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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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周年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发表告人民书
【新华社柏林五日电】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四周年纪念日就要到来的时候,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三日发表了告德国人民书,追述四年来建设新德国的成就,并指出东西德的德国人民将来进行斗争的道路。
告德国人民书说,“我们的斗争与工作不是容易的,但是获得了成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是正为加强和平、建立国家统一进行坚决斗争的工人与农民的国家。”
告人民书中感谢苏联政府与人民给予德国人民的慷慨帮助,使民主德国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共和国,以更大的速度执行政府的新方针,并获得更大的成就。
告人民书继续说:“我们要以加紧努力、争取实现‘德国人在一起商量’这一民族要求的精神来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四周年纪念。只有通过协商,才能成立以举行自由、民主的全德选举为基本任务的全德临时政府,从而为建立一个统一、爱好和平、民主、独立的德国创造先决条件。”
谈到今后的任务,告人民书号召共和国全体人民加紧努力,以加强民主政府,并成功地、迅速地完成经济计划。告人民书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争取和平与德国的民主统一的堡垒,因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粉碎阿登纳与美国垄断资本的战争计划的最好保证。”
告人民书谈到成功地执行和平建设的五年计划时,对表现了爱国主义与劳动纪律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致敬,并说,“这使得有可能通过增加消费品生产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多次降低物价并提高工资。没有危机和失业的共和国的人民经济,比垄断资本统治的经济要优越许多。……随着新方针的进一步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渐渐成为一个统一、民主的德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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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格罗提渥撰文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
【新华社五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四日讯:为庆祝十月七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四周年,苏联“消息报”发表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的文章,题目是:“德国人民爱好和平力量的堡垒”。
格罗提渥写道,过去四年给予德国人民很大的教训。国际关系的发展说明:只有德国以和平方式统一起来,变成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只有它通过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合作,在平等基础上取得它在欧洲的地位,欧洲的和平才能维持与巩固。
格罗提渥谈到民主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指出这个政策过去与现在一贯是促进共和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的政策。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六月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建议采取的新方针,是继续增进人民幸福的政策。
他说:新方针的实现将使德国人民当前的历史任务——和平统一德国——能更容易和更迅速地完成。格罗提渥指出,苏联给予德国人民的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使得德国人民能够快得多地实现新方针,并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变成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
格罗提渥接着谈到苏联政府九月二十八日致法、英、美三国政府的照会,他指出,这个照会再一次生动地表现了苏联一贯的和平政策及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真诚愿望。
格罗提渥指出,西方国家以及它们的走卒阿登纳的政策阻碍了德国问题的迅速的与和平的解决。阿登纳的计划是一个复活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它的目的是要建立美德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军事同盟、恢复西德战争工业、并建立一支德国侵略军作为新的世界大战中的突击队。
他说:阿登纳能够在西德继续当权下去的事实,丝毫也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同意阿登纳的侵略方针。相反的,德国人民迫切地希望他们的国家统一,希望和平。谁要是反对德国人民的崇高民族努力,他就早晚会被人民的愤怒打倒。
格罗提渥最后写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将继续加强共和国,作为德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与和平的斗争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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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击破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营场阻挠解释工作的阴谋
我方愿协助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修建解释营场
【新华社开城五日电】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代表团五日发表公报如下:
朝鲜停战双方向一切依附其本方的不直接遣返的战俘所进行的解释工作,由于美方在修建解释营地的工作上继续采取极端无理的拖延态度,迄今尚未开始。
关于解释营地的修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早已要求双方按照解释营场的地点与设计尊重解释一方所提要求的原则加紧进行。朝中方面已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上述要求,在美方所指定的地点,按照美方的设计,修建好供美方使用的解释营场之一切设备。但美方则迄未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要求,在朝中方面所指定的地点,按照朝中方面的设计,开始修建供朝中方面使用的解释营场之任何设备。为使解释工作得以迅速开始,朝中方面在九月三十日曾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建议可由美方在朝中方面所指定的地点先行修建最必要的设备,包括二十个解释帐篷,这是完全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搭好的。但美方连这些极简单的设备,也拖延不着手修建。不但如此,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十月四日所发表的公报,美方甚至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表示,它尚未确定是否愿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要求承担其修建解释营场的义务,而且声称即使它决定承担此项义务,也要在承担此项义务的七天以后,才能搭好二十个帐篷;并须在决定承担此项义务的四个星期后,才能修好整个解释营场。这种明目张胆的拖延手段,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目下美方正一面拖延解释营场的修建,使解释工作无法开始。一面又无理主张解释期限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即须结束。美方完全了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有责任保证解释代表在九十天的时间内向战俘进行解释的权利以及战俘在九十天的时间内听取解释的权利。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曾于九月二十四日确定了解释工作推迟开始则解释期限亦应顺延的原则,并曾两度要求美方同意这一原则。如今美方既不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要求,加紧修建解释营场,又反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关于解释期限顺延的决定。这显然是为了要缩短解释期限,侵犯解释代表进行解释以及战俘听取解释的权利,并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无法履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所赋予该委员会的职责。朝中方面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请求,按照美方提出的全部要求所修建的解释营场,已在十月五日正式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看管部队接管。鉴于美方悍然不顾停战协定的规定,公开表示拒绝承担修建解释营场的义务,以无限期拖延此项修建,朝中方面已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自行负责解决此项修建问题。朝中方面并表示在此项修建工作中,朝中方面愿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供一切必须的协助。由于美方一再阻挠而产生的解释期限的推迟,必须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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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方极力阻挠对战俘进行个别解释访问
证明美方害怕战俘表达要求回家的意志
【新华社开城五日电】本社特派记者吴敏报道:美方反对遣返组组长汉布伦写信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制订的“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提出所谓抗议。
汉布伦在他的所谓抗议中攻击“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违反”停战协定中关于战俘问题的原则,但是提不出任何可以成立的理由来支持他的指责。汉布伦的中心论点是认为“这些规则的用意……不是允许他们(战俘)充分而自愿地自由选择处理办法”,也就是说,美方最关心的是所谓“自由选择”问题。
但是,人人都知道,“自由选择”首先是要使战俘有回家的自由,有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的自由,而要真正保障战俘在其遣返问题上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首先就必须解除特务分子对战俘的意志和人身的控制,必须终止美方特务在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营场中的恐怖统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二日发表的声明中就曾经指出战俘营中极不正常的状态,它说:“战俘在接收工作进行时无疑已分组组织好了,这种组织形式在现在的战俘营中仍旧保留着。在被印度部队接收以前战俘中间所有的领导分子现在仍继续对战俘行施影响,战俘遭受着很大的压力,有时这种压力是暴力行为。这便是本委员会今天面临的问题。”但是汉布伦在厚着脸皮大谈其“自由选择”的时候却避而不谈战俘营中暗无天日的特务统治。从汉布伦的论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似乎让战俘摆脱特务的控制而在中立国代表和解释人员面前自由表达他自己的意志反而是“威逼”,而听任美方特务剥夺战俘听取解释和表达遣返愿望的机会并任意迫害战俘,倒是尊重了战俘“自由选择”的权利。
人们要问:在汉布伦强词夺理而又不能自圆其说的抗议背后,在所谓“违反”“自由选择”原则的指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不可告人的真实意图呢?汉布伦不敢直说。但是,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制订的“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公布以后,美方通讯社对此已有过透露:美方最害怕的就是“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中对战俘进行个别解释与访问的规定。在公布“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的九月三十日,美联社和合众社都报道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极力反对“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中关于
“个别谈话”的规定,合众社说,这一规定是对于联合国军方面的“打击”,美联社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对于规定可以个别地和战俘谈话的规则深为忧虑”。
美方“忧虑”些什么?害怕些什么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美方唯恐由于进行个别解释,美方指挥下的国民党匪帮和李承晚匪帮的特务分子就会无用武之地,战俘就会由于摆脱了特务分子的监视而自由表达其要求回到祖国的意志,而美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拚命制造的战俘“宁死不愿遣返”的骗局就会随着而彻底破产。因此美方一贯表示坚持战俘应“成批地”在特务分子的严密控制下听取解释。
美方拚命反对对战俘进行个别解释的办法,恰好证明美方作贼心虚,十分害怕战俘能自由表达要求回到祖国的意志。美方自称在对我方战俘进行强迫“甄别”时曾经个别地征询战俘关于遣返的意见,但是,今天在有中立国代表和战俘所属国家代表参与的公开场合下,在战俘可以完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战俘进行个别解释,美方却恐慌万状地提出毫无道理的反对。美方的这种行径除了进一步暴露它利用强迫“甄别”以扣留大批战俘的真象以外,还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么?
汉布伦唠叨不休地谈论战俘“选择”的“自由”,他所要求的不是战俘免于特务恐怖统治和行使遣返权利的自由,而是美方特务胁迫战俘不让其行使遣返权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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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的控诉
吴明
八月五日到九月六日,敌我双方进行了应予直接遣返的战俘的遣返工作。现在,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已有六千多名返回祖国怀抱,但仍有约一万四千名不能直接遣返。这就是敌人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这一万四千名左右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可以从归来的被俘人员的控诉材料中看得很明白。
一九五二年四月敌人对战俘的“甄别”大屠杀前,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绝大部分囚禁在巨济岛——这个不满三百平方公里的“死亡岛”上。其囚禁情形大致是这样:第八十六号集中营约八千四百余人,第七十二号集中营约七千七百余人,第七十号集中营约一千五百余人,第七十一号集中营约二百三十余人,第六十一号集中营(即所谓战犯集中营)约百余人;每一集中营被称做一个联队,下辖大、中、小队。其他被俘人员分别集中在釜山、马山等地。
这些集中营都设置在空旷地上,周围有六道通有电流的高大铁丝网,铁丝网内外碉堡林立,四周站满了持枪实弹的美国兵,并经常有坦克、装甲车往返巡逻,戒备极其森严。入夜,敌人巨大的探照灯在我方被俘人员住的帐篷上来回照射,血红的曳光弹不时从被俘人员的头上掠过,军用狼犬发出骇人的嚎叫。在铁丝网内还密布着许多敌人的警备队员,我方被俘人员不得随便走动一步。到处都可以听到酷刑下的惨叫和呻吟,每个被俘人员随时都可以被拉出去秘密讯问。恐怖笼罩着这个小岛。
被俘人员都挤在一排肮脏阴暗的铁皮营房,或五六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里面仅铺有永远也不更换的腐烂了的稻草,潮湿异常;夏不遮雨,冬不挡风。
被俘人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两小军用碗粗糙的高粱米或大麦和一点盐水萝卜汤。天不明,就被赶起来做苦工。没有苦工时就勒令砸石块,砸碎了往海里填。或者去挖土坑,前边的人挖,后边的人填。
第七十一号集中营全体被俘人员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致该战俘营美军总管雷孟德·劳代大尉的通知书中曾这样写着:“我们被俘以来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在这严寒的冬天,还让我们穿着几件单衣和一条单裤,全体被俘人员都患着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冻坏了腿或患着其他的疾病……。”
敌人经常把被俘人员押去听反动课。上课时四周站满了持棍提刀的敌方特务,任何人不准动。被俘人员对这反动课稍表厌倦即遭毒打,七十二联队一大队三小队的五十余人都在“听课”时挨过打。四大队的李德才及魏林,因听课后拒绝发表反共言论,被打四十余棍,罚“爬下”两个小时。
一九五一年七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敌人为了强迫扣留我被俘人员,曾从台湾陆续调来一百五十余名“具有经验”的蒋匪特务(通过蒋匪驻釜山大使馆大使王匪东原派来的),分别在巨济岛各战俘营担任“教官”和其他职务。七月下旬,从东京受专门训练回来的特务王顺清、王福田、魏世喜、王家悌等人,被指派担任各集中营的联队长、大队长。中、小队长也全部由特务担任。各联队、大队组织了专门打人杀人的刽子手P.G(即Prisonerof war guard之缩写)——警备队。各级特务队长及P.G队员由美军赋予对战俘实行打骂刑罚以至杀戮之权。各小队还设有“反映员”,专门反映战俘的“思想情况”。被俘人员个人之间不准谈话,连大小便都要经批准领牌。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美方宪兵司令部即唆使特务魏世喜、李大安、王有敏等开始进行“刺字运动”,强迫在战俘膀臂上刺“反共抗俄”等字样。敌人宣称:刻了字可以吃“大碗饭”,刻了字不受监视……等等。但没有人愿意刺字。十月间,美军宪兵队来检查刺字成绩并照相时,C.I.C驻岛上机关的一个外号“麻脸上尉”的美军军官大发脾气,限令战俘营的特务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弄出成绩来。此后,所有表示不愿刺字的人都先后遭到毒打。
十一月末,板门店停战谈判快要进入战俘遣返问题的第四项议程时,美军总司令李奇微突然来到巨济岛“视察”战俘营。李奇微“视察”之后,巨济岛各战俘营的美军宪兵、特务、警备队马上忙乱起来。他们公开宣称,刻字要挨个进行,谁也不能避免。接着,每天都有成批的人被提往大队部、联队部或专门刑讯战俘的酷刑室去拷打刺字。被遣返归来的六千余人,没有一个不因拒绝刻字而受过酷刑。被敌人叫成张成元的姜成元(俘号七一六二一九),因拒绝刻字挨过十一次打。敌人最初把他叫到大队部,由一个自称当过蒋匪少校连长的戴瑞祥跟他谈话,要他“向三民主义低头”,赶快刺字。姜成元坚决表示:“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不当叛徒!”特务马上将他按倒在地,一顿棍棒将他打得晕死过去。一连打了几天,但他始终表示:
“我父母在中国,不回中国回那里?”最后敌人用手巾填上他的嘴,将他打得不能挣扎了,然后由特务们把“反共抗俄”四字强刺在他身上。姜成元声嘶力竭地喊着:“你们刺了我的肉,刺不了我的心!”敌人用皮带抽打他的脸,打得嘴张不开了,眼看不见了,全脸都肿了,至今仍伤痕斑斑。但他仍坚决要回祖国,不去台湾。敌人见刺了字他还不服,就把他剥光衣服,和另外两个遭受同样毒打的被俘人员悬在一间屋子里。一星期以后才被放回来。姜成元拖着沾满血的身体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了个刀片刮身上被刺的字。难友们见他身体不好,劝他暂时不要刮,说:“你刮了敌人还要给你刺。”他说:“身上带着这些字,比什么都痛苦。”他咬着牙自己刮。才刮去两个字就晕倒了。难友们救醒他以后,他继续刮,并告诉其他难友:“是我的同志,就趁我再晕过去的时候替我全部刮去。”又说:“我为了我不可更改的意志,还准备忍受更多的痛苦。”
二十一岁的李金川因坚持不让刺字,敌人把他拉到酷刑室用帐篷杆打他,打断十八根帐篷杆,全身没有一块好肉了。在这个酷刑室里,他受了一个多月的刑。
像姜成元、李金川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敌人刺了字,他们刮,刮了再刺,刺了再刮,有的竟被刺字到四次以上,臂膀被刺得全是伤疤。有的不刮,就割开自己皮肉敷上些药粉,使那块带字的肉慢慢地烂掉。
“刮字”在战俘营称为“洗辱”。许多人一边刮、一边痛骂敌人。许多人为了抗御疼痛,就高唱祖国国歌。
在一个风雨交集的夜晚,七十二联队有四个因不肯刺字而被打得半死的被俘人员被拖回帐篷。他们愤怒极了,在自己被俘时所留下的一件白衬衣上用血写上了“我是中国人”、“我要回祖国”、“中国人万岁”、“毛主席万岁”。这四位同志当夜就被敌人勒死了。第二天,敌人把他们的尸体悬在帐篷外,告诉所有的战俘,说这就是坚决反对刺字的人的榜样。
被拘禁在第八十六号集中营二大队九小队的李怀金,因不堪酷刑的折磨,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上吊自杀了。江国斌被打昏以后,敌人在他身上刺了字。他醒后首先用刀片将字刮去,然后就用这个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管死去了。
在战场上因右手重伤而被俘的李昌顺(俘号七一二○四六),敌人将他的右手锯掉了,但不缝伤口。敌人说:“什么时候刺了字,什么时候缝伤口。”他坚决不刺,那只被锯掉手的臂就慢慢溃烂起来,一直好几个月,最后连右臂也烂掉了。这种情形,在被称为“战俘休养所”的釜山集中营还有很多。
上次被遣返归来的志愿军重伤病人员,有将近十分之一是因为这种刺字的摧残而成为重伤病或残废的。
到一九五二年一月,第七十二号集中营有三千左右的人就这样被强迫刺了字。第八十六号集中营也有近千的人被刺了字。这时,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敌方的所谓“自愿遣返”、“不强迫遣返”等无耻滥言就叫喊得更厉害了。
但是,敌人对于究竟能否达到强迫扣留我被俘人员的目的,仍然没有确切的把握。巨济岛战俘营的一个负责人摩兰一月二十一日苦恼地对合众社记者说:“你只有把他们(指刺了字的被俘人员)的脑袋劈开,才能知道他们现在是怎样想的。”
于是,敌人又想出另一套办法,即强迫被俘人员写血书、染血旗,并假冒被俘人员的名义“签名呈请”不要“强迫”遣返,要求把他们送到台湾。这是采取两个办法进行的。
首先,敌人把被俘人员拉去严刑拷打。打昏了,特务们就用自己的手指蘸着被害者的鲜血,写成字,涂上血指印;或者是用刀尖对着你的胸口,威逼你签上名字;但这种办法收效仍不迅速,敌人就采用另一种办法:干脆由特务包办代替。七十二联队四大队十二小队一个名叫高忠恩的特务,他自己说他一天之中就代签了十三个人名。于是,一份用血写成的有三百个人签了血名的呈请书和一面血旗就出现了。它们被交给巨济岛美军宪兵中校,再由他转呈李奇微。曾参与这次罪恶事件的特务王家悌、刘承汉等,后来在空降我军后方被俘后,也供认了这些事实。
残暴的“刺字运动”一直进行到一九五二年三月。拘禁在特务暴力控制下的第八十六号及第七十二号集中营的被俘人员(约共一万五千余人,占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绝大多数),大多数都被迫刺上了字。到四月份,敌人已来不及强迫一针一针的刻刺,便用烧红了的铁条在臂上烙字。剩下一少部分没有刺字的人,都必须“连环保”。敌人认为那一个人有问题,全保都遭殃。
这时候,敌人所有的宣传机关都叫嚣起来,说这些人将不能被遣返,而要把他们送到台湾交给蒋匪。战俘营的特务头子王顺清、应祥云、王福田等,在美军当局的指示下,也得意忘形地公开向我被俘人员宣称:东京已许诺了他们:带走(指带到台湾)百人当连长,带走五百人当营长,带走万人当师长。
敌人更进一步地威吓被刺了字的人员,说:“联合国军最忌恨反复无常的小人。你们都刺了字,要是再生二心,就绝不相容。”“你们都刺了字,都成了共产党的叛徒,要再回共产党,共产党一定要杀你们的头!”“你们都刺了字,现在有什么脸面去见你们家里的人?好好地跟我们去台湾,将来反攻大陆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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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起,板门店谈判战俘遣返的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休会两周。
四月六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奉命对朝鲜停战后释放并遣返全部战俘问题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这个声明明确地指出,在敌人对战俘残酷迫害与屠杀之下,我被俘人员曾被迫在身上刺下反动字样或被迫写下反动血书,这些行为并非出于战俘自愿,不能由他们负责;并表示欢迎全体被俘人员回来参加和平建设事业,过和平生活。
但是就在这个四月六日,美国侵略者利用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休会两周的时间,对我被俘人员开始了非法的更加野蛮残暴的所谓“审查甄别”。
这一天的午后一时左右,美军百尔上校代表战俘总管杜德在七十二联队部召集岛上各集中营代表开会,宣称美军将于最近两三日内,对所有的战俘实行“审查甄别”。当场第七十一号集中营代表孙振冠即发言反对这个阴谋,敌上校根本不予理睬,会议开了不到二十分钟即宣布散会。
下午,敌人在各集中营分别进行欺骗宣传,说美军已允许将所有的战俘送往台湾,不愿去的仍要拘禁在集中营,“甄别”时大家当心点……。
同时,巨济岛上所有的宪兵、特务、警备队员全体总动员,组成了庞大的暗杀团,每人皆佩有一把柄上有“U.S.”字样、长约一尺的尖刀。美国军队也增兵加岗,并开来大批坦克。当晚由美军随军牧师伍伯里出面召集特务们开会布置“甄别”的进行,布置对要求遣返者的屠杀。这个被战俘们称为
“野鼠”的特务牧师伍伯里自称是美第八军上校牧师头,曾在中国青岛、上海等地“传教”二十余年,和中国人民有“深厚的友谊”;一九四七年离华返美,一九五○年随侵朝美军来朝鲜,会讲不流利的中国话,五十余岁,八字胡。平时来向战俘们“传教”时就讲:“你们都是上帝的罪人,上帝罚你们在集中营受苦难……。”战俘们恨之入骨。
四月七日,骇人听闻的“甄别”大屠杀开始了。在个别“审查”前,敌人先把所有被俘人员分成大队(每大队约有千余人)带开,周围布满了持刀的特务,外圈有架好机枪的美国兵。特务们先恫吓一阵,然后要战俘表示态度。谁表示不到台湾,就当场棒打。七十二联队三大队有一千三百人,当场拉出来七十八人。敌人问他们愿到那里,他们坚决表示要回祖国大陆。敌人马上将他们捆绑起来,首先对其中二十五个刺了字的人说:“你们被联合国军俘来,美国人不杀你们,你们还想着共产党……。”说着就将一个姓齐的被俘人员剥光了上衣,拖住他那刺了字的臂膀,一刀割下五寸多长的一块肉。接着,二十五人无一幸免,全被割了肉。特务们把割下的肉用绳子串起来示众。那些没有刺字而要求坚决回祖国的,都遭受了棒打,打得遍地血流。这时这七十八人中有十个不敢说要回大陆了。但其余六十八人仍坚持回大陆。敌人便把他们拘禁在厕所里。黄昏后又拉出来打。最后剩下五十五个人仍然坚决要求遣返,都被捆得紧紧地禁闭起来。
其他各大队的情形也和这差不多。如五大队拉出来八十余人,被割肉的三十余人。一大队被拉出百余人,割肉的十余人。
四月七日晚,美军忠实走狗、特务李大安率领大批特务去各大队检查。到一大队时,二话没说,就将十八岁的刘伯涛拉出来,一刀把臂膀上割得露出了白骨头。这个年青的孩子当时就晕倒了。李大安此时把那块人肉在灯上一烧,就放进自己的血嘴里吃起来。边吃边说:“美国人和我明天会餐,要吃人肉饺子。美国人说,你们吃了联合国军这样长时间的饭,要走得先把肉给留下。”
同日晚,敌人继续摧残那些坚决要求遣返的我方被俘人员,把七百多名战俘集中在一个被称为“自由大礼堂”的铁皮房子里——平时这里是美军牧师讲“圣经”和蒋匪“教官”讲反动课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杀人的屠场。外面下着细雨,天黑沉沉地,大礼堂内灯光很昏暗,早就布好了数百个持刀提棍的特务和警备队员。美国大批的宪兵巡逻在礼堂外面。七百多人被分批带了进来,都不准抬头。带进一批打一批,打到不能动弹为止。都带进来以后,又来了一阵集体乱打。地上流满了血,血溅在四围墙壁上挂着的耶稣像和杜鲁门像上。
特务们把二大队的战俘林学甫拉了出来,剥光衣服,由特务头子王顺清亲自审问。每问一句就在林学甫身上刺一刀,但林学甫的喊声愈来愈高:“坚决要回祖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刺到十余刀后,林学甫仍继续高呼。匪徒们气疯了也没办法,就狠命在他身上乱刺,直刺了三十余刀。学甫同志最后的一句口号没有喊完,就惨死在特务们的乱刀之下了。然后,李匪大安上去用刀剜出林学甫的心,挑在刀尖上向七百多个受难的人嚎叫:“看清了没有?这就是你们要回大陆的榜样。明天甄别,那个再表示要回大陆,我先看看他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被称为军官大队的四大队,敌人拉出来一百二十余个坚决要回祖国的人。逐个拷打。拷打的地点是敌CIE学校的教员室。由蒋匪派在集中营的代表李国华、蒋匪巨济岛“六三”支部书记长卢路等亲自审问。杨文华同志被特务们从脚根挨着向上用铁棍打。打了一百多棍,当场毙命。然后,也被挖了心。这时天已大明,美军一个宪兵上尉和一个少校走进来,伸起大拇指,点着头,同声说了两个“OK”!照了几张像。
这一夜,巨济岛上到处都是酷刑下的惨叫声。在第八十六号集中营,当夜被装入麻袋活埋的有三十余人,埋在铁丝网下。这个集中营第六大队的戚忠堂等同志被勒死在一个被称为戏剧班的帐篷里。人类所难于想像的酷刑,像倒悬、串指、火油灌口活活烧死,用蒸笼活活蒸死,沸水煮死等等美国的“文明”刑法,全部用到那些坚决要求回祖国的人身上了。
据被俘人员所亲眼看到的统计(当然极不完全)这次惨遭杀死的有九十七人;被割肉的有三百余人;被打成重伤的有三百四十余人;轻伤在千人以上。
经过这样的“示范”镇压之后,正式的个别的“甄别审查”在八日一早就开始了。
先是将所有的被俘人员都集中在帐篷外,把昨夜割下的人肉和人心用盆盛着,用绳串着,在所有被俘人员面前来回的“展览”“示众”:“看看吧!这就是坚决要求回共产党中国去的人!”
个别“审查、甄别”是这样进行的。四月八日晨,敌人在集中营的周围布置了约两个营的兵力,每个碉堡前都架好机枪,并开来许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把炮口对准战俘。在集中的广场上,搭好了的高大的围幕,分成十个格间,这就是审查室。被俘人员一个个被带进审查室个别受审。在围幕的出口处有两条路:一条通向大门,是坚持遣返者走的路;另一条通向原来的铁丝网,即所谓“拒绝遣返”者走的路。在通大门的那条路口,站满了持刀提棍的特务和警备队,外加美军一个宪兵班。每个在“审查”时坚决要求遣返的人,都必须冲出这条路。
第一批被甄别审查的是八十六联队。头三个手持着划了归国符号的证件从审查室出来的被俘人员,都在这条路上被当场打倒了。后来所有冲出来的人没有一个不遭到刀刺或棒打。许多昨天被打伤的人无力冲出,就被硬拖入原铁丝网。在这样个别“审查甄别”下,当然绝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冲出来。总计八十六联队的八千四百多人,只冲出来一千一百多人。
当日下午三时,七十一联队全体二百三十余人集体反对“甄别”,全部要求遣返回祖国。美国兵开枪打伤了任贵全、孙长青、吴忠孝等三人。
第二天(九日),敌人用更加残忍的办法来“甄别”七十二联队。第一个走上坚决遣返那条路的石振青,被特务们乱刀杀死在路口上了。这一天,七十二联队的七千七百余人中仅有七百余人冲出。当他们冲过那段生死攸关的道路,上了大卡车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见了那些被暴力威逼着走回原铁丝网里的所谓“拒绝遣返”的人。他们向上了卡车的人挥手、哭喊、狂叫,拚命地抓铁丝网,想冲出来。但是,特务们的刀棒把他们打回去了。美国宪兵点着头、狞笑着。
冲出虎口的人,被敌人拘禁在巨济岛当时的六○二号集中营。后来,经他们一再抗议,美方答应于四月二十二日对那些留在原集中营的一部分人进行第二次“甄别”。二次“甄别”前,被“甄别”的人集中在那个杀死林学甫的“自由大礼堂”里,美军的特务牧师伍伯里向大众造谣并警告说:“那些已经刺了字而又坚决离开这里要求遣返的人,被一块冲出去的共产党激烈分子杀死了三百多人,有六十多颗人头挂在铁丝网上,看上帝的面,你们这些刺了字的人再不要坚决遣返了。冲出去的人,将来美军都要用机枪把他们扫射死的。”敌人对战俘的第二次“甄别”,显然是在同样的恐怖下进行的。所以,第二次冲出来的总共只有六百人。
美国侵略军对这次大屠杀事件,封锁消息达四十四天之久。到五月二十日才被路透社透露出来。但是将杀人的数字大大地缩小了,说打死打伤总共不到百人。
五月二十日前后,在釜山被称为“战俘休养所”的集中营里,敌人也进行了同样的甄别屠杀。我被俘人员被杀害达一百二十余人。
后来,敌人将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约共五千人都集中在第六○二号集中营,于去年七月初迁往济州岛,拘禁在第八号战俘营。这些就是现在已遣返归来的人。
那些在敌人暴力下没有能表达自己真正意志的人,约共一万四千人,于四月下旬被敌迁往济州岛拘禁在第二号战俘营。这就是被敌人称为“拒绝遣返”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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