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南、西南和华东各地
广泛向农民宣传国家总路线
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南区、西南区和华东区各级干部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正广泛向农民展开宣传教育工作。各地受到总路线教育的农民，普遍以卖余粮给国家、扩大生产和积极组织互助合作的实际行动，热烈拥护总路线。
中南区已有一百多万区干部和乡干部以及农民积极分子学习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湖南省除湘西苗族自治区外，全省经过学习的三十三万四千多农村干部和农民代表已在五日前后返回乡村，在全省一万多个乡展开了宣传总路线的热潮。受到总路线教育的农民，都踊跃地卖出自己的余粮，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该省衡阳县的盐内乡和平江县南湖乡、西湖乡的农民，已卖出一百多万斤余粮，并全部送入了国家粮仓。河南省现正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大会以及各种活动分子会议，向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江西省到本月五日，已有四十八个县的宣传工作在农村中展开，其他三十八个县的宣传工作亦将相继展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兴国县的人民，听了总路线的报告后都非常兴奋，在县里参加扩大干部会议的八百多名本地干部，都自动报名将家中的余粮卖给国家。湖北省各县现正联乡集训大批农民积极分子，以扩大农村的宣传力量。广东、广西两省的部分地区，也已开始向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
中南区这次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全区各级中共党委、人民政府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大多都亲自担任报告员，深入各县、各区和重点乡村，进行关于总路线问题的报告。各地的农村宣传网、宣传员、幻灯、广播台、黑板报等也都活跃起来了。各地的宣传方法，大都采取先从农民亲身体验和最熟悉的事情宣传起，由近及远。河南省获嘉县以国家修复道清铁路的事实，教育干部和农民认识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有的农村干部说：“道清铁路未修以前，到焦作煤矿拉煤，来回需要三天，价钱又贵，一吨煤要一石五斗玉茭。现在国家和工人修好了铁路，把煤送到家门口，一吨煤才用六斗玉茭，这就是国家发展工业和工人阶级给予农民的好处。”有的地区还采用开实物展览会的方式，向农民进行教育。如广西省有十五个地区用展览会的方法，教育农民认识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好处，各地农民出售余粮的数目就增加了一倍多。各地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中，也都用具体事实教育农民认清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利害关系。如河南省修武县以二十七个村的五百七十七户农民因受剥削生活下降的事实，教育很多干部和农民认识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大道。中南各地在宣传总路线中因为密切结合了生产，经过宣传的地区，农民的生产情绪普遍提高。河南省洛阳县郑村乡的农民在学习总路线后，几天内便买肥田粉一万三千多斤。
西南区目前已有三十万区干部、乡干部和村干部学习了总路线。中共中央西南局为帮助各地干部向农民作好总路线的宣传工作，最近抽调了四百四十多名干部，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作组，分别到四川、贵州等省。西南行政委员会农林水利局也组织了十一个工作组分别到各省结合农林、水利、畜牧等调查工作，向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云南省昌宁县龙泉、石文、漭水等乡的农民，在受到总路线的教育后，都热烈地卖余粮给国家，并买回大批耕牛、种籽等，准备明年扩大生产。西康省汉源县新中、新堰两村的农民为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在将余粮卖给国家后，归还了政府的全部水利贷款。四川省受到总路线教育的农民，不仅踊跃出售余粮给国家，而且积极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南部县南隆乡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后，有五十户农民参加了互助组。双流县团结村有六个互助组准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五个互助组原来快垮台了，现在又巩固起来，退出互助组的农民也回到了互助组。荣昌县太平村农民，听到东北星火集体农庄卖给国家一百多万斤粮食的消息，都异常兴奋。互助组员苏锡山、王兴奎等积极要求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退出互助组的农民杨正荣等又回到了互助组。不愿参加互助组的农民张芝林现在也参加了互助组。贵州省已有八万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学习了总路线，他们也将在全省展开总路线的宣传。
华东区自十一月份以来，展开总路线宣传的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都普遍高涨。山东省已有五百多个乡展开了总路线的宣传。泰安县上高乡农民学习总路线后，在十四天中便卖给国家十七万五千斤余粮，全乡有七个互助组准备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郝培英互助组学习了总路线，积极开展积肥运动，全组九十五亩麦田大部已经锄过。历城县沙河乡、滩头乡农民学了总路线，买了很多生产资料，两个乡有十一个互助组和五十多户农民准备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参加互助组。沙河乡并有三十七个互助组积极进行冬耕、改良土壤。福山县门楼乡农民在学习了总路线之后，也买了大批的生产资料，全乡已有三百九十八户农民的麦田施了化学肥料。华东各地在宣传总路线中，一般都从总结当地的生产成就入手，以实际事例教育农民。浙江省衢县姜村乡以今年天旱，但在政府帮助下，水稻仍增产一成的事实，教育农民认识了国家对农民的帮助，全乡农民的生产情绪普遍提高。魏卸牛互助组已买了三百多斤油饼，修好了两部水车。福建省闽侯县关口乡给农民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年年丰收的原因后，全乡农民积极性也都普遍提高。江苏省盐城县民主乡龚玉林互助组学习了总路线，全组开展积肥运动，四十亩麦田施了灰粪，一百二十五亩水田，有百分之四十已耕了四遍。安徽省宿县西北乡的农民除准备把二十万斤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外，也普遍开展了冬季生产运动，争取明年增产更多的粮食。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学习苏联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中关于精简机构和紧缩开支的经验
马建民
苏联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曾遇到许多严重困难，特别是资金缺乏的困难。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致第五次全俄职工代表大会的信中曾说：“我们的情况是特别地困难的，因为我们缺乏恢复固定资本，即机器、工具、房屋等等的手段”。〔一〕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为了克服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资金困难，曾想出许多办法，进行许多措施，得到很多经验，而经常注意精简机构和紧缩开支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一九二一年俄共（布）第十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关于“党在恢复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中，首先指出了紧缩开支的重要意义，认为：“如不坚决紧缩国家预算，就不可能恢复国民经济”。因而决定“苏维埃共和国及其所有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的开支，应缩减到最低限度”。决议更明确指出：
“要发展国家大工业——无产阶级专政之基础——就要求将最大部分的国家物资后备——原料、粮食、燃料、货币——集中于国家之手，并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后备，使能保证依靠国家供给的各企业之生产工作不致间断。应当保证这些企业有粮食与货币基金，以保障各该企业之工人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必须进一步地坚决裁减苏维埃机关”。〔二〕
为缩减国家开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曾发出指示，号召人民努力开源节流，用一切方法保卫人民国库的利益，并责成一切机关必须严格预算制度：（一）严密地根据生产计划和它们的工作大纲编制财政预算；（二）在规定期内编制和呈交预算，谁不到期呈交预算，应受法庭制裁；（三）不许乱开支和超过开支，违者应受法律责任；（四）严格遵守出纳统一原则；（五）及时把贷款转解地方；（六）严格遵守专用贷款办法等等。
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由国家供给口粮的人数连军队在内共约三千五百万人，这是造成当时苏维埃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国家所不能负担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财政政策的决议，强调地指出：“当与预算赤字作斗争时，首先必须清楚意识到，苏维埃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后备，特别是财政后备，来供养前一时期留下的，如此庞大的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苏维埃国家必须于短期内断然‘摆脱此种过重负担’”。又说：“……必须厉行裁减行政机构，缩减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机关数目，将一些开支移归地方预算，而凡与直接支持无产阶级国家之存在无关的一切开支，统由国家预算中勾销。”〔三〕
苏维埃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小企业出租，设立审查及缩减机关数目及其定员的专门委员会，实行新工资制。结果，一九二二年初靠国家预算供给的，包括还未转入经济核算制的企业工人在内，有六百万人，而一年以后，就只有二百八十万人了。
列宁更明确指出：要裁减各种不必要的委员会，他说：“因此要注意到，使人民委员会内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内的各种委员会加以裁减，使它们知道并解决自己份内的事情，而不是把事情分散到无数的委员会中去。近几天来把各委员会都清洗过。总共有一百二十个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有多少个是真正必要的呢？只有十六个。而这还不是第一次清洗。”〔四〕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指出：要“与建立各种偶然性的临时委员会如调查、指导、检查、筹备委员会等事作斗争，因为这种委员会乃是我国国家工作中的最大祸害”。〔五〕列宁并尖锐地揭露与批评这些委员会所造成的害处是：“不去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不去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不去知道自己对这负有责任，而他们却躲藏在各委员会后面。在这些委员会里，乱七八糟，谁都弄不清楚是谁负责；一塌糊涂，结果，提出一个由大家共同负责的决议了事。”〔六〕
同时，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底前途”的报告中，又强调提出裁减国家机关并尽量在各方面实行节省。他说：“但我认为，我们已能多少节省一批资财。今后我们也还要这样做去。虽然这种来源往往是出自人民身上，但此刻我们总还得百般节省。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怎样缩减我们的国家预算，裁减我们国家机关的人员。……我们无论如何，应当缩减我们的国家机关人员，我们必须尽量节省。我们在各方面，甚至在学校经费方面，都实行节省。”〔七〕
一九二三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提出：
“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那完全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简直是坏透了的国家机关”。〔八〕在向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提“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报告中，列宁指出了改善国家机关是一个极端困难与非常迫切的问题。他一方面向代表大会提议，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至一百个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新委员，另方面，又提出“工农检查院应当缩减到三百至四百个职员”。〔九〕国家机关裁减人员，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质量？是不是工农政权的国家所必要的？这是有些人很关心或很怀疑的。列宁对这一问题这样解答：“我深信，把职员减少到我所说的这个数目，会使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质量以及全部工作底质量改善许多倍，同时使该人民委员及各负责人员，能够集中全力去组织工作，去有系统地、一往直前地提高工作质量，这对工农政权和我们苏维埃制度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十〕
列宁还主张将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他说：“这对于双方机关都会有益处”。
〔十一〕
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著名的论文内，列宁对于改善国家机关曾提出这样精辟与重要的意见：“应该遵守这一规则：宁肯数量少，但要质量好。应该遵守这一规则：与其白白空忙，毫无获得精干人材的希望，不如再等两年，甚至三年，倒还是要好一些。”列宁特别明白地指出要为花钱少而工作得准确的国家机构而进行斗争：“我们应当使我们国家机关尽量节省。我们必须把国家机关中所有一切浪费现象的遗迹铲除干净，而沙皇俄罗斯及其官僚资本主义机关所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这种遗迹，尚是很多的。”他并说：“只有尽量清洗我们的国家机关，充分裁减其中一切非绝对必需的人事，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我们才定能支持下去。”
〔十二〕
但这并不是为节省而节省，而是为了将非必需的费用节省下来用之于最必需的建设上。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我们只要能保持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就能在我们国家里用极严格节省的办法把任何一点贮蓄都保存起来，借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加紧开采泥炭，完成瓦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十三〕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决议中也曾决定：“共产党应切实注意，要最节省地运用那些由税收得来的一切资金，特别是应注意将其用于满足真正必须的需要”。〔十四〕
斯大林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中，根据列宁的指示，进一步认为国家机构的精简与否有关于农民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联系，有关于国民经济的能否坚持，也有关于政治的破产。他说：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我们改善经济组织，缩减它们的定员，简化它们，减少开支，以靠近我党的人员补充他们，那末，我们就能达到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即是工业将制造出最多的成品以便供给农村和得到必须的产品，这样，我们就能建立起农民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联系，或者我们办不到这点，那就将是破产。
再者，或者国家机构，税收机构本身实行精简，赶出其中的盗贼和骗子，那末，我们就能比现在较少地取之于农民，而国民经济就能坚持下去。或者这个机构变为有进无出，像曾在东南地区一样，一切取自于农民的东西，都花费在养活机关本身上，——那末，就将是政治的破产”。〔十五〕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则指出：“建立精简的、真正新的、真正是社会主义的机构的任务，是今后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只有顺利地解决它，才能保证不可分离的工农联盟”。〔十六〕
精简节约，不仅对于国家机关是必要的，就是合作社也是必要。因为合作社的发展与巩固，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有重大作用。而要想使合作社办得好，就必须注意合作社机构的精简与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因此，一九二四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中就决定：“应当用一切方法精简合作社机构，缩减合作社开支，以便在与私人商业斗争中，能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商品售与自己组织起来的消费者，以鼓励那些参加合作社的人们。”〔十七〕一九二五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合作社的决议中又指出：“为着整顿合作社工作，巩固广大居民群众对合作社的信任，同合作社机关中的浪费、盗窃及无人负责的现象作斗争，在目前具有特殊意义。”又说：“进一步缩减（特别是基层合作社组织）杂费，凡是可以使用一个薪金制管理员的地方，都使用一个管理员。”〔十八〕
降低工业品的成本，是一个很大的节约。我们知道，只有发展国有大工业，才能奠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基础。但在一九二四年时，苏联国营工业的消费品生产总量中有百分之七十用于满足城市的需要，只有百分之三十才用于满足农民的需要。为了降低成本，使国营工业消费品满足广大消费者——农民和工人的需要并胜利地与私人资本进行竞争，一九二四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经济政策底当前任务的决议，对于降低工业品价格、在国营工业中开展节约并精简其贸易机构等方面曾给予这样确切的指示：
“工业品价格于过去一年中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度，不仅有其客观原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组织方面的缺点，以及在杂费开支上缺乏节约之故，为了恢复共和国经济，这种节约是完全必要的。降低价格之政策，应使工业注意用进一步改善与扩大生产，最大限度地缩减杂费开支等方法来减低成本，和注意改进并精简其贸易机构。”对于加强国内贸易与合作社工作，决议又指出：“这些机关的不够灵活与零散，贸易机构的庞大与官僚化，杂费大，不善于开辟接近消费群众的道路，不能充分适应与满足散漫的千百万农民的需要，所有这些情况，都要求党进行顽强的工作，来纠正为危机时期所显明暴露出来的这些缺点。”〔十九〕
贸易机构的节省也是必要的。为了协助与刺激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改进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保卫社会主义经济使之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袭击，当时必须保持对外贸易垄断权的独立完整，以及在对外贸易方面必须建立不同的贸易组织。但为了使贸易组织健全有力，在建立各种组织时，一九二五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在关于对外贸易的决议内提出必须遵守三个方针，其中第二个方针就是：“建立各种更灵活的专门的贸易组织机构，使贸易机构精干而简便。”〔二十〕
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俄国共产党曾用一切方法协助全体农民进一步发展农业，对于农村中大部贫农的需要，更曾予以特别的注意。为了帮助生产力薄弱的农民，俄国共产党也认为必须裁减人员与减少国家机关开支。一九二五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在“随农村经济需要而来的，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中决定：“严格节约国家资金，特别是国家机关的非生产需要，以便增加对生产力薄弱农户的财政帮助。因此，必须尽量缩减国家开支，切实缩减国家机关的薪水开支（裁减职员，减少勤杂人员等），以增加农贷资金，帮助一般生产力薄弱的农户。”〔二十一〕
加强财政纪律与财政监督，对于缩减国家开支，也有重大作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曾建议工农检查院“放弃对国家机关一切钱财业务的不断的日常的形式的监督，而按预定的计划，或依据实际提出的要求，去查究我们经济和管理机构的重要关键之点。”〔二十二〕并于一九二三年末又特别成立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财政监督局，采取一切办法消除一切在财政开支上的违法现象。
地方财政制度的恢复与地方预算的编制，也大大有助于国家开支的缩减，这一方面促进了地方机关经济上的创造性积极性，同时也使国家预算的一部分开支移到地方预算上面去，这样就能减少国家预算的亏空。
此外，苏维埃国家，为了反对浪费，紧缩开支，还订有各种奖惩制度，条例与办法等等。
处在资本主义封锁与包围之下的苏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短短的五年，财政状况就迅速好转，战胜了预算赤字；并在农业和工业上胜利的完成了恢复时期的任务。这种成就是和列宁、斯大林及苏联共产党坚决一贯地贯彻精简机构、厉行节约和紧缩开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我国在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中，精简节约也曾成为一个重大的任务。一九五○年，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文中就曾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在这以后，我国就已经采取种种措施来实行精简节约，特别是在一九五一年底和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展开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更能纯洁国家机关，提高其工作效率，节约其开支。今天，在我们已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时期，国家机构仍有些庞大，开支仍有些不够严格，资金仍有很大困难，如不注意，就可能影响国家重点建设。因此，虚心地认真地学习苏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精简机构、厉行节约和紧缩开支的经验，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国家建设是有很大意义的。
附注：
〔一〕“列宁选集”，东北新华书店版，第十七卷，第九二页
〔二〕“联共（布）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第一辑，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八—三一页
〔三〕同上书第三六—三七页
〔四〕“列宁文选”，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九七二页
〔五〕同注二书第五三页
〔六〕同注四
〔七〕同上书第九八九页
〔八〕同上书第一○一○页
〔九〕同上书第一○一六页
〔十〕同上书第一○一七页
〔十一〕同注九
〔十二〕同上书第一○二二—一○三四页
〔十三〕同上书第一○三三页
〔十四〕同注二书第七三页
〔十五〕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财政”，十月出版社版，第三九页
〔十六〕同上书第三九—四○页
〔十七〕同注二书第九九页
〔十八〕同上书第一二三—一二五页
〔十九〕同上书第七九—八三页
〔二十〕同上书第一三八页
〔二十一〕同上书第一一六页
〔二十二〕同注十五书第四三页
第3版()
专栏：
“农民立场”
马铁丁
有一种议论在少数的农村干部中流行着。那就是：做农村工作，就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不站稳农民的立场，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这种议论真是糊涂得可以。这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有一个在陆地生活惯了的人，初次到海滨当渔夫，立刻就为海的景色所陶醉，于是手舞足蹈起来；但海并不是陆地，当他狂乱地跳出小船，便被海的浪涛一口吞没了。这，可说是误海洋为陆地的一个悲剧。前面说的议论，就是这个悲剧的重演。
我们的农村工作干部，是代表国家来领导农民的。而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所以，农村工作干部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然而，不幸的是：这少数人在农村中串来串去，原来已经被农民小生产者的海洋吞没了——他们要站到农民的立场上去。
什么是农民立场呢？农民所代表的小农经济是站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在工人阶级的引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而同时又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所以，可以说，农民的立场就是这样的十字路口。我们的农村工作者如果忘掉了工人阶级的立场，结果只能是跟着农民一起自发地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于是，连自己所喜爱的那点“农民立场”也一起化为乌有了。
这种糊涂观念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农村工作干部，有许多就是农民出身，同时又处于小农经济的海洋的包围之中，这就不免要沾染上不同程度的农民思想影响。在这当中，最诱惑人的东西，就是所谓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干部一般都是极其关心农民利益的，这当然很好。然而，有些同志不懂得，正是农民自己往往最不容易看清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手边囤点余粮，待价而沽，就以为是赚了香盈，其实却只是便利了商人的投机，使工业化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受了损失，国家吃了亏，自己也蚀了大本。所以，如果我们的干部也像许多农民那样看待和计算自己的所谓利益，那样“站稳农民的立场”，才真的是彻头彻尾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的最大利益，不是别的，乃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乃是社会主义。至于农民的眼前的和局部的利益当然也要照顾，但它的前提是与这个最大的利益联系起来，如果离开这前提，那就说不上什么农民的真正利益了。这才是正确地对待农民利益的态度，而这，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才能看得清楚。
第3版()
专栏：报纸巡礼
巨大的动力
各地经验证明，只要在工矿企业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教育，就能大大提高职工群众的思想觉悟，并成为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巨大动力。南京新华日报十一月二十四日报道的南京化工厂的作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据南京新华日报报道，南京化工厂的党组织很重视向职工群众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这一宣传教育工作在该厂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和青年团的力量，采取了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的步骤，已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星期来，该厂全体工人、工程师、技术人员、职员以至警卫、炊事人员，都普遍听过一次至三次报告，并进行了三次至四次的漫谈讨论。为了做到“一人不漏”，党支部对未听到报告的职工，先后作了两次补充报告；第二次补充报告是专门报告给六个做夜班的工人听的。在全体职工基本上了解了总路线总任务的内容后，党支部又运用测验的办法，来了解职工们的理解程度。对于弄不懂的同志，再反复地进行补课。此外，还对全体职工家属作了两次报告，并准备组织讨论。
报道中特别指出，南京化工厂在进行这一教育时，注意到与本厂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与增产节约相结合，与当前各方面的工作相结合。如厂里将要改吃标准米，就以粮食问题为内容，专门向大家报告了一次节约粮食、加强工农联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部分职工及家属对市场豆油供应暂时发生困难的原因不了解，党支部书记就亲自向家属们作报告，从豆油的缺乏谈到奸商投机的可恶，从而联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号召大家做好家务，让职工们安心生产，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职工们学习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后，不仅显著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而且明确认识了“本身生产”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因而大大激发了劳动热情。报纸生动地描写了工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信心和热情。如电工赵广德在学习中打譬喻说：“就像爬山，山上就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可是在过去，我光听说这山上有社会主义，就没看到，所以碰到个山沟山洼的，就有些怕艰苦。现在我真看到了。要到山顶就不能怕沟沟洼洼，毛主席指出了路，又给了办法，就剩下我们加油干啦！”最近，他正计划着把某些用人力劳动的操作自动化起来。他说“加一把油，社会主义就近一步。”哨化车间工人从开始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后，生产量就在逐步提高，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已提前完成了十一月份的生产任务。工人陈玉生懂得了增产节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后，便自我批判说：“以前我看到我们一年上缴这么多的利润，却连礼堂都不盖，一到大草棚里开会心里就不舒服，心里想：谈增产论节约，结果开会还是草棚子，到底为了什么呀！这次我可明亮了，工业化要那么多的资金，那里来？还不是靠我们生产积累。钱要用在刀口上，为了社会主义，再在草棚子里开两年会也舒服。这就够了吗？不行，还得加油生产多创造资金哩。”
南京新华日报为推广南京化工厂深入进行总路线教育的作法，发表了短评。短评指出：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深入到每个工人的心里去，是一切厂矿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只要工人们弄通了总路线总任务的道理后，就会产生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力量，这个力量将成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动力。短评号召各厂矿学习南京化工厂的作法。
第3版()
专栏：报纸巡礼
节约粮食的一个方面
在饲养牲畜中如何减少粮食的消耗，是节约粮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浙江宁波大众报在九、十月间曾根据当地由于猪食缺乏而造成的浪费粮食的情况，对解决猪食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宣传。
九月间，宁波大众报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反映了由于猪食缺乏而造成的浪费粮食的严重情况。随着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宁波专区广大农民养猪积肥的逐年增多；例如馀姚县农民今年饲养的猪就比去年多两倍。正因为猪的数量增加得很快，而许多农民又将米糠作为猪的唯一饲料，就形成米糠供应不足的现象。有些养猪户为了多得米糠，不惜拿稻谷碾成糠末，或者把米轧得精白，原来每百斤谷可碾米七十多斤，现在只碾成六十斤左右，每百斤谷加工后少出米达十斤左右。这就造成了粮食的严重浪费。宁波大众报根据群众的反映，对这一普遍而突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编辑部并邀请专署、粮食局、合作社等单位的代表和宁波市郊惊驾乡的干部座谈，进一步探求解决猪食问题的办法。九月二十九日报纸发表了“怎样解决猪的饲料问题？”的文章和“切实解决猪的饲料问题”的评论。报纸除揭露了在猪食方面浪费粮食的严重情况，教育群众认真节约粮食，并号召各地区、乡政府和粮食部门多和群众商量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外，还介绍了“砻糠轧细”这一在不浪费粮食的原则下增加糠的产量的办法。即在没有砂砻设备的加工厂，用生谷机加工，碾出糙米和大糠，然后再用米机加工，碾出中白米和粗糠。据新昌地区试验，这样每百斤谷可得米七十一斤、粗糠二十八斤半，不但不浪费粮食，而且增产米糠三倍多（平常每百斤谷仅出糠六、七斤）。如在有砂砻的加工厂，则更方便。报纸还针对农民中存在的“猪吃不惯草料”的思想，分析了猪的食性，指出除了米糠和麸皮以外，还有不少好饲料，如田间野草、河塘中的水藻、浮萍、芋艿蕻、南瓜藤叶、菜的废叶等等；并介绍了这许多东西的调制、贮藏、喂饲的方法，以符合猪的食性，防止发生猪病。
正因为宁波大众报所提出的猪食问题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了农民群众和粮食部门的重视。如鄞县农民徐良玉写信给报社说，他为了多得糠，每百斤谷只碾米五十五斤；如参照宁波大众报所介绍的办法去做，每年就能节省大米五百四十斤。嵊县城关镇东明生产自救加工厂和鄞县粮食局等单位都动脑筋找窍门，采用砻糠轧细及其他办法，既提高了出米率，为国家和农民节约了粮食；又增加了糠的产量，更好地满足了农民养猪的需要。报纸传播了这些单位的经验。
宁波大众报所反映的猪食问题，也引起了当地领导机关的重视。中共宁波地委已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解决猪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在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下，切实解决猪食问题；并指出“今后应根据不同地区、群众养猪习惯和饲料来源的多少，对养猪提出不同要求，纠正过去某些地区盲目号召‘家家养猪’的作法”。
宁波大众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提出并解决有关国家建设根本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生活问题，这种作法是值得重视的。 （钟秀达、吴家凯）
第3版()
专栏：
两位邻居
——李增产和张浪费的故事
苏光、英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