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陆定一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中译本出版了。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科学工作，都是重要事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就在中国传布了。在这个学说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主义的革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把经济上落后的和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并存的中国，稳步地逐步地建设和改造成为工业化的和社会主义的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越高，在人民中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做得越好，我们就越有充分的保证来完成放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
十月革命后三十余年来，我国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经翻译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只有在人民取得政权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着手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都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现在正是在做这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计划，是陆续出版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然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中译本的出版，是他们的工作成果第一次与大众见面。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里面所载的，是著者在活动初期的作品。这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建党的时期和俄国一九○五年革命时期的作品。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在初期活动中，就拥护列宁，协助列宁，对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
斯大林在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发表的论文“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篇著作是关于辩证方法、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正确的而又通俗的解释。
这篇著作中关于辩证方法和关于唯物主义的两段，后来在斯大林所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更充分地发展了。如果把两者作一比较的研究，就知道后者的若干主要的观点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已经有了简要通俗的说明。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解释，在这篇论文中，斯大林还以新的原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斯大林在这篇著作中指出：发展是新东西与旧东西的斗争，而新东西在与旧东西的斗争中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说：“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二七五页）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有了更精确的叙述，并且构成了辩证法理论最新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这篇著作的第三部分中，除了如著者自序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一点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观点”之一，必须代以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间产生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而首先会在资本主义阵线薄弱、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冲破这个阵线、资本主义即使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里获得胜利”以外，斯大林以鲜明的逻辑，深刻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的组织和工人阶级政党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最基本问题。斯大林的这些解说，至今仍然保有充分的力量，至今仍然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的最好读本。当我国正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学习斯大林的这一著作，明白资本主义是一条死路，社会主义才是光明大道，明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对于认识和执行当前党的总路线是有巨大意义的。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中所有的著作，贯穿着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斯大林的著作有系统地告诉我们：就在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这个观点上，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形成和发展起来。
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革命者应该把希望寄托于什么人？这个问题，在列宁和普列哈诺夫对民粹派的斗争中，已经解决了。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极大的明确性和热情来拥护列宁的观点而给当时在南高加索活动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以致命的打击。斯大林写道：“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六页）“我们看到，不断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为未来而斗争的唯一阶级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应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怎样为无产阶级服务呢？斯大林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三○二—三○三页）
革命的当前目的是什么？当时俄国的革命，其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即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工人阶级是否应当去参加，并取得领导权呢？在四五十年前俄国共产党人与机会主义者曾为这个问题而展开剧烈的斗争。斯大林在一九○一年十月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中，主张工人阶级应该领导民主革命。他那时就说：“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斯大林分析了资产阶级的特性，即（一）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的力量，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二）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魔影”，所以只要得到沙皇政府的一点点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因此“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二三——二四页）
这是列宁主义的思想。这与当时的机会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当时的机会主义者，就是“经济派”和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经济派”是伯恩施坦的信徒，他们干脆认为只要做做经济斗争，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宣称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政治自由是和沙皇制度可以相容的。这就是完全取消革命。孟什维克则主张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不应当在民主革命中去争取领导权。这就也是取消革命。大家知道，在与这些机会主义者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写了“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为苏联共产党奠定了思想的、组织的和策略的基础。斯大林在这个斗争中坚决拥护列宁，与机会主义斗争。
机会主义的根源，首先是在于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而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俄国的“经济派”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标本。他们认为，工人运动无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领导，工人运动会自发地产生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来；“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主张所谓“纯粹的工人运动”，“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那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列宁文选两卷本第一卷，莫斯科版二○八页）他们醉心于经济斗争，说“必须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即是说，把经济斗争解释为政治斗争，也即是说，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改良），但“他们竟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一四页）
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详尽地驳斥了
“经济派”。列宁的名言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斯大林在“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中，拥护列宁的主张。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综述了“做什么？”一书的要点，然后说：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像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像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件东西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九一页）
斯大林论证了：“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列宁：“做什么？”），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八五页）
斯大林论证了：工人运动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处在被剥削被奴役地位的无产阶级自己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是科学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中的个别分子，即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一四三页），和注释第四十六条（三七○页）是很重要的。斯大林这篇著作曾受到当时侨居外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热烈欢迎。列宁并在“无产者报”上加以介绍，认为是“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有名问题的绝妙提法”。
俄国共产党人，在与民粹派进行斗争的同时，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大约是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决意专在工人中间工作而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企图，这是“很自然而正当的”，因为“当时全部任务都是要在工人阶级中间巩固起来”。（列宁文选第一卷二五三页）一九○一年，因为欧洲的工业危机，俄国工人中爆发了政治罢工，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也增多了。这时候，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斗争，是绝对必要了。反对“经济派”的斗争，使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的认识深入人心，因而奠定了党的思想基础。
但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又遇到孟什维克（“少数派”）的阻碍。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驳斥孟什维克。这部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斯大林所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拥护列宁的主张，反对孟什维克。
斯大林说：“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一，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小得多；第二，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五六页）
孟什维克主张党应当是个人的凑合。他们认为，做一个党员，只要有两个条件就够了，即是承认党纲，和经常协助党。布尔什维克主张党应当是集中的组织，党员应有三个条件，即是承认党纲、给党以物质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斯大林解释这第三个条件的重要性说：“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显然，要做一个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五八——五九页）斯大林指出，孟什维克所主张组织的那样的党，是“无组织的组织”，是“宴会”，而不是集中的组织，不是领导者的组织。
孟什维克不愿意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集中的党的组织，因为它本来不要革命。这在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中完全暴露出来了。一九○五年，当工人在许多城市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孟什维克反对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反对组织武装起义。孟什维克死啃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资产阶级；凡是在法国那里发生过的，在俄国这里同样应当发生，要想在俄国实现欧洲尚未实现的东西，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他们看不见并且不愿意去看见这样的事实，即在法国革命时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而在当时的俄国，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因为无产阶级已有更高的觉悟，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已经存在，虽然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能够领导这个革命使之彻底实现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
列宁著作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问题的新方针，而与从前在马克思主义者武库中存在过的策略方针根本不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一四页，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社版）即是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与领导者的方针，即是把资产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结成工农联盟的方针。列宁在这一著作中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即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完成民主革命，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说：“这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认定社会主义革命不会是由孤独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全部资产阶级来实现，而是由身为领导者，拥有半无产者民众，即千百万‘被剥削劳动群众’为同盟者的无产阶级来实现。“依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其余被剥削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而工农民主专政则应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二二页，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社版）
两条路线，两个策略，当时表现在两个决议案上。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为代表，主张党应当组织人民的武装起义，和参加成为人民胜利起义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的路线，以“代表会议”的决议为代表，主张“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即是反对组织人民武装起义来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和反对参加临时革命政府。
斯大林的“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和“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两篇著作，拥护列宁的方针，反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
斯大林驳斥孟什维克说：“在法国，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在俄国则是无产阶级。在那里，支配革命命运的是资产阶级，在这里则是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力量这样转换的情形下，这两个阶级决不能有同等的结果，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说在法国，资产阶级因领导革命而享受了革命的果实，那末在俄国，既然领导革命的是无产阶级，难道革命的果实也应由资产阶级来享受吗？我们的孟什维克说道：是的，凡是在法国那里发生过的，在俄国这里同样应当发生。这些先生好像棺材匠一样，拿早已死去的人的尺寸来量活人。”（一三五页）斯大林指出：孟什维克是“仅会死记历史事实而不能依据地点和时间去解释历史事实的来源的人。”（一三九页）
往后，斯大林继续在许多著作中驳斥孟什维克。在“论目前形势”中，斯大林对比了孟什维克的公式和布尔什维克的公式，说道：“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二二○页）斯大林非常注意武装起义的问题，在本卷中有好几篇著作详细论列这个问题，总结了经验。
总起来说，贯穿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思想，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在论及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著作中，也是这样。
斯大林的著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又是理论的深刻性和叙述的生动明了相结合的典范。斯大林把极为复杂的问题讲得浅显明白，但逻辑上又是极其精确。他说：“凡是站在我们立场上的人，就应当以坚定不移的口吻讲话。”（四七页）
列宁斯大林的上述这些著作对于中国革命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是很明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大国的环境中来，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
斯大林在自序中说：这一卷是在“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尚未完全形成”的时候写的。我们读了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之后，就更加亲切地知道，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和政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它是真理，它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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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必须确立实事求是的报道作风
董谦
我们的报纸依靠什么来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前进呢？这就是靠事实，靠真理。因而，“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在多年来就一直是党报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党报工作人员共同遵守的原则。为贯彻这一原则，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时，我们的党曾在全体党报工作人员中进行过一次系统的教育；今年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不少地方与反对假报告同时，在报社干部中又进行了反对假报道的斗争。经过这些斗争和教育，绝大多数同志已能够根据这一原则，来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工作了。但由于某些报社还有极少数记者思想作风未得到彻底改造，或由于编辑部忽视了对于记者的教育，因而，一些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仍然在报纸上时有出现。尽管这种不真实的报道，在千万条新闻中只占极少数，这样的记者在千百个记者中也是占极少数，可是，在今天我们的报纸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就成为一个严重的、必须革除的缺点。
当然，在一些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中，完全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还是少数中的少数。据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以后出现的一些假报道来看，都还有其人或有其事。问题是，这些所谓的“事”，并没有反映出客观事物的真实本质，而仅仅依据事物的某种现象，经记者勉强制作而成为“典型”，或者把张三的事算在李四账上，而集中成为“典型”。河南日报在六月五日发表的该报助理记者张大方所写“夏收夏种在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讯，和六月十日发表的该报助理摄影记者谢延华所拍的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进行补苗的照片，就是最近期间这样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在“夏收夏种在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讯中，助理记者张大方曾对鲁山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边收边种”作了这样的描述：“……一部分
（社员——编者注，下同）进行碾麦打场，一部分进行送粪犁地；因为天旱不雨，又抽出一部分劳动力拉水车浇地，进行抗旱播种。”可是，真实的情况并不如同张大方所描述的；犁地与浇地的时间距离很长，社员“边收边种”的情绪，“因为天旱不雨”，不但没有那么高涨，而且经社员试行“边收边种”失败后，就改变了“边收边种”的计划。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边收边种”计划，是在麦收前（五月九日）制订的。麦收开始时，正值鲁山天旱，该社虽犁了二亩半大麦地，种上玉米，但“地蹦干”，没有出苗，便决定改变“边收边种”计划，等收割完再抗旱点种。可是，据读者杨恒珊来信揭发，以及河南日报编辑部最近在鲁山调查的结果表明，助理记者张大方到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采访时，并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这一实际情况，只是感到光收麦不结合犁种，不符合省委“边收边种”的精神，“劳模社”应当执行边收边种计划，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同时，也打断了他报道“边收边种”的计划，因而便主观地认为该社不应该改变“边收边种”计划。更严重的是，张大方为了完成自己的报道计划，竟然采用一个记者不应有的态度，勉强苏殿选和驻社干部谭天育按照他个人的意见行事。张大方首先即以肯定的语气对他们说：“你们原订的边收边种计划，非常合乎省委指示的精神。现在你们作为一个劳模社，应该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苏殿选答复说：“地太干不能种，社员的思想也不通。”张大方这时还不加任何考虑地说：“先不说社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苏殿选感到“记者追问思想”，不好再说什么。谭天育便赶快转话头说： “犁下试试吧！”随后谭天育即动员掌犁的说： “不能犁怎办？报社记者在问你大（叔父）的思想哩，先犁几亩试试吧！”苏殿选也不得不去说服掌犁的，并经干部会议讨论，决定“犁下试试”。两犋牛试犁的结果，两天只犁了五亩，还犁坏犁铧等工具。掌犁的认为地太干，人和牲口都受不了，第二天下午便收犁回家。当晚该社又召开了社员大会来专门讨论，大家对犁地纷纷表示不满，于是又决定不再犁地，还是先收麦打场。直至麦收后期，抗旱点种工作才在该社逐渐展开。这就是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执行“边收边种”计划的事实真象，也是张大方给干部以思想压力，从而在实际上造成强迫犁地的事实真象。
张大方的这种作法，不只违背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而且超越了党报记者的职责范围。党报记者的职责，主要在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写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报道，用自己的报道的说服力来影响群众，绝不应该去干涉地方工作，向地方干部“发号施令”。这一点，张大方不能说完全不了解，但为什么他又作出这样的事呢？那就是因为他在报道思想上还存在着迎合上级和简单完成任务的观点。这就表现在，他虽不敢公然无中生有，但却认为根据政策给干部施以思想压力，经过干部制作出符合自己愿望的典型事例，并以这一“典型”来“推动”河南全省，这样对贯彻党委“边收边种”指示，或完成个人报道计划，都会有很大好处。至于这样制造出来的事例算不算典型，把它实现和推广起来要具备什么条件，实行的效果是好还是坏，这样报道出去对党对报纸的威信又将有何种影响，等等，似乎在张大方的报道思想里，都是没有位置的。
记者的报道思想，不仅要从党的政策出发，而且要从客观的存在和群众自觉地贯彻党的政策的行动出发。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缺少任何一方面，报道思想就会成为“客里空”，报道的事实也就必然会不真实。
在报道思想上，像张大方只为有其人有其事，而不惜勉强制作典型的作法，固然很不正派；但像助理摄影记者谢延华只以在客观上有其人有其事，竟然把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头上的作法，也是相当恶劣的。谢延华在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拍补苗照片时，干部已告诉他“苗已补完，只有烟苗还没有补种”。可是，他毫不介意，说“补拍一张也可以，这并不困难！”当该社副社长王文聚等人领他去拍照时，又告诉他说“这是竹匠陈玉祥的地
（即刊登在该报画刊上的那张照片），跟咱社的地挨着。”并问“在哪里拍？”这时谢仍不加考虑地说：“随便在哪块地里拍都行！”很显然，这是一种明知故犯的错误。他不但知道“苗已补完”，而且知道那是“竹匠陈玉祥的地”，可是他依然三番两次地要求干部去拍照，并假报为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补苗。这种张冠李戴的作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他对于新闻照片可以随便补拍的认识分不开的。应该指出，新闻照片和新闻报道一样，必须完全真实，它和文学作品或拍制电影还有所不同。文学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是完全容许作者加工、想像和创造的；有些电影的拍制也是容许补拍镜头的。但对新闻照片或新闻报道却是不能许可的，它所报道的事实必须完全准确无误。新闻报道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它全部细节都是以事实为基础。“对于新闻稿件的准确性的要求是特殊的、极硬性的。”（布朗特曼：论新闻报道）这就是新闻报道不同于文学作品、新闻照片不同于电影拍制的一个主要之点。认清这一个区别以及认清一个记者的职责，对于克服目前新闻报道中不真实的现象，或改进记者的思想作风，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要彻底克服目前新闻报道中不真实的现象，还须从编辑部的领导方面加强对记者的教育，和克服满足于记者“完成任务”的思想。就以张大方和谢延华作假报道的问题来说，据河南日报编辑委员会来信检查说，张大方不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向群众虚心学习的报道作风，就是他较严重的主观主义、群众观念不强和为报道而报道的任务观点发展的结果；谢延华不肯深入生活、偷懒取巧和极端轻率粗忽的报道作风，就是他在日常工作中不够艰苦深入、满足于表面成绩的思想作风发展的结果。对于他们这些思想作风上的缺点，编辑部在过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往往是在记者下去时只要求
“完成任务”，在记者报道几篇后，又满足于记者 “完成任务”。至于如何完成任务，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却很少过问。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记者的自由散漫作风和“客里空”的报道作风，就不能迅速得到纠正。因而，河南日报编辑委员会来信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应该检讨的。为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他们除派人进行实地调查并责成张大方、谢延华作出书面检讨外，并为此事发出通报，教育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确立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报道作风。
还必须指出，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和不正派的报道作风，对于党特别是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是有很大的损害的。以张大方、谢延华这次的假报道为例，据读者杨恒珊反映，当张大方勉强该社犁干地时，社员就很不满意地说：“记者动动嘴，社员累坏腿！”及至他们的报道和照片在报纸上发表后，很多社员又嚷着说：“净是假的！”这说明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报纸的新闻报道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不真实的现象。因此，克服新闻不真实的现象，改正记者不老实的报道作风，就不能当作是一个小问题、一个报纸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群众的利益，和每一个报纸的原则性的问题，每一报纸编辑部都应把它列在议事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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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甘肃通讯
今日临夏
本报记者 沈石
今年九月，我从临夏市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区，路过临夏县的尕新集，这个村子的附近，有座普通的木桥。这里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团结桥，它沟通了当地回、汉族人民的情感，它显示了当地回、汉族居民的新的关系。尕新集和赵家台子是相邻的村庄，尕新集住着回民，赵家台子住着汉人。解放前，这里的回、汉族居民从来互不来往，这个村子的情形，那个村子的人很少知道，当临夏地区回、汉关系紧张时，两村的居民互相戒备着，谁会考虑到在两村之间修筑一座桥，便利居民的来往呢？但是，解放后，这里有了桥，通过这座桥，春节时两村的居民互相慰问革命军人家属。通过这座桥，这个村子的居民，经常在夜里到那个村子去学习。他们说：“有了桥，方便得多了。”仅仅四年，两个村子的回、汉族居民，在情感上起了多大的变化啊！
一九四九年的冬季，我歇宿在广道河畔的回民家里，这里的回族老年人向我控诉他们在旧社会的惨痛遭遇，说到伤心的地方，他们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他们的话里，往往流露着对汉人的不满。当我访问汉人家时，汉族农民向我诉述蒋介石、马步芳匪帮怎样压榨他们，他们的话里，同样表示出对回民的不满。那时候，我感到这个回、汉、土、藏、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杂居的地区，民族之间、特别是回、汉之间的隔阂是怎样的深牢。但是，相隔四年，临夏地区的情况和从前迥然不同了。不管走到回民或汉人家里，可见到他们订的爱国公约，公约上的第一条，不是加强回、汉团结，就是消除回、汉隔阂，努力团结互助。这里，出现了以“团结”二字命名的村庄、水渠和互助组等，许多农村和城镇，流传着回、汉各族人民团结的动人事迹。团结，已成为当地各族人民崇高的道德准则，只要提到团结，不管是怎样棘手的问题，总可顺利解决。
临夏市东川区张家尕村有个由汉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农民组成的互助组，组长金国隆是汉人，副组长马胡塞尼是东乡族；两个民族成份的组员，互相尊重风俗习惯，每逢尔德节或开斋节，汉族组员包上茶叶、挂面馈送给东乡族组员；夏历元旦，东乡族组员到汉族组员家去拜年，还送上礼物；组员有困难，互相帮助，汉族组员金国安，从永靖县搬到张家尕村，没有房屋住，东乡族组员自动给他盖好房子，筑好围墙，让他全家搬进去；全组在榨菜油的时候，马胡塞尼的水磨塌了，组员们让他去修水磨，全组榨的油，同样分给他一份。这个互助组的团结互助气氛，轰动了东川区，这一带的人都叫它“团结互助组”。和政县有个“万人村”，当地居民曾遭受过反动统治者残酷的屠杀，剩下来的人，为了不忘记这一仇恨，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取了那个名称，但是，解放后，“万人村”已经更名为“团结村”了。临夏县的癿藏区，三百四十户汉人，把猪全都圈起来，当地回民纷纷反映：
“这一下扎下了团结的根子”。
在那近百年来遭受封建皇朝和国民党匪帮多次屠杀过的地区，在那反动统治者血腥地诬蔑回族人民“十年一小反、三十年一大反”的地区，短短的四年内，要使民族隔阂很深的两个村庄，修建一座普通的木桥；要使汉人圈起猪，不让它弄脏回民的饮水；要使民族成份不同的农民，和谐地生活在一个互助组里，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呵！
一九四九年，那些从陕北等地来到临夏专区的汉族干部，有的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吗？有的不是到这里后才初次听到保安、撒拉等民族的名称吗？有的不是只懂得汉人地区的一套工作经验吗？在那反动统治者造成的复杂环境里，他们在摸索中，在经常碰钉子中，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从不熟悉到熟悉。对党的民族政策，从不懂到懂。仅仅四年中，他们对当地的工作，已经锻炼得很内行了。
曾经担任过临夏市副市长的贾书德同志，当他在延安东关区工作时，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一九四九年，他到临夏后，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使他往往通宵失眠，有时工作疲劳了，就用凉水清醒头脑。临夏市的旧城和八坊，隔着一道很厚的城墙，回族聚居在八坊，汉族聚居在旧城，来往八坊和旧城间，必须经过城墙内一道弯弯曲曲的瓮门，行人既不方便，大卡车也难通过。临夏郊区有几条水渠通到市内，但是从邓家桥和城角寺通旧城的两条水渠，不能通水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贾书德做了临夏市副市长以后，他经常想为什么不将瓮门拆掉使市民来往方便呢？为什么不能引水入城供旧城居民使用呢？他向市内回、汉民了解这些问题，知道过去临夏市因引水入城曾发生过纠纷。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匪帮制造的回、汉人民大仇杀，整个八坊都被烧毁，现在的八坊已经重建二十多年了，每当回、汉仇杀的时候，旧城的汉人关闭城门来防守，因此，他们不愿拆去瓮门。中共临夏市委会和临夏市人民政府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反复向回、汉族市民宣传民族政策，告诉他们引水入城和拆掉瓮门可以促进回、汉的团结，临夏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通过了引水入城的提案。市人民政府派贾书德负责修建水渠，贾书德领着干部，亲自下水，搭便桥，挖水沟；但是，白天搭好的桥，晚上就被人拆掉，拆了他们又搭，到第二天，桥又没有了。这样碰了几个钉子，贾书德感到再修下去，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引水入城。他访问了回族中的老年人和阿訇等，经过耐心的协商，告诉他们水渠修好后，先供给回民的用水，先灌溉拱北的庄稼，拱北当家人同意水渠穿过拱北院内，以免渠道绕多的弯路。这样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才把水渠修好。修渠期间，回民群众帮助挖水槽，有的捐出树枝用来闸水，旧城的汉人看到八坊回民这种友爱的行动，深深感激，就自动拆除了城墙内的瓮门。他们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渴望的事，在国民党反动匪帮经常挑拨下，没有办通，解放后不到两年就办到了。”这两件生动的事实，教育了贾书德，也教育了全市的干部，使他们进一步懂得，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不事先和兄弟民族中有威望的人士充分协商，不慎重稳进，尽管有一片好心，也要碰一鼻子的灰的。
中共临夏地方委员会书记马青年，这位朝气勃勃的回族同志，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临夏专区虽然在某些工作上走过弯路，但经过上级党委和政府指示纠正后，从一九五零年以来，坚决执行了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各项工作中都考虑到“促进团结、消除隔阂”。使人感动最大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当着党将各项政策向回、汉各族人民说清楚、交代清楚以后，他们积极地拥护党的政策，表现了对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爱。例如：这一地区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在反封建斗争中，促进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口号，大力向回、汉、东乡等族人民宣传解释；土地改革完成，不但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并促进了民族团结。解放前，恶霸地主勾结马匪步芳，霸占了夏河县清水一带藏民的山林，并残酷地剥削青海省民和县的土族和循化县的撒拉族，引起这些地方土、藏、撒拉族和回族人民的隔阂；土地改革当中，将地主霸占藏族的山林归还原主，回族农民将一部分斗争果实分给撒拉族和土族的农民，不但改善了这几个民族的关系，还使他们认识到过去压迫他们的，并不是回族劳动人民，而是国民党反动匪帮。
临夏地区中共各级组织，对外来的汉族干部要求严格，每一项工作告一段落，党告诫那些取得成绩的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对个别违犯民族政策的干部，指出他们的错误来教育全体干部。党及时批判了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轻视兄弟民族干部，嫌他们工作能力低，不敢放手使用或提拔他们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指出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四年来，临夏专区少数民族干部，已从一九四九年的二百余人，壮大到一千三百余人，农村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增加到一万一千四百多人，尽管他们谦虚地说：“自己的文化程度低，还不会办事，”但是，他们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了。像临夏市贸易公司门市部，有了回族的营业员，八坊一带的回族男女都高兴前来购买东西；回、汉杂居的地方，有了回族的县长或副县长、区长或副区长、乡长或副乡长，回族人民经常到政府所在地，反映或要求解决各种问题。他们说：“这是咱们自己的干部。”这些事实，可以充分体会到兄弟民族的心情。
短短的四年，临夏地区回、汉各族人民所经历的，是一条从来没有过的幸福的道路。当人们看到他们融洽地生活在洮河流域的原野上，看到大夏河、广通河两岸新修的水渠、新添的水磨，谁不深深地体会到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到祖国边疆穷乡僻壤去的大道！它使过去四处流亡的东乡、保安等族人民，有了新建的家园，有了果实累累的梨树。它使得在过去民族仇杀中，那些失去了丈夫或儿子的老年人，刻在心坎上的民族仇恨，逐渐冲淡和遗忘下去，代替它的是民族友爱的新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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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浙江师范学院试办中等学校教学研究通讯组
浙江师范学院今年三月起试办了中等学校教学研究通讯组。通讯组与杭州、温州、宁波、绍兴四市及嘉兴、宁波两专区的一百五十二所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建立了通讯关系。试办教学研究通讯组，是为了协助全省各中等学校教师解决教学上的疑难问题，帮助提高中等学校师资的质量，并且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学教学的实际情况，以改进各系科的教学工作。到十月底止，通讯组已经解答了各校教师所提的一千三百六十二个问题。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汉族干部学习傣文傣语有成绩
中共西双版纳工作委员会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各民族干部，学习傣文傣语有了初步成绩。这些机关的大部分汉族干部和除傣族以外的其他各民族干部，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已经学会了傣文拼音字母，半数左右的干部已能听、说一般日常用语。通过测验，百分之四十的人已能拼读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用汉、傣等四种文字对照的“走苏联老大哥的路”。干部们已认识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使自治机关民族化，联系群众，作好民族工作的重要工具。他们在学习中都发挥了团结互助和刻苦钻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