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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寿县农民贾新奎检举村干部违法行为
遭官僚主义分子重重阻难被迫自杀
编者按：安徽寿县农民贾新奎被迫自杀的事件，反映出安徽省人民法院六安分院、寿县人民法院等机关存在着漠视人民控告、漠视人民生命、对干部偏听偏信的严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同时反映出这些机关存在着对上级的指示极不重视、执行不力或根本不执行的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希望安徽省人民法院对本案有关的违法失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安徽省六安专区寿县三和区姚皋乡大郢村农民贾新奎为检举村干部贪污违法行为，先后受到区、乡人民政府和寿县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法院六安分院官僚主义分子层层阻难，又遭区干部和被检举的乡村干部讽刺、威胁和打击，最后竟被迫自杀身死。事件经过情形如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大郢村土地改革时，该村行政组长姚如学（共产党员）、农民代表沈宏杰（以后又当了民兵班长）分配土地不公，自己分到的地又多又好，把坏地分给别人，贾新奎只分到三亩坏地和破草房一间，因此非常不满，遂与同村贫、雇农沈朝安、沈颂云等十八人联名向区、乡人民政府提出控告。当时沈宏杰、姚如学等即向区、乡人民政府反映贾新奎有疯病，是兵痞，受地主指使，所控不是事实，用以掩饰自己的错误。一九五二年一月下旬（农历年节），贾新奎看到邻居杨家芳的祖母自杀，而村干部沈宏杰、姚如学等不加过问，遂又去乡人民政府报告。事被沈宏杰的亲信沈朝刚得知，沈朝刚即先跑到乡人民政府，谎报贾是“疯子”，报告的不是事实。接着又把这事告诉沈宏杰和姚如学。姚皋乡乡人民政府片面听信坏分子的话，对贾新奎的检举始终未作处理。沈宏杰、姚如学则对贾新奎非常不满，讽刺贾说：“你献殷勤也没见赏你个啥！”“怎没叫你当干部？”贾受打击后，又于二月六日到寿县人民法院控告沈宏杰、姚如学，并列举了沈、姚的违法行为：沈宏杰曾贪污农民斗争果实，假报人口多分田，包庇叔父沈颂远隐瞒黑田；姚如学曾替地主分散财产，叫地主当干部欺压群众，贪污公款，并伙同石庭干企图谋杀贾新奎。但是寿县人民法院竟借口贾没有介绍信，未予受理。五月间，贾新奎又到安徽省人民法院六安分院控告。六安分院陈副院长没有通过县、区两级政府，就直接写信给姚皋乡乡指导员沈颂江（沈宏杰的叔父），令其慎重处理，以后即未过问。但姚皋乡乡长胡永盛、指导员沈颂江仍认为贾新奎有疯病，未予理睬。一九五二年六月，贾新奎又到南京市人民法院控告。南京市人民法院因与寿县人民法院没有领导关系，遂写信介绍贾新奎仍回寿县法院控告。信中并指出寿县人民法院无介绍信不受理案件的错误。贾新奎回家收割了庄稼，九月三日又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即备正式公文，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交贾新奎带回交寿县人民政府处理，并叫寿县人民政府回报处理结果。寿县人民政府秘书张玉林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公文，既不考虑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很好地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即批上
“交法院处理”五个字，推到县人民法院去处理。事后既未催办，也未检查。县人民法院对此事仍极不重视，没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示的精神派员深入了解，慎重处理，仅写信叫区人民政府了解情况，并令贾新奎回乡听候传讯。这时三和区区长已离职去养病，区委书记也正要离职去学习，此案遂交由区委组织委员王银和办理。但王银和并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向法院回报。九月二十五日，县法院第一次传沈宏杰、姚如学和贾新奎等审讯，审讯证实了贾新奎所控告的村干部违法行为，除企图谋杀一事尚待查明外，其他均系事实。但是法院审判人员罗本端仍没有指出沈宏杰、姚如学贪污违法的错误，即仍令回乡，待查明企图谋杀一事是否确实后再处理。这样不仅没有支持贾新奎的正确行动，反助长了违法分子的气焰。沈宏杰在回家的路上即向姚如学说：“这次回去一定要把老贾管制起来。”回村后，沈宏杰仍时常辱骂贾新奎。贾新奎又写信给最高人民法院，请求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再写信给寿县人民法院，指示县法院迅速处理。十月二十七日，寿县人民法院第二次传讯时，该案已由清理积案小组带往三和区，法院遂叫贾到区听候处理。区民政助理员刘孟平不问事实，就粗暴地指着贾说：
“就是这家伙胡告，告到北京的就是他。他是疯子，告的全不是事实，完全是受地主利用。”该区区委书记江占英刚离职学习回来不久，既不了解情况，也不加询问，即盲目地也批评了贾新奎。清理积案小组在区委领导下研究分工时，又叫民政助理员刘孟平到姚皋乡去清理积案。刘孟平到乡后仍采取坐堂问案的方式，写传票传讯贾新奎等，并把传票交给村农会主任陈同秀（和沈宏杰相好）带去。陈没有把传票直接交给贾新奎，反交给沈宏杰的弟弟带回给了沈宏杰。沈宏杰拿着传票威胁贾新奎说：“老贾！你告到南告到北，现在不又告到我手里来了？上级叫我管制你，看！这不是管制票！”贾新奎信以为真，对此事非常愤懑，感到自己为检举坏人，跑了许多地方，历时近一年，问题始终未得解决，反而要受管制，悲愤之下，于十一月十日上吊自杀身死。该村群众发现贾吊死后，要把贾放下来，沈宏杰还恨恨地说：“松他干啥？他爱吊让他再吊一时！”
区民政助理员刘孟平发出传票后，未见被传的人到案，也不加追究，直到贾已自杀，才发现案卷仍放在腰里未动。三和区副区长杨衡听到贾新奎自杀的消息后，也不深入调查，追究责任，报请上级处理，反对区委书记说：“早报迟报，县还不是根据区的意见吗？”最后虽向上级作了报告，但在报告里却仍诬说贾新奎是兵痞出身，受地主指使，是受地主讽刺而自杀的。
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六安地委、六安专署曾先后两次派人会同寿县人民政府到当地进行调查，查清了贾新奎自杀的原因，并证实了贾新奎所检举的村干部的违法行为，除谋杀一事尚不能肯定外，其余全部是事实。现六安专署已令寿县人民法院将沈宏杰逮捕，对县、区、乡、村有关的违法失职干部的处分也正研究中。（胡振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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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开始深入检查优抚工作
为了做好一九五三年的优抚工作，各地已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指示中要对优抚工作进行一次深入检查的规定，开始在城市和乡村全面深入地进行检查工作。检查的主要内容，是看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生活有无保障和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如果发现还存在着问题，就要及时予以解决。
各地都已调配了人员，成立了检查组织，切实进行检查。旅大市已从各机关抽调了一千五百人组织了检查组。山东省已成立六个检查组，辽东省人民政府已组成七个检查组分赴各地，协助各地政府检查优抚工作。
在农村，着重检查代耕情况。山东省人民政府组织的检查组，已在一月十六日分赴莱阳、胶州、沂水、临沂、滕县、泰安、淄博、昌潍、惠民、德州、湖西等十一个专区，重点检查各地的代耕工作。检查组除协同各地人民政府召开烈、军属、在乡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回乡军人代表会、座谈会或干部会外，并将进行家庭访问。东北辽西、松江、黑龙江等省都已开始进行农村优抚工作的检查。重庆市郊石马河乡最近进行代耕工作的检查后，所有代军属包耕的互助组，都热烈展开挑战、应战，保证首先搞好军属的庄稼。
在城市，着重检查组织烈、军属生产和为他们介绍职业等情况。北京市各区都已开始普遍地进行检查工作，广泛征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意见。天津市组织的检查组，现在开始分赴各机关、团体、企业单位进行检查，深入了解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生产就业情况。重庆、迪化、哈尔滨等市都已开始组织检查组，进行检查工作，重庆市有不少公私营企业，都积极准备协助解决尚在失业的烈、军属的就业问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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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婚姻法把三个媳妇送进门来了
舒慧
过去，在部分农村中，曾流行着所谓“贫雇农翻了身，老婆离了婚”的说法。这样说法对不对呢？请看江西省乐平县三区后阳乡张三妹家庭的故事。
张三妹有五个儿子，三个媳妇，两个女儿，两个孙子，一个婆婆，加上她夫妻俩一共十五口人。老大长财、老三长贵，都在矿山做工。老二长源是桥梁工人。老四长火、老五长谐和小女爱云、三媳老妹在小学读书。大女圆芝已出嫁，是个青年团员。长火、长谐都是少年儿童队员。张三妹的丈夫胡景淮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婆婆七十多岁，孙子才几个月。
张三妹十八岁过门后，一连生了七个男孩，三个女孩。那时候，一家十几口人，只靠胡景淮一个人养活。种了地主三亩五分田，一年要交七担租。种的四亩众田（公众的田），每年要交二担多谷。年年都是放下镰刀没有米。孩子个个面黄肌瘦，身上没有一根好纱。过年过节，有钱的人家杀鸡买肉，做糖做果，张三妹家却是冷冷清清。大人没吃的不要紧，孩子没吃的就闹。张三妹常用萝卜哄孩子：
“乖孩子，不要出去，在屋里烧萝卜吃。”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就在这苦日子里熬煎死了。
苦日子没完没了。那年长财十九岁，刚刚能做些事情，国民党反动派就来抓他当壮丁。那时胡景淮推车在外，家里只有张三妹当家。要是儿子被拉走，一家人就会饿死。但又没有钱顶壮丁。想把众田里自己的那份卖掉，又有人劝说：“田是养命根，孩子长大一个就要抽一个，不如卖一个孩子，留住田。”张三妹翻来覆去几晚没有睡。卖孩子吧，身上的肉，难割难舍；不卖吧，壮丁钱从何处出？心一横，决定把最小的儿子卖掉。买主看了人，见孩子长得伶俐，愿意买。三岁的长谐却懂得事，死活不去，抱住娘的腿，哭叫着：“姆妈，不要卖我。”孩子哭痛了娘的心，娘也舍不得孩子。
最后还是卖了田，又拿房契押了两千斤谷，顶了壮丁。从此以后，张三妹家年年不离债，生活比以前更苦了。胡景淮变得动不动就发脾气，大儿子气得老捶胸，口口声声要自杀。张三妹是眼泪往肚里流，苦在心里。胡景淮一发脾气，张三妹就说：“罢了，吃都没有吃，还吵什么？”又劝儿子：“不是我们一家苦，大家都一样，总有苦出头的日子。”
张三妹还有放不下的心事：儿子个个都大了，还没有一个有老婆的。想起儿子的亲事，张三妹心里就像有块病：“快三十的人了，人家同年的人，孩子都生了几个，自己的孩子还是光棍。”老人家盼媳妇的心切，天天希望人来说媒。可是，别人都嫌她家底子薄，人多，不愿意把女儿给她。姑妈帮长财找了一个，但要四套衣服，两钱金子，八百麻子。没说成。以后又有人给长源作媒，这次要的彩礼更多，还要哔叽、纺绸，全部家当卖光都买不起那些东西。又没有说成。张三妹一直苦苦地盼着媳妇进门，但儿子一直是单身。
解放了，长财、长源、长贵都参加了工作。土地改革时，她家分到九亩田，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虽然日子过好了，儿子还是没有娶上媳妇。
一九五○年颁布了婚姻法，不久，后阳乡就宣传开了。张三妹听说结婚不兴买卖，不要钱，心里着实高兴。她想：“要是真能这样，就不愁没有媳妇了。”禁止童养媳这一条，她也特别拥护，见人就宣传：“男孩、女孩要一样看待，千万不要把闺女抱出去当童养媳。”原来她的大女儿圆芝过去当童养媳受了很多折磨。圆芝十一岁的时候，家里没吃的，被送到徐家做童养媳。碰巧那年徐家的儿子得了病，就说是因为她的“八字”不好，把她送回了娘家。第二年又给开药铺的樟树佬做童养媳。不久樟树佬另一个儿子被拉去当壮丁，也说是她的命不好，又送回娘家。第三次给下湖头李家，更遭罪。十四岁的人，下田、车水，样样都要做，还挨打受骂。身上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饭也吃不饱。在李家过了两年，李家死了一条牛，瘟死几只猪，又怪在她的命上，送回娘家。这时圆芝已十七岁了，以后她自己找了一个爱人，夫妻感情很好。现在圆芝在乐平县卫生院学习新法接生，是青年团员。
果真，婚姻法给张三妹家带来了幸福——一九五一年一年就娶进了三个媳妇。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张三妹逢人就说：“毛主席帮我孩子娶了媳妇。”胡景淮提起这件事先裂开嘴笑。儿子更不消说，结婚后生产越发起劲了。因为生产、工作积极，长财去年被提拔为干部。
这三个媳妇都是自愿来的，没有化一个钱。大的叫邹秋香，二十岁。她和长财是这样认识的：长财有个姑妈住在乐平镇，他星期天回家从乐平镇经过，总要到姑妈家坐一坐。他的姑妈又是邹秋香的舅母，邹秋香也常来这里玩。两个人常碰在一起，慢慢地就熟了。姑妈见他们很好，便来作“介绍”人。结婚时，两人商量，为了节省，不坐轿也不坐车，走去。那天正碰上下雨，只临时买了双胶鞋。
长源的媳妇叫程莲清，二十二岁，过去是乐平镇街妇女代表会的干部。他们恋爱时间比老大更早更长。九个月中，莲清给长源做过两双鞋；长源也给她买过两套衣服。
三媳妇老妹是个放牛的女孩子，没爹没妈，跟着伯父过日子。长贵小时和她在一块放过牛。有一天，老妹的伯父对张三妹讲，要把侄女许配长贵。张三妹不敢答应，说：“现在儿女的亲事要儿女自己作主。”星期天长贵回来，娘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就到老妹那里去。两人见了面，说了话，心里都愿意，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临走时，长贵才这样对她说：“我家人多，你愿意，三天之内就到我家去。”第二天，老妹真的来了。家里人见了自然高兴，见她没有衣服，给她做了几件衣服，就住下了。因为老妹只有十七岁，不到结婚年龄，还没有结婚。
媳妇前年进门，去年就添了两个孙子。张三妹喜得合不拢嘴。看看媳妇，望望孙子，自己一个人都会笑。她常常这样说：“不是毛主席出了婚姻法，我家那能两年就加五口人。”
现在张三妹家庭是一个妯娌众多的大家庭了，可是全家非常和睦。张三妹是一家的组长，一星期领导全家开一次检讨会，有意见在会上解决。做什么事，买什么东西也是民主决定。张三妹的民主作风，得到全家人的拥护。
有一次，老妹睡在床上不吃饭，婆婆以为她有病，问她那里不舒服。原来是她见爱云上了学，没让她也去，有了意见。这意见提出后，马上得到张三妹的同意。两个嫂嫂也说：“你去上学，家里的事情我们来做。”最后老妹笑了。有些不正确的意见，张三妹也很耐心地解释。譬如为了摘棉花的事，爱云和秋香顶了几句：爱云说嫂嫂不下地；秋香说她不是在家闲着，虽然这样说，以后还是下地了。开家庭会时，爱云又把这意见提出来。张三妹在一旁听着，等大家说完了，最后说：“姑嫂要互相帮助，秋香肚子大了，下地实在不方便。我看就让她在家做饭吧！”其他的人也说，身子大了应当照顾。爱云想了想，觉得大家的话很对，嫂嫂那样大的身子，一摘棉花就累得气喘，自己一点不体贴她，还提意见；再说，嫂嫂在家也干很多活，不是回家就有饭吃吗？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嫂嫂，自己做了检讨。
民主生活促进了家庭和睦。妯娌、姑嫂就像亲姐妹。爱云、老妹上学，想做件制服，秋香赶紧把自己的两件制服拿出来：“给你们穿吧，我穿着不好喂奶。”做起鞋来，一个搓绳，一个纳底；下地也是同去同回；吃饭时更亲昵；有点好菜，你让给我吃，我挟给你吃。
婆媳比母女还亲。香秋、莲清生孩子，又是鸡、又是桂圆、又是红糖，光鸡蛋每个人都吃了四、五十个。媳妇开会去了，没回来吃饭，婆婆就把饭放在锅里，免得冷了。媳妇对婆婆也很尊敬。去年张三妹病了四个多月，媳妇们经常在身边喂茶喂汤，倒屎倒尿。晚上也陪着婆婆。病厉害时，这个抹眼泪，那个叫“姆妈”，张三妹知道媳妇的心事，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我会好的。”
有时婆媳还开开玩笑。张三妹对老妹说：“老妹，你回去吧，现在不准带童养媳，你在我家，人家会说我违犯婚姻法。”“不，我不回去，我是自愿来的。……”婆婆见媳妇信以为真，笑了。老妹也不好意思地吃吃笑起来。
儿子回来以后，更热闹。夫妻见面又说又笑。那边长贵和老妹，一个烧火，一个做饭。长贵鼓励老妹努力学习，还说买支钢笔送她。这边长财和秋香抱着孩子，看了又看，吻了又吻。老娘看在眼里，笑在心里。
张三妹深深体会到婚姻法的好处。爱云十七岁了，张三妹拿定主意让她自己找对象，鼓励女儿参加打花棍、唱歌等社会活动。为了使女儿有更多的机会和青年小伙子接触，她还准备让爱云参加农村剧团。
去年田里的收成很好，三个儿子一个月的工资合起来又有百来万，全家都做了新衣服，还弹了两床十二斤重的大棉被。小牛换成了大的，犁耙、农具样样都齐全。三十来年没有请过师傅，去年也请了师傅（木匠、篾匠），添置了谷箩、晒垫、米筛，修理了车子。张三妹、胡景淮越过越年轻，晚上和儿子、女儿、媳妇在一块学习。胡景淮教孩子们打算盘，教大家唱歌；孩子教妈妈写字、读书。有时全家人来个大合唱，张三妹唱得调子虽然不准，歌词可是都记得。孩子们知道这一点，唱忘了，就朝着她问：“姆妈、下一句是什么？”“……再不是愁眉苦脸的人。”大家又接着唱下去。
张三妹的家庭，谁看了都羡慕。去年十二月下旬，在乐平县“贯彻婚姻法模范大会”上，张三妹的家庭被选为全县一等模范家庭。人们都说：她家翻身算翻彻底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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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基本建设工人冬训政治教材”
耳东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宣传处编 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基本建设工人的冬季训练工作正在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是冬季训练工作中心任务之一。“基本建设工人冬训政治教材”就是专为东北各地冬训政治教育工作而编写的。课文精神集中在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树立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这本教材可以作为各地冬训政治教育工作的参考。
教材具体地讲解了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教材首先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作了具体生动的介绍，从而有力地鼓舞了工人们热爱祖国与建设祖国的热情。进而教材描述了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了中国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通过共产党），才能取得胜利。接着，教材讲解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新中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鼓励了工人们满怀信心地去参加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工作。最后，教材通过新旧中国工人阶级地位变化的对比，说明了新中国工人劳动性质的改变，每个工人都应当采取新的创造性的劳动态度。
第二、教材说明了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意义，和基本建设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前途。教材指出：基本建设已提到国家建设的首位，基本建设工人是站在最光荣的岗位上。基本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祖国国防的巩固；关系着祖国建设的速度，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关系着祖国科学文化的增长，人民生活与居住条件的改善。因此，有的基本建设工人认为：“臭泥瓦匠，说啥也是泥手泥脚，低微下贱。干这行没有出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同时，教材对另一些工人怕失业的想法，也作了适当的解释。这种想法就是：“基本建设虽然重要，但是盖几幢大楼，一年半载就能完事，至多两三年我们就没事干了，那有啥劲头呀！”对此，教材指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总要发展和提高的，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建设新工厂，生产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基本建设这件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工作。”
接着，教材讲解了基本建设向机械化、工厂化方向发展的意义，以及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推广各地创造发明的伟大作用。教材指出：基本建设走向机械化、工厂化，不仅给国家节省了劳动力，减轻了工人们的体力劳动；而且能把临时性的分散的施工组织，集中起来，固定起来。在基本建设工人的思想上，可以克服小生产中养成的行会思想与散漫作风，加强他们的集体性、组织性与纪律性。基本建设的机械化和工厂化，那是我们未来的远景。在我国还只能有重点地在某些工地开始逐步实现。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了改进基本建设的劳动组织、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使基本建设进行得“又快、又好、又省力”，那么就必须认真学习苏联基本建设的先进经验，推广各地的创造与发明。同时，也必须消除工人们学习先进经验中的种种思想顾虑，和技术上的保守思想。因为认真地学习先进的苏联基本建设经验，大力推广我国各地的创造和发明，就是我国基本建设从手工业向机械化、工厂化过渡的重要关键。
第三、教材讲解了几个有关工人利益的具体政策：新中国的劳动保护政策与劳动保险政策，工资制度与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通过新旧中国劳动制度的对比，通过党与政府对工人群众利益的关怀，可以进一步使基本建设工人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个人应服从国家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同时，也可以使每个职工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积极搞好上述工作。
最后，教材进行了关于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任务的教育，关于党的助手——工会、青年团的性质与任务的教育。经过这部分学习之后，优秀的基本建设工人，将被吸收入党；同时，也会扩大与巩固工会与青年团的组织。因此，这一部分课程，又是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关于党、工会、青年团的组织教育。
除上述内容外，整个教材的文字是简洁明白的。在解决工人思想问题方面，教材也避免了常常容易产生的缺点：不是从正面入手去教育工人，不是首先去发现工人阶级先进的东西来教育落后的工人，而是首先着重去找寻工人群众的缺点，批判工人群众的落后。这本教材在解决一些工人思想问题时，则是着重地从正面去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耐心地引导工人们前进。因为只有积极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认识，向工人群众树立了先进人物的榜样之后，才能更有力地去克服工人群众中的落后现象。此外，教材每课之后，还附有简单的中心提要，恰当的参考文件和可资配合的电影介绍。这些学习补助材料，也是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的。
教材也有一些说明得不够充分和应该补充的地方。首先，针对基本建设工人的特点，教材在讲解有关工人阶级特点和历史作用方面，还是不够充分的。因为还有许多基本建设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因此，向基本建设工人说明工人阶级的阶级特点与它的历史作用，将会更好地使他们划清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界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其次，在进行有关党的教育的各课中，教材讲到了有关党章部分的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教材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所通过、经党中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标准问题的规定，却没有提及。这是应当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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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举办婚姻法宣传室
安徽省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和安徽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去年十二月底联合举办了一个婚姻法宣传室。宣传室中展览着有关婚姻问题的图画、照片、模型、图表和残害妇女的凶器；这些展览品将封建婚姻制度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作了鲜明的对比。
宣传室通过很多具体事实，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有一套照片诉说了童养媳胡桂花受婆婆虐待的情形。胡桂花在丁家做童养媳时，经常受到婆婆的毒打。她原来是一个活泼美丽的小姑娘，但在丁家住了几年，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长只有二尺五寸，又驼背，又歪嘴，又是秃头。后来她婆婆又嫌她丑，就把她卖给了王家。另外一套照片，叙述了朱世英惨遭杀害的事实。朱世英在十九岁时，被父母卖给肥西县地主黄士杰做婢女，地主将她强奸以后又转卖给刘万余，刘万余经常打骂她，把她不当人看待。解放后朱世英提出离婚，刘万余竟用铁锹将她铲死。这把铁锹也在宣传室中陈列着。宣传室还陈列了残害寡妇的安庆市“清节堂”的模型。这是满清时代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李鸿章、方益斋、汪耕豫等人举办的。这个清节堂曾先后监禁过一百六十二个寡妇，残酷地剥夺了她们的自由、幸福、以至生命。宣传室内特别使人触目惊心的是那些血迹斑斑的镰刀、锄头、铁锹、菜刀、斧头、绳子、石头等残杀妇女的凶器以及被害妇女的血衣和两片被砍断的妇女的脑骨。这些实物激起了人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极端仇恨。
宣传室的图表和其他材料，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封建婚姻制度开始瓦解和新的婚姻制度开始建立的情况。据该省四十五个县、四个市从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十月的统计，自由结婚的就有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对，很多寡妇也获得了自由和幸福。界首市寡妇高家珍十九岁被迫去给肺痨病的丈夫“冲喜”，结婚一个月，丈夫就死了。她守了三十年的寡，婚姻法颁布后，她重新结了婚，现在过着幸福的日子。在安庆“清节堂”里被监禁了几十年之久的寡妇们现在也都解放了，有些并已结了婚。宣传室中还展览着许多介绍青年男女自由结婚后生活美满、生产积极的图片。童养媳许左英在婚姻法支持下，和青年民兵队长陶大富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婚后夫妻互敬互爱，生产非常积极，生活水平一天天地提高。邻人都说：“你们男女勤俭，一天到晚干活，出也笑、进也笑，真是一对好夫妻。”
还有一些图画介绍了妇女与封建婚姻坚决进行斗争的经过。临泉县的赵玉兰，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封建婚姻，要求离婚。她婆婆的哥哥刘年春是村长，有浓厚的封建思想，竟利用职权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她，强迫群众打她，狠心的公婆还把她吊在树上，用绳子沾上了水打，还用针刺她的嘴。赵玉兰的意志很坚决，她又跑到乡政府找干部给她作主。可是乡指导员吴连曾和财粮员陈杰也有严重的封建思想，不但不支持她的斗争，反说她是“疯子”，竟违法将她吊打，并用枪毙来威胁她。赵玉兰回家以后，更受虐待。公婆将她绑在树上，用粪水往她头上浇。赵玉兰的头都给泡肿了，但她还是不屈服。后来，县人民法院和民主妇联知道了这件事，支持她的要求，处分了违法干部，使她获得了自由。赵玉兰离婚以后，和徐镜民结了婚，两口子感情很好。
婚姻法宣传室使人们看到了婚姻法带给广大妇女和青年男女的自由和幸福；使人们认清了封建婚姻的罪恶；同时，更鼓舞了人们向封建婚姻制度斗争的勇气。（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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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西北三学院举办俄文速成辅导员训练班
西北区高等学校的教师们，经过思想改造，政治觉悟提高了，迫切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和教学经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上旬，西北教育部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俄文专业书籍阅读速成学习，曾召集各院校负责人举行座谈，决定寒假期间选定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三学院进行重点试办。
为了保证俄文速成学习顺利完成，西北工学院等三学院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间，先后举办了俄文速成辅导员学习班或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学员，一般的俄文程度很浅，有的只是刚会字母。在学习开始时，他们遇到不少困难，个别学员甚至对俄文速成发生怀疑。但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过程，这些困难都很快得到了克服，学习信心也提高了。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学习，收获很大。如西北工学院俄文速成辅导员训练班结束后，全体学员都能很好地掌握全部工程书籍中所用的基本语法，最少记会了一千二百以上的生字（最多的近两千），一般地每小时能阅读俄文专业书二十到三十行，最快的达五十六行。西北医学院记会一千九百个生字的达百分之九十。
二月十四日日食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广播讲解观测日食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普及科学知识，帮助全国人民观测日食现象，定在二月十四日早晨七时至九时三十五分，联合举办观测日食广播节目。该项节目将由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戴文赛担任讲解。从日初亏起，即按日食全部过程作详细说明。东北、华东区各人民广播电台及华北、中南区部分人民广播电台将同时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波长为：六四○千周、九○四○千周、六一○○千周、一○二六○千周、七五○○千周、一五一七○千周。
济南市文教局举办业余文艺训练班
济南市文教局在该市二、四、五区举办业余文艺训练班三处，吸收工人及街道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各训练班都已于一月十五日开学。共有学员一千零三十人，其中工人（包括店员）五百五十四人，街道群众四百六十三人，机关干部十三人。每一个训练班各设戏剧、音乐、舞蹈三科，由文化馆干部担任教员。业余文艺训练班的要求，是通过这次学习，使学员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使学员能初步掌握音乐、舞蹈、戏剧等文娱工作的基础知识。在教学方法上，是采用学与做合一的办法。这批学员的训练，对该市一九五三年春节文娱活动及开展长年的文娱活动，将起很大的作用。
东北举行首届冰上运动大会
东北区首届冰上运动大会于二月一日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场举行。全东北十二个省市三百一十五名选手参加了大会，这些选手中不仅有学生、职员、工程师，而且有矿工、建筑工人、农民、店员和小贩。
第3版()
专栏：
中共河北省委处理“台底村事件”的经过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件处理大会（见七日本报一版）是在华北局刘澜涛同志指示下进行的。刘澜涛同志为易县台底村干部以牛老连（村支部副书记）为首的严重违法乱纪、奸淫妇女、统治群众、敲诈勒索、贪污浪费的事件，曾于去年十二月亲自写信给河北省委，指出台底村事件性质严重，必须迅速处理，绝不应再事拖延。信中并指责河北领导机关存在着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不相信群众的检举、控告，及拖延不处理的错误。刘澜涛同志指出：“三反运动虽已获得很大成绩，但对官僚主义反得不透”，因此，他建议河北省委：“召开省委会议，正式讨论牛老连事件，采用大张旗鼓的处理方式，对与此案有关而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领导机关亦一并加以处理。”并要求“结合当前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
易县台底村牛老连等违法乱纪事件发现较早，一九五○年二月，台底村赵亚震同志（现在大同市建筑公司工作）就向中共易县委员会揭发了牛老连等坏分子的罪行。自牛老连等窃夺了台底村的组织领导权以后，就把台底村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控制了村的党支部和村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作为自己统治欺压群众的工具。村里的主要干部都是牛老连的耳目。支部书记牛老达是他的堂兄，支部组织委员牛廷之是他的堂侄，村长牛老有是他的堂弟，村教育委员牛老周是他的亲兄；其他如民兵中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等全是牛老连的近族。牛老连曾在一次会上明目张胆地说：“你看咱们多好呀！不光外姓抬不起头来，就连牛泉远的两支也抬不起头来；咱们有说话的，有打架的，江山稳的真像铁桶一样。”这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就这样利用职权，百般欺压群众，违法乱纪，为所欲为。
牛老连等最突出的罪行是利用职权，肆意奸污妇女。仅牛老连一人就奸污了三十余人。其他如民兵指导员陈仲起，支部书记牛老达和村长牛老有等也奸污妇女多人。
以牛老连为首的坏分子集团，一贯敲诈勒索，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每逢年节，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村里群众必须轮流请这些坏分子吃饭。农忙时，牛老连叫群众给他作活，少给或不给工资，有时甚至连饭也不给吃。一九四九年牛老连就以一百八十元钱霸占了牛老宽之妻的一座山庄，逼得牛老宽的老婆孩子流离失所，至今下落不明。牛老连采取各种方法来勒索群众。例如他内弟的小孩过“满月”，牛老连也无耻地逼迫群众摊份子送礼，还令村剧团演戏祝贺。村长牛老有强占小学校舍，并低价强买刘老才的马匹。此外，牛老连等一贯破坏党的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强迫农民解除租约，帮助地主向农民夺佃，自己从中渔利。他还带头隐瞒土地，偷漏农业税，贪污公粮、公款，贪污斗争果实，并与牛芳之合谋贪污石灰七万斤。在发放救济粮时，他们和谁“对眼”就给谁，“不对眼”的就不给。派差时则与此相反，凡与他们“对眼的”就不派差。因此，群众都说“对眼粮”“不对眼差”。
台底村群众和某些干部，对牛老连等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的万恶罪行，曾进行过正义的斗争，但均遭到牛老连等坏分子的打击报复或阴谋陷害。一九四八年农民陈老均曾到区上控告过牛老连，区干部赵老树（蜕化分子）开口就说：“你长了几个脑袋？敢告牛老连！”陈老均问：“牛老连贪污、瞒黑地，区里是否知道？”赵老树更无理地说：“谁囤底下没有耗子啊？”气的陈老均怒目而回，再也不向区里反映情况了。同年，区助理员齐国元在台底村工作，发现了牛老连等的一些罪恶行为，他准备深入群众搜集材料，向牛老连等坏分子集团进行斗争。被牛老连发觉后，即盗用“贫农团”的名义，诬告齐国元在村里调戏妇女，齐国元即被区领导方面调走。台底村翟、陈两姓的人们曾不断的向外反映过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牛老连等竟借镇压反革命的机会，诬害农民翟老之、陈老满、陈老银、陈老焕等为“特务”。
台底村的事件，长期未被揭发，反映了县区领导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牛老连自一九四零年入党、参加村里工作后，一贯自私自利，违法乱纪，欺压群众，他认为当干部就是为了发财闹势力。但区里领导方面一直满足于牛老连能“完成工作任务”，从来没有检查过他的工作是怎样完成的。据区委书记张春元说，过去一向认为台底村是老区，工作很好，牛老连等是老干部，能完成任务，因此把台底村当作“模范村”。
对牛老连等违法乱纪的罪恶行为，虽然赵亚震同志早已提出控诉，但并没有引起中共易县县委的重视。一九五一年十月，赵亚震同志又向中共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控诉，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样惊人的重大案件，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只让省人民检察署转保定分署逐级转办，对结果如何又不问不究。直到一九五二年五月，赵亚震同志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同志控诉，刘澜涛同志指示中共保定地委调查处理。以后经易县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易县人民政府检察署、人民法院与保定专区检察分署三次调查，在调查中，有的人半路折回，有的人到县人民政府坐等报告，有的人到了村里还在牛老连手心里打转，结果他们不仅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反而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牛老连工作积极，群众拥护，基本上具备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并指斥控告人为“诬告村干部，应给以应得之处分。”他们把这样的报告给华北局。华北局又和控告人谈话，发现保定地委和易县县委的报告中疑点很多。遂派专人与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易县县委组织了工作组，到台底村调查，结果证明了赵亚震同志控告的材料大部分是事实，并且牛老连的罪行较控告材料上所揭发的更多，情节更为严重。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华北局把检查组的调查报告转河北省委查处，而河北省委竟将报告积压两月，未加处理，也不请示报告，直至刘澜涛同志亲自写了信去，才引起了河北省委的注意。此次，河北省委对易县台底村事件的严正处理，不仅可以教育全省各级干部，并将推动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