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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别山找宝记
田秉山
编者按：田秉山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前是一个布店的学徒，一九五○年参加皖南干部学校，学习一个短时期后，分配到安徽省工业厅地质勘探队工作。这篇文章生动地叙述了他学习地质勘探工作的经过。
一、学本领
“资源勘探”这个名词，过去连听都很少听说过。可是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我走上了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去年四月，组织上决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想：就是一屁股坐在矿上，也不知道是矿呀！当时和我一起去某地勘探铁矿的几位同志，也没一个是内行。我们只好边做边学。
第一次工作中，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到深山里去探矿，组长要我画图，我爬了七天山，画了一张方圆二十里的地形图。现在再看那张图，简直可以把肚子笑痛。大山圈个大圈，小山画个小圈，就这还是经过六次修改才画成的。出去两个多月，每天东奔西跑，像石匠似的，见了石头就敲，搞回来一大堆标本，五颜六色，一百多种。往往把角闪石当成了铁矿，把金云母当成金矿，把白云母当成了银矿。
不懂、不会、就要学。我们只有小学程度，要学地质、学化学……，困难实在不少。什么元素、星云、地壳运动……，我们听的糊里糊涂。队长对我们说：“资源勘探，是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条件，我们如果不能发现和开发大量的地下宝藏，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同志们都要把学会本领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我们响应了这个号召，苦学苦练。
两个月以后，我们对地质和化学都懂了一些。什么火成岩、水成岩、变质岩、赤铁矿、辉铜矿都叫得出来了。
八月十九日，南京大学地质系萧枬森教授和南京大学四位同学会同我们队一起出发，到大别山去寻找祖国地下的宝藏。我们带上了罗盘仪、放大镜、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和各种仪器、工具，进了深山。八月二十七日，轮到我打前站，萧先生把地图指给我看，要我画下路线图，记下沿途岩石种类和岩脉的走向、倾向、倾角。第二天晚上向他报告。我心里发慌，想道：这个文章怎样做呢？
第二天晚上，和往常一样，大伙洗了澡，点上腊烛，萧先生要上课了。我以为他忘了，谁知他一张口就是：“田同志，你讲讲昨天的工作。”我心里一慌，取出标本，翻开小本子，还没讲，就急出了一头汗。讲完了，萧先生说：还不错。就是把俞家畈那条岩脉的走向弄错了，那是北偏东三十度，不是北偏西。另外，把闪长岩也误认为花岗石了。接着他又讲起造岩矿物……。
每天都是这样，白天干，晚上学，经过五十多天，同志们在地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一般都懂得了地质构造、折曲、断层、普通的岩石和矿物的鉴别，并且能使用仪器了。我也学会量走向、倾向、倾角了。
在我们队里，有的是原来在农村中做党的工作的，有的是刚从部队中转业的，文化程度最高的不过初中程度，像我，连小学都没念完，可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都开始学会了一些探矿的技能，参加了祖国的经济建设。
二、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地质勘探队进了大别山之后，每到一处，当地群众总是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本来，我们的样子也就让人奇怪：个个拿着锤子，背着石头，像个做什么的呢？老乡们都三三五五的谈论着：“这是干什么的？”“是丈河的吧！”“不是丈河，是修公路的，看他们手里拿着锤子。”有的说我们是架电话线的，甚至有人说我们是打铁的，做石匠的。经我们说明来意以后，他们就明白了：“啊！是毛主席派来找矿的。毛主席想的真周到，又是分地，又是修水库（指佛子岭水库），现在又要找矿了。没一件事不是为了咱人民。”只要我们一说是找矿的，群众都立刻表示欢迎：“同志，家里坐坐。”“喝碗水再走。”真是说不出的亲热。
当群众听说我们是进山找宝的以后，还纷纷来协助我们，形成群众性的报矿活动。在霍山县龙井冲区有个干部姓黄，他冒着雨到各乡找石头给我们看，问有没有矿。在舒城县晓天区，有位民兵看见我们带去的赤铁矿标本，他回头跑了三、四里路，搬了块五、六斤重的石头给我们，问：“是不是矿？”我们所到之处，群众对开发资源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说明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我们的队伍不只是少数几个人，而是祖国所有的人民。
三、我们在困难面前
地质勘探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相当“苦”的，可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我们忘记了“苦”，而且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中，进一步锻炼了我们。
全队同志中，除了刘队长、萧先生、老金同志和炊事员以外，其余的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特别是从部队里转业来的王金富同志，他刚放下枪杆，又抓起锤把参加了经济建设，干的分外起劲。打起标本来，他举起四磅重的锤子一打就是一百多下。手上总是血泡叠血泡，他还说：“不要紧，比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的困难要小得多。”从出发到回来，那把大锤始终没离开他的手。
有一次，南京大学的女同学李庆媛病倒了。如果停下不走，会影响工作；走吧，又正是农忙，找不到民工抬她。王金富、赵长庚、蒋炳行三个人一齐说：我们自己抬。萧先生还怕不行，大家都说：“行！行！”于是，冒着雨，把李庆媛同志抬过了拔海一千六百公尺的天柱山，路上要是一不小心滑倒了，掉到深山涧里就没命了。这天，大家都没穿过干衣服，太阳出来汗湿，下起雨来淋湿。到了住地，每人的肩上都起了馒头大的泡。可是没一个人吭声，好像没那回事一样。
又有一次，要翻越一座拔海一千二百公尺的马鬃岭。这山只有一条古路，据当地群众说，一九五○年剿匪部队走过一次，几年没人走过。三十五里以内无人烟，不要说吃饭，连喝水都成问题。为了工作，我们带上馍和水就上了山。我们所以有力量来征服工作和生活中的艰苦和困难，是由于美丽的祖国建设的远景在吸引着我们。
在我们的工作中，要是发现了矿，那股欢喜劲，简直没法形容。有一次，阿张发现了一块孔雀石，大家一研究，肯定附近一定有铜矿。接着，赵长庚就叫起来了：“快来呀！阿张看见铜矿了。”“在那里？在那里？”大伙都跑去了。又经过一番“搜索”，这边喊了起来：“我发现了，矿脉，北偏东十五度。”那边也叫了起来：“北偏东十五度，矿脉一条！”最后，四条矿脉，都被发现了。大家唱啊！跳啊！高兴啊！闹了一通之后，大家又兴奋地谈论起建矿以后的远景来了。有人主张修条铁路接连京汉路，有人主张修轻便铁路到长江边。一个人一个主张，甚至什么地方盖厂房，什么地方安装炼炉，宿舍盖在那里，俱乐部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计划好了。这些话是空的吗？不！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些美妙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在那些漫坡荒草和高山大岭中，将来，不久的将来就会矗立起崭新的雄伟的厂房，巨大的烟囱在冒着滚滚的白烟，火车隆隆的奔驰……。
我们能够战胜困难，还因为我们队里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给我们作了榜样。我们的队长刘克钧和景补成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从来都是工作在前，休息在后。爬山过河，他们走在前面，标本打的多了，他们抢着扛；可是轮到吃饭睡觉，总是先让我们。不管怎么苦，他们从没有怨言。有时候，同志们情绪低落，他们就耐心地说服教育。并且时常讲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道理来鼓舞我们的热情。
我们能够顺利地克服了一切困难，还因为我们能够紧密团结，互相帮助。不管是来自城市、农村、工厂或者军队，在这个建设前哨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萧先生一直是诚恳热情地教我们；有了困难，大家总是互相帮助。
× × ×
大别山的勘探工作已经胜利结束了，我们就要接受新的任务了。但是在大别山工作的这一段日子，是使我难以忘记的。这不仅因为我在那里学会了地质学的一些知识，主要是在那里我为祖国建设事业做了一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个，我感到高兴，但我绝不骄傲，我将继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更好地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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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建筑工程局设计公司浪费设计力量
提高设计工作效率，争取迅速地做出设计图样，是当前华东地区基本建设工作中争取按时开工，克服窝工危险的决定性环节之一。但到现在为止，华东建筑工程局设计公司的设计力量却在十分严重地浪费着。一九五二年，该公司每月平均可以完成技术设计七万五千平方公尺，今年增加了一批设计人员，计划每月可以完成十万平方公尺的设计。但实际上该公司今年一、二两个月仅完成四千八百平方公尺，还不到设计能力的四十分之一。
这种浪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由于委托设计单位变动计划，大量的设计作废了。该公司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共做了三十七万平方公尺的技术设计；到二月下旬，委托单位变动了计划，只剩下了十四万四千平方公尺，其余的设计都白作了。这十四万四千平方公尺的设计工程中有十三件工程是前东北工业部委托设计的，也是一变再变，到今年三月，这十三件工程又削减到只剩下两件。这两件工程中，又有一件因最近发现基地与市政建设计划冲突而搁了浅，结果到今天只剩下了一件。这十三件工程是从去年八月十四日就开始设计的，设计公司曾数次派了专人去东北作草图设计，公司内部也动员了很大力量，现在全部白费了。据统计，仅技术设计就浪费了九千三百七十三个工作小时。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该公司文教设计室五十六个工作人员在一、二月份中做的工作，也是因为计划变动，全部无效，文教设计室技术员章公孚来公司五个月，设计了四件工程，都因计划变更而未用。这种情况使得设计公司的工作人员生产情绪普遍低落，对工作丧失信心，他们说：“我今天辛辛苦苦画出的图，也许明天就要丢到纸篓里。”
二、由于委托设计单位计划不周，造成了严重的返工。例如海军某部去年委托设计办公大楼、宿舍等工程，总体布置、钻探工作全部做好后，该部突然提出要扩展地皮，有的地基要更动，这样就只好重新排列地盘图，重新钻探。俟设计完成后，该部又提出要增添托儿所。在设计托儿所过程中又连续改变了四次。最近，这项工程的施工详图已全部完成了，该部竟又提出要缩小建筑范围，结果全部设计又要重新来过。又如空军某部委托设计的医院工程，原来决定是二百个床位，后来又提出增加五十个床位，待初步设计完成后，又提出要改为三百个床位，把设计又全部打乱了。去年该公司由于这种返工，曾招致了很大损失，半年中作了二百十四件初步设计，有六十九件因为这个原因全部作废，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力量。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年的设计返工可能更严重。
三、由于设计的根据不足，使设计人员空等着不能动手设计。这大都是由于委托单位在备制基本建设计划时准备不充分，有的是基本建设预算与建筑要求不符合；有的是设计资料不全；有的甚至还没有基地就拿来设计。上海总工会今年二月委托设计八项文教与劳保事业方面的建筑工程，投资与建筑要求有很大距离，如其中干部学校工程，投资是七十五亿元，可是按照他们的建筑要求，即使以上海最低的造价来计算，也要一百四十亿元，几乎相差一倍。这件工程一直拖到现在仍未解决，负责这一工程的设计人员也只好等着。又如上海医学院的实验馆、教室等工程，建筑基地还没有确定就委托设计，现在做好了初步设计，却不知摆到那里，也只好搁了下来。
造成以上设计力量严重浪费的原因，除了有些是上级领导机关改变计划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委托单位单纯依赖设计部门，没有树立起“共同努力做好基本建设”的积极合作态度。同时，设计公司也缺乏主动帮助委托单位搜集设计资料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彼此相互依赖，相互等待，终至使工作遭到损失。现在，设计公司已开始注意克服这方面的缺点，例如上海医学院的工程设计资料不全，公司就派了两个人到建筑单位去召开座谈会，搜集资料，共同研究，对加速设计工作起了一些作用。但是，现在该公司设计力量严重浪费的总情况仍未能改变，需要华东区基本建设的领导部门注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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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西铁工厂盲目扩大生产计划造成恶果
辽西省地方国营辽西铁工厂领导干部好大喜功，不切实调查实际需要，不计算主观能力，又不发动职工群众，即盲目地制订了一九五三年的全年生产计划。现在大部产品的销路和一、二两月的生产任务都已落空。
该厂于一九五二年末与辽西、热河两省签订合同，承制两千台水车，规定于今年四月五日前按月分期交货，以满足两省农民抗旱的需要。签订合同之后，该厂又“听说”辽西省水利局要订两千台水车，工业器材公司也要订一万台，于是，也没有去了解是否真实，就确定一九五三年全年生产水车一万四千台。该厂当时的设备和人力都不能完成这样大的任务；但该厂厂长杨济民认为：国家已经进入大规模建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于是他就制订了一个大于现有固定资产总值百分之十八点五的增加各项设备的基本建设计划，报到省政府工业厅。随后又派人到常年生产水车的山西机械厂去参观，机械地把山西机械厂的经验搬来，再根据本厂生产效率最高时期每台水车耗用工时数，就把一九五二年制造一台水车需三十七个工时的定额改为二十三个工时。依照这个定额就把一九五三年计划初步编制了出来，在一九五二年末奖励模范大会上向全体职工宣布，并提出“反对保守”的口号，要职工讨论。职工怕领导上说自己“保守”，就一声雷地通过了这一计划，并表示了“态度”。如第二车间工人李宗衍上台说：“保证完成生产计划，我们车间的机器由一分钟三百转保证提高到一千三百转。”但是怎样提高，却没有具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就心满意足地认为没有问题了，就把计划肯定下来，报到工业厅。省府工业厅计划科科长盲目地认为这个计划很“先进”，只在电话中问该厂厂长杨济民“能否完成”，听杨济民说：“能！”就把计划批准了。现在事实说明了这个计划的盲目性：省工业器材公司实际只订五百台水车，全年生产任务规定要生产的水车就有九千五百台没有销路。
由于计划是盲目制订出来的，各项指标都缺乏确切的根据，结果按现有能力可以完成的部分也没有完成。如工时定额指标是按照去年红五月竞赛时达到的数字推算的，工人讲：“那时的生产像一阵风，劲挺猛，产品质量却很坏，现在的废品都比那时的一等品强。”可见这个根据极不可靠，所以今年的实际工时定额仍然比去年高，机器每分钟仍然是三百转。该厂过去煨水车练子环用手工，既慢又累，工人就利用旧洋钉机改装成煨环机，改完亦未研究是否成功，领导上就定出了十二个人每天煨一万个环的定额。今年正式生产时发现，煨的环大小不一，不成型，与练子轮不吻合，又改用手工，十二个人每天只煨出三千六百个。
到了二月十五日，厂长杨济民看到生产计划落空，生产任务紧迫，有些沉不住气，才召集全厂工人重新讨论第一季度生产计划。这时工人提出了“电力不足、机器不足、人力不足、厂房不足”四大困难，厂长无法解决，上下失去了信心，全厂陷于混乱。省工业厅，赶忙由四平及市内机械厂给他们调机器，组织外厂加工部件；请求电业局增拨电力，将二班生产改为三班生产。厂内的行政干部也下到车间参加生产，人事股长、保卫股长也帮助煨练子。由于任务紧迫，放松了保安教育，事故随之发生，已有一个工人被机器剁去了大拇指。现在厂内忙乱一团，正加紧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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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
挖掘生产潜在力开展春耕生产
山东省莒县爱国村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发扬民主，挖掘生产潜在力，开展春耕生产。
今年春节前后，在中共爱国村支部领导下，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受了一次深刻的关于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的教育，认识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接着，召开社员大会，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吕鸿宾代表社务委员会作了检讨，表示今后一定要改进领导作风，及时研究和采纳大家的意见。社员们对账目公布不及时、学习委员不很好领导大家学习等缺点，一面提出批评，一面提出许多改进的建议。会上，改选了社务委员会，决定加强对各生产队的领导。
随后，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讨论了应当怎样增产的问题。社员杨成齐说：“今年咱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咱社里也得多加把劲，多打些粮食支援抗美援朝和工业建设。”全社认真挖掘生产潜在力，修订了一九五三年爱国增产计划。由于在同样耕作、施肥的条件下，玉米比穇子每亩能多收三百七十斤，原计划种三十亩穇子已改为“金皇后”玉米。原计划种紫穗槐（绿肥作物）的一亩地也改种粮食作物，把紫穗槐种在汪崖地边上。根据全社土地的地力、肥力、水力和技术管理等条件，各种作物的每亩棵数都作了修正，实行合理密植。玉米每亩种二千棵改为二千三百棵，谷子每亩种二万一千棵改为三万棵，高粱每亩种三千二百棵改为四千九百棵。其他积肥、改进耕作技术等，也都有一些修改。这样，比原计划估计能多增产粮食三万五千斤。与修订增产计划同时，他们还决定让五个社员到学校和训练班去学习农业技术和会计工作。
现在，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春耕生产的劲头更足了。社内的一千四百车粪已运到村外粪场里，由妇女开始捣粪。各种作物的优良品种已准备好五千六百八十八斤。全社三百五十亩小麦用脚踏和用碌?砘压的保墒工作已快完成。打井和盖猪栏用的二百车石头，也已运到事前确定的地点，马上就要动工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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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贸易公司业务员李万松
用椿麻绳代铁皮打棉花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富
湖北省国营贸易公司业务员李万松，试验用椿麻绳代替铁皮打棉花包成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富，因此他荣获了湖北省国营贸易系统一等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这一新创造现已在湖北的沙市、河南的洛阳等地推广。
椿麻是湖北省一种滞销的土产品，一九五二年以来，共生产了六百多万斤，无法推销，而打棉花包用的铁皮却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去年冬季，湖北省国营贸易系统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李万松就积极想办法为椿麻找销路，他奔走了一个多月，还是不能给椿麻找到销路。但是李万松并没有灰心，他终于想出了用椿麻加工成绳代替铁皮打棉花包的办法。为了考验麻绳的性能，中国花纱布公司中南区公司曾把椿麻绳打成的棉花包从三层楼上丢下来，结果棉花包还是好好的，打棉花包的麻绳并没有折断。以后，中国花纱布公司中南区公司又把这些棉花包从武汉运到上海、广州、重庆、九江等地，经过长距离的调拨，椿麻绳打成的棉花包仍然和铁皮打成的棉花包一样坚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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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本关己，仍然挂起
赵志方 作
据读者荣昌、文滔来信说：一九五一年由满洲里运往关内的一车皮（棚车）花布，行至东北齐齐哈尔局所属江桥至大兴间突然失火，花布全部烧毁。但一直到目前还不知货主是谁。华北仓库调整委员会办公室为弄清这一损失约二十余亿元而时隔一年多竟无人追究的严重忽视国家资财的事件，在今年一月分别向天津铁路管理局和齐齐哈尔铁路局查问货主。齐齐哈尔铁路局的答复是：“该项损失已逾一年，路局已不负赔偿责任。”天津铁路管理局商务处却说：“因为不知道这车花布的发往站是否为天津铁路管理局所属，不便向齐齐哈尔局查询。”我们认为：对这种严重损害国家资财的事件，无论齐齐哈尔铁路局或天津铁路管理局，都有查明事实真相的责任，不应该坐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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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盲目推广烤烟的检讨
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
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关于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盲目发动农民大量种烟，造成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的批评，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盲目发动群众扩大种烟面积，烤烟成本高，质量低，不能及时售出，这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使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一错误的发生，说明了我们农林厅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为什么会产生盲目推广烤烟的错误呢？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缺乏整体观念，没有严格地服从国家生产计划，没有遵守以销定产的原则，而片面地希望增加农民群众的收入。一九五一年，为了解决山区人民生活困难，认为种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便选择易县、怀柔、阜平、密云等四个县，推广烤烟一万五千亩。经烟农计算收益，比种一般粮食作物多收入三分之一。我们没有接受一九五一年由于烤烟质量低、成本高以致中国土产公司在收购烤烟时亏损三十三亿元的教训，就在一九五二年在行唐、曲阳、涞水、三河、蓟县、昌平、平谷七个县推广烤烟四万二千亩。但对扩大生产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却没有积极地设法加以解决。去年七月五日接到华北行政委员会转来中国土产公司建议缩小烟田面积的通知，当时烟田已经移栽定苗，错误已经形成了。
其次是在盲目种烟的错误已经形成以后，没有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烟农加强技术指导，使烤烟质量达到国家要求的规格。一九五二年烤烟的质量虽比一九五一年为高，但烤烟分级问题没有解决，因之不合出口标准，这就大大影响了销路。同时在工作上，我们只注意了育苗移栽、盖烤烟房、训练烤烟技术人员，对推广先进经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降低成本等主要问题注意不够，因此，烤烟投资大、成本高，在烟价降低后，群众受到更大损失。
第三、我们缺乏对群众负责到底的精神。对烤烟销路问题，没有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关键，加以解决。对群众来信采取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态度。特别是在销路发生严重困难以后，思想上曾一度混乱，错误地解雇了一部分烤烟工人，不打算再种下去。由盲目提倡转为放弃领导，对烟农因种烟所投入的大量资金置于不顾，不是以积极的态度纠正错误，实行计划种植，以弥补因盲目种植所造成的损失。
为了改正错误，减小群众损失，我们正组织力量，结合有关部门，在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解决收购问题，本着省内生产烟叶尽量供给省内烟厂需用的原则，按期进行收购，并贯彻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密切与工业部门、收购部门的联系，在省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根据上级的要求，现在正在制定一九五三年生产计划，并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继续深入检查我们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错误，彻底改变盲目从事及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思想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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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
——建设鞍山的人们之五
本报记者 陆灏
“你们生在这个时候，真是太幸福了。”最近以来，侯晋康已经不止一次地对年青的工程技术人员们这样说。
他个子不高，从不讲究修饰自己的胡子，身上总是穿着那套积了很多油垢和尘土的棉制服。陌生人乍一看，谁也想不到他就是我们大型工地的一位能干的工程师，他曾经参加过有名的哈尔滨亚麻厂的建设工作，在工程界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
每逢侯晋康说这句话的时候，年青的工程技术人员们也总要充满了热情不约而同地回答他说：“你自己也是多么幸福啊！”
对于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幸福意味着什么，在这几个月里，大家是越来越体会得深刻了。
现在，青年技术人员们正在已经完工的混凝土基础上快乐地奔忙，他们有的几个月以前还是大学生，现在很像老练的工程技术人员了。
混凝土工程圆满完工对负责基础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说来，正像母亲对待自己初生的婴儿那样充满了高尚的关切和欣喜的情感。基础上，巨型的吊车在彻夜不停地把数十吨重的轧钢机部件运送过来，那些漆成蓝色的、灰色的、有的闪烁着金光的世界上第一流的自动化机器正在安装起来。侯晋康看到这种情形，他就常常触景生情，自然地回想到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的那种境况：在那些阴暗悲惨的日子里，生活熬煎着人的全部的精力，夫妇两人住在一间木板房里，晚上睡觉要带着皮帽子才能抵御冬季的寒冷，一个人挣的薪金够付房租，另一个人的薪金只能啃干面饼，喝开水，就算是不错的光景了。工作和生活是一样地冷酷，大工程当然是日本人干，他们只能轮到盖些小小的住房，做起工作来孤孤零零，到处没有一个亲人，在老工程人员身边跟来跟去，总想要学到一点东西，但往往到了紧要关头，人家就支支吾吾不说什么了。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这一切变化，侯晋康当然都是很有感触的，而最近以来，尤其使他感触深的，就是他和青年技术人员之间在短短的时间中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亲切温暖的友情；这种友情，越来越使他觉得好像是尽了一种责任似地感到幸福。
这种感觉，说起来，侯晋康倒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侯晋康虽然是一位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工程师，但担负大型工地这样庞大的工程施工却还是毕生以来第一次。当工程开始的时候，他的心里有着很多忧虑，譬如，中心线过去都是按公分计算的，现在是要以公厘为单位计算，既没有精确的仪器，又没有这样高明的人材，要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就很缺乏信心。单单二工段所担负的混凝土工程量，就有一万五千立方公尺，这些混凝土要一千二百个火车皮才能装得下，一个基础需要的钢筋就有三百吨，这些大工程，当时吓得有些技术人员不敢动手，他自己的心也扑通扑通，感到实在没有把握。所以当他看到段上有些年青的技术人员对于工作所表示的那种十足的信心时，他简直为他们有些担忧，作为一个段主任，他当然不能给大家泼冷水，但他有时候，总还是怀着善意提醒大家说：“光凭热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九五二年的八月，有一批大学生被分配到第二工段来工作，其中有个叫洪高山的，他是北京铁道学院建筑系毕业的学生。侯晋康凭着自己的经验，觉得刚从学校里出来的人往往不愿意干具体工作，而吃紧的工作又干不了。一句话，他对于我们的年青人，有着一种旧看法。
洪高山和他的同学们在初到现场的时候，当然并不是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有一些人刚到鞍山，他们看到宏伟的高炉和浩大的建筑的时候，兴奋得黑夜也睡不着，连说：“啊！祖国真伟大！祖国真伟大！”但临到自己一天到晚紧张得气也喘不过来，没有星期日，没有娱乐，吃饭要排队买票，上下班要走七、八公里，爱人也不在身边，一天到晚要和砂子、石头、钢筋打交道，他们有的就觉得钢铁城市虽然不错，但自己的生活太枯燥无味了；有的觉得这样忙下去，个人的成绩看不见，能忙出个什么名堂来。洪高山想：我上过四年大学，我和工人们在一起，到底是谁应该向谁学呢？洪高山在离开北京之前，他和他的爱人在区人民政府办了结婚登记的手续，本来是想到鞍山来结婚的，他们也听说在鞍山生活是舒适的，两人一座房，晚上睡钢丝床；但到了鞍山，鞍山因为人口激增，正闹着严重的房荒，根本就不可能寻到一间房子。开头，他的爱人还转不过弯儿来，问他：“咱们难道不应该有个家吗？”洪高山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我们不是来度蜜月的，我们是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后来，当他们看到很多工人们晚上睡在席棚里，而工作起来，都像拚命一样，他们的认识就完全一致了。他看到混凝土工人在浇灌最紧张的时候，一刻也不能停止工作，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手拿着钎子捣固，一手拿着馒头。有些绑钢筋的工人在基础里工作，因为灯光不足，基础里散发着一种黯红色的灯光，时间久一些，人们的眼睛就发花，看不清，一面落着眼泪，一面手里仍是不停地进行着工作。现场上的这种紧张情形，对于刚出校门的年青人来说，是一次很实际的教育，它使大家更加懂得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就像参加一场严重的战斗，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
幸福，对于我们说来，最主要的就是忘我地工作。再没有比忘我地工作给予人的幸福更使人回味无穷的了。在十一号基础施工的时候，管道、钢筋、固定架都已弄好，要在这个基础边上补钉防水层。这地方，密密层层的钢筋像个铁笼子，空人都很难钻进去，钉防水层的铁锤只能在几公寸的范围里活动。有的人看了，摇摇头，说这太难弄了。洪高山一看，他说：“可以干！”他脱了棉袄，第一个钻了下去，跟着很多人都下去了。他在钢筋层里，爬上爬下，常常身上的汗水和泥土粘在一起，有时候，爬得头昏，两眼通红，面前黑糊糊，实在爬不动了，就伏在钢筋上，闭一会眼睛，歇一会儿再爬。特别是那基础底下，阴暗、潮湿，人站也不能，蹲也不能。终于经过几昼夜的功夫，洪高山一直和工人们在一起，完成了这个工作。
七、八月份都没有完成任务的第二工段，由于全体同志的努力，由于像洪高山同志一样忘我地工作，九月份的工程任务胜利地完成了。
这事情很出于段主任侯晋康的意料之外，譬如他开头怕年青人吃不了苦，实际上这些年青人所表现的是，那里工作繁重，他们就到那里去。他自己大学毕业初上现场，是两只手往背后一放，像个检察官，而这些年青人，穿上工作服，一到现场就往基础里钻，工作起来，吃饭睡觉都没有心思。年青人的热情很使侯晋康吃惊，他发现自己用旧眼光，用十几年以前看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些年青人，是不实际的。十月份开始工作以后，由于天气转冷，工地主任要追加两千到三千立方公尺基础的任务，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答应。工地主任的眼睛常常看着侯晋康，好像说：“老侯，你怎么样？”侯晋康想起他背后站着那么多新的年青人，他断然地把这个任务全部答应了下来。工地主任问他：“有信心吗？”他笑着说：“二十五号可以保证完成。”
就在这个时候，侯晋康才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如果再不快快地赶上去，就很有落后的危险。十月以后的侯晋康，就再不叹气和忧虑了。十一号基础的混凝土浇灌工程开始，正逢上冬季施工，基础上要铺楼板，要搭暖棚，基础底下，要安装暖气。这个基础需要的混凝土，要装二百四十个火车皮，这样大量的混凝土，要工人轮班，一分钟也不停止地捣固。作为一个工段主任，他白天黑夜都不能离开现场，困了，就在基础上的临时指挥所里打一回盹，那紧张的情形，真像打仗一样。在那工程施工的前夕，侯晋康的妻子忽然得了重病，人事不省，家里面只有两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两岁，一天到晚，饭吃不上，衣服没有人换，病人的吃药喝水，也没有人照管，不幸的零乱的家庭生活，在侯晋康的心里引起了无限的焦虑，但是他在工地上，一步也不离开现场，埋头坚持工作。后来，领导上帮助他安置了他的妻子和小孩以后，他就干脆住在工地不回家了。
庞大的工程顺利地进行，使侯晋康对青年技术人员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现在再也不感觉大学生是“累赘”了，在工作中，他看到年青的人们是那样独立的担负着艰巨的工程，成为他的得力的助手，他变得对青年技术人员们充满了热情和信赖，并在工作中切实地关怀和帮助他们。为了把他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给这些年青人，他和洪高山及另外三位见习技术员之间，最近还订立了师徒合同。每一个礼拜，在工作之后，他给他们讲三次课，每次课，他认真地写讲课提纲，从亚麻厂的设计讲起，一直讲到大型工地的测量和施工，他现在晚上睡不着，就常常想：怎样才能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东西早一点教给大家，怎样才能帮助大家提高技术水平，适应祖国建设的需要。他有时候对有些问题弄不清楚，就去向总工程师请教，去向苏联专家请教，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
不久之前，他知道了洪高山虽然早已登记结婚，但一直没有房子住，于是，他把自己所住的房间腾出一间来，让给洪高山住。在洪高山搬去的那一天，他特别回去亲自帮他们打扫房间，像欢迎自己的兄弟一样。祖国的建设推动着侯晋康和洪高山共同前进，他们现在不但是成了亲近的同事和师生，而且变成最好的朋友和邻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