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在祖国经济建设的战线上
马鞍山正在重建一座炼铁厂
安徽省马鞍山正在重建一座国营炼铁厂。这座炼铁厂包括六个小型炼铁炉,重建后,炼铁炉的生产能力将超过原设计能力两倍以上,年产量和上海市炼钢与机械翻砂工业所需要的生铁数量接近平衡。这个炼铁厂在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出产生铁。过去上海所需要的生铁都是依靠远途供应,马鞍山炼铁厂建成后,上海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近便的生铁供应地。 (据新华社讯)
大兴安岭林区踏查完毕
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森林调查总队,已把我国的“森林宝库”——大兴安岭林区踏查完毕。
这次踏查大兴安岭林区,是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森林调查总队配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大铁勘测人员、森林工业各有关部门和鄂伦春民族的向导等,组成三百七十人的大兴安岭林区踏查队进行的。他们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上旬分批到达我国最北部的漠河、呼玛等地。随后,他们又分组沿呼玛河、阿穆尔河,开始了我国林业史上空前规模的踏查工作。踏查队员们在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大兴安岭处女林工作中,受到了当地鄂伦春民族人民的热情帮助。呼玛县有二百多名世居大兴安岭山麓的鄂伦春族男女猎人前来做向导;有的猎户牵着专门在森林里奔走的马,全家来给踏查队运输物资。踏查队队员们战胜了零下三十度以上的奇寒,经过一百多天野营、露宿的艰苦生活。各组合计共徒步踏查了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二里的深山峡谷和草原,终于在去年年底完成了整个林区的踏查工作。
根据这次踏查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提出了今后要对大兴安岭林区实行抚育更新的方针,以培育森林资源,并初步确定呼玛河右岸地区为最近五年的采伐区。为了运输木材和开发矿藏,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并准备在大兴安岭修建一条森林铁道。 (据新华社讯)
浙江省沿海渔区小黄鱼丰收
浙江省沿海渔区小黄鱼汛已近结束。小黄鱼群已由米鱼洋、普陀洋北游进入佘山洋,一千多艘鱼船,正跟踪捕捉。今年浙江沿海小黄鱼汛中,仅定海渔区的渔民就捕了近十万担。预计整个小黄鱼汛期内,将有二十万担以上的收获量,为数年来第一次大丰收。现在,浙江沿海一年中鱼产量最大的大黄鱼汛就要开始。沿海渔民在人民政府大力扶助下,正紧张进行准备。渔船都已修整一新,不少新造渔船也要在这次鱼汛中下海。这次大黄鱼汛期内,下海渔船将有一万艘以上,比去年约增加百分之七。各渔船配备的鱼网,也由过去每对船一顶到二顶,增加到两顶到三顶。目前,猫头洋、大目洋和岱衢洋附近数万渔民,都满怀喜悦地迎接大黄鱼群的到来。 (据新华社讯)
福建小麦丰收较去年增产一成
福建省今年小麦又获丰收。目前南部和东部各县小麦已经先后收割完毕。据估计,全省产量可达一亿七千九百万斤,普遍较去年增产一成以上。各地国营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和私商已经开始收购;在收购中,都贯彻了“分级论价,好麦好价”的价格政策,以鼓励农民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小麦品质。有些地方的粮食公司和合作社在收购中,还和农民订立了收购小麦和供应肥料的合同,以满足农民卖出小麦、买进肥料等生产资料的要求。(新华社)
东北农村进行改良羊种工作
东北农村正积极进行改良羊种工作。便于饲养、得利又多的养羊工作,是东北农牧民喜欢经营的一种牧业生产。几年来,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各地羊只数量增加十分迅速。现在全区的羊只数量已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数目的一倍多。但是,东北区的绵羊多为粗毛羊,产毛量较少,毛质也差。为改善这种状况,变粗毛羊为细毛羊,东北区进行了改良羊种的工作。现在全区已建立起十个种羊场,内有从苏联和国内各地购来的大批品种优良的种羊,并采用了科学的人工授精方法进行配种工作,用一只种羊的精液已可配一百五十只到二百只母羊,大大地提高了配种数量。 (新华社)
种子杀菌剂“西力生”试制成功
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和有机化学研究所经过两年的研究,试制防治小麦及棉花病害的种子杀菌剂“西力生”已经成功,并已完成中间工厂的生产试验。
“西力生”是一种汞制剂,可以防治小麦黑穗病及棉的立枯、红腐、炭疽等病患,农业生产中需用量很大,过去一向依靠进口。
物理化学研究所和有机化学研究所在研究制造
“西力生”的原料氯化乙基汞的过程中,发现制备中间物二乙基汞不需用任何触媒,而且可以获得较用触媒时更高的产率。这一发现不但简化了生产操作过程,降低了成本,而且在学术上打破了百年来制二乙基汞必须用醋酸乙酯或丙酮等为触媒的陈规。
自制“西力生”的成本较外国货低得多。外国货每吨需二千四百万元,自制品每吨仅需一千五百万元(其中四百万元是包装费)。自制的“西力生”经细菌试验和田间试验后,证明其杀菌力较美国货强。 (新华社)
汽车载运重件的一个新创造
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处为了一项工程的需要,要将一个重十七吨的发电机转子由四川省长寿县江边运到约二十四公里远的工地。可是运输工具只有四吨半的卡车,拖不动。汽车驾驶员贾世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利用现有载重四吨半的万国牌十轮卡车改装加固,来承担这个运输任务。这个建议得到修车技工张志雄的积极赞助,也得到党、行政、工会的具体帮助和支持,改装加固很快的就胜利完成了。
改装加固的四吨半的万国牌十轮卡车,除加四个轮胎外无须添改承重结构、动力及传动部分。这次装运发电机转子为国家节约了九千六百三十三万元的运费,并保证了机器的及时安装和安全运输。现该处正继续研究改进,估计再改进后可一次载运二十吨的重件。
永利寗厂大量生产钒触媒剂
永利寗厂化工研究所实验工场经过三年来系统的研究和试验,已掌握了硫酸工业的贵重触媒——钒触媒剂的全部制造技术及生产过程,现正开始按计划大量进行生产,供应全国各地有关工厂的需要。这种产品是在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妄想窒息我国的化学工厂的情况下研究成功的,产品效率较美国“王牌”孟山都化学公司产品还要高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一。此项创造在一九五一年南京合理化建议评奖大会上,被评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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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先进思想的胜利
丛木生 李水相
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消息传到沈阳国营机械一厂以后,厂里的职工莫不欢腾鼓舞,都说:“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是要把祖国建设成工业化国家。苏联能四年完成五年计划,咱这回得更加努力学习老大哥的先进经验,也提前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但是,第二车间主任王文山,这位在历次的生产竞赛中,总是积极带头,曾几度被评为沈阳市工业劳动模范的工人干部,在兴奋之余,却被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烦恼着。
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厂长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的那个保守的生产计划。厂长汪洪文同志,在把一厂从管理混乱转到计划管理这个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对工厂生产日新月异的发展却缺乏敏感,对本厂的潜力心中无数,不相信工人的智慧和力量。在制订今年的生产计划时,他既不深入发动群众讨论,也不经过党总支委员会讨论,就把由几个科长根据过去旧的生产指标制订的计划送到上级领导机关去了。这个计划十分保守。比如从第二季度就开始生产的主要产品——苏联式一Д六三车床的工时定额,在去年试制时,实动工时为七千一百二十一小时,今年的计划仍订为七千多小时。根据这个落后计划的生产效率计算,今年生产出来的一Д六三车床的成本,将与去年试制时的差不多。不但不能给国家积累财富,相反的,因为今年工人工资、福利基金增加了,国家还要赔上七亿多元。王文山很不满意这个被工人称为“奇怪的计划”的计划,他想:去年试制一Д六三车床的实动工时虽然是七千一百二十一小时,但其中中断工时占五百零一点六小时,废品工时占二百零四点四五小时,间断工时占四百二十七点七八小时;今年要大批生产,工具、卡具和原料的供应一定会及时,而且经过总结去年的试制经验,工人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将不断地提高,废品和间断工时将会大大缩减。就以第二车间来说吧,在试制时,加工一台车床部件需要一千七百小时,根据车间里的实际情况,今年只要一千小时就足够了。为什么不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订出一个先进的计划呢?这个问题一直烦恼着王文山。
有一天中午,王文山到党总支委员会办公室去。总支书记毕可怡同志迎头就问他:“王文山同志,今年你们车间要完成二百八十台车床加工部件的计划,成吗?”王文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问题,我们还要多增加一百台呢!”他当时就把别在心里的意见统统向毕书记说了,毕书记同意他的意见,并表示支持他制订先进的计划。
第二天,在车间党支部、工会和中共沈阳市委工作组的帮助下,王文山发动了全车间的生产能力查定,并总结了车间过去几年来的生产经验,详尽地分析出今后生产上的有利条件。根据查定的结果和车间找出的窍门计算,今年的设备运用率可以提高百分之八十五,废品率可以降低百分之四;同时,经过“三反”和增产节约运动,职工的政治觉悟已空前提高,一九五二年车间有党员二十人,团员五十人,而今年党员增加到六十一人,团员增加到一百五十人。这些骨干力量是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有力保证。另如由机床计件改为个人计件,也将提高生产效率百分之三十;将原来的生产日纪录改为小时纪录,又将提高百分之二十;今年加强科室工作以后,原料和工具、卡具的供应一定会及时。技术人员下车间,对提高工人技术水平、解决车间生产关键问题,定会大有帮助。如果充分发挥这些有利条件,再增加一百台车床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王文山这样周密细致的分析,马上得到了全车间职工的支持。他们一致通过了王文山提出的计划。
第二车间再增加一百台车床加工部件的先进计划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当王文山把这个先进计划提到厂部时,却遭到了厂长、生产科长等保守思想的压抑。他们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王文山的计划是
“冒险计划”、“无根据的计划”。厂长汪洪文不研究去年没完成计划的原因,就认为:“既然去年没完成计划,今年的计划就不能比去年提高,否则就是‘冒险’”。
保守主义者为了批驳王文山的先进计划,就派生产科和计划科的人员到第二车间去“查定”。查定时,他们没有看到二车间的有利条件和先进工段,只注意了一、三工段大丝杠和床头箱两个薄弱环节,并以薄弱环节为依据,批评王文山的计划“不切合实际”,“有贪大冒进的倾向”。王文山当时向他们提出反驳意见,指出应该让落后工段向先进工段看齐,而不该让先进工段向落后工段看齐。但是,这时王文山又产生了新的顾虑,他想:万一厂部的原材料和工具、卡具供给不及时,以后发生了间断工时和停工待料,可就糟啦!因此,他当时没有坚持斗争下去。以厂长汪洪文同志为首的人们,就趁机以他们所作的“查定”结果为根据,通过了只增加生产十七台的保守计划。
王文山非常苦恼。他想,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决不能因为车间里有两个落后工段,就订个落后的计划。这时候,党的总支书记又鼓励他,希望他拿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气魄,坚持斗争下去。王文山在车间党支部和市委工作组的支持下,在施工室技术人员的具体帮助下,重新发动群众讨论计划。这一次,由于技术人员的帮助,突破了一、三工段这两个薄弱环节,使制造大丝杠工时定额由八十小时缩短到十八小时;制造床头箱从七十小时缩短到三十五小时。全车间职工的信心更高了,决定在原来增加一百台的基础上,再增加二十台,并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宣誓;保证完成任务。但是工厂管理委员会讨论这个计划时,生产科长还说:“要增加顶多能增加十七台,否则达不到均衡生产,谁负责?”这时,像生产科长这样顽固的保守思想,已经没人去理睬他了,二车间的计划,被大家一致通过了。
王文山与保守思想斗争的胜利影响了全厂。二车间从原来计划生产二百八十台车床部件,增加到三百八十七台。这个消息鼓舞了其他车间的职工。第一车间也把原来计划装配一百九十五台车床改为装配三百一十一台。因此,机械一厂今年不是要国家赔本七亿元,而是要给国家创造二百六十多亿元的财富了。现在,生产科长和计划科长都服了劲,说:“下回可别坐在办公室里做生产计划啦!”汪厂长也在全厂职工面前做了检讨。目前,机械一厂职工正为迎接红五月和全国七次劳动大会,开展了高速切削竞赛,为完成自己制订的先进计划而积极热情地劳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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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苏联专家布可夫同志指导下
水利部灌溉总局试验制造深井水车成功
中央水利部灌溉总局在苏联专家布可夫同志指导下,试验制造链轮式深井水车成功。这就解决了我国深井地区的灌溉问题。
畜力水车是我国北方地区广大农村中的主要灌溉工具,有解放式、牙轮式、小五轮、轻三轮等管子水车和老式的斗子水车等多种。这些水车都是用齿轮传动,磨阻损耗很大,并且只适用于水位在三、四丈以内的浅井;如用在深井上,则需要很大的牵引力,一头牲口拉不动;而且由于机件强度不够,容易发生故障或损坏。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同志发现这种情形后,就建议我们制造一种直接用链子传动的管子水车,以减少机械的磨阻损耗,提高灌水效率。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灌溉总局在布可夫同志指导下,由一九五○年夏开始设计,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和修改,终于制出了这种能够适合深井用的新式管子水车——链轮式深井水车。这种水车有一辆曾在北京西郊西黄村一眼四丈五尺的深井上作试验,结果是:每小时出水六吨,牵引力不到三十公斤,牲口拉着十分轻快,机械效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另一辆在西安市郊外作过试验。当时农民看见这种水车安装在六丈左右的深井上,一个人一气就可以推七、八圈,便很高兴的说:这水车是那里做的?真轻便,有个小毛驴就可以拉动。
在两年多时间的试制过程中,布可夫同志虽然忙于治淮和荆江分洪等巨大水利工程,但依然经常关心着这种水车的试制工作。在每一次制出样品试验时,不管天气多热和路途多远,他总是亲自参加,并且根据试验结果提出了宝贵的改进意见。他不但注意重要的技术问题,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不放松。有一次他看见水车横轴的油槽没有做盖子,就指出:“水车是在田野里使用的,灰土很容易跑进去,应该在油槽上加盖子。”在试制过程中,承制样品的前燕京大学机械系实验工厂和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在减轻机体重量,减少工序,降低成本上都曾作了很大的努力,使这种水车更能符合群众的要求。
链轮式深井水车的主要结构是:一个三条腿的机架用螺丝固定在木制底座上;机架上面是一个水平大链轮,大链轮中间装有拉杆座;机架两旁的两条腿上装有垂直面导轮各一个,各有卡子防止倒转,两个导轮的平面成一百一十二度半的夹角;循环链每隔二点五六公尺(三十一个环)附有空心式皮钱一枚,四丈五尺深的水井用十四枚皮钱;水簸箕用螺丝固定在底座上,水管自井口向下直伸到水面以下,水管末端装有喇叭口。
这种水车的优点不仅是效率高,所需牵引力小,能从深井中汲水;而且机件坚固,大链轮正反可用,使水车使用年限延长一倍;转动轴都有良好的润滑装置;加工机件很少,安装拆卸都很简便。
这种水车现在已开始制造,第一批一千五百辆的制造任务已分配给西北农业机械厂。(高如山)(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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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武乡东庄村支部纠正“重社轻组”偏向
中共山西武乡县东庄村支部只顾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放弃领导互助组,使全村大部农民的生产受到不利的影响。
这村共六十多户,有三个互助组;去年秋后县委批准建一个社。该村党支部采用了全面发动的办法,抽出三个组中政治觉悟高、劳力强的二十五户建立了社。全村七个党员和五个团员,除一个党员以外,全部入了社。对于未入社的农户,党支部把其中的二十四户硬凑到一块,编成一个大组;此外,还留下十一家单干户。从此以后,党支部就放松了对互助组的领导,对单干户的生产就更不用说了。党支部放弃领导群众的生产,结果互助组、单干农民的生产成绩很差。直到现在他们每亩地才有粪三十担左右,十分之三的秋地没有耢过。照这样下去,全村属于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的百分之六十八的土地,就不能增产了。
最近,党支部已认识了“重社轻组”的危害性;决定按照自愿原则整顿互助组,取消原来编制的大组,让群众自愿结合为小组。同时,从社内派出四个党、团员具体帮助互助组进行整顿;又确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会议,要吸收互助组代表参加,或组织他们参观社的生产工作,借以交流经验,提高互助组的生产。(编者按:对未参加组、社的单干农民,党支部也应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上的问题,帮助他们把生产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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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纺织女工学习先进工作法有很大成就
大批妇女参加鞍山钢铁工业建设工作
上海市近十四万纺织女工学习先进工作法获得很大成就,替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
几年来,上海纺织女工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生产技术上的改进更是突出。自郝建秀工作法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在上海推广以后,全市已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细纱女工和百分之八十四的织布女工学习并基本上掌握了这两个先进工作法。由于她们的努力,涌现出大批先进工作者。其中百分之六十四以上的细纱女工已成为郝建秀工作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织布女工已成为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工作者,她们的看锭能力和看台能力普遍提高,皮辊花和次布率则相对降低。许多先进工作者不但掌握了先进工作法,而且还有某些创造。如国营上海第六棉纺织厂郝建秀工作者相凤祁在掌握巡回规律这一点上,就使郝建秀工作法推进了一步。去年八月,她代表中国纺织工人出席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会上表演了郝建秀先进工作法,受到观众的一致赞扬。国营上海第二棉纺织厂郝建秀工作者杨兰花,由于能掌握换粗纱的时间和巡回规律,一连得过三次奖。去年她代表中国纺织工人出席了维也纳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上海纺织女工,在过去一年中还创造了不少先进操作经验。出席这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周阿凤,就是“反结头”先进经验的创造者。她创造了筒子纱的反结头,使织出的布又平又光。现在这种工作法已推广全市。据统计:实行这个工作法每年可为国家节省人民币三十一亿元,并且提高了棉纱质量。国营上海第九棉纺织厂刘翠莲和各厂粗纱先进工作者集体创造了粗纱工作法,减低断头率,仅第九厂每年就可节省二亿六千万元。
由于上海纺织女工不断提高技术,改进工作,女工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上海纺织工人已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纱、布产品的生产计划。其中棉纱平均单位产量超过历年来的最高纪录。现在,她们正准备响应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展开以减少断头提高质量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为胜利完成第二季度的生产计划而努力。
(新华社)
新中国成批妇女参加鞍山钢铁工业的建设工作。据统计,仅在国营鞍山钢铁公司基本建设部门和生产部门担任各项工作的妇女已达三千七百多人,其中担任助理工程师、技术员等职务的有二百多人,担任处长、厂(矿)长、科长、职员等行政管理职务的有一千六百多人,各类工作的工人一千四百多人,另有徒工四百多人正在学习各种技术,其中二百多人毕业后,将成为我国最新式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的技术工人。
这些站在重工业建设岗位上的女工作者,都胜任自己的职务,并已出现了许多先进人物。电修厂武玉兰领导计器修理小组,几年来曾创造了两种厂内异常缺乏的继电器,并创造和改进了七种生产方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个小组已成为鞍山著名的模范组。钢管厂刨工黄德梅是鞍山市劳动模范,她在去年增产节约运动中曾改进了工具,创造了全厂最高新纪录,提高生产效率两倍半。炼铁厂技术员吴元愉,去年初到高炉值班时,因为要经常值夜班,又是冒着高温工作,很多人认为她难以坚持下来,但她克服了这些困难,并因和工人密切结合,认真负责,把高炉管理得很好,得到上级的奖励。设计处技术员龚昭芝,在去年设计某项管道时,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一件改进管道装置的建议,并亲到现场试验成功,为国家节省了四十亿元的投资。在工地上的女助理工程师和女技术员们,经常深入现场检查工程质量和指挥工程进行。她们常常钻在钢筋架下数丈深的基础工程中,爬行着工作,弄得满身油污,她们从不怕困难,因而受到工人们热烈赞扬。
这些女技术人员和工人,绝大多数都是离校不久的青年学生,有的是来自农村的姑娘和城市的家庭妇女。但是新中国的培养和她们自己刻苦钻研业务的结果,她们已成为新型的人物。如去年成为电车头司机的韩淑香等七名女工,仅仅经过八个多月的学习和实际锻炼,就掌握了技术,把电车开得很好。耐火厂选料工赵高石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以来,积极钻研技术,曾创造多次选料新纪录,去年已被提拔为镁砖车间的行政主任。在去年一年中,鞍山钢铁公司就有一百八十多名女徒工升为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有五十多名女见习技术员升为技术员,并有二十多名女职员担负起科长的行政职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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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沈阳市石佛寺区三百户灾民问题急待解决
中共沈阳市石佛寺区区委会书记吴俊廷、委员马俊山和张成志来信:我们对于沈阳市石佛寺区堤北三百户灾民的生活和生产的困难,焦急万分。这一问题急待解决。
石佛寺区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水灾。在上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经过积极抢救,全区近三万多人口脱出水险。以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救济与安置工作,使大部灾民得到妥善安置,重建了家园。如鲁家村、大丁泡、拉马台、五间房等四个行政村在人民政府扶持下,即将大水冲倒的千余间房屋,盖起了九百余间。他们并在生产自救中初步恢复了生产能力。
但是洪水已把辽河小堤冲毁,在堤北居住的灾民的生命财产,仍受着辽河的威胁。一九五二年春天,石佛寺区区长向市人民政府提议把堤北灾民迁出去,经批准后于二月正式通知堤北鲁家村、大丁泡等四行政村三千余口人搬家。灾民们不愿背井离乡,非常痛心地说:“既要我们搬家,为什么又叫我们重建家园?”开始动员搬家时,区政府的干部还着重说服,后来他们见灾民迟迟不搬,就实行了强迫命令的办法。他们在堤北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威吓灾民说:“过去是动员,今天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再不搬就用铁锹抢!”他们并由附近村动员了五、六十个民工去给不搬家的灾民扒房子,当时扒了十五间。灾民在极大的不满中被迫搬家。把刚刚盖好的房子扒了八百五十五间。据不完全了解,为搬家而着急生病死的有十余人。如祁家屯桂明,水灾后,刚盖起三间很结实的房子,就扒掉了,搬家后他回到原房场处大哭一场,回去就病死了。杨树林搬到达子营,无吃无穿加气生病十几天就死了。强迫灾民搬家后,对灾民又没有进行妥善的安置。搬到堤南的一百十九户生产生活都无办法。搬到外区(郊区内各区)的灾民,生产生活问题也未得到适当解决。给的土地最多一人合一亩,满足不了生活需要,房子大部分是借住的,四个月、半年以后房东就要收房子,自己又租不起,只得搬回原地。再加上强迫搬家的当时有的人就是假搬(送走妇女,男人没走,扒了大房留下小房等等),因此从去年七、八月间,灾民就陆续回到原地。他们的户口在外边,人都回来挖地窖子和搭马架窝棚住,成为散民。至今年三月十八日,搬回原地的灾民已将近三百户。
一九五二年八月,我们发现堤北灾民向回搬家时,就及时进行了调查,并于九月五日将这一情况报告市委农委,区人民政府即报告市人民政府郊区办事处,均未得到任何答复。灾民继续搬回来,区委又于今年一月二十日写报告给市委农委;同时每次(有八次)到市委农委开会都提出这问题,仍未引起市委农委重视,也未作过任何具体指示。直至三月十四日,市里指示说:“搬回之灾民,再动员搬出,否则不予救济。”并且说:“又迁回者,仍应说服迁出;否则辽河稍一涨水,即全部被灾,又要进行救济,如此下去,并未解决问题,只是迁就而已。因此,不拟拨款救济。”我们认为这是官僚主义的做法。早在一九五一年冬季,沈阳市发放灾民衣服时,就有许多问题,当时有棉衣却只发单衣;有好鞋却发不成双的坏鞋;市郊农民捐助的好布,一尺也没发给灾民。去年春,快脱棉衣了,才发放棉花,可是灾民不愿意要了,并反映:“下过雨送蓑衣,挨完冻棉花才来。”我们无法执行这样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指示,即于三月十八日将处理堤北灾民搬家问题中的官僚主义报告给市委,未得答复,同时,我们又给市委农委一份报告。也未得到具体指示。
关于堤北灾民的问题,从我们开始向市委农委提意见起,到现在已经六个多月了。现在,市人民政府把沈阳市各界人民捐助的救灾款放在银行里不发给灾民,只是叫我们动员灾民搬家。灾民再三表示不愿走,因为他们搬出后生活无着,而这里则已弄好了马架子、地窨子。虽然吃的是豆腐渣,但他们正在准备春耕。过去市人民政府由于以官僚主义对待救灾工作和处理灾民搬家问题,在群众中已经造成极不好的影响,现在如果再不及时挽救,将造成更坏的影响。我们急迫地希望领导上迅速派专人到现地检查,作妥善处理,以免灾民再发生不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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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广播事业局破坏财政制度经读者揭发财政部已作检查
编者按:去年十二月底,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广播事业局器材处采购科蔺法先同志来信,揭发广播事业局有破坏财政制度的行为。经本报把这封信转给中央财政部后,财政部财政监察司就根据这个线索进行检查,结果证明了蔺法先同志揭发的情况是真实的。四月三日,财政部已把检查出的问题和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群众性的监督是保证国家财政制度切实执行的一个重要条件,蔺法先同志的来信正说明这一点。现在我们把蔺法先同志去年十二月底的来信和中央财政部四月三日的来信摘要发表于后。
蔺法先同志去年十二月底的来信
广播事业局器材处采购科蔺法先来信:年关即将到来,各机关都在做账目清理工作。我发现有些机关为了用完本年度的经费,就想一切办法来把余款用掉,抢购东西。就拿我们广播事业局器材处来说,最近领导同志直催我们买这买那。有的东西现在买不到,领导同志要我们去订购,并说对方必须今年先收订款,否则就不订。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对,曾向领导同志提出意见。领导同志说:虽然经过“三反”运动,但到年底谁也想把剩下的钱买些东西用掉。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纠正这种违反财政制度的行为。
  中央财政部四月三日的答复信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来信:现将本部财政监察司检查中央广播事业局所发现的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意见告诉你们。
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一九五二年底擅自将历年转让器材收入中(此款应上缴)提出六亿元预购不必需的器材。除已订玻璃宝塔绝缘子一千个,用款七千五百万元外;余款五亿余元未用出,经此次检查后上缴;还有三亿元经查出后,该局会计说是漏了账。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今年一月初,该局共支用办公费结余六千八百多万元,购买金星水笔九百零三支分给干部每人一支。以上都是严重破坏国家财政制度的行为。
此外,该局库存器材积压很多,账目混乱;洋灰、钢筋已因积压造成浪费。这些都说明该局对国家财产管理不善,领导上对财务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年终提出的六亿元,除未用完的五亿余元及漏账的三亿余元检查后已上缴外,其预付定金七千五百万元应悉数收回上缴。
二、迅速彻底清理库存器材,并造表上报(分清能用的与不需用的,并注明处理意见),报表抄送本部一份。
三、对上述违犯财政纪律的有关人员应给予适当批评,并结合此次检查的事实,对干部进行严格遵守国家财政制度的教育,建立必要制度,以防止今后类似情形发生。
以上意见我部已向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广播事业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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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峨眉县文教科逃避结余上缴 将大批款项买用不着的东西
读者欧阳宇平、童华举、万才燕来信:四川峨眉县文教科在去年年底用二亿五千多万元文化教育事业费买了很多不需用的东西。这笔钱本来是可以结余下来的。但我县财政科长通知文教科长说:年底未用的资金要冻结上缴国库。于是文教科长就大买东西;结果买了化学仪器,打字机,收音机,手风琴,唱戏用的马鞭、玉带、化装品等共一百几十种,其中绝大部分目前都用不着。因为购货时间很急,文教科怕到年终钱用不完要上缴,就和县百货公司订“预购合同”,先开发票报销后再取货;甚至有些货还不晓得价就随便估计着开。到后来又派人到成都、重庆去买东西;结果到年底钱还未用完,今年一月份又买了一些东西。
但另一方面,我县有些学校房子破烂不堪,群众自己在出钱修补;有些学校无桌凳,学生只得自备或由农会借出;有的学校连黑板也是破的、坏的。四区一个村的小学一直没有厕所,学生到处大小便。文教科对以上情况毫不关心,却随便用大量款子大肆购买用不着的东西。群众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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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四月上半月读者来访情况
四月一日到十五日本报共接待来访一百三十六次,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来自北京市地区的九十一人,从河北省昌平、冀县、满城、南宫等县农村来的二十八人,从天津市来的三人,其余,是从全国其他各省、市来的。来访者有工人和农民,有机关、团体和工矿企业的工作人员,有医生、教师和学生,有革命军人,还有市民群众。
在这半个月中来谈婚姻问题的有十八人。其中有的询问有关婚姻法的问题;有的对当地政府和法院处理婚姻案件不当提出批评,并要求本报给予支持。还有不少是来自河北各地农村的农民,他们主要是揭发某些区村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包庇坏人坏事等不良作风和错误行为。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一个私营电料行的临时工人来检举该行资方给某医院换电线时,以次线充好线、以旧货充新货的非法行为,并控告该行因他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医院负责这个工作的管理人员,而遭受到资方解雇的报复。一个刚从蠡县回来的教育工作者,反映该县在领导农村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有形式主义偏向。据称:该县有的村家家插红旗,户户订计划,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实际上群众并没有发动起来。对于以上问题,除根据中央有关政策决定给予解释者外,均已整理成书面材料,转请有关机关调查处理。
此外,来谈的问题还有关于地权、房权、债务、股权和家务等纠纷,“三反”中遗留问题以及求职、询问战前存款清偿办法等。这些具体问题一般都应由当地人民政府、法院或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具体解决,我们不便代为处理,故请他们去有关部门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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