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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五三三三厂为什么乱拉工人
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局长 王西萍 副局长 段子俊 范铭
编者按：一月八日本报批评了四五三三三厂乱拉建筑工人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即召开局长会议，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并于一月九日派调查小组去四五三三三厂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本报的批评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这里发表的是该局局长和四五三三三厂厂长对于这件事的检讨。
一月八日人民日报批评四五三三三厂乱拉建筑工人之后，我们即在局长会议上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于一月九日派调查小组去四五三三三厂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证实党报的批评完全正确。
四五三三三厂乱拉建筑工人的主要原因，是该厂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单纯任务观点，缺乏政策思想和整体观念。该厂党委研究招收工人工作时，曾提出“不要招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但只是怕弄坏关系，而不知道这是政策问题。该厂赵品三厂长笼统地向招收工人的同志们说：“要大胆接收，完成任务，出了问题我负责！”在招收工人之前，负责这一工作的基本建设科副科长毕敏曾提出以比北京市建筑公司多百分之十的工资来招收工人。该厂领导干部居然同意了这个违反政策的意见。该厂向我局写报告时，我局劳动工资处也未给以批判，反按照东北标准，另拟了一个提高工资的报告送第二机械工业部。此报告未获批准，毕敏就又向赵品三厂长提出：“工资不提，福利是否可以照顾？”“北京市建筑公司等单位管理不好，等他们解散后，我们可以招收一部分工人。”这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未受到批判。中共北京市委在召集工厂党委汇报时，曾批评该厂不该招收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并指示该厂要进行检查。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劳动局为该厂拉了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曾直接与毕敏同志商谈，但都未引起该厂注意。该厂在招收工作告一段落时，曾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会上还表扬了毕敏的工作成绩，从而更助长了毕敏的违法乱纪行为。
毕敏认为：“工资不提高，福利不照顾，招收困难。”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所招收的工人的工资，普遍地不合理地提高了。如杜洪岺、杜保明等原为北京市建筑公司临时工，现以临时工等级变为同等级长期工；有的工人自报等级时高报了一、二级；有的普通工自报技工；该厂都没审查。工人说：“这里比北京市建筑公司好，我们说多少，就给多少。”该厂干部金盛泽、胡云对工人说：“我们以北京市建筑公司最高的工资给你们发钱。”赵洪儒向工人说：“明年（即今年）下半年给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煤，并按军人待遇。”
该厂随便提高工资乱拉工人，造成了建筑工人的流动现象，打乱了国家固定工人的计划。因此，该厂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四五三三三厂所犯的错误，我们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我们给该厂布置任务时，只强调了放手招收工人，坚决完成任务；但对在招收时应该遵守的政策方针和纪律则交代得不够明确。同时，这件事也反映了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工作只有布置，没有检查。该厂违犯政策乱拉工人的情况，在被党报公开批评以前，我们都不了解。此外，在我局干部中也存在着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作风。如劳动工资处接到四五三三三厂为便利招收建筑工人呈请增加工资的报告之后，不经过局长同意，即另以东北标准拟定增加工资之报告送第二机械工业部。这说明了我们局的领导干部对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掌握、检查是极其不够的，今后必须改正。
除作上述的检讨外，我们决定以如下的措施处理这个问题：一、保证将以不正当的手段招来的建筑工人，一律退回原单位。二、从局到厂，自上而下地进行思想检查，藉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思想水平，克服目前仍旧存在的“特殊化”的本位主义思想。三、毕敏的思想作风极其恶劣，违犯政策，破坏纪律，决定给予撤职处分；该厂领导干部与其他有关干部应作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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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乱拉建筑工人的检讨
四五三三三厂厂长 赵品三
人民日报批评我们在招收建筑工人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后，我们马上组织检查组，在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调查组的指导下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证明党报对我们的批评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诚恳地接受党报的批评。现将我们违法乱纪的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从去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共招收了四百六十四名工人，其中有北京市建筑公司的一百三十四名。在招收手续上，除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外，尚有一百八十八名无介绍信及完工证。仅在河北省大城县未经地方政府允许招收的就有五十九名。
我们在北京南苑地区招收的工人，许多都没有介绍信和完工证。我们明知是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工人，但毕敏竟指使他们去区政府或市劳动局要介绍信，以兹应付。我们在党委会上虽提出不要挖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墙角，但我们只从不要损害我们与该公司工地一向很好的关系出发，而没有认识到这是政策纪律的问题。因此我们曾决定在该公司工地完工后可以招收他们不用的临时工。
基本建设科副科长毕敏曾提出“工资不能提高，可否从福利上照顾”的意见，我虽没有同意，但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以物质引诱工人的作法，没有给以严格的批判。加以毕敏自由主义地乱说、乱谈，各种各样的流言便在工人中传播开来，引起北京市建筑公司工人的情绪波动起来。
北京市劳动局派人来我厂检查时，毕敏竟采取蛮横不讲理的抗拒态度，并示意工人去找劳动局同志的麻烦。事后毕敏将劳动局同志来意向我报告时，我只答称应该把工人退还给北京市建筑公司，但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对毕敏不尊重政府工作同志的蛮横态度给以严格批评。
这件事暴露了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单纯任务观点，政策观点非常薄弱，对干部的政策教育、思想教育做得很不够。尤其严重的是在此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对于已发生的错误现象麻木迁就，未能在执行过程中及时检查、纠正。
感谢党报和上级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保证从政治上思想上来检查自己工作，改正错误。并进一步在我厂中检查违反法令的行为，在干部中展开政策教育，彻底纠正我厂管理干部中还存在着的“特殊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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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调整商业工作获得显著成效
公私商业交易增加，市场活跃；国营商业领导作用加强，私商经营积极性提高
全国各地自调整商业以来，公私商业交易都有增加，市场日趋活跃。据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汉口、广州、重庆、西安、沈阳九大市场统计，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面粉成交量比十一月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大米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大豆增加百分之十二点三，花布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五，玉米增加百分之六点六。河南开封、郑州、许昌、洛阳、商邱、漯河六个市场去年十二月份总营业额比十一月上升百分之三○点三。公私营商业的成交量是同时增加的。从全国来看，以十二月和十一月比较，国营公司粮食总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二六点三四，植物油增加百分之三二点八，煤炭增加百分之三七点二，煤油增加百分之一五点三，百货增加百分之六点一。从私营商业看，据上海二九个主要行业中一九一个典型户的统计，去年十二月份营业额比十一月份上升百分之一八点三二，比前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六点七七。其中大米增加百分之二六点七，南货增加百分之四五，棉布增加百分之四九点八八，新药增加百分之四三点六二，五金增加百分之一六点四八。永安、先施、大新等五个公司营业额增加百分之六七点八，创造了三年来的最高纪录。浙江省私营商业营业额一般较上月增加百分之三○。
在公私营商业营业额同时上升的情况中，国营贸易贯彻了以批发为主的方针，巩固了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私营商业在零售业务中获得了广泛活动的场所，真正实现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政策。如天津国营公司调整商业前后七天比较，面粉批发量增加了百分之八二，大米增加了二倍，绒衣增加了三倍，麻雀毛巾增加了九倍，而同期中，零售销货总额却减少了百分之四点四。而根据该市七个行业的统计，去年十二月份的营业额比十一月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八。保定市百货公司调整商业后一旬与调整商业前一月的每日平均营业额比较，批发增加百分之二八点三，零售减少百分之四三点六。
由于公私营商业交易的增加，城乡交流就更加活跃了。小城镇商贩到中级市场买工业品的越来越多。中级市场的私商纷纷下乡采购和参加物资交流会。这样就促使农民的土产品大量上市，使滞销土产变为畅销货。
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信心日益提高了。有的私营工商业者主动地增加资本，增加职工，有些原来准备歇业的商店，都积极地经营业务了。
目前的问题是某些私营商业主还存在着单纯依赖政府贷款，要求无限制地扩大差价的思想，某些地区已发生投机涨价的违法现象，这是必须纠正的。同时，由于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品质差价等问题比较复杂，某些地区的初级市场的行政管理上还有一些缺点，都需要今后进一步合理地加以调整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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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农林厅盲目发动农民大量种烟
产品卖不出去国家和农民都受了损失
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在去年夏天盲目发动农民扩大烟田，生产的烤烟质量低，成本高，没有销路，严重地影响了烟农的生活与生产。
一九五一年，河北省农林厅就发动农民种植烤烟一万五千亩，产烟二百二十五万斤。这些烤烟质量低，成本高，既无法组织出口，国内也不容易销售。当时中国土产公司河北省公司盲目按照河南许昌烤烟价格收购了七十万斤，但长期销售不出，亏损资金一百二十八亿元。农民手里还存着一些烟，也无法销售。一九五二年河北省农林厅不但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相反地，竟又把烤烟面积扩大到五万亩。中国土产公司河北省公司曾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给农林厅写了书面意见，建议他们重新加以考虑，以免重蹈一九五一年的覆辙，并把这个意见抄报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及中国土产公司。中国土产公司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根据河北省烤烟生产情况及全国烤烟的销路问题，给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写了报告，建议缩小河北省烤烟种植面积。并把这个意见抄致河北省农林厅及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但河北省农林厅仍然坚持扩大该省种植烤烟的面积。为了扩大烤烟种植面积，河北省农林厅曾经大力向农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倡导种烟。河北省各地党政机关也动员山区和灾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村干部、积极分子带头种烟。当地人民银行、合作社、国营煤业建筑器材公司也分别以贷种、贷肥、贷煤、贷款等办法加以扶持。因此全省共种植烤烟四万二千八百三十余亩，计产烤烟七百八十八万八千余斤（再加上张家口专区五十万斤，总计八百三十八万八千余斤）。
河北省烤烟上市后，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与有关部门作了研究，决定以六级烟为标准，定价四千二百元。他们按照这种价格在去年九月举行的华北区第二届物资交流大会中推销，一斤也没有推销出去。近据中国烟麻公司调查，河北省怀柔县每斤烟的成本（不计农业利润）为四千九百六十元（较河南许昌产烟成本高百分之三十八），如该公司按成本收购运往天津，加上各种费用，合每斤八千九百四十六元，而天津实际销价是四千三百元，每斤要亏蚀四千六百四十六元（不计经营利润）。这就是说，如果国营烟麻公司把烟全部买下，国家将积压和赔蚀巨量资金。如果国家以低于农民生产成本的价格收购，农民将要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河北省的烤烟至今仍销售不出去。
烟农的烤烟既然销售不出去，他们吃饭、穿衣、归还贷款、交纳公粮都发生困难。有的烟农为生活所迫，卖掉耕牛，有的农民拆掉烤房换购粮食维持生活。最近河北省党、政机关，人民代表会以及河北日报等部门，已收到农民群众要求解决烤烟销售问题的函件二百余件。通县专区有的群众来信说：
“我们不种（烟），政府再三提倡种。当时没种籽，由政府借给；没钱盖烤房，银行贷款；没钱买煤，煤建公司贷给煤；政府还允许帮助出售。现在款也贷了，钱也花了，烤房也盖了，为什么烤烟卖不出去，政府就不管了呢？我们一年的指望落了空。”
河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了解决该省烤烟的销路问题，最近曾数次召集省合作总社、工业厅、农林厅、省烟酒专卖公司、省地方国营烟厂等部门开会，详细核算植烟成本，再次降低价格准备收购烤烟，由该省地方国营烟厂配搭使用。但该省所有地方国营烟厂仅能使用三百万斤，其余五百多万斤仍然需要用其他方法解决。
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对于盲目扩大种烟面积一事应作深刻检讨，找出教训。并望各地注意接受这件事情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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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
忽视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进行培养教育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纺织厂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纺织厂曾先后提拔了大批优秀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些工人干部，一般都积极热情，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许多新提拔的车间主任为了迅速熟悉业务，做好工作，每天都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积极钻研业务。这些优秀工人参加了管理工作以后，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使工厂中许多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同时也消除了许多厂职员和工人之间过去存在的一些隔阂。
但是各厂领导方面在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中却存在着严重缺点。在提拔这些新干部以前没有进行反复的动员教育工作，对新干部的思想顾虑也没有及时进行说服教育。各厂事先也没有给新干部以学习业务的机会。有些厂甚至不事先通知，临时把工人从车间里喊出来，就要他担任新职务，使被提拔的工人感到莫名其妙。
工人被提拔成干部以后，各厂普遍是使用多，培养少。人事部门认为提拔起来以后“任务”已经完成，也就不再关心他们。许多新提拔的工人干部再三要求召开新干部座谈会交流经验，或给以文化、业务学习的机会，但各厂领导方面竟采取不闻不问的官僚主义态度。各厂的人事科至今都没有订出一个培养新干部的计划，把培养工人干部的责任推给工会，工会又只管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这样工人干部的业务教育就无人负责。各厂党委虽也了解这种情况，但从未开会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新提拔的工人干部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领导干部不但不耐心帮助解决，有的反而一有缺点，即大肆批评。如六一四纺织机器制造厂磨刀组新提拔的工人干部杨振瑞，有一次没有及时完成磨刀工具，厂长就批评他“不关心生产，思想有问题。”
有些厂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使用极不恰当，因而浪费了人材。如六一一纱厂原动部透平车间的老技术工人申占魁，“三反”后调到供应科当采购员。有些部门不给新干部分配工作，把他们当作打杂工人。六一四厂总务科负责人见调工人干部来，干脆拒绝不要。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优秀工人，提拔当干部以后，便都担任了四、五种兼职，有的甚至兼职十种以上，经常忙于出席各种会议，很少有时间学习业务，对工作和健康都影响很大。另外，有的技术人员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态度不好，不但不帮助他们解决到新岗位上来碰到的困难，有的反而加以冷嘲热讽。这些问题，领导方面也没有及时加以解决。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目前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纺织厂新提拔的工人干部，普遍滋长着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有些人认为自己文化低，业务不熟悉，在生产岗位上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提拔为干部后反发挥不了作用。许多新提拔的车间管理员和车间主任站在车间里，不知如何工作。结果是粗纱间的新干部只好帮着接头；细纱间的新干部只好帮助络纱、牵口袋；摇纱间的新干部就帮助拣纱团。许多新提拔的工人干部要求仍回车间去。也有些工人认为当了干部后，再也不能创造先进工作法，再也不能当劳动模范，再也没有机会去苏联和北京了，因此认为当干部不光荣。另一方面，由于对他们教育不够，有的工人干部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六一○纱厂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二十七个管理员，原来都是优秀工人，但工作了几个月以后，逐渐脱离群众，对工人生产上、生活上的困难很少照顾，引起工人很大不满。
以上这些问题，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领导方面应即采取有效步骤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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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加强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
今天本报报道的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提拔工人干部后不注意继续进行教育和培养，以致产生很多不良结果，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
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不仅应该正确地物色对象和进行选拔，更重要的，是在提拔以后，要继续以关心爱护的态度，帮助他们解决初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碰到的各种具体困难，帮助他们钻研业务，督促他们在政治上不断进步。因为一般新提拔的工人干部，虽然具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文化水平低、不熟悉领导工作等，初到领导岗位上必然会碰到一些困难。如果不耐心地帮助他们逐步解决这些困难，继续引导他们前进，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便很难收到应有的成就。
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领导人对提拔和培养工人干部的工作，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他们事先不进行充分的动员教育，事后对被提拔的工人不关心，不帮助。有的甚至不给他们分配工作，让他们当打杂工人，或者把他们的工作安排得很不恰当。他们以为把工人的名字填上干部名册，全部“任务”已经完成，结果使那些昨天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今天站在车间里不知如何是好，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也有另外一部分新提拔的工人干部，由于缺少对他们的教育，便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脱离了群众。这不仅阻碍了这批新干部的成长，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也必然影响今后继续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干部的工作。
在工人群众中提拔和培养干部，是造就国家大批工业干部的重要办法之一，也是改进企业管理、逐步消除企业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的重要方法。这是一个关系着国家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作好这项工作，否则就会对国家建设事业犯下重大的错误。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领导干部应立即督促所属各厂，迅速纠正上述错误。其他工厂的领导干部也应该以此为鉴，改进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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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去年发起增产竞赛的两个国营农场为什么战败了
燕凌 鲁生
北京郊区有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直属的两个国营农场：一个是机械化农业学院双桥实习农场（过去是机耕学校双桥实习农场），一个是五里店农场。在一九五二年三月，这两个农场带头，和其它十个农场联合发出挑战书，向全国各地的国营农场、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和农民发起爱国增产竞赛。在挑战书上，写着“我们应该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起带头和示范作用”，保证每个农场一九五二年播种的一切作物每亩的产量都超过一九五一年，同时要创造一种或几种主要作物的高产量纪录，完成并争取超过一九五二年的增产计划。这两个农场都是以棉花生产为主的。双桥农场种了八百多亩棉花，计划每亩平均产籽棉四百五十斤（比一九五一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二）；丰产地三十亩每亩平均产籽棉一千斤。五里店农场场长李恭文写了一篇文章（见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本报第二版），表示：“我们有信心完成今年（一九五二年）的棉花增产任务”；并宣布：保证在八百亩水浇地上，每亩产籽棉五百五十斤（比一九五一年提高百分之一百五十六）；在九百亩旱地上，每亩产籽棉四百五十斤（比一九五一年提高百分之一百零九）；丰产田十亩每亩平均产籽棉一千斤。
“棉花长成麻了”
棉苗生长的前一个时期，茎壮叶肥，看着倒是不赖。可是，到后来，棉铃脱落得多，棉花成熟得迟，这就糟了。五里店附近的群众看见这种情形，都说：“农场里的棉花长成大麻了！”（意思是说棵很大，可是不长棉桃）这个批评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
棉花摘完了，竞赛失败了，“保证”落了空，计划没完成。双桥农场把丰产地和一般地放在一起算，每亩平均才收了二百五十八斤多一点，比一九五一年的产量（每亩二百九十六斤）还要低；丰产地每亩平均只收了五百零八斤多，比计划少四百九十多斤。五里店农场的水浇地每亩只收了二百零四斤，旱地每亩收了二百八十九斤。全场连“丰产地”在内，每亩平均只收了二百二十八斤籽棉，比一九五一年的产量（每亩平均二百一十五斤）稍微多一些。拿棉花的质量来看，就更不好了：五里店农场的霜后花（下霜以后摘的花，质量不好，纺织不好用）几乎占了一半。
减产不是因为密植
这两个农场的棉花，去年是全部实行密植的。有些人因此发生了疑问：减产是不是密植的过呢？
双桥农场的“丰产地”，每亩株数是五千株，每亩收了五百零八斤多籽棉；有一亩二分地的株数每亩合五千四百一十株，平均每亩收了五百五十四斤多；普通地每亩都是四千五百株，平均每亩只收了二百五十多斤；附近农民每亩大约种二千六百五十株，平均每亩只收了一百一十六斤。一九五二年自然条件很不好，附近农民的棉花还是比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年增产了（一九五一年平均每亩一百零六斤，一九五○年平均每亩八十五斤），原因是比那两年种得密了许多（一九五一年每亩一千八百株，一九五○年每亩一千五百株）。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密植比稀植的产量是高的。
就是在落蕾落铃很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看到密植的好处。五里店、双桥两个农场附近的农民种的棉花比农场的棉花都要稀，可是农民的棉花的落蕾落铃率都比农场的大。一九五二年五里店农场的棉花落蕾率是百分之五十，附近农民的棉花落蕾率是百分之六十八到七十。即使落蕾落铃率一样，实行密植的棉花的棉桃还是要比稀植的多。
这样看，双桥、五里店两农场一九五二年没有完成增产计划，和密植是没有关系的，密植的基本原则是用不着怀疑的。
那么，成熟晚、落铃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各种技术措施没有配合好，施肥、灌溉、整枝、防治虫害等主要工作都有错误或缺点。
只有分期施肥的形式，没有分期施肥的效果
五里店农场一九五二年每亩棉田上了两千斤土粪、一百五十斤棉籽饼、四十斤石灰氮做基肥；又上了二百斤棉籽饼、六十五斤过磷酸钙（可溶性很低，只能溶化百分之一·八）做追肥。这些肥料计算起来，含氮二十六斤多，含磷酸二十四斤多，含氧化钾十七斤多。根据苏联经验，每亩要求产五百到六百斤籽棉，需氮二十四斤，磷酸三十一斤，氧化钾十二斤。这样看，五里店农场所施的磷肥不但量少，而且可供棉株吸收的更少。他们明知道他们所使的过磷酸钙的质量不好，却没有加施其他磷肥；而且把过磷酸钙全部用作追肥，没有在施基肥时就用一些。这样，棉苗幼期缺磷，使孕蕾、结铃时期延缓，花果不能正常发育（磷肥的主要作用是发育花果）。这是迟熟和落蕾落铃的一个重要原因。
施肥的方法也有问题。双桥农场和五里店农场的基肥都是在春耕的时候才用圆盘耙施下去的。这样，肥料不易溶解和腐熟；肥料受圆盘耙的性能限制，不能全部翻到土里去，有一些露在地面。双桥农场这样做的原因是秋耕时没有把肥料事先准备好；五里店农场则是错误地认为要使基肥按计划发生肥效，就应该在春耕时施下。五里店农场的追肥是分两次施的：第一次施了没有发酵的棉籽饼一百斤，是在定苗后用机器开沟，用人工顺沟撒进去的，施到地里盖土很浅，有些地方还有肥料露在地面。第二次施了棉籽饼一百斤，过磷酸钙六十五斤，是在棉株开花前混合施入的，方法和第一次相同。第一次施追肥后没有浇水，棉籽饼不易腐熟分解，不发生作用；第二次施追肥后就浇了水，可是接着就进入了雨季。双桥农场一般地的追肥是分三次施入的
（丰产地是分四次施入的）。第一、二次施肥后也没有浇上水，肥料不能供给棉株吸收；第三次刚施完就到了雨季。两个农场施的肥料，在棉株需要“发棵”（生长枝叶）的时候都没有起作用，到开花结果时一下子使上了劲，使棉株突然生长许多枝叶，开花结铃很少，生长期和成熟期也延长了。
说的是“轻浇勤浇”，做的是大水猛灌
五里店农场场长李恭文一九五二年五月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经今春大力整地后，在棉田中基本上已能够达到‘轻浇勤浇’的要求。”“一定要做到‘轻浇勤浇’，供给棉株以适当的水分。”可是他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他们并没有掌握住适当的浇水时间和浇水量，一次浇了很多，浇了一次水就使棉株长“疯”了。第一次施追肥后，就应该浇一次水，当时有些工人也提出了这个意见。可是，农场的领导方面却认为早浇不好，怕早浇了早长枝叶，根扎不深。到开始浇水的时候，因为长期不浇，而且天旱，有的生产队怕水不够用，一旦得到灌水的机会，就尽量灌个饱。浇的方法也是大水漫灌，而没有采用开沟渗灌的方法，这就浪费了许多水量。
双桥农场也没有很好地注意用水的问题。几年来他们都吃了旱灾、涝灾的亏，可是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临到播种，发现地里缺少水分，他们才匆匆忙忙地日夜加班修井。地面高低不平，不便浇水，也没有及早平整。低的地方存水太多，高的地方一滴水也得不到。低的地方棉花长“疯”了；高的地方棉花“渴”得要死。开始灌水的时候，看到水缺，能灌水的地方就尽量灌“饱”。后来发觉这个办法不好，在一部分地上改成开沟灌溉；可是因为地没有弄平，沟也开不平，结果还是有的地方得水多，有的地方得水少。六月二十九日开始浇第二次水，他们只看到棉田缺水，却没有考虑雨季将要到来。刚浇过，就一连下了十四天雨。地里水太多，地又不平，排水沟没挖好，水排不出去。后来想尽办法，用小水泵抽水，结果还是有不少棉花死了；不死的也因为含水太多，枝叶过于茂盛，水分不易蒸发，加以连日天阴不见阳光，下部果枝上的许多棉桃都霉烂了；虫害也随着发生了（棉铃虫等喜欢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生长）。
多留果枝，少结棉桃
棉花整枝工作做得合适不合适，和棉花的产量大小、成熟迟早、落铃多少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个农场一九五二年的整枝工作都没有做好，摘心（去掉顶尖）摘得太晚了，果枝留得太多了。双桥农场原计划每株留七个果枝；这原是适当的。后来修了水井，他们就以为可以浇水了，应当多留两个果枝。可是在棉花正需要水分的时候，大部分地浇不上水，而他们还是等待长够八九个果枝的时候才打顶尖。这样，果枝多而缺水，就生长不好。到已经有了八九个果枝时，雨季来了；连日下雨，地里进不去人，棉花就“疯”长起来。后来虽然把顶尖全打了，可是果枝平均已长到十个到十一个。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不注意补救，不赶快打群尖（去掉果枝的尖端）。他们只看到下部的棉铃还大，就认为可以在上部多争取一些棉铃。结果，把养分分散了。有些棉铃得不到足够养分，就脱落了。上部棉铃没长大就到了霜期，大部冻死；下部棉铃也没有长好。按照北京的气候，十月上旬就可能进入霜期。棉花从现蕾到开花约需二十天，从开花到开桃约需五十天；棉株上部的花朵需要的时间更长。因此，摘心工作应该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做完。可是，五里店农场为了想“多得一朵花，超过原计划”，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才分两次做了摘心工作。到十一月十五日最后一次收花时，不少棉桃还没有开裂。
没有预防棉铃虫，临时手捉已不行
两个农场一九五二年都受了棉铃虫的严重危害。许多花蕾被咬掉了，许多成桃被咬坏了。五里店农场的水浇棉花下部的果枝被咬得光条条的。由于历年发生蚜虫、红蜘蛛，他们把防治虫害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两种虫害上面了。消灭了蚜虫和红蜘蛛，他们就麻痹、自满起来，而没有想到还会发生其他虫害。棉铃虫发生了，最初他们竟没有注意，没有在虫蛾产卵期做好预防工作。后来发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就盲目地用六六六药粉喷射。但因幼虫躲到了花的苞叶里，用药粉除治无效。情况严重了，只得动员全场员工、还临时雇了农民来用手捉虫。这样一直捉了两个月，不但损失了许多蕾铃，耗费了大量的人工，而且把土壤践踏得像小道一般坚硬，使棉株不能正常地生长。双桥农场也没有及早防治棉铃虫，同样受了很大损失。
不能“怨天”
不能否认，一九五二年的自然条件要比一九五一年差。六月夏旱，妨碍了棉花幼苗的发育。七、八月间棉花开花挂铃的时候，雨量却又过多了。一九五一年无霜期较长一些，初霜也较轻；一九五二年无霜期要短一些，而且早霜一来就很厉害。一九五二年的虫害也比一九五一年更为严重。但是，这些都不能作为减产或完不成增产计划的“理由”。天气无法精确的预测，但有科学技术知识和设备的国营农场，对于当地气候变化的大致规律，却是应当好好掌握住的。至于虫害，更是可以预防的。他们在订增产计划时，就应该把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预计在内。这两个农场在订“要达到一千斤的产量”的生产计划的时候，显然并没有这样作。“计划是瞎订的”
两个农场一九五二年的增产计划是怎样订出来的呢？据双桥农场的生产队长范保奎谈：“那计划是瞎订的”。工人们也认为一九五二年的增产计划是“放大炮”。他们订计划时并没有细致地分析各种具体条件，没有确实地掌握各个增产因素，没有认真地估计可能发生的困难，自然也就没有订出克服困难的切实办法。在双桥农场一九五二年的增产计划中，只是说“加强科学化管理技术，在深耕密植的条件下，我们提出一九五二年的棉花增产任务”。至于“科学化管理技术”的具体内容究竟如何，并不了然。五里店农场订计划的时候，也只是想着：曲耀离一个农民还计划要有三亩地每亩产千斤以上，我们国营农场不订个千斤计划太不像样子。这样的愿望自然是好的；可是他们连曲耀离的浇水经验也没有好好研究一下。这样订出的计划，自然会是不切合实际的。
他们订计划的时候，没有充分发动工人群众讨论，没有吸取群众的意见，没有把增产计划变成群众的计划。说是要“轻浇勤浇”，而竟没有把“水多了对棉花同样不利”的道理告诉工人。五里店农场工人在第一次施追肥后，就提出应该浇水，领导方面也不听。具体执行计划的是工人群众，既然没有把增产计划变成群众的计划，这样的计划自然要落空了。
两个农场的计划产量都是一下子要比一九五一年提高三分之一到一倍，事实证明，这是提得太高了。两个农场有没有每亩产千斤的可能性呢？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但可能性毕竟还只是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要有许多具体条件。两个农场的干部和工人都没有争取这样高额产量的经验，对科学技术又缺乏认真的研究，计划订得也不周密，这样失败就成为必然的了。
违反自然规律，必然要碰钉子
从两个农场在技术上所犯的错误和缺点来看，他们是不注意精心研究科学技术、掌握自然规律的。他们有时是教条主义，有时又是经验主义，总之是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时常是凭着主观的愿望办事。他们从理论上也知道整枝、施肥、灌溉的原理，但是却没有把这些原理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五里店农场的肥料配合，只是根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化验报告，认为华北的土壤一般的是“缺氮、稍缺磷、不缺钾”。至于本场的土壤究竟是什么成分？缺氮缺到什么程度？土壤中所含的磷、钾的可溶性如何？是不是能被棉花吸收？他们并没有进一步仔细化验、研究。他们还有一个根据是：本场（五里店农场）一九五一年每亩上十一斤氮素，摘了二百一十五斤籽棉，一九五二年要增产一倍多，氮肥也就要增加一倍多。这种计算方法也是不科学的。他们对于肥料和水的配合也研究得不够，只是想着迟些浇水可以“蹲苗”（使棉花暂时少长枝叶，使根向下扎得深），就在地很干的时候，施了肥，也不浇水。他们说要“轻浇勤浇”，却不知道轻浇勤浇的正确方法是开沟灌溉。他们对于治虫的技术也没有很好地掌握住，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治了蚜虫、红蜘蛛就万事大吉了，对于新发生的棉铃虫就束手无策。两个农场在整枝方面所犯的错误，都是凭着主观的愿望办事，想多留桃以“超过计划”，而忽略了季节的规律，忽略了棉花是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生长的。
从失败中找出规律，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五里店农场附近旧宫村何寿祥互助组的农民反映：农场有机器、有科学，还没有我们的产量高（他们的最高产量是每亩四百斤）。还有些农民说：我们要照农场那样费工，谁也赔不起。农场有些工人也说：我们多做了很多工，结果还是没有完成增产计划。农场领导方面只想“完成计划”，却不计算成本。最初播种太深，苗出不来，拨土、移苗、补苗，多费了许多工；用手捉虫，又多费了许多工。五里店农场计算起来每亩地用了三十多个工（原计划是十九个工）；双桥农场每亩地用了二十一个工，“丰产地”更多用了二十来个工。许多肥料、药剂也浪费了。总起来算是赔了本（五里店农场只是人工和肥料算起来每亩地就用了五十多万元；药剂、机耕油料、机器折旧等还未计算在内）。
这种浪费国家人民财产的事，不能让它再继续发生了。两个农场现在对一九五二年的生产情况都作了初步的检查和讨论，正从管理方面和技术方面进行整顿和改进，以便从失败中取得教训，进一步掌握自然的规律。“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实践论”）毛主席的这段话，我们应当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