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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行政委员会发布
加强春耕领导保证适时播种的指示
目前春耕季节已到。迅速作好春耕工作的各项准备，保证适时播种，对完成和超过一九五三年农业增产的重大任务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为此：
一、必须把农业生产当作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任何忽视和放松农业生产的领导都会遭致不可弥补的损失。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专区、县级以下的领导同志，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固定专人负责，并指定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进行日常工作，组织干部下乡检查，迅速建立技术指导站，以加强春耕运动的领导和技术指导。
二、结合农村订计划运动，全面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各地要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国营农场为单位，订立爱国丰产竞赛计划，并以劳动模范带头，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全面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以发掘农业生产的潜在能力，为达到大片丰产和全面增产的目标而奋斗。
三、加强防旱抗旱工作，克服盲目乐观情绪。积极发动群众耙耱保墒，开发小型水利，提早春汇，实行合理经济用水，做好防旱抗旱准备工作，以保证适时播种。
四、保证完成粮食的播种计划；棉田面积既不准扩大，也不准缩小。如当地棉田面积过于集中，应适当加以调剂，一般可控制在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以下，以便调茬轮种。在春耕播种期间，必须抓紧对群众的技术指导，及早警惕并防止病虫灾害，保证各种作物全苗。特别要把密植作为中心，大力加以推广，争取主要作物（如棉花、水稻、玉米、谷子、春麦等）百分之四十达到合理密植，并发动群众以户、组、社为单位建立小型试验地，进行各种耕作方法的试验。
为了完成以上任务，迅速把春耕工作推动起来，各省市应即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具体部署，并立即发出指示，派得力干部下乡，检查春耕工作准备情况，在报纸和广播电台上，连续进行广播和报道，以引起各地的高度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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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农林工作会议
刘澜涛主席号召加强农业生产领导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华北行政委员会一月二十三日至二月三日召开了全区农林工作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一九五二年农业、林业、畜牧业方面的经验，确定了一九五三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拟订了关于互助合作、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等具体工作方案，通过了关于加强对农业劳动模范的政治领导和生产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农业技术工作、推广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的决定、关于加强林业工作的决定。
会议确定一九五三年华北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在一九五二年的生产基础上，继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增产运动，大力推广先进经验与科学技术，发动群众防旱、抗旱、防灾，继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增产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并注意大力发展林业、牧业。今年要求粮食产量在一九五二年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二点八，棉花产量在维持现有棉田面积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三点二。
会议确定一九五三年互助合作运动的任务是：巩固发展互助组，积极、稳步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重点试办几个集体农庄。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百分之八十，其中常年互助组争取达到半数，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发展到一万个左右。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和某些地区所存在着的形式主义现象。如山西省工作最好的县份组织起来的劳动力达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工作不好的县份则不及百分之二十，为此，必须加强对薄弱地区的领导，推广先进地区的经验，以使运动逐渐平衡发展。会议又批判了某些地区所存在着的轻视互助组的领导，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贪多冒进偏向；指出互助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基，必须加强领导；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则仍要坚持“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原则。
会议根据一九五二年丰产经验，着重研究了推广先进经验与科学技术的问题，并总结了小麦、棉花、谷子等五大作物的丰产经验，树立了五大作物的丰产旗帜，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地将这些经验加以交流推广。会议并提出一切技术人员必须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总结群众经验，给以科学的说明，利用各种方式广泛开展技术教育。
会议结束时，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作了重要指示。他在详细阐述了一九五三年的抗美援朝、经济建设、民主建设任务及其相互关系之后，着重说明了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他说：在国家建设中，工业是决定的、领导的因素，农业则是必需的。国家建设以工业为重心，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工业愈发展，就愈需要农业的发展；农业要有新发展，也就更需要工业的领导与支援。不承认工业的决定作用和领导作用是不对的，但因此而忽视农业生产也是不对的。以工业为重心，这是就国家总的建设方针来说，这个方针要贯彻到各个方面，但不能不看具体情况机械搬用，如中共县级党委和县人民政府就应当是该地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农业生产，加强了农业生产，也正是加强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刘澜涛着重指出：今年农业生产的主要要求，仍是增产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同时须积极注意林业、牧业的发展；至于目前在全区统一提出“农林牧全面发展”的口号则是过早的，不适宜的。
刘澜涛根据中央指示及当前华北农村情况，指出当前在农村中必须采取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扶助贫困农民、团结个体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他说：在华北农村，凡是组织起来较好的地区，阶级分化就很小，如山西省武乡县组织起来达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农民生活普遍上升，农村阶级很少分化。那里的党政领导者对农民群众是尽到了责任的。但另外有些地区，由于当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在土地改革后不久的时间内，便又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出卖了他们的土地，逐渐陷于贫困的境地。扶助贫苦农民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不能对贫苦农民的困难漠不关心，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努力生产，改善生活。刘澜涛指出：由分散的个体农民经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集体农庄，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在指导上不能犯主观主义。在一般情况下，不要企图由个体经营一下跳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管新区老区，农民的觉悟是逐步提高的，一切决定于我们的工作和领导。对组织起来采取冷淡消极态度是不对的，同时贪多冒进也是不对的，应按照农村经济发展法则逐步前进，不能有任何强制。刘澜涛强调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他说：对农民进行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树立爱国光荣、劳动光荣的观念，应成为农村工作者长期教育农民的任务；同时，必须向农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国家工业化利益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教育，使农民群众能按国家计划进行农业建设，使他们了解国家工业化的利益，就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并教育农民目前主要应是依靠自己的集体力量举办各项生产事业，不要在农民中宣传不实际的口号。
最后，刘澜涛又强调指出了对劳动模范的培养教育问题。他说：全区约有六万名左右的劳动模范，这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支强大的突击队，他们有功劳，但由于某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对劳动模范只有表扬而缺乏应有的批评教育，致有些劳动模范骄傲自大、脱离群众，今年各地必须加强对劳动模范的思想政治教育，有鼓励，也必须有批评，帮助他们不断进步，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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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等地不法资本家报复打击工人
当地人民检察署配合有关机关作了严肃处理
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芜湖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等地，近来陆续发现部分不法资本家利用各种恶毒手段报复打击“五反”运动中的工人积极分子，因而发生了逼致工人自杀的严重事件。苏州等地的人民检察署已配合有关机关检查处理了若干起这样的违法事件。
苏州市和芜湖市不法资本家经常以停伙、停薪、停业来威胁工人，企图迫使工人自动离职；或者更恶意地挑拨职工团结，诬蔑陷害工人；或者找寻各种借口，强迫解雇工人。在不法资本家的这种逼迫和陷害之下，有的工人因生活无着或因受了侮辱而自杀身死。如苏州市添和菜馆资方许茂泰一贯残暴地虐待工人，“五反”运动后更多方刁难职工，不给饭吃，致使工人胡桂吉因三天没有吃饭而上吊自杀。福大颜料店资方孙铁安强迫解雇工人李伯商，逼使李服毒自杀。中央药房资方林符孙，怀恨学徒王锡荣在“五反”运动中检举他，便诬蔑王有偷窃行为，并布置人监视他，王因受冤而服毒自杀（幸被救活）。张兴建筑材料公司资方薛懋华，也因学徒陈根虎在“五反”运动中检举过他，便不发给工资，并借口营业困难，强迫陈回家。陈回家后生活无着，跳楼自杀。裕丰永纬绒厂资方丁启良阻止工人史永年参加工会，并诬告史企图强奸其妹，不给工作，强迫史离开工厂，史最后投河身死。特别严重的是苏州市豆腐业同业公会主任邵锡万，在劳资协商会议上公开殴打工人代表王罗喜，破坏劳资协商会议，并在资方代表会上对其他资本家说：“打死工人有我们三百多家同行支持，怕什么！”安徽省芜湖市陈守金机坊，以营业情况不佳为借口，威逼工人高本泉在所谓“协商”的名义下暂时歇工回家两月。高回家后生活极端困难，知道芜湖市机坊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后，便回店要求复工。但陈守金认为他回家未满两月，拒绝了他的要求。正当双方争执时，陈守金的女婿卜国朝（卜开盛机房资方，当地小恶霸，封建把头）赶了去，破口大骂高本泉，并要打他。当时因天色已晚，高只好忍气吞声，要求将自己的被褥铺在地下暂睡一夜。但卜国朝为了逼迫他自动离店，蛮横地将他的被褥抛了出去，不准他留宿一夜。高本泉受了这样的侮辱，而又无处安身，便投河而死。长街区景春花园云兴昌车行资方朱云来，为了使工人自动离职，企图用金钱收买工人胡心成，被胡严词拒绝后，朱即怀恨在心。有一天胡因天雨不能做工，带着朱的四岁女孩子要去玩耍。朱便捏造事实，诬告胡意图奸污其女，并挑拨和收买其他工人作假证人，阴谋解雇胡心成，虽经市总工会、劳动部门的干部劝阻，朱不但不悔改，还说：“愿受劳动改造，坚决不让胡心成回店。”问题尚未处理，朱即以停薪、停伙、不让进店等办法逼走胡心成。华盛街凤仪兴乐器店资方张德厚，因工人刘显木等在“五反”运动时检举过他，不但不痛改前非，低头认错，却因此经常对刘显木讽刺辱骂，打击报复，并说：“你在‘五反’中搞我，现在我还是我。”刘显木是街道自卫警，又兼青年代表，有时须出外开会，张德厚便经常借故刁难。有一次张德厚竟无故找岔子，说刘显木做的胡琴不好，硬要他自己把胡琴拿到外面去卖完。刘显木因经常受这种委屈，精神上受刺激很深，便在次日服硫酸水自杀，幸获急救未死。
济南市不法资本家以恶毒手段迫害工人的事件，已先后被发现二十多起。如泰兴印刷局经理阎泰丰，在“五反”运动前后曾打骂工人四次，不让工人报户口，限制工人参加工会，不发工资。结果有四个工人被他逼走。他还经常借口营业不佳，抗缴税款，印制假商标，不执行加工合同。三区大兴纸行经理刘星生，以工人到工会开会“耽误生产”为名，破口大骂工人，并借工人外出晚归的细故殴打工人。三区志新织布厂经理张淑明，指使别人偷窃该厂工会财务委员保管的工会费，企图陷害这个财务委员。他还经常拖欠工资，工人为求合理解决，曾召开劳资协商会议，但费时十天，毫无结果，张淑明反而借故殴打工人。事后他又捏造事实，诬告工人私设法庭审讯和殴打他，并在工人黑板报上公开侮辱女工。他终日大吃大喝，不事生产，企图解雇工人。复兴恒织布厂资方庞子久也经常拖欠工资，工人张世复想回家探亲，一再请他支付欠资，都没有得到结果。庞子久有时还经常借故殴打工人。事后他反而让其妻到街上大喊：“工人打死人啦！”他还收买街道工作干部，企图陷害工人。
上述这些违法事件，经苏州等地人民检察署配合有关机关进行检察后，均已作了严肃处理。如苏州市在该市市长亲自领导下，已将不法资本家林符孙、孙铁安、许茂泰、薛懋华及帮助资方打击陷害工人的职工冯阿厚、陈华发等人逮捕法办。芜湖市人民检察署认真调查研究了卜国朝、陈守金逼死工人高本泉案后，也已配合有关部门召开了工人代表、工商界代表、街道代表共一千二百余人的群众大会，当众提起公诉。最后由市人民法院宣布，判处卜国朝徒刑十二年，陈守金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会后市人民检察署又与市总工会、工商业联合会密切配合，组织各行业的私营工商业者与工人们讨论过这一案件。济南市人民检察署也对该市不法资本家阎泰丰等提起公诉，该市人民法院即予逮捕法办，并召开群众大会严肃地作了处理。
通过这些案件的正确处理，不仅有效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反动气焰，同时也扭转了某些资本家虐待工人的行为，劳资关系因此正常起来。例如芜湖市在未将逼死工人高本泉的卜国朝等逮捕法办前，该市工厂商店中停伙、停薪、扣发工资和虐待、解雇工人的劳资纠纷很多，有时一天多到三十余起。例如资方钱振华在一九五二年七月间企图解雇工人，不但非法地停工停薪，而且十分嚣张地说：“闹到总工会也不怕”。资方昂朝海，在吃饭时，夺下并摔碎了工人的饭碗，不让工人吃饭。但自高本泉案处理后，资方态度转变了，劳资纠纷也少多了。这些案件的正确处理，同时也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鼓舞了工人的斗争信心。例如工人许汉文说：“过去我们工人不要说死了一个，就是死了一百个，都没有人问，今天可得到保障了。”有的工人说：“今天有党和政府给我们撑腰，我们有信心与不法资本家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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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卦嘴、洪山庙两工地发生工棚倒塌事故
编辑同志：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三日，中南区发生了两次基本建设工地工棚倒塌、工人死伤惨重的严重事故。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月三日，中南钢铁局工程公司筹备处黄石市第二工区八卦嘴工地的工棚倒塌，造成压死工人五人，重伤十人，轻伤六十七人的重大事故。这所工棚是去年十月间新修建的，质量十分恶劣。工棚是两层的，上面是宿舍，下面是工房。屋顶盖瓦四千多块，约七吨重，宿舍里住了一百五十个工人，加上工具等，总共有二十多吨重。但工棚地脚基础只有五公寸深，而且地基是松土；支柱又小，每根柱子只有八公分粗；屋架八字梁的接头处只用了三寸半到四寸半的钉子钉在一起，并没有用铁条夹住再用螺丝钉扭紧。因此，工棚很不牢固，上下楼时房屋摇幌得吱吱作响。对于这种情况，工人们曾多次提出改进意见，但没有引起领导上的重视。如在修建时，工人曾建议把地脚打深些，并且安装十字架；但监工项青山不采纳工人意见。工棚盖好以后，工人们又向工区主任缪书和、工地主任孙典兴提出“工棚上重下轻，起大风容易倒，最好多加几根支柱”的意见；也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住这样的工棚很危险，许多工人不敢在里面睡觉，而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自己找房子住。这种严重的情况，工地领导方面虽然知道，还是没有及时设法解决，他们不是强调“客观”原因，就是要工人自己“克服困难”，甚至对提意见的工人采取打击的恶劣态度。今年一月，从华中钢铁公司调来一批建筑工人，他们对工棚提出意见后，工地指导员赵春修却对他们说：“农村来的工人，住野庙、睡湿地都很满足，就是华钢的工人调皮！”
另一件工棚倒塌的事故，发生在湖南军区后勤部第二工程处长沙洪山庙工地上。时间是一月二十五日。这次事故共压伤工人七十五名，其中重伤十二人，有三人可能残废。这所工棚建筑在一个山嘴上，地基有四分之三都是松土，屋顶上盖了很重的瓦。在修建时，许多工人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并且提出了具体建议，选择了适当的地基，但是领导方面不接受。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工棚是临时的，应该节约”。于是在修建工棚的工程中就处处“节约”，应该用好料的地方却用次料，甚至钉房架时也以竹签子代替钉子。因此在一月二十五日晚刮大风时工棚倒塌。
从这两次事故中可以看出，中南钢铁局工程公司筹备处黄石市第二工区八卦嘴工地和湖南军区后勤部第二工程处长沙洪山庙工地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不关心基本建设工人的生活，在解决住宿问题上采取了十分轻率的态度，工棚质量不合安全标准，工人提出意见后又没有设法改进，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建议有关领导方面彻底检查和处理这两个事件。
郭基光 胡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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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坚决反对工棚建筑中的“凑合”思想
本报今天发表的中南区黄石市八卦嘴、长沙洪山庙两工地因工棚倒塌死伤工人一百五十余名的重大事故，当地党、政、工领导方面和中央劳动部虽然已派人彻底检查处理；但这对各地基本建设部门领导干部来说，仍然是一个应该切实记取的重要教训。
从读者郭基光、胡立荣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两次工棚倒塌事故，是在同一种错误思想支配之下发生的。这就是这些工区的领导干部对工人的生活和安全毫不关心，而是以一种“凑合”的思想来对待基本建设工人的住宿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工棚是临时性的，能凑合就凑合。因此他们有意用次料顶好料，用竹签子代钉子；他们可以在五公寸深的地脚基础上，用少数几根极细的支柱搭起房架，就让它载重二十多吨。当工人把工棚的危险情况报告工区领导干部，并积极提出改进建议的时候，这些官僚主义者又假借“增产节约”和“客观困难”为名，反过来让工人克服困难。结果怎样呢？工棚倒塌了，工人遭受了不应有的摧残，以致牺牲了生命。
应该指出，这种“凑合”思想，是由于片面的只顾生产建设任务，而不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安全的错误观点而产生的。事实很清楚，任何伟大的建设任务，如果没有工人的劳动创造，只不过是蓝图上的美丽设计，而不能成为现实。如果不注意保护劳动、不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安全，不仅不能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不能为国家节省开支，反而造成极大的财力浪费和人力伤亡。这是严重地、直接地违反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错误行为。
今年是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的一年，现在又正是解冻开工的时期，空前规模的劳动队伍正涌进各个基本建设工地。因此，接受八卦嘴和洪山庙工棚倒塌事故的教训，采取必要措施改善工区工人的住宿条件，在今天就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可否认，客观上是有一些困难的，比如工人人数众多，开工前的准备时间短促，以及工程规模宏大而任务紧急等；但这些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关键在于各建筑企业单位和基本建设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否以关心工人和对工人负责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们建议各地党委加强对基本建设有关部门的领导，教育他们纠正这种错误的“凑合”思想，督促他们把工棚建筑列入基本建设准备工作重要内容之一，并建议当地建筑、劳动和工会等部门吸收北京市制定工棚建筑标准规定的精神和办法，确定当地一般工棚建筑的起码标准。这样才可以有效地防止工棚倒塌事故继续发生，才可以保障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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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依法制裁报复打击工人的不法资本家
在伟大的“五反”运动之后，苏州、芜湖、济南等地部分不法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向工人店员进行打击报复，使工人的生命、职业及各种合法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这一情况应引起各地党政机关和工会的重视。
经过“五反”运动，多数资本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端正了经营态度，和广大职工团结一道，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努力。但是，也还有少数资本家并没有放弃其错误行为。他们一方面继续施其“五毒”，另一方面对“五反”运动中的工人积极分子进行打击报复，这种现象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坚决制止。
苏州、芜湖、济南三市的人民检察署对这些案件主动地加以检举，并及时予以严肃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各地人民司法机关，都应效法苏州、芜湖、济南三市的人民检察署，依靠广大职工群众，主动地了解和揭发不法资本家的违法事实，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制裁那些不法资本家的犯罪行为，并注意扩大影响和效果，借以对其他资本家进行守法的教育。各地工会组织有责任保护工人、职员群众的利益，监督资方切实执行政府法令，反对其违背政府法令和妨碍生产的行为，对那些在“五反”运动之后继续侵害国家利益，向工人阶级进行报复、侵犯职工合法利益及破坏生产的行为，应进行坚决的斗争，以确保“五反”运动的胜利成果和工人阶级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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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综述
地方党委和报纸应该解决职工群众要求合理支配业余活动时间的问题
从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本报“读者来信”栏连续发表了许多厂矿职工迫切要求合理解决职工业余活动时间的来信。这些信反映了许多厂矿由于职工业余活动过多、干部兼职过多、会议过多的情况。这些情况已经使职工得不到必需的休息和学习时间，其结果不仅影响到职工的健康和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直接影响到生产。针对这种情况，本报连续发表了必须合理支配职工业余活动时间等评论，建议各地党委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以及中南工人日报等也先后以大量篇幅刊登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群众呼声和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中南工人日报还以“兼职多的问题怎样解决”为题，在报上发动群众来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真正重视和大力领导这一工作并且已经作出一定成绩来的只有北京一地。有些地区的党委虽然对这个问题表示重视，但缺少具体的领导；而多数地区的党委还没有引起注意。
去年第三季度末，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便公布了关于合理支配职工业余活动时间的决定，同时在石景山发电厂等六个单位作重点试验；取得经验后已经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全市各厂矿普遍推行。现在北京市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重点，即由一般性的布置号召和重点试验，转入贯彻这个决定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北京日报从去年十月末，便围绕这一问题，连续发表了社论、短评、新闻和漫画，及时地发动了群众，指导了运动。北京市总工会也派工作组深入重点工厂，研究工会工作怎样配合党和行政解决职工业余活动时间过长的问题。正是由于中共北京市委员会重视这一工作，大力地、持久地领导这一工作，正是由于北京日报、北京市总工会适时地配合了这一工作，因此，北京市各厂矿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京市各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和经验是值得称赞和学习的。
还有些地区的党委虽然发布了“决定”，但由于缺乏具体领导，合理支配职工业余活动时间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类地区可以沈阳、天津为例。中共沈阳市委员会早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便发布了“关于国、公营工厂职工业余活动时间支配问题的决定”，但为时一年，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这个“决定”并没有很好贯彻。中共天津市委员会远在一九五○年初即曾经指示所属各级党委要注意减少厂矿职工会议过多、干部兼职过多的现象，但因为缺乏具体领导，问题的严重情况依然如旧。去年年底中共天津市委员会虽然作出“关于国营工厂及私营大厂中简化组织、减少会议、减少干部兼职的规定”，但目前还只是硬性地控制职工业余活动的时间，而没有进一步的积极措施。
尤其值得注意的，现在还有不少地区的党委根本还没有重视这一工作，他们还错误地认为“中心任务很紧，顾不上解决这个问题”、“会多、时间长，工作还做不完；会少、时间短，任务哪能完得了”。而这些地区的报纸和工会组织也没有积极地支持职工群众的正当要求，发动群众寻求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推动当地党委及时纠正那些潜伏着的错误思想。
当然，解决厂矿职工业余活动时间过长的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耐心持久地大力领导，很多实际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逐步进行。但是，只要当地党委重视和领导这个工作，问题就可以合理解决。北京市已经取得的成绩就是最好的事实说明。
既然合理解决职工业余活动时间这一工作是应该进行而且可以进行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推动那些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的地区开展工作呢？关键在于各地厂矿的基层工会和地区的报纸是否发动和支持了工人的正当要求。各地党和工会的报纸应该拿出一定的版面，大力宣传和指导这一工作，应该坚决地和错误思想作斗争，应该抓住关键性的问题组织群众讨论。报纸是有力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如果在职工群众所迫切要求的问题上不支持群众，不发表代表群众利益的意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会脱离群众。
合理解决职工业余活动时间的问题，是当前厂矿职工的普遍要求。各地党委必须具体领导这一工作；各地报纸和工会必须大力发动群众来参加和监督这一工作。已经作出成绩的地区，应该及时总结经验逐渐推广；还没有动和动得不好的地区，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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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平常的混凝土搅拌厂
——建设鞍山的人们之二
本报记者 陆灏
“这混凝土搅拌厂，说来很平常。它不过是把现场上用人力干的混凝土搅拌工作，改用机器代替。或者是把过去在现场上用搅拌机的老习惯，改成把机器集中在一起，成立一个专门进行混凝土搅拌生产的工厂。
“有许多事情，在事后看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不是那样容易。倒不是事情复杂难做，是人的思想，有时候像顽石一样，千打万锤，还是弄不通。
“提起这混凝土搅拌厂，早在一九五零年的夏天，苏联专家维契托莫夫同志就已经提出了建议。他刚到鞍山，就看见我们起砂子抬石头，用的是铁锹镐头。运洋灰，是扁担加筐筐。搅拌混凝土，是站在铁板上用铁锹干活，混凝土的质量，是用经验和眼光来保证。维契托莫夫同志在那时候，就看到鞍山未来的建设，他看到将来工程上所需要的混凝土，决不是单靠两只手可以应付得了的。于是他就亲自领导设计、画图，要我们能不用人力的，都用机械；能集中生产的，不要零敲碎打。领导方面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专门拨了二百亿东北币进行这个工作。于是，手摇起重机做好了，铁的手推车做出来了，那时，立山正在建筑工人住宅，准备设立一个搅拌厂搅拌灰浆，厂基的混凝土基础也开始了。
“施工要机械化，要工厂化，这对只会零零碎碎使用人力的人来说，是个新问题。有的说：‘咱们的国家人多，劳动力便宜，用机器，机器的折旧率比人力还贵呢。’有的说：‘混凝土工程我又不是头一回干，怕人力来不及，弄几台搅拌机放在现场上，我要用几台，就用几台，多么方便。’有的人更悲观，他们说：‘搞这个多麻烦，你们的搅拌厂搞成了，我们的工程也可以做完了。’这些人里头，有的是不懂机器，用惯了手工业的办法，当然不会用科学算帐。有的是知道要干机械化、工厂化，怕麻烦，又怕学习。有的人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办事，他以为自己这几手，一辈子就吃喝不完了。
“后来，维契托莫夫同志暂时离开了鞍山。由于不少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上的抵抗，所以施工机械化和工厂化的工作受到了阻碍。已经做好的铁的手推车、手摇起重机，只好躺在仓库里，那立山搅拌厂的房架，做成了百分之八十，就再没有人催，也没有人继续做下去了。
“这工作，一直拖到一九五一年的秋天，鞍山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人们才又重新记起了维契托莫夫同志的建议，记起了混凝土搅拌厂。于是领导上下了决心，要把搁下来的工作，重新拾起来，继续进行。当时时间就很急迫了。
“按理说，领导方面有了决心，这事就好办了，但一开始，搅拌机就发生了大问题。原来我们的搅拌厂，每天的生产任务是三百立方公尺，现在要提高到每天生产六百立方公尺，本来准备的搅拌机太小，要做新的，时间来不及。于是，派人到哈尔滨、抚顺、本溪，到处去找，结果还是找不到我们所要的大搅拌机。后来，还是维契托莫夫同志帮我们解决了问题。那时候他已经又回到了鞍山，他平时坐汽车，常常从市人民政府的门口经过，有一次，他发现在
一座短墙的后头，露着两台搅拌机的脑袋，他派人一看，果然是两架大搅拌机。东奔西走找不见，其实是有机器，就是没有人想用，寻来的机器因为日晒雨淋，无人照管，可惜零件已经残缺不全了。
“搅拌机找到了，还缺零件，还缺不少附属设备，于是我们就天天为找这些东西奔跑。譬如，我们没有皮带运输机，没有这种机器，就不能向搅拌机里输送成百吨的石头、砂子，到处打听，一个工人告诉我们说：有很多零件，现在闲着放在耐火厂的仓库里。我们跑到那边一看，果然有这些机器。我们写报告向财务科要，财务科有的同志说：‘这是国家固定资财，你们可不敢随便用。’说起来这真奇怪，没有人去用它，他们想不起这是国家资财；等到我们要用了，他们不是帮助解决，而是说：‘不能动。’好像这国家资财只能闲着躺在那里。后来，我们找到领导方面，才从仓库里拿来了皮带运输机上的一部分零件。但还缺少一个减速机，工人们又告诉我们去化工部的洗煤厂找见了它。说起这也很好笑，化工部主任已经说可以给我们，我们自己也到洗煤厂看到有三个减速机躺在暗暗的角落里，但化工部计划科一定说：‘我们没有这种机器。’我们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查帐，帐本上就是没有，但我们现在用的减速机，是实实在在从洗煤厂要来的。
“‘七拼八凑’，我们总算把搅拌厂的机器凑好了。大家等着看我们试车。这时候，那搅拌机的机器，真像安在我们的心上一样，又紧张，又高兴。但一试车，事情糟了，那三层楼的钢铁房架，机器一震动，摇幌得厉害，搅拌机上的齿轮，也乒乓乒乓打掉了好几个，看到这情形，我们的头直发麻。而有些工程师他们又说风凉话了。说什么：我早知道你们是在冒险，别人在增产节约，你们偏偏在浪费。我们信任领导，信任苏联专家，谁也没有泄气，继续拼命干。房架摇动，我们请苏联专家来计算，他帮助我们在房架结构上加了斜支撑，搅拌机上换上了新齿轮，最后我们终于试车成功了。
“搅拌机是能开动了，但我们出的混凝土的数量还是很可怜的。开头，一天不过出几立方公尺，慢慢出到一、二十立方公尺，就把我们忙坏了。那时间，主要的混凝土工程都快先后开工，我们工作不熟练，混凝土出得少，供不上现场用，再加运输没搞好，弄得汽车等混凝土，混凝土等汽车，真是乱糟糟。
“到了七、八月份，搅拌厂的产量已经逐渐上升，但工地上的工程师们，对我们仍然没有信心。有一个工地主任问我们：‘一天最多能出多少？’我们计算了一下各方面的条件，说：‘最多每天能出五百立方公尺。’他笑着说：‘算了，能出四百立方公尺，我就拜你们为师。’他因为不放心我们，还要我们在现场上安几台搅拌机，保证混凝土的供应。好吧，安就安吧，我们自己觉得也没有太大把握，九月份，我们就给他们安了三台搅拌机。这搅拌机往现场上一安，可就热闹了，三台机器安了七天，每天出三百多立方公尺混凝土，但现场上就堆了成千吨的石头、沙子和洋灰，钢筋厂拿来绑好的钢筋，都被堆在砂子里头，木模厂的木板也丢得到处都是。一天运石头、砂子的汽车就要三、四百车次，道路也被常常堵死，这种混乱的情形，使别的工作都大受影响。事实说明，大规模的混凝土工程，把搅拌机放在现场上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后来，只有把这些搅拌机赶快挪走，工地上才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这个说起话来有条不紊的助理工程师，是筹备混凝土搅拌厂工作的积极工作者之一，他的名字叫陈祖尧。三年多以前他还是之江大学建筑系的学生，现在穿了一身油垢的棉制服，他的瘦削的脸孔上长着一双很有精神的眼睛，从他的年青的额上所陷下去的绉纹和他的嘴边常常生满了很长的胡子来看，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艰苦的工地生活给予他的严重的锻炼。很显然，和几年以前相比，他已经变成一个颇为老练的工程技术人员了。
“那么，现在搅拌厂的情况怎样呢？”我问。
他带着一种非常兴奋和激动的声音回答我，从他的声音里头可以知道这个年青人是怀着多么巨大的欣喜。他说：“现在，我们的搅拌厂就已经开始引人注意了。在十一号基础浇灌工程进行的时候，我们每天混凝土的产量达到了一千立方公尺，每小时要平均供给四、五十立方公尺，在七十多小时内，我们接连地供给了十一号基础三千立方公尺，这些混凝土，能装二百四十个火车皮。特别是，十一号基础是冬季施工，那三千立方公尺混凝土，要用四百五十吨九十度的热水搅拌，有二千吨的砂子要加热到四十度，有四千吨在零度以下的石头，要把它加热到六、七度。现在是谁也说：‘要没有搅拌厂这一套设备，工程上要用这样大量的混凝土，是没有法子应付的，冬季施工，就根本办不到。’现在，对施工机械化和工厂化，已经听不到有人再说没有兴趣了。”
他真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人。他不愧是一个在基本建设中坚定地实现机械化和工厂化的积极工作者。（附图片）
鞍钢混凝土搅拌厂
新华社记者王纯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