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粮食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与今后党的任务
斯大林
（给联共（布）各级组织）
编者按：斯大林同志所作的这篇文章的原文第一次刊印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后来收在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中。关于这篇文章的一般背景，请读者参看本年十一月四日本报第三版发表的“苏联工业化初期的粮食收购困难是怎样克服的”一文。
一个半月以前，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有了极严重的危机。截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为止，我们共收购了四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粮食，而截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为止，收购的粮食勉强达到三亿普特。所以，拿一九二八年一月初和一九二七年一月初比较，我们少了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粮食。这个缺额也就是粮食收购危机的概约的数字表现。
粮食收购危机表明什么呢？它的意义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如何呢？
首先表明工人区发生了供应危机，这些地区的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
第二表明红军的供应发生了危机，红军中产生了不满情绪。
第三表明种麻和植棉区的供应发生了危机，这些地区出现了投机的粮价，棉农和麻农改种粮食；因而棉、麻生产缩小，有关的纺织工业部门也随之缩小。
第四表明国家手中缺乏粮食储备，不能满足国内需要（逢歉收时），也不能满足为输入装备和农业机器所必需的出口需要。
最后表明我们的整个价格政策遭受破坏，稳定粮价的政策遭受破坏，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遭受破坏。
为了摆脱这些困难，就应当弥补损失并消灭粮食收购上达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的赤字。要消灭这个赤字，就应当使党和政府的一切杠杆动作起来，打破各组织中的死气沉沉的状态，把党的优秀力量自上而下地投到收购粮食的战线上去，充分利用泥泞时期到来之前一段短时期，无论如何要加强粮食收购工作。
正是为了这种目的，联共（布）中央发出了头两个购粮指示（第一个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第二个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出）。但因为这两个指示没有发生效力，联共（布）中央不得不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又发出第三个指示，这个指示不论按其语气或要求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指示的结尾提出，如果党组织的领导者在最短期间不能彻底扭转粮食收购工作的现状，那末就要对他们采取强硬手段。显然，这种强硬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运用，况且，党组织的书记们并不是为公务工作而是为革命工作的。可是，中央由上述特殊情况出发，认为采取这一步骤是适当的。
引起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但必须指出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农村是在发展并富裕起来。富农首先发展了，富起来了。三年的丰收是有其作用的。今年的余粮不比去年少，正如今年国内工业品也不比去年少而比去年多一样。可是农村富裕阶层今年已可依靠原料作物、肉类产品等等实行周转，而囤下粮食以便抬高粮价。诚然，不能认为富农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但他们是农村中的经济权威，他们和肯出较高粮价的城市投机商有勾结，只要不遇到我们粮食收购机关的阻挠，他们就有可能在抬高粮价的问题上，在破坏苏维埃的价格政策的问题上使中农跟着他们走。
第二，我们的粮食收购机关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它们滥用压价和各种“依法”加价的办法，它们不去制服投机商，反而互相拚命竞争，破坏了粮食收购机关的统一战线，使粮价上涨，不自觉地帮助了投机商和富农去破坏苏维埃的价格政策，使市场恶化并降低了收购工作。诚然，党是可以实行干涉而消灭这些缺点的。但是党为去年粮食收购的成绩所陶醉，同时又忙于争论〔一〕，于是放过了这些缺点，以为一切缺点自然而然就会克服的。而且，有许多党组织形式主义地对待粮食收购工作，好像这个工作与它们无关，忘记工人阶级对粮食收购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对一切经济的与合作社的组织工作中的缺点所负的责任，首先是担在党的身上。
第三，我们的农村工作路线在许多地区被歪曲了。“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要停止对富农的斗争”这个党的基本口号，往往执行得不正确。各级党组织已经学会了和中农结成联盟，这是党的一个巨大成绩，但是这些组织还远没有把各地的贫农工作做好。至于说到同富农和富农危险作斗争，那末，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方面也远没有作到它们所应作的一切。就中这是因为，在我们各组织中，不论是党的或其他的组织中，最近出现了一些党的异已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不懂得我们阶级政策的基础，企图这样来进行工作：在农村中谁也不去得罪，同富农和平共居，在农村“各个阶层”中都保持声望。显然，在农村中有这种“共产党员”是不能改善我们的农村工作，不能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也不能把贫农团结在党的周围的。
其次，到正月时，农民的购买力因非谷类农作物、畜牧、外出干活等收入增加而较去年大为提高，同时运往农村的工业品数量虽然已经增加，但商品的供应在价值上却有些减少，也就是说，商品的供应落后于购买力的提高。
这一切，和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如工业品运至农村迟缓、农业税征收不足、不善于吸收农村游资等等）结合起来，就造成了引起粮食收购危机的条件。
不言而喻，应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首先是中央委员会，而不仅是党的各级地方组织。
为了克服危机，首先必须使各级党组织行动起来，告诉它们粮食收购工作是全党的事情。
第二，用打击投机商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办法来制止投机活动并使市场正常起来，为此必须利用那些对付必需品的投机的苏维埃法律。
第三，必须利用关于摊派、农民公债和禁止酿造私酒的法律来吸收农村游资。
第四，必须使我们的粮食收购机关受党组织的控制，迫使它们停止互相竞争，责成它们执行苏维埃的价格政策。
最后，必须使党的路线在农村实际工作中不再受到歪曲，把对富农危险作斗争的任务当作工作重点，责成我们的党组织“继续向富农进攻”（见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定）〔二〕
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可以知道，党在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斗争中，正是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并在全国开展了相应的运动。
在另外的条件和情况下，党也许会采取其他的斗争方式，譬如把几千万普特粮食抛到市场上去，以此困住农村中不肯拿粮上市的富裕阶层。但是为此国家手中就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或者有充分的外汇储备，以便从外国输入几千万普特粮食。但是，大家知道，国家没有这些储备。正因为没有这些储备，摆在党面前的就是中央委员会指示中所说的那些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已在开展了的粮食收购运动中表现出来，其中大部措施只能在今年收购粮食的时期内有效。
有人说我们好像在废除新经济政策、实行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财产等等，这是反革命的胡说，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商品流通，意味着在国家有权和有可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调整商业的情况下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否则，新经济政策就会是单纯地恢复资本主义，这一点是大谈废除新经济政策的反革命造谣者所不愿意了解的。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我们采取的措施和开展的粮食收购运动，已经给党赢得了首次决定性的胜利。各地收购粮食的速度已猛然提高。一月份收购的粮食比十二月份增加了一倍。二月份收购粮食的速度又有所提高。粮食收购运动对于我们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党的、苏维埃的或合作社的，都是一次检查，它帮助这些机关清除蜕化分子，提拔新的革命工作人员。各粮食收购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已暴露出来，并在粮食收购运动的进程中制定了纠正这些缺点的办法。党的农村工作已在改进和有生气，歪曲党的路线的现象已在克服。富农在农村中的影响正在削弱，贫农工作日趋活跃，农村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正在加强，苏维埃政府在农民基本群众（包括中农）中的威信正在提高。
我们显然正在摆脱粮食收购的危机。
但是，除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的指示所得到的上述成绩外，还有许多歪曲和过火行为，如不加以克服就会造成新的困难。这些歪曲和过火行为就是个别地区企图采取直接的商品交换，强迫推销农业公债，建立类似巡查队的组织，以及滥肆捕人，非法没收余粮等等。
所有这些现象必须坚决消灭。除了进一步加强各机关的工作以使粮食收购计划全部完成外，中央委员会并责成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立即着手进行春耕运动的准备工作，保证能扩大春耕播种面积。
应当在农村贫苦阶层和中农中间展开一个团结的、友好的、有组织的、得到集体农庄特别支持的扩大播种面积的运动，来对抗个别富农投机分子关于缩小播种面积的鼓动。
根据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
（一）毫不放松并继续加强粮食收购运动，无论如何要完成全年的粮食收购计划。
（二）加紧和一切直接或间接提高公议价格的方式作斗争。
（三）坚决消除国家和合作社粮食收购机关之间的竞争，在同投机倒把抬高粮价的收买商和富农进行斗争时，真正保证收购机关的统一战线。
（四）继续对富农，即对那些真正持有剩余的商品粮的大户施以压力，但要完全根据苏维埃法律来执行（其中，对拥有两千普特或更多剩余商品粮的富农中的个别蓄意破坏分子，应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乌克兰法律中相当的条款处理），千万不要用这些或类似的办法来侵犯中农。
（五）从依法没收的投机商和富农投机分子的余粮中，抽出百分之二五以长期信贷方式去满足贫农对种子的需要，必要时也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
（六）坚决取缔在加紧粮食收购运动的实际工作中发生的歪曲和过火行为，在个别情况下这种行为曾发展为采用征收余粮的方法，如挨户征收粮食，在个别地区之间设搜查队等等。
（七）在处理农民拖欠国家款项时（欠农业税、保险费、贷款等），继续对农村富裕阶层施以压力，特别是对富农阶层施以压力，对贫农，必要时也对贫苦中农，则采取减轻或优待的办法。
（八）在摊派方面，对富农和农村富裕阶层采用较农业税为高的累进率。保证对农村贫苦阶层免除摊派，对贫苦中农和红军家属减轻摊派。在各地开展摊派运动时，要发挥社会的自动精神，广泛吸收贫农、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妇女代表和农村知识分子参加这一工作。对摊派得来的款项应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不许挪作机关经费，要在农民大会上具体讨论和批准动用的事项、支出预算等等，款项的使用并要受广大公众的监督。
（九）坚决取缔用行政手段推销农民公债的现象（用公债券买粮食，挨户强行分配公债等等），集中注意力向农民解释农民公债对他们的好处，并利用农村中社会团体的影响和力量在农村富裕阶层中推销农民公债券。
（十）在满足粮食收购区对工业品的需要方面，不要削弱注意力。取缔已经出现的粮食和工业品交换的直接和间接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对于奇缺的商品，可以把优待合作社社员的办法扩大到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只要他们肯出卖粮食。
（十一）在收购粮食的进程中，继续检查工作，并坚决清洗党、苏维埃和合作社的组织，驱逐异己分子和混进来的坏分子，以坚定的党员和经过审查的非党工作人员代替他们。
斯大林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而作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第一次刊印（译自“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
〔一〕这里指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迫使党进行的争论。一九二七年十月，即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党中央宣布了全党的争论。关于此次争论，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五○——三五一页。——俄文编者注
〔二〕见“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九四一年版第二卷第二五五页。——俄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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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井冈山的斗争”发表二十五周年
唐天际
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就创立了我党唯一正确的路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路线更获得了新的发展。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毛泽东同志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一年多对敌斗争经验的全面总结。毛泽东同志详细地分析了当时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失败的原因，以生动事实有力地驳倒了当时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论点，明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应采取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出了党和人民奋斗的方向，加强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典范著作之一。它深刻地表现了毛泽东同志伟大的革命天才。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是反革命的黑暗势力布满全国，另一方面是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领导人民走上了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当时革命力量虽然在城市中退却下来，却在农村中展开了进攻，这样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而且重新创立了革命阵地，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到来。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不顾资产阶级的叛变，独立地开辟了革命斗争的新道路，坚决勇敢地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光辉的旗帜，把领导农民土地斗争当做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当做党的基本任务，从而把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在农村中展开了深入的土地革命，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武装，建立了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并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三个方面密切结合起来称为“工农武装割据”。从这个总观念出发，毛泽东同志找出了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并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的规律。中国人民的革命正是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这个正确道路而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
从“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是如何制定和掌握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他认为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他指出当时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策略思想主要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原则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结晶。他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具体情况，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变化、革命形势的高涨和低落，分析各种矛盾的相互推移、转化和发展，并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制定出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这样的战略和策、略就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说：“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具体地教导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敌人，不同的利害关系，采取不同战略和策略。
我记得南昌起义后不久，毛泽东同志组织和领导了湘东农民秋收起义，并于十月间率领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开始艰苦地经营井冈山，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当时，湘赣边界各县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有的县已经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农民自卫军，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农民会。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到了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由于当时白军压力太大，加上湘南党内政策上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遂有三月的失败。红四军二十八团虽然在湘南打了胜仗，武装部队有了发展，但终于不能在湘南立足。四月，朱德同志率部到了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胜利会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主力红军较前壮大，又有了进可攻、退可守和广大群众配合等条件，于是才有四月到七月的各次大胜仗。湘赣之敌被各个击破，江西方面消灭朱培德两个师，湖南方面亦打击了吴尚部队，粉碎了反革命的湘赣“会剿”。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我们就会走头无路，就不能避免重复南昌起义后潮汕失败和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至于八月向湘南冒进，攻打郴州的行动，全是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不顾毛泽东同志及军委、特委的正确意见，以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和狂热病来代替党的政策，附和二十九团回乡的农民意识，结果遭到失败，造成了边界地区和红军的损失。当时，若不是毛泽东同志亲率部队到桂东来迎接，使部队返回井冈山，恢复阵地，则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历史事实判明了谁是绝对正确，谁是极端错误；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痛苦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还着重地指出了中间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是因革命在高潮时或低潮时而有所不同。他说：“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又说：“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并用实际的事例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策和错误的政策，会得到显然不同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湘南特委采取了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确的运用政策是何等的重要。
从“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是怎样领导武装斗争和建立人民军队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时说：“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
毛泽东同志是怎样领导、建设人民军队的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人民军队的性质是人民自己的武装，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这个军队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有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有最严格的自觉的群众纪律。
我回忆在一九二八年春天，毛泽东同志根据人民军队的特质和人民的习惯第一次提出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那时还不是八项注意）。由于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结果，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巩固与加强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联系，这是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的。正如斯大林在“论红军底三个特点”中所说的：“人民爱重自己军队的事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样的军队具有极坚固的后方，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同时人民军队内部必须有一定的民主，上下之间，官兵之间，亲密团结一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人民军队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十分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说：“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就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正确政策。他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特别重要的是，人民军队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部队，使之成为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军队。他把建党和建军联系在一起，把建党的问题当作了建军的核心。只有建设了很好的党，才能建设和领导很好的军队；有了很好的军队，反过来又巩固了我们的党。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首先着重在政治上、思想上建党，同时也在组织上建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军队中的党创建了适合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建立了党委制，保证了军队中绝对领导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这种统一的集体的一元化的党委制，迄至今天还证明是一个优良的制度。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的军队从开始建立的那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教育和培养下发展壮大起来，从而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并将使我们实现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保证国家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还可以看见毛泽东同志的建政思想。他在政权问题上说：“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是如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何认真地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力。
纪念“井冈山的斗争”发表二十五周年，使我们一再回想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转为低潮的时期，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英明地领导着中国人民展开革命斗争走上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它领导了中国人民在农村中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土地革命，创造了革命的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教育、培养、建设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领导我们的党日益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火”，终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已经指导而且还要继续指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所以正确和有力，就在于他在决定一切方针、政策时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客观实际出发，使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从而找出了客观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不但与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及违反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粉碎了党内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因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永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今后，我们必须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建设我们的国家而艰苦奋斗，为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而继续奋斗。
〔注〕文中未注明的引语，均引自“井冈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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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三年来的成就
张正明
编者按：十一月二十四日是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的三周年。西康藏族自治区三年来各项工作的成就是巨大的，其中应特别提出的是在实现自治机关民族化方面的成绩。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核心问题，即由民族干部负责自治区的主要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并适当地运用他们自己的民族形式管理他们自己民族内部的事务。但是，现在有一些已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对自治机关民族化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应该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各自治机关逐步实现民族化。本文在这一点上特别值得各地参考。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位于康藏高原东部，是一个富饶的半农半牧区。境内人口有五十多万，其中藏族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余为汉族、彝族和回族。
自治区成立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三年以来，各项工作都已有显著成绩。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挑拨离间所造成的民族间的隔阂基本上消除了。藏民把当地汉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叫做“嘉色巴”（新汉人）；藏族内部的打冤家纠纷也多已和解，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的两年中，就调解了大小新旧纠纷三千多件，有些达几十年之久的纠纷也圆满解决了。
农业生产正在一年年地发展。过去，当地农业生产技术很落后，个别地区还使用着木犁和刀耕火种的方法。为了使藏族人民摆脱落后、穷困的生活，自治区人民政府采取了大力资助贫苦农民、扩大耕地面积、改进生产工具及耕作方法等一系列的措施。全区已开垦荒地五万多亩，满足了许多无地、缺地户的需求。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发放了十二万多件农具，并大量贷粮贷款，解决了群众在生产中的困难。国营农场及农业技术指导站已重点建立，正逐渐教会群众使用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方法。全区粮食产量，去年较前年增加二千四百多吨，今年又较去年增加四千六百多吨。今年各地普遍增产粮食一成至二成，有些地区增产二成至三成。道孚县今年的丰收为历年所少见，每亩一般均可产三百斤以上，达到全省的丰产标准。
畜牧业在藏族人民的生产中占着很大的比重，与藏族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自治区人民政府对畜牧业采取了坚决保护和大力扶持的方针。全区已设立四个兽疫防治工作站，防治牲畜二十余万头。各兽疫防治工作站并搜集和总结了牧民的饲畜经验，加以推广。今年全自治区的牲畜死亡数争取较去年减少百分之七十。
贸易事业的发展，对推动农、牧业生产并改善人民生活起着巨大的作用。自治区内的贸易机构，尽力收购六十多种远销各地的药材和兽皮等土特产，并充分供应农具、羊毛剪、铁锅、茶叶、绛色布等藏族人民必需的及心爱的物品。土特产销路开辟后大大改善了藏族人民生活。乡城县解放前很少有人挖药材，今年仅一、四、五三个区就有一千多人在农闲时上山挖药材，有的人一天可得十五万元。茶叶是藏族人民不可缺的生活必需品，解放前贫苦藏民常以枯叶代茶。现在因土特产品价格提高，藏民都能喝到茶了。三年来各贸易机构共供应茶叶一百二十九万包，约超过解放前同等时间的一倍。而且供应数目在逐渐增加，今年上半年供应的茶叶较去年同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全区现有小学八十三所，小学生七千六百多名。与一九五○年底比较，学校增加了一倍，学生增加了一点七倍。此外，还有民族学校及中学各一所。各县卫生院已普遍建立，并有巡回医疗小组深入偏远地区为藏民治病。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在自治机关民族化这一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环节上也有着良好的成绩。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较为迅速地实现着自治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分组成的原则。自治区人民政府广泛团结了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大量吸收爱国知识分子，并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培养群众里的积极分子，参加自治区的各项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各县人民政府委员中（汉族聚居的泸定县除外），藏族占百分之九十七。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干部，绝大多数是藏族。如康定县人民政府的科长，大多是由藏族一般干部中提拔的。一九五一年一月创立的民族学校，已培养出干部二千五百多名，其中藏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西南民族学院及其他有关部门，为藏族自治区培养了许多具有一定政治水平与专门技能的干部。少数民族技术干部的数量与日俱增。贸易系统去年八月以前只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干部，到现在已增至一百二十六个。各农业技术指导站的一百二十多个干部中，有一百零九个是西南民族学院农业干部训练班毕业的藏族干部。在上级党政机关的关怀和汉族干部在工作中用边做、边教的方式帮助下，少数民族干部逐渐熟悉了政策和业务。如甘孜县贸易公司藏族干部设呷初参加工作时不识字，两个月后就能开发票了。康定县木雅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孔达登珠已成为工作模范。
自治区领导上对使用民族语文是一贯重视的，但也有些汉族干部对民族语文重视不足，加以翻译人材缺乏，因而在去年以前公文大多使用汉文，藏族干部颇感不便。去年十一月，自治区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实施办法”等决议。决议中规定了自治区内各级人民政府行文以藏文为主，告示、宣传品及学习文件用藏、汉两种文字印发；决议中还规定了汉族干部应努力学会藏语、藏文，学习精通的给予奖励，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愿原则下学会汉语汉文的亦给予奖励；同时，又规定了彝族地区得使用彝语彝文。为了实现这个决议，自治区人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是扩充了翻译机构。从今年二月起，一切公文都使用了藏、汉两种文字，藏族干部无需经过翻译就能直接阅读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并已进行统一译词的研究工作，克服因译词不一致而引起的阅读困难。
汉族干部学会了民族语文，不仅便于工作，且能沟通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自治区内的汉族干部学习藏语藏文现已成为普遍而经常的活动。中共康定地委会书记苗逢澍及其他领导干部都带头学习。许多汉族干部把学好藏语藏文订入了爱国公约。自治区一级机关和康定县一级机关，还组织了学习藏语藏文委员会，聘请了十七位对藏语藏文有造诣的人士担任教授工作，从今年五月初开始正规的学习。为了造就民族语文干部，民族学校设立了语文班，已初步研究出一种速成学习方法。
自治区内的藏民小学和民族学校完全用藏族语文授课，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处已编印了一部分藏文初小课本。民族学校和康定中学师范班正大力培养用藏文教课的师资。藏族人民的优秀的艺术得到了应有的珍视，自治区内的艺术研究会，已搜集优美的民歌和舞曲共约一百首。
适当地采用民族形式，各项工作就更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今年五月二十日（夏历四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康定藏族人民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转山会”。这次“转山会”是康定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配合群众各项活动，举办了新式农具、卫生、土特产等展览会。中共康定地委宣传部和康定县委宣传部设置了有线广播，宣传民族政策，并播送各种文娱节目；还组织了几十个宣传员，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祖国建设情况和民族政策，使参加“转山会”的各族人民又受到一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甘孜县的贸易部门在今年六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用藏民喜好的庙会形式举办了物资交流大会，在大会期间，一面唱藏戏、赛马、跳锅庄，一面进行交易，非常受藏民欢迎。各区参加大会的群众达五千人以上，各喇嘛寺也都有人来参加。在大会上国营贸易部门和藏、汉族商人供应了藏族人民最需要的茶叶、铁锅、布匹、糖等日常必需品，成交总额达三亿多元。大会还举办了土特产展览，并利用广播筒宣传了收购土特产的价格政策和土特产的生产规格。
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适当地改进了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制度，为藏族干部及信仰宗教的人士设置了他们惯用的家具和用品。因此有些参加政府工作而过去住在家里的藏族人士，现在也自愿搬进政府机关里住。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三年来的成就，是和汉族干部的帮助分不开的。自治区内的汉族干部，由于他们真心诚意、不辞艰辛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爱戴。新龙县汉族女干部青年团员飞鹏燕，为扑灭山火而英勇牺牲，当地藏族人民以本民族的葬仪将她安葬，并举行追悼。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阿旺嘉错，赞扬汉族干部是“天上的星宿”。
去年夏秋，全区干部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学习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着重批判了存在于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作风。在汉族干部恳切的自我批评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干部深受感动，也自动检查了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从而藏、汉干部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自治区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三年来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正朝着更加广阔、更加美好的前程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