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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召开全省贯彻婚姻法运动会议
批判干部错误思想规定开展运动的步骤和方法
中共河北省委在二月二日到六日召开了全省贯彻婚姻法运动会议。到会的有中共各地委、市委、县委、镇委委员和妇委书记等。大家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联系当地情况，联系个人思想，对中央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进行了讨论。经过这次会议，到会干部基本上肃清了对贯彻婚姻法的模糊思想，认识到贯彻婚姻法的重要性，一致感到中央的指示是非常适时和正确的，大家都增加了搞好这一运动的信心。这次会议主要发现和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这次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性质、目的、方针、政策和要求。会议中批判和澄清了许多干部“左”的急躁情绪和部分干部的右倾消极思想。如有的干部认为运动的方针既是宣传教育，就不能把运动搞得彻底，就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他们要求按“三反”的劲头开展运动，用镇压反革命的威力处理人犯。他们主张：对包办买卖的婚姻都要进行登记，没收彩礼，再决定离或合；凡是早婚的都要退婚；凡是寡妇都要改嫁；凡是打骂老婆、溺婴、堕胎的都要受到法律处分。会议批判了这种“左”倾的有害观点。因为这样会把运动搞乱，加深群众对婚姻法的误解，扩大家庭纠纷，恶化夫妇、婆媳之间的关系，打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些干部则有右倾情绪，他们过低地估计了群众觉悟程度，不相信广大群众对贯彻婚姻法的迫切要求，过分地强调贯彻婚姻法与各种工作的矛盾和困难。他们说：
“既然是长期的，那就慢慢来吧！反正一下子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会议指出这种思想会使运动轻轻滑过，同样会使党脱离了群众。
第二、初步揭发了一些县、区、村干部在婚姻问题上的封建思想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在会议讨论中反映出：干部中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夫权统治、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干涉婚姻自由，打骂老婆等违法乱纪的行为也不是个别的。乐亭县有的干部说：“丈夫有打老婆的权利，妇女有挨打的义务。”滦南县税务局三十一个干部中，有十一个打老婆的。阜平县一个寡妇要改嫁，法院的干部竟劝她说：“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嫁二夫。”丰润县武装部干事杨秀华干涉胞妹婚姻自由，把妹妹锁在屋里，逼得妹妹跳井自杀；而该县县委竟只给以警告处分。张北县二区区委组织委员胡俊卿，为了找老婆，竟串通区委书记把一个到区里登记结婚的妇女扣留下来，要强迫结婚；该妇女不愿意，黑夜逃走，区委书记竟带着四个人骑马前去搜查，又抢回区里，强迫结婚；结果那妇女在半夜又逃走了，下落不明，县委对这件事至今还未处理。针对上述情况，会议强调指出：贯彻婚姻法运动必须和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首先肃清干部的封建思想和严肃处理违法乱纪的事件，才能保证贯彻婚姻法运动顺利开展。
第三、普遍地检查了全省过去执行婚姻法的情况，认识到开展这一运动的迫切与必要。会议肯定了河北省目前执行婚姻法的三种类型（好的，一般的、坏的），但根据会上反映，第一种类型为数很少，有的地区甚至没有第一种类型。在大部分地区里，自由结婚仅仅处于萌芽的阶段，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早婚等现象仍占着优势，有些地方重男轻女的溺婴现象仍极严重，不少地方妇女被杀和自杀事件还不断发生。据邢台、沙河、临城、任县、隆尧、内邱等六个县统计，买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占全部结婚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娶一个媳妇起码要二百万元，多者达一千斤皮棉。随着买卖婚姻而来的是有些地区的婚姻关系非常混乱。经过检查，到会干部普遍提高了贯彻婚姻法的自觉性，进一步激发起对展开这一运动的热情。
第四、初步解决了贯彻婚姻法运动与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及其相互结合的问题。会议开始时，许多干部反映：上级虽说贯彻婚姻法运动是三月份的中心工作，可是又不能影响生产、整党、整顿代耕、扫除文盲等工作，那么究竟还有多少人去开展婚姻法运动呢？定县地委为此还在三个县作了调查，结论是每区只能抽出四、五人。因此有些干部说：“这是半大运动。”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认真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一方面使用“组织起来”的方法，把管理生产、代耕和贯彻婚姻法等方面的县、区干部“组织起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编成若干小组，学习有关政策后，深入重点村，统一安排各种工作，集中几种力量共同完成几种任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集中所有力量完成一种任务。这样做的好处是领导力量强大，工作步调一致，以相对数量少的干部，同时作好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依靠基层组织，训练好基层干部，充分地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善于解决贯彻婚姻法运动与各种工作结合的问题。
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的组织领导问题，会议提出：
第一、明确贯彻婚姻法是全党三月份的中心工作。各级党委要确定专人掌握，党委会要定期讨论，党委书记、副书记要经常了解情况，作具体指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保证婚姻法运动健康发展。同时必须注意不要挤掉生产，并要推动和加强生产。
第二、开展这一运动的步骤与方法：（甲）春节前开好县区干部扩大会议；春节后开始训练村的主要干部，参加训练的农村每村平均三人，城市街道平均每街道五人，时间五天。此外，每县训练宣传员骨干、支部教员、传授站长四、五百人。街村干部的训练，必须由县委亲自主持，要达到以下三个目的：（一）明确贯彻婚姻法的性质、目的、方针、政策和要求；（二）划清思想界限；（三）学会具体作法。与训练基层干部同时，机关、部队干部都要在三月一日以前，以十天左右的时间开展婚姻法的学习。（乙）贯彻婚姻法运动开始后，全省报告员都要向群众作一次报告；所有脱离生产的干部都要尽可能地向群众作婚姻法的宣传工作，并向家属和亲友写封宣传婚姻法的信；所有业余剧团，都要出演贯彻婚姻法的新剧；各地文化馆都应组织艺人，说唱宣传婚姻法的鼓词；小学以上学校都要学会贯彻婚姻法的歌子；民校和扫除文盲识字班，都要增加婚姻法课程，并组织讨论；幻灯队要出演宣传婚姻法的灯片，至少演出十次；省报、市报、地委农民报都要辟出专栏宣传婚姻法；广播台每日至少广播一小时的宣传婚姻法的节目，教唱宣传婚姻法的歌曲，并组织收音员下乡；动员一切电影院、剧院放映和出演贯彻婚姻法影片或戏剧；党员、团员、宣传员、宣传队员一齐出动，包户、包社、包车间进行宣传。务使宣传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第三、为了保证运动稳步地发展，规定不经县以上司法机关批准，不准捕人。凡作为典型而判处刑事处分的案件均要经过县委讨论。各级党委都必须认真坚持请示报告制度。（李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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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卫生部等单位卫生人员开展学习运动
贺诚在中央卫生部直属单位学习动员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及其各直属单位的卫生工作人员学习运动已在二月十九日开始。学习的时间预定为四个星期，目的是贯彻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及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精神，特别是贯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同时通过检查工作，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着重揭发和批判卫生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端正思想作风，找出改进工作的办法，以求加强卫生部门的政治思想领导，更好地保证国家大规模建设任务的完成。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了使全国卫生人员的学习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决定采取紧紧结合工作，深入细致具体分析，解决思想问题、解决重点问题的办法来进行。首先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检查，由中央卫生部本部和直属单位中的重点单位开始，再推及到一般机关；各大行政区就由省市人民政府卫生厅、局以上的单位先进行，再推行到县区的卫生机构。重点放在卫生行政领导人员，要求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首先作检查。学习过程中，一面提出问题一面解决问题。在医院中以检查改善工作制度、作风，和改善技术管理为重点，首先医院的行政领导干部检查领导作风，然后引导卫生技术人员认真地检查工作。卫生技术人员检查时要着重自觉，要充分估计卫生技术人员的进步与成绩，对有成绩的要进行表扬，对有错误的要进行严肃的批判。
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直属单位的学习动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二十六日，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又作了补充动员报告。现中央卫生部及其直属单位的工作人员正在普遍学习文件。（新华社）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十九日在中央卫生部直属单位学习动员会上作了动员报告。贺诚副部长在报告中指出：三年来各级卫生部门和卫生工作人员作了很多工作，有了很大成绩，这是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卫生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由于医务卫生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所引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卫生部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首先表现在中央卫生部政治思想领导薄弱，对已经提出的原则没有力求贯彻，制订了方针和工作计划后，缺乏深入动员与组织工作，计划往往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三年来偏重于坐在房子里发号施令，不大了解下情；工作布置多，检查少，对已布置的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和督促检查，同时布置工作只交代任务未讲清具体方法，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也很不够。一九五○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制订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但会后有些地方没有很好执行，有的地方甚至没有执行。直到现在，在工人中的医药卫生工作做得很差，为兵为农民服务也做得不够。有的区卫生所不知道如何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机械地规定“半日保健、半日治疗”，结果半日保健无事可作，又改为全日门诊。一九五○年十一月发出整顿全国医院的指示后，也由于缺乏督促和检查，至今执行的仅占全国综合医院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工厂矿山卫生工作方面，中央卫生部曾配合中央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了千余个工厂矿山的调查工作，但调查以后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并解决问题。卫生工作中的先进经验也没有认真研究并组织推广。第二，形式主义和单纯任务观点，终日忙于事务。全国范围内三年来种痘四亿六千万人次，成绩很大。但毛病是只给任务，缺乏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指导工作，以致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就给群众重复种痘。在捕鼠方面，有的地方也是只布置每人捕多少鼠，而不讲明为什么要捕、如何捕？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七区群众因为家鼠难捕，就只捕山鼠交任务，对家鼠反而不捕。有的地方规定了交老鼠尾巴顶任务，群众把老鼠尾巴剪下后又放走了老鼠。第三，医疗机构的行政领导人员违法乱纪、压制民主。已经公布的有汉口纪凯夫事件和云南窦端孝事件。一九五一年苏北疗养院也发生过领导人凭一时意气，强迫残废军人房台彬出院的事件。很多医疗卫生机构对于人民来信和批评不够重视。上海杨思区卫生事务所工作上有问题；艾坟镇的医师陆云波提了意见寄到解放日报，该所所长高宇一知道后就以召开“西医师防疫研究会”为名，来反击陆云波。第四，以强迫命令的办法来完成任务。如预防注射时，有的地方不是耐心地向群众宣传解释，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注射，而是假借开会为名召集群众，然后关起门来强迫注射，或与公安人员配合起来在城门口强迫过路群众注射。河北省通县地区，就发生过农民“逃避注射”的事件。预防注射原来是好事，由于强迫命令，就把好事作坏了。贺诚副部长强调指出：在这次学习中，必须大胆揭发官僚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为进一步开展卫生工作的绊脚石，官僚主义克服以后，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毛病也可以克服。在这次学习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体会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精神，勇敢带头揭发工作中的缺点，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报告最后指出：在这次学习运动结束后，各个卫生工作单位都应制订出准确的工作计划，在实现计划的过程中，必须组织力量经常检查执行情况，及时解决问题。（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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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婚姻法的模范干部王桂英
左诵芬
王桂英是河南省鲁山县城区三街的女街长，在去年十月间被选为贯彻婚姻法的模范干部，出席了鲁山县贯彻婚姻法模范代表大会。
王桂英今年四十八岁，原是山东人，六岁时，因为黄河决口，跟着爹娘逃荒要饭来到鲁山。不久，爹死了，母亲迫不得已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换了八串钱，给爹买了口棺材。婆婆嫌她“脸丑脚大”，经常虐待她；伯伯和丈夫帮着打。几十年来，她挨打、受骂、挨饿、受冻，吃够了苦。她问别人：穷人和女人为什么这样苦？人们说这是“命”。她曾上过吊，被邻居救活了，但自杀的念头却没断过。后来她碰见到鲁山的山东老乡，告诉她“红军快来了，红军分给穷人地，还解放妇女”，从那一天起，王桂英才在黑暗里看到了光明。她天天盼望着“红军”。
一九四七年，“红军”终于来了，鲁山县解放了，王桂英看到了亲人。她帮助解放军烧茶，洗衣，向解放军反映情况。不久，她参加了妇女会。她的丈夫对她说：“红军不长久，中央军来了杀你的头。”王桂英坚决地回答说：“只要我能过几天解放日子，杀我的头也愿意！”她团结了本街的妇女，斗争恶霸、地主，收集一贯道的活动材料。后来她被选为街妇女会主任，并在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他逐渐懂得了：穷人和妇女受苦不是因为“命”，而是社会制度不合理。她懂得了怎样求解放。
一九五○年婚姻法公布后，鲁山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妇联，召集各街干部举行了三天座谈会，讨论婚姻法的精神和布置宣传任务。王桂英参加座谈会后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一方面，她曾亲身体会到封建婚姻的痛苦，觉得婚姻法太好了；另一方面，她在工作中体会到封建家庭对妇女的压迫和限制是发动妇女的最大障碍。因此，她急着要向群众宣传，又怕记不清婚姻法的意思，夜晚就叫女儿一条一条念给她听。
可是，王桂英一开始宣传就碰到了困难。她发现有些群众并不像她那样欢迎婚姻法。有人说：婚姻法叫人离婚，拆散家庭；有人说：共产党的政策都好，就是婚姻法破坏了自古以来的规矩；尤其是老太婆们更议论纷纷：大家自由啦，天下可不知要乱成啥样子哩！王桂英感到苦恼。但是，她记起了县委负责同志的话：“共产党员决不向困难低头。”也想起了县妇联主任对她的教育：“妇女干部应该带头执行婚姻法。”她决定先冲破思想最封建的一关，首先召开了个老婆婆会。起初，大家都不讲话，王桂英便带头诉说她过去所遭受的压迫和痛苦。大家听了王桂英的诉苦，都拿袖子擦眼泪。一个叫贾清的老太婆也跟着诉说了她和王桂英一样的痛苦：受虐待、打骂，婆家嫌她娘家穷，十五年来不准她和娘家来往。贾清说着便大哭，别人也跟着哭。大家纷纷诉起苦来：有的诉说本身的遭遇，有的诉说自己的闺女所受的痛苦。王桂英便抓紧这个机会宣传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婚姻法的好处，并动员贾清到群众大会上去诉苦。通过诉苦，激起了群众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憎恨，好几个做父母的当场表示再不包办儿女的婚姻。
三街的干部又商量组织广播筒、黑板报、秧歌队和剧团宣传婚姻法。群众虽然对扭秧歌、看戏感到兴趣，但是自己却不愿意参加，尤其剧团更不容易组织，很多人认为唱戏是“丢人”。王桂英带头扭秧歌，并动员女儿参加剧团。接着有八、九个青年男女都参加了。这个剧团，二年多来演出了不少宣传婚姻法的节目，对贯彻婚姻法起了推动作用。
通过剧团、黑板报、广播筒等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对婚姻法逐渐有了认识，但还是有许多顾虑。有的寡妇心里虽然愿意改嫁，但没有勇气；有的妇女深受不合理婚姻的压迫，但不敢起来向封建势力作斗争；青年男女谈恋爱，群众还看不惯。王桂英便去找支部书记，研究怎样进一步深入贯彻。在支部的领导和帮助下，组织了本街的二十个妇女宣传员，四人一组，分片挨户进行宣传，并深入调查有没有虐待打骂现象，有没有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组长七天一碰头，汇报情况。碰到比较复杂的问题，王桂英便亲自去调查，并且随时与支部书记、街长分析情况，然后再进行处理。党和政府对她的积极支持和鼓励，更增加了她工作的信心。
三街有一个妇女叫余聪，由父母包办嫁给了比她大三十多岁的李昌候。李昌候过去当过伪军排长，性情凶暴，一贯打骂虐待她。她被折磨得又黄又瘦，生了两个孩子，都因为没奶吃饿死了。余聪早就想离婚，可是不敢提出来；那时提出来也没有办法解决。婚姻法公布后，她得到王桂英的支持，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判准离婚的那天，李昌候拿出一把刀来，磨得光光的，余聪非常害怕。王桂英知道了，对余聪说：“不要怕，我给你撑腰作主。”她立即报告农会，农会向李昌候进行了批评。李昌候保证服从法院判决，以后再也不威胁余聪。余聪后来和一个老实农民结了婚，变得快乐而健康。
但是王桂英并不赞成轻率离婚。她帮助群众处理婚姻问题都经过反复调查。例如黎明新和殷秀莲夫妻感情本来不坏，只是因为丈夫做刻字生意赚不到钱，生活困难，殷秀莲便提出离婚要求。王桂英批评殷秀莲说：“共产党提高妇女，是要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提高妇女政治地位，不是叫妇女遇见生活困难就提离婚，何况你们还有四个孩子呢？”她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借给黎明新一斗玉米、三千块钱做本钱，贩卖青菜，又鼓励殷秀莲帮人家做点针线活。不久，黎明新去开封找到了工作，把全家人都接去了。他们夫妇从开封写信给王桂英说：“幸亏你，不然我们一家人早就分散了。”通过这件事，群众认识到婚姻法并不是离婚法。很多曾经反对婚姻法的老婆婆和中年的男人反映：共产党的政策是对的，该离的离，不该离的不离。
王桂英对青年人争取婚姻自由更是热心支持。严玉华和李大梅恋爱，常在一起谈话，民兵们就说闲话：“他们在搞啥？是不是搞腐化？”王桂英怕出乱子，便和上级商量好，召集民兵开了个会，说明男女恋爱并不是腐化，青年人应该争取婚姻自由，别人不能干涉，干涉就是犯法，要受处罚。民兵们都检讨了过去不懂政策，保证以后好好学习婚姻法。由于事前进行了教育，三街从来没有发生过民兵干涉婚姻自由的事情。王桂英同时教育严玉华和李大梅说：“青年人恋爱是正当的，但要把生产放在头一位。”严玉华和李大梅在她的帮助教育下，建立了互爱互助的家庭。婚后不久，严玉华就鼓励丈夫去治淮。去年十月他们被选为模范夫妇，参加了鲁山县贯彻婚姻法模范代表大会。
王桂英常常到群众家里去访问。全街三百七十四户人家，每个家庭是什么成份，有多少人，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她心中都有数。发现了什么问题，她便主动地去进行说服教育。即使碰了钉子，也不计较。吴淑云十七岁结婚，十八岁丈夫死了，公婆不愿她改嫁，一直守了十五年寡。王桂英反复对她公婆进行教育，吴淑云终于美满地结了婚。很多婆媳不和的家庭，经过她的说服，解决了纠纷，变得和睦了。通过各种不同的具体的事例以及经常的宣传教育，二年多来，三街群众的婚姻与家庭关系起了新的变化。包办、买卖婚姻已经绝迹，男女获得了婚姻自由。全街出现了三分之一的民主和睦家庭，有三十七户经常召开家庭会议。王桂英自己的家庭也变了样。他们分得了十多亩地，二间明亮的瓦房。丈夫也提高了觉悟，他对王桂英说：“孩子的娘，过去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那都怪我封建老脑筋。”他们的儿子是织绸工人，女儿上学，媳妇管家务带孩子，王桂英工作完了，便帮助丈夫种地。她常常教育子女说：“共产党来了，咱有地种，有工做，有书读，还有光荣的地位。咱翻了身可不要只顾自己。党和政府号召咱干啥，咱就要干啥。”由于王桂英对群众的关心和负责，获得了群众热烈的拥护，在去年民主运动中被选为三街的街长。
当别人询问王桂英对贯彻婚姻法有什么经验的时候，王桂英笑眯眯地说：“俺这老婆子说不出什么经验，俺只是腿快、嘴快，挨户挨家了解情况，啥病下啥药。自己没有把握解决的问题，便去找上级商量着办。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俺又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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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成立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于二月二十六日召集首都文艺工作者开会，成立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并选出张梦庚为主任委员，聘请老舍、焦菊隐、马少波、王亚平、郝寿臣、吴晓铃等六人为顾问。该委员会是一个群众性的戏曲研究团体，主要工作是改编、创作新戏曲和整理旧戏曲。并储存剧本，供应各公私剧团上演。委员会设有编写、导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四组，以编写组为活动中心，加强对剧本的改编创作工作。
杭州举行老画家黄宾虹九十寿辰庆祝会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杭州市分会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在二月二十八日联合为老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黄宾虹举行隆重的九十寿辰庆祝会。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启龙、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陈冰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宋云彬都前往祝贺。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市分会也派了上海文联的副主席赖少其为代表赶来祝寿并献礼。参加庆祝会的还有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及黄先生友好约一百人。
黄宾虹老先生从十岁起就学画，八十年如一日。赖少其代表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在会上授予黄先生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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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列宁的最后一篇论文
——纪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发表三十周年
范若愚
一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记载着：“一九二二年秋，党遭到了大不幸的事件：列宁患重病了。全党和全体劳动者都感觉着列宁患病是如同他们自己身受的一种重大痛苦。大家都时刻为亲爱的列宁的生命担忧。可是，列宁在病中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工作。列宁在病势很沉重的时候，还写过好几篇很重要的论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就是其中的一篇。
列宁在写他最后的几篇论文时，沉重的病势，已使他不得不违反亲自执笔的老习惯，而改用口授了。列宁口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论文时，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初旬间。到三月二日，经过再度审阅定稿，四日发表在真理报上。在这篇论文发表几天之后，列宁的病势就更加沉重起来。此后，他还留在人世和病魔搏斗了十个多月。可是，自从人们读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论文之后，就再也不能读到列宁的新著了，而这篇论文也就成为他和苏联及全世界劳动人民诀别的声音。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发表迄今，恰恰是三十周年了。三十年来，列宁最后遗留下的这篇论文，也和他生平的其它一切论文一样，不仅给苏联人民照明了道路，也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照明了道路。尤其是一向为列宁所注视而在这篇论文中又被指为决定世界斗争结局的力量之一的中国人民，三十年来，在列宁的这种鼓励之下，在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杰出的代表者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今天已实现了列宁在这篇论文中所寄予中国人民的希望。同时，列宁在这篇论文中所指出的若干工作，依然是中国人民继续要作的工作。中国人民今天重温三十年前列宁的这一遗教，将会继续从这一论文中获得建设新中国的力量和方法。
二
列宁在他这篇最后的论文里，首先提出的是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列宁认为“宁肯数量少，但要质量好”乃是改善国家机关工作所应遵守的一条规则。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指出：“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定下这样革新我们国家机关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
列宁指出用以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的成份之一，“是倾心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这种成份所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很想给我们造成优良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怎样做法。他们不能做到这点。他们本身上至今还没有养成为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文化程度。要做到这点正是需要文化。”教育不普及、文化落后，是野蛮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之一。旧中国统治者遗留给中国人民的这种负担，较之当时沙俄遗留给俄国人民的还更为沉重。中国有极大数量的工农革命干部迫切需要文化。特别是到了今天，我们国家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开始，如果没有具备从事建设事业所需要的知识，就势难担负起新的工作任务。因而认真地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就成为目前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了。
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提高干部文化程度的工作，从来是给以极大关怀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就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全国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更以许多积极措施，——如设立工农速成中学、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以及干部业余文化学校等等，来加强对干部的文化教育工作，并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使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的文化都有很大提高。
列宁同样也十分重视理论学习。他说，中央监察委员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还要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组织他们所要致力的这一工作的理论，并且还要由老同志或由劳动组织高级研究院教授来领导他们作实践学习。”列宁特别补充说：“这绝对不是说，我所了解的‘学习’是指什么学校式的学习，或者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列宁所指的学习，是密切和实际相结合的，是服从于工作需要的：“把学习活动与职务活动结合起来是否适宜呢？我觉得不但适宜，而且应当这样。”
没有文化和理论而单凭热情是不能做好工作的。我们过去有不少同志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他们正如列宁所批评的那样，“总还过于想用热情和急性等等，来补偿（或者希图可以补偿）这种知识。”列宁指出，在这里，单单“用蛮干猛冲手段，或用奋勇坚毅精神，或用一般任何个人的优良品质，都是毫无成就的”。要真正学到一些东西，首先要反对自满：“最有害的，就是以为我们总懂得一点什么”。
只有遵守列宁对我们的告诫，不断地学习，并且“使我们这里的学科不致成为死板文字或时髦空谈，要使学科切实渗透到机体内部，完全并真正变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才能真正建立新的国家机关。
三
列宁在提出改善国家机关的任务时，也着重地提出了革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列宁在这篇论文中所指出的一些必须改革的作风，在我们许多人中间，不仅样样都有，而且还是相当严重的。
列宁指出在革命时代，在短期内就从沙皇政体进到了苏维埃制度，这种发展的速度，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可是，谁要真正头晕目眩起来，谁就不免陷入官僚主义的泥坑。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以来，其发展的速度也是飞快的，成就也是伟大的，可是如果自己已经头晕目眩起来，那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头晕目眩的官僚主义者，对于工作只有布置，没有检查；只满足于工作的表面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只追求数量多，不讲究质量好；总之，他们很容易被一些夸张的甚至是虚伪的现象所迷惑。因此，列宁提出警告说：“应当及时猛省，应当对那种突飞猛进的运动，对一切虚张声势的夸耀等等怀着必要的不信任态度，应当考虑到怎样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进行，而后来每秒钟都证明其不稳固、不坚牢和不可了解的前进步骤。”
列宁也指出了要革除那种空忙的作风。他说：“正因为是空忙，所以这种行动只使我们具有工作的外表，实际上却混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这种空忙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在我们许多人中间，是更普遍地存在着。空忙的人，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不分缓急轻重，只是盲目地行动，他们往往提出过多、过重的工作任务，以至使下面忙得“疲于奔命”。他们既不教人了解工作的任务，又不讲求工作的方法，只是要人“完成任务”。这种空忙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仅仅证明了自己是无用，不唯无益，或甚至有害。”因此，列宁认为“应当遵守这样的规则：多番计量，一次剪裁”。对于干部，应当“教他们学会工作方法，了解工作任务”。
此外，列宁还指出要革除那种腐败的、保守的作风。他说：“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最有趣的现象：一面是最伟大的向前跃进，但要实行极微小的变革时却胆怯得要命。”又说：“在我们这里……具有为任何他国所未有的勇敢精神，开创出最伟大的带全世界意义的土地革命，但同时对于某种极不重要的办公手续的改革，则缺少勇气”。这种惧怕实行极微小的改革的作风，在我们国家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墨守旧习，不愿接受先进经验；有时自己也明明看到旧办法已障碍了新的工作，但总是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因此，列宁指出，必须把我们对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一切关系方面的革命精神，也贯彻到对于某种极小的办公手续的改革上来。他说：“因为真正的大革命都是从旧东西，从整理旧东西的意向与力求新东西的极抽象意志这两者间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新东西应当新到这种程度，要使其中连一点旧东西都不能存在。”
四
列宁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当时俄国内外的形势。他肯定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支持下去”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东方、对中国在未来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所作的估计。三十年前，中国人民所处的境地，正像列宁在这篇论文中所说的一样：“整个东方若干万万被剥削得几乎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动人民，已被陷入到这样的境地，就是他们所有的体力与物力都决不能去与西欧任何一个要小得多的国家的体力、物力和武力作任何比拟。”可是，当中国人民还处在那种境地时，列宁就预见了中国人民必然要胜利。列宁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是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种情形。正是这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谋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关于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怀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了保证的。”
列宁的预见，已为三十年来的事变进程，为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所证明，今后也将被继续证明。现在，我们中国人民在取得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之后，正开始大规模的建设，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仅使东方更加革命化起来，而且使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建立了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在分析国内环境时，列宁再一次地指明了，必须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并以最大程度的努力来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强大的重工业，才能成为巩固苏维埃国家独立地位并加强其国防的坚固基础。因此，当时党的任务，就是要“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由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由依靠于破产农民国家的种种节省办法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努力寻求，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去，跨到巨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瓦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去。”三十年来，苏联人民遵照着列宁当时所指出的任务，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并开始进入共产主义了。列宁指出的这条道路，苏联人民所走过的这条道路，也正是中国人民所要走的道路。现在，我们国家正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我们每个人都应展开加倍紧张的工作，争取我们的国家早日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而在各种建设中，又必须经常遵守列宁的这句话：“我们应当使我们国家机关尽量节省。我们必须把国家机关中所有一切浪费现象的遗迹铲除干净。”
列宁最后所写的这篇论文，已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考验。三十年的考验，并没有丝毫磨损了它对我们今天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让我们学习列宁的遗教，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循着列宁所指示的道路，循着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前进吧！
第3版()
专栏：
“任人唯亲”
“爸爸！你在当中，这是大舅舅，这是二舅舅，这是三舅母，这是五姨夫，这是三表姑，这是小叔叔………唉，上次送我们很多火腿和茶叶的表叔怎么没有呢？”
“他是后来的。”
华君武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