他为了使更优秀的作家更多地为人民创作，便情愿自己放弃创作活动，而专心致力于组织和团结的工作。这种为人类文化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和精神，难道不是工人阶级的品质，难道不是伟大的母亲般的精神吗？
我国的剧场艺术，在反形式主义和建立合理化的制度方面，受到聂米洛维契—丹钦柯的无限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经典著作《文艺、戏剧、生活》（原名《往事回忆》），在我们的剧院组织者、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中间，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我们各地的剧院，不但在组织形式上，工作制度上，创造方法上，基本上都是从聂米洛维契—丹钦柯所建立起来的先进的卓越的范例上学得的，就连机构的名称，也多以采用艺术剧院四个字为光荣。然而，我们在实践上所做的，却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更多地向莫斯科艺术剧院学习，才能胜任地参加到祖国文化建设事业中去。在我们纪念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剧场艺术基石的卓越大师、聂米洛维契—丹钦柯的时候，首先应该向他学习怎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人民的艺术，热爱劳动，特别应该向他学习的是：集体主义的思想和精神！ （附图片）
丹钦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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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人民检察工作的初步成绩和经验
三年来各级人民检察署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密地依靠广大群众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斗争，并已取得初步的成绩和经验，为今后检察工作的发展、人民检察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年来检察工作密切地配合了各个社会改革运动，为中心工作服务。从一九五零年以来各级人民检察署积极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运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各级人民检察署结合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处理了大批反革命案件，并为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保证严厉而正确地惩罚反革命罪犯，检察了许多反革命案件，仅华东一地即检察了一万四千余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级检察署都全力以赴地参加了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在协助重点部门的“三反”运动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尤其是通过检察通讯员和检举箱，给“三反”运动供给了大量材料。徐州市检察署设置的检举箱，在“三反”运动中收到检举贪污、盗窃材料七千零九十八件。根据西北五省一市及部分专、县检察署的统计，共检察起诉重大贪污案犯一千一百零七名，复查贪污案一千九百九十件，并正确贯彻了“是则是，非则非”的原则。
各级人民检察署在配合司法改革运动中，检察业务有了进一步的开展。根据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各地检察署的统计，在一九五二年共受理案件七万七千八百七十四件。特别是各地检察署对乱捕、乱打、利用职权恣意侵犯人权、陷害群众的违法行为的斗争，成为整个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击了很多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违法乱纪分子，切实地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根据一九五二年七十三个各级检察署单位的统计，直接检查处理和参与检察处理的违法乱纪案件共二千七百三十六件。检察署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得到群众热烈地拥护，群众称检察署是“能为人民伸冤的新机关”。安徽省怀远县检察署处理了该县前人民法院副院长包庇反革命及区、乡干部非法扣押毒打农民等违法乱纪案件后，得到群众热烈拥护，在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还通过了加强检察工作的决议。
各地人民检察署通过受理群众控告及检察监狱进行了司法监督，纠正了一些公安机关和法院错捕、错押、错判的案件。广东省人民检察署从今年一月至三月收到四百余封群众控告信，揭露了十八件由于违法乱纪而造成的错捕、错押案件。陕西省检察署去年检察了二十三个处理不当的案件，释放无辜群众一百九十五人，查清错判死刑的九人，进行了改判。河南省人民检察署信阳专区分署去年派人视察新蔡县监狱时，发现已被判死刑的农民刘希孟、刘建业两人喊冤；经深入调查，证实这原是一件蓄意陷害的重大冤狱案。刘希孟、刘建业都是辛勤忠厚的农民。一九五零年和他们同村的刘李氏患伤寒症死亡，新蔡县人民法院审判员王守道就勾结地主诬陷为他二人所杀害。经酷刑拷打，刘希孟等仍坚不承认。王守道乃设法制造骗局：令地主焦金山充当调解人，欺骗刘希孟拿出六十万元立和解合同；合同成立后，王守道则反咬一口，说刘希孟等以金钱收买他。终于判刘希孟、刘建业及刘建业母亲死刑。此案查清改判后，群众反映“不是检察署，冤枉永远洗不清”。
三年来的检察工作，是紧密地依靠着群众来进行的。许多地方的检察署都掌握了依靠群众大张旗鼓办理典型案件的工作方法。山东省胶州专区检察署处理苑克茂违法乱纪一案时，即调查了两个乡、七个村，共八十户、一百四十人。在调查过程中帮助群众修水井、开展冬季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因而能够深入了解情况。各级检察署的检察通讯员和检举箱已成为检察机关的耳目和联系群众的枢纽。根据西北、华东、中南三区的统计，已建立检察通讯员一万零四名，西北、华东两区共建立检举箱一、三三一个。西北、华东两区在一九五二年从检察通讯员和检举箱收到检举信件五万六千四百四十八件，这些检举材料大部分是真实的，成为揭露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一个有力武器。群众说“检察通讯员和检举箱对违法乱纪分子撒下了天罗地网”。
但是，三年来的检察工作仍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一）各地检察工作的发展还不平衡，有一些检察署业务思想不明确，没有贯彻发动群众、重点办案的工作方法，而纠缠在检察业务以外的一些工作上，致使工作被动，作用不大。（二）各地监察工作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没有把许多好的经验和典型创造总结起来再贯彻下去。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和检察工作中忽视业务领导、忽视思想领导，而忙于日常事务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今年三月间，最高人民检察署召开各大区分署检察长汇报会议，初步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确定了有重点地开展检察工作，创造经验，稳步建立检察制度的方针。确定一九五三年检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和工矿、企业中和县、区、乡基层组织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斗争。并进一步贯彻重点办案和重点试验创造典型的工作方法。现在各级检察署正在根据汇报会议的精神，积极地开展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署通讯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