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斯大林论工业品的价格政策
何均
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在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的时候，工业品价格政策的确立，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早在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过这个问题，以后又多次在论文和演说中为我们阐明了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坚持不渝地执行了斯大林所规定的工业品价格政策，便为苏维埃劳动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幸福，并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速高涨。
斯大林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国家对工业品的价格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是完全不相同的。斯大林说：“我们这里的工业收入不是用去使个人发财致富，而是用去继续扩大工业、改良工人阶级底物质的和文化的状况，用去减低工农所都需要的工业品底价格，即是说又是用去改善劳动群众底物质的状况。资本家不会把自己的收入用去提高工人阶级底幸福。他是为利润而生活的。不然他就不是资本家了。”（“与第一次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解放社版）在另一个地方，斯大林又说：“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就完全不同。在那些国家中，资本家往往把企业组织在托拉斯和新迪加内，以便提高国内工业品的价格，使这种价格变为垄断的价格，用这种手段多榨取一点利润，造成商品输出于国外的基础”（“与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同前书）。
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为了想多攫取一些利润，一般地说，总是想把自己的商品价钱卖得贵些的。但有时我们也会看到商品价格下跌的现象。不过，那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发生：一种情况：资本家为了打击自己的敌对的竞争者，有时竟将某些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成本以下。但这种降低之后不久，常常接着就会发生该种商品价格的更迅速的上涨。因为当敌对的竞争者已被逐出市场以后，这个资本家在市场上已处于垄断地位，便不必继续降低价格了；现在，对于资本家来说，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可能范围以内尽力地提高该种商品的价格，不仅为弥补过去降低价格时的损失，而且要设法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另一种情况：资本主义世界商品价格的普遍下跌。在资本主义世界，商品价格的这种普遍的急剧的下跌，并不是意味着劳动人民可以由此获得多少物质利益；相反的，商品价格的这种下跌，乃是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的被极度削弱，市场容量迅速缩小。因此，商品价格的这种下跌，一般地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信号。在经济危机时期，劳动人民遭到更凶狠的压榨，陷于更为悲惨的贫困的和失业的境地。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这种情况就更加尖锐。这时，资产者维持商品高价的力量越强，劳动群众所受到的灾难也更深重。斯大林指出：“现在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不同，它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预决了，虽然生产过剩，而各种资本主义的联合仍必然为保持商品的高度垄断价格而斗争。很明显地，因为这种情形，既然使得危机对于那商品底主要消费者——民众变得特别痛苦与更加破产，就不能不引起危机的延长，不能不阻碍危机的消散。”（“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与结论”，中国人民大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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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资本家力图抬高自己的商品出售价格，但从一个较为长久的历史时期来看，它还是表现着下跌的趋势。因为，如大家所知道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价值则是由包含在每一单位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包含在每一单位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多，该种商品的价值也越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商品数量将随之增加，而包含在每一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将减少，因而它的价值就将低落。马克思曾把这个规律概括为下列公式：“一个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例，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正是这个商品的价值规律，它违背着资本家的意志，通过竞争，通过经济危机，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力量，并强制地迫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斯大林在自己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论证了的，虽然价值规律已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它仍然是存在着的，并且它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被利用着。斯大林所规定的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正与这个规律相适应，并正确地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这个政策就是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斯大林说：“苏维埃政府认为工业应为人民而服务，而不是相反。它认为不断的减低工业品的价格就是发展工业的主要方法。”（“与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曾把这个政策称为“我们整个经济政策的枢纽”（同前文），称为“改善我国工业，扩大市场并且加强我国工业绝对必须赖以发展的那种资源”的基本手段（“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版）并且指出：它是“我们的工业所必须走的基本路线”（“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苏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学习译丛”，一九五三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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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政策之所以必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个政策能够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工业成为强有力的工业。因此，这个政策首先是为工业本身所需要的。斯大林指出：“以高昂价格为基础的工业，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真正的工业，因为这样的工业必然会退化成没有而且也不能有生命力的暖室植物。只有不断减低商品价格的工业，只有以不断减低产品成本为基础的工业，只有不断改进自己的生产、技术、劳动组织、经营方式和方法的工业，只有这样的工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向前发展，而且只有它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胜利。”（“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苏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斯大林指出：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一定会使国家经济机关完全官僚主义化，因为高额出厂价格是使工业凋敝、使工业变成温室植物、使经济机关官僚主义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学习译丛”，一九五三年第十期）斯大林又说：“此种政策（指提高工业品的出售价格的政策——作者），首先危及工业本身，使它不能从雏形的发展中变为强有力的工业，所以我们有减低工业品价格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运动。”（“问题与答复”，“斯大林选集”，第一卷，东北新华书店版）
第二，这个政策将保证人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和工业品市场的容量的不断扩大，从而也就保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永不会发生如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仅这样，而且还由于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由于社会对工业品的需求的日益增长，工业生产就要高涨起来。斯大林说：“我们苏联群众消费（购买力）所以增加，所以总是赶过生产的增加，推动生产前进；而在他们资本家那里，情形恰恰相反，群众消费（购买力）的增加，总是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总是落在生产后面，往往使生产陷入危机的原因，就在于此。”（“在联共
（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与结论”中国人民大学版）斯大林说：“我们的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我们不能而且也没有可能在国外市场上和资本家竞争。国内市场是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由此可见，我们的工业只能随着我国国内市场（这一市场的容量，群众对工业品的需求）的发展和扩大而发展和巩固起来。而我们国内市场的扩大及其容量的增加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这就是由不断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来决定的，也就是由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国工业发展的那条基本路线来决定的。”（“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苏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第三，这个政策的实现，将改善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而首先是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提高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收入。斯大林说：“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不使工业品不断的减价，要保持为继续提高工人工资所必需的条件是不可能的。第一，工人本身就是工业品的消费者，因此，减低这些商品的价格对于保持和提高实际工资不能没有重大的意义。第二，减低工业品的价格，就能稳定城市中主要是由工人消费的农产品的价格，这对于保持和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不能没有极大的意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不去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呢？不，不能。由此可见，不断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是逐步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最必需的先决条件之一。”（同前文）
第四，斯大林还曾特别着重地在很多论著中为我们阐明实施这个政策对于工农联盟的意义。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如大家所知道的，列宁和斯大林都曾给以最大的注意，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贡献。列宁曾把工农联盟这个原则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斯大林指出：
“如果工业的组合，与供给原料、粮食及种种工业需用品的农村经济不发生密切的联系，如果工业与农村经济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个的国民经济——那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了。
“因此工业与农村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成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之根本的问题。”（“问题与答复”）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曾严厉地申斥了那种主张提高工业品价格，把农村当作社会主义工业的剥削对象和殖民地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荒谬论点。斯大林说：
“我们党内有些人，他们把农民劳动群众看成异己的东西，看成工业底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底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种人是些危险的人。农民对工人阶级既不是剥削底对象，也不是殖民地。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同样，工业是农民经济的市场。但是农民对我们不仅是市场而已。他还是工人阶级底同盟军，正因为如此，提高农民经济，农民底大量的合作化，其物质状况之改善，乃是一种前提，没有这种前提，就不能保证我们工业之稍微重大的发展。反转来说，工业底发展，农业机器及拖拉机底生产，工业生产品给农民的大量供给，也是一种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向前推进农业。这是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的重要基础之一。”（“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底政策”。“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在这里，斯大林不仅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错误，而且完善地说明了工业与农业联合的经济内容。为了要巩固地保持这种联合，其重要的条件之一，就在于正确地掌握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苏代表会议上的演说里曾反复地强调指出：“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我们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联合，而这种联合是构成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的。”并说：“我们要保持这种联合，保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继续发展农业，我们就必须实行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
因为，由于降低工业品价格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农民就将能获得便宜的日用必需品和生产资料，这样就将使得农民生活条件和生产状况日益改善，从而也就将使得“基本的农民群众就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发生直接的兴趣”（斯大林）。另一方面，它又为社会主义工业扩大了国内市场，为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因为如斯大林所说，“只有依靠逐渐改善大多数农民（贫农、中农）的物质状况，才能实行国家工业化，因为农民是我国工业的主要市场”（“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
当俄国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不久的时候，托洛茨基分子就曾起来反对斯大林所规定的这个关于工业品的价格政策。他们藉口发展工业，抬高工业的价格，制造了一九二三年秋天的工业品销售困难的危机。而且“接着便使工业受到影响。在工资发给上感到困难，因而引起工人底不满。在某些工厂中，最落后的工人曾经抛弃过工作。”（“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第九章）只有当俄共（布）党中央采取了种种必要的措施，把日用必需品价格降低，才克服了这个危机。以后斯大林又曾不止一次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坚持贯彻这一真正符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正确的工业品价格政策，与反对派阴谋分子进行斗争。按照斯大林所规定的这个政策，苏联政府曾一次又一次地降低了工业品的价格。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各年份中，苏联政府就曾六次降低日用品的价格，使得一九五二年的价格较一九四七年底平均降低一半。苏联日用必需工业品价格的不断降低，成为苏联广大劳动群众实际工资和购买力的增长的最重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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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工业性质的深刻的分析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工业所必须走的基本路线，决定我们的工业今后一切步骤的基本路线，就是不断减低工业产品成本的路线，不断减低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的路线。这是我国工业所必须走的康庄大道，如果它想要得到发展，想要壮大起来，如果它想要领导农业，想要巩固并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苏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无疑地，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对于一切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人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个政策的实现，就将使社会主义工业产品能够获得蓬勃发展。而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将日益提高。但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
首先，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政策的实现，是建立在不断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要不断降低成本，就必须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不断地改善企业的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使劳动组织日益合理化。节约原材料的耗费以及生产和商业机构的管理费用。这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地把社会生产力推向前进，才能使生产品的价格降低，使人民生活得以改善。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要使减低工业产品成本和商品出厂价格的政策成为可能并完全实现须要做些什么呢？为此必须根本改善生产技术，根本改善企业中的劳动组织，根本改善并简化全部经济机构，并和经济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同前文）并说：“于是就得出这样一个连环的关系：不去有步骤地减低工业产品的成本和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我们就不能继续发展工业；不采用新的技术、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和新的简化的管理方法就不能减低工业品的价格。”（同前文）如果以为可以不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而能享受降低商品价格所带来的利益，则不过是一种空想，与斯大林所规定的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是毫不相干的。
其次，虽然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降低商品价格的基础，但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商品价格的速度可以相等于或甚至超过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或生产成本降低的速度。如果这样，就是在实际上使实际工资的增长相等于或甚至超过于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原理。因为，如大家所知道的，要使工业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在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进行，就必须有日益增多的积累。而降低商品价格的速度要是相等于或甚至超过了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速度，很明显地，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曾经指出：“我国工业已经进入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采用新的更优良的技术，不采用新的更完善的劳动组织，不精简我们的经济机构，就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不断减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这一切对我们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低工业品的价格，而且也是为了把在这个基础上所积蓄的资金用去继续发展和扩大我国的工业。”（同前文）
一九二四年八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中曾强调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超过工资的增长。”（“关于工资政策”，“联共（布）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第一辑，人民出版社版）这正是体现了斯大林的这个思想。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工业资金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国家在文化上和国防上的需要。
当然，生产资金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并不是社会主义工业所特有的东西。资本主义工业一般地也是有着自己的积累和保持着扩大再生产的。二者之间的区别，除了积累的方法不同之外，主要地是在于：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扩张能够与人民购买力的水平和市场容量的增长相适应，而资本主义工业则永不可能有这种适应。因为资本家虽由于追逐利润的欲望，由于彼此间的竞争，而从事积蓄资本，扩大生产；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拚命剥削工人和劳动群众，削弱他们的购买力，这就不能不使得市场容量日益缩小。正是这个矛盾，使得资产者社会终将陷于完全崩溃。而社会主义工业也正是在这一方面表现了自己的、较资本主义工业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优越性。因此，最后，我们又必须指出，为扩张工业所需的积累虽是不可少的，可是决不可使其与为扩大市场容量所需的价格政策对立起来。要是不充分考虑到市场容量，不顾及人民购买力；为了增加积累，而过度地提高商品价格，就不能不是一种盲目冒进的倾向，就不能不使社会主义工业生产蒙受不利的影响。一九二四年一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写道：“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乃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决定无产阶级专政之命运的基本因素。可是，如果除了成本和必要的最低利润之外，再将现时我国基本群众所无力承担的，用以迅速恢复和扩大固定资产之费用，加到产品价格中去，从社会主义建设底观点看来，这乃是错误的。今后，必须使物价政策与最主要的农民市场，作最大限度的协调，使工业发展速度与农民市场容量扩大之总进程作到较前更为严密的协调。”（“关于经济政策底当前任务”，同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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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西安到兰州
叶圣陶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四十分，火车从西安开，七点十多分到宝鸡。车程一百七十六公里。还没有快车，逢站都停。靠近西安跟宝鸡的几站，乘客上下的多，车厢里坐得满满的。中间一段比较空，三个人的座位上有的只坐一个人。乘客里头农民居多。车上的广播室广播保藏红薯的方法，这是认定对象而又很适时的。
在咸阳跟茂陵两站之间，北面耸起好些个大土堆，轮廓齐整。那是汉唐的陵墓，前些日子我们原想去看一看，可是没有去成。
南面远处是秦岭。始而终南山，既而太白山，还有好些个叫不出名儿的峰峦，一路上轮替送迎。那一天轻阴，梨树的红叶跟留在枝头的红柿子都不怎么鲜明。秦岭的下半截让厚厚的白云封住。那白云的顶部那么齐平，好像用一支划线尺划过似的。韩昌黎的诗有“云横秦岭”的话，我们亲眼看见了，而且体会到那个“横”字下得实在贴切。露出在云上的峰峦或作淡青色，或作深青色，或只是那么浑然的一抹，或显出凹凸的纹理，看峰峦的远近高低而定。有些云上的峰峦又让白云截断，还有些简直没了顶。那些看得清凹凸的纹理的峰峦，山凹里有积雪。
从咸阳起，铁路始终跟渭河平行，渭河在铁路的南面。因为距离有远近，渭河有时看不见，有时看得见。渭河的水黄浊，看来跟黄河相仿，不知道为什么古人说它清。莫非渭河跟泾河比较起来还见得清？我们没有到泾渭合流的处所，当然下不来断语。
就农事而言，铁路两旁的田野好像跟成都平原跟太湖流域都差不多。土色的黄是个显然不同之点，可是土质的肥沃恐怕不相上下。麦苗萌发了，这里那里一方方的嫩绿的绒毯。翠绿的葱绿的是各种蔬菜。林木时而稀时而密，跟方才提起的两个区域比起来，就只是绝对不见竹林，经常看见白杨树——茅盾先生所赞美的傲然挺立的白杨树。
出了宝鸡车站，人力车在新修的开阔的马路上慢慢的前进。两旁店铺灯光不太强，显得安静。马路旁的横路渐渐低下去，坡度不怎么大。心中突然发生一种感觉，仿佛到了四川省沿江的那些城市，虽是初到，很觉亲切。
十一月一日早晨上车站，九点四十分开车，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到兰州。车程五百零三公里，宝鸡到天水一百五十四公里，天水到兰州三百四十九公里。
在这条路上，最显著的是山崖迫近了，火车尽在丛山间跑。不但在丛山间跑，许多地方还得穿过山跑——这就是说在隧道里跑。隧道多极了，长的短的也不知道有几百个。一会儿电灯亮了，窗外一无所见，轮轨相激的声音特别响亮，仿佛蒙在坛子里似的。一会儿出了隧道，又看见窗外的天光山色。可是才抽得两三口烟，又钻进前一个隧道里了。这样的情形并非少见。最长的是天兰铁路的第四十一号隧道，在关内，数它是第一大隧道。
渭河也迫近了。靠着车窗往往可以低头看水流，或急或缓，或窄或宽，沿河的冲积土上种着庄稼。河中有滩的地方，哗哗的水声也可以听见。渭河怎么弯曲，铁路就跟着它弯曲。我们的车厢挂在后段，常常看见前面的机车跟车厢拐弯，宛如天矫的龙。
直到陇西，铁路才跟渭河分手，转向西北。陇西以东，铁路绝大部分在渭河北岸，少数几段移到南岸。这就得在渭河上架桥。可惜经过几座渭河大桥在夜间。后来借到“庆祝天兰铁路通车纪念画刊”来看，那几座大桥真配得上“雄姿”这个字眼。桥柱像罗马建筑的柱子那样，下面流着浩浩荡荡的渭河水，上面承着钢梁，简洁壮伟，显出现代工程的美。
不但渭河桥，铁路要跨过深谷也得架桥。那些桥往往是好几座钢塔架承着钢梁，另外一种壮观。至于中型的小型的桥梁，一眨眼间就开过的，说得笼统些，简直不知其数。
铁路既然在山间通过，就得把高低不平的山地凿成近乎水平的路堑，两旁削成斜壁，使土石不至于奔塌。好些斜壁还得加工，或者涂上水泥，或者砌上石片，筑成御土墙。有些地方筑个明洞来防御土石的崩塌。所谓明洞就是并不穿山而过的隧道，筑在山脚下，一壁贴着山，一壁显露在外，开些小穹洞，可以透光。
我们完全不懂铁路工程，照我们想，这条铁路有那么些个艰难的工程，该经较长的年月才能完工。可是我们知道，从一九五零年的五月到一九五二年的秋天，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天兰铁路就修成了，一九五二年的国庆前夕提前通车，同时又改善了陷于瘫痪状态的宝天铁路，使西北的大动脉畅通无阻。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万军工的功劳，这是不止一个民族的两万多民工的功劳，当然，毛主席跟其他党政领导人的号召跟指示，还有苏联专家的真诚无私的帮助，也是工程迅速完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请听一听当时的“筑路歌”吧——“树要人来栽，路要人来开，人民天兰路，人民修起来！”惟有人民自己作了主人，彼此团结起来，发挥力量跟智慧，什么高山大河都可以征服，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来睦铁路通车了，成渝铁路通车了，天兰铁路通车了，我们听见这些个消息，那时候的感情跟从前听见什么铁路修成了完全不一样。这一回初次经过宝天铁路跟天兰铁路，我们更深切的分享到靠约十万军工民工的成功的喜悦。
为什么说以前的宝天铁路陷于瘫痪状态呢？原来国民党反动政府修筑宝天铁路，工程是很草率的，曲线的半径极小，路基极狭窄，旁壁陡直，隧道大多没有加工衬砌，很多应修桥涵的地方没有修，修了桥涵的，孔径又不大，不能畅泄流水，因而线路常被崩塌的土石阻断，路基常被受阻的流水冲毁。当时名义上虽说通了车，实际上通车的日子很少。一九四九年将要解放的时候，主要桥梁又被蒋匪军给破坏了，于是全线陷于瘫痪状态，只是那么一条烂铁路，简直行不来车。解放以后，一面动手修筑天兰铁路，一面施工恢复宝天铁路，施工期间还得维持通车。弯曲太厉害的线路改了，路基放宽了，旁壁削斜了，该修的御土墙修起来了，隧道加上了衬砌，又加筑了好些个明洞跟桥涵，孔径太小的桥涵也改大了，又吸取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做了大规模的排水工程，种了树，种了草，用来保持水土。于是宝天铁路有了新的生命，天兰铁路工程的供应运输有了可靠的保证。
据考古家的说法，这一带河谷两岸随着河谷的下降跟黄土的冲积，形成台地，史前人类跟现在的居民就住在那些台地上。台地可以分做五级。第五级台地高出现在的河面三百到五百公尺，到现在还没发现人类居住过的遗迹。下一级是第四级，那里有史前人类的葬墓。再往下是第三级跟第二级，高出现在的河面二十到五十公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住在那里，彩陶文化的遗迹非常丰富。第一级是现在的居民居住的地方，高出河面五到二十公尺不等。我们想像那些使用石器陶器的史前人类，他们大概只能沿着河谷活动，走那大家不约而同走出来的道路，而且不可能走得太远。河这一岸的人跟河那一岸的人彼此可以望见身影，可是，恐怕始终不能够聚在一块儿说句话吧。他们的时代距离现在不到五千年。就算它五千年吧，就整个人类历史说，五千年是很短的一会儿。可是现在亮得发青的钢轨横躺在山岭间河谷上了。起初是大家不约而同走出来的道路。随后是有意铺设的道路，可是行走还得凭人力，或者利用畜力。最后才有铁路，铁路把道路机械化了。这五千年的进步多大啊！此外，公路也是机械化的道路，公路上可以开行汽车卡车。河里行了轮船，水路也机械化了。空中本来没有路，自从有了飞机，空中有路了，而且一开头就是机械化。各种机械化的道路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的物质生活跟文化生活更将飞速的提高，那还待说吗？
说得稍稍远点儿了，再来说些所见的景物吧。
一路上两旁的山大都作黄色，少树木，垦成一鳞一鳞的梯田。可是宝鸡往西开头的几站间并不然。那里山上全是树木，同是绿色而浓淡深浅有差别。又掺杂着好些红叶，红叶又分鲜红跟淡红。这就够好看的了。再说那些山。不懂地质学的人只好借用画家的皴法来说。那些山的皴法显然不同，这一座是大斧劈皴，那一座是小斧劈皴，这一座是披麻皴，那一座是荷叶筋皴……几乎可以一一指点。皴法不同的好些座山重叠在周围，远处又衬托着两三峰，全然不用皴法，只是那么淡淡的一抹。忽然想起这不跟长江三峡相仿吗，我们坐在火车里就像坐在江船里一样，峰回路转，景象刻刻变换，让你目不暇接。我把这个意思告诉我的同伴。我说，没有走过三峡的，看了这里的景象也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一位同伴脱口而出说：“这个得拍电影！”是的，语言文字的确难以描写，惟有彩色活动电影才胜任愉快。
虽说山崖迫近，也有不少地段山崖退得远一些儿。这就是所谓第一级台地吧，全都平铺着各种农作物，当然也有树木跟村屋。不用想得太远，至少从周秦时代起，古先的农民就在这里翻垦每一块土，他们的汗滴在每一块土里。前一辈过去了，后一辈接上去，无休无歇，直到如今。我们如今看见的那些平田以及山上一鳞一鳞的梯田，哪一处不留着历代农民改造自然的“手泽”？仔细想来，实在是伟大的事业。最近大家认明了总路线，知道农业要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不再像以前那样光靠“一手一足之烈”，要大伙儿合起来搞，要逐步机械化。预想改造完成的时候，农村经过飞跃的改变，景象必然跟如今大不相同，那是更伟大的事业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车正靠站，站名梁家坪，距离兰州只有十多站了。连绵的黄色的山，山顶大多平圆。村落里的房屋用黄土修筑的多，偶然看见用砖瓦的。除了地里的农作物跟一些树木，就只见浑然一片的黄。可是将近兰州的时候，景象就不同了。显著的是树木多了，这里一丛，那里一丛，树叶还没有落，苍然成林，其中有拂着地面的垂柳。地里界划着发亮的小溪沟，沟水缓缓的流动。好些地里刚灌过，着潮的土色显得深些。那溪沟里的水是黄河水，用大水车引上来。兰州附近一带用水车引黄河水从明朝开始，据说是一位理学家段容思的儿子段续从西南方面学来的。现在有水车两百多架，每架可以灌五十亩到百把亩。
在兰州附近看见好些地里尽是小卵石或是黑色的小石片，平匀的铺在那里，像富春江的江底。我们不明白那是什么玩意儿，打听人家才知道那是兰州农作方面一种特殊的发明。原来兰州的土地干燥，又含着卤质，遇到旱天虽有沟水灌溉还是嫌干燥，下过大雨卤质就升起来，都对农事不利。于是发明沙地的办法——把湿沙平匀的铺在地面，上面再铺一层小卵石或是小石片来保持它。在旱天，那沙地有减少蒸发保护幼苗的功用，大雨下过，雨水透过沙地渗到土里，卤质不至于升起来，因而水旱都可以不愁。这是很细致很烦劳的工夫，你想，田地多么大，沙跟卵石石片就得铺多么大。可是农民为了生产，愿意下这个又细致又烦劳的工夫。据说铺一回沙可以支持三十年，过了三十年沙老了，必须去掉旧沙，换上新沙。
黄河又见面了，在铁路的北面。几个人在河岸边慢慢的走，各扛着个长方形的架子，比人身高，架子上是些胀鼓鼓的东西，看不太清楚。可是我们立刻想到那是羊皮筏。看，黄河上一个人蹲在羊皮筏上轻飘飘的浮过去了。羊皮筏闻名已久，现在才亲眼看见，心中涌起这一回非试它一下不可的想头。
看图表，兰州拔海一千五百公尺。路上经过的寒水岔金家庄两站最高，都在两千公尺以上。从宝鸡到寒水岔是一路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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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北京今年的冰上运动将比往年更活跃
北方的溜冰季节到来了，首都人民今年的溜冰运动将比往年更加活跃。溜冰是首都人民冬季体育运动主要项目之一。北京市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等五单位已联合组成了冰上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的冰上运动。北京市今年除开放什刹海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溜冰场外，并将私营的北海溜冰场收归北海公园管理处管理。已停办的中山公园溜冰场也重新开放。各溜冰场今年都扩展了场地面积，增添了新设备。什刹海冰场面积扩大到三万六千平方公尺，比过去增加近一万平方公尺，并将设聚光灯，冰球场也增添了夜光设备。北海冰场将增设四百公尺的跑道。各冰场都辟有“初学”、“花样”、
“冰球”等场地，并将通过图片、广播等方法和具体指导帮助大家学习溜冰。为进一步推动冰上运动并发掘和培养优秀的溜冰运动员，明年年初将举行全市的冰上运动大会。
吉林市举行冰上表演会
吉林市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今年修建了该市规模最大的面积约占四千多平方公尺的中心冰场。冰场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幕后曾举行了两次冰上表演会，观众共达两万多人。全国男子速度滑冰全能冠军柳元龙、全国男子花样滑冰得分最多者田继陈、全国女子速度滑冰全能亚军安贞淑以及吉林市冰球联合代表队和工业技术学校冰球代表队等参加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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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维埃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
——读阿·托尔斯泰的小说“保卫察里津”
冯亦代
人人都知道苏联人民过着幸福的新生活，但不是人人都知道苏联人民在建设这种新生活的过程中经历过怎样的困难。他们艰苦奋斗，流血流汗，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勇敢地渡过了最艰辛的年代。阿·托尔斯泰的小说“保卫察里津”，就是表现这种战斗意志的巨著之一。
通过了彼得堡普吉洛夫工厂工人伊凡·戈拉和农村少女亚丽萍的生活，阿·托尔斯泰写下了从一九一七年冬天布列斯特和谈到一九一八年秋保卫察里津为止这一时期的史诗。苏维埃人民为和平、为粮食、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明天所进行的火热的斗争，在这里被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来彻底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明确地指出：“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第二十五页）。作为彼得堡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伊凡·戈拉这样说：“我们自己愿意亲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应当为着这个，牺牲自己，埋头苦干……可是我们愿意活着看见社会主义的……”（第十九页）。
伊凡·戈拉，和全国工人一样，还没有从贫穷里伸开腿，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斗任务了。当德国的骑兵到达彼得堡城下，全彼得堡的汽笛照着列宁的命令都响起来的时候，彼得堡的工人、妇女、学生都被惊醒了，从吊铺和床板上涌到斯莫尔尼宫，领取了枪械和子弹，奔向火车站去。好多工人都是第一次拿起枪来。“这第一批红军部队，在数量上和战斗意义上，当时都还不足称道的。可是这些人呢——却都咬着牙，紧张着每一根神经，绷紧着每一条筋肉。”（第五十九页）。他们明白：不这样做，就无法捍卫自己的祖国。伊凡·戈拉，勇敢地担当了侦察队队长，在风雪交加的平原上，开往前线去了。他们的意志比德国的大炮机关枪还厉害，他们拯救了垂危的祖国。
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叛乱，富饶的乌克兰已经成为德奥两国的“粮仓”，西伯利亚通往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粮食补给线被切断了。在苏维埃的粮食供应机构中，钻进了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怠工，他们造成混乱，粮食都到了投机商人的手里，富农也囤积了大量粮食。
工人阶级忍饥挨饿，每天只领八分之一磅的稀得简直要用手捧的面包，甚至还有完全不能发给面包的日子。但他们仍然积极地响应了列宁提出的“为粮食而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号召，到农村去，占领农村的阵地。列宁向伊凡·戈拉和其他的工人代表们提出：“应该组织一支伟大的‘十字军’，去反对粮食投机分子、富农、寄生虫、捣乱分子、贪官污吏……”（第一四五页）。伊凡·戈拉和其他成千成万的工人，响应了列宁的号召，参加了这支伟大的“十字军”，下乡去和富农斗争。他们遭遇到反革命分子的顽固抗拒，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布尔什维克为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伊凡·戈拉也在下乡的时候遭到富农的毒手，可是他没有被敌人的斧子吓退。他在写给他爱人亚丽萍的信里说：“当我的伤好了的时候，我要同君斯坦丁村的富农们严格地谈判一次的。”即使是单纯如亚丽萍这样的人，也用年轻的声音说：“给我一枝枪吧，”为要创造幸福的明天，他们不怕艰苦。
这种不屈的斗志也表现在由千万工人农民所组成的红军身上。伏罗希洛夫的部队，在德军和白军的压力下，捍卫着北顿河流域。他们以寡敌众，以刺刀和肉搏来打开敌人的包围圈，退到察里津去；同时，他们还要保全军队，保全六十列车的军火辎重，保全成千上万的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难民。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对于布尔什维克，困难是不存在的。他们快冲到察里津时，敌人炸毁了通向察里津的铁路桥梁。平时需要半年才能修复的工程，他们在缺乏工人、缺乏车辆马匹的情况下，几个星期中就完了工，“……伏罗希洛夫说材料是服从革命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这座桥是革命的创作，这是通到未来的一座桥梁。”（第四二○页）就是这种坚强的意志，使他们赢得了胜利。
在察里津，我们看见了劳动人民再次地响应了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格鲁左列斯木厂的工人们议决全体上前线；机械厂的工人议决全体上前线；军械厂的工人议决日夜三班工作，加紧生产钢板，加紧制造铁甲列车。振奋而沉默的妇女和孩子们，把包着面包、黄瓜、葱等等的小包，交给了现在已成为士兵的丈夫、儿子和弟兄，便回到城里，去替代男人们担任生产和保卫的工作。不少的青年女子到前线去当看护、战士，做宣传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来自农村的少女亚丽萍，已经成为一个女战士了。她“穿着保护色的军衣，腰里紧紧的束着皮带，戴着新的军帽，帽上缀着红军的星章”。她急切地要求进步，她要求别人两个礼拜教会自己识字，而且就在野火跟前上起第一课来了。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克拉斯诺夫和马孟托夫的白军被击溃了。转战千里的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农民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四周，组成了正规的坚强的红军，产生了如伏罗希洛夫、巴尔霍明科、布琼尼这样的久经考验的军事指挥员，也锻炼了如伊凡·戈拉和亚丽萍那样的成千成万的红军男女战士。阿·托尔斯泰说得好：“布尔什维克党断然地把十月革命转过来，去迎接艰苦，它应当在这儿吸取力量和创造力。艰苦在于克服饥荒和突破反革命的包围圈，而且也在于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更重大的任务里，就是把资本主义积累下来的文化、知识和技术的全部贮藏，变成新生活建设的必需品。”（第三一○页）“革命……对那负着专政全部责任的无产阶级要求着超人的努力。”（第三一○页）
“保卫察里津”所描写的时代，已经被苏维埃人民永远丢在后面了，但他们的“超人的努力”，依然在继续着，而且永远要继续下去。就是由于这种“超人的努力”，苏维埃人民为全世界人民建立了创造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榜样。在我们过去的长期革命斗争中，这个榜样鼓舞了我们勇往前进；在今天的建设道路上，这个榜样同样鼓舞着我们勇往前进。我们要永远学习苏维埃人民艰苦奋斗，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榜样！
〔注〕本文中的引文均见曹靖华译阿·托尔斯泰：
“保卫察里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