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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营萨尔图畜牧农场在黑龙江省安达县的草原上，有牛羊各千余头。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该场学习苏联经验，改进饲养管理，奶产已大大提高，每天可产奶五吨。这是该场第一生产队的工作人员正在草地上挤牛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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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城观察家发表评论
斥美方片面中断双方会谈
揭露美方阴谋破坏朝鲜政治会议的真相
【新华社开城十五日电】开城观察家顷就美方片面中断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事发表评论称：美方代表迪安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全体会议上，采取片面行动悍然退出会议并宣布进入无限期休会的行为，彻底暴露了美方从头以来即处心积虑使双方会谈陷于中断的阴谋。
现在，当一切已经明朗化以后，再来回顾四十八天以来的双方会谈的全部记录，就可以发现美方来参加双方会谈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促成而是为了要破坏朝鲜政治会议。美方的这种阴谋，现在已因迪安的无理行动而真相大白。
从双方会谈自十月二十六日起在板门店开始以来，与我方诚意寻求协议的态度相反，美方一贯采取阻挠会议进展的手段。仅在确定双方会谈议程的问题上，即由于美方反对把政治会议成员问题列入议程而拖延了整整十八天，最后始在我方合理建议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其后，在讨论成员与地点问题和讨论时间问题的两个小组委员会上，又由于美方的百般阻挠而连续十二天未能取得任何协议。当时美方蓄意不让政治会议在合理基础上召开的计划，集中地表现在迪安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成员与地点问题小组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所谓十二点“建议”。在这个建议中，美方虽然迫于我方的坚持与世界舆论的压力，同意可以由交战双方以外的若干国家参加政治会议，然而却企图把他们的身份和作用加以种种无理限制。它们只能在双方一致同意的、亦即经美方批准的时间与场合下，依照双方一致同意的、亦即经美方批准的方式与次序发言，使我方建议邀请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使之能在双方间从事斡旋、协助双方取得协议的作用，为之破坏无遗。更荒谬的是美方的“建议”一方面如此限制中立国的权限，一方面却硬要始终在朝鲜战争中严守中立、并一贯倡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苏联作为我方之一员而参加政治会议。美方无理地要求苏联须受政治会议一切协议的约束，但同时却又规定政治会议表决程序采取双方“单位表决”的办法，而“每一参加政治会议的政府仅受它所参与的特定的协议的约束”。这就是说，美方十七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不论美方作为一方与我方达成何种协议，都可以藉口自己未参与这一特定协议而任意加以破坏。
显然，美方的“建议”不但不能构成双方谋求协议的基础，相反地只能堵塞谈判前进的道路。因此，我方为了打破双方会谈业已陷入的僵局，解除美方拖延的藉口，建议将小组委员会在十一月三十日转入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恢复以后，我方就立即郑重提出了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这个全面建议，规定政治会议应于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双方应邀请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五个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为了照顾美方的意见，我方作了两点让步，即同意中立国应按照双方协议确定的议程项目来进行讨论，并不参加任何表决。但除此以外，中立国必须有与双方各国同等的权利参加政治会议的全部活动，政治会议的一切决议，须经双方每一成员国参加表决并取得一致协议以后始能成立。
朝中方面的这个全面建议，对于有关政治会议的各项问题，从根本原则到行政细节都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充分照顾到了美方的意见。因此，它立即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被认为是替双方会谈提供了协议的基础，替政治会议铺平了道路。
但是，我方这种表现诚意的重大努力，并没有得到美方任何积极的反应。显然美方认识到我方的全面建议对于它的破坏阴谋是一个重大打击，然而鉴于我方建议在政治上与道义上的优势，美方不敢对此悍然拒绝，就一直采取躲避搪塞的态度。在我方全面建议提出以后的六个工作日中，美方代表藉口须听候政府指示或有“不可避免的行政性理由”而要求休会者有两天，藉口通讯困难没有接获指示而拒绝明确表示态度者有一天，藉口迪安有事不能出席而由其顾问杨格到会敷衍者又有一天，其余两天也在枝节问题上故意歪曲，大肆诽谤。现在，已经清楚，美方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唯一的目的是想在会上耗磨时间，以便在背后拼凑它后来在十二月八日提出来的虚伪的“建议草案”。而美方提出这个“建议草案”的目的仅是为了要在形式上与我方的全面建议相对抗，以便迷乱世人耳目，为全部拒绝我方合理建议作藉口。
以后发生的一切事实，证明美方在提出这个“建议草案”时，就已经下定了使双方会谈陷于中断的决心。如我方所仔细分析过的那样，美方的“建议草案”没有任何新的建设性内容，它只是美方过去各项老早为我方彻底驳倒的无理主张的总和，因此它不仅不能缩小反而只能扩大双方间的分歧，而这却正是美方的用意所在。
在关于政治会议如何召开的一切根本问题上，美方的“建议草案”都是决然无法令人接受的。首先，在关于中立国参加的问题上，美方仍然坚持其苏联不能作为中立国而仅能作为交战一方参加政治会议的荒谬主张。至于其他中立国家，美方只同意可由双方邀请“凡其国民现在正在朝鲜担负工作，或在朝鲜有当前经验，并对朝鲜的问题现在是熟悉的某些或所有的政府”参加政治会议。这种极为暧昧的说法，实质上就已企图把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搁置起来，以便于将来根本赖掉。
在中立国权限的问题上，美方不但仍然坚持其中立国的一言一动均须得美方批准而后可的侮辱性规定，而且还进一步规定中立国“不得提出正式动议或建议”。这样，中立国在政治会议中的作用就将化为乌有，而且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中立国也决难接受此种邀请，结果就等于拒绝中立国参加。
在表决程序问题上，美方也仍然顽固地要求双方作为一方来进行表决，同时又允许每方成员国仅受自己同意参加的特定的协议的约束，这样就完全可能出现朝中方面所指出的那种情况：纵然美方可作为“一方的代表”而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上签了字，美国支持下的李承晚政府却仍然可以藉口不受约束，而在“北进统一”的口号下恢复其武装侵略的阴谋。
在议程问题上，美方“建议草案”中根本没有提出什么议程，而主张把这个工作完全推到政治会议本身去解决，这样就可避开现在就确定政治会议必须讨论战俘问题，使政治会议一开始就将在没有中立国参加的情况下陷入如同在双方会谈中一样的争吵，而实际上实现了美方所一贯主张的政治会议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的意图。
在地点问题上，虽然我方已照顾到美方的意见而放弃了原来提议的板门店，并提出了新德里这样一个合情合理并已为舆论所接受的地点，美方却在荒唐地提出了马德里、里约热内卢、曼谷、尼斯、墨西哥城、伊斯坦布尔等等遍及全世界的十几个地点之后，还是回到它最初提出并早经我方拒绝的日内瓦。
在时间问题上，美方在已经把双方会谈拖进了无休止的争论以后，还死抱住它那政治会议应在双方会谈全部议程取得协议之后二十八天以后、四十二天以前召开的公式，把政治会议召开的日期置于渺茫不可知的将来。
所有这一切，就是被美方叫做“最后建议”的东西，就是美方立逼着朝中方面必须立即全盘接受的东西。不用说，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最后建议”是既不能接受，也不能作为双方协议的基础的。现在只要检查一下会议记录，就可以看出美方在提出它所谓“最后的建议草案”时，就已完成了它中断双方会谈的全部布置。这个“建议草案”是在十二月八日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它当场就受到了我方代表全面的批驳，并遭到我方断然拒绝。然而到第二天，即十二月九日，迪安仍然煞有介事似地要求与我方“在这一协议草案上当场并立即签字”。到第三天，十二月十日，迪安故意在会上读了一段英、美、法三国百慕大会议关于政治会议的伪善的公告，再次提出“让我们在它上面签字”。到第四天，即十二月十一日，迪安竟然两次以休会威胁我方签字说：“我提议你签字，不然的话，我们就休会。”如果人们知道，美方的这个建议草案早已为我方所完全驳倒，并明白表示不能接受，如果人们知道，虽然如此，我方代表还是在每天会议上不厌其烦地向迪安逐一分析美方的各项建议，说明其根本行不通，又如果人们知道，我方代表曾向迪安指出美方建议中所谓邀请“某些政府”参加政治会议的规定的暧味与正受到李承晚政府的激烈反对，因此甚至迪安有权签订一个能为本方各成员国遵守的协议都还无法令人置信，那末，人们就只能对这种可笑的行动得出一个结论：迪安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按照
“不接受就破裂”的预定阴谋，把双方会谈最后引上绝路。
迪安的这种无赖手段遭到了我方严正的反对。我方代表坚决要求迪安放弃他所谓这个“建议草案”是“最后建议”的胡说，要迪安老老实实坐下来认真讨论问题，然而迪安显然已迫不及待了。
迪安在十二月十二日会议上的态度，揭露了帝国主义者为了要达到自己的卑劣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本色。迪安一方面避不答复我方就表决程序方面提出的各项必须答复的问题，一方面却疯狂地要求我方代表与他立即在其“建议草案”上签字达三次之多，而且公然威胁我方如不愿意签字，即等于表示会议进入无限期休会。迪安的这种流氓恐吓手段，当然不能对我方代表发生任何作用。我方代表正告迪安，我方反对无限期休会的建议，并坚决要他坐下来继续讨论问题。至此，迪安鉴于实在难以找到破裂的藉口，忽然异想天开地在我方指责美方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签字以后，纵容李承晚政府强迫扣留我方二万七千名被俘人员一举为背信弃义行为的发言中，找寻藉口，硬说我方的发言为对美国政府不真实的指控和侮辱，要求我方收回。否则，就等于我方通知他表示愿使双方会谈进入无限期休会，然后就悍然不顾我方的抗议而退出了会场。
迪安十二月十二日在会场上的表演，就像一个丑角在演出一幕滑稽戏一样。不论在停战谈判期间，还是在双方会谈期间，我方均曾一再指出美方纵容李承晚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一事，已被作为无可抵赖的背信弃义行为而载入历史记录。不但克拉克与哈利逊对此不敢否认，就是迪安自己当我方在双方历次会议上向他提出指责时也从来不敢否认。现在迪安忽然在最后一分钟抓住这一点，作为中断双方会谈的藉口，只足以表明美方之亟欲中断双方会谈，已情急到了何等程度。
如果再回顾一下双方会谈的记录，那末还可以发现在会议桌上经常采取挑衅行为，发表侮辱言论的不是别人，正是迪安自己。在双方会谈开始后不久，迪安就曾无端攻击苏联，并诬蔑我方为苏联的“代理人”，我方为此曾向迪安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他撤回这种侮辱性言论，此事到今仍未结束，然而我方并没有认为因此就该中断会谈。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谁在真心为促成政治会议的召开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谁在蓄意破坏。人们于此，不能不同意朝中方面代表所一再提出的令人信服的论点：目前正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东方疯狂地制造紧张局势、推行其扩军备战政策的美国，害怕政治会议的召开可能使世界的特别是东方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因此它根本不敢召开政治会议。
由于美方片面中断双方会谈的行动，朝鲜不稳定的停战已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现在摆在美方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诚心悔祸回到会议桌上来，继续与我方谈判出一个举行政治会议的方案，这将是美方唯一应该选择的道路。一条是顽固地坚持破坏朝鲜停战、拒绝召开政治会议的政策，使双方会谈中断到底，这将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如果美方坚持后一条道路，它必须准备承担其全部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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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生活的改善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我国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这里包含着两个原则：一方面，我们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最高准则。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的改善，又不能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以便保证国家资金的积累，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全国人民都应该根据这两个原则，正确地认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
发展生产的基础是什么呢？这就是要扩大工业和农业，其中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重工业。只有重工业发展了，钢铁生产多了，煤电石油等燃料和动力增加了，机器制造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发达了，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完全独立和国防的安全，才能为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制造器材和设备，促进它们的发展，也才能给农业的改造提供物质的和技术的条件，才能使社会生产不断扩大，在社会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
当然，建设重工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它需要很多的资金，建设一座钢铁联合工厂，就需要投资几十万亿元，而我们既不是只建立一座钢铁工厂，又不是只修建钢铁厂而不修建其它工厂，因而所需要的资金就更多了。结果，为了投资建设这些工厂，我们每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有不小的一部分不能直接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其次，建设重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建设一座采煤的竖井或建设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才能开工生产。因此，我们即便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也还不能在短期间内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工业，他们或者是用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办法来积累资金；或者是用榨取战败国人民的办法来获得资金；或者是用出卖本国人民的某些权利而借用外国的资金，总之，他们是用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在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的。我们当然不能走这一条道路。我们只能依靠国内生产的积累和全国人民的节约制度等等办法来进行建设。而这就必然会和生活改善的速度发生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使我们生活的改善服从于生产的发展。除了这条道路而外，是没有其它的道路可走的。
也许有人认为，建设重工业既然如此费钱费事，而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还是占主要地位，我们何不尽力发展农业，输出粮食和原料，从社会主义的苏联或者从资本主义国家换回日用品，这不是就能很快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吗？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最近几年来，在苏联大力援助下，我们曾用一部分农产品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各国换回了不少的机器和日用品，使我国工业的装备得到不断的增涨，社会主义阵营内这种贸易关系是平等互助的；今后还会继续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贸易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苏联的工农业生产都是按比例发展的，它不可能为了过多地吸收我们的农产品而去削减自己的农业生产，或为了供应我们而过多地增加日用品生产，破坏他们的生产比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苏联所需要的日用品年复一年的增长着，也不可能过多的供应我们。至于说到从资本主义国家换回日用品，现在也还在做，但这只占我们对外贸易的很小一部分，因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使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日用品受到威胁，而从资本主义输入商品则是另一回事情，那里常常受到资本主义市场压价和涨价的危险，使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如果长期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我们国家就会丧失经济上的独立。中国过去长期的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经济上成为帝国主义商品的竞争市场，长期的处于落后的贫困的农业国，没有工业，而农业生产也不发达，每年还得从外国输入棉花和粮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也是最低的，中国人民已经尝受了一百余年的这种痛苦。
工业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能不能先集中力量发展轻工业呢？它所需要的资金较少，投入生产的时间也较快，这就能更多更快地改善人民生活。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轻工业的发展必须有重工业的支持，没有重工业，轻工业就无从得到机器来扩充生产，最后，它也就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当然，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国家，它们只有轻工业，而且这种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它们自己不能制造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完全依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因而他们便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上独立的国家，仍然不能摆脱殖民地的地位，也就更谈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了。
也许还有人认为，发展重工业是必需的了，但是可不可以把进度放慢一点呢？目前我国经济既已完全恢复了，某些部门还超过了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为什么不能稍许歇歇气，使大家都松快一些呢？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解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工业产值只占全部国民经济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由于这种落后的状态，因而我们便经常受到帝国主义的欺侮。如果今天只看到三年恢复时期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拒绝再进一步加紧工业化，这不啻是使我们继续长期处在落后的状态，没有力量应付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意外的袭击。此外，从国内情况来看，散漫零碎的小农经济及其落后的生产，仍然占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也还存在，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虽然每日都在增长，但毕竟还只是大海中的一个小岛。这种小农经济目前一方面固然还是我们工业的主要市场，而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技术落后以及在小商品经济基础上不断产生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却又妨碍着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发展。为了克服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就必须加紧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以便进行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用新的技术去推动农业的集体化，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实现。只有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人民的生活才能早日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来保证它的实现。那么，对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不去注意它呢？当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例如，农民和全国人民的购买力，今年就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左右，除了少数高级职员而外，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都超过了抗战前的水准。随着全国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文化生活方面也有显著提高，到一九五二年止，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比一九五零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中等学校学生增加了一倍多，初等学校学生增加了将近一倍。此外还创办了很多工农业余学校和速成识字班。全国卫生保健事业和出版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断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着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向全国人民提出的要求，只是生活的改善要服从生产发展的情况，不要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例如我们生产创造了一百万元的利润，用在直接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开支，就不要是一百二十万元，也不要将一百万元全部花掉；其中除了一部分用来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外，还应该有一部分作为国家的积累，以便用来投资建设新的工业。就是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的那一部分中，凡是可以不用的也应该坚决不用，凡是可用可不用的也应该尽量不用或延期使用，节约这一部分资金增加建设投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认清了这些道理。目前，包括我们若干领导机关的干部在内，都还不懂得要从事建设就必须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以为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得又很顺利，因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就应该没有约束的加以提高。于是，有些地方盲目地扩大城市建设，修公园、修马路，虽然浪费严重也在所不惜。有些部门不估计可能与必要，颁布公费治疗办法，但实际上行不通，反而引起群众的不满。有的单位修工人疗养所脱离生活实际，用地毯、钢丝床，工人睡觉不习惯。这些也影响群众思想的混乱。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入学的学童激增，今年有一部分小学生因为中学容纳不下而不能升学，于是就表示十分不满，要求增建中学；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若干大城市和工矿区的人口增加很快，住房十分拥挤，于是有人感到不舒服，叫喊着要更快地更多地修建房屋；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看电影要排队买票了，乘电车拥挤了，公共娱乐的场所怎么也不够用了，于是也有人感到十分不便利甚至发牢骚。当然，人民群众的这些要求都是正当的，事实上几年来人民政府也不断地增加了学校、住宅、电影院、电车等等方面的设施，但是如果超过了现有的可能，在这些设施方面过多的进行投资，其结果就会削弱经济建设的需要，这对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都是不利的。
全国人民都必须清楚认识到，只有我们集中全力来进行经济建设，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这个任务是比中国革命已经完成的任务更加艰巨的。列宁在论苏联无产阶级必须解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两重任务时曾经指出：
“这第二个任务要比第一个任务更加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绝对不能靠零星奋发的英勇气概，而是需要有广泛日常工作中所表现的最长期、最顽强和最困难的精神。但这个任务同时又比第一个任务更加重要，因为归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为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而起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才能成为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那种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成为这种胜利坚固不移的唯一保证。”苏联人民正是遵循着列宁的这一指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终于获得了今天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
我们要建设我们的祖国，也应该学习苏联的榜样，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也正如毛主席曾经指示我们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就应该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发扬和继承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劳动人民在三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中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亲密团结、遵守纪律、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优良传统，来建设我国的工业。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在生活上暂时加以约束，在生活上的一点点忍耐或牺牲，这和我们所正在进行的翻天覆地的伟大的事业来比，那简直是小得微不足道了。我们今天的一点点小的忍耐和牺牲，对我们的子子孙孙来说，就可以换来无限的幸福。更何况今天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还只是全国经济日益高涨中的困难，是我们国家日益进步中的困难，其中有很多也还正是由于生活改善的较快而产生的新的困难呢！
因此，我们今天的口号、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应该是：一切为了祖国的建设，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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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钢大型轧钢厂昨天移交生产
据新华社讯：鞍山钢铁公司新建大型轧钢厂，在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举行了竣工移交生产签字仪式。从此，我国第一座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轧钢厂，正式宣告胜利完工了。
签字仪式是在庄严和兴奋的气氛中进行的。当鞍山钢铁公司代总经理华明、基本建设负责人及大型轧钢厂厂长等，在六本灰色皮面金字的新建大型轧钢厂工程交接证明书上轮流签字后，参加仪式的人们都热烈地鼓起掌来，相互握手，祝贺这一工程的胜利竣工。大型轧钢厂交接证明书，将送交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最后签字。
在签字仪式的会上，鞍山钢铁公司代总经理华明讲话指出：大型轧钢厂的竣工投入生产，将有力地支援国家的交通建设以及各种工业建设，加速国家工业化的速度。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刘家栋在讲话中指出：在庆祝大型轧钢厂胜利地投入生产时，我们要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鞍钢建设事业全面的无私的援助。大型轧钢厂厂长李文在会上表示：一定要很好地爱护大型轧钢厂的机器设备，努力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保证以优等钢材供应全国各地经济建设。苏联专家总顾问罗曼柯在会上向大家祝贺，并希望鞍钢全体职工更好地完成今后更伟大的建设任务。
我国最大的现代化的大型轧钢厂工程，是从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开始建设的。到今年十一月底，仅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建成了。十一月三十日开始热试轧到现在，轧制出来的大型圆钢、无缝钢管的管胚和重型钢轨等产品，绝大部分都是一级品；经过严格的技术检验，证明整个工厂的建筑安装工程是优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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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使尤金向毛主席呈递国书
【新华社十五日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任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博士，在十五日下午二时偕参赞华司考、华士诺夫、司高磋、阿希波夫、罗迈进，武官波特鲁塞夫斯基中将等外交官员共三十四人，向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在场者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温宁、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尤金博士在呈递国书时，曾向毛泽东主席致颂词，毛主席致答词。
尤金大使颂词主席同志：
我很荣幸地向您呈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国书。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国内和国际反动力量所获得的伟大胜利，为发展苏中两国人民间有深远历史根源的紧密友谊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不仅对我们两国经济与文化的不断高涨及人民福利的增长有巨大的良好影响，而且也是远东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强大堡垒。
主席同志，我谨向您保证，我将不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加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间这一伟大同盟，兄弟般的友谊和紧密的合作。
我深信，在我执行大使的职务时我将得到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我愿借此机会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最近四年来在自己国内实现各项历史性的改革工作所获得的全面的进步表示衷心的欣佩。
我谨表达苏联全体人民的感情，热诚地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实现国家工业化计划、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福利的事业中以及在大力加强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主席同志，我衷心地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您本人在致力于伟大的贵国的幸福与繁荣的活动中获得新的成就。
毛主席答词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四年来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并日臻巩固。中国人民一贯重视苏联的友谊，今天在从事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事业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苏联伟大友谊的无上珍贵。中国人民一定永远以始终不懈的努力来不断加强中苏两国间的亲密的友好同盟和全面合作。我同样确信：我们两大国家间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合作不仅完全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对于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对于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起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大使同志，我极为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苏两国友好互助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尤金大使简历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生于一八九九年，受过高等教育，曾毕业于列宁格勒的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及莫斯科的红色教授学院。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此后各年中，任各理论及政治刊物编委，同时进行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曾在苏联科学院工作，得过哲学博士学位。现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任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出版局联合总处处长。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任“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主编。一九五三年四月被任命为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的政治顾问。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高级专员。尤金为苏共中央委员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附图片）
尤金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 新华社记者齐观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