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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
齐一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在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当时苏维埃国家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已接近完成，党提出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任务。正在这个严重的时机，党遭到了最大的不幸——列宁逝世了。一切社会主义的敌人都加紧向党进攻。当时主要的敌人托洛茨基匪帮，公然否定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处心积虑地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准备条件，妄图以瓦解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同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着党击溃阻碍社会主义道路的敌人。“论列宁主义基础”这一理论著作，对于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保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极大的意义。这部著作以锋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着当时和现在的各国共产党。
斯大林同志在这部著作中，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底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底理论和策略。”这个定义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列宁主义适用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意义，指出了列宁主义的主要之点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斯大林同志在这部著作中，分成列宁主义底历史根源、理论、方法、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与策略、党、工作作风九个部分来阐述。
斯大林同志首先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指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是在资本主义底矛盾已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问题，准备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达到尽头，而转变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长大形成的”。斯大林同志对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劳动与资本间、各帝国主义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和依赖国间的三个基本矛盾，以论证这时革命不仅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为直接冲破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指出革命所以首先在俄国爆发，是因为帝俄是所有帝国主义所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在俄国存在着强大的革命力量——世界上最富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存在着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的革命农民，存在着领导工农革命运动的列宁的党。由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发源地，而俄国共产党的领袖列宁便成为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和理论。斯大林同志指出列宁的方法是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以革命的批判的方法来代替改良的和敷衍的方法。斯大林同志说：“列宁底方法不仅是把马克思底批判的革命的方法恢复了，不仅是把马克思底唯物辩证法恢复了，而且是把这个方法具体化和往前发展了。”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唯一前进的科学理论。只有为这种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判明方向，并满怀信心地引导人民前进。斯大林同志在这里严厉地驳斥了自发“论”，指出这种论调“是在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党领导作用”。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列宁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寻找出革命可能在一国获得胜利的原理；斯大林同志在和托洛茨基匪帮作斗争中，保卫并且发展了列宁的这一原理。在这本著作中，论述了革命胜利的国家，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根据这一思想，在“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底策略”中，斯大林同志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完全可以克服内部的各种困难和建成社会主义。而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只有经过
“数国无产者们共同努力”才能做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有力地武装了世界各国兄弟党。毛主席在一九二八年那样艰难的时期，满怀信心地论证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完全符合于列宁斯大林的这一原理的。毛主席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得出了关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规定了革命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革命有利用敌人弱点在农村建立长期的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等这一系列的结论。这一系列的结论，就给中国革命的胜利指出了一条明路。
列宁说：“革命底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工具，来保持和巩固夺得的政权。斯大林同志在这部著作中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任务，并论证了这一任务的历史意义，发挥了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思想，使这一思想成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后来在“论列宁主义底几个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同志又着重地阐述了列宁主义的主要之点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并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即“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与其他各国无产者间的联系，保证世界各国革命底发展和胜利”；“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劳动群众完全离开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与这些群众的联盟，吸收这些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制度，消灭阶级，保证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无国家的社会”。这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方面是苏维埃国家和全世界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保证，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并达到共产主义的保证。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并指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入共产主义时也仍然要保存国家的机关。这些原理对当前的革命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资本主义还统治着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情况下，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度决不可削弱它的国家，而必须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它的国家”。今天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正是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巩固着自己的政权。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新中国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以这一有力武器为保证的。
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斯大林同志根据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材料，指出列宁主义如何把工农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组织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并指出这个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是不可战胜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同志在本书中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小农经济转变到大规模的集体农业的原理，指出列宁所指出的发展农业的道路是农民所愿意走的正确道路。后来苏联便根据列宁关于合作社的计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农民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同志在另外的著作中，更明确地指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并且特别指出：“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快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愈有力和愈强大。”（“论中国革命底前途”）的确，农民问题是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毛主席早在一九二七年就预见到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错误地估计农民这一点上，陈独秀路线和托洛茨基匪帮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叛卖了这次革命以后便合成一伙。毛主席和党坚决地领导了农民革命。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英明和列宁主义的正确。
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二者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力量的问题，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总问题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二者混同。因为民族问题不仅是农民问题，而还包含着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等问题。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依赖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这样就指出了民族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和其相互联系中得到解决。列宁主义处理民族问题是以国际主义为原则的。斯大林同志不仅批判了民族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错误看法，发展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并且确定了民族政策，正确地解决了民族问题。马林科夫同志说：“斯大林同志是民族问题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范围内消灭了世世代代的民族的纷争。”（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追悼会上的讲话）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友谊的不可摧毁，是经过卫国战争的炮火考验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与民族平权的原则，表现在党的最低纲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上。对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对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敌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今天中国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学说分不开的。
“战略和策略是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战略是根据党的理论和纲领制定的。“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力量）底相当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而策略则是战略的一部分，是依从于战略并为实现战略计划而服务的。因此，策略就要随革命运动的高潮和低潮而变更。斯大林同志是伟大的革命战略家，斯大林同志所制定的战略与策略，充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列宁斯大林的战略和策略教导各国兄弟党要争取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学得了苏联共产党的战斗经验，贯彻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正确路线，于是在各个革命阶段对其他阶级便有了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列宁主义关于正确使用后备力量的原理，在中国革命中具体表现为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是毛主席对列宁主义战略策略这一科学的重要贡献。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斯大林同志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论中国革命底前途”）这一主要斗争形式贯串了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毛主席英明地运用了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原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司令部，列宁主义的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进行建设的领导力量。斯大林同志明确指出这个新型政党的特点：“党是工人阶级底先进部队”，“党是工人阶级底有组织的部队”，“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底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底工具”，“党是意志底统一、不容有派别组织存在”，“党是靠清除自身中间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列宁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是具有这些特征的新型的党，苏联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榜样。列宁斯大林的建党学说，对各兄弟党的建设与巩固，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刘少奇同志在“论党”这一文件中，充分地论证了我们的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新式的政党。我们的党是在和阶级敌人作斗争中壮大起来的，是在和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倾向作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我们的党之所以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就因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为指针的。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是“工作作风”。“列宁主义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学校，它能造成特别式样的党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列宁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具有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的特征。这一特征正是战斗的、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的具体体现，这一特征是衡量革命干部成熟程度的准绳。中国共产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紧密联系群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培养了干部，使大批的优秀干部掌握了行动的武器。毛主席曾用很大的力量和错误的思想作风作斗争。毛主席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而这两种主观主义正是党内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我们的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切实地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的作风，使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可以胜利地完成任何历史任务。
斯大林同志光荣的一生，无愧为伟大的列宁事业的继承者。他以列宁主义武装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广大的进步群众，使人类解放事业突飞猛进，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时代。
毛主席在“最伟大的友谊”中指出：“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毛主席称“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些不朽的著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
为了纪念斯大林同志，为了“沿着使列宁—斯大林的伟大事业获得完全胜利的道路前进”（马林科夫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追悼会上的讲话），我们就要在斗争中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并把所学付诸实践。
注：本文引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论列宁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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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安徽省人民监察委员会
严正处理宿县专区卫生院侯金山被诬陷案
主犯沈桂鼎及其他有关主要人员都受到了处分
关于安徽省宿县专区卫生院前院长沈桂鼎（中共党员）压制批评，诬陷侯金山（中共党员）的事件
（见二月二十八日本报），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安徽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一再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全部案情，并分别作出了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前中共宿县地委书记李任之同志和副书记吴云培同志分别在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安徽日报上作了认真的检讨，决心在这次党所号召的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侯金山被诬陷的经过
宿县专区卫生院因领导方面缺乏民主作风，干部不团结，医疗上不断发生事故，且有盗卖药物等情。侯金山同志于一九五一年二月间向中共宿县地委前任书记李任之同志和前皖北行署卫生处检举该院院长沈桂鼎。沈桂鼎知道此事以后，便运用无耻手段，请侯金山同志吃饭，企图软化他。一九五一年四月八日，宿县专署督导室、民政科和中共宿县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组成检查组到该院检查。沈桂鼎在检查组未到该院之前，乘侯金山请假回家之际，在该院内散布侯有“政治活动”的谣言，并布置专人搜集关于他的所谓“政治活动”材料。检查组到该院后，沈桂鼎把护士孙学品所捏造的“侯金山要打死卫生院的协理员陈庭元、秘书韩俊先”的情况告诉检查组的徐保庭、王沛两同志；同时又把上述情况告诉了陈庭元。前地委书记李任之同志责成前公安处长孟迪同志负责侦察。孟迪同志在第二天下午偕同前经济保卫科科长汤宜德到卫生院，向沈桂鼎和陈庭元进行了解。沈桂鼎除照样报告了这个情况以外，又捏造说：“院内丢了一支长枪（其实没有丢枪）。侯金山要打死我，因我早有警惕，他未敢下手。”并说：“侯金山逾期不归，可能向河南潜逃了。”孟迪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李任之同志以后，便决定将侯金山逮捕（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并叫汤宜德和前审讯科副科长甘华昌负责搞清案情。汤宜德和甘华昌接到这个任务后，用四个半夜和一个通宵的时间审讯侯金山，对侯金山加以辱骂威胁，随后给他带上手铐脚镣。后来，汤宜德因事忙又把这个案件转交甘华昌负责处理。四月二十七日以后，沈桂鼎又捏造事实，数次向公安处报告：“侯金山政治面目不清。他组织落后力量，打击进步分子，阴谋杀害我妻尹静和我。”并煽惑协理员陈庭元搜集有关侯金山的“材料”。陈庭元在侯金山的破皮包里查出一颗刻有十二角星的铅质私章和一张戴拿破仑帽子、腰插驳壳枪的照片，就主观地认为这可能是侯金山通特务的证据。经交公安处审查后，始知这是共产党员杜其林同志的照片（他现在江苏省萧县工作），侯金山并无政治问题。但甘华昌仍认为侯金山有谋杀行为，并提出了给他判徒刑的意见。甘华昌征求汤宜德的意见，汤竟随声附和，答以“可以判几年”。甘华昌既未向公安处长汇报，也未经过处务会议研究，就荒唐地提请专署裁判委员会判处侯十年以上徒刑（未通过）。此时，专署督导室根据公安处的审讯结果和专署署务会议通过的处理意见，报请前皖北行署人民监察委员会批准给予侯金山同志以撤职法办处分。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宿县检察分署接到专署督导室的通报后，决定进行审讯。十一月一日沈桂鼎到庭用伪证和侯金山对质时，助理检查员刘家泽竟限制侯发言，对其所申诉的理由不予笔录。十一月十日宿县检察分署认定，侯金山有阴谋杀害干部的行为，并向专区法院提起公诉，而对侯金山的书面申诉既不考虑，也不报告上级。专区法院受理此案时，孙学品已到泗洪治淮工地工作，他曾写信给沈桂鼎说：“侯金山受了冤枉。”但沈桂鼎并未向上级或审讯机关报告。当法院怀疑这一案件的情节，要卫生院考虑侯金山的反面意见时，沈桂鼎和陈庭元仍说侯金山有“严重的叛党行为”，要求党总支委员会开除其党籍。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法院邀请有关部门陪审，确定侯金山无罪，并于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卫生院召开了大会，宣布侯金山无罪开释。当时，地委宣传部长吴献贤同志向侯金山同志进行了慰问，并立即让他复职，又补发了薪金，并送他到医院休养；同时，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在会上都作了检讨。但实际上案情并没有审查确实，主观地认为孙学品对这一案件要负主要责任，应判处徒刑一年，而对沈桂鼎则认为他有趁机报复情绪，不予刑事处分，仅在行政上给予撤职处分（已执行），党内给予警告处分（未执行）。今年二月间，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两次派员协同地委的同志，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搞清了案件的实际情况。
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
根据上述事实，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有关人员作了如下的处理决定：
（一）前院长沈桂鼎（党支部委员）严重地违法乱纪，压制民主，陷害检举人，品质极为恶劣，对本案应负直接的完全责任。故决定开除其党籍。
（二）协理员陈庭元（党支部书记），受沈桂鼎的煽惑，积极搜集“材料”，特别是法院指出此案假的可能性大时，还召开支部会议，通过开除侯金山同志的党籍，错误实属严重，故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三）前公安处长孟迪，亲自负责侦察该案，竟听信片面反映，且又不负责任地交下级审讯了事，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惟其事后尚能认识错误，当面向侯道歉，在全体有关人员中第一个作出检讨，故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四）公安处前经济保卫科科长汤宜德（党总支书记），对该案不调查研究，竟采取连续审讯，辱骂侯是“叛党分子”，以期逼出口供，并随声附和“可以判侯金山徒刑”，后又不加过问。这种官僚主义是严重的，审讯作风是恶劣的。故决定给予撤销工作的处分。
（五）公安处前审讯科副科长甘华昌（中共党员），不仅对该案不进行调查研究，竟采用“连续审讯”，以期逼出口供，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审讯作风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更严重的是：主观认定侯“阴谋杀害未遂”是事实，并荒唐提议判处侯十年以上徒刑。故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六）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反党分子沈桂鼎的斗争表现软弱，事前不过问，事后未上报，对沈的警告处分，也未能执行。故该委员会前书记孟亦奇、检查室主任张鸿两同志均应作深刻检讨。
（七）前任地委书记李任之同志，接到侯的检举信后，虽派人检查，但对沈的报告从未加以怀疑，对公安处的汇报亦未作精密分析，错误地判断侯可能被坏人利用，决定将侯逮捕以后又未检查。后任地委书记吴云培同志，对该案有关人员有姑息情绪，未能做出正确和严肃的处理。二人均应作深刻检讨。
安徽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也对与本案有关人员作出了处理决定。下面是这一决定的内容的摘要：沈桂鼎有计划地绞杀民主，迫害检举人，除给予撤职处分外，应送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办。护士孙学品作风恶劣，诬称侯金山企图“谋杀”干部，致被沈桂鼎利用，对本案应负重大责任。但因他先坦白认错，并经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故不再重新议处。协理员陈庭元系该院政治工作人员，盲目听从沈桂鼎的唆使，坚持错误，平时亦骄傲自满，窒息民主空气，故给予撤职处分。前宿县专署公安处长孟迪偏听偏信，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但他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即作出比较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曾向侯金山当面道歉，故从宽给予记大过处分。公安处前经济保卫科长汤宜德审讯作风恶劣，给予降职处分。公安处前审讯科副科长甘华昌审讯作风更为恶劣，已丧失了公安人员应有品质，故给予撤职处分。原专署督导室对检查中发生的问题，未能进一步追查，严重不负责任，故给前主任郑良瑞以记过处分，秘书王沛应作深刻检讨。检察分署对该案虽经调查审讯，但未得出正确结论，不负责任地向法院提起公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故给副检察长赵俊德以记过处分，给助理检察员刘家泽以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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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渝新纺织厂贯彻婚姻法运动前后
刘衡
重庆渝新纺织厂的工人们经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工资改革等运动，生产热情大大地提高了。可是有一些工人情绪还是不好，常常身在车间心在外。纺纱的弄得毛棍尽开白花，织布的尽出大块大块的破布，有的人手指头被机器轧伤，有的人连耳朵也被机器打得吊起。要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还不好意思说。原来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因为跟丈夫或者是老婆呕气。
渝新纺织厂的男女职工结了婚的有一千八百多人。家属中光是成年人就有一千零二十四个。大部分夫妻是在解放以前成的亲，呕气吵架的事经常发生。正在讨论生产、福利或者是文化娱乐工作的工会会议上，常常突然闯进一些哭哭啼啼的告状男女。工人家属委员会的十五个委员，大部分时间是忙调解的事。他们一会儿跑东，一会儿跑西，按倒葫芦瓢又起。
夫妻闹架的形式和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像怕怀娃娃、家庭经济不公开、喜新厌旧以及嫌对方老啦、丑啦等等。而最主要最普遍的原因是许多人有一脑袋封建残余思想：有一些男工瞧不起家务劳动，认为家属低人一等。像罗成矩把老婆打得流血，还认为老婆“吃的是我的，穿的是我的，头顶的是我的，脚踩的是我的，连骨头肉都是我的。”有一些男工十分轻视家务活，又极力阻挡老婆参加工作、学习、文化娱乐和各种社会活动。邹吉平的老婆开会回家，常常要挨丈夫一阵痛打。陈云祥不让老婆进技术学校，害怕她学好了不要他。至于阻挡老婆跳舞的就更多。有一些女工和家属因为丈夫跳舞或参加社会活动，也常发生争吵。还有一些男工嫌老婆不生娃娃，没有替自己留种传代。有的还乱骂女人：“养猪有屎鸡有蛋，我养了你一个空人！”有一些女工和工属生了娃娃，可是生的是女的，惹得一家人都噘嘴。有一个名叫王汉云的男工还几次动手想把女娃娃闷死。有的男工对男娃女娃都不爱，全要老婆拿工资管他吃穿，自己的工资存到银行，妻子管不着。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管是打人骂人或者是挨打挨骂，总归是弄得大家立不稳，坐不安，干活干不上心。
本来，在旧社会，谁家的灶火不冒烟，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可是，在新中国，夫妻吵架就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所谓私事了。特别是在工厂，在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因此，在“为生产扫除障碍”的口号下，渝新纺织厂展开了贯彻婚姻法运动。经过十来天的大会小会，访问谈心，学习动员，大家反来覆去地想，慢慢地许多人的心开窍了，眼也亮了，看清了许多过去看不清的道理。
学习以前，李祥龙看见许多夫妻一对一对地在厂子里干活，就对自己没有作工的老婆罗菊英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心烦。学习以后，李祥龙突然记起来了：“解放以前，罗菊英不也做过细纱工吗？只是因为肚子大了才失了业。要是搁在现在，不也是个工人？”像李祥龙那样的工人们都明白了：这是旧社会不让女人做工呀，将来国家建设好，食堂和托儿所多了，家属不一样可当工人！
学习以前，王文元扯后腿，几次三番地不让老婆进业余学校。他说：“你是管家带娃的，等娃娃死了再学不迟！”学习以后，他想：“在新社会，还能让家属困在家里一辈子？”就让老婆到业余学校报名了。陈云祥也因同样的道理，让老婆进了技术学校。许多工人还帮老婆补课，鼓励她们做好她们所担任的卫生组长和治安委员。
学习以前，彭继成说老婆是吃闲饭的。学习以后，他忽然发现老婆是一个大忙人。你看她呀，拉扯着两个娃娃，又是洗衣补烂，又是扫地做饭，忙里忙外，连个星期天都没有。他想：“请一个雇工不是每月还得几斗米吗？怎么怪她吃闲饭？”像彭继成那样的男工们，一下子都心疼起老婆来了。星期天，又帮老婆扫地，又帮老婆弄饭，还抱娃娃。
学习以前，张玉山的老婆生了女娃娃，张玉山指着她的鼻子大骂：“你尽给我生一些强盗！”学习以后，他说：“男女一般高，重男轻女就是封建思想！”于是，像张玉山这样的爸爸们，也知道给女娃买些花布和糖果了。那些没儿没女的男女工人们，也知道今天不是“养儿防老”的旧时代了，用不着伤心。
学习以前，家庭不和的有四百七十五人，学习以后，和好的四百四十二人。以前要求离婚的九十四人中，现在和好的已有七十四人。丈夫不再打老婆了，老婆也不再不给丈夫做饭吃。百分之八十的家庭订了公约，上边写着“夫妻和睦搞生产”之类的话。吴德清、黄世英夫妇订公约的时候，把房间收拾得就跟新房一样，还请许多人开了会，喝了茶。现在，丈夫从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摸出了不肯交出的工资，老婆从墙角落里掏出了私房钱；搬进工厂宿舍不肯回家的女工回家了，反贴门神不对脸的冤家们当面对口的谈心了。全家笑脸出、笑脸进，娃娃也很少有挨打的了。工人家属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都腾出了时间，用绝大部分力量领导卫生工作，领导业余学校了。
现在，渝新纺织厂的工人们都安安心心地在厂子里搞生产，再也不一心挂两头了。王汉云不再在上工时间偷偷闯回家去监视老婆了。原先摇三十五车纱的陈立辉摇到了四十车，还说：“现在摇车活好像一点也不费力。”原先看二十根毛辊要出两三磅白花的龚素芬现在看四十根毛辊，只出十四两白花。原先看四台车感到吃力的布场工人龙永淑，现在看六台车还达到了定额。原先未婚女工瞧不起大肚子，嫌她们笨呆呆地尽拖累人；现在她们说：“怀娃娃好费力哟！”抢着帮大肚子搬纺箱、扫车脚，不让她们做重活、做弯腰活。大肚子女工也明白她们是在为国家作光荣的双重生产，不再愁眉苦脸了。
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建立民主和睦家庭，为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扫除了一个障碍。现在，渝新纺织厂展开了生产改革运动，工人们、夫妻们正互相鼓励，互相挑战比赛，满怀着信心，要把其他落后的、保守的、不合理的、不利于国家建设的生产障碍一个一个地继续扫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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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松江省委是怎样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
中共松江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
松江省在职干部，从去年八月恢复正常的系统的理论学习以来，学习情绪一直是向上的；特别是对马林科夫报告的学习，干部对于理论学习的认识、信心都显著地提高了，学习方法也有了改进。
中共松江省委认为搞好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不但是搞好全省干部学习的关键，而且对于改进当前的实际工作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当“三反”与整党结束后，省委即下决心，把搞好干部理论学习，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学习，当作省委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来做。省委书记李常青同志和省委各常委都亲自掌握领导，并经常研究改进学习的领导方法与学习方法。这样，不但保证了高级干部的学习取得成绩，而且在加强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的学习的结合上也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在学习领导上，省委首先通过本身的实际行动来督促、激励高级干部与广大中、初级干部的学习，并注意开展学习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省委常委为主的学习核心组，从去年恢复学习以来，就始终坚持了集体学习制及其他各种学习制度，如学习时间不会客，不谈工作，不接电话，不请事假。省委的这种范例，大大地启发了高级干部与广大中、初级干部的学习自觉性。过去部分市、县领导干部，常以工作忙为理由，放松经常的理论学习；但当他们看到省委及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省直属各单位干部的学习情况时，都很受感动地说：“省委的工作比我们忙得多，还能坚持学习，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佳木斯、林口、呼兰等市、县的领导干部的学习情况，都是因此而逐步有了改进的。对于少数惰性较深，对学习认识不足的高级干部，省委书记李常青同志则结合各种学习会反复地进行教育，并给以严肃的批评。对于学习得好的同志，则予以适当的表扬。由于省委的学习走在大家的前头，做出了榜样，因此，这些批评和表扬具有巨大的说服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高级干部对于省委的抓紧领导，不但不感觉到受约束，而且普遍感到满意，认为不如此就不能学好。不少同志表示：像这样的学习，参加革命以来或到松江省以来还是第一次。有的同志说：“参加革命十几年，如果都像今天这样学习，理论水平总不至于这样低了。”
其次，省委本身的学习，力求先走一步，及时给大家指明每一章节的中心和要求，并通过出讨论题的方法，正确引导大家抓住中心问题，深入钻研。如学习马林科夫报告第二部分时，许多同志抓不住中心，提不出问题，学习迟滞不前。省委即及时根据文件的精神，拟出明确的讨论题，指出了重点。这就帮助和启发了大家，把学习推向前进。又由于省委的学习前走一步，因而能够及时提出每一章或每一个争论问题的重要参考材料。这对于理论基础较差读书不多的同志说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向导。过去不少同志无选择地看参考书，结果看的越多，越抓不住中心，仿佛浩若烟海，无所适从。这一令人苦恼的现象，现已克服。
再次，省委对于一般高级组的学习，采取分工帮助小组、集中研究问题的方法，来实现核心组的具体领导。在学习“矛盾论”、马林科夫报告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省委均具体分工指导一定小组。平常阅读时，深入小组检查学习情况，或召集组长汇报，了解学习中的问题；小组讨论时则亲身参加掌握，具体地启发诱导。如及时解答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枝节问题和一般的疑难问题，避免讨论会在这些问题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使大家注意力集中于主要问题的讨论。讨论结束时，则作总结性的发言。对于原则性的争论问题，则带回核心组研究，然后再提到小组去讨论。这种方法，使核心组与一般高级组的学习息息相通，领导方面得以随时掌握情况，心中有数，处于主动，能够有预见，使学习不致纠缠在某些一时不可能得出结论的问题上，而停滞不前。
此外，在学习马林科夫报告的时候，省委采取专题发言的形式，把学习进一步引深，并把省委领导同志与高级、中级组的学习结合起来。当时的学习情况是：由于多数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经济知识及党内的知识不足，因此对于马林科夫报告的第二、三部分普遍难于深钻，感到苦恼，缺乏信心。核心组及时研究了这一情况，就确定由省委分别就与本身业务有关的一至二个问题，作专题发言。如省委第二书记强晓初同志讲关于苏联工业化的根本方针问题，秘书长任仲夷同志讲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厉行节约等问题，宣传部长于林同志讲关于苏联人民物质福利、文化水平的提高问题，省府副主席于杰同志讲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问题，省委副书记王伯谨同志讲关于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等。每人对于自己分担的问题，事先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核心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三次大讨论会，不仅有全体高级组同志参加，而且吸收自修 “中共简史”的干部参加。省委的专题发言，由于叙述的系统，分析的深刻，以及适当地联系了中国实际与本省实际，因此给参加讨论会的二百多名高、中级干部以很大的启发教育，不仅直接提高了干部在若干问题上的认识水平，而且使干部进一步学到了联系实际的方法。大家普遍反映收获很大，提高了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信心。参加讨论会的高级干部回去以后，又结合本单位学习的情况，向一般干部作了传达，从而又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事实证明：通过这种专题发言的形式，不仅把省委的学习与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的学习结合起来，并在全体规模上提高了省直属单位广大干部学习的积极性与思想水平，同时也推动了省委本身的学习。省委为了作好专题发言，就必须深入钻研，反复思考。事实也是这样，省委的专题发言，大部分都是他们个人的学习心得，各有不同程度的独到见解，因此深受高、中级干部的欢迎。佳木斯、牡丹江、宁安等部分市、县委学习省委这种方法来领导本地区干部的学习，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运用这一方法时，必须以充分的小组讨论作基础，根据小组讨论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错误思想、糊涂观点，结合着进行分析批判。这样，问题解决会更深入更具体，对于干部的教育启发也会更大。
最后，省委在学习领导上还经常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于学习的重要，强调学习时要考虑文件中的原则、结论对于我们当前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及时发现与批判学习中的空谈、脱离实际等各种教条主义的学习偏向。学习一开始，省委即提倡首先反复钻研文件，求得融会贯通文件的精神，再联系思想、工作中的原则问题，按文件的论点展开讨论，结合解决要联系的实际问题。省委不仅在学习大会上倡导与介绍这一正确的学习方法，而且有意识地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贯彻这一学习方法。如学习“矛盾论”时，少数同志专扣名词，省委书记李常青同志随即指出这种研究问题的态度是错误的，忽略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指导实践，从而纠正了这种学习的偏向。省委这种谆谆善诱，密切结合实际，结合学习中暴露的问题，进行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的辅导，对干部的提高帮助很大。由于省委运用上述的方法来领导干部的学习，因此把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学习逐步纳入正轨，学习情绪日趋巩固，并不断地获得成就。现在大家正满怀信心地迎接一九五三年新的学习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