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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兴修农田水利，准备明年生产
把水利技术教给群众
广东梅县在今年兴修农田水利中，使一百三十多个农民初步学得水利技术。他们回到村里便分头进行农田水利的指导工作。沙坪村农民蔡恩德学习后，指导修补好了一条六里长的水圳（过去曾经修补九次未修好），并节省修补工程费七百万元。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该村接着又修好了大小山塘五口，水圳三十条，使二百多亩水田有充足的用水，一百多亩旱地也变成了水田。据梅县调查，由这批农民指导兴建的一千零七十五宗农田水利工程，大部分都合乎标准。另外，罗定县四、五两区由受训练农民指导兴修的一百三十一宗工程中，设备健全、不漏水、能发挥工程效益的有六十四宗，有些漏水但问题不大，仍可发挥工程效益的有六十一宗，不能蓄水灌溉的只有六宗。为了加强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工作中的技术指导，保证工程质量，广东省人民政府现正在五华、茂名、博罗、英德、揭阳、海丰、惠阳、曲江、罗定、云浮、廉江、阳江、台山十三县，结合示范工程的施工，广泛对农民进行水利技术的训练。（徐衍绶）
利用农闲消除水患
山东凫山县人民政府抓紧农闲季节，领导农民导治石里沟河，并整修其支流。这一工程全长三十五华里，参加整修的农民七千多人，共做二十多万土方，从十一月十三日正式开工，到月底已基本完成。凫山县三、四、五、六等区沿河地带将近十万亩农田每年汛期和雨季都是一片汪洋，其中约有将近五万亩地夏秋两季全无收获，其余五万亩每年也减产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此项工程完成后，这一带土地基本上可以消除水患，保证麦秋两熟。估计每年可增产粮食二千多万斤。（张广文等）
从经济上支持农民修水利
福建省闽侯专区初步计划在今冬明春兴修各种农田水利工程二千五百多处，受益农田可达二十四万多亩。另外，还有重点工程三处——福清曲安坝、闽清白台渠、罗源长治渠。根据这一任务，闽侯专署已将中央水利部、省水利局派去的工程队与专署的水利技术人员组织成三个组，分别往各县巡回指导，协助进行重点工程的兴建。人民银行闽侯中心支行将发放水利贷款三十亿元，省府拨补助经费十四亿七千万元，使重点工程及群众无力兴修的工程得以兴建。目前，长治渠已开始动工，白台渠、曲安坝正在设计，闽侯九、十两区已修好小型水利四十多处，其他各县也都开始兴修。
此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挥闽江下游防洪堤的效益，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拨款五十多亿元在防洪堤上增建六座水闸，使堤内五万六千多亩田地既能解除洪水威胁，又可避免内涝成灾。这项工程在十二月初全面开工，争取明年三月底完工。
（糜大椿）
安徽新修四大灌溉工程
基本竣工
安徽省人民政府在江南、淮南地区新修了四处规模较大的灌溉工程——南陵、泾县之间的柏山渠，舒城的七门堰，宣城的佟公坝和定远的响水坝。其中柏山渠、响水坝是全部新建工程，佟公坝、七门堰是利用旧有不完整的沟渠加以整修，并加建了必需的建筑物。四处工程共贷款二百三十多亿元。这些工程，从一九五一年春季起陆续开工，到目前止，除七门堰还有一小部分工程没有完成外，其余都已全部完工。总计开挖干支渠道一百余公里，新建涵闸等建筑工程二百九十八座。柏山渠在今年“五一”节放水灌溉，秋收时一般田每亩都收四百斤以上。响水坝灌溉区在春种时有五十天没下雨，七百五十亩泡秧田完全是靠坝水下种育秧的。佟公坝和七门堰两灌区稻田每亩产量也比过去多收二、三百斤。四处工程共灌溉了三十七万多亩水稻田。
多修渠道扩大灌溉面积
河南阌乡县杨家乡的方庠渠，解放前被该乡地主所掌握，农民很难用水浇地；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使农民多收粮食，发放水利贷款四千二百万元，领导农民开新渠、修旧渠。计共开修了二十八华里长能浇地三千四百多亩的最南、南支、中央、最北、北支五条大支渠。由于这样，方庠渠附近能浇上水的土地普遍获得增产。据了解，过去每年每亩实产三百斤粮的地，现在能产五百斤。农民看到了兴修水利能多打粮食的事实，在今年冬小麦播种完毕后，全乡即转入了修渠工作。杨家、李家、宜家等五个村群众已把最南支渠的三个大缺口修复，挖出渠底淤泥，将该渠北堤加高三尺。西堡头村把渠两岸加高五尺，让山水顺着北渠流入东西渠。为使浇地和防洪互不影响，他们除把原来的东西渠挖宽加深，专门用作排水外，又挖了一条新渠，能灌田五十多亩。下庄村村东五十多亩秋苗被山洪淹没，颗粒无收，三十多亩玉米和棉花，又因天旱减产三成。大家找到了遭灾原因是没有修好渠道，于是全村便也修了一条渠道。现在，全乡农民正在整修最北支渠和最南支渠，争取在原有基础上，再扩大水地面积一千五百多亩。
修补堰渠灌满冬水田和塘田
西康省荥经县五宪乡在八、九月雨水较多的时候，各村很多冬水田和塘田（既能蓄水又能插秧的田）都灌满了水。当时有很多农民以为今年的冬水不成问题了，因而对垮塌、淤塞了的堰道和浸水漏水的田就没有注意修补。到了十月间雨水稀少的时候，原来灌满水的田就干了，乡里的两条水堰也没有水了，这时，大家才着急起来，觉得还是要修补堰渠、堵塞田坎漏洞才是办法。乡村干部研究后，便在十月中旬发动了七十多户受益人家，把新横、恩滔两条堰培修好，并补塞了田坎漏洞，又把堰水引来灌满了冬水田和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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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星火集体农庄庄员写信给工人报告农庄生活
要和工人结成巩固的联盟发展工农业生产亲爱的工人老大哥们：
我们是松江省桦川县星火集体农庄的庄员。
首先对你们积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努力发展工业生产表示感谢。我们每个庄员都已认识到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得到解放和建设美好的生活，最近我们学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更加明确了前进方向，增强了我们建设农庄、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信心。
我们农庄现在有七十一户，三百一十口人。解放前，全体农庄庄员都受尽了地主富农的压迫和剥削。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分到了一千三百九十五亩土地，在北大荒的草原上才开始建设起新的生活。
一九四八年，党领导我们组织了二十二个互助组，初步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那年庄稼虽然遭了自然灾害，每垧（十五市亩）地还打了五千多斤粮食，比伪满时期每垧多打一千多斤。这就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一九五○年，政府在桦川第十区成立了农业机器站，带来大批的新式农具，帮助咱农民发展生产。这一下子咱村里就一年比一年不同了。这一年咱村来了一台马拉农具，因为原来互助组的土地零散，不好使用，就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土地连片，使上了马拉农具，这年每垧地就打了六千多斤粮食。有了马拉农具，大家又盼望着使拖拉机，一九五一年政府真给我们村送来了拖拉机。这样土地连片又不够了，还要有大块地才能耕种，这时，党又领导我们组织了集体农庄。以后又得到很多你们制造的新机器，我们的生活就越过越美好了。
机械化生产，给农庄年年带来了丰收。成立农庄的第一年，全庄种了九十五垧水稻，用机器干的活只占四分之一，拖拉机翻的地也不多，大部分活还靠人工干，秋收每垧平均打了八千八百多斤稻子。去年种一百八十六垧，机器干的活占到百分之三十，拖拉机翻的地占百分之六十四，每垧平均打一万一千斤。今年种二百○二垧，耕、耙、播种都用机器，机械生产已达到百分之四十，每垧平均打到一万二千多斤了。比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平均产量高出三分之一，比互助组高二分之一，比单干户高一倍。
你们不但帮助我们用机器种地，还供给我们电力和其他的生产机器。我们用电力抽水灌溉，就再也不怕水涝旱灾的威胁。以前打稻、扬稻都用人工，现在从脱谷到制成米，甚至铡草都全部用电力了。机器生产节省了很多劳动力，比如电力抽水，就给农庄节省了三千多个劳动日，使我们有人工来发展各种副业生产。农庄的畜牧场里现有八十二头牛、十二匹马、七十口猪和二百八十只鸭子。另外还有三垧果木园子，这些方面每年使农庄增加了五亿元的收入。
农庄生产不断地发展，庄员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去年每个劳动日分得四万五千二百元，今年就分到六万元了。庄员中最多的每人每年做到三百个劳动日，一个普通的庄员收入总在一千三百万元以上。若是以家庭算就更多了。像李忠源家，两个整劳动力，今年每人做了二百五十个劳动日，两人共分到三千万元。全庄七十一户都已彻底摆脱了穷困，生活水平超过了一般的中农。每人每年可以买八丈布，家家都按上了电灯和收音机，盖了漂亮的新屋。今年除了生活开支，平均每家还有五百多万元的存款，李忠源家就存了一千二百万元在银行里。过去孩子们都念不起书，现在全庄有一百一十个成年人进了夜校，十八个青年上中学、二十七个上高小，还有三十八个儿童在初小里念书。全庄订了五十一份报纸和期刊。
我们每个庄员都从自己的经历中体验到农民和工人就像鱼和水一样离不开。这次学习总路线时，回过头看一看三年来走过的道路，更加认清了国家工业化和咱农民的关系，大家一致表示要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最近我们把一百八十六万斤余粮全部卖给了国家，增加国家建设的力量。
为了争取明年生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现在农庄已开垦了一百三十八垧荒地，增修和整修了水利工程，准备了良种，还买了十匹马。农庄还要逐步扩大，我们准备吸收四十多户新庄员。
最后，我们全体庄员向你们表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巩固工农联盟。你们加强工业建设，我们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让我们的国家早点过渡到社会主义！
星火集体农庄全体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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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明年增产粮食创造良好条件
西北和蒙绥地区进行秋冬灌溉
西北各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绥远省的有水利条件的地区，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下，大部已完成或超额完成耕地浇灌任务，为明年增产粮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在九、十月间都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抓紧时机，及早领导群众进行秋、冬季浇灌工作，为明年增产打下基础。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绥远省陕坝专区等水利局并在九月间召开县、旗水利干部会议，总结经验，订出秋浇冬灌的计划。在开始浇灌之前，各地还抽调党、政干部配合水利技术人员深入群众动员整修堤坝和渠道，以便按时浇灌。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各地在十月中旬前后都已开始浇灌。内蒙地区截至十一月初止，共已浇地一万三千多垧，超过今年秋浇计划，比去年多浇四千多垧。绥远省黄河沿岸各灌区原计划秋浇地三百七十六万亩，实际已浇四百一十多万亩。三湖河灌区做到了灌溉与防汛相结合，除完成十五万亩原定任务外，又超额完成了七万亩。陕坝专区截至十一月四日止，浇地面积已达应浇地百分之九十。宁夏省由于干部深入农村针对农民淌“冰凌水”、“雪花水”的思想进行宣传教育，克服了农民的等待思想，从十月十日开始灌溉，到十一月十九日全省一百九十多万亩水田已顺利地灌完了冬水。甘肃省很多地方也都完成冬季灌溉或扩大了冬季灌溉面积。该省安西县接受去年部分地区没浇上冬水影响了春耕下种的教训，今年提前于十月初就开始灌溉，到十一月初，全县十万八千多亩水地已全部灌上冬水，有些还把早浇过的地又重浇了一次。定西、永登、临洮等县水地也都灌了冬水。靖远、榆中、民乐等县部分地区还扩大了灌溉面积。榆中下坝乡改进了水规，灌溉面积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民乐县童子坝附近十七个村，实行集中轮灌，并改变了霜后不浇的旧习惯，灌溉面积比去年增加一千五百多亩。靖远七区事先修好堤坝，减少浇灌中的费水现象，全区百分之九十五的水地都浇足了冬水，比往年扩大了灌溉面积一千五百亩左右。气温较高的陕西省洛惠、渭惠、绥惠等渠道灌区的农民也在修渠整地，准备灌溉。
各地在浇灌耕地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有些地区对浅浇快轮、由下到上的轮灌制度没有很好贯彻，以致浇水过深、次数过多，甚至发生淹滩漫路的现象；部分地区因初冬下了两次大雪，认为不会再旱，便放松了浇灌。这些地区的领导上已引起注意，教育群众抓紧冬季浇水，并充分做好明年春季浇水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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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拨发寒衣救济专款
支持贵州西康两省缺衣农民进行冬季生产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扶助贵州、西康两省贫苦缺衣农民进行冬季生产，拨发寒衣救济专款九十七亿五千万元，重点解决该两省部分地区有劳动力而确实缺衣、足以影响冬季生产的贫苦农民的寒衣问题；解决贫苦缺衣的烈属和军属、以及鳏寡老弱残疾缺衣者的寒衣问题。
贵州省人民政府奉拨专款八十二亿五千万元后，当即指示民政厅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研究提出具体意见。民政厅与有关部门会商结果，已确定分配各专区寒衣数字和发放办法。为切合各地缺衣者实际需要和避免浪费，发放寒衣所需布料已由民政厅统一向花纱布公司贵州省公司购买各种布料共约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五匹，计可缝衣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套。分配给毕节、兴义、贵定、镇远、遵义、都匀、铜仁、安顺等专区。自十一月十日起所有布料已先后由各专署接收，分配所属各县转发区、乡，由乡（村）评议发放缺衣者自行缝制。与此同时，省民政厅并规定具体办法，发出公函要求各专、县立即组织力量做好这一工作。一般地区要求在十一月底将实物发到缺衣者手中，个别边远地区至迟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发放完毕。
拨给西康省的寒衣救济款十五亿元。经省人民政府研究后，决定将上项救济款分配给西昌专区九亿元，藏、彝族自治区各三亿元。发放办法，藏族自治区制成藏装后发放，西昌专区及彝族自治区以发放棉衣、棉背心、羊皮褂、寒衣布等实物为原则。并指出发放对象为无衣或缺衣的烈、军属和贫苦农民，克服平均主义、积压及盲目发放等现象，结合发放寒衣，应加强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工农联盟教育，鼓励农民积极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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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森林调查队第三大队
运用苏联森林经理调查法调查白龙江林区
中央森林调查队第三大队运用苏联先进的森林经理调查法，调查甘肃省白龙江林区获得成功。白龙江林区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原始大森林，积蓄着大量的建设木材。中央森林调查队第三大队为了开发这个林区，并更好地开展关内森林经理调查工作，在今年九月间到达该地，试用苏联先进的森林经理调查法进行调查。白龙江林区的山又高又陡，有的山顶常年积雪，坡度一般在三、四十度，有的还超过五十度。但由于全体人员积极钻研、努力克服困难，工作效率已由每天伐开测线一百多公尺逐渐增加到三百公尺、五百公尺、一千公尺，最近已进展到二千多公尺。事实完全证明了苏联先进的森林经理调查法不仅适用于关外，而且完全适用于山高坡陡的关内山地林区。
经理调查法是苏联调查森林的先进经验，主要特点是：切合实际、组织严密。过去的林野调查大都与采伐、造林不相配合，为调查而调查。经理调查法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在森林资源调查方面，能一举而解决了测量、调查和设计三个不同的过程。过去调查方法中的内、外作业是孤立的，以手工业方式进行，浪费时间和人力。经理调查法的内外作业在时间上紧密衔接，使工作有节奏的进行，是先进的流水作业法。同时有一定的工作定额，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布置、分工、汇报、检查方面都能发挥集体力量和群众的集体创造性。
现在中央森林调查队正在进行贡把河流域林区的调查工作，准备在年底完成这项任务。
按：森林经理调查法是用人工在林地伐开测线，将林区划成若干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经营单位，然后顺着测线按单位进行树种、树龄、平均高度、平均直径、疏密度、蓄积量等方面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再编制一整套的森林经营计划。这是从测量、调查以至做出计划都密切配合而有完整体系的一套方法。东北林区已实行了三年，事实证明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比旧法节约了四、五倍以上，而且对森林开发方面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武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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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国营厂矿中必须肃清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思想
本报记者 安岗
沈阳第一机床厂是我国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也是国家五年建设计划中重点的扩建工程之一。该厂出产的苏联式的一Д六三车床和正在试制的苏式一Д六五的大型车床，都是我国鞍山、阜新等地新建工程所急需的大型机床。第一机床厂全体职工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担负着光荣的任务。大多数同志都是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全力以赴。但由于工厂的领导思想和作风有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今年十一个月完成任务的情况是不好的，到十月底为止，共完成增产节约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四，其中最迫切需要的大型母机只完成百分之二十，占全年百分之三十的任务要挤到十二月份内去完成。以致各地基本建设订货单位纷纷催促该厂按期交货，以便不误安装。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黄欧东同志在广播大会上点了机床一厂的名，要求他们完成任务，并派了工作组前去帮助工作。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职工广播节目都向机床一厂职工进行鼓动；各方面都殷切期待着机床一厂能够完成任务。
该厂为什么出现了生产上的如此严重的局面呢？
根据记者的考察，该厂行政和党组织方面没有自觉地对一切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前途和延缓工业化速度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原则的斗争，没有正确执行一九五一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决议，这是该厂党、政、工、团不能统一步调搞好生产的主要原因。一年来，工厂内部虽是有争论的，但由于争论没有从原则性的斗争中去求得解决，致使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得以滋长，给生产带来损失。
这种错误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该厂厂长、党委委员汪洪文同志。他对执行国家计划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今年三月该厂发动全体职工讨论国家计划后，根据群众的意见，党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全年完成二百九十一台车床的生产计划，后经上级批准以完成二百五十台作为国家计划，其余的四十一台作为增产节约部分。计划被批准后，全厂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无条件执行。可是身为厂长的汪洪文同志，虽也曾在党委会上举手赞成了这个计划，但是，一旦遇到困难，便企图推翻计划，到九月讨论增产节约计划时，汪洪文竟提出要把生产二百九十一台的计划减为二百七十五台。当时第二机械工业局刘局长在帮助该厂查定了全厂生产能力之后，指出了二百九十一台的计划是可以完成的，对于汪的减产计划未予批准，但是汪对此并未心服。当十一月生产出现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危险情况时，汪又一次表现了动摇，还想提出减产的要求。
为什么他对执行国家计划如此缺乏信心和勇气呢？基本的原因是汪洪文同志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一九五一年东北城工会议关于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工业办好工厂的正确指示。他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没有树立起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思想，因而，他在领导工厂中脱离了群众，滋长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不相容的错误思想。
他屡次强调生产要“均衡”，但他的均衡原则是：宁可完不成国家计划也要“均衡”。一九五三年一月份原计划是生产四十六台牛头刨床，车间干部认为太低，要求完成五十五台，汪说：“按计划执行一定不能多装”，结果却出了他的“均衡”原则，完成了五十八台，但是他只叫入库了五十六台，没有入库的两台，就是准备作为保持“均衡”之用的。到了二月份，计划生产四十台，但只完成了三十八台，就用上月余下的两台凑数，算完成了任务。劳动模范王文山给予这种“均衡”论以深刻的描述，他说：“给我十块钱，叫我一天花一块，我保管能花得均衡。”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该厂生产都号称百分之百“均衡”地完成任务，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明明有三十台份部件可以装配，却只装配二十台，留下十台。以便保持“均衡”。对这种“均衡”的办法，党组织提出过批评，汪洪文反说人家是“突击”。汪曾对装配车间主任说：“先搞均衡率，成品少装几台也可以”。在这种“为均衡而均衡”的思想支配下，车间干部和工人都松了劲。工厂可以随便修改计划，让落后拖住先进，十月份商品生产任务一再压缩，由四十五台减为十九台，结果只装配了十二台。机床一厂产品单一，连续大量生产，原料足，设备多，销路广，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需要均衡地大量生产的。该厂百分之九十五的加工部件都可以保证供应装配的需要，薄弱环节只有“三箱一杠”（即变速箱、床头箱、溜板箱及丝杠），只要领导上全力发动职工加强薄弱环节，是完全能够保证均衡地完成国家计划的，但是，汪洪文却想不费力气地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均衡”，结果，到十一月底还剩下一箱（床头箱）一杠（丝杠）绊住生产的脚，造成完不成任务的危险局面。
他强调生产有客观规律，这是不错的。可是他所说的“客观规律”是一成不变的。他不是通过人的实践从发展中来掌握生产规律，而是抓住一些过时的静止的材料当作客观规律。该厂完不成生产任务，主要是由于领导上主观不努力，他却归罪于计划“违反了客观规律”，“冒进”了。该厂最初确定计划时曾对困难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在进入生产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苏联专家在国庆节前曾对党委书记毕可治同志说：“你们好好地搞，努一把力，在国庆节前完成二百九十一台，争取全年完成三百台。”并帮助该厂具体分析了有利条件，如工人操作技术已经熟练，新设备已投入生产、装配工作已改变了劳动组织可以提高效率，等等。这种看法不是很合乎客观规律吗？可是汪洪文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强自己完成任务的信心。在执行计划时，汪洪文没有从加强计划管理的工作中去认识生产的客观规律，发掘完成任务的各种潜力。二车间车间主任王文山创造了整个机械工业系统比较完整的先进的计划管理经验，控制了在制品流动情况，为均衡生产打下极有利的基础。汪洪文对这个重要创造开始时没有给以支持，及至东北各机械厂推广了王文山的经验，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强调提出这个经验以后，他才连夜去了解情况，可是仍没有把这些经验推广到隔壁的薄弱环节——三车间去。到十一月份，三车间还在“撵部件”，一出废活就打乱作业计划；而王文山领导的车间则早已克服了这种混乱现象，初步建立了生产秩序。汪洪文没有钻到生产中去，了解生产动态，解决问题，当然，也就只能停留在“掌握生产客观规律”的空谈上了。
生产中不合理的突击现象是完全应当反对的。我们反对那种不顾工人健康，任意加班加点的突击现象，我们也反对那种不顾明天的生产，吃光储备，突击任务的做法。可是汪洪文同志是怎样反对突击的呢？机床一厂一年来的生产都是前松后紧，处于不正常的紧张状态之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废品增加，时时都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汪洪文在生产前不作好生产准备工作，及至出现不均衡现象，他反而空喊“反对突击”，不去集中力量消灭薄弱环节。今年十一月，一车间干部、工人讨论改变劳动组织突破关键，汪向大家说：“你们这是突击”，给群众泼了凉水。十一月三十日，装配车间的精密度检查人力不够，车间临时抽调老工人增加三个检查组，保证完成产品入库的任务，汪见了却说：“这是突击”。汪洪文只知道“反对突击”，却不懂得采取合理的紧急措施保证完成任务，从中找到组织均衡生产的规律，从根本上消灭“突击”。苏联专家曾对工厂提出：“在苏联，工厂有完不成任务危险时，厂长就召集专业会议，订出措施，紧急动员，不能看着完不成任务，一点也不紧张。”今年在讨论增产节约问题时，机械局一位负责同志曾问他：增产节约同计划管理矛盾不矛盾？他的回答是有矛盾，因为“搞竞赛就要突击”。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工厂翻砂车间创造了增产节约竞赛同计划管理相结合的好经验，竞赛结果，提前三十七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机床一厂的领导者采取官僚主义态度领导生产，在前松后紧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消极地脱离群众站在一旁反对突击，而不是带头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突破薄弱环节，这已成为该厂不能按月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
汪洪文同志还缺乏实事求是，克服困难的精神。他口头上强调质量，但不去认真采取各种技术组织措施来使产品达到质量标准。机械一厂担负着制造工作母机任务，产品的质量要求是严格的。该厂有些主要部件（如丝杠）曾长期达不到苏联标准，汪洪文没有领导职工克服困难，到八月份预定的日期，丝杠公差还没有达到十二道的标准，九月份依然没有做到，专家说：“你们主观太不努力”，专家具体地帮助制订了技术操作规程，并建议：“如再不按标准生产，产品就应当作废。”车间按照专家建议试制了二十根丝杠，结果全部达到苏联标准，有力地证明了工人完全可能生产标准产品。而在这以前，汪洪文却认为“从来就是完不成计划，厂长怎能逼着工人去完成呢？”他把加工车间能完成计划看作是“笑话”。他以为提高质量就应当降低生产的速度。汪洪文常提的另一个困难是：“新产品生产困难多”，这是事实，但是他却只在空喊困难而不去积极设法战胜困难，如工具卡具准备不足的困难曾延续一年没有很好解决，到今年十一月还没有作到充分供应，而另一方面，在生产上急需工具的时候，制造工具的车间却没有活作。汪洪文也常说：“工人操作不熟练，实行大批生产，工人就来不及学习。”可是机床一厂并没有组织工人的技术学习系统地总结技术操作经验，帮助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提高技术。
他常常强调“科学”，说：“生产是科学，不是热情”“热情是宝贵的，有钱难买的。但解决不了生产问题。”“生产不能直线上升”，他对记者说“人有热情，钢铁没有热情”。他的“科学观”就是崇拜落后。他说：“作业计划不能凭热情，要凭因素”，他列举的因素是“计划编制按出勤率百分之九十六，实际上只达到百分之九十一到百分之九十三；设备运用率按计划应为百分之八十五，实际上只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到百分之八十二；间断工时按规定每月一千七百个小时，实际上却是一万个。”他用这些因素来证明计划是凭热情而不是靠科学制订的。可是，有些更重要的因素他却没有看见。王文山领导的车间的第四工段，劳动生产率由三十五台份加工部件提高到四十五台份，出勤率由百分之九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可以按生产周期完成加工计划。在讨论国家计划时，三车间生产丝杠是六十小时一根，计划规定四十小时一根，现在只用三十小时一根，有的只用十六小时一根。丝杠加工公差，过去是五十道，由于工人的努力，降低到二十四道，后又降至十八道，十五道，现在已经达到了苏联标准。今年第一季度讨论国家计划时，工人作床头箱要七十六个小时作一个，现在平均十二小时一个，最快的已经达到九小时一个。汪洪文没有看见这些活生生的因素，因而到了十月中旬，他还说全年完成二百九十一台车床这个计划数字“不科学”。他对科学的看法正如一九三五年斯大林在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会议上所批评的，是“拚命把我国男工女工底技术落后性当作根据，专门指靠于这种落后性，把这种落后性当作出发点，以至于拿起这种落后性来耍把戏了”。斯大林又说：“有些人在那里谈论什么科学。他们说：科学底原理，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底原理，是与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要求新的更高技术定额的情形相矛盾的。可是，试问他们所说的究竟是那一种科学呢？科学底原理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考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断绝了关系，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像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的一种东西，那它对于人类岂不是早已没有什么作用了么”，什么是科学呢？斯大林说：“科学所以叫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象，不怕推翻过时旧物，却很仔细倾听实践经验底呼声。如果不然，那我们就会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汪洪文只是玩弄科学这个名词来掩盖他对新鲜事物的粗暴的阻挠。他把科学同热情对立起来，可是热情有什么可怕呢？先进人物，广大职工的创造的热情，可以使用同一工具，在同一机床上创造比原来定额高几倍、几十倍的生产率。正是工人群众蓬勃的政治和劳动热情，才能把科学不断地向前推进，成为改进与提高生产的物质力量。
社会主义企业一长制并不是给厂长以独断专行的大权，而是要求他按照国家利益办事，通过一长制来提高企业领导者对企业的全面领导，更大地发扬负责精神。汪洪文不是这样理解一长制，他是“又要集中权力”“又不积极完成任务”。一九五三年的工厂计划规定要给一车间一台摇臂钻。汪拖延不给。任务紧迫了，车间又要求借用基本建设部门一台摇臂钻。按机械局规定：如生产需要而又不影响建厂可由生产厂长和基本建设部门负责人协商解决报局备案即可，车间干部请副厂长批了条子又请示汪厂长，汪说要“考虑考虑”，并在同一条子上批示“不准动用”；总支书记提出意见，汪说：
“没有这台设备。”后经多次周折，才得解决，生产已受到了影响。三车间增加设备，车间主任指名要求增加两名车工，汪说：“谁教你指名要人的？”车间主任怕得不敢再去，派调度员去找汪，汪说：“你们再说调人，我就从你们那里调出两个来。”车间干部怕调人不敢再说。后来党委到车间发现了这个问题，商得副厂长同意，由二车间派去两名工人前去支援，但大家都不敢告诉汪厂长怕引起麻烦。一长制实际上成了家长制，很多干部不敢见汪，助理工程师关维均说：“我宁可受批评，也不找厂长。”汪洪文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大门之内，他对一个把门的人说：“来人找我时，没有重大问题就说厂长不在或者说厂长开会”，并说：“工人来找我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叫他们到车间去办。”他没有通过一长制来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在一次党委会议上，他说：“任务完不成由我负责。”他在干部会议上表示：“完不成任务不怨你们，由领导负责，我带头进法院好了。”当时就有人提出：“你负责算什么，这是全体职工对毛主席对国家计划的负责问题。”很显然，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和一长制和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方针完全不同的。
党和国家给了汪洪文一长制的权力，但，汪洪文领导下的工厂却出现了严重的无人负责局面。他不放手使用副厂长主持日常生产。一年来管生产的副厂长换了六次，汪同每个副厂长都闹不好。他不深入群众了解生产实际，十二月份以前，很少下车间，专靠听汇报来领导生产，因此，他对生产上的一些指令常常是脱离实际，给干部造成“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的困难。
一长制要不要党组织的监督呢？这在汪洪文思想上是一个糊涂观念。他对记者说：“党、工、团下去都‘追部件’，搞不起生产秩序。”根据记者观察，党组织工作虽也有一些缺点，但，汪洪文同志应当站在正确立场上首先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主动地依靠党、工、团力量搞生产，而他却没有这样作，反而在旁边指手划脚说风凉话，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市委派了工作组下去帮助该厂完成任务。市委工作组提出借用机械二十五厂和七厂的车床来赶作丝杠，调整该厂的设备能力，争取完成今年任务和准备明年一月储备量。当党委会建议汪去外厂交涉时。汪不去，叫副厂长去，又说，“副厂长没有时间”。后来市委工作组对他提出了意见，他说：“我去吧，不去不是太没有热情了吗。”“市委没成立调度室，你可以作一个大调度员。”交涉妥当后，汪又提出种种困难。他不把党的援助看作最大的支持，激励自己更好地工作，反而采取了极其不严肃的态度。在平时他对党委会的决议从未认真执行，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行政工作计划或总结交党委会讨论，今年他在党委会上一共作了五次行政计划报告，其中有两次是吵出来的，他今年只有一次正式向党的会议报告工作。党、工、团一些同志对生产管理的认识可能有不全面的地方，汪洪文没有积极提供情况和意见帮助大家统一思想，反而坚持了落后的意见；这就使一长制和党、政、工、团统一步调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他把党的监督看作“事事干涉”，不了解一长制是永远也不能脱离党的监督的。失去党的监督，社会主义企业一长制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家长制。
机床一厂以汪洪文为代表的错误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反映。随着国家企业日益走向社会主义的管理水平，残留在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其与社会主义企业不能相容的丑恶性质。汪洪文的企业管理思想是同国家总路线总任务完全对立的思想，只能延缓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只有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彻底清除这种思想，机床一厂的工作才能适应党和国家的要求走上正确的轨道。
机床一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应由此得到深刻的教训。一年来，许多同志对汪洪文的思想是有意见的，差不多每次会议，每件工作，每个运动都有争论。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呢？基本问题是党组织还不会从政治原则上去领导生产，或多或少放弃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工作，没有在社会主义企业思想与资本主义企业思想之间划清界限，因而不能从思想本质上揭穿汪洪文的错误。党组织没有充分地把思想工作当作党在企业组织中的首要职责，这就削弱了党委的集体领导，降低了党组织的战斗作用，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了个人之间的争论，造成紊乱的局面，损害了经济工作。机床一厂党组织个别同志当问题得不到充分解决时，有的提出：“不要吵了，作个决定吧，不论那个意见都行。”有的同志则滋长了“你不干，我干”的情绪。这是有害的。党组织进行思想斗争是为了树立社会主义企业原则，巩固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长制。
最后，从这件事中也可以暴露各方面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今年，各上级机关派到机床一厂检查工作，进行重点试办的工作组或个人共有十四五起之多。对机床一厂的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来到机床一厂的人都知道机床一厂汪洪文有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工作组只发现问题，没有结合总路线认真检查该厂的生产工作和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有的只帮助作一件具体工作而不管其他，有的只是到该厂试验某一项业务经验，经验出来还没有在全厂推广就被带走了。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现在，十二月已经过了三分之二，时不我待，在紧张完成一九五三年全年生产任务中，机床一厂还存在很多问题，希望努力争取完成任务，并在学习总路线的同时，认真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从思想、工作到组织各方面都健康起来，迎接明年更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