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东北三○一厂工程技术人员
进一步揭发工程无人负责现象
东北三○一厂工程施工中发生严重浪费现象（见本报四月十八日第二版）。最近该厂厂方和施工单位有关人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进一步揭发了施工中无人负责的混乱状况与工程负责人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并指出目前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缺点，亟需在反对施工浪费及反对无人负责的运动中大力改进。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工作中严重的无人负责的混乱状况，是造成工程质量低劣和大量浪费的主要原因。副工程师李笃生说：这样重要的工程始终没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中途变动了十一次，今天不知道明天做什么，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做什么。组织机构和人事也不断变动，换一个负责人，就变一次组织形式，技术人员没有一个自始到终负责一项工作的。我曾先后换了六次工作，技术员李杰曾调动了八次。工作人员几乎都曾调换七、八次工作。因此，工程做坏了，找不到负责任的人。技术员李杰指出：无人负责和缺乏计划，就使大家都盲目地进行工作，工程到去年第三季度才正式开始，可是准备工作却作得很差，工程目标模糊，工人队伍没有很好训练，施工组织没有研究，说干就干。某车间工程到十二月份才决定进行冬季施工，当时对冬季施工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未作什么准备，就稀里糊涂地干了起来，以致经常停工，造成严重损失。
单纯追求进度忽视质量的思想，也是造成浪费的重要原因。电气车间技术员黄荣书说：当时领导思想是“进度第一，质量第二”，从没有开会研究如何保证工程质量，也没有技术人员负责工程质量检查。打混凝土的工人也不按规格，随意乱干，甚至把木板、钢板都打了进去。这时，领导上又不顾条件硬性地规定推行计件工资，由于操作规程不健全，没有质量检查制度，计件工资制只促成了大家拚命赶工的现象，结果工程质量愈做愈坏，返工活也计件拿钱，有的工程返工五次，工人就连续领了五次计件工资。
忽视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是施工中的致命缺点。副工程师李笃生说：工地政治领导太薄弱，工作人员中思想混乱，技术人员闹不团结，领导上都未及时注意解决。工地上政治学习极差（后来干脆取消了），也没有在固定的会议制度上经常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是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办事。技术员李杰也指出：工人队伍是仓促集中起来的，成份复杂，思想纷乱，但领导上却不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以致劳动纪律极坏。
座谈会上大家指出：造成以上种种混乱状况的根源，是工程领导人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领导干部从来没有深入工地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下边把问题反映上来，有时也拖着不解决。三○一厂工程管理科股长富常龄说，他曾数次把工程质量不好的情况反映给领导上，并写了三份书面报告，送给厂长、党委和工地主任，可是领导上一直不理。更严重的是领导干部长期的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使工作受到极严重影响。当时工地主任（三○一厂厂长）张戈也没有负起统一领导的责任，三○一厂党委知道这种严重情况，也没有坚决地展开思想斗争。
在批评领导工作的同时，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也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副工程师李笃生检讨了自己对国家建设事业不够负责，由于和工地副主任蓝伏枥关系搞不好，便闹情绪，在工程十分紧张时请假去沈阳，不愿多负责任。当上级来检查时又害怕受处分，几次要求调动工作，认为“这个工程风险太大，吃不消”。最后他表示决心改正缺点，安心工作，把国家交给自己的建设工作做好。
座谈会上大家还提出：三○一厂工程经上级检查后虽有某些改进，但混乱状况还相当严重，必须引起有关领导上的注意。例如安装公司现有工人二千五百人，可是全年只要六、七百人足够，大部分工人今年全年将没工作可做。去年一个季度窝工三万多个，今年将更严重。今年的任务也还没有好好排队，图纸至今还搁在办公室里，没有拿到技术人员和工人中去研究讨论，施工中各种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或很不健全。质量标准、技术责任制、操作规程、施工总记录、独立的质量检查制度和机构，都必须迅速设法建立或健全起来，以消灭无人负责现象，确保今年工程任务的胜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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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政工程局第一批开工的工程
准备和计划不周造成浪费
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为及时了解第一批开工的市政建设工程进展情况，组织部分干部到各主要工地进行了检查；发现由于工程准备仓促，计划不周，目前在施工中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材料、工具准备不足，供应不及时，质量太坏，造成了窝工。如中山门工地第八队一百零五个工人，只发了铁锨四十张，洋镐三十把，开工第一天就因工具不够而局部窝工。西南楼下水道工地，三月二十四日前应运到各种洋灰管七、八千节，但到二十七日为止，只运去一千多节；工地上首先需要的是直径二十五公分的小管，而第一批运到的却是直径一公尺左右的大管。还有些材料由于规格不符，造成了大材小用的浪费现象。
在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的准备方面，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王串场下水道工地放线以后，发现与地下的自来水管冲突；中山门、吴家窑、砖码头等道路工程工地，开工后发现路基太软；吴家窑新村路面原设计用六吨汽辗辗压，但因为卫津河开始疏浚后，把水抽入废墙子河，吴家窑地下水位提高，地基承受不住这样大的重压，结果连两吨半的汽辗都不能使用。这些现象都是由于设计前没有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而造成的。工人路、金钟河北干沟等下水道工程中，拆迁障碍物的工作进行得太晚，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其中工人路曾因此造成窝工现象。吴家窑工地，在工人到达工地后，才开始施工测量，工人追着测量员要工作，影响了测量工作的质量，经常发生错误。
在检查中，还发现各工地领导方面对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注意不够，住房、伙食、医疗设备等都有很多缺点。检查之后，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即责成各有关部门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积极研究解决。现工地混乱情况已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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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注意调查研究，贯彻税收政策
工商业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进行得很正常
一九五二年度工商业所得税的汇算清交工作，从今年一月间开始展开。全国各地人民政府税务局从指导当地工商业户盘点存货入手，编好存货清册；并对去年各地工商户的营业利润情况作了重点深入的调查研究，基本上贯彻了“依法办事，多调查，多协商，不多征不少征”的精神，因而所得税的汇算清交工作进行得很正常。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各省的专区、县、镇的工商业所得税已征收入库，部分省辖市及几个中央直辖市的工商业所得税，估计到四月底亦可全部入库。
在征收工商业所得税的工作中，大多数城市都成立了包括税务工作干部、职工店员、工商代表的辅导申报组织；由辅导申报小组初步审查工商户向税务机关申报所得与损益的各种表报。通过辅导申报，纠正了不少工商户在计算存货价格、摊提折旧、列支费用上的许多虚报情况，推动了申报工作的正常进行。
各地在征收民主评议户的所得税时，选择典型户和划分等级类型的工作，作得较往年更为细致。在选择典型户时，各地税务局根据各行业的自报材料，分出类型、等级，然后经过与工商业代表协商确定。今年各地选择典型户时大都采取了“步步与职工研究，步步与工商业户协商，召开各业户大会，宣布查账户的结果”的办法，各地工商业户一般认为今年“选的准、查的稳、确有代表性”。
今年许多城市，如上海、天津、北京、武汉、青岛、无锡等市，重点试用了标准毛利率和弹性纯益率的征收办法（亦叫幅度纯益率）。这种办法改进了民主评议工作，进一步做到了公平合理。采用毛利率比较采用纯益率有好处：因为同行业的进货、销货价格都差不多，毛利率（即是没有除掉一切费用开支的利率）大致相同，但是由于各户的开支情况不同，纯益率就不相同，所以采用同业中的标准毛利率比采用标准纯益率更加公平合理。天津市在民主评议中选择了新药、纸张、植物油等十个重点行业试用了标准毛利率，基本上贯彻了“应收的坚决收齐，不应收的坚决不收”的原则。有些地区采用了弹性纯益率。这种弹性纯益率是由税务机关与工商业代表共同调查若干工商业典型户的纯益率材料，经过协商，把其中过高过低的纯益率截头去尾，就其中能代表大多数的定为弹性纯益率。对个别特殊利厚或利薄的户作单独处理。这种做法，是符合各地工商业户的实际情况的。
各地在征收所得税中，大多数工商业户都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向国家纳税；但是也有部分工商业户的纳税态度很不老实，他们肆意夸大困难，叫喊无利；企图少纳税或根本不纳税。北京市税务局检查了一百户申报亏损的工商业户，其中有二十五户是有盈余的。浙江省七个地区自报亏损的工商户中，经初步审查后，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三是有盈余的。山西省大同市检查的结果表明：偷漏税的约占被检查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些工商户以年终盘货时降低盘存、扩大开支、提高期初存货价格、降低期末存货价格、抽资吃息等方式偷漏税款。有些工商业户还采用了以营业额大小比例支薪，实行变相的提前分红的办法。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税收法令和经济政策的行为。各地税务机关应在当地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下，并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店员工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协助，予以检查纠正。
各地有些工商业户在去年上半年估征时因使用纯益率偏高，税务机关应本实事求是的精神退税。但必须经过查账，按实际情况逐户解决（小户亦需审查核定），不能按整个行业比例退税；为了不影响一般征收工作进行，可把退税工作留在工商业所得税工作完成后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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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定襄等县强迫摊派生产资料影响群众生产
定襄、阳曲、忻县、崞县等县供销合作社，在供应生产资料工作中，强迫命令作风十分严重。表现在：一、不宣传不教育，强迫摊派。中共崞县二区区委会干部丁汉保，强迫与南街村长订推广步犁的协议，因该村长未与农民商谈，不愿订立协议，丁汉保便指责说：“不贷步犁就是在生产战线上不积极”，将村长留难三天。南街村群众知道此事，很不满意地说：不要因咱不贷步犁让村长受难。结果派人贷回二十七张犁，但这些犁大部未用。二 、不看地区不顾生产条件，盲目推广。阳曲八区本来是山地，在去年防旱抗旱时，农民打了六十六眼仅能担水点浇庄稼的水井，但区干部却硬让安水车，实行“水车化”，有的村干部不愿安水车，区干部就说“思想抵触，不为人民服务”。村干部没办法，只好用同样的办法威逼群众。有些村干部对不愿买水车的群众威吓说：不安水车就是不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就是不抗美援朝。结果安水车四十五部，而这些水车完全不能使用。甚至有的区村干部给群众把水车安上了，本人还不知道。五区北小店沟是重碱性湿地，河里有水还不能浇，区干部也强迫群众买水车十九部，结果有十四部用不上。三、不看对象，不顾群众实际需要，平均分配。忻县中曹张村，给五户无劳动力的贫苦军属、烈属，分配了价值一百九十七万元的生产资料；另给十户孤、寡、老弱的农民也分配了一百九十多万元的生产资料，其中有两户长年害病者就分配了八十六万元的生产资料，三个老寡妇家境很困难，常年靠闺女家养活，也给分配了十五万多元的生产资料。四、盲目地开展推销生产资料竞赛，以挑战为强迫摊派的手段。去年秋季，定襄县在县、区、村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上，县里提出在全县推销水车二百九十部、步犁一千五百张、细肥二百三十六万斤的任务，让区、村干部挑战自报。结果有二百部水车、二百二十张步犁没有推销出去，积压资金六亿元。已经推销出去的步犁也坐了“禁闭”。阳曲前阳坡村只有一百二十亩平地，本来只有一、二张步犁就够用了，结果给群众摊派了十张。五、强迫村干部和组织起来的农民带头买，形成投资过大，使他们的生活发生困难。定襄芳兰村村长，去年带头购买了七十万元的生产资料，全家六口人，只打下六大石粮食，因还不起生产资料款，又从信用社贷款二十万元，全家生活也受到影响。
这种强迫群众和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推销生产资料的结果，使得很多村庄因为分配来的生产资料卖不了，只好存放起来，上面要款，村干部就按地亩、按户、按牲畜、按有车户、按劳动力等乱摊派。忻县二十里铺按有牲畜户摊派，每个有驴户出三万元，有牛户出四万二千元，无牲畜户即按劳动力强弱摊派。把生产资料分配到群众手里，就强迫要款，定襄横山村农民王有槐，因还不起生产资料款，被迫卖地八亩。复兴村农民张吉和被迫卖房五间。因此，很多农民十分不满，把供销社看成“债主”，有的村群众就不敢见供销社的干部。
造成以上偏向的原因，主要是县以上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不了解群众的实际投资能力，不切实际地提倡所谓“步犁化”、“水车化”，工作多布置，不检查。去年秋季，阳曲县领导上主观地按全部平地“步犁化”推算，要在全县供应步犁三千六百六十六张，按各村平地亩数逐级分配到村。崞县对供应步犁不早作准备，到农民秋耕地开始后才推销，于是，县委会决定在三天以内要形成推销步犁运动，区里又决定两天形成运动，到了村里，一天就得完成，结果，村干部只得按户分配。另外，某些干部的锦标主义思想，也是形成强迫命令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推销的生产资料越多，自己领导生产的成绩就越大，却不管群众是否真正需要，和用什么办法推销的。阳曲阳兴镇供销社主任王二旦，按县里提出的“水车化”的口号，也来了个“水车化”，结果在一个沟推销了四十五部水车，一部也没用。群众反映说：“二旦为了当模范，水车闹下一河滩，二百多万元的‘黑驴子’白花了钱！”
现中共忻县地委会在研究了以上情况后，决定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中共忻县地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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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同县干部把好事办成坏事
竟逼着群众买肥料
大同县在春季供应群众肥料当中，自上而下地采取了简单从事的命令主义作法，形成了严重的恶果。该县供销合作社，对今年的肥料供应工作，事前缺乏深入的检查了解，在三月初召开的县、区、村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上，便主观臆断地把一百二十六万斤豆饼、一百五十五万斤麻饼、六万斤肥田粉分配给各区，区里又照样分派给各村，并发动挑战，把挑战成了一种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如水泊寺村干部向石家寨挑战的条件内有：如完不成任务，情愿缝红旗一面，由全村群众扭上秧歌把旗送到石家寨。其它村也都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的需要而盲目的挑战、应战。结果村干部回村后，便采取了强迫分配、摊派等做法。吉家庄、秦城、红赐堡、胡家窑等村的干部，因为群众自报购肥数字完不成“任务”，便按负担亩把任务摊开。水头村村长赵生奎强迫群众买肥料，他在会上说：“县给区下了命令，区里叫咱村完成一万斤肥料的任务，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反正得完成任务。”西河河与三十里铺的村干部，是在大会上让群众“自愿报买”，不自愿就不散会。太平庄、谢疃等不少村庄，则是用“评比站队”的办法让群众购买，谁家富裕不买就不行。
这样做的结果，把好事办坏，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牛家堡农民王官本来今年还缺三个月的口粮，可是村长王德富非叫他粜了现有的余粮买肥料不行，并说：“暂时完成任务，将来没吃的再说！”红赐堡、胡家窑有一部分养牲口的农民，因没有钱和余粮买肥料，准备卖了耕畜的饲料，买成豆饼再喂耕畜以“应付差事”。很多村的群众都反映说：政府经常说不叫干部有强迫命令作风，可是咱们这里就强迫买肥料，这是啥作风！大同县的县、区领导机关，对以上情况应进行检查纠正，否则春耕生产运动将受到严重的影响。（赫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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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读者来信摘要
沈阳工业技术学校教学混乱
沈阳市工业技术学校学生褚竹、夏安民等四十三人来信：我校的办学方针始终不明确，因此教学上非常混乱。我校在一九五一年九月成立，原名“沈阳市技术干部学校”，当时学校是专科性质，内设机械、建筑、土木三系，校方在沈阳市招收的也是高中毕业生（另附设测绘一班，为中等技术教育性质，招收初中毕业生）；但同时还有二百多学生是从沈阳市行政干部学校抽调来的，文化程度非常不齐，从高小到高中毕业的都有。这就使教学中增加很多困难，也收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一九五二年暑期后，我校即改为中等技术学校，并改名为沈阳市工业技术学校。但奇怪的是，学校的课程仍然是从大学课程里选的，而且，教学没计划，进度也没标准。那一科有老师就开那一科，有些课程在大学里要四年级才学，我们这里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就学了；有些课程上学期没有教完推到这学期，这学期教不完就再往下推。如机械原理这一学期教了二大本，很多同学都不懂。
当学校改为中等技术学校后，校方对一九五一年招收的高中毕业的、并已在校学习了大学二年课程的一批学生，也没有根据中央关于院系调整的精神进行合理处理。
现在我校很多同学情绪不安。有些老师和同学虽向学校领导同志提出改进学校工作的积极意见，但是也得不到支持。
黑龙江省粮食公司不应该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国家财产
黑龙江省安广县粮食公司经理白玉龙来信：四月五日“读者来信摘要”栏发表了读者刘肃之的来信，谈到我局运粮食到德州后找不到收货者，以致被罚保管费二百八十多万元并造成粮食霉烂情况。造成错发粮食事件的原因现在正在检查中。但是黑龙江省粮食公司（以下简称省公司）用官僚主义作风对待这个事件，坐视粮食受损失，这是使人难以容忍的。
三月初，我公司根据省公司通知，发往德州苞米三车（九十三吨）。不久后，德州车站就来电报，说是找不到收货机关。我们马上追问省公司储运科，十几天内共打了三个电话，接电话的同志每次总是含含糊糊地说大概这样，也许那样，再联系一下，过两天答复……但结果总是没下文。我们再打电报去催问，结果还是没答复。
后来，德州粮食局也来电报追问了。我们又两次用电话问省粮食厅秘书科，结果还是没有把解决办法告诉我们。我公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已由第二经理张果毅和东北区粮食局运输科联系后到德州去，现在还没回来。黑龙江省粮食公司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他们应该对此进行深刻检查。
江西清江渔民抢救国家财产
中共江西清江县委宣传部黄学新、黄磊来信：三月二十二日，赣江中从吉安驶来一艘大众号轮船，拖着五只大民船，满装着大米，船到我县樟树大铁桥下时，因江水暴涨、风浪太大，其中一只民船被旧铁桥桩撞翻，所装六百多包大米全部翻入江中。我县沿江的樟树、桑林、邹村的渔民们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在三月二十五日自动组织了八十二只渔划、一百六十多个劳动力，用四齿小铁锚钩挂打捞办法，在大雨巨浪中打捞了两天。结果捞起了大米四百包。这些大米捞起后，渔民们又自动组织了三十多个妇女把它晒干，并派代表向樟树保险公司接洽（该船在樟树保险公司保了险），把大米全部交给保险公司。渔民们这种爱国主义行动是值得表扬的。一个维吾尔族农民的话中共新疆焉耆地委宣传部金潭来信：去年冬天，我在轮台县合作社工作。在大雪刚停的一天，我到水磨上去看压棉机的情形。途中我遇到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维吾尔族老乡，赶着一辆三大套的大车，就顺便搭了他的车。我和他交谈起来，知道他名叫托合的。他告诉我：他们家乡是土地改革重点试验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这车是刚分的地主的；此外还分到三十亩水田、两把砍头曼和一间房子。
车在积雪的道上前进，托合的看着他的壮马，高兴地说：“解放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大车大马啊！那时我给地主扛了多少年长活，折磨得要死，连一条线也留不下。在那年月，这匹马都比我值钱；可是如今，我已经成了它的主人了，这是共产党给我带来的好处啊！”说完，他就笑个不止。
待了一会儿，他又得意地告诉我：“我过去一直是“呀儿果斯”（单身汉），最近订了婚，明天就要结婚。我买了一只羊、三十斤大米和三斤油，准备在婚礼时做抓饭。农会的会员都要来贺喜吃抓饭。过去只有地主恶霸才能吃抓饭，现在我们下力人也吃上了。”
我问：“是解放后找的爱人吧？”他说：“不！我的爱人肉孜汗在过去本来就和我相爱，但是却被地主乌斯曼强占了。以后，她逃到库车去，结果就没信了。解放后，她回来了，参加了农会。乌斯曼被斗争后，由人民法庭判处十年徒刑。我们俩又到了一起，在一个互助组工作……。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成全了我们的婚事。”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穿着一双新皮靴，就笑着对他说：“明天要当新女婿，今天新靴子就穿上了！真该祝贺你，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了。”他眼睛笑成了一条线，从他充满喜悦和希望的面庞上，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感情。
接着，托合的充满信心地说：“同志：解放后，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再过几年我们过得更好了。我们的生产也和过去大不同了，今年我买了一个新锄，准备把地里的草锄得干干净净。过去我们多少年来就没锄过草，解放后我们才学会了；这使我们多收了不少东西啊！”他拿出亮晶晶的新锄，心爱地抚摸着。
在知心的谈话中，时间过得很快。我已到了目的地。下车后，我给托合的车费。他坚决不要，说：
“人民政府的干部为人民办事，顺便搭趟车还能给钱！”我说：“这是人民政府的规定。”他勉强地接下了；但当我走了几步后，他又叫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同志，这是人民政府的规矩。但无论如何，我收钱太不安了。”
杂技团应该切实注意儿童演员的安全和健康
中共江西省大庾县委宣传部何德盛来信：广州市群雄杂技团于三月二十五日晚来我县演出。在表演“爬天梯”时，该团十三岁女演员罗日素一时不慎，从两丈多高的“天梯”上跌下，跌破了前颚，摔碎了牙齿，而且因为震破了头部血管，血从耳朵里流了出来。当时曾立即抬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但直到次日晚六时血仍未止住，受伤者仍未脱离危险期。我希望各地文教部门加强对杂技团的领导和教育；各杂技团更必须重视演员的健康和生命，对于过于惊险而又无适当安全设备的杂技节目，应自觉地予以保留，以免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
中共锦西化工厂党委会方桢、韩庆福、江家庆来信：我们看见某杂技团曾经表演这样一个节目：一个八岁的小孩站在一块平板上穿裤子，木板是放在一个倒放的油瓶上的，结果因为重心未掌握好，孩子在板上幌来幌去，神经十分紧张，后来竟从板上倒下来了，假若旁边没有大人扶住，孩子一定会摔坏。像这种表演，已经不是技艺，而是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摧残，这种过度紧张的刺激，必然会影响儿童的正常发育的。
军委总后勤部鄢烈来信：我曾看过一个文工团的杂技表演，其中有两个约七、八岁的孩子也参加表演爬梯子、钻板凳、大武术等节目。他们不住地在板凳、梯子上翻来倒去，被大人像球一样抛来抛去，看来，真令人为他们耽心。我认为对于有些节目，一定要加强安全设备，防止可能发生的危险。
读者李世凯来信：天津“和平艺术剧团”最近在安东公演杂技。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让一个不满十周岁的小女孩，连续出演七次，而且每次都是有损儿童骨骼、大脑等各部组织发育的活动，如倒立穿衣脱衣（用头倒立于一物上，两手穿衣脱衣）等。像这样的演出，一天两场。
我认为这样不照顾儿童发育与健康是不应该的。儿童在发育时期（尤其骨骼发育），是不应该让他作这样过重的动作的。当然，祖国人民的艺术需要发扬光大，演员也需要从幼小时进行培养教育，但是像天津“和平艺术剧团”那样作，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可以想像在作那样的演出的时候，演员事先是不能吃饱饭的，这就对儿童的发育更不利。类似这种表演，其他杂技团，也存在着，希望有关方面加以注意。
吉林省建设工程局干部任意破坏文物
一读者来信：吉林省建设工程局的干部以粗暴态度对待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将对研究吉林地区原始文化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二三千年以前金石并用时代的重要遗物—石棺，给破坏了。
吉林市房屋缺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设工程局暂借吉林省博物馆陈列室居住。迁移时博物馆的同志曾再三说明这具石棺三日后将由博物馆负责搬走。但建设工程局搬入后，仅为了多放一张床铺，不遵守保证书上所订的“室内一切设备不得拆除……及移动毁坏等”的规定，擅自用铁锹等工具将这一具富有保存和研究价值的完整石棺毁坏抛弃。博物馆的同志发现后即加以劝阻，当时尚有两块棺底未拆除。但建设工程局的干部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有人说：“反正我们把它搬出来啦！”“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这事件，已经不能用“不明保护文物法令”，或“毫无常识”这种字句来加以宽恕。既然保存在博物馆内的文物，当然具有保存的价值，建设工程局的干部既不履行保证书上的规定，又不听人劝阻，而以这种恶劣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这是难以容忍的。而建设工程局的负责人虽经博物馆的通知已知晓此事，但迟迟不予处理，听任这种破坏祖国文物的行为发生，这是极不应该的。
我要求人民日报刊登此信，并要求吉林省建设工程局在报纸上作公开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