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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党委正确执行中央整党方针
广大农村党员觉悟普遍提高
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来，全国各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已有七万五千余个经过了整顿，参加整党的党员计有一百二十万余名。农村党员经过整党后，阶级觉悟有显著提高，农村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过去两年的整党经验证明，经过教育审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党员百分之九十是符合党员标准和能够达到党员标准的，而被开除出党的坏分子和自愿退党及被劝告退党的不合党员标准的占百分之十左右。绝大部分的农村党员正确地执行了党与政府在农村中的政策，积极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各种斗争中更证明他们是立场坚定，与群众联系密切，有觉悟的优秀分子。这是农村党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缺点，而且有些缺点是相当严重的。这表现在一部分党员在土地改革后，在小农经济自发地发展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下，由于对农村经济发展方向不明确，而逐渐滋长着的富农思想、不问政治、个人单干、剥削致富的现象极为严重。有一部分党员认为革命已经完结，于是埋头个人生产，不愿意组织起来；有的虽然参加了互助合作的组织，但由于错误思想的存在与发展，使互助合作流于形式。而党内作风不正，甚至强迫命令、贪污蜕化、违法乱纪等组织不纯等现象也严重地存在着。在此次整党中，各地坚决地按照中央既定方针，在普遍对党员进行党员标准教育时，着重地对党员进行了前途教育，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以及群众路线等方面的教育，公开地揭发与纠正了党组织中的缺点，把不完全符合党员标准的提高到基本上符合党员标准。对于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则开除出党，对于完全不合于党员标准的，除自愿退党者外，则劝告他们退党。
经过这次整党，所有党员都按照党员标准提高与改造了自己，使我们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纯洁与提高。首先表现在经过整党教育的农村党员，绝大部分是认清了共产主义美好远景，明确了奋斗目标，坚定了共产主义人生观。整党前有不少党员认为夺取了政权，就是革命完结，于是，有消极不干工作的。江苏淮阴地区部分党员甚至说：“现在抗日分土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还要党员做什么。”山西平顺县烟驼村冯步阁就这样说：“咱如今娶了个好媳妇，住着砖瓦楼，分的是好地，穿的是洋布衣，盖的是花贡呢，隔天吃顿面，耍的手把电；日子过的美透啦，干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经过前途教育，介绍了苏联农业生产情况及集体农民的生活情况后，过去满足现状的党员自我批评说：“咱真是老鼠的眼睛看不远；咱农村还没有拖拉机、电影院哩，那谈得上美透啦！”过去只顾埋头个人生产的党员，现在也认识到：
“人家苏联集体农民，一架拖拉机一天就耕种五百多亩地，咱使弯勾犁，提着篮子点种，一天两条腿
（人）和四条腿（牲口）跑几十里路，累得腰酸背痛，最多种了三、四亩地；如果不组织起来，干几辈子也干不出这一天来。”山西部分山区的党员，过去一向认为“光山秃岭，拖拉机上不去，实现不了共产主义”，甚至想搬到平原地区去。当他们一旦懂得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道理后，那种打算搬出山区的怯懦情绪，就变成改造自然的顽强的力量了。侯春保说：“这下算是井底蛤蟆爬到井上来了，山区同样有前途。”总之，经过共产主义的前途教育，绝大部分的党员坚定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的信心。他们说“现在心里摸底了”，“心里亮堂有奔头了”，“一提起共产主义来，混身就来了劲”。
其次表现在经过整党教育的农村党员，懂得了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而资本主义——富农道路是走不通的，是危险的。各地党员曾自觉地根据党员标准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批判了富农思想和剥削行为。据河北省在四万九千一百六十四个党员中的统计，其中出租土地的三十一人，放高利贷的一千零三人，向私人商店投资的三十六人，已发展成富农的三十一人。如江苏宿迁高圩村党员孙玉和，土地改革后一年不到，买了二十二亩地；并在青黄不接时放麦青，仅在二十天的时间，放出一石粮，即向债户讨三斗的利息；麦子收下来就拖着小棍讨债。这种走剥削道路的行为，在划清新旧两条道路的教育中，都一一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许多党员经过教育认清了“组织起来”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互助合作组织。如山西省武乡苇池子村王维才，整党前坚决不参加互助组，并要求退党，在认识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后，沉痛地作了检讨，并向党表示：“这次党挽救了我，今后决心搞好互助组。”据山东省在三千八百四十七个支部中的调查，整党前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党员平均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即在互助合作工作较有基础的地区，也只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经过整党后，参加互助组的党员平均增加了一倍。一般地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在互助合作工作较有基础的地区，党员已普遍地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同时对互助合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偏向，以及贪多冒进的急躁情绪，亦得到了批判和纠正。许多党员从这次学习中，认识了这种只追求形式、不从实际出发，盲目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是行不通的，是会脱离群众的。黑龙江龙江县十区的大合伙组，经过批判，即有一半改成了常年互助组。由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整理与巩固，直接地加强了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据黑龙江几个县统计：有一百个村在整党中还作了农业增产计划，并培养了十一个典型村，开辟了十六个落后村。其中也正确地扭转了某些党员认为个人利益与党的整体利益不一致的错误看法。如党员杨峰山把自己几年来参加互助合作小结了一下，认识到互助合作搞好了，群众生活水平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才能改善。当他们组织季节性互助组时，收入的粮食勉强够吃；改成常年互助组，使用新式农具后，粮食收入虽然增加了，但有的农民的破棉袄仍然脱不下来；后来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收得多了，每人都换了新棉袄。由此他们得出了结论：“没有互助合作，全社农民就穿不上新棉袄；有了大家的好处才有个人的好处，要想自己有好处，一定要先想到大家的好处。”
再次，经过这次农村整党，各地普遍批判了某些党员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树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过去，农村党员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普遍而严重的；山西农村党员中曾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一的党员，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如平定白窑村支部书记杨维海，组织互助组时曾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现在我命令大家参加互助组，谁不参加谁就不爱国。”群众很不满意。东北地区在动员农民把粮售给国家时，原订方针是“多余多购、少余少购，没有余粮就不收购”。当时，县给区下命令说：“这个任务完不成由你负责！”于是区、村干部就逐级命令下去，最后村干部命令群众：不问有无余粮，按户平均摊派。这种强迫命令的作风，严重地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些党员虽然也认识到强迫命令不好，但对如何走群众路线缺乏信心，他们错误地认为有时候强迫命令还有一点点用场；他们说：“任务急，时间紧，不强迫不行，问题看用在啥事情、啥时候、对啥样子的人身上。”经过了结合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绝大部分的党员认识到“强迫命令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作风，不是共产党的作风”；
“强迫命令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越是任务急、时间紧，越要走群众路线。贯彻群众路线，是做好工作的活宝贝，不仅事事要它，而且时时要它。河北顺义天竺村支部，结合发展供销合作社社员，进行了群众路线的教育。过去天竺村村干部强迫命令发展社员，搞了两年只发展七十股；而这次采用了耐心说服教育群众的工作方法后，在短短的两天当中，就发展了一百二十五股。党员反映：“群众路线真灵，工作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即是过去强迫命令作风很严重的村长也说：“过去咱认为离开强迫命令就不治事，这下我认识到群众路线就是好。”黑龙江、松江等省党员在群众面前检讨了他们的强迫命令作风，并表示下决心改正坏作风，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全国各地农村整党中，还清洗了一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其中包括：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欺压群众、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等。这些坏分子长期混在党内，甚至窃据领导职位，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欺上压下、为非作歹，使党的某些组织内正气不伸，是非不明；广大农村党员与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窒息。这次整党中，对于觉悟极低，又不肯积极为争取做一个符合标准的党员而努力的人，即劝其退党；对极少数自动提出请求退党的，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其次对违法乱纪分子，视其情节轻重及对错误检查认识的程度，分别给予党的纪律处分。据陕西第一批农村整党的统计，开除出党和自动退党、被劝退党的占党员总数百分之九·二；受其他处分的占百分之二·三。这就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进一步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此次整党所以获得上述成果，首先是各级党的领导方面切实执行了中央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整党工作的指示。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各中央局的整党准备工作都在一年以上，在这期间，训练了整党工作干部，进行了典型试验，并在取得经验后分批进行。在整党过程中，各地普遍重视了通过支部的内在力量，在当地支部、党员自觉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工作；同时密切结合了农村的生产工作，使整党工作和生产工作恰当地结合进行。其次把整党教育工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看成是整党的重要关键；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及时批评了坏的、表扬了好的，树立了榜样；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带头检讨，大大地鼓舞了一般党员开展自我批评，决心揭发和改正错误的勇气。再次，由于各地在组织处理方面，采取了认真严肃的精神，准确地执行了党的纪律。但也有些地方对整党工作，缺乏坚强的领导，整党政策没有很好地贯彻，使整党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在冬季农村整党结束后，为了有计划地完善地来巩固整党成果，各地已提出巩固整党成果的办法，一方面健全支部的组织生活，教育党员很好地发扬民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注意培养支部的骨干分子，使其在支部内经常起骨干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改变县区委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布置工作要具体，要交代政策和作法。在布置任务后，要勤于检查，多给乡村干部以具体的帮助。目前各地正在进行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对改进领导作风，巩固整党成果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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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整党工作的几点经验
全国冬季农村整党工作在春耕以前已经先后结束，共整顿了七万五千个支部，参加的党员有一百二十万余人。因为坚决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农村整党工作的方针，并作好了教育工作和组织处理工作，所以经过整顿的支部，问题一般都得到处理，党员觉悟普遍的有了提高，农村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特别是互助合作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这给今后的爱国增产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农村整党工作
从各地农村整党情况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规定的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整党工作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农村整党的最主要的准备工作，就是整党干部的准备。没有一批对党忠实、作风正派、经过训练、懂得中央关于整党的方针及整党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的干部，是不可能贯彻党的正确领导，不能完成整党任务的。多数地区对整党干部都进行了认真的训练和审查工作，然后派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中去作整党工作。如河北即抽调和训练了三万一千余名干部，黑龙江省、陕西省也各训练了五千余名干部。全国这样的干部共有十万余名。与此同时各省委、地委、县委又带领其中一部分干部进行了整党试验工作，并总结了这一工作的经验。这种做法，一方面使整党干部进一步地体会了中央的整党方针、政策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干部获得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懂得了怎样对党员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都认识到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怎样提高到这一标准；怎样在全体党员具有充分的思想自觉的基础上，进行登记、审查、处理工作。在领导方面，经过整党试验，制订或修改了农村整党工作计划，使这一计划更加适合党的客观情况和主观力量。
但是有些地区并没有按照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所要求的标准去训练和审查整党干部，甚至还拉了一批非党干部做整党工作。例如张家口地区怀来等六县的整党干部中就有百分之二十是非党干部，尤其是商都县，全县参加整党工作的干部共有二百八十六名，其中即有一百零九名是非党干部，占百分之四十强。另有许多整党干部是新从农村调来的党员，这些人的政治水平很低，没有给予充分的教育，有的只参加了几天会议，就派去作整党工作，当然对整党方针、政策及作法，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同时又不很好进行整党试验，或者即使进行了试验也不总结经验，就将整党工作全面铺开了。正因为这样，张家口地区的农村整党工作就发生了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不能达到整党的要求与目的。
在整个整党过程中，领导方面始终如一地采取了紧密地依靠党的基层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支部内在力量的方法整顿组织。因此整党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协助支部进行关于党员标准的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并教育支部委员、党员领会和正确掌握整党政策。整党工作组的工作步骤一般是：到村后首先召开支部委员会，交代整党方针政策及作法，然后以支委会名义召集党员大会进行整党动员。有些地区的整党干部并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说明过去支部中的许多问题，区委县委要负很大责任。这种作法，使广大农村党员可以明确认识这次整党的目的和作法，而消除顾虑，欢迎整党。继即广泛地向群众宣传整党方针和作法，要求大家协助党员整党。东北黑龙江省在这方面获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他们首先使每个整党干部从思想上明确认识这次整党是全体党员的自我思想改造运动，只有充分发动全体党员自觉地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揭发和批判各种缺点、错误，并予以彻底克服。其次，除了个别思想作风恶劣的支部委员必须更换外，一般应由原来的支委会领导整党工作。而且吸收了支部中的模范干部、党员劳动模范或其他优秀党员参加领导；通过这些人去了解全体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思想动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采用这种方法，并不是减轻了整党干部的领导责任，而是加重了领导责任，要把领导力量集中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方面去，研究与掌握政策，发现和解决思想问题。广大党员对此则表示欢迎，许多党员说：经过整党，不光解决了思想问题，还学会了工作方法。
也有采取与上述相反的一种作法，即不是通过支部内在力量，而由工作组包办代替，不是启发教育党员自觉整党，而是依靠外力，施用压力进行斗争；甚至错误地使用坏分子作为整党骨干，利用党员和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相互攻击，名之曰“以毒攻毒”。这些错误作法，就不能解决整党中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能真正提高党员觉悟，不能达到整党应有的效果，不能培养起支部领导核心，不能巩固整党成果，甚至还会使党员发生恐慌、逃跑、自杀等现象。
在进行检查思想时，许多县、区领导干部带头检查。这种带头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农村党员的许多错误，特别是由于教育不够，政策不懂，方法不明而产生的自私自利、消极后退、强迫命令等毛病，是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紧紧联系着的。而党员在领导干部检查之后，也就会毫无顾虑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河北通县天竺村整党工作组在这方面作得很好；在批判强迫命令时，工作组发现有些错误应由县区领导干部负责的，即主动代表县区进行检讨，但是对于应该由村干部负责的，则引导村干部进行检讨。例如关于挖河等工作，县区领导方面布置工作任务过多，期限过短，又没有很好交代政策和作法。这些均由工作组代表县区领导当场作了检讨。关于村干部在工作中不向群众宣传教育，有事不和群众商量，强迫群众挖河，这些都应由村干部检讨。特别对于捆人打人侵犯人权的行为，更应该由村干部负责。经过这种合情合理的检讨，党员非常满意，自动进行检查，广大党员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即迅速展开。
结合生产工作，是这次农村整党工作的特点之一。各地在整党之前一般的都安排了生产工作，另方面，在整党中，又结合检查了村里的互助合作工作。不少地方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检查和总结了本地的互助合作运动，学习了先进互助合作组织的经验，整顿和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这样，一方面纠正了过去互助合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但是也有个别地区的整党工作组不是从群众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只为了追求结合生产的数字，打击单干农民，强迫成立互助合作组织，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甚至作假报告。如河北香河西马窝村即强迫组织了九十九个互助组，并将地主富农分子也拉进互助组内，根本违反了互助合作政策。而这个工作组向县报告中却是：“整党后，增加了九十九个互助组，全村轰轰烈烈地投入生产运动，由冬闲变为冬忙。”另报告“一百户的增产计划每亩施肥六千斤。”实际上每亩只有肥料一千斤，最多的也不过三千斤。河北省委、香河县委对此都提出了严格的批评。同时发现了结合工作过多的现象。例如河北通县的整党工作会议，变成了各部门布置工作任务的联席会议。计有：结合整党整顿和发展团的组织，发展宣传员，召开人民代表会，召开妇女代表会，整理民兵组织，发展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东北某些地区也要求整党干部在整党中作好一切工作。华北局、东北局对此都进行了批评与纠正。华北局指出结合工作过多，会影响主要问题的解决，降低整党的效果。这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要特别提出的，是各级党委加强了对这次农村整党的领导，及时地讨论与检查了整党工作，并委派得力干部进行具体领导，及时解决问题和交流经验，这就防止和迅速纠正了许多错误，保证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方针、政策及作法的贯彻。
二、进行关于党员标准的教育，是整党的关键问题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曾指出在这次整党中，对所有党员，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都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然后根据这种标准来审查每一个党员的实际表现，看他是否够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如果是够标准的，那是好党员，要求他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如果不够标准或不完全够标准的，则要求他们提高与改造自己。有较严重毛病的，要求他们改正毛病，没有积极性或积极性不够的，则要求他们积极起来。觉悟不高，观点有错误的，则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观点。总之，我们党应该是满腔热忱地并用充分时间去教育、改造、提高这些党员。而审查处理工作则是从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
各地在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时，都注意了既要全面，又要有重点的原则。几年来，我们党并不是没有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内进行过教育，问题只是所进行的教育零碎片断不系统，有必要进行一次系统的教育，使每一个党员都懂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后，努力争取做一个够标准的共产党员。但是广大农村党员中又普遍存在着几个问题，例如共产主义的觉悟还不高，对农村经济发展方向不明确，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这些问题均需着重来解决。因此多数地区在进行党员标准教育时，把党员标准八条分为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以党员标准第一、二条为主，着重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目前在农村即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批判党内的富农剥削思想和剥削行为；第二个单元以第三、四、五条为主，着重讲共产党员的私人利益应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利益，要终身革命，不是半截革命，批判某些人的“革命已经完成”“退休”“换班”的消极思想；第三个单元以第六、七、八条为主，着重讲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批判强迫命令作风以及违法乱纪现象。最后再简单明了地把党员标准八条联系起来讲解一次。这样，既使党员全面地了解了做一个党员的标准，又有重点地解决了广大党员思想上的主要问题。
向广大农村党员进行党员标准教育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讲得好，就提高了党员思想觉悟；讲不好，就会发生偏差，起消极作用。各地所创造的通过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的活人活事的教育，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种教育方法使党员从理论上认识了作一个党员的标准，又有实际标准可遵循。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吉林省榆树县整党训练班，请赴苏联参观的农民代表、劳动模范何凤山报告苏联集体农庄情形的例子。何凤山报告他到苏联后，曾向一位集体农庄主席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这里有没有富农思想？”这个集体农庄的一位庄员就反问他道：
“你们中国的富农有没有拖拉机、电灯、自来水、汽车、楼房、收音机、沙发、地毯……”何凤山回答“都没有”。这位庄员就说：“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富农没有，为什么还要走富农道路呢？”……何凤山经他这一启发才下定决心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这个具体生动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人心，何凤山以前的思想情况，正是大家现在的思想情况，何凤山解决了思想问题，大家也随着解决了思想问题，许多党员都表示：这可找准了道路了。
一个是河南省淇县在进行农村经济发展方向教育时，用两个不同典型事例进行教育的例子。河南淇县大李庄的四个党员都没有参加和领导互助组织，支部书记李禄还雇长工。全村雇长工的发展到四十四户，放债的有二十四户，而互助合作组织长时间组织不起来，部分农民开始贫困和破产。如张振东在土地改革时分得的十五亩地，三间房，现已全部卖光。全村共有六十七户，卖出土地四百七十三亩。这个报告使全体党员大吃一惊，深刻地体会到了党内富农剥削思想和剥削行为的危害性。接着又介绍了另一个典型事实，即：沙窝村六个党员和十八个团员，领导全村组织了十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畜力都组织起来了。一九五二年就比一九五一年多打粮食三十八万斤，获得了全县增产模范村的光荣称号。这个例子给大家鼓舞很大。这两个典型事例给大家明确地指出了应走什么道路，不应走什么道路。许多党员自觉地激动地检查了自己的剥削思想或剥削行为，表示决心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在进行上述教育时，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所举的事例必须经过选择，选择的标准，一方面是能解决党员当前的思想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能说明党员标准某一原则的；（二）所举的事例不可过长，要抓住其中的突出部分；否则会形成讲故事，减弱教育的效果；（三）尽可能举本县本区的例子，越是党员群众熟悉的例子，其教育效果越大。
但是也有些地区采取了相反的教育方法，主要的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不结合党的实际和党员的思想实际，背诵条文，从太平天国讲到共产主义，从政治经济学讲到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形态，而党员却听不懂，甚至发生误会。或者只讲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而不讲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组织起来，因此党员说：“好是好，就是走不到。”也有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光讲互助合作运动，不讲共产主义。结果把整党训练班变成了互助合作训练班。或者只是批判强迫命令作风，不讲党员标准第七条。结果，党员在进行思想检查时，零零碎碎，提不到党员标准上来。这些都在整党过程中逐渐得到了纠正。
三、严肃认真地做好审查处理工作
从各地整党情况来看，多数地区在审查处理工作中，已将混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欺压群众的违法乱纪分子等坚决清洗出党。山东即在参加第一批整党的六万零三百六十名党员中，清洗了坏分子二千三百六十三名。对于消极落后分子，也作了妥善处理，在上述党员中，自动退党与劝退出党的有五千八百九十二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也酌情给以处分或批评教育。山东在第一批整党中就处分了一千八百四十六人。经过这种严肃认真的处理，达到了纯洁党的组织的目的。
在这次审查处理中，各地把审查处理的问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首先按照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指示，对于八类坏分子，采用了坚决清除出党的办法。但是又注意了这些坏分子，在我们党的组织内是极少数的，有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内，就根本没有这种坏分子。这种处理方法，取得了党内外的良好反映：“这次整党整出结果来了！”“毛主席的政策到咱村了！”“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因而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党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其次对于消极落后分子的处理。进行了关于党员标准的教育后，向这些消极落后分子说明有决心当共产党员的，可以来登记，进行审查，没有决心当党员的，就不必登记，但党仍会耐心地对他们教育帮助。这样，有一部分消极落后分子，经过教育，自认为不够党员条件自动地退出了党的组织，有一部分虽不够党员条件，但不愿退党，有决心提高与改造自己，即留在党内等待。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则根据情况，分别处理。有强迫命令错误，已作了深刻检讨者，一般不给以处分，但如因强迫命令而造成严重恶果者，仍要酌情给以处分。
在审查处理中，也有些地方未按照上述范围和原则进行。例如过分追算历史上的旧账，甚至把已经改正了的错误也作为处分根据。或者把男女不正确关系问题，当作了审查处理的中心内容，而放弃或放松了上述主要问题的处理。这些缺点，一经查出，均作了纠正。
在审查处理时，一方面划清了政策界限；另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各地对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具体分析了时间、地点、性质、条件，是非轻重；分析其是思想作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以及是屡教不改还是偶尔初犯，是主谋分子还是次要分子，是抗拒检查还是自动交代，然后根据党的政策，进行处理。这样就能够作到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辽东营口县宋光区原来对三个有错误的党员都要处分，可是经过具体分析后，却只有一个党员需要处分。即其中有个候补党员，曾在镇压反革命时，公开掩护反革命分子，打击群众斗争情绪，平常和私商投机捣把破坏政府法令，并有其他违法乱纪行为，因此要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另两个党员就不应给以处分，一个党员主要是在镇压反革命时，未检举其父亲在当伪满屯长时对群众的欺压行为，但在其父亲被管制后，没有表示不满，而且照常积极工作。这次检讨又很深刻，划清了界限。经过具体分析，大家认为当时他主要是因为阶级觉悟不高，因此不给以处分。另一个党员在工作中有强迫命令作风，这次已作了深刻的检讨。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对他主要是教育，不给以处分。这种作法，不仅正确地处理了问题，并使党员体会了党的组织处理方针政策的正确，从而感到了党的亲切、温暖。
各地审查处理工作中，也存在若干缺点和错误，而较为普遍的则是：误以为“不追不逼”就是该批评的也不批评了，“组织处理从宽”就是该处分的也不处分了，因而使一些该处分的未受到处分，该开除党籍的也留在党内了。热河省委检查出在已整顿的三十个支部中，尚有十二名坏分子未清除出党，七十七名不可改造的消极落后分子没有劝退出党。其他地区也有这种现象。这种偏向的所以产生，除了由于有些整党干部不能全面地了解党的政策，掌握党的政策外，还由于有些人对犯错误的党员和坏分子存在着姑息迁就的右倾观点，有些人片面地认为“处分的越少”“退党的越少”，整党的效果就越好。他们不了解，对应该给以党的纪律处分的人不给以处分，就破坏了党的纪律，应该开除出党或应该退党的人而仍留在党内，就降低了党的质量和影响了党的纯洁，这恰恰是没有达到整党的目的。这都是十分错误的。
在冬季整党工作结束以后，各地都在先后进行工作总结，集训整党干部，并有重点地检查整党效果，研究巩固整党成果的办法，准备秋后整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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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苏联 阿·科梁金
“真理报”读者斯米尔诺夫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中，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
基本经济法则不决定某一生产方式发展中的个别方面或个别过程，而是决定它的一切最重要的现象，决定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个生产目的的手段。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在于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其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经常掠夺其他各国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获取利润。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作用，是使垄断资本获得巨大财富，使劳动者不断贫困化。例如美国一九五一年垄断资本的利润，比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增加了一倍半。同时，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极力提高他们的劳动强度，失业增加，住宅缺乏，劳动者愈益贫困化。
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榨取最大利润的无情法则所支配，为了这个最大利润，人们注定要忍受沉重的苦难，贫穷，失业和流血的战争。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都要服从人和他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新的，绝对优越的社会制度，就在于此。
斯大林同志在说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特征时，指出这个法则的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人及其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斯大林同志指出：“因此，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斯大林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具有理论的和实际的巨大意义。我们的党在政策上全面地考虑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利用它的作用来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服务。
斯大林同志曾对某些经济学家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严厉的批评。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是把生产从手段变为目的，而把保证不断增加社会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抛弃。结果，增加生产就是为了增加生产，生产就是目的本身。斯大林同志指出，不能把生产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混为一谈。可是，直到现在，在我们某些宣传员的言论中，还重复着这个错误。他们在解释约·维·斯大林关于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一原理时，说这些需要不能归结为社会成员的要求。他们曲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部社会产品分配的原理，他们武断地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除了满足人的需要之外，还要满足在补偿生产手段的损耗和扩大生产方面的需要。这正是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混同了。
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不能是目的本身。因此，把满足社会在补偿生产手段的损耗和扩大生产中的需要包括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之内，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不免要补偿所消耗了的生产手段，并不断地扩大社会生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公式说得十分确切。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关于区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问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摆在社会生产面前的任务，是在目前已达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限度内，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这些需要的一部分，是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而满足个人的。对食品、衣服、鞋等物品的需要就是这样。这些不断增加的需要，用职工的工资、农民的现金和实物收入的办法来满足。
苏联人的大部分需要，如教育，保健，休养，疗养及文化供应等，基本上都是依靠国家来满足。
苏联社会的发展，证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巨大成就。在我国，人剥削人的制度永远消灭了，而且消灭了劳动者的失业、贫穷和破产。苏联人的福利在不断地提高，关于这一点，首先可以用苏联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三是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来说明。随着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及苏联国民收入的增加，职工的实际工资和农民的收入都在不断地增加。
一九五一年职工的实际收入，平均每人较一九四○年增加约百分之五十七，农民的实际收入，平均每人增加百分之六十左右。
第五个五年计划是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我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一大步。
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国民收入至少增加百分之六十，职工的实际工资，集体农庄庄员的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都将大大增加，劳动者的居住条件和他们的市政公用生活设备，都将大大改善，教育、保健等都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是这决不是说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增加和不断改善的任务是次要的。相反地，斯大林同志指出：没有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的生产的全面发展，要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可思议的，就不可能保证我国有丰裕的消费品。列宁斯大林的党对于发展工业，首先是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重工业，赋予头等重要的意义。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同志在选民面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规定了共产党将来的计划。他说：“……党是立意要造成国民经济强大的新高涨，使我们能够——譬如说——把我国工业水准提高到超过战前水准达三倍。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能每年出产生铁达五千万吨，钢达六千万吨，煤炭达五万万吨，煤油达六千万吨。只有做到了这步时，才可以说，我们祖国已有了免除一切意外的保障。”
斯大林同志的历史性的演说，鼓舞着苏联人民为苏联国民经济加速恢复和进一步强大发展而斗争。
为了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力求做到所有生产部门的不断发展，而首先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的发展。
一九五○年苏联的工业产量超过一九四○年水平百分之七十三。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约百分之七十。这就是说一九五五年工业产量将达到战前一九四○年的三倍。
第五个五年计划明显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规定了首先提高生产资料的生产，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技术进步和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加的可靠保证条件。
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这个时期，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的产量，约增加百分之八十。苏联的机器制造和冶金加工工业，蒸气透平，水力透平，汽锅，冶金设备等生产，将以最快的速度增长着。
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的优越增长，是工业和农业的消费品迅速增加的基础。
英明的斯大林的首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保证在一九五二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一九四○年消费品生产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终了，将超过一九五○年水平约百分之六十五。社会主义农业技术装备的增加，保证谷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生产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长着。
因此，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用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不断迅速增加生产的办法来达到的。
为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天才思想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所鼓舞的苏联人民，怀着极大的热忱，为实现第五个斯大林五年计划，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好地使用技术，加强苏联国家的威力而斗争。这一切将导致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进一步高涨。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前进，走向共产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驭波、邨夫译自一九五三年
二月九日苏联“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