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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
张鱼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关于中央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他根据对当时
（一九二五年底）苏联国际和国内形势深刻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和路线，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并指出了当时党的另一个重大任务，是要保证工人阶级及贫农和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便用一国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斯大林同志这一报告。于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便成了当时联共党的中心任务。本文是我学习斯大林同志这个报告的笔记，着重说明关于国家工业化和联合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一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根据当时苏联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特点，阐发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两个基本原理。
第一个基本原理指出：当时苏联的经济建设不仅是要在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及斗争的环境中来进行，而且还要在国内不同的经济成份，即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相对立及斗争的环境中进行。
当时整个世界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稳定，即资本主义的局部的暂时的稳定，和苏联的健全的日愈巩固的稳定。在这两种稳定的基础上，产生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间暂时的均势，并开辟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时期，使苏联得到了整整一个暂息的时机，可以从事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当时苏联的国民经济，经过了四年余紧张的恢复工作，无论农业和工业都因苏联经济制度的优越而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期内恢复过来，而接近战前水平了。虽然当时苏联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五种经济成份，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商业，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了优势。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在生产量和资金方面的比重，已超过私人工业的比重，增长得比私人企业更快；并且利用社会主义工业本身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依靠无产阶级国家手里掌握着国家商业、运输机关、信用制度和银行等等，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开始使私人资本服从于自己，使其余一切经济成份都适应于自己。但在生产品总量中，农民小私有主的生产这时候还占着优势，加以战前的经济是一个落后的水平，因此斯大林同志指出：当时苏联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落后的国家。当时苏联的经济制度，还是过渡的经济制度。他说：“……整个说来，我国制度终究是既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的制度，也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整个说来，我国的制度，乃是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制度。”（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四十九页）
斯大林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根据以上关于国际国内具体形势的分析出发而获得的。根据这一基本原理，为了克服当时苏联技术上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为了使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建设的胜利，斯大林同志就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路线和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并且把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环节。他指示苏联经济必须遵循独立自主的道路去发展，即必须把苏联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来建设来发展；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应依靠苏联自己的资源，依靠国内市场，依靠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因此，他指示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展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必须从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来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说：“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能自力出产必需装备品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底实质和基础。”（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九十二页）
这也就是说：首先要着重发展重工业，把苏联变为能够自己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能够以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来装备来武装整个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因为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就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巩固其国防能力，并造成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工作所借以扩展的基本环节。”（同上）照斯大林同志另一种说法，在苏联的条件下，工业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及终结。因为国家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增长。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条路线的出发点也在于为了能够“吸引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的中心”（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十九页）。斯大林同志的这些指示，是具有莫大的国际主义的意义的。今天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之所以能以苏联为中心，各人民民主国家和新中国所以能迅速恢复了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并着手从事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建设，就是依靠了斯大林同志这一总路线和它在苏联的首先胜利，就是依靠了苏联国际主义的帮助，并能够遵循这一路线来进行建设。
斯大林同志这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工业化的原理和路线，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的一切理论和政策一样，完全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性的具体表现。
熟悉经济法则的斯大林同志，又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建设的第二个原理，指出苏联经济建设的领导必须按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路线来进行，并且具体地规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原则和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和商业中的每一次严重的阻滞，经济工作中每一个严重错失，都会打击到全部国民经济。为此，斯大林同志要求在建设工作和领导方面，都应当特别审慎，特别明达，极端高明，极端审慎，务使错失尽量减少，做到极端正确无误。并要求在设计工作和进行建设时候，必须保有一定的后备资源，以防意外和不可避免的错失。其次，斯大林同志又提出了必须厉行节约的原则。他指示：“我们既然是靠自己积蓄的资源过活，那末我们在消耗所积蓄的资源方面也就应该特别节俭，每个哥比都要用得合理，即应该把每个哥比用到目前绝对必需发展的那种事业上去。（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四十二页）再次，斯大林同志指出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照顾全局，照顾整体，反对片面强调局部利益和部分需要。他指出，如要增加农业贷款，必须照顾到工业发展的需要；如要增加工业经费，既须照顾到工业本身资金的力量，又要照顾到农业贷款发放的需要；如要从外国输入主要装备品，必须照顾到对外贸易是否会入超，是否会因入超而引起金融的破坏，而金融是“工业所赖以计划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又如要发展对外贸易，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注意到国内市场的状况，务使城市供给不因此而发生困难，即不要因此而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急速提高，因为这样会使工资计划遭受破坏，用人工方法造成饥荒以及由此而产生其他一切后果。又如要提高工人工资，则必须不使工业赢利遭受影响，不要影响到工业资金积累等等。二斯大林同志在这里又具体深刻地分析了当时苏联各阶级的状况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当时苏联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状况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已经有所改善了。他指出：“工人阶级和农民物质状况的改善，乃是我国建设事业向前进展的必要前提。我们眼见，我们这里已经有了这些前提。”（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六十二页）伴随着物质状况的改善，工农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也同时提高了。因此，斯大林同志再一次阐发了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相当于俄国革命三个时期的三个口号，并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他指出当苏联已击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充分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且已经进到广泛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列宁提出了对农民问题的第三个口号——即无产阶级及贫农和中农实行坚固联盟的口号。斯大林指出这口号在当时苏联环境中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其所以是唯一正确的，首先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应包括城市，而且要包括农村，应包括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并且把它们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进行建设，而“农村底命运本来也就是应该跟着城市走，应该跟着大工业走。”（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五○页）其次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时必须在农村中运用巨大力量，这样才能孤立富农，战胜并克服资本主义成份。为此，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不把这两个经济部门结合起来，便不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六十四页）再次是因为苏联自从十月革命实行土地国有，无产阶级国家帮助农民赶走了地主，铲除了封建剥削，农村已多半中农化了，中农已在农村中占了大多数。尤其是自从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农村中的政策转变以后，中农已经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来，帮助了无产阶级国家对富农的斗争。根据上述分析，斯大林指出，联合中农的政策乃是当时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是党不可动摇的政策。为此，他提出了：（一）保证无产阶级和乡村贫农同中农建立联盟；（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三）在政治上孤立和在经济上排挤富农及城市资本家，作为当时党在阶级工作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他又提出了“用广泛推行合作制和提高农民文化水准的办法，吸收农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七十七页），作为农业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任务。
当然，无产阶级联合中农，并不是说不要贫农，或者可以把贫农忘掉了。斯大林指示：当还有贫农存在时，无产阶级就应和贫农成立联盟，并且贫农仍应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中所应依靠的社会支柱，充当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民主制度在乡村中的代理人。而且无产阶级国家应当具体规定从政治上和物质上帮助贫农的条件、方法和方式，以便提高贫农的物质状况，并使他们有可能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可能依靠来进行反对富农争取和联合中农的有组织的力量。
为此，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克服当时党内在农民问题上所存在的两种危险和倾向。一种倾向是小视富农危险，另一种倾向是在富农面前张惶失措因而看轻了中农的作用。斯大林指出：“两种倾向都很坏。如果让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那它们就能瓦解和戕害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于把这两种倾向一同打破的力量。”（原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七十四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坚固联盟，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原理和政策，是列宁、斯大林关于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们也是列宁、斯大林天才地运用经济法则为人类谋福利的光辉范例之一，也是经济发展过程客观规律性的具体体现之一。因为斯大林指出：“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则，却要遇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必须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在我国，找到了这种力量，其形式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六页）
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工农联盟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胜利的第三个基本原理。
实施国家工业化，把国家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环节，并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来领导经济建设与经济工作，这就保证了苏联经济完全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保证了苏联国防力量的巩固，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胜利的条件，并使苏联经济走上有计划发展的道路。而依靠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就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了克服和粉碎一切内外敌人反抗的充分力量，并能把农业经济通过合作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保证社会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胜利。工业化则又为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着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样就使苏联在和国内外资本主义经济相斗争的环境中，用一国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具备了完全胜利的条件和保证。
此外，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还反复阐述了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领导作用，党内统一的重大意义以及达到党内统一的途径和方法，这些也都是斯大林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极重要的贡献。
现在我们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斗争，已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因此，认真学习斯大林同志这部著作，实对我们的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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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航空中队长陈志英
周泽民 许钊群
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我们在首都某机场访问了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
在宽阔的飞机场上，女航空员们正紧张地工作着。她们有的爬在发动机旁擦拭和修理机件；有的爬在高大的飞机头上安装螺旋桨；通讯员们在座舱里检查无线电；飞行员们在做着细致的飞行前的准备工作。她们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姑娘。经过艰苦的学习和锻炼，她们已都是掌握飞机的能手了。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庆祝她们“三八”起飞典礼的光辉日子。那时，她们还是一批刚走过了一段光荣而艰巨的学习道路的航空学员，她们只是初步掌握了飞行、领航、通讯、机械等航空技术。也就在这个时候，她们从一个学员变为一个女航空员，开始了为祖国航空事业服务的飞行。一年多来她们几乎飞遍了祖国广阔的天空。她们到过亚热带的南方，也到过祖国北部严寒的边疆。她们在航行中，有的飞机遇到过大风的侵袭，有的飞机遇到过暴雨和大雪，但是，每一次，她们都克服了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一群女航空员的中队长，便是现在参加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优秀的女飞行员陈志英。
陈志英出身在上海郊区一个中农的家里，今年二十三岁。当她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学习路程第一次执行航空任务时，她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她想：从此自己是一个正式的飞行员了，盼望很久的为祖国服务的机会来到了。飞机在阳光下以平稳的速度前进着，祖国辽阔的大地、城市、农村和工厂迎面而来，又从她的机身下闪过。她不觉产生了一种荣誉和幸福的感觉，鞭策自己：为了祖国，要好好地干啊！
每次飞行之前，陈志英总是十分仔细地做着准备工作。她常常针对在空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做好各种思想和技术上的准备。她在空中沉着而勇敢，胆大又心细。有一次她在空中遇到了云层，大块大块的乌云和朵朵白云向她卷来，云层很低，乌云尤其怕人。它就像一个个恶魔要把飞机吞下去似的。她开始有些怕，但又一想：不能慌，一个好的飞行员就应该沉着处理一切复杂的情况。这时，她瞅了一下仪表，迎头钻进乌云，开始了穿云飞行。她平稳地穿过了乌云，又进入白云。白云里的气流很大。她第一次钻进白云，飞机就被气流冲击得跌落了几公尺高度。第二次，她就预先计算着风向和气流可能袭来的方向，做好了操纵上的准备，终于胜利地穿过云层完成了飞行任务。
又有一次，陈志英在到达目的地上空准备着陆时，从飞机上往下一看，这里是大雪初晴，机场铺上了一片白雪。长途飞行之后，又碰到了雪地着陆，需要多大的小心啊！稍一不慎，冰冻的机场就会使飞机冲出跑道外面去的！陈志英集中了全部精力，带起了油门，以最准确的动作安全着陆了。机场上的人们还不知道她是一位没有飞过雪地着陆的女飞行员呢！
去年四月份，陈志英从一个普通的飞行员被提升为中队长，对航空事业高度的责任心，使她分外地谦虚和谨慎。她常常在执行任务和决定一件事情之前，请示上级领导同志并和全队空、地勤人员进行研究。她常说：党和国家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大家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把它做好。为了巩固和提高全队人员的技术水平，她经常让出飞行时间给其他飞行员多飞。她自己则少飞，但飞一次要有一次的进步。这样使全队人员的技术不断地提高和巩固着。
陈志英热爱航空事业，更热爱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的荣誉。她十分关心全队人员的健康。夏天的时候，她知道同志们爱贪凉，常常在深夜十一、二时起来帮助每个人把被子盖好；有时她怕睡着了，就干脆晚睡。她常常说：没有健康的身体，要坚持搞好航空事业是不可能的。
陈志英在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亲昵地称她：我们的中队长！在她的领导下，她的中队在文化学习中，因为成绩优良而立了集体功。她和她的中队一道出色地完成了上级所交给的每一次任务。她们的努力和事迹，证明了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妇女是完全可以掌握最近代化的科学的。正如陈志英所说：“依靠党的培养，任何复杂的近代化科学，我们新中国的妇女都是可以掌握并发挥它的作用的。”
现在，当陈志英坐在妇女代表大会会场上开会的时候，她的中队有许多人正飞行在祖国的空中；许多人正在飞机上工作着。她们都坚强地向我们表示：以最优越的成绩，供献给伟大祖国的航空事业。（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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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撒拉族的好女儿马桃花
新华社记者 李开顺
马桃花代表撒拉民族的妇女，从西北来到北京，参加了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撒拉族过去是个最受压迫的少数民族，马桃花随着自己民族的悲惨命运，长年在其他民族的地主家里进行无偿劳动。直到共产党解放了撒拉民族，马桃花才摆脱了被奴役的生活。三年来，她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爱护和培养下，为各族人民贡献了自己全副的智慧和精力。大河家区的撒拉、东乡、保安、回、维、土、藏、汉八个民族人民，都称赞她是撒拉民族的好女儿。现在，她是甘肃省临夏县大河家区四堡子乡的副乡长。
在这个多民族的地区，马桃花几年来一直帮助干部，积极向群众宣传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维持治安，推动生产，帮助军属解决困难，调解民族纠纷。她从早到晚，脚也跑肿了，仍不间歇地工作着。一次，她到县人民政府去汇报工作，回来时，下着大雨，她在激雨泥路中徒步走了一百二十里路。马桃花说：我在工作中，从来没有感觉到苦。
人民政府在民族众多的地区，特别重视民族团结工作，马桃花体会到这点，她在每一项工作中都贯彻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一九五二年春天，大河家区将要进行土地改革时，这里的各个民族仍有不团结的现象。她首先向民族隔阂较深的回族和保安族进行说服工作，先打通了回族群众的思想，然后接连三进保安村进行劝说。第三次，她从清早说到深夜鸡叫，保安族群众的心，被她打动了，两族群众开了团结会。当时保安族的群众向马桃花说：你帮助我们两族人民将旧窗子拆掉，将新窗子换上了。这样，土地改革工作在民族团结中顺利完成。
土地改革后，马桃花始终惦念着刚解放时因民族纠纷逃到青海循化县的几户汉民，她对撒拉族的群众说：“我们分到了土地，不能叫逃到外地的几户汉民连一片瓦都没有。”她发动了撒拉族和回族的一部分群众，套上大车，合起马帮，到循化县将秦尕彦几户汉民搬回来，使他们同样分到了土地和房屋。
马桃花从各个方面去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解决各族人民的困难。去年分到土地的各族农民，热火朝天地开展了生产竞赛。第三行政村的回民离河太远，要挖渠引水，但人少力薄，马桃花便发动了外村三十多个汉民，由她带头去给回民掏挖了十里长的一条水渠，使回民的田地灌满了水。
马桃花热爱群众、忠实地为各族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感动了大河家区的各民族人民。她每到一个村庄，群众就把她包围起来对她说：马桃花，你来了，就给我们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是你想出来的，还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想出的？朴实谦虚的马桃花对他们说：“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想出的办法，我学会了这些办法，再传达给你们，帮助你们团结起来过好生活。”群众听了这些话，更加热爱党和人民政府。
去年四堡子乡进行土地改革后，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该乡乡长，在被提名的候选人中，各民族的代表，给马桃花投了全票，选举她为该乡的副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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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严正处理林杰、张立轩等违法乱纪分子
本报自二月一日、二月二日和二月八日，连续揭发了安徽中共芜湖地委宣传部长林杰严重抗拒批评辱骂党报、安徽寿县农民贾新奎因检举违法分子，遭官僚主义者层层阻碍而被迫自杀和蚌埠市工商局长张立轩非法逼婚陷害干部薛祖云三个案件以后，曾先后接到各地读者和志愿军战士的来信四十多件，这些来信一致表示，要求给予林杰、张立轩等违法乱纪分子以严格处分。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省府司法监察机关，对此三案，曾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对证，现在案情已全部弄清，并对有关的违法乱纪分子和失职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处理情况摘要如下：
一、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作出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林杰的党籍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林杰曾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的错误。一九五○年七月，前皖北日报曾揭发和批评林杰玩弄女性、打骂妻子的错误，当时林杰身为六安县委第二书记，不仅对这个批评拒不检讨，反而因此仇视党报，一再辱骂党报。说：“皖北日报是国民党报纸。”林杰认为党报对他的批评是“打击”他的“威信”，因此他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非但不遵照中央指示“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相反地却采取了抗拒批评、压制批评的态度。去年在“三反”期间，林杰与无为县人民武装部长张云同志在会议上争吵，会后，当别的同志建议他请地委派人来处理时，林杰竟骂地委说：“不管地委派那个王八蛋来处理，都得依我的意见，不然就不行。”林杰在任职无为县委书记时，常破口大骂干部。有一次林杰喊何济舟同志（县委会秘书室干事），何没有听见，林即破口大骂，骂得何济舟同志大哭。一九五一年八月，林杰和其他同志们去地委开会，船上很挤，专署粮食局有一加工科科长在上船时碰了他一下，他就大发脾气，并令其警卫员把这个科长非法看管起来。一九五二年林杰在无为县领导“三反”运动时，因为青年团员刘澜波同志曾对他随便在县卫生院拿贵重补品提出批评，他怀恨在心，后来竟然借口刘与某女同志谈恋爱令其在团小组会上检讨，并擅自停止刘三个月团籍。
上述事实证明：林杰的品质与作风极为恶劣，错误非常严重，已成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分子。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开除林杰的党籍。
二、陷害薛祖云的违法乱纪分子张立轩、杨振中、朱抗三人已被开除党籍。蚌埠市人民政府前工商局局长张立轩、商业科科长（支部保卫委员）杨振中、工业科科长（支部书记）朱抗等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陷害该局会计薛祖云（青年团员）一案（详见二月二日本报），经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四个多月调查，已完全证实。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人，为了可耻的个人目的，竟然利用职权，欺上压下，借端报复，于一九五一年四月间，以“政治问题”陷害薛祖云，并将其逮捕，关押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此案被揭发后，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即派人进行调查，在检查期间，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仍然避重就轻，抗拒检查，推卸责任。并利用行政、支部、和保卫工作的职权，向薛祖云进行报复陷害。这种侵犯人权、违法乱纪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行为，是十分严重，十分恶劣的。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全体党员，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决定予张立轩、杨振中、朱抗三人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对与本案有关的前蚌埠市工商局党支部书记唐颐谿，团支部书记柳东二失职人员，分别给予党内撤销工作的处分。
三、关于寿县农民贾新奎因检举坏人坏事，遭受官僚主义者重重阻碍被迫自杀一案的处理情况。安徽寿县三和区姚皋乡大郢村翻身农民贾新奎，因为检举村干部沈宏杰、姚如学的违法乱纪行为，先后跑了十五个机关，往返七千余里，历时一年，但因受到层层官僚主义者的阻挠，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最后在被检举人的讽刺、打击和威胁下，终于被逼自杀（详见二月八日本报）。这一事件证明安徽寿县人民法院等机关，存在着严重的漠视人民控告，漠视人民生命，对干部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也证明了这些机关存在着对上级的指示极不重视，执行不力或根本不执行的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现在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省府司法监察机关，已对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进行了如下的处理：
（一）大郢村民兵班长沈宏杰贪污违法，经检举后，竟敢打击报复检举人，威胁逼死贾新奎，对这一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已决定逮捕法办。
（二）大郢村行政组长姚如学，包庇地主，丧失立场，打击报复检举人，决定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三）姚皋乡支部书记沈颂江，不执行上级指示，认真处理贾的控告，偏听被检举人片面意见，不理睬贾的控告，造成严重后果，已决定开除其党籍。
（四）三和区民政管理员刘孟平，压制民主，无理指责检举人。负责到姚皋乡处理贾的控告时，不深入调查，竟随便发传票，使沈宏杰得以假借传票威胁贾新奎。对贾自杀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已决定撤职法办。
（五）寿县人民法院前副院长叶梦梅，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贯工作不负责任，当贾新奎第一次控告到该院时，该院竟以“没有区乡政府介绍信”为“理由”，拒不受理。当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交县人民法院办理时，贾又来该院，叶只顾打康乐球，仍置之不理。这种恶劣作风，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已决定开除党籍，撤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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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拆碑记
三月里，桂林市发生了一件大事。六号那天一清早，全市六百多回民扶老携幼地排着队，由穆士林、清真两小学校的乐队领头，到满清总督岑毓英的坟场去。他们到那里举行盛大的集会，拆除侮辱回民的反动石碑。一辆汽车也在行列里缓缓行进，这是中国共产党桂林市委员会特地雇来接送几十位年老体弱的回民的。人们显得多么激动，连瞎眼的白裕林、张龙玲也换上新衣赶来参加了；八十多岁的皇甫敬芝阿訇说：“我们一辈子也没有过这样好的日子呀！”
提起岑毓英，很多回民都会声泪俱下地控诉着他的滔天罪恶。那是在满清时代，云南省各地回族人民因不堪反动统治的压迫，举行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虽然满清朝廷调动了大批兵马去“镇压”，但这个以回族为主联合其他各兄弟民族的正义斗争，一直坚持了十六年之久。岑毓英便是“镇压”这次起义的刽子手，他大肆杀害起义军驻地的回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他死后葬在桂林市尧山，墓前立有三块石碑，刻着满清皇帝夸奖他屠杀云南回民的“功劳”。多少年来，少数民族人民在民族压迫和歧视下，忍气吞声地生活着，直到解放以后才获得民族平等的权利。去年，桂林市回民看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全国各地侮辱少数民族碑碣的指示以后，马上向中共桂林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提出了拆碑的要求。中共桂林市委在今年二月发动全市学习和宣传民族政策时，便召集回民各界代表座谈了这个问题。会上，大家决议定期集合群众去拆除碑石。
当拆除这些反动碑记的时候，在场的回民不禁齐声欢呼着。
已经享受到各族大家庭温暖的回族人民，深切地懂得那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像这些侮辱少数民族的反动碑石一样，已经逐渐从祖国的大地上连根铲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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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十四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十四期已经出版。
本期刊载了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再次减低食品和制成品国家零售价格的决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三月二十七日颁布的大赦令，并就这两个决定发表了题为“苏维埃国家伟大生命力的又一证明”的社论。社论说：苏联关于再一次（战后第六次）减低物价的决定生动地证明了这个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的经济力量在不断增长，表明了苏联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列宁—斯大林党和苏联政府对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的不倦关怀。苏联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所实行的减低物价的措施，有力地证明了为斯大林所发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所起的作用。苏联全体人民都以极其满意和非常感激的心情，迎接这次减低物价的措施，而且这次减低物价有力地刺激着苏联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这次减低物价，也证明了只有在整个政策都是为了和平建设的国家才能够采取这样的措施。社论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一切不治之症的根源，都永远在苏联消除了。由于社会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苏联人民的福利和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公民的觉悟程度也提高了。苏联人民对待劳动、对待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对待苏维埃法律的诚实态度，是苏维埃社会固有的特点。这一切就使得苏维埃国家能够采取具有头等政治意义的措施——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大赦令。大赦令中反映了苏维埃国家的主要职能——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是比过去更加重要了。苏维埃国家这种反映威力不断增加和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的措施，是何等有力地再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本期在“巩固和平的新步骤”的标题下摘要刊载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三月二十八日给克拉克将军的复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三月三十日的声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三月三十一日的声明和苏联外交部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四月一日的声明。
本期刊载的文章有：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马东·霍瓦特的“匈牙利解放八周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恩威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道路上前进”、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弗洛里蒙·邦特的“法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明乔·涅伊切夫的“法西斯侵略者的安卡拉阴谋”。
在邦特的文章中指出：法国的经济危机在规模方面和深度方面都在发展着。文章说，法国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的恶化引起了法国所有劳动人民的极大不满和猛烈反抗，西德法西斯国防军的公开复活进一步加大了这种不满和反抗。加紧了的越南战争的前景和美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战争的威胁，已在劳动群众中引起了忧虑。已经在法国展开的运动是如此强大，以致统治者们还不能够批准波恩和巴黎军事条约。（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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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公园修建得更美（水彩画）
宗其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