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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山县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高额丰产”的实况调查
阚枫
编者按：河南日报最近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河南省鲁山县领导机关捏造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成绩的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评；一月十五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并发布命令，指定与这件事情有关的单位，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许昌专署、鲁山县人民政府，以及有关的人员，进行公开的检讨。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像鲁山县领导机关假报丰产成绩的事实，在全国说来虽然并不是很普遍的，但决不是个别的。各地领导机关、农村工作干部、劳动模范应大胆揭发这些事实，向作假报告、夸大工作成绩、报喜不报忧、对工作不负责任等恶劣作风进行严肃的斗争。一九五二年夏天，正在麦收的时候，我和长江日报社记者吕建中同志一起来到鲁山。该县县委负责同志说：三区贺堂乡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三亩麦田获得了每亩六百七十六斤的高额产量。我们便和正在该县调查小麦丰产情况的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常耀中、省府农林厅栗大普等一起赶往贺堂乡。据我们了解，该社丰产麦田共分两块，一是社长文香兰的七分，一是社员张福星的二亩三分。该社是一九五二年春耕以后组织起来的，麦田栽培与加工都是各户负责进行，我们决定逐户了解、总结他们的丰产经验。丰产户张福星说，他那块地共四亩，历年加工施肥都是一样，年年都得丰收，一九五一年每亩小麦平均收老秤六百三十多斤。一九五二年从中抽出了二亩三分作丰产地，其余一亩多估计产量也不会低于此数。
第二天清早，我们便到他的丰产田里去观察。那是一块比较坏的丘陵地，在当地说来是七等地。他们抽作丰产地的那段，在地当中没有显明的边界。问正、副社长和地户，他们也弄不清丰产地的边界究竟在那里。那时，刚打完了麦场，邻近地的麦茬都未翻犁，偏偏就是“丰产地”麦茬被犁掉了。按一般道理讲，在同一块丘陵地内，如果人为条件相同，由于雨水冲刷，肥料流聚低处，低地庄稼定比高地强。因此，我们便在地势较低的一端（非“丰产地”范围），依据麦茬测定株数。经两次测量，一为每平方尺二十八株，一为每平方尺三十一株。而与该地接壤的农民张治柱的五分八厘（是我们亲自丈量的）姜茬小麦，经测量结果每平方尺五十一株。正在地里铲麦茬的张治柱的老婆对我们说，张福星地里的麦子长得并不如她家的好，而她的五分八厘地只打了一斗（合一百斤）。
接着，我们又个别访问了十多个农民。他们都只是笼统地知道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二年三亩小麦打了二千零三十斤，但却不知道丰产地究竟在那里。我们粗略地调查了一九五二年该村的小麦收成情况，据说因为小麦扬花期间，阴雨连绵，收成普遍不如一九五一年，每亩平均一百斤就算丰收了。如果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地真的每亩平均六百七十斤以上，那就是说比一般麦地产量高出五倍半还多，那么一定不要等到收获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农民跑到他的麦田里去看。但为甚么当时当地的情况却是本村群众弄不清丰产地在那里呢？
十二日下午，我们针对以上若干可疑之点进行了分析。栗大普亲自跑到区政府与当地领导干部进行了研究，并从电话上向县里作了汇报。区政府立即派了两个干部来到该乡，县府农林科焦科长也同时赶来。我们便协同他们一起去看文香兰的那块地。这地尚未翻犁，麦茬比张福星的地稠得多，而且地势很平整，又是瓜茬（按：瓜茬种麦在当地是好茬子）。我们开始认真地测定株数，测定时一般都是选择麦茬稠密的地方，而且经过文香兰本人同意（当时她也在场）后才做。我们共计算了四小块，面积都是九平方尺。计算结果每亩为二十四万三千株。按每穗平均三十五粒，每千粒重一市两算，每亩为五百三十一市斤。但这显然是一个已经扩大了的数字。因为：第一、计算株数是以稠密的地方作标准，实际株数每亩绝对不会有二十四万三千株；第二、千粒麦子的重量经栗大普秤过，实际只八钱，为了计算方便才改作一两；第三、每穗粒数是以该社留作标本的仅有的十多个麦穗为准，秆子比“丰产地”的绝大部分麦茬都粗，大田麦穗绝不会平均三十五粒。由此可以断定实际产量最多不会超过四百斤。
日子过的久了，脑海里的印象逐渐淡漠了。但突然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河南日报发表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一九五二年小麦丰产模范第四批受奖名单”内看到了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名字。
究竟为什么给奖呢？我马上去问省府农林厅。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当地县区领导干部坚持是“真丰产”，他们绝对负责任保证。当时，我曾极度犹豫，莫非真的发现了可以绝对证实的材料了吗？但是，当我重新温习了当时的实况调查记录以后，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所谓“坚持”、“保证”，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因为，从产量上看，我们调查推算的数字，只高不低，实产量肯定不会达到高额丰产标准。
那么究竟为什么当地领导干部会提出“绝对真实”的保证来呢？这可能因为文香兰是一个女青年团员，平日生产、学习、工作都积极，领导上要想通过丰产奖励，来提高她的威信，成为青年妇女中的旗帜；或者是单纯为了照顾模范的情绪，竟坚持要“弄假成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就要有人问：为了培养树立旗帜难道可以这样不择手段地去欺骗群众吗？为了照顾劳动模范的情绪难道可以不去照顾当地农民的情绪吗？
事实的性质异常严重。为了挽回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因此造成的不良影响，为了正确鼓舞与发扬农民的爱国丰产热情，为了教育各地领导农村生产工作的干部，我建议：
第一、河南省人民政府应当认真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情：收回给予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额丰产奖品，命令当地县、区领导机关追查责任，并进行公开检讨。对于麦收期间在该乡主动帮助制造假高额丰产的干部根据情节轻重给以处分。
第二、建议党报就此问题组织讨论，以达到广泛教育群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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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燃料工业部所属部分单位
在编制财务成本计划过程中有保守倾向
中央燃料工业部系统的某些单位，在编制今年的财务成本计划过程中，有相当严重的保守思想，不肯认真发掘潜在力量。
一开始编制计划，山东矿务局等单位就向中央燃料工业部打听消息，探问今年是不是还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们的意思是，假使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成本计划就可以订低一些，否则就得“留一手”，以便将来上面一声号召，自己立刻就可以拿出增产节约计划来。有些单位的保守思想更为突出。如山东矿务局去年因为没有及时修改工资定额，加以经营管理中有许多毛病，财务计划没有完成，亏损了四百亿元左右。这个局的部分领导干部没有认真地分析去年造成亏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去年所以没有完成财务计划是计划订得“冒险”了。他们今年编制计划时便很保守。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用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每吨煤比去年增高了一千元左右。中央燃料工业部指示他们应将这些费用降低，他们却认为成本既然没有超过部里要求的指标，就不应该要求他们降低。石油管理总局所属石油运销公司，原是西北交通运输业中比较先进的单位，但在编制今年的计划时，他们竟希望用落后的保守的定额来保持自己的先进称号。按照去年的先进标准，每一轮胎应行走三万二千公里，按照平均数字也已达到三万公里，但在编制今年的计划时，他们却要求把去年第四季度的定额二万七千公里做为今年的指标。
在编制今年的计划时，上级领导机关要求该提高的部分一定要提高，该削减的部分一定要削减。但许多单位在编制计划时，对上级要多给钱的部分，很快就接受了；对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用以及原材料消耗等应该削减的部分，却没有很好地考虑。像电业系统的成本计划就突破了指标。东北煤矿管理局在确定资金周转定额时，也有宽打窄用的思想。坑木储存时间，规定得比离木材产地较远的华东煤矿系统还要长。
中央燃料工业部已经及时指出各单位订计划中的这些保守倾向，要求他们修正计划，提出各种先进的定额，保证在国家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订出先进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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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西第一机械厂领导干部
根据保守定额制订计划受到职工严厉批判
辽西第一机械厂领导干部根据过时的保守的定额制订今年的生产计划，受到职工群众的严厉批判。
该厂从去年十一月中旬起就开始订今年的生产计划，到今年一月上旬止，虽然先后修改了三次，但订出来的计划还是很保守，所采用的定额远远落在实际的后面。如翻沙车间早已改为三天倒一次火，该厂订今年计划时却订为三天半倒一次；车工已经做到每个工车六个铜套，计划中却订为一个工车两个铜套；固定绳轮的实用工时为二点三一工，计划中订为四点五工；钳工链轮的最低实用工时为零点二二工，计划中订为两个工。该厂领导干部把这个保守的计划交给车间干部和工人讨论时，立即受到干部、工人的严厉批判。工人们说，这个计划是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计划，不能适合今年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车工班长郭际忠说：“光叫我们下边先进，他们却在上边保守！”钳工王之文对中共辽西省委派到该厂的工作组干部说：“你们别发动工人啦，去发动发动领导干部吧！只要领导工作跟得上，计划到哪儿我们就干到哪儿！”车工吴恩信说：“六根轴定六个工就够了，却定了八点四个工，这简直是瞎扯！”工人要求重新修订计划。刘钧起小组的工人讨论了做卷扬机拉杆计划后，马上把计划工时从四十三点五个工压缩到三十三点五个工，并保证提前完成。他们说：“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了。这回订计划必须把一切潜力和窍门都订上才行，别再像去年似的留后手，企图领超额奖了！”
该厂领导干部以官僚主义的态度管理企业，同时不相信职工群众的力量，是他们订的计划远远落后于实际的主要原因。该厂去年一月到十月，每个月都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在资金、材料的管理和设备的运用上都有很多问题。去年十一月初，中共辽西省委派工作组到该厂，帮助该厂领导干部发动职工群众算细账、查任务、大力挖潜力、找窍门，推广先进经验。结果生产空前提高，生产效率比以前提高一点一倍，设备运用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一九五二年的生产任务因此得以提前超额完成。但在制订今年的生产计划时，该厂领导干部却认为这些成绩是“一时的现象，不能保持下去。”他们说：现在的生产效率高，是工作组在这里推动的结果。如果根据现在的效率订计划，那么，工作组走后咋办？这不只说明了他们不相信职工的力量，同时也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打算积极想办法去改善企业管理，以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生产成绩。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订计划时就没有考虑如何发掘潜在能力，以提高产量和质量。如暖气片车间只要增加一百副沙箱，每天便可以增加十至十五箱暖气片，并能提高产品质量。又如只要把翻沙车间的吊车稍加改进，便可以把生产效率提高很多。但像这些问题，该厂订计划时都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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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区钢铁工业部门在北京统一编制基本建设计划
贯彻了集中使用资金和重点建设的方针
华北区钢铁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已经结束。这次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计划的内容完全贯彻了中央集中使用资金和有重点建设的正确方针。基本建设计划采取在北京集中和统一编制的方法，有很多优点。它使各个工厂矿山主管人员从整个国家建设要求出发，缜密地考虑每件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就有力地克服了某些工厂矿山“争投资”的本位主义思想。经过各厂矿主管人员的讨论，最后天津、唐山等钢厂许多不必要的工程项目削减了，阳泉、石家庄的投资取消了。这些厂矿主管人员在讨论计划时，还根据总的计划草案进行了设计、施工、设备、材料等方面的平衡工作。例如在施工力量方面，太原钢铁厂把多余的土木建筑和安装等工程人员，调出来支援石景山和华东钢铁厂的基本建设。石景山钢铁厂原来制定的新建机修厂房的计划，因为不合于长远建设的要求，也自动从整个计划中抹掉了。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今后的计划管理，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任务。在编制计划中，为了彻底执行中央方针，他们还组织了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审核组，对各项计划进行了认真地审核。
这些厂矿在编制计划中，还同时注意了集结和调整设计、施工力量的工作。目前设计组织已经过调整；太原、石景山两钢铁厂成立了工程公司，并集中了六千多职工进行冬训。这样就避免了过去那种只管编制计划，不顾集结设计和施工力量而造成许多跨年度工程的现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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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批判保守思想，订出先进的生产计划
在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使现有厂矿的生产进行得更好。因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资金要从生产中积累；基本建设的设备、器材、动力等要靠现有的厂矿供给；群众不断上升的生活要求也要靠现有的厂矿来满足。要把今年的生产进行得更好，第一步就需要根据平均先进定额制定先进的生产计划。先进的计划是一个企业的行动纲领，它指引着全体职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着一个目标而奋发向前，它鼓舞着落后的工人向先进的工人看齐，从而不断地提高生产。而落后的保守的计划，不但将使我们企业潜在力量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将使今后我们国家计划的各种定额指标都建立在一个不足为凭的落后的保守的基础上面。
今天本报发表的中央燃料工业部所属的有些单位和辽西第一机械厂等编制计划的情况，就表现了保守倾向还相当严重。他们不肯认真地发掘企业中的潜在力量，不肯把去年的平均先进定额做为今年的计划定额，而是尽量设法找出最落后的数目字做为订计划的根据，免得订高了不好完成。这些单位在编制计划中所以这样保守，主要还是因为领导思想有毛病。
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自知计划可以再订高一些；但是为了“留一手”，准备将来开展增产节约时好多增加一点；或者为了将来超额完成计划，好多拿厂长基金，便故意不把计划订正确。这是本位主义在作怪。在他们看来，似乎计划只是给领导机关做的，似乎本企业的生产状况应该保持在落后的水平上，没有继续提高一步的必要。例如辽西第一机械厂，当工作组帮他们解决了许多问题，生产大大提高了以后，领导干部在订计划时仍不敢保持这个水平。他们怕工作组走了以后没人去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似乎他们自己没有责任去为生产扫除各种障碍。诸如上述的这些落后的保守思想，必须加以批判，只有如此，才能认真编制出先进的生产计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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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上海两铁路管理局
不积极向铁路基本建设部门输送干部
天津、上海铁路管理局从本位利益出发，不积极向基本建设部门输送干部，或把质量低的干部调给基本建设部门，影响了铁路基本建设力量的增强。
从去年十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后，天津、上海铁路管理局没有在职工中认真地传达和讨论这个方针，没有很好地动员职工参加基本建设工作。天津铁路管理局代理局长刘国梁在铁道部向该局抽调干部时，一再强调运输任务重，不能调出很多干部。他说：“把优秀的干部抽走了，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在他的领导下，天津铁路管理局抽调干部的工作是做的很坏的。铁道部在去年九月就命令天津铁路管理局抽调干部，组成第十二勘测设计总队，但天津铁路管理局一再拖延，没有按照铁道部所规定的时间把人员配齐。以后他们抽调出的人员，有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参加过反动党、团和道门，其中还有两名受管制的分子。该局所属的原太原分局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把两名优秀的党员技术干部输送给第十二勘测设计总队。当这两位党员技术干部到天津铁路管理局时，该局工务处竟把他们留下来，隔了两个多月后，以两个质量较低的技术人员来顶替。当铁道部批评该局不积极抽调干部时，该局还没有认清这些缺点的严重性，没有做深刻的检讨。
上海铁路管理局在抽调干部时，也拖延时间。去年十一月铁道部命令该局在十二月十日以前抽出干部，组成第十四勘测设计总队，但该局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组成。该局在抽调干部时，竟然采用“顶替”“任意提高职名”的恶劣方法来应付差事。该局最近调给铁道部的会计员陆同福，是在去年八月二日才参加铁路工作的。当时陆同福是财务练习生。但在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该局就把陆同福提升为核算员，隔了两天，又提升为会计员，随即调给铁道部，作为该局抽出的一名会计员。胡玉庵原为技术员，该局为了应付上级抽调工程师的命令，在几天之内，就把胡玉庵提升为工程师，送到铁道部。该局以“顶替”的方法来应付上级的例子也是很多的。该局以四等技术员李文锦顶替上级抽调的电讯信号工程师的职名；以二等学习技术员张龙山顶替上级抽调的建筑工程师的职名；以五等技术员裘成泉顶替给水工程师的职名。该局还把老弱的、有病的干部调给基本建设部门。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勘测设计总队的人员的质量，妨碍了勘测和设计工作。该局调给基本建设部门的工程师徐师渭，已有六十岁，牙都脱落了。徐师渭感到参加修建铁路的工作很困难。他说：“我已六十岁了，反正就要退休了，听组织上分配什么工作都可以。”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还没有能够确定。上海铁路管理局没有从政治上来动员职工参加基本建设工作，却以不正当的方法把干部送出去了事。该局电务处处长对一个干部说：
“你去吧！到了北京，你可以在中央铁道部设计局局内工作，这多好呵！”当这个干部到了北京，被派到现场工作，他说：“我们的领导同志说在设计局局内工作，怎么又派到现场去？难道组织上还骗人吗？”工作情绪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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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鲁山县假报丰产事件的检讨
河南省许昌专署代专员 马金铭
河南日报一月五日揭发了鲁山县人民政府对三区贺堂乡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高额丰产”的假报告事件，生动有力地揭发了我们对于革命事业利益上，对于干部的教育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而在思想实质上是浓厚的个人自私自利主义。
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额丰产不是事实，专署建设科在去年六月就听说过，但没有立即检查纠正。在十月向省人民政府报告时，叫县里打了个“保条”，算是“解决”了长时期未解决的悬案。鲁山县给劳动模范发奖时，我们对这件事情虽然复查了一下，但由于在思想上没有认真来办，所以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用了一些所谓“手续”，敷衍了国家的奖励政策，敷衍了实事求是的记者，当然不能给这些欺诈捏造哄骗国家的领导人以切实有效的制裁，最后竟以假造材料欺骗了人民。所有这些，就明白地说出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那就是“基本上不想认真负责，但却又要装着还负责任的样子”。
显而易见，当去年阚枫同志刚从鲁山回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向省府报告授奖情况的时候，都还来得及纠正错误。但我们却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件事，漠视了阚枫的意见，未认真调查处理，这就等于批准了国家工作人员欺骗捏造作风是合法的。但是在发奖时，心情上又有矛盾，因而才“打电话”，“写证据”。这些都不过是一种个人情绪。像这样一种思想情绪是何等恶劣，何等不老实！我们是用极不老实的态度影响了我们的干部。鲁山县、区领导干部为了取得国家奖赏，隐瞒了自己的工作上的缺点，并企图推翻别人的调查，骗取不荣誉的“功利”，这是完全错误的。
但问题的严重性质还不在此。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鲁山县假报丰产事件，是在我们刚刚结束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之后，是在一九五一年揭发了郏县的假模范杨春喜事件之后，是在批判了鲁山县委的假报告作风之后发生的。而在专署的领导方面，对于旧的错误既未认真彻底地克服，对于新的错误又不及时揭发并坚持斗争，结果就使更严重的错误发展起来。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三反”之后，在我们工作中发生的和鲁山县事件性质相同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不少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仍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工作。我们的农场不但没有按照国家的要求完成任务，而且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它们的拖拉机生了锈，发动不起来；种棉花每亩仅收皮棉六斤，而附近群众平均收了十四斤；他们对先进经验、新式农具怀疑不信。他们不树立依靠工人的思想，而是统治工人，所以工人暗地叫专区农场的场长为“地主”。这些事实是在他们的工作完全失败之后我们才知道的。这些明明可以完成而我们没有领导大家完成国家任务的事实，这些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事实，就说明我们不是依靠人民、以对人民高度的负责的态度办事，而是依靠自己的职位吃饭的。我们的不好的领导作风还表现在自满自傲，不愿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顾本位不顾全局，不愿接受国家的紧急的或艰巨的任务等方面。不少干部听到别人揭发自己的缺陷，就怀疑别人是否夸大。实行经济核算总想宽打窄用。接受比较艰巨的任务要讲条件。如有人把消灭运粮中的人畜伤亡事故看成是不能保证的事情。类似事实，我认为和鲁山县的假报丰产事件是同一性质的。就是说，他们很想取得比任何人更出奇的成绩，但他们赖以取得成绩的方法，却常常是随时准备夸大工作上的困难，又随时准备隐瞒其工作中的缺点。这是一种向国家玩“心眼”的极端恶劣的倾向。必须认识：所有真正的成绩只有认真负责加倍努力才能得到，决不是“夸大”、“假报告”吹起来的。然而这道理鲁山县领导机关还未弄通。他们在去年春季“三反”中清算了隐瞒缺点和假报告等错误，而在夏季却又夸大、假报成绩。这必须引起鲁山县领导机关的十分警惕，不承认不改正错误势必产生更多的错误，这是危险的。
上述错误，是由于我们不善于对干部进行思想工作和在官僚主义作风的直接影响下所造成的。以我个人说，在过去和现在，对待工作只是满足于一般任务的布置，却不耐心地了解干部的思想状况，群众的情绪、要求和经验，以便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这种思想促使我的官僚主义作风发展起来，工作中多喜欢成绩，却不去了解成绩的来源和工作中的缺点。领导生产工作中常常是要数目字，要好的一面，忽视必须克服的缺点和错误的一面，忽视组织有效的检查；就在检查时也多是走马看花，不深入，向干部调查的多，向群众调查的少，这样就容易造成上下互相应付的风气，就容易养成下面的片面观点——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和革命事业负责。鲁山县事件的错误，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我们诚恳请求上级给我们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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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都来配合和支援基本建设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是关于怎样解决基本建设工地工人邮递、汇兑、储蓄等问题的三封来信。其中有中央及北京市邮政、银行领导机关对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意见和做法，有天津市邮局在工地开展业务的经验介绍。解决基本建设工地工人的邮递、汇兑、储蓄等问题，是邮政和银行部门配合和支援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希望各省、市邮政局和人民银行重视这一工作，同时希望各工地工人、工会和行政干部继续关心并帮助有关业务部门开展这一工作，并随时把这一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经验教训反映给我们。
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
—天津邮局在工地开展业务的经验
编辑同志：一九五二年春季天津邮局开始在建筑工地开展邮递和汇兑业务，已经有了很大成绩。
天津市的建筑工地，大都在郊区，离城很远，同时工人多半是外乡人，每个月他们都要往家里寄两三回钱。为了寄钱，他们不仅要跑很多路，花不少车钱，还要耽误工作。天津邮局了解到这种情况，便决定把业务开展到工地中去。
天津邮局向工地开展业务的主要方法，是定期派服务员到工地去办理挂号信件和汇款业务，同时兼办书刊订购业务。因为这都是工人们迫切需要的，服务员每到一个工地都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如去年邮政服务员第一次到“工人新村”工地时，他刚说明来意，工人就用广播器把这个消息播送到各个工作现场，并召集了一个大会，专门介绍了邮政服务员的服务业务和工作时间。工人们高兴地说：这回可不用到城里去寄款了，省出时间来多干点活，房子也可提前盖好！
为了不影响工人的工作，服务员一般都是在工人休息的时间办公；有时他们要一直工作到深夜。工人们则不等他们工作完了，便给他们铺好床铺，挂好蚊帐，预备好吃的和喝的东西，招待得无微不至。
有一次邮政服务员在港务局工地一直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但是夜间又必须赶回去，工地警卫同志便热情地把他送回邮局。后来，这个工地的工人全部迁移到另一工区，有的工人还特别提出来，请这位服务员也到他们新的工地去服务。
早在一九五一年，天津邮局就为砖窑厂的工人们解决了寄信、汇钱的困难。过去，每当下雨阴天，就有很多工人到邮局去寄信、汇钱。服务员一打听，知道他们都是窑厂的工人，因为平常日子没有空，只有下雨阴天不能干活的时候才能冒着风雨进城寄信、汇款。为了解决窑厂工人的实际困难，邮局便开始在窑厂工地试行开办定期服务业务。服务员第一次到达祥泰窑厂时，工人们都高兴极了。服务员的工作得到工人们很多帮助。有几次，服务员工作完了要回市区，因为雨后道路不好走，工人们就驾着小船把他送回市区。这项工作不但给了工人们很大便利，同时也使工人缺勤率减少，对生产也有很大好处。
邮局的工作既然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业务也就开展得很快。邮政服务员第一次到祥泰窑厂工地去，就开出了四千多万元的小额汇票。到港务局工地去的服务员，有一次仅保价信就收寄了一百二十多封。
邮局开展这项服务工作以来，因为对工人、对建筑单位和邮局的业务都有好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目前天津邮局正准备大力加强这项工作。萧联魁 赵瑞堂
人民银行北京分行
准备设立工地储蓄流动小组
编辑同志：我们看了一月十四日“读者来信专页”所载张房钿等同志提出的“邮局和人民银行应深入工地为工人解决寄信汇款等困难”的建议以后，立即研究了具体做法。关于储蓄问题，我行储蓄部正在工地进行调查。我们准备根据各个建筑工地工人的多少，采用外勤深入工地，在工地设立储蓄流动小组或成立临时储蓄机构等办法，来解决工人存、取款项的困难。等调查结束后，这项工作即可着手进行。关于汇款问题，因为银行机构在农村中不如邮局普遍，根据银行和邮局关于汇款业务分工合作的精神，中央已规定个人小额汇款由邮局统一办理。因此，我们就不再开展这项业务了。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办公室
编者按：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准备深入工地解决工人储蓄问题，这是很好的。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信称，人民银行总行已指示各省、市分行配合当地邮局，深入建筑工地，开展储蓄业务。希望各省、市人民银行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定出适当的办法，迅速展开这一业务，以满足各建筑工地工人的普遍要求。
北京邮局和建筑单位联系
着手解决工地邮递汇兑问题编辑同志：
贵报反映了建筑工地工人寄信、汇款有不少困难的情况后，我局已与华北直属第一工程公司（按即原华北基本建设工程公司），中央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北京市建筑公司等单位进行联系，等各公司冬训结束，一九五三年建筑工程和工人的调配计划确定后，我们即可着手统一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原华北基本建设工程公司第三工区的问题，我们已派人前往联系洽商，并商定了以下临时解决办法：一、先在该工区安装邮政信箱一只，我们每天派人开取，以便工人随时寄信。二、由海甸邮局预付该工区收发室一部分邮票，由他们代售。这样工人们可以随时买到邮票。三、令距该工区不远的万寿寺邮政代办所添办小额汇兑业务。工人们零星汇款或交寄挂号信件，可以就近前往办理。四、工人们发薪金后如有大宗汇款，可随时用电话通知我局，我们还可以派人前往收汇。
北京邮局
编者按：据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邮政总局来信称：该局将通知各地邮局，开展建筑工地寄信、汇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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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检讨
文香兰
我叫文香兰，是鲁山县三区贺堂乡人。我学习不够，对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不明确。光知道当模范光荣，但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起模范作用。这次来省参加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时，还有些自满和骄傲情绪。以后有人对我提出我的小麦高额丰产是假的，我心中非常害怕。开始本想谈出来，但是怕受处分，怕对自己的社和自己不利，便一口咬死是真丰产，而且还提出了许多“丰产”理由。可是事实完全不是那样。阚枫调查的事实是真的，我不得不软了下来。我想着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犯了错误，咋有脸见人呢？
训练班领导同志再三帮助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看到他们不但没有打击我和歧视我，而且还安慰我，劝我安心学习。自己想着实在不能再这样隐瞒下去了，所以我今天特把这件事的根源谈一谈，一来使自己今后警惕起来，二来大家也可以从这件事中取得教训。
我在一九五零年组织互助组，由于党的领导和自己的努力，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便被选为模范。在这次选举模范中，自己是无愧的。因为那时无论在照顾军属方面，在抗美援朝捐献方面，在宣传政策方面都起了带头作用。被选为模范后，自己又参加了青年团，工作更加积极了。区里对我光表扬不批评，我就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一九五一年秋我在县里参加劳动模范会议时，报告了我的红薯丰收八千斤（一亩）。当时很多劳动模范都不信，纷纷问我，我没有办法答复。实际是我的一亩红薯收了八车，组员说一车大约有一千斤（实际不够一千斤）。当时县、区干部不但没有检查这一问题，而且还对那些怀疑的劳动模范说：人家打够了，不相信，就是打击人。其他劳动模范以为反正是县、区为了培养重点，管他叫谁当模范哩。劳动模范贺庆凤说：
“明年我说我的红薯一亩收了一万斤，反正兴这。”后来报纸又登出我的红薯收了九千六百斤的消息，我也不知咋回事，村上群众对报纸也不满意。
去年区上叫我搞丰产小麦，但我们没有准备，底肥没有加够。社里干部都说：“就以你的七分，再在张福星地里抽二亩三分为丰产地，以后多加追肥就可以了”，区干部郭文泉还亲自步了步地亩，可是由于底肥不足，麦子是达不到高额丰产标准的。大伙都很着急，以为达不到大丰产如何对得起县、区政府？又怕县、区放弃了对我社的领导。想得奖的思想也在支配着我。后来，农业股长张志信说：“反正为了丰产，咱就对点假吧！”我也未加反对。结果在我的七分地收的麦子里，加上了由别的地里收的十七个麦捆子；又在张福星的二亩三分麦子里，加上从另外一块地多割的一车麦子，这样就共计打了二千零三十斤，平均每亩六百七十六斤。其实我们的地每亩最多只能打四百斤。我们以假材料报区后，区上也无人来检查，这就骗取了一个奖励。
做了这件事，我心中非常难过。我老怕别人发觉，又想到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如此关怀，自己反而欺骗了党和人民政府，实在太不对了。但我又想：要是说了实话，怕得不了奖，怕社员思想不通，怕县、区领导方面打击自己，怕别人看不起。现在我知道了：只有说出来才是自己的进步，才可以挽回党和人民政府的损失。我除请上级给我处分外，并请鲁山县、区领导方面今后处理这类问题必须慎重，以免再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今后一定努力学习，积极生产，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丰产模范，来报答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帮助，并向党与人民政府保证：我今后一定不再犯这种错误。
（阎道三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