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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召开侨务扩大会议
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代表名额的分配作出决定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于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北京怀仁堂召开侨务扩大会议。
这次侨务扩大会议是祖国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四百一十二人，代表性非常广泛，包括东南亚、朝鲜、蒙古、日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由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致开幕词。她首先说明了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与国外华侨的关系，以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最后，她提到国外华侨的处境，并指出他们当前主要的努力方向。她说：今天无论是国内情况与国际环境，都是令人兴奋，都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正因为如此，侵略集团及其爪牙对此是十分畏惧和仇视的。因而华侨在国外的处境，还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国外华侨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必须依靠自身的团结互助，并发扬兴办文化事业的优良传统，增进华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华侨已经有了强大的祖国，祖国和人民是时刻都在关怀着华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也讲了话。
会议期间，代表们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承志所作的“四年来侨务工作的报告”。廖承志在报告中首先叙述了我国在过去四年中各方面工作的巨大成就，并概括了过去四年侨务工作中各方面的情况。最后他号召国外侨胞更广泛地团结起来进行互助互济，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紧密地团结在祖国周围。
代表们也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庄希泉和委员费振东所作的“接待与安置归侨、难侨工作报告”和“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的报告”，以及广东、福建、云南等省和华东区的侨务工作报告。
代表们听取了何香凝主任委员所作的“关于协商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代表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何香凝首先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公布施行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意义。并对如何执行“选举法”关于华侨代表名额和华侨代表产生问题的规定提出意见说：“华侨分布的地区广阔，各地区人口数目相差很大，而华侨所处的环境也各有不同。因此为了照顾这些情况和做到多方面的照顾，关于华侨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我们建议：基本上是参照人口的情况，同时也必须注意照顾地区，而为了便于照顾，还需要将若干华侨人口少的地区，合为一个名额。”她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代表的产生，要照顾国外华侨的处境，因此“普选”和“推选”都是困难的。她建议采取“协商”的方法产生华侨代表。并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地区华侨代表名额的分配，提出了具体方案，提付大会讨论。
听完以上报告后，代表们就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分组展开热烈的讨论，五日下午，全体一致通过了以上的报告，并根据“选举法”所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十名华侨代表名额，决定分配为：马来亚五名，泰国四名，印尼四名，越南（包括寮国、高棉）二名，缅甸一名，北婆罗洲（包括沙朥越）一名，菲律宾一名，朝鲜、蒙古一名，日本一名，印度、巴基斯坦一名，欧洲一名，美洲二名，非洲一名，大洋洲一名。余四名保留，作为机动。关于以协商的方法产生华侨代表，代表们表示完全拥护和赞成，并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在明年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会议再作协商决定，然后呈报中央选举委员会最后批准定案。
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各个地区的华侨代表热烈发言，庆贺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会议由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铁民致闭幕词后，在全场热烈掌声中宣告结束。（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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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城内各区和上海将全面展开基层选举
北京市的基层选举工作，经过充分准备，即将在城内各区全面展开。全市基层选举工作分两批进行：城内各区首先开始，郊区稍迟一步进行。
四千个参加选举工作的干部，十一月十八日已开始集中训练。中央与华北一级的领导机关，对首都普选工作极为重视，已抽调了一千三百三十一个干部（内华北一级八十人）投入首都普选运动。这一批干部除已参加西单区选举工作外，其余的和北京市参加选举工作的干部在一起参加了集训学习。在预定的十天训练期间内，大家将集体听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及其他负责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报告，并分区组织讨论，求得明确政策、掌握方法，能真正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以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准备城区选举全面展开，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曾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动员广大人民热烈参加普选问题。有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各区选举委员会已积极地展开了种种准备工作。为进一步取得经验，使全市普选工作稳步前进，北京市结束了在城内安福胡同派出所辖区和郊区蔡公庄、关庄两个乡的基层选举典型试办之后，又在西单区全区先行一步开始了基层选举。目前，各区普选人民法庭都已成立。选区的划分也已完毕，城内七个区共划分一百七十二个选区进行选举。
普选宣传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一千五百多名报告员正在和参加普选的干部一起进行学习。北京市选举委员会编写与印发了大量的宣传材料，现已有三万多份发至各区。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参加普选宣传，编写了街头剧、快板、相声等多种宣传品。各区并组织了有线广播站。
有着丰富民主生活的北京市各阶层人民，正在积极准备投入普选。崇文、宣武、东单等区的三千余工会基层干部与街道积极分子，积极进行了有关普选文件的学习，准备带头参加普选。东单区各工厂、企业中的业余剧团，正在排演说唱普选的节目。店员工人与市民中的艺人已经组织起来，在各区文化馆的领导下，进行关于普选文艺节目的演唱和练习。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日前召开了全市三千余人的妇女代表大会，号召全市妇女积极参加选举运动。（新华社）
上海市基层选举工作将在本月下旬全面开始。全市六百多个普选工作队已在十一月上旬进入选区工作，一个广泛深入的普选宣传活动，正密切结合着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市展开。市、区两级报告员三千多人已分头出动，在全市各机关、工厂、街道大张旗鼓地进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宣传，并结合普选工作，向群众作深入的解释报告。经过训练的五万多宣传员也向全市人民展开了宣传活动。目前，全市许多工厂和街道上都出现了醒目的标语，商店橱窗里装饰了彩色的宣传图画。人们像对待盛大节日一样地迎接普选的到来。
上海市的基层选举工作，曾经过两三个月的充分准备与细致的筹划。根据上海市人口集中、流动性大、单位繁多和行业复杂等特点划分选区。市区一般按自然条件和居民居住、工作情况，划分为六百七十多个选区。其中有的选区包括了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等不同单位；有的包括跨越行政区或选区的单位；有的以大工厂为主单独划为选区；有的以国营工厂带里弄联合划为选区。郊区中有许多人数众多的工厂、学校，有不设乡镇的住宅区和规模较大的建筑工地，也都单独或联合划为郊区的直属选区。对流动在黄浦江与苏州河等河流之间的八万多水上居民，上海市水上区选举委员会也根据他们的特点联合或单独划分为三十三个选区。此外，对散居在上海市的两万多少数民族人民，因不能单独划成选区，将与当地居民联合参加基层选举。
上海市选举委员会抽调了大批干部参加普选工作。从各机关、部队、工厂和商店、里弄中抽调的三万多名干部，经过训练后已参加各选区普选工作。各区的中共区委员会已指定干部专职领导普选。上海市总工会也动员了各级工会组织，协助当地选举机关做好普选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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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胜利的时代，革命胜利的东方
——纪念斯大林“不要忘记东方”一文发表三十五周年
王南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刚过一年。由于欧洲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大家的视线都朝向西方，东方好像被忘记了。正当这个时候，斯大林发表了“不要忘记东方”的著作。
在这一著作里，斯大林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对东方资源的掠夺和对东方人民的奴役，深刻地指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国际意义，并强调地指出：“谁愿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斯大林的这一著作，大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东方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前的东方和十月革命后的东方，是不同的；同在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胜利以前的东方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东方，又有所不同。同时，不同的阶级，对于东方亦采取不同的态度。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对东方的态度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对东方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东方被压迫民族内部，共产主义者对于本民族和东方其他民族的态度，和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本民族和东方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和买办资产阶级来比，则是更加不同的。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来到东方，如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所指出的，东方就沦为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和后方，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种情形就必然发生两种斗争：一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另一种是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之间因抢夺东方丰富资源的斗争，斯大林比之为“纠纷底苹果”。
斯大林指出：“帝国主义者们总是把东方看作自己幸福底基础。”他们不仅掠夺东方的物资，而且要奴役东方人民，从东方攫取廉价的劳动力和征募所谓“有色”军队（炮灰）。为了对东方物力人力的掠夺和奴役，帝国主义者就需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内部给自己找到“代理人”，就需要维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便利于帝国主义的“秩序和立法”。如斯大林所指出的，“不这样作，帝国主义深远的后方就会没有保证”。
直到今天，已被东方人民的铁拳所摇撼的美帝国主义，还在到处活动，梦想恢复反动的“秩序和立法”，它的目的，不仅是榨取资源和攫取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更严重的是为了以战争来实现帝国主义目的而搜罗炮灰。所谓“以亚洲人打亚洲人”，就是美帝国主义最恶毒的侵略政策。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东方的行动，其最终结局恰恰和它自己的目的相反。这正如斯大林所预言的：“帝国主义者自己及其新的吞并给予东方革命化事业不小的援助，这种吞并把新的国家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扩大世界革命底基础。”美帝国主义者的扩张圈有多么大，美帝国主义孤立和树敌的范围就有多么大，因为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决定它必然受到它扩张地区的人民的反抗。这类 “吞并”的事实，迟早只会把那个地区的人民“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因而“扩大世界革命底基础”。
十月革命使东方的情形变了，这时东方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这一著作中说：“十月革命不仅在帝国主义统治底中心、不仅在‘宗主国’里动摇了帝国主义，十月革命还打击了帝国主义底后方，打击了帝国主义底外围，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统治。”“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与无产阶级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进行的殖民地革命底时代。”“安然剥削和安然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殖民地和附属国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东方各民族只能孤立无援地单独和帝国主义斗争，是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中斗争的话，那么从十月革命胜利起，就有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战友了。斯大林用异常深刻生动的语句指出，十月革命“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筑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过去，欧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是把东方联系于帝国主义的，东方成为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现在，东方人民是把东方联系于社会主义的，东方人民底反帝斗争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盟军了。西方和东方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同样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条革命战线，革命者的刀锋都是对着同一的敌人，即国际帝国主义。这也决定了东方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不可能是迂回曲折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能迂回曲折地最后终于走到社会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机会加紧侵略中国。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也得到了扩张。它们分得了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东方的殖民地，因而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得到妥协。这是对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不利条件。但在另一方面，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即打倒了沙俄这样一个东方民族的凶恶敌人，出现苏联这样一个东方民族的伟大友人。同时，东方许多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觉醒的程度普遍提高了，特别是工人阶级壮大起来了。
在“不要忘记东方”这一著作中，斯大林及时地提出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这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底工人和农民，掀起他们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最可靠的’后方、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一运动，使之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列宁和斯大林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从百年沉睡中惊醒起来走上自觉的斗争，是异常热情和关心的。例如一九一二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拉加代表会议决议”中写道：“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底世界意义，因为这个革命斗争将使亚洲获得解放，摧毁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和斯大林一致认为，东方人民革命的胜利，会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垮台；但是西方革命的胜利，就会推动东方革命的前进。斯大林在“不要忘记东方”中说：“西方革命无疑地会给予东方革命运动一个新的推动，给它灌注英勇的精神和胜利的信心”。把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辩证地联系起来，当作无产阶级领导的总的世界革命运动来看，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战略问题上的伟大的创见。
十月革命以后的时代比起以前来，还有一个不同点，毛主席说：“在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指导世界革命。现在加上一点东西，可以在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劳。”（“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可能从东方突破帝国主义阵线的时代。但实现从东方突破帝国主义阵线，因而给十月革命开创的这一伟大形势以 “决定全局”的作用的，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西方和东方统一的革命战线，就是从帝国主义内部和从帝国主义外部来打倒帝国主义的战线。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从西方最大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内打倒了帝国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东方最大的
一个半殖民地上打倒了帝国主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主席论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地发展着的意义和影响时，曾经指出：“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与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被击溃的直接结果，便是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朝鲜和越南被突破，在这些以前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方兴起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胜利更加使东方革命化并促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高涨。”（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四——十五页）。
英勇的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胜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胜利，再一次证明拿起武器的东方人民是有力量保卫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我国三年来经济恢复的成绩和已经开始了的伟大建设事业，更证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东方走上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大道。
三十五年以前，斯大林指出“谁愿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是个真理。斯大林发表
“不要忘记东方”的三十五周年的今天的中国现实证明：谁若不顾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业已开始了的事实，胆敢来阻挠和破坏，谁就会在这个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胜利和越南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表明了东方人民打破帝国主义阵线所造成的“缺口”，必然是要不断地扩大起来的。
环顾今日的东方，还有那个地方的人民没有举起反帝斗争的旗帜呢？如果过去东方是帝国主义者自己幸福的基础，那么，现在这个基础或者是垮台了，或者是正在崩溃着。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引自“不要忘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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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保护牲畜安全过冬
目前我国的畜牧业生产由于依靠自然牧场牧放，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夏秋两季，牲畜容易肥胖；可是一到冬季春季，天寒多雪，草料缺乏，牲畜就容易遭到损失。因此，在寒冬未来前，做好牲畜过冬过春准备工作，保护牲畜安全度过寒冷季节，是畜牧业生产上的重要工作。
内蒙古日报从八月下旬起即注意了牲畜安全过冬过春的宣传。八月二十六日、十月三日报纸先后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主席号召牧民立即行动起来，作好牲畜过冬过春准备工作的电文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牧区过冬准备工作的指示。九月十二日该报在“抓紧时机做好过冬过春准备工作”一文中强调指出：“做好过冬过春准备工作，以争取战胜冬春季风雪灾害，应该是当前牧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九月十八日起报纸辟了“抓紧做好牲畜过冬过春准备工作”的专栏，连续发表八篇文章，除批判了有些干部不重视牲畜过冬过春的准备工作外，还根据过去牧民保护牲畜过冬的经验教训，运用实际例子，以好坏对比的方法，对如何做好牲畜过冬过春准备工作，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专栏中宣传了：组织牧民走“敖特尔”
（远道移场放牧）使牲畜抓上秋膘，是使牲畜安全度过冬春的一个重要前提；要全面勘查和调剂好牧场，做到合理使用，把冬季因降雪量大而不能利用的牧场，尽先在夏秋两季用，把地势有利于防止风雪的牧场，则留到冬春时用；要搭盖棚圈和准备充足草料，以保住牲畜的秋膘，避免牲畜冻饿、流产和在冬春风雪灾害中死亡。专栏中还提出组织起来过冬的问题。报纸指出，牧区一般牧户的劳动力都很少，只要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就可以克服在保护牲畜过冬工作中劳动力不够的困难。报纸并用具体例子说明互助合作的好处，如新巴左旗牧民其本格家里只有两个劳动力，在今春暴风雪灾害中，又要照顾牛群，又要照顾羊群，因为顾不过来，致使三百只羊中死了九十四只；而阿鲁科尔沁旗牧民奥汗等，组织了牧业生产互助组，人力充足，有力地抗过了暴风雪的袭击，全组一百七十三头各种母畜的繁殖率和幼畜的成活率都达到了百分之百。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内蒙古各地各级领导干部正积极领导牧民进行牲畜过冬过春的准备工作。如商都厢黄旗、呼纳盟、察哈尔盟等人民政府都先后召开了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旗、佐长会议等，专门讨论和布置了牲畜过冬过春问题。中共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都固尔扎布同志并亲自到牧区视察和推动工作。各地牧民也普遍行动起来。察哈尔盟各旗牧民除了走场抓秋膘外，全盟已打好二百八十万斤草。阿鲁科尔沁旗好小毛道嘎查的一百二十四名劳力，组成十一个打草互助组，从八月十七日起就开始打草，到九月四日已打了三百二十九万斤，替每头牲畜平均储了五百九十八斤草，超额完成了打草任务。
寒冬已经来临。及时动员和教育牧区干部及广大牧民做好牲畜过冬过春准备工作，以战胜冬春两季的风雪等自然灾害，应该引起所有牧区和半牧区报纸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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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结束了百年纠纷
在我国优越的人民民主制度下，任何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都是可以用调解的方式取得妥善解决的。八月十一日青海日报报道的该省同仁和尖扎两县交界处藏族人民间百年纠纷的圆满解决，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据青海日报报道，青海省同仁和尖扎两县交界处的藏族人民间，百余年以来曾因械斗死了八十三人，人民财产的损失也很惊人。仅近三十年来，牲畜、财物的损失折合人民币就达二十一亿多。因受历史纠纷的影响，解放后双方积怨仍然很深，今年三月间又发生了同仁县兰巴等六人杀死尖扎县达洛的报复事件。事情发生后，同仁、尖扎两县党政领导机关即时说服了群众，未使这一事件扩大。省级领导机关并派出了调查组，到出事地点查明了事实真相。然后在五月间召集双方代表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用追根究底的办法，使双方认识了过去的仇杀械斗完全是历来反动统治者欺榨、掠夺、挑拨、借刀杀人的结果。在调解会上又用具体的例子说明团结和好对双方人民的好处，互相报复仇杀，则永远不会发展生产，得到幸福。
这次调解是首先和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及死者家属充分协商，取得一致认识后，再由他们去打通群众思想，消除群众仇恨。调解的原则是：强调既往不咎，不赔不退，旧账一笔勾消，从根本上结束纠纷。在当地党政机关领导下，经过双方代表反复酝酿、协商后，除对这次不幸事件作了妥善的具体的处理外，双方并且通过了加强团结的协议书。协议书中说：“……多次的痛苦教训，深深的教育我们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分清敌我，为了我们和子孙的幸福，我们衷心愿意互敬互让，亲密团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祖国各民族温暖的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努力建设我们幸福的生活。”
青海日报认为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再一次创造了调解民族纠纷的典范。报纸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调解这次纠纷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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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四十五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四十五期已经出版。
本期是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六周年专号。本期发表了题为“各国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的社论，并刊载了许多重要的庆祝文章，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吴玉章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是永远不可战胜的”，法国共产党书记雅·杜克洛的“苏联是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格·乔治乌—德治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是罗马尼亚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安·萨波托斯基的“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幸福前途的伟大鼓舞泉源”，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弗·约兹维亚克—维托尔德的“苏联是波兰人民的伟大朋友”，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格·达米扬诺夫的“世界劳动人民的引路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一的“苏联是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不可摧毁的堡垒”，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波立特的“真理一定胜利”。
本期的社论指出：十一月七日不仅是苏联劳动人民的最伟大的节日，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命运、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它给了国际资本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纪元。十月革命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证明了资本主义日趋没落，证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已陷入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和经济危机不断重演的深渊中。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广大人民。现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已经站起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挠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力量增长的进程。在争取和平、争取国际安全、反对国际反动派的阴谋斗争中，苏联是领导的力量和决定性的力量。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建成和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的胜利前进，激发了新的革命力量，促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加强了各国劳动人民的团结。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共产党的鼓舞下，差不多所有国家中都产生了共产主义者的政党，这些政党今天已拥有两千五百万党员，这是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组成这支军队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英勇战士。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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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工作日制度—新的工作作风
苏联 阿拉里契夫、维里契柯、索柯洛夫编者按：自苏联部长会议规定了新的工作日制度以后，苏联各机关即先后遵照执行。“真理报”九月一日曾为此发表社论（译文见九月二十三日本报三版）。此后，苏联报纸曾陆续刊登关于这一制度实行情况的报道。现将九月二十九日苏联“文学报”所载阿拉里契夫、维里契柯、索柯洛夫合写的题为“新的工作日制度—新的工作作风”一文摘译如下：
一、紧凑的时间
在还差一刻钟就要上班的时候，我们和煤矿工业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进了座落在诺根广场上的大厦。在电梯门口排着一队人，另外一些性急的人就步行走上楼去。九点正，每个人都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们知道，谁也不会妨碍他们，不会打断他们的工作，邀他们去开会，因为在煤矿工业部上午是禁止开会的；因此，从第一分钟起就集中精力做工作。
明确的工作日制度加强了纪律，并且要大家尽更多的责任！
瓦隆柯夫同志是乌拉尔·卡拉冈达和中亚煤矿开掘科科长，他说：“过去由于晚上不睡觉耗费了多少时间，多么损害健康！以前是怎样的呢？我到得很晚，在我未到以前，我们科的工作人员没有人领导。我来了后，就去参加会议，因此，科里的工作仍旧没有领导。要参加的会议实在多得无数。午饭时间也没有什么规定。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去吃。当我去找其他科或局的某个工作人员时，常常碰到他正在吃午饭。有多少时间浪费在这种情形上？现在，整个部都在同一个钟点吃饭，这样的情形就没有了。”
在九月一日以前，大部分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到部里来，每天要比现在多做好几小时的工作。我们所遇到的工作人员都一致认为夜晚工作的效率是很低的。
新制度执行的头几天就表明：现在能比以前做更多的工作，并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且，这都是完全在正常工作日制度规定的工作时间中做的。
在以前，有一条虽无明文规定，但被公认的法规：“谁不在每天晚上工作，谁就不是好的工作人员！”因此像在总机械局里，局长、三位副局长和科长们每天晚上都在局里工作。从晚上九点坐到十二点——这算是份内工作；有时还过十二点，一直坐到深夜两、三点钟——这不算是份内的工作。他们坐着做什么呢？主要是等领导的召唤。
同时，他们在白天工作得很悠闲，为一些小事可以避开正事。每个人都想到晚上做他白天没来得及做的工作。于是，就无目的地从这个办公室溜到那个办公室串起门子来了，在走廊里高谈阔论起来了。而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在下午六点钟前做完所有的工作。这就要每个人守纪律，要每个人把工作效率提得更高。
由于所有的领导者都与普通职员一同上班一同下班，一切问题就可以毫无拖延地解决。
在三、四小时的有效劳动后是一小时的午饭时间。以前是这样的：在白天十二点到五点，大家按照表格规定的时间（实际上是随便什么时候）去吃午饭。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整个部里的人都规定在同一点钟内吃午饭。
在晚间，工作完毕后，留在部里的只是值班的人。值班的人用电话与全国煤矿联系，但这也仅限于和各煤矿公司的值班的人谈话。不允许在晚间把煤矿公司，托辣斯和矿井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叫来通话。
二、六点以后……
离开煤矿工业部大厦后，我立即遇到了一对夫妇。
“怎样？”我问。
“严格的纪律！近几天来我已去看过四次戏。必需看的书已放到书架上。最近我接受了一件社会工作——立即参加我女儿的学校的家长会工作。我还时常监督我的儿子在大学学习。我还没有习惯，因此很惊奇，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原来我能为家庭，为我自己，为人民做这样多的事情。”
计划科副科长斯米尔诺夫说：“我在部里工作的十三年来，这是初次每晚与我的孩子们一起在家度过。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在学校念书。以前很少看到他们的学习日志。现在我可以说，我能经常检查他们的家庭作业做得怎样。有时还一家子在一起看电视，这是多么快乐啊！”
毫无疑问，苏联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与任何新的事物一样，巨大的转变没有不是在消除一切对新事物的阻碍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这里也就有了重大的意义。目前，已产生了不少必须解决和可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三、尚待解决的问题
到现在，在许多部里仍然还有很多积习很深的在半夜办公的人。
有人与他们争执起来了。我们参加了一次争论。我们同情那些使人信服地证明了在正常的工作制度规定的工作时间中仍能提高产煤量的人。问题仅在于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工作负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多的主动性。换句话说，问题在于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工程师，党的积极分子和处长及科长在谈话中总是问同样的问题：“部里的工作人员应该怎样？”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要是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没在矿井中工作过，那么，他就不能顺利地担负起工作任务来。有一个计划工程师论证了这点：
“为什么计划科的工作人员在月底那几天老要把工作拖到晚上呢？因为要制订下一个月的任务和计划就必须要有各地方的完善的材料和综合资料，而部里和地方上的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却妨碍了这个工作的顺利的进行。往往总要打电话问几次，重整理几遍或再检查几次。”
另外一部分人承认这种情形是不正常的，但是他接着就会带着讽刺的口吻对你说：“有人已在唠叨开了：为什么我的下属不早一小时上班呢？为什么他不把工作带到家里去做，为什么不在晚上搞工作呢？”然后，他们又说出一些道理来：“好啊！在部里工作日制度实行得很好，晚上六点后就只有值班的在部里了。可是，地方上怎样呢？……请你问一问涅什当纳雅煤矿或者是任何一个煤业托辣斯，是不是每天晚上除值班的以外还有人在那里？不成问题，保险有！”
好些地方的煤业公司直到半夜仍有人呆在办公室里工作。
显然，如果在诺根广场上（按：此处有煤矿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电站和电机工业部）他们已改造了自己的工作，那么在地方上则还没有完全这样做。很清楚，在许多矿场里突击主义异常根深蒂固，而煤矿工业部对于打破这种恶劣的工作作风却做得太慢和太不坚决。
四、阻碍和可能
抱怨也不少，向六十二个煤矿工业部工作人员调查的结果，有四十九个对莫斯科市的交通工作表示不满。交通工作在适应新任务上——在同一时间内使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大军又快又舒适地到达工作地点——做得太慢了。
在九点钟与各部和其他中央机关同时上班的还有商店、诊疗所和日用品制造厂和劳动组合。这样就造成了两方面的不便：第一、同时上班的人数大为增加；第二、职员们在工作时间以外，没有可能利用这些服务机关。
为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及文化需求服务的机关应该工作得更灵活些。
在这方面，还应当向苏联煤矿工业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家”提出郑重的要求。……在三十个空闲的晚上，“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家”以什么引起人们的兴趣呢？大概，只有一次纪念托尔斯泰的晚会。计划中的办法是有很多的，可是，很多房间以及图书馆和阅览室则每天晚上都是空的。
使人惊异的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家”的管理处，在懂得必须改造本单位的工作之后，即高高在上，不去分析工作人员日益增长的新要求，只是在形式上做一些工作。图书馆得到了大批的文艺和技术方面的新书，而不去对读者们介绍，也不善于启发读者们的兴趣。有一次，在一个能容五百人的大厅中举行了演讲会，但听讲的只有五十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部里才已举行过同一题目的演讲会。
现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家”并不比以前更吸引人，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人已忘记了职员愿意与家人一起度过夜晚，而且现在他们也能如愿以偿。但是，为了使工作人员与家人一起到俱乐部来，俱乐部做了些什么呢？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是否也喜欢听工作人员本人要听的技术报告和讲演呢？除了书报和下棋外，他们是不是还能玩些别的东西呢？难道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业余表演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吗？
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工作人员已习惯了每天晚上时间是自由的，要使每个晚上都有一定的内容。但是以什么内容来充实它呢？这不是无所谓的问题。这问题涉及文化需要（现在特别应该注意到兴趣和习惯的培养）和文化供应。这么大的一个部却没有一个充实的技术图书馆，并且，一般总是把图书馆的工作放在不关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难道能容许吗？
我们所想到的这些问题应当引起党、青年团、工会组织的注意。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学习问题。现在，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已经增加，渴望学习的人也显著地增多了，但是，提高业务水平的客观条件仍旧与以前一样。有些工程师在与我们谈话时提了一个意见——在煤矿工业学院中可以附设几个小组，以便煤矿工业部的工作人员参加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在新的工作日制度实行的头几天，申请进函授学校和专科学校的人就大为增加。专家们重又下笔写还未结束的学位论文或总结自己工作经验的书。苏联知识分子的广大队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显得更为活跃、更为积极了。
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尽量利用新的严格的工作制度的优点和便利条件——这是一个任务，它应该通盘地来解决。在这里，需要集合机关中的行政和群众团体的力量。在这里，商业、运输业、食品业、娱乐业以及诊疗所和成衣店，日用品制造业和公用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力量应该结合起来。
当然，这不仅要莫斯科机关这样作，还要其他城市的机关也这样作——要知道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不仅要中央机关建立严格的制度，地方上的机关也必须建立。
没有疑问，在改善机关的工作和提高人们的业务方面，扩大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的知识方面，以及加强他们对年轻一代的教育的工作方面，新的工作制度一定会很快地表现出它的优越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