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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
苏联叶·卡尔纳乌豪娃
以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天才思想和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武装起来的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建设着共产主义社会。
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基础，指出了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同志除了阐述其他最重要的问题以外，还首次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全面研究了消灭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间的本质差别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建设共产主义有着头等的意义。
资本主义加深城市和乡村间的对立
消灭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问题，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从前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全面地研究过的，是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间对立的问题。
还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随着阶级对抗的社会的发生和发展，城市和乡村间的对立产生和加深了。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对立达到了最深度。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贷制度的整个发展进程使乡村遭受城市剥削，使农民遭受剥夺，使大多数农村人口遭受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关系。”（人民出版社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十二页——译者注）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对乡村的剥削愈益加剧。垄断资本家规定了工业品的高额价格和农业品的低额价格；他们利用高的地价，藉助于高利贷，奴役的地租形式、给予雇农最低工资而使农民遭受破产。此外，由于经济的军国主义化，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担负着无限增大的赋税重荷。
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大量破产和贫困。例如在美国，仅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就有七十一万三千农户破产和消灭了。在产棉区，分成制的佃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十五。法国、意大利和其他马歇尔化国家的农民也在不断地破产。
变成了宗主国的农业原料附属物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农民，遭受着更大的掠夺。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的数以百万计的贫苦农民经常挨着饿，遭受着意想不到的贫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间的对立，表现在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
列宁曾指示说：“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种现象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均衡的破坏、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原因之一。”（俄文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八十一页）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力的低落、农业的衰落愈加厉害了，城市和乡村间的悬隔也愈益加深着。
掠夺似地使用土地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数百万人挨饿，可是大块土地还被丢在
一边。如意大利南部就有两百多万公顷的土地被荒废，而同时，一百多万农民连任何一小块土地也没有。
土地的私有垄断制，通过了地价和地租，使大量资财供作大地主阶级的寄生消耗之用。
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中，城市和乡村间文化的悬隔愈益加深。农村居民群众是与城市的文化成就相脱离的，他们在愚昧无知中苟延残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注定过一种愚昧的农村生活。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愈来愈认识到，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坚决与地主和资本家做斗争才能摆脱贫困和饥饿，才能摆脱没有文化和政治上的无权。
社会主义消灭了城市和乡村间的对立
在我国，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建立，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利益的对立永久被消除了。农业的集体化为苏联农民开辟了步向文化和富裕生活的道路。苏联农民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获得了巨大的物质福利。地主和富农的铲除，使农民摆脱了剥削。苏维埃国家把集体农庄所耕种的土地转交给集体农庄永久地、无报酬地使用。配备着头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的国家机器拖拉机站，执行集体农庄各种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工作。政府拨付大量的资金以发展集体农庄乡村的文化、教育、保健等事业。由于社会主义城市对苏联农村的巨大帮助，工农联盟更加巩固起来，结成了他们之间持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线上。
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的胜利，意味着乡村中新的、集体的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保证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农民的物质幸福和文化的空前高涨。农业历来的落后、农民的贫困和破产永远被铲除了。
苏联的农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和技术装备最多的。代替了过去存在的二千四百万—二千五百万零散的农民经济，现在有九万七千个大集体农庄。将近九千个机器拖拉机站是为它们服务的。一九五二年，机器拖拉机站完成了集体农庄重要田间工作的四分之三，几乎全部的耕地工作和百分之八十的播种工作。
社会主义农业的质量是特出的，更有生产效能的，它的产品是日益增加的。一九五二年，谷物收获总量代替了革命前的四十亿—五十亿普特而为八十亿普特，粮食问题彻底而永远的解决了。一九五一年，原棉的总产量超过了一九四○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六，为革命前的水平的五倍多。
在发展集体农庄制中的成就，为解决农业中更重大的任务创造了条件。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将使社会主义农业达到新的有力的高涨；谷物产量增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原棉增加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亚麻纤维增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甜菜增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等等。集体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改善。一个农民的实际收入，一九五一年超过一九四○年水平约百分之六十。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少于百分之四十。
苏联农村的文化面貌根本改变了。农村中的学生在革命前为六百一十万人，而在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各种学校的学生总数达到了二千九百万人，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在农村里有三十五万个文化教育机关，包括文化宫、俱乐部、乡村阅览室、图书馆等。在苏联农村里，不仅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而且也顺利地完成了推行七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
因此，在苏维埃社会里，永远消灭了许多世纪以来城市和乡村间的对立。
斯大林同志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
间的本质差别
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同时，新的问题，消灭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的问题发生了。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农业和工业间的本质差别“首先和主要是由于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没有全民所有制只有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的特点决定了苏维埃社会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地位的差别，分配产品形式的差别。
两个生产部门——国家生产部门和集体农庄生产部门，是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相符合的两种形式。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构成全民所有制。集体农庄的情况，却是另一种样子。
斯大林同志深刻地说明了集体农庄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特性。斯大林同志说，集体农庄不是寻常的企业，集体农庄在土地上工作，同时它所耕种的土地是苏联国家的财产。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机器——集中在属于苏维埃国家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但是，在集体农庄里，不同于国家企业的是生产品为个别的集体农庄所有。集体农庄的生产品——谷物、肉类、油类、蔬菜、棉花、甜菜、亚麻等是作为集体农庄自己的财产来处理的。集体农庄通过买卖把这些产品的绝大部分作为商品而销售出去。因此，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国家生产部门和集体农庄生产部门——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必要性。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形式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对我们的社会仍是有益的，即使在最近的将来也是如此。我们远还没有使用蕴藏在农业劳动组合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增长的巨大可能性。同时必须估计到共产主义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不能共存的，因而，不能不看到由此而产生的矛盾。
我们现在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高涨，并以最大的速度把生产力向前推进。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多少是落后的，并将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就发生了。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办法，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像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及其所完全约制的商品流通这种经济现象，现在已开始阻碍、愈向前去就会愈加阻碍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他们正在阻碍这种由国家计划化来完全包括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包括农业的事业。
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的狭窄框子，现在已经开始阻碍使用和大规模使用最新的技术。例如，各集体农庄公用的水电站建筑需要几个集体农庄联合起来的力量。根据斯大林计划的改造自然，表明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的巨大水电站建筑和运河，所有这些都愈益需要把农业的生产关系提高到高度水平，需要确定统一的全民所有制。
斯大林同志不仅揭明了在建设共产主义过程期间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刚刚发生的矛盾，而且也指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斯大林同志指示说：
“…任务就在于要逐渐把集体农庄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以及也是逐渐用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这样来消灭这些矛盾。”
消灭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的途径
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以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把全部社会生产品包括在全人民的计划中——所有这些，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教导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
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和逐渐地以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过程中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法则的要求所决定的。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新的生产关系是决定生产力进一步强有力发展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力量。因此必须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因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共产主义建设必须建立统一的无所不包的部门，以代替两个基本生产部门——国家生产部门和集体农庄生产部门，必须使集体农庄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这也就是说要消灭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
约·维·斯大林全面地研究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措施。有些同志认为，为了建立统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必须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斯大林同志指出，集体农庄财产的国有化的办法、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的办法，是不正确的和绝对不能采用的，因为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财产，而对待这种社会主义的财产无论如何不能像对待资本主义的财产一样。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另一种方法。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必须“……用实行起来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够为了社会福利来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
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与完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其他先决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斯大林同志教导说，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使全部社会生产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否则工业和农业中就不可能扩大再生产，大量丰富的产品也不能获得。
消灭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要以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完善以及进一步大力发展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前提。第五个五年计划就意味着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迈进了新的一大步：集体农庄的主要田间工作将全部机械化，农业其他部门的繁重工作的机械化也将广泛展开。由于斯大林的改造自然计划的实现和巨大的水力发电站、灌溉系统的建造，为农业打开了新的宏伟的前景。
在社会主义工业强有力高涨的基础上，将不断地提高国家（全民的）所有制在发展集体农庄生产中的作用。农业生产增长和完善的泉源就在于社会主义工业用以供应农业的现代的机器。
斯大林同志指出，农业生产的基本工具集中在国家的手里，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的手里，就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度增长的唯一方法。
现代化的机器技术只有在全民所有制的形式下才能为各集体农庄所获得。斯大林同志说：“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一般的技术，而是在于技术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须继续日新月异地改进，旧的技术必须作废，代之以新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突飞猛进就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丰富的收获，无论丰足的农产品，也都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以现代的更完善的履带式拖拉机代替陈旧的车轮式的拖拉机的过程，现在是在一种愈益扩大的规模中进行。只有国家才能负担起这笔几十亿的农业技术装备的费用。
进一步提高各农业部门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任务。否则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便是不可思议的。国家所有制在集体农庄生产中的作用的加强，要以集体农庄的公有经济的不断增长为前提。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的增加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这些基金要包括农业建筑物、工作牲畜和供应产品的牲畜、农具、运输工具、集体农庄发电站、多年的植林等。
党要经常关心不可分割的基金的成长和增加以及这些基金的正确的使用，首先是要用在生产需要方面。应当指出，我们报纸上流行着一些个别作者的错误言论，这些作者以一种消费观点来对待集体农庄建设问题，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发展的基本环节就是建设农业城、广泛建设文化和生活的建筑物。在集体农庄建设的实践中也有这种不正确的消费观点。党适时地采取了措施以克服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并指出集体农庄建设中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任务。至于生活建设的任务只有在公有生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决。
消灭城市和乡村间本质差别与全社会的文化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全社会的文化增长保证了城市和乡村劳动人民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保证了现时劳动情况的大大改变，城市与乡村间本质差别的消灭是与社会成员的物质福利的进一步提高联系着的。
产品交换在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到全民所
有制水平中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研究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时，曾指出产品交换制在这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集体农庄财产的基本的和绝对优势的部分就是集体农庄的产品。这种产品的绝大部分列入商品流通系统中。正因为如此，就需要开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指出：“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列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间的产品交换系统中。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现代农业产品“换货”中的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使农业的一切部门中都培植这些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产品交换的广大系统，以便集体农庄在交出自己的产品时不仅取得货币，而主要是取得必要的制成品。
产品交换是两种生产部门经济联系的最完善的形式，产品交换的实现是有利于集体农庄，也有利于国家的。与政府订有产品交换（“换货”）合同的集体农庄所获得的利益，较之没有订立这种合同的集体农庄，要多得无比。例如，在订立和执行交付原棉的合同时，价值三分之一以上的原棉是进行“换货”的，也就是说，集体农庄，除钱以外，还可以得到下列各种商品：比一般公价更低的小麦、纺织品、植物油等。产品交换的经济利益随着产品交换的发展程度，将成为全体集体农民和全部集体农庄的财产，用这种办法，集体农庄的主要财产、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即将列入全民计划化系统之中。
产品交换萌芽发展成为更广大的系统，没有全部社会生产的巨大增长，首先是工业生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志说，产品交换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农村的产品。
产品交换的问题，是两个社会主义生产部门向共产主义前进时的新的经济的互相关系问题。产品交换的使命是代替商品流通。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推行产品交换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程度而定。在现代的条件下，实行广大的产品交换制是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现实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方法。
消灭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本质差别，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作用下才可能实现。在共产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社会主义的城市的作用日益增长着，因为它是文化高度增长的中心，强大工业的中心，加工制造农业产品和大力发展一切食品工业部门的中心。
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改变集体农民的社会地位，就会消灭依靠社会主义的集团的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农民阶级与全民所有制有关的工人阶级的差别。
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和统一的生产部门的确立，将意味着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
但是这并不是说，以此就可以消灭工业和农业间的一切差别。斯大林同志指示说，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间的某种差别虽非本质的，无疑是会存在的。
×××
斯大林同志对工业和农业间本质差别的消灭的一些问题，对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办法的问题的全面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难以估价的贡献，并以建设共产主义的具体方法的知识把苏联人武装起来。（刘竞译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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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正确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宣传
各地报纸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宣传，已经普遍展开。目前各报在这一宣传中表现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多数报纸已揭发了一些典型事件，引起人们的警惕和重视，并初步发动群众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例如河北日报揭发“台底村事件”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联系这一事件进行了学习，并以此事为开端从上而下地贯彻了反官僚主义斗争。广大群众也积极参加了对官僚主义和坏人坏事的揭发。到三月初旬为止，该报已揭发的典型事件就有十多起，其中如河北省水利厅因官僚主义毛病所造成的水利建设中的严重浪费现象，保定地委委员张馨等隐瞒违法乱纪罪行、诬告检举者等重大事件，都是群众所揭发的。山东大众日报也抓住
“济宁赵王堂村干部违法乱纪事件”和“康复医院病人张克敬生蛆死亡事件”等典型事件，深刻揭露了官僚主义的恶行，并鼓舞了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积极性。有些报纸不仅揭发了典型事件，而且进一步展开思想批判。例如上海解放日报在揭发“黄逸峰事件”后，曾针对某些干部群众因黄逸峰有“历史”有“功绩”而产生的惋惜情绪，较为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了黄逸峰的反党行为，教育人们进一步认识：何以压制批评是严重的罪行，以及为什么必须把压制批评的人看作党的死敌。再如东北日报在发表鞍山市委关于限制报纸批评的检讨时，同时发表社论，深入批判了某些负责的和较为负责的干部认为“内部解决比公开批评好”等错误观点，阐述了何以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在今天特别重要的道理。
第二，不少报纸在初步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后，已开始结合工作进一步深入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宣传。例如东北日报在批判了“绒衣积压事件”后，最近又针对当地工矿讨论国家生产计划中的形式主义偏向和基本建设部门准备工作做得不好的情况，连续发表评论，提出反对官僚主义、认真发动群众讨论国家计划和深入检查基本建设准备工作的问题。天津日报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天津市工业局系统中的典型虚假隐瞒事件和原华北畜产公司肉食部资金赔光事件为中心，结合当前工作，进行批评，并发动群众展开了批判和讨论。河北日报最近并对春耕生产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展开批评。
但还有部分报纸宣传的目标不够明确，有离开当前工作孤立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倾向。这些报纸在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后，仍然停留在对压制批评现象的揭发上，或者过多地刊登那些与当前工作无关的老问题。例如新海南报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展开的反对漠视人民来信和压制批评的斗争，曾有力地推动了海南地区自下而上批评的开展，并在一月下旬作了工作总结，但该报直至三月二十三日为止，并没有在这一斗争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各项工作进一步深入反官僚主义斗争，仍然在毫无边际地揭发一些压制批评的现象及与当前工作无关的问题，其中有些甚至是缺乏思想的、生活琐事的批评。如该报在二月二十七日揭发的海南合作总社组导股长陈斌涂抹黑板报批评稿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事件，该报却以此为典型展开讨论，在讨论中也没有明确的思想目标，而是毫无边际地摆出了很多老账或琐事。党中央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中曾明确指出，反官僚主义斗争必须密切结合各项工作来进行。因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切实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抓住这个基本环节，选择重大的具有普遍教育意义而又能推动当前工作的典型事件，结合对日常工作的批评，稳步而积极地进行宣传。
也有一些报纸运用批评的武器不够准确有力。这也表现在两方面，就是软弱和急躁。
少数地区的报纸（除少数民族地区的报纸因情况特殊外），在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宣传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软弱病。这些报纸所揭发和批评的内容，是琐碎的事情多，重大的问题少；有时虽然揭发了较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单纯的暴露，缺乏分析批判。例如江西日报二月二十二日揭发广丰县前县长陈英等严重压制批评的事件时，对姑息纵容陈英的上饶地委和专署领导干部不敢正面批评，仅在社论中把“姑息纵容”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不够全面的认识”，说什么：“在我们组织中，有些同志尚存在着一种不够全面的认识，往往对犯有以上错误的一些干部，认为他们过去有‘功劳’，因而在处理上有些姑息，这是不对的。”由于这种软弱病的存在，报纸的批评就变成不痛不痒，不能解决问题。这些报纸的编辑部必须进一步克服这种软弱病。
但在另一方面，有些报纸在展开批评中又表现了急躁情绪。在群众发动起来、自下而上批评的大门打开以后，有些报纸编辑部表现不够冷静。他们希望把所有读者的批评，不分事情大小都刊登出来，甚至藉口来自群众的批评只要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正确的，就不再进行起码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轻率地加以发表。于是一些浮光掠影、零碎无力的批评，以及是非不适当的批评，也在这些报纸上出现了。例如青岛日报近来发表的批评山东大学医院诊断田新利的病不负责任、批评楼山区派出所非法扣押王孔东等稿件，在基本内容上就不符事实。这说明报纸编辑部要真正作到对批评独立负责，并不是来什么批评就发表什么批评，而是应该加以选择，并且负责弄清事实，作到是非适当，然后再行发表。这不仅可以使被批评者口服心服，真正达到批评的实效，而且是报纸独立负责进行批评的先决条件。如果报纸不这样作，而只是急急忙忙地加以批评，那就很容易使批评失实，而招致党报的损失，并影响自下而上批评的展开。因此，报纸编辑部必须在十分珍视群众批评积极性的基础上，对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加以正确的领导。这就是要善于进行调查研究，选择典型，以加强批评对推动实际斗争和提高人民群众觉悟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个别的评述进到比较深刻的批评，而从深刻的批评进到概括批评底结果，表明由于批评底结果我们建设方面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斯大林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
由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们的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已经成为更加活跃和生动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已大大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并更好地发挥了作为党的有力助手的作用。有些地区的党委也加强了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如东北局、中南局、山东分局的宣传部门和天津市委等，曾采取召开报纸工作会议和检查报纸等方式，研究并指示了报纸应如何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宣传。这些都是报纸继续大力展开这一宣传的有利条件。各地报纸应该对前一时期的反官僚主义报道进行一次检查，使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经常地、正确地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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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本报二月二十八日曾发表摘自读者来信的报道，批评华东卫生局局长崔义田同志的工作。根据我们事后的调查，这篇报道所举事实，有些是有根据的，但是也有许多与事实不符，因此，本报二月二十八日社论中关于崔义田同志的批评，是不适当的。崔义田同志根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在看了本报的批评以后，着重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他除在华东卫生局党支部的会议和干部会议上就自己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做了认真而诚恳的检讨以外，又向本报写了下面的书面检讨。我们认为崔义田同志这种认真对待批评和决心改正缺点的态度是正确的。用这种态度来改善工作，我们相信，一定可以使华东卫生局的工作状况得到进步。
我的检讨
崔义田
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揭发与批评了华东行政委员会卫生局一些严重的混乱现象，我诚恳地接受这一批评，并作如下检讨：
由于我平时缺乏思想领导，又未在机关整编开始、群众情绪最易波动的当时，了解群众思想情况，及时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工作，以稳定大家情绪，安心工作，所以，在少数同志中引起了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情绪波动，个别业务处、科，由于工作制度陷于松懈，发生了短时间的混乱现象，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损失。这是由于我个人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作风，缺乏具体的领导和思想领导所致。本局的确存在着民主生活不经常，政治学习空气不浓厚，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等不良现象，尤其在工作中只是一般化的领导，缺乏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具体领导，在工作上缺乏分析批判性的总结，也未能有计划有意识的在工作中选择重点，培养典型，吸取经验，推动工作，因此，在各项工作中就拿不出一套成熟的工作经验和具体办法，这是我们三年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和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缺点的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另一个缺点，就是盲目发展，重量不重质，只强调了群众的需要，缺乏对主观力量的估计，与分析客观各方面的条件是否允许。在领导思想上存在着满足现状，满足于一般的表面成绩，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及时有效的克服。更严重的是我在某些问题及干部问题上，对坚持原则开展思想斗争是不坚决的，未深刻地体会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未明确地认识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这是从积极方面开展和推动工作最主要最基本的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能够坚持原则能够自我批评，才能发扬民主，才能发挥干部的积极性，作为推动与改进各种工作的力量。而我却将领导干部应该掌握的这种重要领导方法放松了，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倾向，最明显的表现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对有缺点和毛病的干部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对工作负责、任劳任怨的干部也缺乏鼓励与表扬，对待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调和主义态度，这就使对干部的问题有赏罚不明、是非不清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影响了工作的进步与开展，也表现了领导的软弱无力，这是我存在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表现，怕批评别人，也怕别人批评自己，存在着患得患失的错误思想，这是我思想上的最大错误，这是未能认真执行党和毛主席一再的教导，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我诚恳接受党报给我的批评，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习中，纠正我思想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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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市宣传贯彻婚姻法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
现已进入巩固建设阶段本月中旬可结束
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从三月下旬稳步展开后，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收到了预期成绩，现已开始进入巩固、建设阶段。四月十五日左右运动即可结束。
这次运动的规模是壮阔的。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及所属各分会办公室，训练了一支二万八千六百多人的宣传队伍。其中包括市级、区级干部一千三百人，工矿企业基层干部五千八百人，高等学校干部四百人，郊区村级各部门干部，党、团员及各系统的积极分子等一万一千一百多人，城区街道居民积极分子五千人，公安派出所所长、干事、人民警察五千人。这些干部经过训练以后，大多数都从思想上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认识了贯彻婚姻法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明确了运动的方针和政策界限，批判了急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应有的作用。
运动中主要的宣传形式是向群众作有关婚姻法的报告。各大厂矿企业的中共党委、行政、工会的负责干部大都亲自向职工作了报告，高等学校约请政府部门或群众团体的负责干部作报告，各区共抽调了一千多区级干部，加以训练后，担任报告员，分片包干，向群众展开普遍宣传。除作报告外，还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厂矿、街头巷尾、乡村以及电车上都普遍张贴着市办公室印发的宣传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增加了两次宣传婚姻法的特别节目，并在妇女、工人、店员等节目中穿插了宣传婚姻法的内容。市办公室还组织了电影队和曲艺团下乡演出二十八场。职业剧团和厂矿、街道、农村的群众剧团，大多数都演出了有关婚姻法的节目。文艺宣传的形式在各大厂矿企业中运用的最充分，每个单位都组织了至少一次文艺宣传晚会，有的还组织了关于宣传婚姻法的文艺节目的会演。重点试验工作中提供的运用典型人物作报告向群众进行宣传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且有所发展。创造了讲解连环图画和讲故事会（即讲说典型人物事迹）的宣传形式，很受群众欢迎。
目前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宣传工作已经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全市一百二十四个大厂矿企业单位，除公共汽车公司因订生产计划尚未展开宣传外，都已向工人作过一两次报告；大部分厂矿还普遍组织工人进行了小组讨论，开过一次至数次文艺演出晚会。据统计有些工厂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工人都已受到了一次深入的宣传教育。各区的情况也是这样：根据海淀区西柳村的调查，全村二百六十八人中，没有受到宣传教育的只有十六人，一般群众最少受到一次宣传，最多五次。西单区丁字街五十六户居民，受到宣传的有五十三户。
经过这次宣传，在群众中批驳了旧思想、旧制度和旧习惯。婚姻自由，家庭和睦，团结生产的新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群众大都认识了包办婚姻的害处和自由婚姻的好处，特别是老年人，他们对旧婚姻制度的痛苦体会最深，现在明白了道理，很多人表示再不包办儿女的婚姻了。过去有些地方，青年男女恋爱受人歧视、打击甚至受到公开的或变相的干涉，现在情况开始转变了，大家都公认恋爱和自由婚姻是光明正大的事。东郊区西八间房村一个老大娘，过去因女儿经恋爱结了婚，她总感到在村里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现在她在座谈会上头一个发言。她骄傲地说：“我可没办错，没有包办女儿的婚姻。”还有些群众用算细帐的办法，算计自己的家庭不和睦给生产带来的损失。工人群众对男女平等的认识，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说：妇女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男女好比祖国的两只手，要是妇女得不到解放，就好比一个人被人家压着一只手，干活只能用一只手，这样要少出多少活呀！又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人类走到共产主义社会，怎么能反对解放妇女呢！
群众欢迎婚姻法，愿意执行婚姻法，因此在群众中的家庭纠纷、婚姻纠纷也就减少了。丰台车辆段有个老工人，过去给两个女儿包办订了婚，接受了宣传后，他回家对女儿说：“过去我老糊涂，包办了你们的婚姻。”他把两个男的接到家里来，让女儿自己同他们谈谈，结果，二女儿愿意和那人继续来往，大女儿不愿意就退了婚。
现在，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基本上转入巩固、建设阶段。有些厂矿基层单位还要继续向工人作一两次宣传，有些街道和农村准备把在运动中发现的典型人物，加以培养，在群众中树立好的榜样。郊区方面有的还准备对个别宣传较差的村，进行补课。各单位都准备在运动的结束阶段当中，自下而上地总结运动的成效，订出今后经常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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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武汉市基本建设工人文化服务队深入工地开展各种文娱活动
武汉市组织的基本建设工人文化服务队已深入工地协助工人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如市工程公司第三工区在服务队的辅导下建立了俱乐部，并组织了工人文工队，演出了自己的创作——“师徒合同”、
“婚姻法相声”等节目。服务队派出的三个电影队，从二月二十日到三月底在汉口谌家矶石油公司、汉阳枕木防腐厂、武昌东湖邮电水利学校等二十四个工地上放映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两家春”、“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十八部影片共一百零四场，观众八万四千多人。该队有流动图书组在各工地流动，并约新华书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设立工地图书供应组，先后到各工地供应图书。武汉市科学普及协会、中苏友好协会并供给服务队以“治淮工程”、“莫斯科高楼房”等十二套图片在各工地展览。
今后，该队还计划作以下一些工作：一、收集工地先进工作法及模范人物事迹等制成图片及幻灯片；二、组织现有基本建设工人剧团到较大工地巡回演出；三、争取在五百人以上的工地，工人每周看一次电影，每两周看一次戏剧、听一次科学讲座。此外，该队还计划帮助各工地普遍建立俱乐部，使基本建设工人都能参加群众性的文娱活动。“维汉俄辞典”出版
我国第一本维吾尔文、汉文、俄罗斯文对照的“维汉俄辞典”，最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辞典是由维吾尔族语文学者鲍尔汉，在一九四二年根据苏联巴斯卡科夫所编的“维俄辞典”编译而成。全书共八百多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科学、医药等各种词汇一万二千多个。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受到歧视和摧残，这部辞典的原稿一直不能付印。现在，在毛泽东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这本落满灰尘的原稿变成了装帧精美的书。维吾尔文是新疆各民族间比较通行的文字，过去学习维吾尔文的人，因为没有比较完善的辞典，各种词汇全靠自己长期积累、分类编抄，费时很多。这部辞典的出版，使得维吾尔族人民学习本民族文字有了工具，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提供了有利条件。更正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通知：“人口调查登记表（甲式）”左旁第二行内“市（县）”应改为“县（市）”；“人口调查登记表（乙式）”左旁第三行内“门牌”下应加“第”字；“人口调查登记表填写说明”第十八条第三款“‘户号’、”应删去。（以上见本报四月六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