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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秋收的季节里
分配合理，社员满意
山西陵川县复庄村连全保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今年秋收中改进了分粮办法，现在全社一百三十九亩谷子，已经打毕分完。该社去年刚办社时，秋粮分配比例不够妥当，对产量估计也出入很大，不但分粮时手忙脚乱，而且社员之间闹了很多意见，有的应该多分却少分了，有的应该少分却多分了，再退补时十分困难。今年庄稼长得虽然好，社员却因为分配问题，思想顾虑很大。社长连全保看到分配问题成了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关键，就在庄稼快收割时，同社里的干部到田里进行观察评比，审慎地估计了各种庄稼的产量，确定了分配比例，作出以劳力为主的分配预算，除去各种投资和公积金等外，算出每个劳动日可分到原粮十九斤。有了这个标准就随打随分，社员心里有了底，心事不挂在分粮上了，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收割时，收割的收割，犁地的就去安心犁地，工作有条不紊。因为原来估计产量比较准确，在打完每场后又稍加调整，简单易行，分的公平，社员都满意。
（王江武、魏永安）
及时分配，减少浪费
山西解县西张耿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分配秋季收获物。该社今年共种五百亩棉田，据九月二十四日统计，已摘下籽棉一万四千斤，按照预定分配方案，社员已经预分了一次，合人民币一千万元。
该社具体分配办法是：一、按组分片摘花，做到随开随摘随晒，并在晒花时组织妇女拣花（即拣去干瓣、劣瓣），以便分开好坏，保证规格；二、晒过的籽棉，社内专设两辆轧花车，随时轧成皮棉，够一千斤时即送交供销合作社，由供销合作社验级过秤，供销合作社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开收花单据，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分期领款；三、社员按自己应分收获物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分期预借。
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办法好，首先克服了分籽棉时好坏不易搭配和缺乏仓库的困难，同时，又可以把收获物及时分配到社员手中，并克服了集中保管时容易发生的浪费现象。 （韩文轩）
交流劳动管理经验
山西昔阳、晋城等县秋收前召开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和住社专职干部会议，交流劳动管理经验，迎接秋收。会上大家一致认识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劳动定额包工，是提高社员积极性，保证增产计划实现的关键。昔阳丁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没有实行包工时，社员每天上地以前，都要等社长分配营生后，才去找工具，到了地里，要等人齐了才动弹，大家都在抢轻活，推重活，图快不图好。因而群众对合作社社员的印象是：“上地迟，回来快，休息多，营生做得少又坏。”但自从实行包工以后，这种情况就立刻转变了，劳动效率大大提高。据昔阳实行包工的二十九个社的统计，共七千九百二十四亩秋田，原包工需九千八百七十七个，因实行包工发挥了社员积极性，实际用工八千零四十四个就完成了，省工一千八百三十三个。这种办法也推动了妇女参加生产。壶关水台底等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百分之八十的妇女下了地。经过讨论，各地都决心改进劳动管理，做好秋收工作。
（温钜鑫、刘重义）
细打细收增加收获量
北京郊区石景山区农民，在秋收中已经想出各种办法增加收获量。衙门口乡杨德春互助组“随收随耕”，组员王金德在耕耙花生地时，一面耕一面拣花生，结果在三亩地里就拣了七十斤。穆书才互助组订了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提出干活要快要细，刨花生时每人每天刨八分地算做一工，刨完后，再根据地里掉花生多少评工分。西黄村农民穆振河在捆草时，把掐过穗的谷草又检查一遍，结果拣出很多谷穗，并把压过一遍的谷又压了一遍，共多收了七斗多。为了种好小麦，杨德春互助组计划在种麦时，把谷茬从地里拣出，以免损失麦籽，减少断苗现象。在节约方面，各乡农民也根据自己不同情况，订出了计划。八角乡有些农民，过去都用白薯喂猪，现在都提出要把白薯节约下来，用白薯叶喂猪。 （周际参）
翻打稻草上的遗谷增加收入
安徽省宣城县土山乡农民响应国家增产节约粮食的号召，正在积极翻打稻草上遗留的谷粒。以每亩稻草打谷十斤计算，全乡八千多亩中稻共可增加八万多斤粮食的收入，可供一百四十人吃一年。
稻草上遗留谷粒的原因，一是秋收时部分稻子未干，不易脱粒；另一是农民在打场时使用禾桶掼打，不能掼得很干净。因此，经过掼打后的稻草，仍需要重新翻打。往年，土山乡农民总要等到十月以后农事活动稍闲时才翻打稻草，那时稻草上的谷粒已经发霉，打下以后也只能用来喂猪喂鸡。今年，土山乡农民响应国家增产节约粮食的号召，提前翻打稻草，打下的谷粒都很新鲜。小庄村农民刘正发和几个妇女打了六亩八分田的稻草，平均每亩就打了二十多斤稻谷。小何村农民张绍才打了两亩田的稻草，每亩也打了十四斤稻谷。（新华社）
广东晚稻丰收有望
广东晚稻生长良好，稻子已进入胎穗阶段，如无风害，今年晚稻丰收有望。
为了保证今年晚稻丰收，各地党政部门领导农民群众积极加工加肥，以补救作物因遭受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袭击所受的损失。粤西区廉江县一般做到耘草三次，施肥二次。粤东区潮安县农民今年晚稻所施的肥料，比解放以前三年合起来还要多；现在禾苗已长三尺多高，农民们为了保育禾苗，使稻根长得深，禾秆长得硬，以防止倒伏和增加禾苗的抗风抗水能力，正在进行排水灌水工作。廉江县农民反映：今年晚稻不但比去年晚稻好，就是数十年来也没看见过。
（吴尔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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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地质工作的面貌
——中央地质部二四一队访问记之二
范荣康
我们坐在二四一队副队长严坤元的屋子里，这屋子很小，也很矮；它既是这位地质工程师的办公室，又是寝室，自然，吃饭和接待客人也不得不安排在这间屋子里。
这是八月里的一个早晨，太阳早就冲散了游荡在草原上的晨雾。晚班的工人刚从钻机上下来，地质工作者、测量工作者和物理探矿队的同志们已经出发了，修配间里连续不断地发出机器转动的声音，划破这草原上大队人马出发后的冷静。
严坤元处理了一些事情，缓了一口气，挨着我们坐下来，解释说：“苏联专家柯罗特基走以前，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错误，因此，许多工作要重新布置。”
要谈二四一队地质工作中的这些错误，以及由于柯罗特基及时的指示，二四一队将怎样重新考虑他们的地质工作，就不得不谈起二四一队这三年来的发展和成绩，特别是不得不谈起这位地质工程师，这不仅因为他是三年前最早来到这草原上的，更因为他是二四一队主要的地质工程师。
严坤元从事地质工作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在很长的时期里，他只是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单调的生活。春天里，背上布袋，拿着锤子，带了几个大学生默默地出发了。到寒冷的时候，回到室内整理一下材料，写一篇报告。第二年又出发到新的野外去。没有别的勘探方法来证实他对矿体的推断，事实上也没有需要去证实它；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矿区什么年头才能够开采。
十几年的功夫就这样过去了，严坤元没有想到这一生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变化。可是，一九四九年，人民的中国诞生了，新中国给地质工作人员带来了新的任务。
一九五零年，严坤元带着一批大学生来到草原上。这一年冬天，许多人认为这段工作已经结束了，一九五一年他们将到新的地区去。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国家对地质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地质工作为工业建设提供准确的资料。严坤元等一九五零年的工作距离精确的计算矿量还很遥远。他们只走了第一步，而必须继续走下去。
这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他们始终工作在这个草原上。地质工作的面貌改变了，人数是几十倍地增加，单是地质科就有一百人左右，除了地质工作者，还有操作着数十台钻机的许多工人，物理探矿队，化验室，以至修配间，汽车队。二四一队是一个巨型的综合勘探队了。摆在严坤元面前的，已不是一个布袋，一把锤子和三两个学生，而是一个近代化的联合兵团。要把这样大的队伍组织起来，在实质上改变地质工作的面貌，这是万分艰难的任务。
严坤元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苏联地质勘探工作的经验介绍到中国来是很迟的。我们在开始工作的时候，确实有单干思想，各搞各的。因此，一到要把各种勘探工作组织起来就难了。”
在最初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地质工作者是不大关心钻探的。说起来，钻探是为了证实地质工作者对矿体的推断，是计算矿量的主要资料，地质工作者应该从钻探资料里来证实和丰富自己对矿体的推断。但在最初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地质人员去和钻机联系。地质人员不看记载钻机钻入地下的情况的班报表，不检查岩心长度，不追查余存的岩心，岩心位置错了也没有办法。由于不关怀钻探，就无法从钻机的各种反映来判断地下的情况。例如：漏水，或者是岩心采取率特别低的地方，是不是有断层呢？钻进速度突然变化了，是不是钻头已穿过一种岩层进入另一种岩层？这些重要的地下情报，没有人去研究。根据很少很乱的岩心绘制的柱状图有多少代表性，也没有人过问。
那时候，地质人员是这样想：“钻探是钻探，是工程问题，和我们关系不大”，被分配去作看钻工作的地质人员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学术意义的工作，是“大才小用”。到了去年八月，经过苏联专家的指导，才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但也只是每部钻机开钻的时候，由地质人员向工人讲解一下这个钻眼可能遇到的地质情况，甚至连每个钻眼的意义及其在计算矿量中所起的作用都没有交代清楚，以致布置在矿体边缘，目的是决定矿体零点边界线的九眼和十三眼的工人，在仅钻到很薄的矿层后，就认为这两个钻眼是浪费了。一直到今年年初，在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上学习了苏联经验后，二四一队地质科成立了看钻队，才真正开始着手改变地质和钻探的脱节现象。看钻队拥有一大批实习员和练习生，组成几个小队，分别负责联系各个钻机。
从这方面说：二四一队的地质工作者体现了他们工作的目的性，但地质工作的目的性并不只表现在这方面，它贯穿在整个地质勘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上。这就是苏联专家柯罗特基对二四一队提出的主要意见之一。
拿西矿来说，最初，二四一队地质工作者看见西矿的露头很少，浮土覆盖层很厚，对地下是否真的有矿是没有把握的。因为这样，今年他们把物理探矿队请来了。物理探矿队用磁力探测的方法发现西矿有一大片磁性很强的地区，除了磁铁矿，一般的岩石是难有这样的磁性的。物理探矿队推断，西矿可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磁铁矿区。可是，二四一队的地质工作者没有重视物理探矿队的这个发现，他们在部署西矿的工作时，把物理探矿队的推断搁在一旁，并错误地要求西矿今年就进行矿区勘探工作，测制二千五百分之一的地质图，并把钻机安在露头附近以求露头处的矿量。柯罗特基指出：这个部署完全错误了，西矿还没有具备矿区勘探的条件，它还只能做矿区普查，钻机不应该安在露头附近，而应该安在物理探矿队认为磁性最强的地区，以证实物理探矿的推断，而二千五百分之一的地质图在这种露头很少，没有钻探资料的情况下是无法测制的，应该制的是一万分之一的地质图。
西矿地质勘探工作部署的错误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它说明地质工作的目的性不应该只是一个找寻矿床的良好愿望。在这个总的目的下，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应该有一定的步骤和不同的要求。否则，是难以达到精确计算矿量的目的的。正如苏联专家所说：“地质勘探工作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但如果认为它非常玄奥，那也是不对的。苏联地质勘探工作的程序以及分级计算矿量的方法正是一条康庄大道。
柯罗特基不仅指明了西矿地质勘探工作的道路，而且对主矿、东矿和整个矿区的地质勘探工作提出不少意见。二四一队考虑到按一定比例的距离布置排钻线，却没有考虑到每一个钻眼究竟在整个勘探工作中起什么作用，以致在矿体很厚的地方钻眼的距离和矿体很薄的地区是一样的，这就造成排钻线应该密的地方很疏，应该疏的地方很密。主矿的工作做了不少，可是今年的计划里却没有二千五百分之一的地质图，主矿地质上的许多问题没法搞清楚。柯罗特基又指出：把力量集中在已知矿区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长时期内视线一直那样狭小呢？为什么不抽出一点时间去作大区域的普查？难道这样大的矿是完全孤立的，不可能再向别处发展？
柯罗特基的询问使大家感到无限喜悦，多么深刻的启示啊，它产生一种力量，鼓舞大家循着新的方向前进。
二四一队的这些错误和缺点，造成这样一个情况：三年来做了许多工作，收集了许多资料，但由于工作的零乱、局部，和缺乏对资料的研究整理，地质工作者对这个矿区的认识还停留在最初的水平上。依然是那样的话：“矿很大，很有希望”，可是究竟有多大，质量究竟怎样，矿区构造、矿体情况、矿床成因有没有别的可能，谁也答不上。
严坤元和我谈话的时候，柯罗特基早已离开了二四一队了。可是，严坤元告诉我的还是柯罗特基的指示。工人们也常向我们谈起柯罗特基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
但是柯罗特基不仅熟悉地质，也不仅熟悉钻探，他对物理探矿看来也懂得不少。他指示物理探矿队要进一步使用电阻仪，在西矿测验浮土覆盖的厚度和了解地下的构造情况，他还建议用电测井的方法，在岩心采取率特别低的钻眼里补测地下的情况。柯罗特基一再询问二四一队是否勘探过各种炼钢的熔剂。他说：“没有这些资料，工业部门是没法作开采设计的。”他又曾几次问严坤元：“如果将来这里建设一座十万人的城市，你从那里供水？”看来，柯罗特基对城市建设也考虑得很周到。
这些推测加在一起，就使人想起苏联所一再强调的地质工作的综合性。
谈起综合性，严坤元摇摇头说：“我们在这方面更差，柯罗特基去年就在这方面向我提过几次意见，我体会不深。石灰岩是发现了，并没有去勘探，数量、质量都没有搞清楚，而且老实说，炼钢的知识我也懂得很少。水文地质也是这样，专家早提过，我们没有做，也不知怎么做”。隔了一会，他说：“今年要着手做了，没有这些资料，年底以前报告送交不出去的。”
我离开二四一队的时候，二四一队地质科正结束了为期五天的思想总结。这次思想总结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迎接新的任务。这总结的最后一天，严坤元报告了根据柯罗特基的指示所拟订的新的工作部署和新的组织分工。
他们将在改变地质工作的面貌中取得新的胜利。(附图片)
地质人员在草原上工作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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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钢各厂矿增产节约竞赛正在深入开展
部分单位不注意结合中心工作收效不大
鞍山钢铁公司各厂矿在增产节约竞赛中，继续进行建立与健全责任制的工作，进一步贯彻作业计划，努力争取超额完成增产节约计划。
增产节约竞赛展开以来，凡是认真研究了过去的生产情况，抓住关键问题，加强中心工作，充分地发动了群众的厂矿，增产节约竞赛开展得比较迅速、深入。但是，有些厂矿虽然发动了群众，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抓住了关键问题，但不知如何加强当前中心工作，因此增产节约竞赛不能迅速地深入下去。个别厂矿领导干部心中无数，算账时间长，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增产节约竞赛开展得很迟缓。如初轧厂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中修工作以后，领导干部才进行增产节约竞赛的准备工作，到九月十九日还只是工段干部进行了讨论，大部分职工尚未进行讨论。领导干部在布置增产节约工作时也没有明确交代工作方法和步骤，使职工没法着手进行。
目前，鞍钢各厂矿增产节约竞赛还普遍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一、部分干部对继续贯彻作业计划、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工作与开展增产节约竞赛的关系认识不清楚，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因而影响了工作的进展。化工总厂竞赛开展得比较迅速，但由于和中心工作脱节，结果还是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二、部分单位没有充分发动技术人员和职员参加到竞赛中去，没有针对他们的特点提出具体的要求，因而没有很好地发挥技术人员和职员的作用。
三、部分单位忙于开展增产节约竞赛，忽视了保安工作，因此最近发生了不少事故。如碎铁厂、选矿厂在竞赛中竟发生了人身事故；炼铁厂的机械设备最近也经常发生事故，这对贯彻作业计划和开展增产节约竞赛有很大的妨碍。
四、最近部分单位只注意找废品、清理仓库等次要方面，忽视从增产和降低消耗定额等主要方面来增产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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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第一台高压变压器试制成功
我国第一台一万三千五百仟伏安、十一万伏特型的高压变压器已在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
这台变压器有四十八吨半重，是在苏联专家那卓列夫斯基的指导和帮助下，按照苏联标准设计和试制的。用这种变压器三台连在一起调整电压的话，调整后输送的电量，可以够十二个拥有三千工人的工厂生产用，也可以够三个三十万人口的城市照明用。
这台变压器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电气工业的飞速进步。担负这一试制任务的沈阳变压器厂的职工们骄傲地说：“解放初期，我们作的变压器是五十仟伏安的；去年最大的也只有五千仟伏安；今年——国家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我们就能够试制成一万三千五百仟伏安的变压器了。”参加这台变压器试制的工人，事先都主动找科室技术人员检查工具、研究图纸。接着各小组、工段、车间都展开了热烈的竞赛，所以试制得很迅速，八月底接受任务，九月二十五日就试制成功。 （新华社）(附图片)
工人们正在安装大型变压器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全厂职工向毛主席写的捷报信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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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产节约的道路
周作新
沈阳水泵厂最近制订增产节约计划时，决定再为国家多生产四百三十二台水泵。这个庞大的数字，不是靠增加设备和人力，也不是靠加班加点突击，而是从不断改善管理中发掘出来的。
沈阳水泵厂一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了依靠改善管理发掘潜在力量进行增产节约的正确方法。他们首先研究目前计划管理上的缺点，发现：第一、半年来全厂学习和创造的先进经验很多，好多工种半成品产量提高了很多倍；但成品增加得却不多。第二、生产上的间断工时很多，停工待料的现象并未根绝。从这两方面来看，显然是过去的作业计划还订得不够正确，执行得也不够彻底。因此他们决定从检查作业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去进一步挖掘潜在能力。
检查的结果证明这两方面都有问题。首先，在编制作业计划中，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工人的创造性。工人在工作中时常创造或学习了新的操作方法，于是旧的作业计划就往往全被冲乱了。当然，所谓新的工作方法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在全厂出现，而往往是出现在某一部门或某某一个部件上。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指挥部门应当及时迅速组织其他部门赶上前去，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先进经验被不起作用的作业计划及落后的部门扼杀了。
过去作业计划的缺点还不止此，最糟的是编排得不对头。举个例子：本来生产“护管接头”这个部件的工序应该是先加工，后挂乌金。但是作业计划把挂乌金的日期排在加工的日期前边。于是挂乌金的工人只好停工。类似这样间断工时的现象很多。
缺点还不止此。作业计划应该是把全厂有关生产的工作组织在一起，但是他们的作业计划却只有生产工序的排列；工具、材料供应只靠口头约定。虽然工具、材料部门自己也有供应计划，但不能适应生产上的新情况，于是停工待料现象也就常常发生。
因为作业计划本身不健全，所以执行时也就发生了问题。比如，他们在作业计划上没有细致地排列工序，因之工人在接受一批任务后，自己愿意干哪样就干哪样，结果先用的部件没做，后要的部件已经生产完了。这样一来，上旬松，下旬赶的情况就出现了。二月份，作业计划规定头六天要装出水泵七十八台，但实际是个零，最末一天计划是二十五台，实际却入库了一百一十七台。
这就是此次检查出来的主要问题。
找着问题的根源，就等于把问题解决了一半。过去既然是作业计划编制得不合理，那么这回还得从这里着手。全厂提出了一个口号：“提高作业计划的质量”。同时制订了一项编制作业计划规程和一项提供编制作业计划资料的制度。鉴于以前由生产科一手包办编制计划有那些缺点，这回改成两段编制法，就是先由生产科下达生产指标，车间计划员根据指标和本车间的技术能力、劳动力情况、设备检修日期及其他新的因素等等——这些情况车间要比生产科熟悉得多——具体安排作业日期，然后交到生产科平衡，成为月的作业计划。当然这样的计划是比以前进步多了，但是机器工业本身的千变万化情况也不是这样的计划所能控制得了的，所以他们又规定了各车间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定出三日计划、五日计划、十日计划。这个计划基本上可以应付车间里所有的新情况，不致被突然因素所冲破。在执行方面，他们又规定了每一批部件都必须由调度人员签发“工作票”，这样基本上就可以控制住在制品的流转，保证了均衡。
与此同时，作业计划也不再限于工序的排列了，材料、工具部门根据月的作业计划也订出自己的供应计划来。
现在他们已就这些改革在第四车间进行了试点。试点的结果证明，这样做，工作效率确是大大提高了。根据这一成功的试验，和工人们技术水平提高的新情况及下半年产品渐趋单纯等有利因素，他们制订出再增产水泵四百三十二台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是有根据的，虽然不算轻松，工人们还是十分拥护，决心要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在最近短短的几天中，该厂工人们为实现这个计划，又找出了二百个窍门，订成自己小组的措施计划，保证尽一切力量实现新的先进的作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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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省民族贸易有很大发展
西康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据一九五二年调查，计有藏、苗、回、摩些、黎苏、古宗、水田等族。各少数民族人民，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因为交通不便，商旅运输困难，许多土特产及畜产品，都找不到销路，藏民所需要的茶包，彝民所需要的土布、食盐，经常无人供应。
一九五○年西康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建立和发展贸易机构，目前，全省民族贸易分支公司和营业部共有四十个，较一九五○年增加七倍，贸易工作干部由一九五○年的五十七人，发展到目前的一千一百一十六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经过培养由四人逐渐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人。三年来收购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虫草、贝母、麝香、知母、大黄、猪鬃、牛羊皮等土特产品总值九百九十七亿元，供应茶包、土布、宽布、食盐、农具、铁锅等生产、生活资料总值一千六百零八亿元。其中仅茶包一项，三年来便供应了藏区一百二十九万包，一九五二年即供应四十二万七千包，超过解放前每年供应量的
一倍多。在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指导下，少数民族地区土特产品交换外来必需品的比率已大大提高。如一九四九年康定羊毛每担仅能换茶三包，现在可以换到八点九七包，较解放前增加近两倍。一九五○年彝区昭觉牛皮每担仅可换食盐十五点六斤，今年七月份可换到一百一十七点三斤，较解放前增加六点五倍，同一时期内羊皮每担换盐量已由二十二斤增至二百一十一点五斤，较解放前增加八点六倍。这对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藏民们说：“毛主席是我们的活菩萨，他来了后我们的生活就变了样。”
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国营公司在一些城镇建立了初级市场和发展重点市场，并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做生意，发展民族商店。现在彝区的昭觉和藏区的甘孜两个重点市场已逐渐培养起来，上半年虽非土产旺季，但每日都有四、五百人赶场，每天营业额也常保持四千万到七千万元。其他地区如金阳、喜德、普雄、四开等地的商业亦在不断发展。藏区木雅、八美、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等公路线上，现已有藏、汉商一千三百零二户，喇嘛寺已改变了过去坐在庙内等生意的习惯，参加了混合市场进行交易。国营贸易公司通过与喇嘛寺订定预购赊销合同进行领导，业务逐渐发展，对沟通康藏贸易，和活跃藏区经济起着重大作用。
（西康省人民政府商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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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自治区康定县商业日益繁荣
康定位置在康藏高原上，在二郎山和折多山中间，周围群山环抱，形势险要，是康藏交通的咽喉。它和雅安、西昌同为西康省三大城市之一，现今是藏族自治区政府所在地。
康定自清朝康熙年代起，就是藏汉贸易的集散市场。经营藏区虫草、麝香、皮毛、药材等土特产的藏商，经过理塘、德格、甘孜一线，翻越四千多公尺的折多山前来康定，与翻越三千多公尺的二郎山、大象岭前往藏区经营茶叶、食盐及部分百货的汉商，每年在康定会合进行集中交易。
解放后，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民族贸易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和民族贸易，在国营经济积极扶助下，康定的交易一天比一天地活跃起来了。
康定国营商业的发展，对改善藏族人民生活具有重大影响。一九五○年该地只有一个土产公司。为进一步满足广大藏区人民需要，一九五一年增设了百货公司，一九五二年又增设了粮食、茶叶、畜业三个公司。因此，国营商业在当地公私销货额的比重也随之增长（由百分之十五点七三增至百分之四十六点三八）。市场交易中的主要货品——茶包，自一九五一年开始，已全部由国营贸易掌握供销。国营公司对藏民茶叶的供应，一九五○年为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市担，一九五二年就增至七万三千二百零五市担，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藏民所需的其他百货、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连茶叶在内，三年来总计供销一千零二十九亿四千余万元。同时，对藏区的麝香、知母、虫草等土特产，国营公司亦积极展开收购工作，收购额达四百九十八亿元。由于国营商业购销业务的发展，藏区的土特产价格也逐步趋于合理，解放前康定羊毛每担仅能换边茶三包，解放后每担则能换边茶八包半，解放前每百斤知母换边茶二十二包，解放后，到一九五二年即可换边茶四十四包。与此同时，藏民所需的茶、油、布、食盐等日用必需品价格则逐年降低，一九五二年日用品较一九五○年降低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三十二。这样就使藏族人民的生活大大得到改善。
康定私营工商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三年来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全县私营工商业，一九五○年有六百六十六户，资本总额为八十四亿七千万元；一九五一年为七百六十九户，资本为一百零一亿五千万元；到一九五二年已增至九百二十六户，资本为一百零八亿六千余万元。私营工商业中，私营商业有六百六十余户，资本为九十四亿八千万元；其中藏商四十八户（多经营“锅庄”业），拥有资金占全部私商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七。
随着民族团结的加强和藏区交通的发展，活跃了商业，刺激了农牧业生产，广大藏民的购买力也相应提高了。过去藏民很难吃到茶叶，常以野叶代替，即或有了真茶也煮熬多次，“有钱人煮三次，无钱人熬七道”，现在人人都可以买到茶叶吃了。过去一般藏民买不起布，牧民经常不穿裤子，现在大部分牧民都买布做衣服穿了。根据康定木雅区三个保的典型调查：藏民农牧业、土特产业及其他副业的收入，逐年都在增加，一九五二年收入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九点六。藏民每人平均购买力，一九五○年为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一十九元，一九五一年为二十八万元，一九五二年则上升为三十二万八千二百七十一元，比一九五○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多。藏民白丐喜若，解放前在喇嘛寺看守庙宇，无土地房屋，一家四口，终年吃不到茶叶，解放后开了将近二十亩荒地，新盖了房屋，收入增多，生活改善，一九五一年一家吃茶叶八十一斤，但到一九五二年吃茶叶就增加到一百一十七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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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为少数民族服务的贸易公司
方承杰
青海玉树贸易分公司为了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结合当地民族生活习惯，大力收购了农牧民土、特产品，充分供应了农牧民日用必需品，有力地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玉树贸易分公司为了便于牧民购货与出售土产，除了在玉树、称多、囊谦等地设立固定贸易机构外，并配备干部二十多人，组织格吉、优秀、喀啦、念错等六个流动小组，携带价值三十五亿元的布匹、百货等，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中旬出发，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先后返回。流动小组曾走遍玉树县格吉六族，优秀四族，囊谦县中坝、苏芥、东巴、邦查、巴钦五族，和称多县上下念错、白日麦麻、白日多麻、休麻、喀啦六族所居住的地区，最远的如江羊扎西、雅拉等地离分区所在地的结古市有一千多华里，最近的也离结古市三百多华里。流动组每到一个地方，经常召开群众座谈会，宣传贸易政策，介绍商品品种，直接与广大牧民进行了物资交换。在这九个多月当中，共推销土布、大布、西康大茶、青稞及其他百货等，价值三十三亿多元。收进广大牧民所生产的羊毛、各种皮张、虫草、麝香、知母及其他土产等总值三十九亿元。由于流动贸易组公平交易，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例如称多县白日多麻爬囊加说：“香日得（都兰县地名）来的私商谢世森，在我们这里是看面子作买卖，贸易公司来了，不管穷富，要买什么都卖给什么。”因此他把八百斤羊毛全部卖给流动贸易组。并对贸易组说：“明年你们早点来吧，我一定想办法把我们的土产全部卖给你们。”
由于贸易公司大力深入牧区进行收购工作，使牧民的土产找到了广阔的销路，因此购买力也就跟着提高。从玉树分公司的销售情况就可以看出：一九五二年销售额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三百二十六点六四。从牧区工农产品交换比例也可以看出：解放前一百斤羊毛只能换西康大茶二包半，到了一九五二年每百斤羊毛可换到西康大茶十包，大大地刺激了牧民生产情绪。一九五一年向外输出的羊毛，比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又增加百分之七十点一四，因此牧民生活一天一天在改善。解放前，大部分人终年吃不上茶叶，现在都吃到了茶叶。过去帐房牧民根本没有见过炒面，现在过年过节都吃到了炒面，还有钱买布匹做衣服。正如结古市和平路一位老太太说：“解放前土产不值钱，我们全家终年劳动，还是吃不上、穿不上，有时还要遭受马匪打骂。解放后，毛主席来了，土产有了销路，今年我们不但天天能吃上炒面，喝上茶叶，而且每人做了一件新褐衫，给二个小孩每人做了衬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