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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在工矿企业中贯彻婚姻法
——三月二十一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词
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赖若愚
为了贯彻婚姻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经分别发出了专门指示，中共中央并且发出了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这是一件大事情。各级工会干部必须重视这个工作，在当地中共党委和各级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积极地进行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工作。
宣传贯彻婚姻法，是对于几千年来遗留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进行一次大扫除。这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国人民内部的一项伟大的改革，是要在婚姻关系方面树立新思想、新制度和新风气。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在工人、职员甚至工会干部中间，也有许多由于封建残余思想而产生的夫妻不和、家庭不和的现象；许多青年男女工人正当的社交和恋爱，还得不到支持，相反地甚至遭受打击、讽刺；另外还有一些青年工人对自己的婚姻问题采取轻率的态度等等。这些情形都妨碍着工人群众发挥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我们在贯彻婚姻法运动当中，正是要普遍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干部和职工群众在思想上划清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这样做是有利于生产的。
为什么说宣传贯彻婚姻法有利于生产呢？同志们要知道：通过婚姻法的宣传，在工人职员群众当中清除封建残余思想，树立正确的婚姻观点，就是进一步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觉悟程度；正确地处理工人职员群众的婚姻问题，就是增进工人职员的幸福。这都是有利于生产的。工人和职员一方面在厂矿企业当中过着集体劳动的生活，一方面也过着家庭生活。如果家庭生活愉快，职工的生产情绪就可能得到鼓舞，职工的进步就可能得到巩固。相反的，如果家庭生活不愉快，经常发生纠纷，就可能严重地影响职工的生产情绪，分散生产精力。贯彻婚姻法就是为了工人职员都能够过着愉快的家庭生活，为了工人职员愉快地进行生产工作。
当然，在工矿企业当中，生产是经常的中心工作，工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生产为中心，服从于生产的利益，这是一条不能变更的最基本的原则。在工矿企业当中宣传婚姻法，同样要服从于这一条原则；这个工作应该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来进行。
宣传婚姻法并不一定要耽误生产。会不会耽误生产，这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如果业余时间安排得恰当，如果和工矿内部各部门配合得好，如果准备工作做得充分，那末，在工矿企业当中宣传婚姻法，是完全可以不妨碍生产的。北京门头沟城子矿宣传婚姻法典型试验工作当中，结合着评选模范和召开党、团会议，进行了婚姻法的宣传，完全没有影响生产，相反却鼓舞了工人和职员的生产情绪。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我们不仅要在工人职员群众当中深入进行婚姻法的宣传，还要在职工家属群众当中进行普遍的宣传。只有在工人职员群众和职工家属群众当中清除了封建残余思想，“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它不仅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要起带头作用，而且在贯彻执行政府的法令上，在改变旧社会遗留下的封建恶习上，也都应该起带头作用。工人阶级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应该是最模范最先进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事实上，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在工人和职员当中已经出现了不少。我们要求建立得越多越好。
我们在广大工人、职员和职工家属群众当中宣传婚姻法，要使所有职工的家庭，都能变成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家庭。今天还有些不够民主和睦的，也要经过贯彻婚姻法的宣传而逐步变成民主和睦的家庭。当然，真正是关系恶劣，没法改善，没法再共同生活下去的夫妇，我们也赞成他们离婚。因为只有这样，对工人和职员群众的生活才有利，对生产才有利。
总起来说，清除封建残余思想，改善职工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建立民主和睦的新家庭，使它有利于生产建设，有利于社会进步，这就是我们在工矿企业当中宣传婚姻法的基本要求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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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领导乡干部进行婚姻法学习和检查
汤铁整理
训练干部，搞通他们的思想，是贯彻婚姻法运动成败的关键。福建省闽侯县枕峰、兰圃等乡重点试验工作中，对于解决乡干部思想问题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也获得了一些经验。
一般乡干部的思想情况
婚姻法颁布两年多来，枕峰、兰圃两乡的乡干部，绝大部分没有受过认真的、系统的教育。乡主要干部过去虽曾在区扩大干部会上听过几次关于婚姻法的讲话，但都不是专门报告。个别乡干部在县的代表会或训练班中学习过婚姻法，但因为过去讲的、学的都不够明确，不够全面，并没有解决多少思想问题。加上乡干部本身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因此，他们对婚姻法的错误看法还是严重的。有的认为离婚自由就是“随便离婚”；有的说“婚姻法二十七条，二十六条半是保护妇女”；也有的说：“婚姻法把妇女提得太高，女人会爬到男人头上来！”
据这两个乡的材料分析，一般干部对婚姻法的认识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起初，只知道有婚姻法，不知道内容是什么；那时候婚姻法是婚姻法，老习惯还是老习惯。以后，群众中出现了新式婚姻，一些青年男女按照婚姻法办事，向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时，乡干部往往看不惯，因此就以“作风不正派”、“思想不正确”或借口“群众反映不好”等，公开干涉婚姻自由。后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政府处理了几件干部干涉婚姻自由的案件之后，乡干部对贯彻婚姻法就抱消极应付态度。他们普遍反映：“婚姻法真厉害，搞不好就要坐牢！”从上面思想发展情况看来，乡干部对婚姻法所以有各种错误认识，主要一个问题就是不懂得婚姻法，因此也就产生了怕负责任的情绪。乡干部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又不懂婚姻法，所以还是少管为妙，不管最好！”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不管，因为乡干部本身存在封建思想，他们常常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如闽侯十四区某乡有一对青年男女自由结婚，要求乡干部支持，乡干部一面假意表示赞同，一面布置群众反对，说是“我们同意，群众反对，没办法！”形成变相的干涉婚姻自由。
这次省里的工作组下乡时，乡干部一般都抱着怕麻烦、怀疑观望或消极对抗态度，尤其怕检查过去执行情况，而不主动反映情况。很多乡干部谈远不谈近，谈别人不谈自己，强调困难，没有信心。
学习婚姻法，划清思想界限
根据上述情况，澄清思想、稳定情绪、全面地讲解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政策，是首要的步骤。工作组首先召开了扩大干部会，采取动员报告方式，由浅入深，从远到近，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把婚姻法的基本精神以及这次运动的性质、方针、政策和目的交代清楚。通过新旧婚姻制度的对比，针对干部中对婚姻法的各种错误认识加以分析批判，使干部初步了解婚姻法主张什么，废除什么，生动地把两种说法，两种做法，两种结果摆在干部面前，帮助干部在思想上分清是非，辨明利害。
在组织干部讨论这个报告时，注意帮助干部联系实际，进一步划清新旧思想界限。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工作。根据这两个乡的工作经验，乡干部听过报告后，还认为婚姻法是“半好半不好”：好的是婚姻自由不要花钱；不好的是农民穷、没时间、不漂亮，找不到对象。因此，就要引导他们讨论，认识今天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最光荣的；今天找对象的条件跟旧社会不同；而且今天有互助组、合作社、文化学习班等，男女交往接触的机会多，在劳动中、学习中找对象完全有可能。相反的，在旧社会里，“男女授受不亲”、“凭媒说合”、“三财六礼”，很多农民因为出不起彩礼，一辈子打单身。解决了上述问题以后，有的人就提出“男多女少”的问题，认为找对象还是困难，这时就要引导他们找根源：过去重男轻女溺婴多，加上寡妇不准改嫁，同姓不准结婚，水陆不准通婚，以及地主阶级一夫多妻，归根结底还是封建婚姻制度害了人。
在这些问题解决后，有的乡干部又觉得婚姻法要使男女老少都拥护是很难做到的。这样就要从封建婚姻制度“三从四德”以及“父权”、“夫权”等宗法思想统治妇女这一方面展开讨论，使干部认识到旧婚姻制度是服从于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利益的，妇女被压迫，劳动力受到了很大的束缚。而婚姻法主张男女平等，家庭民主和睦，尊婆爱媳，团结生产，是服从于劳动人民发展生产的利益的，只要贯彻得好，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会拥护的。在干部思想中，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结合的旧式家庭，打骂吵架是常事，该怎么处理呢？是不是都要他们离婚呢？必须肯定答复：不，不应该这样做。一般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应当帮助他们改善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使他们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只有夫妻关系实在恶劣，不能再共同生活下去，或者妇女受到非人的虐待，由当事人提出离婚要求，并经调解无效的才允许离婚，而且要给被压迫、被虐待的妇女撑腰。
怎样进行自我检查
经过上面一个阶段学习以后，乡干部对婚姻法是有了比较明确的全面的认识，但是怕检查的思想顾虑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深入地进行动员，说明这次运动必须坚持教育方针，说明干部进行检查的目的是在于进一步提高对婚姻法的认识，分清是非，提高觉悟，对一般的错误和缺点，不过分追究责任，而要求在今后能够结合中心工作，正确地、经常地贯彻婚姻法。而且要说明检查的范围只限于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中所规定的四点，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在干部思想准备成熟之后，便可以开始自我检查。在检查中先要启发大家大胆暴露，然后对照婚姻法精神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可帮助分析提高，使干部能够透彻解决问题。闽侯县枕峰等乡经验证明：只要讲清道理，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检查，干部是乐于接受，并且检查得也比较深入彻底的。如枕峰乡干部检查自己干涉寡妇婚姻自由，把一对夫妻扣押一夜，还送到区上去处理，被区上批评之后还想不通，不久又干涉一对同姓（五代以外）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开群众会斗争他俩，还开除了女方团籍，撤销她妇女代表会主任的职务，他们通过这事实深入地批判了自己的封建思想之后说：“这都是封建思想在作怪和不懂得婚姻法的缘故，要是不检查，犯了法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在检查中也必须注意发现乡干部过去在执行婚姻法方面好的事例，及时加以表扬，以启发干部的积极性。根据枕峰乡的检查，有些干部执行婚姻法好的原因有三个：一、干部自己身受封建婚姻制度的痛苦，觉悟较高。二、在县、区学习过婚姻法，对婚姻法的精神比较了解。三、能够走群众路线，耐心说服教育群众。在检查出好的例子后，除了在干部会上表扬之外，还可以通过群众讨论，评做模范干部，以树立榜样，提高干部的工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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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反对假报道
假报告出现在报纸上就是假报道。这种假报道，虽是由于某些工作干部、通讯员和记者夸大工作成绩或“无中生有”地捏造工作成绩而来的，但它所以能在报纸上出现，也反映这些编辑部存在着很大的缺点。
据近一年多来对各地报纸的检查，绝大多数报纸都已在基本上保证报道的真实性，但仍有少数报纸的某些报道表现了严重的失实现象。仅以对假劳动模范的报道为例，除河南日报、福建日报、新湖南报、重庆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先后报道过假丰产模范文香兰、林求姆、高佑贤、向长顺、许桂荣外，广西日报、安徽日报、黑龙江日报、东北日报、河北日报等报也曾对某些假劳动模范作过盲目的报道。在这些假报道中，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经过工作干部一手制造、领导机关批准、报纸盲目传播的。例如去年二月十三日、五月十六日、七月十七日的湖北日报曾连续地表扬过该省新洲县朱衖村假“棉花丰产模范”孙少清，他并获得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一九五一年度农业丰产模范的奖励。但这个“模范”在实际上却是该省农林厅干部胡相力一手制造出来的。他把孙少清的棉田一亩三分假报为一亩一分，把四百多斤籽棉的产量提高为六百七十六斤，并把曲耀离的植棉经验作为孙少清的经验。又如，广西日报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突出地宣传过全县乐家湾乡“劳动模范”唐继懿“每亩平均产稻谷一千零十一斤的新纪录”，并介绍了他的假“丰产经验”。这个假模范同样是由该省农林厅干部蒙子正凭空估计出来的。蒙子正只听了小学教员唐继任的吹嘘，就到唐继懿家用秤称了一大箩筐谷子，便作出“每亩产谷一千零一十一斤”的结论，报告到桂林专署，被评为“劳动模范”。第二种是，假模范自己捏造丰产成绩，干部
（或记者）帮助作假，报纸当典型宣传的。例如，安徽日报今年一月三十日曾突出地宣传了中共怀宁县黄龙区委书记于天明领导农业丰产的方法，并写了社论。但据曾和于天明一起工作（最近才调至省级机关）过的陈长友等七人来信揭发，于天明的“客里空”作风是一贯的。这里只举几个最典型的例子。于天明同志还没有发动群众挖井，就写了“在丘陵地带十天打了三百七十几口井”的稿子，并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他怕群众反映和上级检查，就着农民在小河两岸连夜挖了一部分井，以掩饰其虚报的劣迹；在互助合作上，全区十个乡只有五个长年组，该报记者鲁扬、路华却把它夸大为三百零一个。于天明的领导方法很多是欺骗的方法，安徽日报却把他当作典型大加表扬。第三种是，记者、通讯员无中生有，假造出来的。例如，黑龙江日报去年八月九日、二十二日先后发表的马庆福、李坤农业生产合作社大片小麦丰收的报道，就是该报通讯员金浪白等人，把马庆福每垧产量二千二百五十斤假造为五千四百斤，把李坤每垧产量一千七百多斤假造为五千五百斤，几乎超过中央农业部规定的高额产量标准百分之二十七以上。黑龙江日报对于这样的高额产量不但不加以怀疑，反作了盲目的吹嘘。去年九月二日、十月七日的东北日报，也对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额丰产”作了盲目的报道。类似这种假报道，同样出现在报纸图片上。例如，由新华社记者张平拍摄、新华社供给、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北日报和今年一月十二日内蒙古日报刊登的“大名县张希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二张图片中，就有一半是假造的。据读者白石、高培德、冯新正、柴正英来信揭发，河北日报第一幅图片把贾建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郝文其夫妇，假报为张希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并把郝文其夫妇土地劳力分红的二千三百多斤粮食，虚报为四千五百多斤。第五幅图片把八十七亩花生地的产量虚报为二十万斤。这样每亩产量就需二千二百多斤。但据中央农业部现在掌握的材料，全国花生最高单位面积产量也不过一千斤。还有第七幅图片中说“社里还设有文化馆”，其实就根本没有这回事。
这些假报道对于党、人民政府以及党报和国家通讯社的危害是很大的，而且为今后农村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它引起农民群众对其他丰产模范不信任，如河南许昌地委刘进良同志下乡向群众宣传劳动模范苏殿选的事迹时，有些互助组组员就说：“那还不是干部的劲（按即吹嘘）！”它也同样引起一些农民群众对党报的不信任，如张希顺所在村娘娘庙就有些群众说：“咳！报纸上的材料就是那样呗！”群众已经对报纸的假报道提出严格的批评。我们必须杜绝这种假报道在报纸上继续出现。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假劳动模范呢？正如二月二十七日本报社论中所说的：“这首先是和这些地区直接领导生产的干部的锦标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他们把培养和奖励劳动模范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看成是表现个人工作成绩、向上级邀功的机会；他们认为在他们所在的工作地区出现了一个有名的劳动模范，那就是他们个人的功劳，应该记在他们个人的账上。但是他们并没有作出真正的成绩，培养出真正的劳动模范，于是，他们就不惜为了可耻的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地捏造假的丰产成绩和假的劳动模范。”而报纸为什么会刊出这些假劳动模范的新闻呢？也是因为这些报纸编辑部的负责同志同样存在着这种“报喜不报忧”和好大喜功的锦标主义的毛病，他们一见报道某某劳动模范或者高额丰产成绩的稿件，就高兴得冲昏了头脑，以为这一下就给自己的报纸增光了，因而也就不再冷静地去分析和大胆怀疑。这些编辑同志和负责审稿的同志，还缺乏一种很起码的调查研究的习惯。虽然编辑部不可能对于通讯员所报道的每一件事实都去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但是像发现一个全省性甚至全国性的劳动模范或者高额丰产成绩，编辑部对这样重大的新闻，无论如何不能只凭通讯员的报道，也不能只凭业务机关的材料就信以为真，而应该派出记者到群众中去做一些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从各方面搜集材料来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夸大。报纸编辑部不经过起码的调查研究就急着发表这样重大的新闻，这种急于表现成绩的、好大喜功的风头主义和锦标主义的作风，是应该坚决予以纠正的。编辑部对于记者和通讯员更应该进行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教育，坚决反对那种夸大成绩、捏造成绩的恶劣作风。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方针。凡专业的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都应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彻底批判那些以欺骗社会、愚弄社会为目的的旧传统旧作风，而树立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作风。为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报纸编辑部应通过假报道的典型事件对编辑、记者、通讯员进行教育。另外，报纸编辑部还应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来监督报纸的报道，在编辑部内外造成舆论，使假报道无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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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严重缺乏政治思想的“地理学报”
陈天民
“地理学报”是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地理科学的学术刊物。全国解放以来，“地理学报”共出了三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第十八卷第一、二合期和第三、四合期，共四本）。虽然它有一点成绩，如刊载了一些关于气候、地文和水文等学术的研究，实地调查报告，以及苏联地理学会的组织和活动的介绍等，但就其主要的一面来说，它却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中很多文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例如，任美锷的“四川省农作物生产力的地理分布”一文（“地理学报”第十六卷），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形式主义的观点和抽象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见作者对该文的批评，“地理学报”第十八卷三、四合期）。徐近之的“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一文，正如孙敬之的“对于徐近之‘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检讨的意见”一文指出，“是一篇反动透顶的文章，几乎每一句话都带有毒素，每一个论点都是反动的”（“地理学报”第十八卷三、四合期）。曹婉如的“福建省东部的相对地势”一文（“地理学报”第十六卷），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大有商榷的必要。刘恩兰的“四川理番高地四土之社会经济”（“地理学报”第十七卷）是一篇旧稿，不仅充满着大汉族主义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并且所描写的实际上完全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情况。赵松乔、白秀珍的“南京都市地理初步研究”一文是取用了资产阶级研究都市地理的一套方法，忽视了都市地理在经济区域中的作用，因此对南京都市地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无法加以说明。
第十八卷第三、四合期刊出了三篇批评文章和三篇自我检讨。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我们就可看出这三篇检讨有一个共通之点：都说自己的检讨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实际上是对检讨采取着应付敷衍的态度。特别是“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的检讨，更把自己的错误，推之于客观原因。如说什么“缺乏一定的审稿制度，以致对这样立场和观点都错误的作品，还是无原则地、一团和气地只提出了一些无关宏旨的枝节意见和表面辞句的修饰，竟忽略了根本原则性的错误”。但为什么会缺乏审稿制度呢？就根本没作说明。同时，不仅如此，该检讨还说，他们“在审稿时还多少存在着无原则照顾团结的偏差”。但就以上述所提被批评的各文作者来说，如任美锷、徐近之、刘恩兰等，他们自己就是地理学会的理事和候补理事，也就是“地理学报”的总编辑和编辑。试问，其所谓“无原则照顾团结”，到底“照顾”的是些什么人呢？由此可见，“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对于自己工作的不负责任，已达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地理学报”会产生这样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呢？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地理学报”一贯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虽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的开始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曾给中国科学院提出十一项“基本任务”，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与实际密切配合”；“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俾能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但是，为中国科学院所领导的“地理学报”，正是忽视了这些东西。它既没有刊登任何介绍有关新地理学理论的科学论文，又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地理学作任何系统的批判，更没有组织各地地理学工作者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这样，它又怎能担负起指导地理科学和地理科学工作者的艰巨任务呢？
其次是“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缺乏正确的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进和推动工作最有效的武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对错误和缺点的不调和的严肃性，而决不能对错误和缺点采取掩饰、狡辩或逃避。但很可惜，徐近之的“我对于‘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品’一文的检讨”，正如孙敬之所指出的，竟包括着这样三个特点：一、“掩盖错误、避重就轻”；二、“坚持错误、进行反攻”；三、“敷衍搪塞、不愿改过”（“地理学报”第十八卷第三、四合期）。同时，“地理学报”对于自己刊登了这样错误的文章，也不作深刻的检讨，而采取了极不老实的态度。这样的做法，显然就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其结果不仅阻碍了自己，并且更阻碍了地理科学的前进。
再次是“地理学报”第十六卷出版后一年多以来，才有地理学界同人提出对错误文章的批评。这说明在我们很多地理学工作者中，还残留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和“师徒关系”。他们互相吹嘘，各不触犯。学生往往不敢批评自己的先生。有些人对于出版了的著作，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印行的“地理学报”或属于长辈的出版著作，即使发现了错误，也不敢直率地提出批评。当然，这种态度也是极端错误的。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去诚恳地直爽地进行自我批评，不去诚恳地公开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就堵塞了前进的道路。”只有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纠正一切错误的倾向，才能拯救科学水平的下降，而促使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总之，“地理学报”三年来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毛主席曾教导我们，“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坏的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因此，希望“地理学报”编辑委员会，足够地估计过去的错误，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力予克服。同时，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对“地理学报”的领导，使“地理学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学术刊物，在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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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全体干部和学员
深入学习悼念斯大林同志文件
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全体干部、学员，响应毛主席把悲痛化为力量的号召，正在全神贯注地深入学习悼念斯大林同志的文件。
在中央学习通知尚未发布前，许多同志已自动开始学习毛主席的“最伟大的友谊”及马林科夫在追悼会上讲话等文件，不少同志手不释卷地读着“斯大林传略”，有的同志对这本书虽已读了好多遍，但今天读起来反而特别感到亲切、深刻。供给科刘铁汉同志当听到斯大林同志逝世不幸消息的那个晚上，激动地读到午夜三时。三月十一日，该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中央所发布的学习通知，并接到华北局宣传部的指示后，立即布置了学习任务。全体同志都认识到学习这些历史性文件的迫切意义。许多同志都说：我们惭愧的是过去没有好好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对斯大林同志的伟大体会得非常不够，这次学习要加倍努力。学员们纷纷在爱国公约及个人学习计划中提出保证，决心学好这些文件，用实际行动来追悼斯大林同志。买文件、买书籍形成了热潮，陈伯达同志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以及“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等成为大家最热爱的参考书。在深夜，在星期日，在其他一切可以利用来学习的时间，学校中总有不少同志在聚精会神地钻研文件。
在学习小组座谈会上，每个同志都很感动地叙说自己对斯大林同志的认识以及由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而引起的思想活动。大家一致说：苏联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和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能想像的。许多同志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谈论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如有的同志回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中，斯大林同志所给予我国最大的关怀和物质上的支援；绝大多数同志更是感激斯大林同志三年来所派遣的苏联专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莫大帮助。党史教研室孙梁同志回想自己思想进步的过程说：“是斯大林同志给我真理，教导我进步，使我懂得了如何生活的。”
在这次学习中，大家都进一步认识到文件中所再三强调的加强团结的重要意义，深信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是钢铁般的坚固。许多同志说：马林科夫等同志的报告及毛主席的文章给了我们力量和信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有伟大的力量，不怕帝国主义钻空子。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四次会议的消息。当大家看到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之间所表现的团结一致，更加强了信心。有些同志在斯大林同志逝世时所引起的焦虑情绪现在也清除了。大家表示，要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继续完成斯大林的事业而斗争。
目前该校仍在继续深入学习。十七日下午由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秦仁山同志向全体同志介绍斯大林同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十九日早晨，由党委书记赵征夫同志讲解加强中苏团结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具体地更全面地了解斯大林同志在理论活动方面的伟大贡献，同志们要求校方多发讲义，多印资料，多作报告。
为了配合学习，该校放映了“宣誓”影片。看完影片，同志们说：斯大林同志在列宁逝世后所作的宣誓，现在是完全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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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辽东省海城县委
加强对县级机关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导
据东北日报讯：中共辽东省海城县委重视县级机关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配备与充实了领导学习的力量，健全了学习组织，使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走向经常化。该县正规的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是在去年
“三反”思想建设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开始时，县委书记李汝舟同志即责成各机关党委加强对干部理论学习的领导，规定了任何人不准任意侵占学习时间等制度，自上而下地保证学习制度的贯彻。此后，县委经常关心干部的理论学习，并认真地研究和解决了一些有关领导与组织干部学习的问题，尽力解决了专职与兼职教员问题。目前，该县已配备了五名质量较高而有讲解能力的专职理论教员，今后还计划在可能的条件下再增加两名。不少的县委部长、委员除了本身坚持理论学习和担任中级组兼职教员外，还能在检查工作时经常了解和督促干部的理论学习。
县委为了加强机关学校的各项组织工作，具体地掌握干部理论学习的进度，随时检查县直属机关各单位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密切上下级的联系起见，特设两名专职干部，负责中级组、初级组第一班和第二班的理论学习，这不但解决了机关学校管理工作中的困难，而且加强了干部理论学习的指导力量。此外，县委还注意了对学习的辅导工作。在教员每讲授一章之前，党总支召集辅导员会议，研究课文的中心、重点，交流辅导工作的经验，研究学员的思想情况，研究如何帮助学员消化讲课的内容，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县委除加强学习的组织领导外，还注意了实现思想领导，纠正学习的偏向，端正学习态度，帮助弄清学习中的问题。如在去年年底总结学习时，县委宣传部长针对学习当中的思想问题做了报告，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端正了学习态度。又如在过去讲授社会科学基本知识中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问题时，中共海城县委委员、海城县长高路滨同志就讲课人没有讲清楚的几个问题进行具体的指导。
由于县委重视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并加强了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使参加学习的人有了基本政治理论认识，并且能够根据这些认识来联系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因而提高了觉悟程度和政治责任心。经过学习后，大家共同地认识到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把工作做好，把思想觉悟提高。现在认为“学不学没啥”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在学习中大家都能认真听讲，作笔记，在讨论会上积极发言。如县人民银行王永强过去不愿学习，认为学不学都一样，无论讨论或自学都抱着应付态度，后来由于党的不断教育，端正了学习态度，努力学习提高了觉悟，参加了青年团，工作上也得到了奖励。他并且能够带动周围的同志学习。县人民银行陈玉珍通过学习提高了工作的政治责任心，工作上有了成绩，被评为积极工作者。公安局金永林过去错误地认为“党委吃得开，行政提拔快，公安工作进去出不来”，因此，工作情绪忽冷忽热。但这次学习了“国家与革命”后，知道了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感觉做公安工作是光荣的，所以工作态度转变了，“三反”后虽然工作担子重了，也不叫苦，能埋头苦干。
中共海城县委在领导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除了把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继续坚持下去以外，尚需重视一般干部的文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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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湖南省永明县委书记章新
以身作则推动了全县干部的理论学习
中共湖南省永明县县委书记章新同志重视理论学习，深入钻研，以身作则，推动了全县干部理论学习。
章新同志把理论学习当作自己经常的中心工作之一。当上级党委布置学习以后，他把每天的工作时间与学习时间都作了妥当安排，订出学习计划。他经常对县委同志说：“要想搞好干部学习，首先我们自己就要下功夫钻进去，然后才能进行具体领导，才能提高工作。”从马林科夫报告学习开始后，无论工作任务多繁忙，他每夜总抽出二、三小时反复精读文件，找参考材料，常常在县委会所有同志都睡了，他一个人还读着马林科夫报告。下乡检查工作时也随身带着学习文件，走到那里，学到那里。另外，他还把报上登载的有关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都剪下来，订成学习参考本，以便于深入钻研。许多同志看到他这种学习精神都说：“章新同志越学越有劲，值得大家向他学习。”于是有两个县委委员也把报纸上的材料剪下，订成学习参考本。党员干部封其弟过去一贯不重视学习，现在也为他的学习精神所感动，惭愧地说：“我不学习怎么对得起党呢？”因此每天也积极地坚持学习。
督促检查，及时指导，是章新同志帮助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的主要方法。在检查工作的同时，章新同志总要结合检查干部的理论学习。有一次，他在该县四区检查中心工作，发现该区大部分干部没有好好学习，他就在区干部会议上再三进行解释，强调学习的重要，并规定在不影响中心工作原则下每人每天必须学习一小时以上。有一次永明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章新同志对所有区委书记一个个进行口头测验，使没有好好学习的同志感到惭愧，从此大家对学习都重视起来。
章新还经常注意端正干部的学习态度，要求每个同志深入联系实际，以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此外，对工农出身的干部还帮助他们进行了文化学习。
由于县委领导的重视和切实负责，永明县全县干部目前的政治理论学习已很好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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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北京举行“京音乐”演奏会和民间艺术会演
为研究和发扬我国古典艺术遗产与民间艺术，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曾先后举行北京“京音乐”演奏会和民间艺术会演大会。由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持的“京音乐”演奏会，在二月十日举行。到有丁西林、吴晗、老舍、叶恭绰、赵树理、瞿希贤、马可、金紫光、查夷平、巨赞法师等一百五十余人。由智化寺等九个寺庙的十六位僧人演奏。演出的节目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吹奏曲：“小华严”，第二部分是法器打击曲：“粉蝶儿出六条”，第三部分是吹打套曲：“垂丝钓”、“昼锦堂”、“锦堂月”、“醉翁子”、“金子经”、“五声佛”、“撼动山”。听完了演奏，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祖国优秀的民族音乐遗产。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主持的民间艺术会演大会，在三月十五日举行。到有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四千多人。会上，共演出飞叉、狮子、莲花落、花钹、竹马、五虎棍、太平鼓、旱船、蹦蹦戏、扑蝴蝶等十五个节目。这些节目，都是今年春节前后，从北京市郊区农村的群众文艺活动中选拔出来的。其中像太平鼓、花钹等，都是盛行于京西一带的民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