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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干部工作会议
为了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旬召开全市干部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培养、提拔和合理地使用干部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人事干部约八百多人。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友渔在会议上发言，着重说明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范儒生就干部工作问题做了专门性的报告。他说：由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需要大量干部，而现有干部的质和量是远不足以担负这一艰巨任务的；这就是目前干部工作上的主要矛盾。这次会议主要应解决这一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大量培养训练和大胆提拔干部。
范儒生详细地分析北京市以往干部工作所存在的问题，他说：四年来北京市在提拔干部上虽然有成绩，但较之工作发展的需要则是十分不够的。主要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本位主义的阻碍。有些领导干部看不到四年来干部的飞速进步，认为“我们这里没有条件提拔”，邮政局某干部甚至说：“新干部经验少，老干部文化低”，这样便严重影响了干部的生长。例如某税务分局有一个课四年一直没有课长，可是却让一个干部做了四年的代理副课长。又如劳动局，五个科两个室仅有六个负责人，可是他们在现有干部中就有六个人可以马上提为科长的。有的领导干部顾虑“提了新的，老的不满意”，这种讲资格、排辈数的封建行会式的对待干部工作的态度，也妨碍着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有的领导干部则顾虑“副职提的多，上级就调的多”。劳动局某干部甚至这样说：“有提就有拔，不如不提。”这种不顾全大局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十分有害的。还有的领导干部错误的认为“副职提多了，容易闹不团结”。他们不知道干部闹不团结只有采取加强教育，发扬民主，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才能解决。不设副职，除了增加工作中的困难，停滞了干部的进步而外，是不会有一点好处的。再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以正职的条件来要求副职，于是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干部，而且在大量浪费着干部，例如：电车公司售票员五百八十八人中即有中学生一百三十四人；市农林局计划一九五三年须增添农业大学毕业生九十二人，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生八十六人，中等技术人员四十七人，这是一个浪费干部和不切实际的“计划”。阻碍大胆提拔干部的另一个思想问题是单纯的技术和文化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只看干部的技术和文化，至于他们政治品质如何，却不很关心，这种观点在“三反”运动中已经得到了最现实的教训。
范儒生说：由于存在着上述这些错误思想，过去许多单位对待干部是“能不提就尽量不提”。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将无法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巨大的建设任务。今后，必须坚决扫清一切思想障碍，依据德才大胆提拔干部。提拔干部的前提是培养教育，有些单位缺了干部就依赖上级补充，自己却不积极培养。时常听到干部反映：“领导上信任我、使用我，就是没有帮助。”必须克服这种只使用不培养的懒惰思想，才能使干部得到源源不绝的补充和提拔。
范儒生接着谈到关于合理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除了大力培养提拔干部这一根本办法之外，还必须统一调配并合理使用现有干部，以便把干部集中地、重点地配备到最需要的部门去。但是北京市目前在干部使用上，并不是完全这样的。虽然我们很缺少技术人员，但有许多技术人员却还在做着一般的行政工作；许多重要部门干部很少，而某些次要部门的干部却闲着找不到工作。过去我们在干部调动上有些过分强调协商，如为调动五个技术干部，曾在许多单位往返协商了八个月。市工商局的副局长说：“不但上级调我们的干部困难，我们调下面的干部也困难，都是商而不协，没有办法。”这样，就使干部冻结起来，严重地影响了合理使用。今后应在服从国家建设需要的原则下，区别部门的主要与次要，干部力量的强与弱，统一进行调配，该调者就必须调。市委已着手从各单位抽调二百五十名干部（其中科长一百人，科员一百五十人）充实基本建设部门。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抽调干部，今后要求各单位定出具体计划，按照职务，提出一九五三年全年输送干部的数字，在一月十五日前报送市委统一调配。
范儒生对今后关于干部培养和健全人事机构问题也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说：大批训练干部是一极为重要的任务，因此决定设立统一领导的专门机构，以加强训练干部的工作。今后一方面应继续扩大各中等技术学校，但更重要的是开办与工作需要密切结合的短期训练班。市建设局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紧密地掌握了“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测量的专学测量，筑路基的专学筑路基作法，教员即由与工人联系密切的工程师担任。这种训练方法效果很大。这种短期速成训练班的特点就是内容专一，目的性明确，教学方法上走群众路线，适合学生的理解程度。在目前急需大量中初级技术人员的时候，应该大力提倡和推广这种训练方法。至于人事机构，目前过于分散，不能适应当前的工作任务。有些仅三十多个干部的小单位也设立了人事机构，但连一简单的统计数字也要不上来。同时人事部门的业务范围也极不明确。今后，一方面应加强市级各部门人事机构，集中使用力量；同时必须划清业务范围明确分工，要有专人经常地了解干部。
会议经过小组热烈讨论，一致同意以上的报告。最后由范儒生做总结，他强调地指出干部工作是领导工作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尤其在目前即将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这项工作更显得特别的重要。仅仅依靠人事部门是无法完成任务的。必须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向全体干部传达，发动群众进行讨论，动员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特别是各部门领导干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干部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任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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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三十一万干部学习联共代表大会文件
华东区各省、市及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在去年十一月初开始学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各项文件，现学习正在全区范围内深入开展中。
这次参加学习的，专区一级以上的机关干部和工厂、企业、学校的工作干部，约在三十一万人以上
（包括高级干部一千七百九十人）。华东一级机关四万六千五百七十人，山东全省五万四千五百十四人，福建全省县以上机关四万五千余人，安徽全省三万四千二百八十人，江苏全省六万零七十余人，上海市七万一千六百余人。此外，浙江省除高级干部一百三十余人外，一般干部尚未统计在内。
目前各地的学习，一般在去年十一月底前后就结束了马林科夫报告关于国际形势部分的学习。从十二月初开始转入苏联内部情况和党的部分的学习。为了使学习更深入一步，各级党的组织在检查了第一阶段学习情况后，接着作了进一步的布置，要求各学习单位联系实际结合业务需要，深入钻研。这一时期，高级干部对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一般也都进行了阅读和讨论，个别单位已开始转入以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主的学习，并结合联共代表大会文件的有关章节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学习时间订为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为保证上述学习的贯彻，除个别自学的时间外，一般均规定了统一的集体学习时间，如有的是每星期三、六两次，有的是每星期六的半天。此外并有不少地区与部门订出了学习公约。
在这一次学习中，中共中央华东局及各省市党的负责同志都很重视，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宣传部长舒同同志除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学习布置以外，并组织了华东局的学习中心组，亲任正副组长。各部委及华东一级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亦都担任了各部门的学习中心组长或学委会主任，直接领导与掌握干部学习。各省、市党委也先后成立了中心学习组。如上海市委由第四书记陈丕显同志及副书记潘汉年、谷牧等同志分任正副组长；浙江省委由副书记江华同志及宣传部长林乎加同志担任正副组长；江苏省委由正副书记柯庆施、管文蔚同志及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任正副组长；福建省的学习高级组组长联席会成为指导全体干部学习的核心。同时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干部学习深入一步，最近华东局指定了二十一位同志组成学习顾问组，以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同志为组长，负责经常的学习指导工作。此外，各地还广泛地采用了演讲会、广播讲座等方式，请负责干部讲课和做学习问题的解答报告，如华东一级机关与上海市统一举办了广播讲座，并又请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同志在一万三千余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部分学习的解答报告。安徽省委副书记牛树才同志给直属机关干部讲课，并又组织了几位负责同志按党群、政治、文教、财经四大系统分别进行传达。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向省级机关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浙江省委副书记江华同志亦向省级机关干部作了学习报告。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使得这次学习成为更广泛更有组织的一次政治理论学习。
在这次学习中可以看出：有几个问题在今后指导学习中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联系实际、联系业务工作的问题。在这次学习开始时，领导干部便强调了联系实际、联系业务工作。因此，学习与“中苏友好月”的活动是密切结合的。许多单位组织了参观苏联的专题报告，座谈了本单位学习苏联的经验，因而大大有助于认识苏联建设的学习。在文件学习中，各单位又有意识地结合当前工作，分别确定了学习重点：如华东财委、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等机关将“价值法则”问题与调整物价的任务结合学习；组织部门在党的建设问题中特别联系干部工作、纪律检查工作进行学习；宣传部门特别联系思想工作进行学习。各部门在学习中都注意结合检查自己的政策思想与工作作风，以求进一步提高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和改进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偏向，有的在学习国际形势部分时，抽象争论当前矛盾而忽视了目前的斗争任务；有些单位还不能将苏联经验与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学习，某些贸易机关认为自己的当前任务是调整物价和批判供给制思想，与马林科夫报告联系不上。也有些同志在结合学习检查工作时，不加具体分析，将自己的工作成就完全否定了。另一种倾向表现在：联系实际，便丢开文件，专门去讲自己的工作，或使学习变成为思想检查。因此，如何在学习中正确地联系实际，使学习更深入一步，有些单位还待更大的努力。其次，高级干部的学习过去常因工作较忙，而不能经常坚持。这次学习的经验证明：如果掌握住下面几点，学习不但可以坚持，而且行之有效：
（一）学习密切结合业务，使学习获得应有的效果。（二）主要负责干部亲自担任学习组长，领导学习。（三）建立必要的制度（如半日集体学习制），并严格的执行。（四）加强高级干部指导一般干部学习的责任，使上下干部互相推动学习。今后仍应从这几个方面去巩固与提高高级干部的学习。第三、县、区一般干部学习苏联共产党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主要靠听几次通俗的报告，不能要求太多的去钻研文件，如山东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向地、县委宣传部长做学习联共代表大会文件的报告，然后由他们回去传达和组织学习。安徽利用广播讲解，都是有效的方法。此外，某些机关，曾因为年关总结工作与开展劳动竞赛，学习有松懈现象，这是值得注意的。领导干部必须有计划地支配时间，绝不能使学习中断，若能使学习与劳动竞赛结合起来就会更好。如安徽省的商业机关将学习列为劳动竞赛的内容之一，借此来推动学习，就是较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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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共产党怎样领导文艺工作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报告
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
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
楚拉基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苏维埃国家刚一成立，我们的党和政府就非常关心人民的文化生活，包括艺术工作在内。
为什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重视艺术呢？因为艺术是教育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艺术已不再是特权阶级的娱乐品，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了。
人民和人民的卓越的代表们过去创作了许多非常优秀的文艺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为统治阶级攫为己有并使其与人民隔离。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了解过去在艺术上的一切卓越成就。共产主义不仅是须要建立起强大的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而且还须要有丰富的精神财富。
还在苏维埃国家成立的初期，伟大的列宁就确定了发展进步艺术的基本原则。列宁曾经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来自广大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群众所了解和喜爱的。”列宁的这一天才的指示对于此后苏维埃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基础，同时也是与艺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进行斗争的武器。
与艺术上的资产阶级影响以及与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活动进行斗争，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初期，“纯艺术理论”曾经广为流行。例如，那时有这样一种理论，硬说苏维埃艺术和过去的艺术遗产是毫不相干的，应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无产阶级艺术。如果我们要遵从这个理论，那么就必须抛弃全部遗产，使人民丧失他们和他们最有天才的代表过去所创造的无数财富。党揭穿了这一左倾理论的资产阶级本质，并且把它从苏维埃艺术的领域中清除出去了。
另外还有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旧艺术也要束之高阁了。这种理论的创造者用一些左倾的言辞来掩饰他们自己的真面目，他们说：“我们的艺术是二十世纪的艺术。旧艺术只能作为历史的材料和博物馆的材料。现在，我们应该创造大城市、大工厂的艺术。我们的音乐应当模仿工厂里的嘈杂声，我们的绘画应当以机器为素材，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工业化的精神……”当然，我们党不能够允许这种“工业化的艺术”发展下去，不能使艺术对高楼大厦和机器的描写超过了对人的描写。我们党一向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以及人们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
资产阶级的某些艺术理论用“革命”的辞藻十分巧妙地掩饰其本质。例如，其中有这样一种理论，硬说：既然苏维埃社会渗透着国际主义的精神，既然苏维埃社会赖以发展的原则是国际主义的原则，那么就应当鼓励创作“国际主义”的艺术，坚决否定“狭隘的”、“陈腐了的”民族的特点。关于这一个问题，我要详细地谈一谈。
的确，我们是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的，但是，我们认为：国际主义是不能用削弱、更不能用否定民族基础的方式来达到的，而是用丰富和发展这些基础的方式求得实现的。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特有的、民族形式的艺术，因此每一个民族对于世界艺术的宝库都有其特有的贡献。各个民族的民族艺术宝藏交流得越广泛，真正的国际主义原则也就会越快地取得胜利，因为国际主义的原则是以民族艺术的充实和丰富为基础的，而不是使其贫乏与消灭。
在与阻碍苏维埃艺术发展的有害理论的斗争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有很多作曲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与其说是一种动听的音乐，不如说是一部没有上好油的机器所发生的吱吱嘎嘎的音响；有很多画家创造出来的作品，可以说是疯人的呓语；有很多作家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语言创作出来的作品连他们自己也解释不通；对于这种情形，党是不能熟视无睹的。
类似这样的“作品”，直到目前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很流行，并被当作现代艺术先进成就的“代表作”。但是在我们国家里，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在培养人民的旨趣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像这类“作品”，是不能容许存在的，人民摒弃了这类畸形的、腐朽的艺术。
我们党为了满足人民精神上的要求而代表人民与艺术方面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使艺术趋于崩溃和毁灭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因此，首先应当把全国的一切创作力量团结起来以建立真正现实主义的艺术、人民的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
过去，这些创作力量分散在许多平行的组织中。而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无产阶级作曲家协会、无产阶级画家协会居于特殊的地位，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创作出合乎时代要求的作品。这是一些非常狭隘的组织，它们不让从事创作的基本群众参加，硬说他们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一九三二年党中央发表了决议，决定取消这些特殊的无产阶级组织，并建立能够团结苏联一切有能力的文艺工作者的范围广泛的创作协会。于是便成立了作家协会、作曲家协会、画家协会和建筑家协会。这些协会的成立对于苏联文学艺术日后的发展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从那时起，便取消了那些少数团体对于创作现代苏联艺术作品的垄断权，这件事情得到了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苏联创作界的热烈拥护。
可是，在建立了新的创作组织之后，反对资产阶级影响、反对旧的残余的斗争，仍未松弛，只不过在方式上多少有些不同。其中尤以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继续的时间最久。斗争的经过是这样：一九三六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以“这不是音乐，而是嘈杂声”和“虚伪的芭蕾舞”为题的两篇文章，严厉地批评了名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指出了他的音乐作品是那样的奇奇怪怪而嘈杂，指出了他的歌剧和芭蕾舞的作品中缺乏美和现实生活。同时，在这两篇文章中还指出了萧斯塔科维奇的确是一个天才的作曲家，可是他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在艺术上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未能即时摆脱。同时，就在这一年（一九三六年），另外一位苏联作曲家吉尔任兹基写了一部歌剧“静静的顿河”，这部歌剧虽然有不少缺点，但它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人民的作品。于是，在同一时期内就出现了背道而驰的两派作品。把两者比较来看，更能显明地看出两派的特点和前途：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人民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另一个是形式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堕落的艺术。
前者为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远景，后者使艺术趋于毁灭。
由于歌剧“静静的顿河”的出现，在苏联作曲家面前提出了创作苏维埃古典歌剧的任务。在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进攻我国之后，苏联人民响应党的号召，以全力与不共戴天之敌进行了斗争。苏联从事于创作的人们也同样以艺术作为工具参加了这伟大的全民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创作了很多爱国主义的、为人民所热爱的作品。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之后，党又公布了几项决定，旨在克服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方面的缺点。例如，在一九四六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定。这两个杂志曾刊载了许多篇不好的、违反艺术原则的作品，歪曲了苏维埃人民的生活。这些作品的作者在他们周围的现象中没有看到新生的、主导的、进步的东西，对那些过去残余的东西反而津津有味，竭力寻求畸形的、垂死的东西，并且认为这就是苏联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家们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只能看到自己鼻尖上一点小事物。他们庸俗地歪曲了苏联的现实生活。所以党把批评的锋芒转到了这方面来。
就在这一年（一九四六年），党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影片“伟大的生活”的决定。这部影片把苏联人民描写成昏头昏脑的、渺小的、庸俗的、从事琐碎事物的人。完全没有看到苏联人民特有的、伟大劳动成果和他们平时的英雄行为。
党在这一次又进行了反对歪曲现实、反对艺术上的庸俗的狭隘观点的斗争。
最近几年以来，我们的党更加常常就艺术问题发表意见。这些意见极明确地构成了苏维埃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各项基本原则。
党中央关于穆拉杰利斯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定，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歌剧曾在苏联大剧院上演过。党以批评这个歌剧为例，又提出了关于发展苏联音乐的许多基本的问题。党中央指出苏联的艺术工作者仍然没有摆脱形式主义，还在继续创作反人民的、缺乏真正的美的作品；党明确地指出：形式主义是艺术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形式主义将会使艺术走向毁灭；最后，党中央在这个决定中对于古典艺术遗产在现代苏维埃艺术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使形式主义不仅在音乐方面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被这个决定所武装起来的画家、雕刻家、文学家及其他艺术工作者都和形式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贡献于创作苏维埃现实主义艺术。
在研究、讨论和领会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明确了苏维埃艺术发展的基本原则：苏维埃艺术应当继续并发展古典艺术的优良传统，赶上古典艺术的水平，苏维埃艺术应该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
党中央的决定使得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创作工作大大活跃起来。在最近几年来，创作了大量的得到人民的热爱和称赞的优秀作品。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甚至在不久以前还没有任何职业艺术家的地方，现在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事实证明，艺术的民族形式是完全可以体现现代的题材的。
我们党对于经常批评艺术上的个别现象是非常重视的。
去年我们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批评两部新歌剧的文章，因为这两部歌剧不但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性，并且缺乏艺术性。
由此可见，党关心并指导着苏维埃艺术的发展，指出它发展的正确方向，防止它歪曲现实和脱离正确的道路，从而促使苏维埃艺术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党就是这样领导着苏维埃艺术的发展，使它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服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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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员契尔柯夫等给我国观众的复信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员契尔柯夫、拉迪尼娜、契尔卡索夫在乘车抵达满洲里时，曾复信给在“中苏友好月”中写信给他们的中国观众们。信如下：亲爱的观众同志们：
你们的来信，我们没能够也没有来得及答复，我们感到很抱歉！工作繁忙使我们没有能够及时作这件事。
现在，我们给你们一封总的复信，感谢你们的祝福，感谢你们对我们以及对我们所扮演的人物的友谊与热爱。我们知道，这种热爱表现着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真挚的感情，中国人民希望沿着自己的邻邦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前进。
我们演员们很高兴地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是有助于巩固我们两国友谊与同盟的。
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一定会记得，我们不仅是为苏联观众工作，而且也是为中国观众工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衷心祝你们和全中国人民的幸福，以及在建设新生活的伟大工作上获得成就。
深深尊敬你们的苏联电影演员、苏联人民演员
契尔柯夫 拉迪尼娜 契尔卡索夫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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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学校和生产单位的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派教员到天津讲课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研室，为了更好地贯彻苏联经验和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本学期开始，派教员王嘉谟到天津给各国营工厂干部讲授“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这门课程。这门课程的讲授，受到了听讲干部的热烈欢迎，激发了工厂干部学习业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情，帮助了工厂管理工作的改进。同时，通过听讲干部对这门课程的讨论，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研室也收集了工厂中的许多实际材料，充实了教学内容，帮助了教学工作的改进。
这门课程的讲授，是中国人民大学采纳天津市工业管理机关和天津市总工会负责同志的建议而进行的。天津市有关方面提出请中国人民大学派教员讲课的建议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校领导方面作了研究，认为这样可以加强学校和工厂的联系，更便于取得工厂的实际资料以丰富教学内容，所以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派教员王嘉谟前去讲课。讲课内容以苏联专家约菲教授所写的讲义为蓝本，尽可能结合中国工厂的实际问题进行讲解。确定自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起至今年三月底止讲完全部课程。并规定在每星期六上午上课。讲课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主办机关为中共天津市重工业党委。听课的学员只限于几个重工业工厂的负责干部，人数不超过三百人，组成企业管理训练班。但第一次听课的人数便突破了原定的计划，超过了五百人。
开课以后，反映很好。学员一致认为这门课程非常切合实际工作的需要。因而另有不少单位也要求派人听课，听课人数便增加到八百多人。
由于各单位继续要求增加学员名额，自去年十一月起，训练班便改由中共天津市委工业部接办。现在听课的已增至一千六百多人，可是各单位还在继续要求增加名额。
这样的学习热潮在天津是少有的。过去天津市各生产单位组织的业务学习多半是虎头蛇尾，不能坚持下去。这次学习不但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人数日益增加，学员情绪日益高涨。其原因便在于工厂干部迫切地要求掌握业务，而这门课程是真正切合实际工作需要的；此外，教员讲解清楚，也是原因之一。
现在听课的学员包括中共天津市重工业党委、华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公用局等各单位及其所属各厂的负责干部。此外，天津市委的其他部分、工会和青年团组织、各报社、人民银行等单位也都派人参加学习。南开大学和天津市各工业干部学校的教员也都前来听课。塘沽、大沽有四十人每逢上课的日子，都起早乘火车前来听课。
学员都按照生产单位编成小组，除了每周上课四小时外，还保证讨论四小时（自修时间在外）。各组每周讨论的情况和问题都写成书面报告，送交市委工业部及教员。
在听课和讨论过程中，一般单位都根据所学课程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并研究了改进的方向；有的单位则根据学会的方法及时改进了工作。
例如，在“管理组织”部分讲完以后，大多数工厂都检查了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地划分了各种组织的任务和权限。有的工厂研究了改进管理组织的办法。有的车间主任在学习以后，认识了工长的作用，便赋予工长以必要的权责，改变了过去直接指挥工人的领导方法。在讲过“领导方法”部分以后，各单位便结合当前的工作，检查了各级领导者的工作作风。
又如，在讲授了“计划工作原理”部分以后，大家学会了先进技术定额，很多工厂都认识了过去用的经验统计定额和平均先进定额都是不科学的。有的工厂则准备根据先进技术定额来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
又如，在讲授“组织技术措施计划”时，正逢有些工厂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他们便根据所学课程批判了过去的定额没有保证和过去组织技术措施计划中的缺点，而按照新学的方法来编制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研室在这段讲授课程的过程中，虽然已经得到了一些教学所需要的实际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也不够具体。这是因为听课的人数太多，他们所属的单位也很多，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研室很难和各个工厂进行较密切的联系，难于进行辅导，特别是不可能按照专业进行辅导，因而为教学工作搜集实际资料也就困难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教研室挑选了几个重点工厂，拟另派专业教员每月去一两次，一方面进行辅导，帮助解决各专业的实际问题，并检查学习效果；一方面和这些工厂建立固定的经常的联系，以便搜集教学工作所需要的实际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采用这样直接派教员到生产单位去讲课的教学方法还是首次。这种方法无疑也是一种培养干部的教学方式，并且是配合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培养干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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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
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的文化教育事业正在迅速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共有小学四千零八十四所，平均每个嘎查（行政村）有一所小学；学生三十二万一千多人，超过了敌伪统治时最高数字的三倍半以上；全区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比一九四七年解放初期增加了十倍以上，平均每个盟有四所中学；现在自治区又开办了两所高等学校——内蒙古师范学院和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一所设备完善的内蒙古大学，也正在筹建中。全区各族劳动人民的子弟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进了学校，他们大都享受着人民政府助学金的优待，鄂伦春小学和草原上蒙古小学的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各族的工人、农民和牧民现在有三十六万人以上进了业余文化学校、冬学和常年民校。锡林郭勒盟草原上的牧民就有一半以上参加了蒙文学校。为了满足草地各寺院的喇嘛学习政治、文化的要求，各地还成立了许多喇嘛学校。在发展蒙族的语言文字方面，自治区人民政府除经常举办蒙文师资训练班外，并编译了全套的蒙文小学课本，五年以来共编译各种教科书六十九种，出版了一百二十四万多册，翻译毛主席的著作和其他通俗读物二百二十五种，出版了四十四万多册，又出版了蒙文报纸和蒙文画报，受到蒙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此外，自治区还建立了十七个文化馆、七个电影院和五个文工团，并培养了一批蒙族作家和演员，使蒙族的音乐、舞蹈艺术得到了发展。
绥远省有四千七百多所小学，小学生二十九万多名，超过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倍以上；民族中学和一般中学已发展到二十所，现又设立了师范专科学校和畜牧学院各一所。为了扶助绥远省蒙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去年中央人民政府拨发了专款十八亿元，作为民族教育的补助费，供贫苦的蒙族学生衣、食和医疗之用。现在伊克昭盟蒙族学生有一半以上享受公费优待，二年来该盟蒙族学生已增加了七倍以上。（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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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畜牧生产（年画） 耿汉 杨维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