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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林业总局、森林工业局负责干部
干涉婚姻自由硬逼女干部王诚佩离职
中南林业总局局长赵雨农和该局所属中南木材公司（现改为中南森林工业局，与中南林业总局合署办公）副经理李明、干部王东明、王大来、李淇、张淑芳等干涉中南木材公司女干部王诚佩的婚姻自由，并用“自动离职”的方式将她“清洗”。王诚佩因婚姻问题受人干涉，且三番五次地受到侮辱和打击，曾经企图自杀。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在接到王诚佩的匿名控告信后，立即派人进行调查，证明王诚佩所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但中南林业总局和中南森林工业局的几个负责干部，却一直推卸责任，至今不肯承认错误。
王诚佩是原中南木材公司的出纳，现年十九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她到中南农林部林业总局所属庐山林业训练班学习，曾经和学员李纪奎发生恋爱关系。李纪奎原已结婚，但他隐瞒了组织，也欺骗了王诚佩。经同学揭发后，她即与李断绝了关系。其后她又和学员陈贵芳、张广立比较接近，引起部分有封建思想的人对她不满。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作学习结束的思想总结时，训练班辅导员李金玺、郝超凡等，连续十多天用开会和个别谈话等方式斗争她。他们硬逼王诚佩承认曾和李纪奎发生过性的关系，并威胁她说：如果不承认，就不通过她的思想总结，不准她毕业。训练班辅导主任王大来也欺骗她说：“李纪奎早已承认了。”事实上，李、王二人均一直否认有这种事。在被斗争的过程中，王诚佩几顿没有吃饭，还企图跳窗自杀。但训练班的领导人反认为王诚佩是用自杀来威胁组织，又开会斗争她。最后辅导主任王大来宣布，给予王诚佩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并准备“清洗”她。
训练班的学员到中南林业总局等候分配工作时，该局领导干部最初也认为王诚佩“作风不好”，不打算用她。后来又觉得她还有些能力，由该局人事科干部张淑芳（女）让她写了一个“以后再不谈恋爱”的保证书，才分配她到原中南木材公司工作。逼写这样的保证书，是完全违反国家的法令，而且不合情理的。因此在一九五二年八月，王诚佩和过去在盐务局的同事毛震仪发生恋爱。有一个星期天，王诚佩借口回家，同毛震仪到武昌去玩。该公司人事科干部孙庚寅和工管科干部贺子诚随后到她家去调查，发现她并未回家，以后又看见她回公司时带有衬衫、汗衫，便追问她到那里去了，东西是从那里来的。王诚佩很恐慌，怕被开除，便承认了。贺子诚就恐吓她说：“以后少出去，不要再和毛震仪接近；否则便要登报开除。”孙庚寅也假借帮助为名，要她每天写思想日记，交他检查。王诚佩一一接受，写了一封信给毛震仪，表示不再和他来往。毛震仪因感到事情很突然，一再写信、打电话给她，又委托人去找她，她不敢接电话，也不敢接见。毛震仪写给她的一封信，还被该公司总务科长魏仰凌非法拆看了，并让大家都看了。在这期间，该公司会计训练班辅导员肖旭贤，几次请王诚佩去看电影。她怕犯“错误”，开始不敢去，后来才去了。肖又请她跳舞、吃西瓜，对她表示好感。以后肖向她求婚，她不敢接受。肖对她说有婚姻法做保障，恋爱是合法的。她考虑到肖是个共产党员，又是革命残废军人，便同意和他结婚。肖旭贤就向行政领导上提出和王结婚的请求。但人事科干部张淑芳和工管科干部贺子诚向该公司副经理李明提出：王诚佩又“乱搞”，叫她自动离职。李明不但没有批评这种错误意见，反而表示要开群众大会处理，“借以教育干部”。其后即由张、贺二人找王诚佩谈话，对她说：你过去保证不恋爱，现在又乱谈恋爱。好吧，你赶快写自动请求离职书。贺子诚还对她说：“你的错误你知道，如果正式登报开除，你就更没有前途。”他们立刻叫她移交工作，解除了她的职务（约在九月初）。王诚佩不愿离职，向办公室主任王东明哭诉说：“只要不脱离组织，愿受大会斗争。”王东明要她好好地检讨一下，可以不离职，并随即派但昭鸾和魏智等三个干部监视她。王诚佩接连写了三次检讨保证书，都通不过。以后王东明告诉她保证书应该怎样写，并亲自替她作了修改。这个保证书共七条，其中四、五、六三条规定：“无事决不私出一分钟，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定要家中来接或来信才回去。经常以但昭鸾、魏智、陈子民、张淑芳、李淇等八个姐姐作监护扶导人。有什么事，一定要通过这些扶导人。今后与一切和我有恋爱关系者断绝关系。……在工作了一定时候以后，组织给我照顾，决不私自谈恋爱。”第七条规定：“如违背了就受警告、记过、开除以至法律的处分。”上面所说的那八个所谓“监护扶导人”，也是王东明提出来的。这一保证书经王东明认可后，即交人事科干部李淇处理。李淇因感到不好处理，拖延了两个多星期以后，责成该科孙庚寅动员王诚佩回家。王诚佩因精神上很痛苦，又企图自杀。孙庚寅知道此事后，向王子谷副局长和李明副经理汇报过。但他们坚持要她自动离职回家。王诚佩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写了“自动”离职请求书。森林工业局发给王诚佩的离职证明书，由孙庚寅交赵雨农局长看过。
早在王诚佩和肖旭贤恋爱以前，孙庚寅也曾经向王诚佩表示过爱慕。等她离职回家后，孙庚寅又主动接近她，向她求婚，并鼓励她说，恋爱是合乎婚姻法的。孙庚寅明明懂得婚姻法，但在王诚佩与别人恋爱时，他却附和着有封建思想的人进行干涉。这种恶劣的行为，也没有受到批评和处理。
在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派人检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该林业总局和森林工业局的有关干部普遍有抵抗情绪，互相推卸责任，有人甚至强词夺理，仍然当众污辱王诚佩。原训练班辅导主任王大来对于王诚佩在训练班被记一大过一事，他不承认是干涉婚姻自由，而认为是王违犯了训练班“不许恋爱的纪律”。该公司人事科干部李淇（女）也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女同志，主动找男人。”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干部批评了他们的封建思想和违法行为，但王大来对这些批评都不接受，反而抗拒。他不同意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提出的恢复王诚佩工作的意见。当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干部多方对证，查清事实真相，并整理出调查报告以后，该两单位的几个负责干部仍然认为“出入很大”。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正式通知赵雨农局长开会，他也不出席，只托人带口信说：“他对材料有意见。”李明副经理则一再推说与他无关，并写出书面的东西到处申诉，说他
“除表惊异以外，并表示遗憾”。虽然如此，但该单位的干部却始终不能否认对王诚佩斗争、记过、逼迫写保证书以及最后加以“清洗”等一系列的错误事实，因为人证物证俱在。目前，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已提出处理意见，正报请中南行政委员会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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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获嘉县杀妻凶犯逯清连被公审枪决
村干部逯清贵见死不救也被判了徒刑
河南省获嘉县（原属平原省）第二区师庄村，去年六月间发生妇女陈运兰被丈夫杀死的惨案。杀人凶犯逯清连已被公审枪毙，在这一案件中犯有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已分别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陈运兰，三十一岁，获嘉县第二区三位营村人。一九五一年七月由母亲和姐姐包办，同师庄村逯清连结婚。逯清连三十四岁，当过伪、顽军多年，曾杀害我革命干部、群众五人，解放后被管制。一九五一年秋，中共师庄村支部书记逯清贵（逯清连的弟弟），未发动群众讨论、更未经政府批准，便擅自解除了逯清连的管制。
陈运兰被迫与逯清连结婚后，全力劳动，并照顾八十多岁的老婆婆，仍然时常遭受丈夫虐待。陈运兰无法忍受，乃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向村政府提出离婚要求。
师庄村党支部书记逮清贵（和逯清连住同院）在封建思想支配下，对逯清连虐待妻子的行为不加纠正，也不同意陈运兰的正当离婚要求。村长师玉书和其他村干部，在逯清贵的影响下，也一味用所谓
“和解”办法来拖延。陈运兰向村政府要求离婚十余次，都未得到处理。一九五二年三月，陈运兰到区人民政府申请离婚，受理此事的区文化教员李洪吉也未做负责的处理。陈运兰哭诉着坚决要求离婚，但终被逯清贵强行叫走。
六月六日早晨，陈运兰又抱着孩子找到村长师玉书要求离婚。逯清连紧跟了她来，逼着她回家。陈运兰害怕回家后要挨打，不肯回去。逯清连就把孩子夺过去，带回家里，关上屋门，孩子当时大声嚎哭。村长师玉书和村调解委员师尚喜、武装部长师尚法，村人民代表会主席岳成福等怕逯清连要害孩子，
一齐前往叫门。逯清连不开，逯清贵就在一旁，也不作声。师玉书则叫师尚法到区请示：能不能捣开门窗解救孩子。等了一会，门还是叫不开，师玉书又叫岳成福去区请示。这时陈运兰回到家来，到北屋去照顾老婆婆。其他人都在西屋等候区的指示。逯清连听见陈运兰回来了，就跑进北屋，一下把门关上。师玉书恐怕闹出人命，就赶快去推门。推不开。师玉书便向逯清贵说：“这是你的家，你又是支部书记，你说怎么办？一句话就行（意思是叫逯清贵允请打破门窗进去解救）。”逯清贵却回答：“你上区请示吧！”师玉书便亲自到区请示。逯清贵和师尚喜蹲在窗子底下，听见陈运兰一面向逯清连求饶，一面向外面的人呼救：“快把门弄开吧，了不得啦，他拿刀杀我哩！”逯清贵仍不作声。师尚喜一看事情紧急，逯清贵又不管，便起身往区政府跑去。
第一个去区请示的师尚法到区后，找到副区长安喜龙。安喜龙听了报告，没作答复。师尚法又找到区委书记尚风田。尚风田的答复是：“这是行政上的事，找区长给你办办就行了。”师尚法又找到安喜龙。安的答复是：“回去别捣窗户，把门叫开就行了。”师尚法回村的路上，碰见岳成福来区请示。岳成福说：“叫不开门，不捣窗户怎么能行呢！”于是两人又回去找尚风田，尚风田才允许把窗户捣开。他两人回村的路上，又碰见村长师玉书。师玉书说，逯清连、陈运兰两人已经到了一个屋子里，眼看要出乱子，要区里去人才能解决。于是三人又回去找尚风田。可是尚风田要到其他地方去，想叫副区长安喜龙去。安喜龙说：“我在那里不熟。”他叫尚风田去。最后尚风田答应了， 可是还要骑车子去（区政府离师庄只一里路），而车子又没气。尚风田让师尚法等先回去，他和村长师玉书把车子打好气再去。刚打好气，师尚喜跑来喊道：“屋里要劈（杀人）哩！您赶快去吧！”尚风田问：“劈翻了没有？”师尚喜说：“还没有。”尚风田说：“量他也不敢。”最后在师庄村干部的催促下，尚风田才动身。
在师尚喜走后，陈运兰在屋里抱着逯清贵的孩子（是她进北屋时，为了怕挨打抱进去的）死不放手。逯清连逼她放下孩子。逯清贵在外边听到这种情形，才开口对屋里说：“不管你们闹个啥样，把我的孩子给弄出来，别吓坏了我的孩子。”逯清连夺过孩子，从“门坎”底下递了出去。陈运兰趁着逯清连递孩子的时候，曾去夺刀。两人在夺刀的时候，逯清贵却走到合作社，装不知道这回事。逯清贵的妻子也抱着孩子走出去。陈运兰终于夺不过逯清连，被砍倒在地。逯犯对准陈运兰连砍三十余刀，又用镰刀割断了她的咽喉。民兵闻讯赶来，把逯清连捆绑送区，走到大街上，才碰见区委书记尚风田、副区长安喜龙和前往请示的几个村干部回来。尚风田见凶犯已被逮捕，也没看死者的情况就走了。
事件发生后，获嘉县领导机关立即组成检查组前往检查，弄清了案情。八月十八日，逯犯清连在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当场执行枪决。公审大会并宣布了对违法失职干部的处理决定（经中共新乡地委和新乡专署分别批准）：开除逯清贵的党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第二区区委书记尚风田受警告处分；副区长安喜龙记过一次；其他失职干部，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并令其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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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逯清连杀妻事件的教训
在获嘉县师庄村逯清连杀妻的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对离婚案件的调解不能是无止境的和强制的。婚姻法第五章中规定的“调解”步骤，只是为了防止一时感情冲动之下的轻率离婚，防止男女双方因轻率离婚而遭致更大的不幸。婚姻法第五章同时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就是为了防止强制的和无止境的调解。但是，我们有许多干部却并没有正确了解和执行婚姻法这个规定。他们从封建旧礼教的传统观念出发，根本反对离婚，更反对妇女提出离婚要求。他们把“调解”当成反对婚姻自由的武器，不管提出离婚的妇女是否与丈夫有继续共同生活的可能，总是一直调解。再三调解无效时，就拖延下去，以至发生不幸的事件。这种因强制调解和无止境调解而造成的妇女死亡的惨剧，过去已经发生得太多了！今后绝对不应该再重复了！
第二个教训，是在贯彻执行婚姻法中，必须首先强调“保证不因婚姻问题而死人”。因此必须对干部（首先是基层干部）规定明确的责任。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中规定：“今后如有妇女因婚姻问题得不到婚姻法所赋予的权利与保护而被杀或自杀者，区、乡（村）街级的主要干部，首先应负一定责任。”但是，有很多干部并没有负起这种责任。在陈运兰被杀事件中，村干部显然应当毫不犹豫地打门破窗而入，制止逯犯行凶。但他们却一再去区请示，不肯或不敢自己动手去救人。在区里，又恰恰碰上对妇女生命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分子尚风田和安喜龙，这个妇女的生命就终于被耽搁了！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师庄村支部书记逯清贵。他对残害妇女的行为完全无动于衷；既不制止逯清连行凶，也不允许别人破窗抢救，硬要坐待逯犯将妻杀死！对于干部来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获嘉县人民政府判处逯清贵徒刑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如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也应该这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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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出通知
解决当前调京干部子女入中学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月二十六日发出关于解决当前中央各部门及其他在京机关（中央一级）调京干部子女入中学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教育部为了解决当前中央各部门及其他机关调京干部子女入中学问题，经与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磋商结果，决定办法如下：
一、凡系最近调京之干部，其子女可持具转学证书或其他足资证明的文件及其父母所在机关人事部门的介绍信于三月五日前到北京市教育局登记报名；逾期则不予登记报名。
二、凡登记报名的调京干部子女，须一律参加编级测验，及格后方准入学，并分别编入适当班次。住宿问题以京市校舍困难，须自行设法解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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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足球比赛、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大会在上海开幕
一九五三年全国足球比赛、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大会于上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开幕。开幕时，参加全国足球比赛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等八个代表队的运动员一百四十多人和参加全国十一个城市青年足球锦标赛的运动员一百八十多人，在二万多观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举行了入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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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挖掘和整理祖国民间艺术遗产
——记辽东省第一届民间艺术会演
胡沙
编者按：辽东省第一届民间艺术会演的收获，具体说明了我国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是非常丰富的。这种民间艺术财富的发掘，对群众文艺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但目前某些地区基层干部对民间艺术遗产却有不正确的看法。他们看到某些民间艺术中有某些迷信落后成分，就对一切民间艺术采取粗暴的否定态度；有的认为民间艺术不能结合当地当时的中心任务，因而阻止群众从事这种业余的文化娱乐活动；有的甚至禁止民间艺人演出，没收他们的乐器。这种错误的看法和做法，必须切实加以纠正。各地文化领导机关应该认真地挖掘民间艺术遗产，剔除其封建糟粕，发扬其精华，有计划地加以收集、整理和提高，再在群众中进行示范性的演出，以丰富和提高群众的艺术生活。
本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安东市观摩了辽东省第一届民间艺术会演。参加这次会演的民间艺术形式是多样而精彩的，有民间音乐、舞蹈、戏曲、说唱、木偶戏、皮影戏、地秧歌、高跷、斗狮子等。有的在舞台上表演，有的在广场上表演。其中有一些是失传了二、三十年的或平常不多见的民间音乐、舞蹈、戏曲形式。
会演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实：在我们祖国东北边缘的一角，经过初步发掘，就发现了如此丰富灿烂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果全国各地都对民间艺术加以重视和发掘，一定会发现更多优美的艺术形式。
辽阳县表演的“地秧歌”，已失传三十多年了，这次由七十七岁的老艺人孟广伦和另外三个老艺人共同努力，把它恢复起来。这是一种民间的集体舞。基本上由两个舞队组成，一个人指挥，两队相互变化舞蹈。这次只表演“叠云层”“鱼龙变化”
“八卦斗底阵”，三个阵式，特点是舞姿优美，队形变化复杂，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新金县五十二岁老艺人谢悦来表演了“凤阳花鼓”。他的高超的技艺表现在他的一尺多长的鼓捶穗子的旋舞上，这也可说是他个人的独创。他从十三岁起就开始打花鼓，经过长期的钻研，他把鼓捶穗子的表演艺术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舞蹈形式。我看他一次表演了近半个钟头，鼓捶敲打各种花样，身体动作变化复杂，又能控制他的鼓穗旋舞，或用鼓穗前后击鼓，姿态非常沉着，技术准确灵巧。营口市五十三岁的老艺人李文清演的“扑蝶舞”，也是一个优秀的舞蹈小品。这个舞蹈只有两人，一个演少年，一个演蝴蝶。这个五十三岁的老艺人把一个少年天真喜悦的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情绪饱满，给人一种乐观愉快的感受。以上是我所看到的一些精彩节目。
在这次会演中，还演出了来自农村的民间歌舞小戏。“二人转”（俗称蹦蹦，艺人嫌“蹦蹦”二字不雅，自称“二人转”，“二人戏”或“对口戏”），一男一女，可以表演成本大套的民间故事，这种艺术形式是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二人转”有一百多个剧目，它的音乐特别明朗，健康，愉快，曲调繁多，艺人常以“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自夸。这次会演中辽源市栾继成、张家庆的“西厢记”演唱表情都很细致动人，尤其节奏把握得好，在情感炽烈的地方，配合着莲花落的竹板渲染气氛，和突然的顿歇，取得强烈的戏剧效果。柳河县青年艺人郭中仁表演的“摔镜架”把一个少妇思念情人的心情描绘得非常深刻。辽阳县程广田的
“双镇山”，歌唱和舞蹈都具有浓厚的农民风格。
海龙县艺人表演了一出“王婆骂鸡”，一出“打枣”，这是一种不多见的戏曲形式，叫做“喇叭戏”。这种喇叭戏曲调诙谐，表演喜剧很为适当。
这次有好几班木偶戏参加会演，有大头木偶（木偶有一尺多长，一个人表演一个人物），有小头木偶
（一人表演多个人物），都在这次大会上受到欢迎。如安东县大头木偶“西游记”描写猪八戒招亲，将孙悟空，猪八戒，员外的傻小子几个人物的性格描绘得很细致，尤其可贵的是木偶动作起来很有肉体的感觉。这是那些终生献身于木偶艺术的老艺人的杰出创造。
皮影戏有岫岩县耿庆丰领导的班子表演的“苏军解放东北记”和凤城县艺人表演的“小女婿”。皮影戏表现生活的能力也很强，表演限制很少。器乐合奏也有许多优秀的演奏，如：辽阳县的“哭皇天”，很能表达情感，那位吹喇叭的艺人三代都是最优秀的吹手。
辽东省这次民间艺术会演，是以发掘各地方的民间艺术形式，鼓励其发展，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目的的。参加大会的五十岁以上的老艺人有七十三位。这些老先生有的因年老多年不干了，有的改行务农了，但是他们是民间艺术的热爱者和保存者。应该向他们学习。辽东省辽阳县文教干部这次团结了一批老艺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恢复了“地秧歌”，歌唱了五十年前的一些优美的民歌小调。海龙县发现了一家会唱轴轱戏的，据说这家人在这村住了二十多年，邻家都不知他们会唱轴轱戏。这次他们也被发掘出来，表演了“三劝”。这种深入地挖掘民间艺术的精神是值得学习和鼓励的。
这些老年艺人，对于参加这次会演也感到极大的光荣和兴奋。他们为了参加会演，有的把胡须也剃去了，牙齿脱落的镶了牙；有的已经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在舞台上还是生龙活虎一般；有的带病参加表演。对于人民政府这样尊重他们，有的感动得落泪，因为他们以前受尽了歧视和艰辛。
从这次会演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民间音乐舞蹈戏曲节目中，有着优美的丰富的宝藏。如花鼓、舞狮、木偶戏等，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勇敢、机智、活泼、健康。有些民间艺术形式，经过加工，成为很优美的艺术。例如有一个太平鼓的节目，是经过加工改编成为集体舞蹈，去掉原有的祭神打鬼的内容，变成庆贺丰收的集体舞，表现了农民的欢乐情绪。又如“扑蝶舞”，原来是“傻公子扑蝶”，现在把丑角改成俊扮，描写一个少年的快乐情绪，结果很受欢迎。再如“二人转”原来是一旦一丑，这次会演中就有的把丑改成俊扮，两相比较，自然俊扮较好。辽东省的民间艺术会演是成功的。它一面发掘了许多失传的优美的民间艺术，一方面为群众文娱活动准备了有利条件。会演也说明：团结老艺人，整理民间艺术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这是改革和发展民间艺术的重要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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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自下而上的批评、改进我们的工作
——学习马林科夫报告第三部分的心得
聂铁钧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煤建公司华北区公司的科员，他依据马林科夫报告第三部分的精神，联系实际，针对自己机关中的缺点提出批评，这不仅对于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华北区公司的领导干部吸取自下而上的意见、检查工作有帮助，而且对于其他企业部门的干部和广大读者也有参考的价值。这篇文章中所批评的事实，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华北区公司应即负责答复。
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的第三部分—“工党”，概括地总结了联共自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二年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批评了某些党组织中存在的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在我们中国某些单位来说，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认真地揭发这些缺点，使犯错误的同志惊醒过来，从而改进缺点，对推进我们的事业，将会有着重大的意义。这里仅从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华北区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区公司）的一些例子来作说明。
（一）
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揭露、改正错误与缺点的主要方法，还没有在公司充分地展开。
事实正如马林科夫同志指出的，胜利已使得该公司一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不愿接受来自下面的意见，不愿拿揭发缺点与错误的工作来麻烦自己。解放四年来，除了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的“三反”运动及下半年的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外，领导干部就从没有一次在群众面前认真检查过自己的缺点，更谈不到组织与发动群众来批评自己的缺点了。就是在“三反”运动及反官僚主义运动中，领导者的检讨也是不深刻、不彻底的，对群众提出的意见仍然没有很好地加以重视与解决。如在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职工提出在第三季度不应奖励虚报成绩的北京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并批判了华北区公司在发觉这个错误后不认真处理反而遮盖事实真相的错误的严重性，要求领导干部深刻检查，并在党报上公开检讨。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反官僚主义总结报告中居然被遗漏了。显然，该公司领导干部还不敢或不愿正视这个错误。结果在一九五二年第四季末又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该公司所属河北省的唐山支公司在全年销售任务中加进去不应列入销售的期货合同十六万五千吨煤炭，为了弥补因假“销售”而产生的库存赤字，又作了很大一笔假“调入”，因而整个华北区公司也算以超过百分之一强的数字完成了全年煤炭销售计划。这个数字已逐级上报到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后经华北区公司统计科派人到唐山去检查，发觉这个数字是假的，才予以纠正，华北区公司全年煤炭销售计划也只完成了百分之九九强。
据唐山支公司经理及计划股长反映，他们本来不愿意这样作的，因为河北省公司副经理周桐林及华北区公司煤业科副科长宋光伟叫他们这样作，并施用压力，他们没有办法。这虽然说明唐山支公司领导干部原则性不强，不敢同违反党与国家纪律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同时也说明正是华北区公司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批评的直接后果。
由于领导上不重视与不采纳自下而上的批评及意见，机关内民主空气非常薄弱，群众有意见也不敢正面提出，在背后议论纷纷。领导干部不认真地去检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而单纯地认为群众思想落后，责备群众为什么有意见不当面提，跑在背后发牢骚、说怪话。
在一些会议上也变成一种形式，照例歌颂一些成绩，作些无原则的捧场，然后浮皮擦痒地提到一些不关紧要的缺点，而这也只是在口头提提，并没有准备在行动上加以改进，这就更加重了领导者沾沾自喜的情绪。
机关里也订了生活检讨会制度，但这个检讨会的内容只是一般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对领导上缺点的批评；有的部门半年不开一次生活检讨会领导上也不过问；开会的多检查一些生活小节及不关系原则的问题，而且都是一些表面现象，如上班迟到、工作不主动等等，既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来检查分析，也没有针对某一种不正确思想进行批判，因而改进也很少，使检讨会流于形式，把自我批评庸俗化。
怎样才能开展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呢？马林科夫同志告诉我们：“以为自下而上的批评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动展开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指出：“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予以消除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和扩大。”
事实完全证明了马林科夫同志报告的正确性。当该公司过去领导干部不接受从下面来的批评，或者强调批评中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因而连其中正确部分也不接受的时候，该公司的民主与政治空气就很稀薄，批评就展不开；当最近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工商委员会在该公司设置意见箱，支持批评，并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当人民日报刊载了批评该公司不应奖励虚报成绩的单位及掩饰错误的稿件，并在编者按语中表示支持，因而促使该公司领导干部重视的时候，职工情绪就很高涨。过去不敢批评的人现在也敢正面提出批评了，有的已在市工商党委设置的意见箱中投入了自己的意见。这就充分证明正确的正是马林科夫同志，而不是单纯地认为职工思想“落后”的领导者们，他们不理解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对于消灭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是何等重要，因而也就不能理解马林科夫同志所教导我们的“在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时吸收的群众越多，对我们一切组织的活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越强，我们在各种领域的工作就越顺利”的这一段话的重要意义。
（二）
正确地挑选人材和认真地检查执行情形的工作，在华北区公司也没有很好地进行。
华北区公司订了不少机关内的制度，对所属各单位也发了许多决定与指示，但该公司所属各单位却普遍反映华北区公司不解决问题。为什么这样呢？就正因为领导干部是依靠着签署公文来领导企业的。他们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因此发出的文件多不具体。举例来说吧，总公司每季度发出一个工作指示，华北区公司也照样发一个，但内容相同，仅仅把不关系华北区的部分删去了，而没有针对区内的具体情况，指出贯彻总公司指示的具体作法，结果使下面无法执行。如该公司指示下面不准加班加点，以免影响职工身体健康，这当然是很对的。可是下面因人少事多根本无法执行，每天从早到晚卖煤，星期日及例假也照常工作，不但没有学习时间，连休息时间都没有，而且加班也没有加班费。该公司就没有重视与解决这个问题，指示发下去就不管了，也不问执行得如何。又如华北竞赛委员会曾发出通报，要求在竞赛期间重视工人的安全福利问题。该公司领导干部没有根据这一指示来采取有效措施，致所属各单位不断发生搬运装卸工人的工伤、死亡事故。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唐山劳动报曾一再发表稿件批评，但至今仍未获得改善。
在检查执行上的第二个缺点是报喜不报忧的情形仍然存在。上面提到北京市公司虚报成绩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统计科发觉后准备予以通报，但领导干部不愿公开这个错误，把事实真相遮盖起来。此外，在总结工作时，多是强调成绩，完不成任务则列举许多客观原因，而不是如马林科夫同志所指出的“首先是揭发缺点，揭露非法行为”，因此工作总结也就成为例行公事，起不了指导与推动工作的作用。
我们知道，方针政策确定后，干部就决定一切。因此，如果不正确地挑选和使用干部，就不能顺利地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
然而在华北区公司并不是完全根据干部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作为选择与提拔干部的标准。正如马林科夫同志指出的：“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上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借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喜的人。”举例说吧，在该公司领导干部相信的人中，有两个人在公司最机密的部门——业务室工作，一个还担任负责的职务，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的支会干事及工会的组织委员。然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反动青年党的特务，仅在河北省玉田县就有十二条命案，一个是三青团分子拒未交代。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两人都已被逮捕了。此外，当然还有一些例子，这里就不再多举了。
其次，是挑选干部有时是根据履历表和证明文件，而并没有认真地审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有这样一个事实：该公司有一个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干部，自称对基本建设工作很内行，领导上没有认真审查就将他由办事员提升为科员；结果这个大学毕业的科员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及练习生，来到公司一年半了，连一张简单图表的绘制及普通公文的草拟都不能胜任，更谈不上其他了。
再次，对干部的提拔不是与教育、提高相结合，结果就使得这些被提拔的干部，尤其是人事部门、工会与团的干部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有领导上相信，因而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致使党、政、工、团的工作，甚至连机关里的文化娱乐工作都是少数几个人在作，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工作没有作好；其他的干部除了行政上一般的工作外，却没有工作可作。例如通讯报道工作，华北区公司也有一个通讯组长，然而几年来没有看见他给报社写过一篇稿子，也没发展过通讯员，更谈不到鼓励大家写稿了。而该公司内却有不少同志愿意搞通讯工作，也向领导上提过开展通讯工作的意见，但得不到支持；甚至人民日报社写信给该公司的一个同志，要他报道该公司为基本建设服务的稿件，但通讯组长仍不给予支持，因此除了少数同志自发地向报社写稿及反映情况以外，该公司通讯工作始终未开展起来。
用不着列举更多的例子了，由这些事实就可以说明华北区公司关于正确地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形作得很不好，或者说作得很坏。
（三）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现象呢？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该公司领导干部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使这种工作处于几乎无人照顾的状态。正如马林科夫同志所说：“低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一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充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果。”
首先在学习上，领导干部表现得不够积极和重视，经常占用理论学习时间来研究业务问题。仅从理论、时事测验成绩来看，不及格者平均差不多占科长以上干部的半数：有一个党员科长在“三反”运动刚结束的一次测验中，竟不知道侵入革命阵营的
“三害”是什么；更有一个党员科长把土地改革的总路线答成“中立地主”。从此可以看出忽视政治倾向的严重。
在思想工作的领导上，该公司原来确定由人事室主任负责，然而他成天忙于党务工作，群众连面都见不着；以后确定由经理负责，也未获得改进。该公司不是在一个干部不正确的思想正在萌芽或者尚不严重时就去预防或解决，而是听任其发展蔓延，
一直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才找来进行个别谈话，用注入式的方法生硬地讲一些革命大道理；不是真正关心职工的实际困难，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抽象地强调个人问题不准考虑；对于一个思想比较落后但也有若干长处的干部，不是批判他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又同时肯定他的优点，鼓励他走向进步，而是采取放任不管、一概否定的态度；青年团对于青年职工不是采取广泛团结、加强教育的态度，而是团结这一部分人，排斥那一部分人，形成小圈子；工会不是根据工会法及全国总工会的规定接受每一个合乎入会条件的职工入会，而是把一些按章可以入会但有某些缺点的关在大门以外，也不予团结和教育。
这样作的结果怎样呢？正如马林科夫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任何削弱，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增强。”本来有一些可以进步的干部也变得落后了，原来就比较落后的就更加落后下去。问题就是这样明显。
如何帮助同志们不断进步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共七二四工厂一车间支部教育有落后思想的工人的经验（载人民日报一月十三日第三版）值得我们注意。该厂工人孙顺吉之所以能够由落后走向进步，就是因为车间党支部能够掌握他思想问题的关键，帮助解决了他的实际困难，表扬他每一个小小的进步，用启发诱导的方法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正体会到党对自己的关心和体贴，从而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国家主人翁的感觉。
这就说明了要想作好思想工作，必须了解与熟悉群众的思想情况。要想了解与熟悉群众的思想情况，领导干部就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马林科夫同志强调指出：“思想工作是党的首要职责，不重视这种工作就可能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华北区公司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