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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念斯大林，学习斯大林
（在马克思列宁学院追悼斯大林同志大会上的讲话）
杨献珍同志们：
我们马克思列宁学院的全体学员和全体工作人员以无限悲痛的心情来哀悼我们最敬爱的导师和最亲切的朋友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及一切劳动人民的领袖，他在一生中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和列宁一起，建立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取得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指引了走向胜利的道路。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同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事业，他忠实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人民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正在胜利地进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来把人类中的最崇高的理想化为现实。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的局面。
斯大林同志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是无限亲切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和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是和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指导和援助分不开的。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曾作了极其英明的指示，他粉碎了反革命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革命的荒谬言论，发展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南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更给予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以热诚的、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些援助对于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我们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斯大林同志对于我们的关怀和援助。斯大林同志同时还十分关怀我们党的理论工作的提高，他特地派遣了苏联的优秀的理论工作者到我们马克思列宁学院来帮助我们培养理论战线方面的干部。我们马克思列宁学院全体同志更将永远不会忘记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这种关怀和援助。
同志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斯大林同志的全部著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无尽宝藏。斯大林同志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丰富的内容的各个方面，斯大林同志都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斯大林同志在理论工作上的辛勤的劳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明的，斯大林同志的理论工作上的卓越成就，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掌握了全世界的最广大的人民，化成了改变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最巨大的力量。斯大林同志的许多光辉的科学著作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等等，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于全世界人民进步的正义的斗争事业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设，都起了极其伟大的指导作用。斯大林同志最近遗留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等等著作，更给了我们以崭新的锋利的理论武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已经吸取了很多的智慧和力量，我们还必须从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吸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以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以增强我们建设新中国、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本领。同志们，当我们抱着沉重的心情来悼念我们的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地想一下，我们自己是否真配得上作一个在斯大林旗帜下的思想战士，是否真正做到在一切方面都是恪遵斯大林同志的可贵的遗训。斯大林同志曾反复强调“要把党的理论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要“在党的一切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要极端地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精神来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提高党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可是在我们这里，有些同志并不像斯大林同志那样把党的理论工作和思想工作看做是具有极端严重意义的事情，他们并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看作是对于党的全部事业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工作。斯大林同志曾这样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因某种原故而跛起脚来，如果用马列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事业衰弱下去，如果我们提高这些干部底政治和理论水准的工作削弱下去，而这些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复关心我们向前进展底前途，不复了解我们事业底正确性，而变成一些茫无前途，盲目式和机械式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末我们全部国家的和党的工作，也就一定会衰弱下去。”我们有些同志虽然读过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话，但是他们并未从这些话中引导出应有的结论来。但是，我们既然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末，不管我们将来担任什么工作，我们都应该把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看做是我们的一种天职，一种无可推诿的对党的责任。
同志们，我们要遵循斯大林同志的指示，重视思想工作，或将终身从事思想工作，这就必须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要精通斯大林学说，因为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而要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学说，这就必须遵照斯大林同志所谆谆教导我们的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学习，而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同志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和我们永别了。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决心做更大的努力，来进行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把自己真正培养成为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我们的伟大导师斯大林同志在一切方面都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得像斯大林同志那样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来作工作，来同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学习得像斯大林同志那样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学习得像斯大林同志那样有极深刻的原则精神；学习斯大林同志那样在工作中，既有明确的革命前途和目的，又有非达到目的不止的坚强意志；我们要学习斯大林同志的思想品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求实精神和谦逊朴素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同志们，我们要更加努力不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用斯大林同志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党的思想工作和理论教育工作。
同志们，为了纪念斯大林同志，我们还必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团结一致，要更加强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继续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由列宁斯大林所培育和教导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永远是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前驱者。
我们敬爱的导师斯大林同志虽然逝世了，他的天才的学说，不朽的著作，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的一生的伟大的事业将永远照耀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的面前，鼓舞着人们继续前进。斯大林同志不朽的名字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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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汽车制配厂第一厂政治委员
牟岐山是比黄逸峰更加恶劣的坏分子
西北军区后勤办事处汽车制配厂第一厂政治委员兼该厂党委书记牟岐山，以反动作风对待职工，拉拢坏人，打击好人，扣押群众，压制批评，抗拒检查，群众认为他是比黄逸峰更加恶劣的坏分子。
牟岐山为了在汽车制配厂第一厂建立个人独裁的统治，以反动的恐怖手段，乱捕乱扣、斗争处罚、停工检讨、撤职扣薪、开除厂籍等等办法，代替工厂的民主管理。该厂三年来（“三反”运动除外），受各种处罚的职工有二百一十二名，三百四十四次，占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损失工时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个。其中有不少人（特别是职员）是因为对牟岐山领导作风不满而提出批评，牟岐山就以“反领导”、“反组织”等等罪名，予以惩罚。该厂文娱干事潘群，思想有不少毛病，群众对他也有很多意见，但牟岐山却对他非常器重，并亲自介绍潘群入党。可是当潘群对牟岐山玩弄女性的恶行，向其他同志稍露不满时，牟岐山便认为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将潘群非法管押起来，并宣布开除潘群的党籍，还非法地在党委会议室里给潘上了手铐。潘群被牟岐山陷害后，该厂职工异常不满，牟岐山就污蔑这些人“离心离德”，“纪律松弛”，“内奸行为”，接着又以“清除潘群思想”为名，迫令两个干部停工检讨，并开除了该厂两个学员。该厂通讯员杨庭华午睡时，牟岐山的小孩跑去吵闹，杨不耐烦地打了他一下，牟岐山便写信给该厂保卫科“要保障人权”，并亲自非法地将杨庭华管押起来。该厂医务所调剂员何善亭在小组会上和牟岐山的意见有分歧，牟便认为何是有意伤害“政委身分”，拍桌大骂，并将何管押起来。去年五月间，该厂工会改选时，牟岐山认为该厂组织干事莫萍应为候选人，当时该厂助理工程师赵晟指出莫萍品质不好，群众对他意见很多，不应当列为工会候选人；牟岐山便给赵晟按上了“捣乱工会选举”的罪名，让厂内开会进行斗争，后又将赵禁闭检讨十六天。牟岐山除了以上胡作非为，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外，更严重的是，凡是被他停工检讨处罚的职工，一律不发工资，逼使工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由于牟岐山这种以反动统治者的手段对待工人阶级，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因此汽车制配厂第一厂一九五二年的生产较一九五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三，生产效率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
牟岐山“唯我独尊”的统治，表现在对待厂内所有干部，完全采取了“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极其反动的手段。该厂厂长刘少朋过去职位比他低，现在当了厂长，他很不服气，有意布置他的“得力干部”莫萍、杨正喜、宋兆禄、顾家华等，在职工群众中制造对刘的不满情绪。同时，他利用各种机会，煽动群众攻击刘少朋。并在群众会上公然说：“刘少朋是摆菜摊子的，还能办了这样大的工厂！”该厂保卫科长魏韶颖，曾向西北军区后勤办事处反映过他的违法乱纪行为，牟岐山便认为这是“歪风邪气”，“宗派活动”，在支委扩大会议上扬言：“宁放过三百万的贪污分子，不放过魏韶颖的思想。”牟岐山认为工会主席莫萍、支部书记杨正喜，是他“最得力的干部”。事实上莫萍是一个品质极坏的人，“三反”前贪污公款，“三反”中未作交代，在厂内乱搞男女关系；杨正喜是一个兽性淫荡的家伙，他曾在夜间闯入女学员的宿舍，并企图奸污工人家属，群众极为不满。可是牟岐山却强令群众将杨评为“政治教育工作模范”。“三反”运动中，职工检举莫萍有贪污行为，牟岐山一再为其辩护，并在群众大会上说：“莫萍是党委重视培养的干部，你们不要随便批评”。
牟岐山平时压制批评、对抗上级的行为极为严重。一九五一年，牟岐山以“了解和关心职工思想动态”为名，擅自检查职工私人来信，扣压职工对他的控告书。前年四月，该厂助理工程师赵晟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学习‘实践论’，改进工厂工作”的专文，对汽车制配厂生产管理进行了批评。当人民日报六月八日三版发表这篇文章后，牟岐山就在全厂广播台上号召全体职工写反击文章，自己并以孙志强的名字写文章，污辱赵晟“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盗窃实践论，另有政治阴谋”。接着，牟岐山又煽动该厂干部对赵晟进行两个星期的斗争会，指令各车间职工向人民日报写稿，硬说人民日报不经调查研究，随便发表了“反动分子”赵晟的文章。另一方面，牟岐山又以该厂党委会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信说赵晟写稿是“歪曲理论，……转移群众视线，哗众取宠，掩盖其反动面目。”最后牟岐山强迫赵晟“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经领导审阅，再不向党报投稿。该厂橡胶部工人周铭铸（党员），系西北军区后勤甲等劳动模范，一九五一年曾向西北总工会反映了该厂不重视劳动保险条例等项意见，被牟岐山知道后，立即宣布停止周的党籍，迫令停工检讨，并给周以党内当众警告处分。一九五一年五月署名为“一群工人”的曾向“工人日报”投稿，控告牟岐山七条错误，西北后勤办事处令其检讨与说明，牟不但拒不检讨，反向该处索讨原件，追查控告者，诬说是“反动分子所为”。
牟岐山凭借职权的恶霸行为，还表现在淫秽的私人生活和蛮横无理地计较供给待遇上。牟岐山原来是结了婚的，他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就和周依萍恋爱，但结婚后，又给一位女职员写恋爱信，说：“如果得到你的允许，就应该是加速你与党的接近，在职务上有相当排级以上的职务。”全厂职工对这种以名利引诱，企图达到个人目的的可耻行为，极为愤恨。去年七月该厂改薪金制时，他为了多争工资，打击厂长刘少朋，在评薪小组会上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说：“刘少朋（厂长）那一方面也不能和我比，我的工资一定要比他高……。”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调和的意见，说厂长和政委一样高低时，牟岐山便说这是“脱离政治倾向。”为此问题，牟岐山不仅在党委会上争执，并且要全厂职工中讨论“政治与技术在工厂那个主要”，直到获取了较高的工资，他才肯罢休。有些无原则的人为了附会他所谓的“政治要领导技术”的要求，还给牟岐山九岁小孩评了四十个单位的“工资”。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牟岐山屡次拒抗上级机关对他的检查。去年五月和七月，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北总工会、西北后勤办事处派工作组到该厂检查工作，牟岐山即事前派人偷听，对反映意见的人公开进行威胁。去年十二月初，工作组二次到该厂调查他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他就寻找各种借口，拒不到会，污蔑党委扩大会议是“歪风邪气”；他荒谬地给动力部支部书记写信说：“在工厂坏分子掀起了风浪，大多数党员出卖了党的利益，党的一切秘密被党员自首了”。更恶劣的是，他威胁工会副主席朱成修、人事科陈莲桂说：“你们要考虑你们的党籍”。他认为揭发他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就是“扩大纠纷，陷害‘异己’”，就是“非组织活动，抹杀真理，放弃立场，投机取巧，放弃党的利益”等等。
牟岐山违法乱纪和他的反党的行为，所以长时间未被揭发，该厂党委会的其他委员该负很大的责任。有一些党委委员，如副厂长、党委委员诸述，党委候补委员杨正喜、宋兆禄等，他们为了取得牟岐山对他们的“信任”和“重用”，不惜放弃党的利益，在许多问题上帮助牟岐山违法乱纪。如副厂长诸述，在牟岐山攻击厂长刘少朋时，不去坚持原则，解决这一问题，反而采取两面三刀的态度，歪曲事实，和牟岐山一起煽动群众攻击厂长；当牟岐山为了多拿工资分，进行各种活动时，他又积极赞同给牟岐山九岁小孩评四十个单位的“工资”。该厂党委会的其他委员，如厂长刘少朋、保卫科科长魏韶颖、前任党委委员总务科长杨生财等，他们曾以口头、书面向上级反映过去牟岐山的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在部分问题上，也曾在党委会上向牟岐山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他们对牟岐山的斗争表现得十分软弱，有些问题竟然最后同意了牟岐山违法乱纪的主张。如潘群被开除党籍，并被非法逮捕等等，都是党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另外，有不少问题，如牟岐山非法斗争赵晟向人民日报写稿等，该厂党委会委员虽然知道这是无理取闹，但是他们缺乏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性和斗争精神，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而很少考虑党的事业。由于党委委员之间，基本上抱着这样两种错误态度，牟岐山就可以把厂党委会变成他违法乱纪的合法工具而为所欲为。
牟岐山违法乱纪和他的反党行为长时间未被揭发，是与西北后勤办事处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分不开的。一九五一年间，该处对汽车制配厂基本上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一九五二年九月间，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曾提出将牟撤职，进行彻底清查；可是西北军区后勤部没有立即执行这一指示，致使牟岐山在他的“独立王国”里继续为非作歹，破坏生产。
去年十二月初，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直属政治部、西北军区后勤部、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北总工会等机关联合组成工作组检查了牟岐山违法乱纪的行为，由该厂党委会宣布给牟岐山以党内撤销工作的处分和行政撤职的处分。这就引起了该厂职工普遍不满，有些职工看到黄逸峰压制批评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都认为对牟岐山的处理太宽容了。像这样品质极端恶劣的坏分子，早就应该开除出党，依法惩办。因此，希望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西北后勤部党委严肃认真地处理反党分子牟岐山的违法乱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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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农民哀悼斯大林逝世
斯大林主席逝世的不幸消息传到中国广大农村后，连日来，各地农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哀悼这位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创造幸福生活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巨人。
毛泽东主席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农民在七日傍晚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很多人到深夜为止，还留在全乡农民经常集会的地方——韶山乡招待所里，为这件悲痛的事，默默地团聚在一起，不想分开。八日上午，韶山乡农民依照当地习惯的礼节，隆重地举行了追悼斯大林同志大会，到会的许多男女农民都穿上黑衣和草鞋，缠着白布，表示哀悼。陕西省兴平县窦马村二百多农民也在七日晚集会追悼斯大林，该村中苏友好协会女会员赵玉玲等精心扎成许多白色纸花，镶在斯大林遗像的周围。当不幸的消息传到江苏省江宁县黄泥塘村时，正在挖河的农民们立刻停止劳动，就在河堤上举行追悼会。有着二十多年革命斗争历史的老根据地福建省龙岩县后田村农民，七日从“闽西人民”报上看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在该村小学校里立即聚集了五十多人，肃立在斯大林遗像前，举行了哀悼仪式。在辽东省，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农民都举行了哀悼斯大林的集会，在村里的黑板报上，还登载了该村农民所写的许多悼念斯大林的文章。
农民们把斯大林主席看做是帮助自己翻身的大恩人，都为斯大林逝世而感到无限的悲痛。浙江省天目山区昌化县顺溪村在七日晚举行全村农民追悼斯大林大会，雇农童青山在会上悲痛地说：“爹娘生养我，但不能解放我，我仍旧过着牛马的生活；只有斯大林援助我们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我才真正过着人的生活。”福州市郊后屿乡女生产能手王月逢说：“一把雨伞只能遮一个人，斯大林主席能遮全世界的人民；我听到他死了的消息，比我的亲生父母死了还难过。”南京市郊种麻模范谢广山写信给新华日报说：斯大林派到中国来的种麻专家果尔什可夫曾经看过我的麻地，耐心地教给我种麻的好方法；只有斯大林派来的人，才能这样关心我们。中国农民赴苏参观代表团团员、江苏省江宁县农民刘天友写给斯大林集体农庄的信中说：我到苏联参观时，在一个畜牧场里，看到庄员们挑选了二百多只品种最好的绵羊准备送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农民和我们中国农民，真是比亲兄弟还亲。
曾经访问过苏联、亲身感受过斯大林的温暖的中国农民，对斯大林主席的逝世更加感到悲痛。随中国农民赴苏参观代表团到过苏联的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谢瑞贞（女）、龙海泉等，回想起在苏联参观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曾亲自两次打电话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形。谢瑞贞说：“这样一位比父亲还亲的人，现在突然死了，怎能不叫人难过呢？”福建省龙岩县后田村农民叶明根曾经访问过苏联，他在写给福建日报的信中说：去年“五一”劳动节，我在莫斯科红场上看到斯大林同志。我时刻不会忘记，我这个中国的普通农民，能有机会到莫斯科看到伟大的斯大林，都是由于斯大林帮助我们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
中国农民们在哀悼斯大林的同时，普遍认识到要把悲痛化为力量，向着斯大林所指示的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前进。福州市郊后屿乡农民郑依牳说：“我们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学习苏联的样子。斯大林主席把中国农民看做和苏联农民一样，把一切好方法都告诉我们。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加团结，照着斯大林主席指给我们的路，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逐步走到农业集体化。”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辛自修说：“斯大林主席不幸逝世，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重了。我一定要把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好，学习苏联经验，逐步走向集体化。”大家也认识到在斯大林逝世的这些悲痛日子里，中苏两国人民要更加团结一致，提高警惕。毛主席故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农民在给斯大林故乡——哥里的人民的唁电中说：“让韶山和哥里兄弟般的友情继续到世世代代。”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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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工人和农民纷纷写信慰问苏联人民
决心和苏联人民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努力继承斯大林的事业
为伟大斯大林的逝世而和苏联人民分担着悲痛的我国各地工人、农民，纷纷向苏联人民发出慰问的书信。这千千万万封书信，表示了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和苏联人民深厚的感情，和他们以实际行动悼念斯大林的决心。
曾亲身受到苏联友人培养和帮助的工人、农民们，永远感念着斯大林的情谊。在东北地区，马恒昌、苏长有、郑锡坤等二十一个著名工业劳动模范联名写信给苏联工人。他们说：我们中间有好些人是在斯大林同志派来的专家的培养下，成为生产中的先进工作者的，我们的荣誉和幸福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他和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和斯大林亲密战友毛泽东的领导下，和苏联人民紧密团结一致，为彻底实现我们共同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在苏联专家李索夫培养下成为中国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的劳动模范田桂英，在写给苏联铁路工人的信中说：“一九四五年斯大林派红军把我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救出来，斯大林所教导的苏联专家又把我培养成新中国的第一个火车女司机。在斯大林同志逝世的这个万分悲痛的时刻，我决心和你们更加亲密团结，共同为继承斯大林的事业献出一切力量。”四川成渝铁路的全体职工写信给苏联人民时，以十分感激的语调叙述了苏联专家帮助筑路的情景，他们在信中说：建筑成渝铁路的成就标志着在斯大林领导下的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我们宣誓：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把成渝铁路建设得更好。曾在苏联先进经验指导下得到棉花高额丰收的全国植棉模范曲耀离，也写信表示要更加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以完成计划的实际行动来悼念敬爱的斯大林。
纺织工业劳动模范郝建秀、新中国第一名女拖拉机手梁军等著名的劳动模范，都写信给苏联人民。这些信件由衷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同样悲痛的心情，他们说：伟大的斯大林永远活在我们劳动人民的心里，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锻炼成真正能继承斯大林事业的战士。
许多曾经访问过苏联的工业、农业劳动模范们，更向苏联友人们深切地表示对斯大林的悼念。上海市的陆阿狗、杭佩兰等在信中说：中国人民和斯大林所教养的苏联人民是血肉相联的，我们要更紧密地团结起来，遵照斯大林指引的道路前进。李顺达、吕鸿宾等农业劳动模范们，在写给苏联集体农民的信上追忆着他们亲身感受到的斯大林对中国农民的关怀，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听斯大林的话，进一步提高生产，稳步走向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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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忘斯大林
新华社记者 林耀 田庄
斯大林同志逝世的不幸消息传到武汉市的第二天，在“二七”大罢工发源地的江岸铁路工厂的一个客车工场里，五十五岁的“二七”老工人文良，含着泪水叫他年青的徒弟张松旺拿来一支沾着白漆的毛笔，在他的工具——千斤顶上写了七个大字：“生产不忘斯大林”。他沉痛地对他的徒弟说：“从‘二七’大罢工斗争到现在，斗争了多少年，我们好容易才能过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这是和苏联、和斯大林同志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来表达对他的纪念，只有写上他的名字，时刻想着他，搞好生产来纪念他。”
“生产不忘斯大林”这句话的确代表了整个江岸铁路工厂一千七百多职工的心情。三月六日下午，当斯大林同志逝世的不幸消息传来的时候，所有的工人都惊愕、悲痛得说不出话来。工人陈长伦下班回家后，只吃了两口饭就呆呆地坐着，他想起了自己过去的苦日子和今天的好生活，又想起了斯大林对中国的帮助，他越想越难过，甚至买了一些酒来喝。但是他很快地想到：长久这样悲痛下去有什么用呢？这样流泪、喝酒难道是纪念斯大林的办法吗？这时，江厂长提出的“化悲痛为力量”的号召，立刻涌现到他的脑子里来。他知道，要用实际行动来追悼斯大林，首先就应该搞好生产。于是他把眼泪擦干，马上披起衣服赶到工厂去值夜班。在这一天的夜里，许多工人都在这样的悲痛心情中，找到了“化悲痛为力量”的正确方法——努力生产。
三月七日，各车间出现了许多生产上的新气象。机车工场的工人们自动在自己的车床上插上了白色的三角旗，旗子上写着：“纪念斯大林同志，我们要努力完成三月份的生产任务。”“悼念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学好苏联先进经验。”人们按照这些誓言开始行动了起来。这个车间过去在推行苏联先进工作方法——按指示图表作业，已经有了初步成绩，他们曾经以十九天的时间修出过一辆机车，现在，他们又提出了进一步推行按指示图表作业的计划。大轴组已准备由按日计算改为按小时来计算了。在机械工场里，一个做了二十多年工的老车工徐登贵，前几天害了眼病，医生要他请三天假休养，但是，当他开始休息的第一天就听到了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他再也不愿意休息了。三月七日一早，他的眼睛还没有好，就赶来工厂上班。在客车工场里，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正在讨论如何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悼念斯大林同志。他们提出：除完成三月份修理出八辆半客车的任务外，还要超额修理好一辆半客车，以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实际行动来悼念斯大林同志。现在，九辆残破的客车已运到工地，工人们极有意义的劳动已经开始了。
“生产不忘斯大林”已成为江岸铁路工厂工人们的行动口号和无限力量的源泉，伟大的奇迹将在这个力量的鼓舞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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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来信
提出在处理人民来信中感到的困难
编者按：本报在一月十九日发表“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的社论之后，曾经向各省市人民政府发信，要求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告诉我们，以便交流情况与经验。现在我们已收到许多省、市的回信。山西省人民政府来信中所提到的人少事繁等问题，具有普遍性。希望各地领导机关特别是专责机关都能继续作切实的研究，并将具体的问题和研究的结果来信告知，以便交流。下面是山西省人民政府的来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月二十五日接到你们一月二十二日来函，让我厅将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的办法和未解决的问题告知你们。现简述如下：
（一）各级人民问事处的组织机构不健全，目前处于人少事繁，业务生疏的状态。全省各市、专、县、镇共一百零九个单位，据临汾、运城、榆次、忻县、雁北五个专区九十一个单位的不完全材料统计，虽然已有七十三个单位建立了人民问事处，但有不少单位还未配备专职干部。据临汾、榆次、忻县三个专区不完全统计，有专职干部的只有三十七个单位，约占三个专区的三分之二，其余单位的干部仍是兼职。有些专区甚至绝大部分干部是兼职，如雁北专区都是由民政科、人民监察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兼办；运城专区有些县是秘书干事、收音员、收发员兼办；临汾专区有些县是文化馆兼办。特别是有些县对人民问事处的干部调动频繁，如定襄县配备了专职干部不久又调走，阳曲县把配备的专职干部抽往司法改革委员会帮助工作。以上情形经检查帮助，虽有所纠正，但终因各级人民问事处无专门编制，又加有些领导干部对这
一工作未予足够重视，致现在仍未彻底解决，影响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开展与提高。
（二）一年来，人民来信、来访逐渐增多，各地处理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如拟稿、转发案件、写信催办等，改进为转办者用卡片，催办时用催办通知书，并与省级各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使人民来信均有专人及时处理。登记工作也简化了手续。这样就提高了工作效率。据省人民政府人民问事处统计，一九五二年人民来信、来访提出的问题，已处理百分之八十以上，未处理的一百零三件（计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四十八件，公安厅十二件，省人民检察署七件，民政厅十三件，省人民法院十八件，问事处五件），据了解，各主办单位均已分别及时转到各专、县，并催办几次，但终因问题较复杂，多数需要专门调查研究，而各专、县缺乏干部，省级又不可能全部派人下去检查帮助，所以长时期没有得到处理结果。
（三）在接见人民来访中，各地经常遇到些必要的开支而无法解决，如需要补助来访者路费，或需给来访者吃顿饭等。这笔经费的开支，除省人民政府人民问事处在“张顺有事件”后有所解决外，各市、专、县迄未解决，致遇到一些特殊开支便无办法。如宁武县孙宪章发明了收割机，要求县人民政府帮助路费到太原找省人民政府工业厅研究试制，该县虽给了他三万六千五百元，但无法开支，最后还是请示省人民政府解决。
以上第一、二两问题已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在最近省委召开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出各级应迅速健全机构，抽出专职干部进行此项工作。较长时期未得处理结果的问题，在经常检查催办及与各部门交流经验中，当可逐渐减少。第三个问题，现正准备编造群众来信事业费预算，请示批准，以解决困难。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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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荆门县第五区区长朱道增违法乱纪
竟非法解散石回桥镇妇女联合会组织
读者王相成来信：我要求湖北省荆门县迅速处理第五区区长朱道增漠视妇女权益，不按婚姻法处理离婚案件，并非法解散石回桥镇妇女联合会组织的错误。荆门县第五区干部宋照廉，一贯歧视自己的女人刘武秀。一九五一年他被提升为区财粮助理员以后，便要求和刘武秀离婚，但政府不批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刘武秀因反抗家庭虐待和嫂子发生口角，宋照廉正巧回家，便趁机说刘武秀不好，再次提出离婚。他对刘武秀说：“你要吵，跟我到区里去吵。”到区政府以后，宋照廉就跑到区长朱道增的房里，向朱道增提出离婚要求。朱道增对于这件离婚案既未调解，也不分清是非，便叫民政助理员写了离婚证。刘武秀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她为了生活，要求二十万元的赡养费；对于家庭财产，则没敢提。但民政助理员却说，“宋照廉没钱，往那里弄二十万元给你？给五万元行不行？孩子将来是姓宋的！”刘武秀含着泪说：“那我就什么都不要。如果将来我不能要孩子，现在我也不带。”民政助理员说：“那还行！孩子不离娘。你得给他养孩子。”就这样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离了婚。
离婚后，刘武秀生活无着，暂住在宋照廉的家里，割草度日。宋照廉不愿让刘武秀住，骗她说：“我和哥哥分了家（实际是没分），房子家具都分给他了。”刘武秀没办法，便向区妇联主任高昆哭诉。高昆向区领导干部提出意见说：“区政府处理刘武秀的离婚案是草率的，没有经过调解，离婚后女方也没有分到财产，子女也不是共同抚养教育。”区委书记吴春耕却答复说：“区委批准了！”高昆把这个情况向县妇联作了报告。
荆门县第五区石回桥镇妇女联合会和几个妇女代表，认为区政府对刘武秀离婚案的处理不妥当，也向第五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区人民政府的答复是：“派代表来谈！”
但就在第二天，区政府把石回桥镇妇女代表杜祖芳（军属）叫去了。区长朱道增亲自出马，追问她是谁叫她提意见的。不说就要扣起来。为了压制对方的申辩，朱道增给杜祖芳加上了罪名：“你们是过去的反动妇女，要镇压你们，有了你们这种人，就没有区政府了！别人的婚姻，和你们有什么相干？为首的值得判徒刑！以后你们开会先要经区里许可，不然就是反动会，停止活动！”结果，他竟把该镇由三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的妇女联合会给解散了！
朱道增所犯的错误，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希望荆门县人民政府立即检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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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内蒙古自治区加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
为了加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内蒙古自治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已正式成立。委员会主任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副主任由副主席杨植霖、卫生部长李本周担任。二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示的精神和本区实际情况，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区全体卫生工作者和人民明确认识这一运动的伟大意义，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普遍、深入和持久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提出自三月中旬到四月末，应结合春耕准备工作开展春季卫生运动。
新疆省妇幼卫生工作有很大发展
新疆省妇幼卫生工作有很大发展。三年来，全省共改造和培养了各民族的旧产婆和新法接生员二千五百多人。并成立了妇幼保健站九处；接生站和接生组一百零九个。去年秋季，人民政府还派出妇幼卫生工作队深入景化、阜康等县工作，利用幻灯、戏剧等形式进行宣传，使一万三千多人受到了妇幼卫生教育。
新疆省各族人民过去一般都采用旧法接生，产妇因发生产褥热、婴儿因发生破伤风而死亡的很多。三年来，各地推广新法接生后，有些地区已使产妇和婴儿的发病率、死亡率大大降低，如阿克苏县训练接生员后，在接生七十二次的统计中，只有二个婴儿因怀胎不足月份而死亡，其余产妇和婴儿都很平安。吐鲁番县推行新法接生后，已使婴儿死亡率由百分之二十八点五降低到百分之一点六。
全国足球比赛、青年足球锦标赛大会闭幕
一九五三年全国足球比赛、青年足球锦标赛大会已在五日闭幕。大会进行了九天，共举行了二十七场预赛，六场决赛。比赛结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队荣获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冠军；华东区代表队获得亚军。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为上海代表队，亚军为东北延边代表队。九天中，观众达二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