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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工业化初期的粮食收购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杨承栋
一、粮食收购的困难和严重的后果
苏联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期，出现过粮食收购的困难。
粮食的严重困难，是在一九二八年初发见的。可注意的情况是：（1）由于粮食生产逐年恢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收购粮食的困难并非由于粮食产量的减少；（2）一九二七年以前三年连续丰收，当时在购粮问题上存在着乐观的估计；（3）国家掌握的粮食，自从实行粮食税制度以来，主要靠市场的收购，几年以来，购粮不仅能够满足城市和军队的需要，而且每年能够争取有相当数量的出口粮以换取工业设备和原料（一九二五—六年度输出一亿二千三百万普特，次年度又输出一亿五千三百万普特。每普特合一六·三八公斤）。
当时为供给城市、工业区、技术作物区、红军的需要，国家每年约需掌握五亿普特粮食。一九二八年初发现粮食严重困难，收购计划不能完成，比上年同期少购进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粮食。由此所引起的严重情况是：由于输出计划不能完成，因而不能按计划输入必需的工业装备和原料，影响了刚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例如棉花亚麻不能入口，纺织部门停工减产；粮食供应不足，许多部门呈现解体状态；由于采用临时的“非常手段”购粮，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挨户搜索，停闭部分的地方市场，破坏了革命法律，局部地区恢复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办法，给工农联盟带来新的威胁；最后，由于投机商人和富农操纵市场，造成恐慌，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的损害。
二、粮食收购困难的基本原因
粮食收购的困难，并不是单纯由于计划错误等偶然的因素，而是像斯大林所指出的，“这里困难底原因是更深刻得多的”。〔注一〕当时表现出来的是：商品粮（农民出售的粮食）的需要量增长得极快，而商品粮的数量不仅增长得极慢，甚至还有跌落下去的危险。
商品粮的需要量为什么增长得极快？主要是工业增长了，工人数量增加着；城市增长着，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全苏联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二点三）；出产技术作物（棉、麻、糖萝卜等）的农业区增长着，这些区域不仅不产粮，还需要增加粮食的供应；最后，为了换取工业装备，争取外汇基金的增加，必须输出部分粮食。
商品粮为什么增长得极慢？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革命胜利以后，农业结构由大商品经济单位（富农、地主的农庄）分散为半自给的小农经济。革命后农户数由一千六百万户变为二千四百万户。革命前地主富农在自己的粮产量中可提供百分之四十七和百分之三十四的商品粮。而小农只能提供自己粮产总量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商品粮。所以，谷物出产总量在一九二七年虽已达到战前水准百分之九十一，而谷物出产总量中的商品部分，至多也不过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谷物出产总量中的商品部分还有继续低落下去的危险。〔注二〕当时的苏联还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中农是革命后农村中的“中心人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虽然粮产量大，而且提供的商品量很高，但当时它们的粮食产量才占全国粮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七，只及富农产量的八分之一，比个体农民少得更多，所以不能改变局势。斯大林说谷物业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农业发展速度底过度落后”。〔注三〕
（2）富农的抵抗增强了。三年的丰收，使富农积蓄了资本，正像斯大林所指出的，富农懂得“粮食不能看作平常商品”，是“宝中之宝”，它不仅可以用来盘剥贫农，而且是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注四〕从一九二七年起，富农公开反抗国家的价格政策，拒绝把余粮卖给国家，农村中的有余粮的富裕分子（甚至有一大批富裕的共产党员），都受富农的影响，拒绝售粮给国家。
（3）其它特殊的原因和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冻灾和旱灾使谷物约减产三亿普特；供应农村的工业品不足、不及时；粮食收购价格过低，未比照其它商品做相应的、适当的提高；税收的错误（富裕农民税轻）；粮食消费的不当；国家不必要地担负了中小城市的粮食供应；购粮机关、合作社、党政组织工作中的缺点；挨户搜索、封闭市场造成的恐慌；投机商人和富农的破坏和捣乱等。
商品粮供求之间发生极大矛盾，就产生了粮食收购困难。从总的看来，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前进中的困难，它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农业衰落所引起的困难，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而且正因为它是前进中产生的困难，也必然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而得到解决。
三、困难的克服
经过紧张的努力，在一九二八年底初步渡过了困难。
到了农业集体化完成以后，苏联的粮食问题便算大体上解决了。直到去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才宣称粮食问题的最后解决。可见这是一个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在“在粮食战线上”和其它文件中，指出逃出谷物业危机的出路，是发展能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集体耕种的、社会主义大农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斯大林说，由于个体农民的总产量还多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总产量六倍，所以，当时必须大力帮助个体农民（贫农、中农）扩大收获量。
发展和巩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遗留的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尽量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又决定组织能在三四年后生产出一亿普特商品粮食的国营农场（它也叫做“巨大的谷物工厂”），成立“谷物托辣斯”来执行这一决议。国家给社会化的农业大量的资金和拖拉机（到一九三○年六月，已能供给拖拉机五万五千架以上——这是当时加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物质的、技术的条件。）迅速扩大了耕地面积。一九二九年社会化农业谷物产量已达到四亿普特，所提供的商品粮超过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即已超过一九二七年富农所提供的商品粮。一九二九年底，斯大林宣布以消灭富农的政策代替限制富农的政策。一九三三年，集体农庄已能交出十余亿普特粮食给国家。这即是实践和证实了斯大林所指出的，为要逃出谷物危机，不是倚靠降低工业发展速度，而是“把谷物业底发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证全部国民经济、工业与农业迅速向前发展的水平”。〔注五〕
至于提高个体农民的粮食产量，由于在一定时期以内，个体农民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还起着主要作用，所以国家大力帮助贫农和中农获得优良的种籽、肥料和简便的农业机器，把个体农民组织到合作社系统中去，和整个乡村订立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预备合同，贷给他们资金和商品，加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对个体农民的技术上文化上的帮助。
克服粮食收购困难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坚决向富农进攻。斯大林同志指出，对富农施用压力，挤出他们储藏得很多的剩余粮食，是国内“取得粮食的新的来源”。〔注六〕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采取许多非常手段，在法律上规定如果富农和投机商人拒绝按规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得将余粮没收，又规定可把没收的富农粮食的百分之二十五给贫农享用。此外，国家对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富农中最富裕的部分，加收个别税。苏联共产党坚持稳稳地倚靠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的方针，动员贫农中农组成千百万人的政治军队，把富农的进攻打退，取得粮食战线上的胜利。
除了以上几项基本政策之外，还采取了以下的一些重要措施：
推广谷物和农产品的预购合同制。这一办法可以帮助贫农中农发展生产，扩大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影响农业发展的方向。这一办法促进了农业集体化事业的发展，并使小农个体经济向计划化的轨道前进。一九二九年国家通过预购合同订购了春种谷物的百分之五十四、秋种谷物的百分之四十四、棉花的全部、糖萝卜的大部、亚麻的一半（在一九三二年即农业集体化运动获得胜利之后，采取了粮食义务交售制）。
改进对农村工业品的供应。加强供应农村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农村合作社的系统，克服市场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的联系。为了克服对工业品的需要量的增长超过供应能力的增长的困难，国家除了制订了商品流转计划，按照各地区国民经济的意义来分配工业品以外，特别注意加强对农村的商品供应（必要时减少对城市的商品供应量），规定在收获后和购粮时期更要做好这一工作。
实行粮食定额供给制。一九二八年末起，个别城市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由于这一配给制并不是生产衰落所引起的，所以，实行这一制度并不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只是为了使粮食供应服从计划建设的需要。一九二九年第二季度，普遍实行粮食和糖的配给制。以后并把配给制推广到其它重要食品上去（后来还逐渐实行对某些工业品的限购和定额供应制）。
四、向右倾投降派的斗争
粮食困难使小资产阶级的盲目的自发势力加强了，这促进了右倾危险的发展。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指出，虽然当时苏联共产党内“左”右两种倾向都存在，但右倾危险是主要的危险。
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反动面目在进攻富农的斗争展开以后就掩藏不住了。这一集团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是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投降派集团。右倾危险的代表者，在农村基层的党组织中是一批富裕的党员，他们勾结富农反对购粮政策。各级党、政、合作社组织中、直到党中央委员当中都有右倾危险的代表者或对这种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人。当时如不克服右倾以及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粮食问题上的困难。
右倾投降派是反对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总路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布哈林集团的争论，在和粮食问题方面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所谓市场“常态化”和提高购粮价格问题——右倾投降派反对党的价格政策，主张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允许贸易完全自由，允许自由玩弄价格，让富农和投机商人大发其财。第二，关于工业化的速度和由国外输入粮食问题——布哈林反对用“非常手段”对付富农。他主张从国外输入粮食来解救危机。这样就要阻滞工业装备的输入，减低工业发展的速度。右倾分子本来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主张只发展轻工业而反对着重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的。第三，所谓农业“退化”问题——右派反对集体农庄运动，否认国营农场的作用。李可夫捏造农业“退化”的谎言，把富农经济的萎缩曲解为整个农业的萎缩。第四，所谓“过火行动”和“说服”富农售粮问题——布格林集团反对对富农采用非常手段，主张用“说服”的办法使阶级敌人自动售粮给国家。这和他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荒谬主张是一致的。他们夸大购粮工作的某点缺点为“过火行动”，希望借此停止这一正确政策的执行。
右倾投降派还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问题，诬蔑党和国家对农民采取“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实际上，这种“剪刀差”的存在，和托洛茨基反对派所主张的无限制地抬高工业品价格、用剥削农民的方法来建设工业的反动主张完全不同。斯大林指出，对农民的任何剥削都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的。农民对工业品付出超额的价格、而农产品价格则低于成本，是为了迅速发展工业，而迅速发展工业不仅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是农民的最迫切的需要。这种负担是农民能够支付的，因为它是在农民物质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负担数量正在因为工农业的发展而逐年减少。此外，农民有个人的副业的收入可以支付这种负担。布哈林集团这一反党的诬蔑是为了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七〕
一九二八年春天，苏联共产党把农村中勾结富农反党的党员开除。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禁止右派观点的宣传，主张开除布哈林出中央政治局。右派分子便暂时退却，苏联共产党团结群众克服了前进中的困难，向工业化大路前进了。
五、巩固工农联盟
粮食收购困难以及一九二八年春季的购粮的临时的非常手段（后来只用于对付富农），给工农联盟带来新的威胁。斯大林在驳斥有人认为工农联盟已经破裂的无稽之后，指出这种对工农联盟的威胁并不是“不要紧的小事”。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不是和全体农民联盟，而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这个联盟的基础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所以，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必须不断克服农民的盲目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样的联盟，不与农民中资本主义分子——富农做斗争，是不能实现的。
在克服粮食收购困难的斗争中，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当时苏联共产党如果实行“左”倾危险的代表者的主张，废弃新经济政策，把购粮工作变成余粮征集制，把临时的“非常手段”变为经常的办法，就将引起和中农的冲突，使工农联盟灭亡。当时苏联共产党如果实行右倾危险的代表者的主张，向农民无原则地、不断地“让步”和“献媚”，停止发展重工业，停止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宽纵富农的反党行为，让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淹没一切，就将使工业化事业失败，资本主义复辟。
苏联共产党反对了各种错误的、对工农联盟有害的倾向，坚持了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便巩固了工农的联合，并在粮食战线上取得了胜利。
〔注一〕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人民出版社“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级组第二册第一九二页
〔注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第三五三页
〔注三〕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页
〔注四〕见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同注一所引书二九二页
〔注五〕同注三。
〔注六〕〔注七〕同注一所引书第二九七页、第二五九—二六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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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人民法院的陪审制
曹光
苏联人民法院民主制的特征之一，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人民陪审制的优越性表现于：扩大了国家机构的民主基础，密切了法院与人民的联系，日益增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的意义，促进了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劳动群众的政治与生产积极性。在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法制，教育一切国家机关、团体、公务人员及公民严格遵守各项法律；进一步巩固国家法纪和劳动纪律，贯彻集体农庄坚决遵守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等方面，人民陪审制都起着极大的作用。
苏联人民法院的工作经验证明：要有效地完成司法审判任务，必须吸收城乡劳动人民的代表参加法院活动，而人民陪审员代表人民参与审判工作，就是人民参加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保证人民法院维护劳动人民权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临时工农政府第十七号公报中公布的关于法院第一号法令（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共和国法规大全第四号），废除了沙皇的全部司法机构，决定设立人民法院，由人民选举的审判员一人及陪审员二人组成。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第一零九条更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员、陪审员，由各区域的公民依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原则，用秘密投票的方法进行选举。一九三八年苏联各盟员共和国和各自治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凡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均可当选为审判员和陪审员。这些规定更充分说明，苏联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是真正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审判制度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虽也有陪审制，但却有许多种族、性别、财产等条件的限制，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参与陪审工作；而且陪审工作也完全是一种虚伪的形式。例如美国法院的陪审员的产生，是用指定方式，即由第一审法院的书记员决定一批他认为合格的公民，每月抽出若干人分配他们参加各案的陪审。美国的法院还有所谓“大陪审”与“小陪审”，据规定，“大陪审”有侦查犯罪的权利，但事实上侦查员是由检察官决定的，这种侦探权利也就不能实行。英国法院的陪审制度，有普通陪审员与特别陪审员两种，依照他们的财产多少和每年纳税的多少来决定；而且陪审员只对案件的事实有发言权，如何判决和处刑就根本没有权发言。日本的陪审法更明显规定，陪审员必须由三十岁以上的男子担任，妇女根本没有充任陪审员的权利。还应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法院审理案件即使有陪审员参加，一般都只能对受审人是否犯罪的问题提供事实上的意见，至于惩罚方法则不是由陪审员参与决定的，而是完全由法官决定的。在今天已走向法西斯统治的美国，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推行他们的侵略战争政策，实行恐怖统治，已经连他们自己的法律所规定的陪审制也置之不顾了。曾经引起全世界正直人民愤怒抗议的美国法院陷害和平民主战士罗森堡夫妇的死刑判决，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按照一九四六年美国政府颁布的“原子能法”，这一案件须经陪审团提议，否则就不能成立；但是美国反动政府妄想以杀害这一对和平战士来恫吓日益众多的美国拥护和平民主的人民，连他们自己所定的法律也不惜破坏，把这一件没有经过陪审团建议、因而按“原子能法”不能成立的案件粗暴地处理了，并非法执行了罗森堡夫妇的死刑。这些具体事实，完全揭穿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民主政治及其陪审制度的虚伪性。列宁曾说过：“资产阶级陪审法院的特质，是由它们的组织里除去工人，并在它们中间使特别反动的市侩占优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九四页）。在剥削者所统治的国家里，不可能有真正公正的审判，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审判员和陪审员。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才第一个实行了真正民主的司法制度。
根据苏联宪法第一零三条和苏联、各盟员共和国及各自治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苏联各级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都应由人民陪审员参加进行。法院审理案件时，不合法定条件（审判员一人及陪审员二人合议审案）的判决，是上级法院取消或否定这种判决的当然理由。苏联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自己的职务时，享有与审判员完全同等的权利。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一切问题，如传唤证人，羁押或释放刑事被告，决定审讯是否延期，评议案件，确定判处被告有罪或宣告无罪，以及处罚方法等，都由人民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共同决定，审判员与陪审员有同等表决权。在人民法院内备有人民陪审员名单，人民审判员要随时检查人民法院审理每一案件是否有陪审员参加。而且为了使所有的人民陪审员都能轮流地参加法院对案件的审判，人民审判员还应经常通过企业、机关和团体检查是否有新选出的人民陪审员；如有新选出的陪审员，或旧有的陪审员有所变动，（如人民陪审员调转其他机关或企业、长期因公外出、死亡等），即应随时在人民陪审员的名单内注明。这样就可以保证法院审理每一案件均有人民陪审员出席，不致发生因人民陪审员不到而使公判庭间断的现象。
根据苏联、各盟员共和国及各自治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陪审员轮流执行法院的职务，每年不得超过十日。为了使人民陪审员真正发挥作用，不应在预备开庭的当天才邀请人民陪审员，而应当在前一天发出通知，以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到法院去了解刑民案卷。至于开公判庭的通知，则应在开庭前二、三日送达，而且需要用特别通知，由其本人亲自收受。某些需要一些专门学识才能正确地解决的案件，应根据案件的性质，对于人民陪审员的邀请有所选择（如医师、工程师），保证案件的处理达到最准确的程度。
人民审判员对于提高人民陪审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应寄予特别的关怀。为了保证人民陪审员积极地参加工作，人民审判员必须使他们有定期的学习，每月至少二、三次，并为他们准备必要的参考资料。在总结审判经验的会议上，也应召集人民陪审员参加，共同讨论研究，使他们知道本区向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如何解决各类民事案件的情况。凡上级审判机关对于有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的改判或决定，更要在会议上充分讨论，使他们能够由所犯错误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以便改进工作。除正规学习或定期会议外，人民审判员还应在执行审判职务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工作。例如在举行预审庭和公判庭以前，向他们讲解审理这些案件所需要依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讲解进行公判庭的程序和人民陪审员应起的作用。由于苏联、各盟员共和国，各自治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上规定：人民审判员缺席时（患病、请假等），可由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指定人民陪审员临时执行人民审判员的职务，如果人民审判员长期缺勤，人民陪审员还可以在此期间内全部代行他的职务，因而人民审判员对于经常提高人民陪审员的业务水平负有重大的责任。人民审判员要广泛地使他们熟悉审判工作和行政工作，使他们能把握住现行立法、苏联最高法院全会决议的方针以及苏联司法部与盟员共和国司法部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训令的要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陪审员可以胜任其职务，并从其中培养出能够执行独立审判的人才。
此外，为了确保劳动人民的代表执行陪审职务，关于人民陪审员的物质待遇，法律上也有规定。法院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原为工人或职员充当人民陪审员者，在其执行职务期间内，仍保留其原有工资；在其它情况下，对于人民陪审员因在法院执行职务所支出之费用，则依照各盟员共和国法律所规定的办法付给。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颁布的第三十三号命令中还规定：如人民陪审员代行人民审判员职务时，如他原来的工资低于人民审判员，则由人民法院补给其差额。凡此规定均须严格执行，以保障人民陪审员在工作期间应有的权利。
斯大林宪法扩大和巩固了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民主原则，同时也扩大和巩固了苏维埃法院的组织和活动的民主原则。人民陪审制就是苏联司法民主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三十多年来，苏联人民法院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有效地保护着劳动者的权益，并以其全部活动来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镇压残余的资本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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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教授找到了科学研究工作的新道路
北京医学院解剖学科助教 何庆年
在北京医学院东楼一间敞亮的房子里，每天早晨工友刚把屋子打扫好，就可以看见一位和善的老人安详地坐在显微镜旁，开始他一天的工作。这时候，走廊里是安静的，同学们正在等待着第一节的上课铃声。不问暑伏或寒天，也不管刮风下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这位老人就是解剖学科的马文昭教授，他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
解放前，马文昭教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曾经历过种种的困难，也曾遇到过黑暗的阻力。一九三五年，他由于辛勤工作的结果，发见白鼠淋巴结被膜的结缔组织纤维之间，有一种染色由浅到深的“微质”，细心观察，可以鉴定这种“微质”形成未分化网状细胞的核，这种网状细胞产生淋巴结中各型的细胞。虽然这是他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偶然的发见，但这个事实却是与阻碍着生物学发展的微尔和唯心论“细胞只能产生自细胞”的说教完全抵触的。因此，他的这一发见在当时不但不被重视，竟然受到奚落；他的论文也被扣压下来，最后发表时，这一部分多被删节。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无疑是珍惜的，提起这件事情，马文昭教授犹有余痛，他曾感慨地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
黑暗过去了，太阳升起在东方。北京解放不久，他曾写信给卫生领导部门，征询对他研究工作的意见。卫生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除了亲自来看他，问他工作中有没有困难，并且在物质上给予支援。这就使他深深体会到祖国和人民对他的关切。从此，他一边担任着繁忙的教学工作，一边继续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
后来，人民日报报道了苏联伟大生物学家奥·勃·勒伯辛斯卡娅院士在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从一系列的实验中完全证实了，细胞可以由无细胞结构的生活物质（即活质）演变而来。这就根本推翻了微尔和的说教，为生物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兴奋异常，认为这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重大的新成就。他深信：新的社会制度才能为科学提供最好的发展条件，并向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迫切的要求。今年年初，领导方面调他的两个学生来专门作他的助手。开始工作时，他就对他们说：“以后，你们在工作中要作到分毫不苟；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他的责任感和对新一代的期望。他又谆谆教育他们：“在科学上绝对没有可以投机取巧之处。我们行动的准则只有一个：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我的工作是本着这一条来作的，希望你们也时时刻刻想着这一点。对工作要踏实、认真、虚心、负责，绝对不能草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里边任何一个小的马虎，都会使我们的结论发生错误。”他在实践里边履行着这一点，要是他的学生在研究中有一个步骤、一个操作没有作好，他就叫你重复一遍、两遍，他从来也不曾表示不耐烦。他又常常对他的学生说：“在旧社会里我是独自摸索着学的。为了掌握基本的知识，我足足花了六、七年的时光。我相信，你们是绝对用不了这么多时间的。现在，我除了作好研究工作之外，就是让你们学好。”他清楚地知道，在国家建设中，对于人材的需要是刻不容缓的。他经常对他的助手说：“不要只想到我的工作，同时要想着你们的学习，这也是重要的。”他不让他们固定在一件工作上，不断拟出新的题目让他们进行研究。他说：“你们要从各方面学习，打好基础，然后再提高。”这样，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这两个年青人感到无限的亲切，在和马文昭教授相处中亲如家人。
对于年青一代的要求如此严格，那末，他对自己呢？在学习上，首先是在学习苏联上，同样是勇往直前的。去年寒假，北京医学院组织教师进行俄文速成学习时，他愉快地参加了。在这一艰难而紧张的学习中，他自始至终保持着饱满的学习情绪。此后，在辅导员的帮助之下，他仍然读文章，记单字，同时他又鼓励别人掌握俄文阅读的本领。他能细心地阅读勒伯辛斯卡娅的著述，并在研究工作中运用她的新的观点和方法。他说：“以前，我们对自己观察到的许多现象往往不能加以解释，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它。对于勒伯辛斯卡娅的学说，要更多地进行研究，从实践里边来检验它，进一步补充它。”这种虚心向苏联学习的态度，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力量。最近，马文昭教授和勒伯辛斯卡娅院士又建立了联系，互相交换研究成果。勒伯辛斯卡娅院士在一次来信中说：“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的来信致以深厚的谢意，您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你的工作完全证实着和发展着我在这方面所从事的事业。使我非常高兴的，是您同我一起以自己的工作成绩反驳了微尔和的伪科学。”勒伯辛斯卡娅这封热情洋溢的信，更加鼓舞了他。在他研究如何增强动物体内巨噬细胞的功能，即增强对侵入体内有害物质的抵抗作用时，依据勒伯辛斯卡娅的学说和他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对巨噬细胞在局部产生的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最近他又依据勒伯辛斯卡娅学说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来检查动物创伤愈合过程中细胞新生的问题。这在理论和实用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文昭教授正是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以他再接再厉向苏联学习的态度来实践着这一句名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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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的点滴体会
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 杨向奎
九月间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是一次适时的会议。解放四年来，在高等教育中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这些改革工作的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但应该说，对于综合大学的根本问题，它的方针、任务和培养目标，以及综合大学的应有地位，还是模糊的。一种被模糊了方针任务的学校，在社会上不会引起重视，许多人感到它可有可无，也是自然的。从历年报考的学生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现象，某一个综合大学今年只有十七个学生报考，最多的也不超过七百人。这次会议指出，综合大学应当是国家文化和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社会上对它有这样不正确的认识，一般高中毕业学生不愿意投考，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学校，即使是在综合大学教书的某些教师，也不愿自己的子弟投考这类学校。
以上的情形充分说明了目前综合大学还不是新中国文化和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远落在现实的后面，它不被社会上重视，这主要由于它本身的不够健全。从今年起，我国已进入有计划建设的新时期，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通过这次会议，也确实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适时的会议。
学校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有其一套的办法，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学校教育也有着一种不成套的拼凑办法，因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是各个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所以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是从各国拼凑起来的。曾先后抄袭过日本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制度给中国的恶劣影响最深。在解放前后，我国各大都市内还存在着各个帝国主义式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先生讲课用洋文，甚至讲中国史要用英文，更奇怪的是：作生物实验所用的蚯蚓都是美国货！当时如果说还有我们一套自己制度的话，那就是半封建制度与之结合了。这种现象在去年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已暴露了很多。
这种旧的教育制度是没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我们必须有适合于我们建设需要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是国家整体的一环，也就是说教育必须为国家总路线服务。这次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曾经强调了这一点，大家也明确认识了这一点。这应当是这次会议的基本收获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也讨论了各科教学计划，我参加的是历史专业小组，通过几次教学计划的讨论，我更明确地认识了专业教学的优越性以及历史学的阶级性。我认识到，在解放前中国的旧史学界，已经走上非常窄狭的道路。搜集史料工作和考订史料的工作当然有它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这决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不能说除了史料工作再没有历史科学，可惜，过去许多人是这样想并且这样作，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偏差。然而更大的错误是被历史偶然论的唯心史观支配着，表现在教学计划上，杂乱，无系统，对于历史没有一个整体观念，也没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观念，注重古代史，轻视近代史和现代史。当然，我们不是说古代史不重要，但轻视近代史，“知古而不知今”是不对的。至于我们不注意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整体性，只作片段的研究，以断代史、帝王家谱为主要方面的研究，更是不正确的方向。事实上，解放前的旧史学界的出路越来越窄狭了，大家局促于一个小天地内打转转。
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在初解放时，旧的史学工作者曾经苦闷过一个时候，在大学里教书，旧的不能用了，而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自己作研究工作也找不出一个正确方向。三四年来，各大学在党及政府领导下，进行了思想改造及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于是史学界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分析批判旧的，努力学习新的；虽然这发展的情形尚有不同，但都有了改变。表现在全国综合大学会议上对于历史教学计划的争论，也正是这种改变的反映。因为大家都有了转变，所以对于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提出的新的教学方案，在原则上都没有什么出入，但当进一步讨论专门化的课程时，由于认识不一致，就有了争论；后来虽然也统一起来，然而认识的程度还是不同的，这仍然是对历史学的看法问题。但大家全进步了，很少有人完全站在旧的立场看问题，特别经过彼此交换意见，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彼此的认识全提高了一步。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是大家认为最正确的方向，近百年史及先从事于专门史的研究，是我们的光明大路，我们必须朝这方向走。
但这种认识在我们来说还是初步的。关键的问题仍在于：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改造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循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历史科学研究，从而改进我们的历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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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天津市立总医院和第一军医大学临床学院试行“角膜移植术”成功
继西安、沈阳等地医务工作者试行“角膜移植术”获得成功之后，天津市立总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临床学院的眼科医生也成功地采用了“角膜移植术”，使七个失明的病人恢复了光明。
天津市立总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临床学院的眼科医生，是在今年春天开始学习苏联费拉托夫院士这一先进医学经验的。经过三个月的研究后，他们分别在家兔身上做了多次试验，都得到成功。今年九月份，开始直接给病人施行“角膜移植术”。到十月二十日以前，天津市立总医院已为七个病人做了“角膜移植术”，其中除一人因有其他眼病角膜缝线失败、需待以后再继续施行“角膜移植术”外，其他六人都试行成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临床学院也为三个病人施行了“角膜移植术”，其中施行手术较早的一人，眼睛已复明，另外两人因时间较短，目前还看不出效果来。这些经过“角膜移植术”治愈的病人，在视力上都有了进步。现在，天津市立总医院已建立起“角膜移植术”的登记制度，把要求施行这项手术的病人预先登记好，以便有了材料及时进行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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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新疆省举办冬季农业技术传授学习班
新疆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了进一步提高各族农民的农作技术，分别在迪化、喀什、伊犁、吐鲁番、库车等农业中心地区，利用冬闲时间，举办冬季农业技术传授学习班。学习班以乡为单位，分期学习，每期十天，预计两个多月就可以结束。参加学习的有区、乡、村负责领导生产的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和农民约二千多人。学习班由农业技术指导站及各农场的各族技术干部担任教员，深入各乡巡回传授。学习内容系根据各地区农作物种植情况，传授作物栽培技术和积肥、选种、使用新式农具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方法，并帮助各族农民总结今年的丰产经验。学习结束后，并将由受过训练的干部、农民分别到各村向群众普遍进行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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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天津市许多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广泛展开宣传增产节约的文艺活动
天津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各工厂的业余文艺组织和俱乐部为配合增产节约，正广泛展开各种文艺宣传活动。国营天津六个棉纺织厂的几十个创作组、曲艺组、话剧组、美术组和歌咏队等已经创作和编排了许多配合增产节约的快板、相声、歌曲、短剧、舞蹈、洋片等，利用工人上班前、下班后和休息时间演出。在这些创作中，除了宣传增产节约的意义和介绍先进人物、先进小组和创造发明外，还有批判保守、落后思想的作品。国营天津第二棉纺织厂老布场的打轴间有的工人不能很好地完成生产计划就埋怨纱不好用，断头多，也不检查自己工作上的缺点。该厂创作组就编写了山东快书“齐慧英”，一方面表扬积极学习技术、按期完成计划的工人齐慧英，一方面批判那些保守落后的思想。这一作品在车间利用休息时间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天津市纺织工会举行了全市纺织工人文艺会演，演出了话剧“为了增产节约”、舞蹈“细纱工人舞”等四十多个节目。天津市各厂的广播站也都积极展开宣传活动，利用对话、快板、相声等形式宣传增产节约的意义和介绍先进人物、先进事迹，鼓舞工人的劳动热情。此外，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也为配合增产节约举办了报告会、讲座、展览会。现在报告会和讲座已经举办了二十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