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谷力虹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出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大量印行是我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在过去三十多年以来，我国人民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指导下赢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我们将继续依靠它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战胜法西斯，指导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运动，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新的高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也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学习斯大林的著作，如同他们不断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个学习，中国共产党才茁壮地成长和发展起来。
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三十年前。
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斯大林的著作，便是他的杰出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书的介绍者是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同志和蒋光慈（蒋光赤）同志。我们可以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看到蒋光赤译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即“论列宁主义基础”第六章“民族问题”），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一号上看到瞿秋白摘要译述的“列宁主义概论”一文。此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六期上，也开始以“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实践”为题，分期译载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第一章至第四章。由于这一著作的单行本已于一九二六年初在广州出版，该刊乃停止续载。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期间，斯大林的著作便这样开始通过革命的进步的刊物、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刊物和各种铅印的油印的小册子，公开地或秘密地逐渐广泛地被传播着，指导和鼓舞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白色恐怖，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只有极少数被有心人留存下来。这些书现在已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文物的一部分和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珍贵的纪念品。
从这些纪念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单行本，以及后来这一著作和“论列宁主义底几个问题”合编在一起的单行本，先后在许多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版本传播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科书。在不少场合，这一著作被郑重地出版，例如“新青年社”出版的“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的一九二八年的再版本（初版于一九二七年）的扉页上，就印着“贡献这个译本给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这书还曾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重印，在红色根据地普遍发行，用来纪念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开幕。上述两个著作的合编本，曾于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当时用了“列宁”（世界科学研究会丛书）这一书名。一九三三年二月，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用“列宁主义概论”这一书名重印了这个合编本。这本书用福建土纸印了一万册。
在苏联共产党获得恢复国民经济的决定意义的胜利之后，把苏维埃国家引上新的历史阶段的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当时曾立即被介绍到中国来。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出版的“工人之路”日刊第二一八、二一九期上，和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期上，就都刊载有这一报告的摘要，前者标题为“苏联经济状况与其应行政策”，后者标题为“苏联政治经济概况”。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十六次、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在发表后就迅速被翻译出来。其中“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在当年（一九三四年）便由上海中国书店出版了。
斯大林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著作，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导文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扬子江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译本。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再论民族问题”两文，也在一九三三年译出。在此以前，还有一种辑译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著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出版者是“新青年社”，时在一九二七年。
在上述时期中，斯大林的其他重要著作，也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几个例子。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列宁青年”第一卷第二十三期，译载了“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即“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同年十月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一、二期上，又连载了“苏联工业化与反右倾斗争问题”（即“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
一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译载了“大变化的一年”（即“大转变的一年”）。
一九三○年二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译载了“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学家会议上的演说词”（即“论苏联土地政策底几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二期，译载了“论布尔塞维主义史中的几个问题”（即“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的“青年实话”周报第三卷第三号，译载了“青年团的任务”（即“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一文。
上述书、刊，大都是在严重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出版和发行的。广大革命人民热爱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用各种办法来翻印它。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瑞金中共闽浙赣省委印行的“斯大林论列宁”这一小册子，就是用土纸单面油印的，书末附有斯大林传略。
一九二六年，在苏联出版了斯大林的文集“列宁主义问题”。本书在此后十多年中成为斯大林著作中传播最广的书。一九三四年一月，正当第五次反围攻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瑞金中共中央局出版了“列宁主义问题”（包括斯大林著作十二篇）。这本书是作为庆祝当时召开的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献礼出版的。
如所周知，苏联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中文本，对于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在我国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便大量出版了斯大林著作的中文本，其中包括各种单行本和两卷“列宁主义问题”（一九三五年出版）。这些书在当时反革命的隔离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被输送到中国来，给予中国革命人民以极大的支持力量。
在整个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地在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中传播了斯大林的著作。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在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直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年代里，斯大林的著作更多地和更有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号召下，展开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关于这一点，陈伯达同志在“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的论文中曾经说到：“毛泽东同志有机会宽泛地阅读斯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斯大林的学说，斯大林的方法和理论，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介绍和运用，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广阔眼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帮助我们党有足够的思想力量，可以打败任何反革命和任何阻碍革命前进的敌人。”
抗日战争初期，无论在抗日根据地或国民党统治区，斯大林的杰出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和他的辉煌的文集“列宁主义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等著作，都有了比较完善的译本。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海播种社还出版了斯大林的另一文集“论反对派”。
一九四○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文本在延安由解放社出版（同年在上海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斯大林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版（一九三八年），是全世界共产党思想和政治生活上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毛泽东同志指示全党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这一伟大著作为中心材料。中国共产党人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热情地学习了“联共（布）党史”。
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人以整风运动的形式在全党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等论文都被列为整风文献。全党干部都精读斯大林的这些著作和教言，并对自己的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在整风运动及此后长时期中，这些文件都一再编辑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指针和座右铭。党的各级宣传部和各地党的报纸，从那时起还经常地为解决当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而辑录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有关部分，作为理论指导。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英明预见，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的重要指示，是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这些著作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后，也在党内有系统地编辑出来了。一九四四年七月在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其中包括斯大林的著作二十三篇，以后，解放社又出版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使全党全国人民得以有系统地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党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但斯大林新发表的著作，从一九三九年的“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战后的言论，都能随时翻译出版。党很快地掌握了广播（新华社的成立）和报纸（各解放区报纸的大量出版）这两个有力的武器。斯大林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每一演说、每一文告，都迅速地通过广播和报纸以及印成小册子在全党传播，成为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极重要的鼓舞力量。一九四五年，上海时代社便出版了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这一文集。
在战争的年代里，党始终以极大的努力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从延安到各个解放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各种经典著作都不断地被翻印着。“斯大林选集”的出版，便是这种努力的显著标志之一。一九三九年一月，延安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五卷“斯大林选集”，辑集了斯大林重要著作五十九篇。全书共一千七百六十八页。这部“斯大林选集”在一九四○年又在上海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一九四一年，在战斗的太行地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也翻印了三千册。这三千本书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印出的，全书用粉红色、绿色、黄色、白色等各色油光纸单面印刷，摺成双页装订起来。一九四九年九月，东北新华书店再次翻印了这部选集，分普及本及精装本两种，流传全国各地。这个精装本已是用道林纸来印刷的了。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大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已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全体规模上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了。
还在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同志便号召全党加强理论学习，并规定了十二本干部必读书。其中“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两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四书，包括了斯大林的许多重要著作。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党的许多干部便热情地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开始逐一阅读这些著作了。这十二本干部必读书，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以统一的版本陆续出版后，一直大量地发行着，成为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读物。
斯大林在一九五○年六月发表的天才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杰出的贡献。这一著作的译文发表后，对于中国的学术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新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九五二年十月，斯大林新的伟大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在这个著作中，斯大林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指明了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著作的中文本出版后，十一月一个月内即发行九十六万册以上。中共中央在号召全党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中，指出这一著作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重要发展，并且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首先认真学习这一著作，以便指导一般干部的学习。在过去的半年多中，全国广大干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形成了学习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热潮，并为此后的干部理论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最近，全国各级干部正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展开以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九——十二章为中心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学习。
和不断高涨的学习运动相适应，斯大林的著作近年来大量出版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六月，人民出版社印行斯大林著作共计四十一种（包括合著七种），印数共达六百六十万零四千册。其中一九四九年印行六十万八千册，一九五○年印行一百零四万九千册，一九五一年印行十三万五千册，一九五二年印行一百八十四万二千册，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即印行二百九十七万册。
在上述四十一种著作中：
“论列宁主义基础”印了二十八次，共三十七万四千册，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印了二十八次，共三十三万册，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印了十七次，共一百三十三万五千册，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印了十三次，共七十七万一千册，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印了二十次，共二十一万八千册，
“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册印了二十四次，共二十一万八千册，下册印了二十三次，共十八万五千册，
“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级组本和中级组本第一册至今年六月底止，共印了七十一万六千册。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国际书店还向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订购了大量的斯大林著作中文本，总数达三百五十一万九千多册。其中一九四九年进货数为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多册，一九五○年进货数为一百八十万零六千六百多册，一九五一年进货数为三十六万四千一百多册，一九五二年进货数为十九万五千六百多册，一九五三年一月至八月进货数为六十九万多册。在这三百五十一万九千多册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占六十二万八千多册。
这样，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斯大林的各种著作的中文本在中国的发行数已超过一千万册。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同样地可以看出全国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如何热爱斯大林的著作，和以愈益高涨的热忱来学习斯大林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追悼斯大林逝世时所写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中说：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他又说：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
中国人民三十多年来，正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从斯大林的著作中吸取思想力量，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而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的。斯大林著作三十年来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建设时期。列宁、斯大林指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对于我们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全集”中文本开始出版了，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斯大林全集”中文本各卷将适应形势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在今后较短时间内陆续出版。全党和全国广大干部，必须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认真地从斯大林著作中吸取思想力量，做好我们的建设工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渐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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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制“斯大林全集”的工人们
新华社记者 孙世恺
五十三万册平装和精装的崭新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正从北京新华印刷厂陆续出厂送往全国各地，以满足全国千万个热诚的读者的渴望。
印制“斯大林全集”的光荣任务首先到了活版车间，工人们都争先表示愿担负这一工作。最后还是由技术熟练的老技工们临时组成一个组，进行排字和制版。工人们响亮地提出：排字不出一点错，打纸型的字要深浅一致，笔道清楚。有二十七年工龄的老技工段希舜除了具体负责领导从发稿排字到制版付印这段工作外，还和老工人赵世海按时完成改版和拚版工作。当他想到斯大林的理论就是全国人民参加祖国大建设的武器，千万人在等待着这一全集的出版时，劳动热情更加高涨。他们两人中午都不肯休息，换着班去吃饭，每天自动提前上班和晚下班。活版车间工人们的严肃而紧张的劳动，保证了“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从排字到铸铅版的质量，使全书没有一页出现缺少一个笔道的毛病，所有的标点符号都一无差误。
八月十八日，“斯大林全集”第一卷铸成铅版装上印刷机开始付印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熊复，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陈克寒来到这个曾光荣印制“毛泽东选集”的厂里，向职工们说明当我国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印制“斯大林全集”的重大意义，号召全厂职工更好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这些话更加鼓舞了正在参加印制“斯大林全集”的五百多名职工。工人们立即展开了一个劳动竞赛，车间与车间、工序与工序之间都建立起交接专责制。
铅印车间曾印制“毛泽东选集”的九部印刷机日夜不停地转动着。一号“米力”印刷机的领机工、优等生产者金玉全接到任务后，想起了今年三月间怀着悲痛心情赶印“斯大林传略”时自己的誓言，就和小组其他工友共同反复琢磨，提出“勤刷版、勤洗胶、勤检查”的先进工作法，终于使这部印刷机在两个月的印刷中没出过一本次品。工人们看到因纸硬和质量要求高，每次上版误时太长，就想出五个机实行联互换作的办法。当一个机器上版时，其他四个机器由辅助工暂时操作，领机工都去协助那个机器，发挥集体的力量。这样工作效率迅速提高，原先每次上版需十二小时，现在缩短到四小时半，又保证了高度的质量。四号“米力”印刷机在工作中，创造了每八小时印刷一万五千二百全张的新纪录。由于工人们创造了印刷机续纸的“连环续纸法”，减少了体力疲劳，不仅提高了质量减少了歪页，而且也增加了产量。他们在十月十九日按计划提前八天印完了五十三万本“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成品出厂前经过的最后一个车间是装订车间。这里的职工们表现了更加紧张的情绪。订书机不停地答答响着，检查组的女工聚精会神地翻阅书本做最后一次检查工作，“不让一本次品出厂”是她们共同的口号。配页组女工钟慧云从八月十八日听到动员报告后，一直带着腿痛病坚持工作到现在。别人劝她休息时，她总想到：自己是个党员，一定得带头完成这次光荣任务，好尽快让全国人民更好掌握斯大林的学说来进行建设。在带病坚持工作中，她还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每天配页由七百本增加到九百本。切成组在十月上、中旬发动全组工人找窍门想办法，改善了劳动组织，缩短机器的中断时间，连续得了四次“喜报”，创造了三面切书机日裁二万七千本的新纪录，超过原计划一倍多。废品率由印制一般书籍的十万分之一降到七十万分之一，确保从九月十五日起每天平均有一万本崭新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出厂。
北京新华印刷厂现已接到印制“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光荣任务，工人们都兴奋地表示了更大的决心：继续发挥严肃而饱满的劳动热情，印制出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并使每本书都做到质量最好，按期出版，及时送到全国人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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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跨过这座桥去
魏巍
三年前今天的夜晚，迎着整个土地都在燃烧着的陌生的战场，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桥。
他们将会遇到些什么，他们将会做出些什么，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将会有何等深远的意义，这是不容易即刻就被人全部理解的。
然而，他们，这些腿上的泥土还没有洗净的农家孩子，这些衣服上满是油泥的普通工人，跟满身战伤、脸孔被战火薰黑的老战士夹在一起，跟已经四十岁还没有结婚的老指挥员夹在一起，背着他们的母亲赶着送来的一双布鞋，背着他们的步枪和手榴弹，带着破旧的电话机和刚刚发下来的朝鲜地图，才从大车上、犁耙上解下来的骡马，拉着仓促擦去红锈的山炮和野炮，跟在他们后面，是的，他们还背着一袋炒面，就是这样，他们踏上了将要决定东方人民命运的鸭绿江桥。
可是，他们在这个气势汹汹的头号的帝国主义，这个兽中之王，跟他的一列帮凶们之前，他们会做出来一些什么呢？他们将以怎样的果实，呈献给祖国的父老和危急的朝鲜民族呢？他们将把天安门前飘起了一年的红旗，连同刚刚冒烟的工厂，连同刚刚把土地证领回家去的人们放置在什么境地？他们将对东方，对世界说些什么？而东方和世界又怎样地去看待他们？
不能不使人担心。
全世界的朋友们，凝望着鸭绿江桥。
事情会这样发生的：我们国家的一些好心肠的老人，也在悄悄地慨叹着和劝阻着：
“我们的国家还太年轻。我们的创伤没有恢复。我们的财政经济这样困难。我们用步枪跟手榴弹，我们能够顶得住他们吗？”
是的，实情确是这样。一九五○年的秋天，新中国刚满一岁。虽然这个秋天，跟我们祖国今年的秋天是一样的美丽，在南方的橘子林跟北方的柿树林上，照样升腾着旺盛的火焰，可是我们的国家，却是带着怎样的一身创伤。荒废的工厂，高高的炼铁炉上刚刚砍去长着的小树；我们的农民兄弟，还有三万万以上的人，没有得到土地，依然生活在极度的困苦中；全部的国土还没有完全解放，解放军正在极其艰苦的进军西藏的中途；另一部的战士们，为了节省国家的开支，放下还在发热的枪筒，拿起十字镐，走上了荒山野岭；那许多反革命残余、土匪，还在到处骚扰；有些人的心里，还隐伏着做为殖民地耻辱标记的崇美、恐美的暗流。只要稍稍回忆一下，在那个朝鲜民族遭遇最严重考验的时刻，我们的国家，不正是这样的吗？
是的，正是这样。难道从这样的国家里走出来的一支带着步枪和手榴弹的队伍，他们果真能够打退那个兽中之王跟他的那一列帮凶吗？
然而，他们在那个东方的巨人的明亮无比的目光所照亮的道路上，勇敢地、坚决地、誓无反顾地踏上了鸭绿江桥。这是只有毛泽东和毛泽东式的党才有的那种智慧和勇气所能够做出来的，也是像中国这样具有传统的革命气概和仗义援助他人的人民所敢于去从事的，真真可以称得起是英明的、果敢的行动。正因为这样，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清楚地从我们的身边看到：它给我们避免了什么和带来了什么，它给我们整个的祖国，给朝鲜人民，给东方，给世界避免了什么和带来了什么。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多么不同的一切呵！
三年来的事实，是无须多说了。从傲慢的侵略者走向鸭绿江的时候脸上堆着的从容的笑容，到板门店的桌子旁边哈利逊歪着脑袋所吹的口哨，到最后，在一次丧失了十二万多人以后，他们在一个上午签了字的颤抖的手。这就是事情的进程和结果。我们和我们英雄的朝鲜兄弟在一起，在苏联，在整个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之下，就这样打败了他们，让他们在全世界的面前丢够了脸。在二十世纪，在东方，不，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和刚刚过去的日子里，是发生了怎样一个新奇的、美妙的、你不相信也不行的神话呵！
我是多么想说一说，这段神话的创造和它对我们的意义。
我们究竟是依靠了什么能够越战越强，能够打得退，顶得住，战得胜这群恶兽呢？
这就要说到英雄的朝鲜人民了，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人民的爱子——志愿军英雄们了。是他们，怀揣着几个冻硬的山药蛋，站立在成吨的钢铁和弥天的烈火中，纵使剩下一个人，还擎起石头不后退一步；是他们在朝鲜的雪地上，迈着冻肿的双脚，爬上堆满炮火与冰雪的山岭；是他们，夜夜手扶舵盘，坦然地走遍了满是定时炸弹、每寸土地都写着死亡的朝鲜战场；是他们，挑着饭担子，在炮火封锁的道路上，伴着自己的笑容，每月要走一千里以上的路程。在危急的战斗中，一边打机关枪，一边高唱着“东方红”的是他们；在自己的战友全部阵亡时，抱起炸药包、爆破筒，毫不回头地奔向敌人的是他们；用年轻的胸膛，堵住敌人的射口，用自己负了重伤的肉体，俯在铁丝网上，让同志们从上面踏过去，去进攻敌人，而在临死时，口里默默念着“祖国”，念着“毛主席”的也是他们。……是他们，呵，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英雄气概，敌人才把朝鲜的山岭，唤做“伤心岭”！正是这种英雄气概，才使我们年轻的新中国经得起这个无情的考验，并且给我们取来了我们面前可以看到的一切。
我曾两次到过朝鲜。当我面对着他们的时候，我曾默默地落过几滴眼泪。这是什么泪？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凝结成的感叹。我感叹英勇的朝鲜民族，她是一个可爱的民族，顽强的民族，放到她肩上一千斤她也是那样，放到她肩上一万斤她也是那样的出色的民族。我感叹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她又是怎样的一种民族，怎样的一种人民呵！就拿黄继光来说吧，他不过是中国茅屋里的一个普通的青年，当他的生命放射出震撼人心的火光的时候，他不过才二十一岁，离他参军的时间不到两年，离他入团的时候不到一年，他怎么有这样大的气概，这样叫人感泣的胸怀！千千万万的黄继光们，他们是把我们人民的这种气概，这种品质，集中地发挥到怎样的高度！这是你仰起头来都不能看到的高度呵！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历经深重的苦难不曾灭亡的证据！这也是注定这个民族必然要对世界有所贡献，必然要走向幸福道路的证据！不也是由于这种精神，使得我们的国内似乎是在一个晚上就改变了她的面貌吗？我们的祖国，当她开始挑起这个战争重担的时候，似乎看来是力不胜任的，而她所挑的还不只是一付重担而是战争与恢复的两付重担。她在宽广的大路上，昂首阔步，走得是那样地好，那样地叫人感到喜悦和惊奇。谁能告诉我，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究竟是潜藏着多么大、多么深厚的精力呢？像万年的荒野下深深埋藏着的亿万年的矿藏，自从毛泽东的巨手掘开了压着她的地层之后，她所燃烧起来的冲天的力量，连我们自己都有些不认识她了，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像一个巨人对着自己的影子一样。没有人会知道，她还要对全人类做出些什么；维护和平，维护人类尊严的抗美援朝战争，不过是她开始的一件罢了。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当第一面五星红旗迎风展开，从天安门前飘飘升起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向全世界所宣告的那一句话，那一句使中国人听来不能不热血沸腾的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的，站起来了！灾难深重的民族站起来了！在这次铁和火的考验中，向全世界显示了：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是怎样的中国人；显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落在他肩上的历史责任，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气概去完成他的历史责任！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我们有权利这样说：“老爷们！这里是今天的东方！”志愿军的每一个战士们，你有权利这样说；黄继光的母亲，罗盛教的父亲，祖国千千万万的父老们，在棉纺机旁的郝建秀和所有的工人同志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这样说：“这里，是今天的东方！”
三年以来的朝鲜战场，朝中部队歼灭了一百万以上的敌军。但任何数字，都不能概括这个胜利和志愿军这个巨大的英雄行为的意义。这种意义所展示的方面，有的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却藏在南洋海岛上的渔人们的心里，藏在广岛的农夫的心里，藏在我们难以看到的东方和西方，只有等到某一天，我们才能够看出这个战斗所发射出来的火花。但是，仅就对我们自己来说，志愿军的英雄行为，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人民是提出了怎样一种崭新的道德面貌，一种行动的规范和一种前进的动力呵！当我们用这种志愿军式的英雄气概，去生活，去工作，去学习，去做一切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去从事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时候，可以设想，它的攻无不克的力量，是会多么迅速地把我们的祖国推向幸福的前程呵！
秋天的鸭绿江水，正在孩子们的钓鱼竿下，安静地向大海里流去。鸭绿江桥正默默地度着这个最光荣的日子。今天，人民的激越的脚步声，又盖上了另一座桥，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建设的桥。这座桥，更宽，更远，它更深刻地连系着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全体人民的幸福的未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这座桥通向遍地是鲜花与幸福的对岸，这是一座金桥、银桥。这仍然是我们亲爱的领袖，用他百战百胜的手，指给我们的胜利的桥。
朋友们！我们的先烈和抗美援朝的英雄们，他们为了这个神圣美丽的理想所洒下的鲜血已经不少了。这座桥，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只要我们多流一滴汗，我们就靠近它一步。我们有这样好的党，这样好的领袖，这样好的人民，在苏联这样好的朋友的援助下，什么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是会做出来的。朋友们，紧紧掌握国家的总路线，用志愿军式的英雄气概跨过这座桥吧。一个站了起来的中国人，应该这样，也必须这样。不会有一个诚实的中国人，如果是真真诚实的话，他愿意空着手走到社会主义。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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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在海岸线上 （木刻） 彦涵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