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山西省运用人民代表会议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周方
编者按：山西省运用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作法是好的。虽然我们的国家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再以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山西省这种发动人民代表揭发官僚主义作风的群众路线的作法，仍然有其参考价值。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山西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五二年六、七月间，沁源、介休等十四个县、市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结合着“张顺有事件”的讨论，展开了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的批评，打击了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了人民的主人翁觉悟。山西省人民政府抓住了这一新的创造，在八月间颁发了“关于在市县区人民代表会议中认真检查批评政府官僚主义的决定”，并总结了上述十四个县的经验，通报全省各县、市仿行。九月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更推动了这一工作。山西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都通过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掀起了自下而上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人民代表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所揭发出来的问题，较之各机关关着门检查所揭发出来的问题要多而且严重。仅据最近期间榆次、襄垣等二十四个县统计，在会议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达四千零三十一件。内容一般有下列几方面：（一）反动阶级或反革命分子窃夺政权，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但由于领导机关有官僚主义，这种不可容忍的事件就能够长期存在。如反革命分子王一贤混进长子县司法科，长期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曾非法扣捕群众十九人，群众比之如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大胡子”，而上级对这种情况竟不知道。临汾县所发生的“张三元事件”，是兵痞流氓张金生等坏分子篡夺了农会领导权，以“反攻地主”罪名将中农烈属张三元毒打致死。从事件开始到张三元被打死，时间二年多，而县领导干部一味听信张金生等坏分子的片面之辞，对群众反映的真实情况一点也听不下去。
（二）不调查不研究，采用逼供的办法处理问题。如沁县清河村吴富春失米一案，司法机关没有调查情况，听信失主一面之词，误将吴三孩扣捕，并非法拷打逼供。屯留县姜家庄闹宗派，村干部即谎称作“特务暴动”事件，公安、司法干部没作调查，误将群众九人扣捕，刑讯逼供。（三）不关心群众疾苦，采用拖延推诿的办法，应付公事。如长子县中横水村一九五二年七月遭了牛瘟，九次给区政府写信，都被搁置不理，结果死了大牛七头。介休县鳌子领村发生瘟疫，以电话报告政府，但政府没有及时派医生前往治疗，结果死亡儿童六人。
（四）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而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完成任务。如五台县五区某区干部，在辛庄领导防旱抗旱，一夜把全村人畜编成了二十二个组，强迫群众集体耱地，限三天内把全村四千四百多亩地全部耱过。并且说：“谁完不成任务，大监里给你们留下空咧！”闹得喂牲口的要卖牲口，不喂牲口的要卖零工。平定县干部高梓在神子村工作时，强迫群众雨天送粪，使村干部、群众全身湿透，踩了满地“圪?”，反而妨害了生产。（五）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平定县财政科在向专署报告小麦产量时，写错数字多报了六千二百石。从起草到核稿、签发又经专署审核，根据所报产量分配了夏征任务，直至夏征完成，都没发觉这个错误，致使该县群众的负担加重。群众提出意见时，平定县财政科才查出来。（六）欺压群众和欺骗上级。如临汾杜家庄村共二百余户，经县批准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只四人，而区公安员竟私自下令管制九人，村治安员又私自管制了四十八人，县的领导者们根本不知道。襄垣县张安发的丰产小麦，实际每亩只产三百八十斤，但村干部为了表功，假报为五百四十三斤。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群众最痛恨的，也是不容易单纯从机关检查或干部反省中发现的。
为了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山西省各县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办法是：
（一）集中力量，创造经验，然后波浪式地扩展运动。每一专区先选择一个县，由省人民政府派人指导，并组织附近各县民政科长参加，进行典型示范。一县做好之后，再分散到各县去搞。（二）抓住典型事件发动群众。在“张顺有事件”处理后，山西各地抓紧进行了这一事件的宣传；各县又根据本县的情况，找出一、二典型案件，敲起警钟，发动大家作全面的检查。如临汾县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了“张三元事件”及其他两个类似的事件。九月十八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和中共山西省委联合召开了处理这三个事件的会议，决定判处主犯张金生以死刑，并对其他犯罪者和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分别作了处理。（三）训练干部，加强民主教育。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一个月左右）组织县区干部学习政权建设文件，召开县、区、村扩大干部会议或分区召开区、村干部会议进行报告和讨论，同时各系统开会时，也都作了民主建政的报告。此外，不少县还专门开办了“民主建政训练班”，集中各村村长、村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和民政主任进行学习，树立干部“做人民勤务员”的思想。（四）展开宣传，发动群众。在干部的学习告一段落后，各县组织力量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据中阳、高平等七个县的统计，宣传队伍有六万八千人之多。临汾县干部下乡，首先向群众表明态度，保证不会报复，鼓励群众揭发。该县县长并亲自到南席等村，在群众大会上作自我检讨，说明“如有敢报复的，即给予行政和法律处分”。给群众壮了胆，解除了顾虑。有的县并以区或基点村为单位，组成工作队，分工负责，进行宣传。有的县还举行了宣传周。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启发群众的主人翁思想，提出“学习张顺有，做好主人翁”的口号。各县一般都是结合生产工作进行宣传的。
会前的准备工作，对启发群众大胆检举有很大作用，各县在这一时期都搜集到一些提案。但这时干部、群众的思想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是某些领导干部有麻痹思想，认为：“我们这里的问题不严重”，“像张顺有那样严重的事件，我们这里没有”。另一方面，某些干部又怕丧失威信，怕群众“过火”，怕叫自己检讨。他们在工作中不够积极；品质恶劣的甚至事先布置防备。群众也还有顾虑，他们要看一下事实。解决这些顾虑，关键在人民代表会议开得怎么样。山西省各县一般采用了首长带头检讨和立即进行处理的两个办法。领导干部的检讨，是启发一般干部进行检讨和启发代表发言的钥匙，因而必须具体深刻。如潞城县县长晋之俊检讨说：“潞城县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只到过两个社，总共也不过五个钟头。因为对这件工作不重视，致使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资本主义思想发展得很严重，把合作社办得很糟，社员反对，生产没劲。”临汾专署田专员、临汾县县长和中共临汾县委副书记都虚心地向代表作了检讨，并且指出：由于过去政府工作中有官僚主义，致有的村里死了人，有的村里坏人当了权，政府还不知道。并一再表明态度，恳请代表们大胆提出批评，保证任何人都不敢报复。负责干部的诚恳检讨，对发扬民主有着决定作用，加上各县又当场处分了一部分干部和处理了一部分事件，如沁县代表揭发出前述的吴三孩冤狱后，立即弄清情况，予以释放。从事实上使代表信服了政府这一次真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因而代表们的主人翁思想强烈起来，尽情地揭发各种官僚主义现象。
原来不愿发言的代表，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之后，也都纷纷发言。五台县五区李家庄代表杨全保说：“姚清槐在我村捆骂群众，我原来以为揭发出来也不顶事，就不准备说；现在看了县长、科长、主任都检讨，坏人坏事当场就处理，我就把我知道的都说了出来。”沁源县代表李永华，更把当时的会议和过去沁源县召开的历次会议作比较说：“过去检查政府工作，浮皮潦草，只说好不说坏，只说表面的不说内心的，原因是怕说错，这次把县长的错也提出来了。”有的代表当面批评某某干部；有的代表除批评外，还提出了改进的办法，有的对干部的检讨表示不满，又叫他再作深刻检讨。临汾县二区李堡村代表桑建俊看到这次会议确实解决问题，在休会期间，骑上车子又回村收集提案。有些县还出版了刊物，组织了广播，使会议情况很快传播到农村，形成了会内会外对官僚主义的夹攻，提案不断增加，其中很多对干部作风的批评，是领导干部从来不知道的。
总之，山西省的经验，证明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它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与工作责任心，提高了工作效率。会后各县的人民问事处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都加强了。榆次县副县长说：“过去我只看上级来文，对群众写的信只批那一科办；现在总要加注处理意见，并限期处理。”祁县水利科过去对代表的提案是“捎带办”，并认为群众还能没有个意见，抱着“你有问、我有答”的应付态度，这次会后则专门派干部对代表的提案作了具体解决，并检查了以往提案的处理情况。人民对政府工作的关心，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县的群众来信和来访者，日益增多。如左权县在最近三个月内即收到来信七百五十三件，每月平均二百五十一件，约为过去十七个月平均数的五倍。
但山西省的这一工作，仍然是有缺点的，有些县做得并不好，如宁武县领导方面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不了解，重视不够，干部的民主建政的学习陷于自流，会前没有广泛宣传和好好搜集提案；当场处理了违法失职的干部后，又未抓紧启发代表进一步揭发，对提案的解答也极草率，甚至代表的意见才说了一半，主席就宣布散会。此外，各县对于区村干部所作的批判、揭发工作，还很不够，许多村干部还害怕民主，表现不积极。如沁源县右寨村村干部在民主运动中就不积极领导，害怕群众起来后，要求严格，难以反省交代。这就说明这一工作不是一次可以做好的。山西省准备把它变成一个经常的工作；在今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把检查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一个固定的内容，以便使政权能够经常受到人民的监督，实现“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的原则。
第3版()
专栏：
天津市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林青
天津市自去年十月下旬起，在全市各工厂、企业和市级政权部门、人民群众团体中广泛地开展了反官僚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天津市解放以来，各个单位的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这些单位，经过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基本上已将过去为少数反动统治者服务的官僚机构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并建立了不少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制度，因而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但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有着旧思想的残余，入城以后又受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内部缺乏健全的民主生活和思想斗争，因而官僚主义作风还很严重。去年八月底，天津市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通过典型的“杨月辉事件”（杨月辉是天津私营华阳烟草厂的女工，为了检举一个反革命分子，花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先后奔走了十四个机关，往返达五十九次，最后在“三反”运动中得到正确的处理），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揭发和批判。这一典型事件深刻地反映了天津市一部分机关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因而会议一致同意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共天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联合组成了反官僚主义办公室，作为统一的领导机构。
运动进行两个多月，收获很大。运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检查与自下而上的批评相结合”的方针与做法，在各级干部自觉参加的基础上，揭发出大量的问题。比如，市地方国营工业局所属的罐头食品厂的厂长魏晨，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厂内既无科学的检验制度，更无科学的产品规格，仅凭“敲打听音”判断罐头的好坏。不能判断的，就列为“蹲品”，丢进仓库，任其腐霉毁坏。因此，自一九五零年二月到去年六月的两年多来，即损坏罐头达二十二万三千多罐，加上去年七月至九月的损坏，共使国家损失达四十九亿元。在“三反”期间，工人曾对上述情况提出意见，但魏晨却置之不理，认为“厂子赚的多，损失点不算啥”。去年七月间，该厂在一天内连续发生摔伤工人二十八名和炸死一名副工程师的严重工伤事故，也是和魏晨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天津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过去曾以近千吨的煤末填了土坑，另有三万吨煤已有一部分自燃，在这次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才被发现。电车公司修一条电车道，事前不勘查，不研究，修了一半，才发现路基不适宜，交通拥挤，只好拆掉。市政工程局在海光寺建筑一座桥，由于领导上不管、设计人员主观臆断，修好后才发现船不能通过。在机关里，拖拉现象和文牍主义作风也相当普遍和严重。市公安局第四分局，积压一年以上没有处理的材料达八百多件。天津市人民政府秘书处发一个文件或通知，在本部门要经过二十四道手续。有一人向房地产管理局申请修缮危险建筑，该局各科互相“照转”，半年没有得到解决。类似事实，不胜枚举。
这些问题的揭发，使许多干部大吃一惊，对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有了初步认识。各单位在这一基础上，广泛展开思想批判，通过领导干部的层层检讨和上下相互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认识更趋一致和提高。
在这一基础上，运动的重点转入了建设工作。这时，一方面对于个别情节严重、拒不悔过的官僚主义分子加以严格处理（如魏晨，行政上撤职、党内取消候补党员的资格），同时，根据检查揭发出来的问题，经过分析研究，找出主要问题，然后发动群众讨论和制订改进办法。首先是加强政治和思想的领导，健全民主生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专做政治工作副职的单位，有的已重新分工，使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领导，各有专责，又能紧密结合。不少单位并建立与健全了各种政治工作制度，从组织上保障今后民主生活的加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充分开展。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中共天津市委并做出普遍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决定，规定高级干部每周抽出两个半天的时间，集中学习理论。一般干部的理论学习也大大加强了。目前，很多单位已做出了成绩，干部中间的学习空气日益浓厚。其次，在建立与健全各种制度方面，成绩更为显著。比如加强责任制、检查制与监督制等，都有了不少建树。在工厂企业部门，除了某些检查、验收等制度不健全的单位已开始加强以外，劳动保护工作已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市自来水公司为了减少和消灭工伤事故，已健全了安全卫生委员会的机构，并加强了车间的劳保组织。有些工厂并已添置了安全卫生设备，增进了职工的福利。在财经贸易部门，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除由正、副经理开始逐级建立责任制以外，并决定建立经常性的检查制度。天津市粮食公司为了防止粮食遭受虫害，已拟定了一系列的改进办法，准备逐级建立保管制度，并将建立原始检查、安全检查、虫霉检查等制度。在政府机关单位，正普遍研究如何克服文牍主义的问题，制订新的办法。天津市财经委员会文书科的档案股，自实行新制度以后，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多。过去全股六个人，每天收文八十件左右，现在四个人，每天可处理一百一十多件文件。很多单位接见人民群众与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也都显著加强，积压与拖拉的现象开始得到克服，一般问题均能做到及时处理。
通过反官僚主义运动，不仅有力地改进了领导，改进了工作，同时也教育了群众，更加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广大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普遍提高了一步。许多工厂的领导干部都加强了依靠工人的思想，“重机器不重人”、“只要生产不要安全”的现象已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不少领导干部经常接触下层干部、发现和解决问题。自来水公司在去年六月份曾发生了十二起工伤事故，自反官僚主义以来，已显著减少，十一月份则一件也没有发生。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日渐增多。军需系统职工在运动中共提了六百六十九条意见，已解决四百零九件。市政工程局制管厂过去废品率达百分之十七，由于职工生产热情进一步提高，现已降到百分之零点九。不少技术人员在运动中也批判了“技术与政治无关”的思想。
天津市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大部分单位的领导干部均做到了正视自己的错误，以身作则地进行深刻检讨，带动了下层干部层层检讨，群众情绪始终高涨。这是运动开展的关键。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如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副局长顾柱、李仲垣等不肯虚心检查自己，抱着“过关”思想，因而消极应付，企图草率结束。下层干部不知道这些领导干部作何打算，因而顾虑很多，迟疑不前，运动的进展非常迟缓。有的领导干部如中国医药公司经理周吉安甚至借口暴露自己的错误“有失领导威信”，变相地压制批评；也有的是居功自傲，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理，并且发牢骚，发脾气，如中国医药公司天津市公司经理孟德利等就是如此。对这些现象，市级领导机关及时地进行了严格的批判，明确指出：官僚主义的存在，主要责任在领导干部身上，因而反官僚主义一定要首先反到领导干部的头上。同时强调指出：这次反官僚主义一定要反透、反到底，绝无侥幸之路可走。号召他们积极行动起来，首先以身作则，开展这一斗争。对于居功自傲与消极对抗的人，则坚决地给予严重的打击，以扫清运动的障碍，使这些单位的运动也迅速地健康地开展起来。
其次，对于下层干部的不健康思想，适时地加以分析和批判，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运动中，有不少干部特别是新干部，为了避免得罪领导人，常常不敢坚持斗争。有的虽然提出了意见，但一遭到阻力，便退缩回来；有的则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根本不提；有的只是背后唉声叹气，或不负责地进行“小广播”；也有的在一些生活琐事上打圈子，借题发挥。对于这些问题，除了强调领导干部深刻检讨，及时表明态度和决心以外，必须适时地予以教育批判，消除顾虑，并指出从个人出发的态度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使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没有权利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熟视无睹，而应该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的人都发动起来，一致地向官僚主义展开斗争，使运动达到预期的结果。
再其次，运动中必须实行“边反边建”的方针，一面检查，一面建设，这是最实际、最有效的鼓舞群众的方法，也是改进工作的捷径。把两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检查阶段和建设阶段也须各有重点，否则就容易形成自流，忽略了一面，使运动走弯路。因此，领导上要紧紧掌握：检查阶段，一定要保证使问题得到充分的揭发，然后适时地将重点转入建设。曾有人误认为：“把问题揭发出来，官僚主义就基本上反掉了”，这种想法必须及时加以批判，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第3版()
专栏：
二月十四日的日偏食
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 张钰哲
编者按：今年二月十四日（夏历正月初一）将发生日食的现象。这是自然的现象。我们刊登这篇文章就是为了解释日食的科学道理的。今天（一月三十日）早晨各地会看到月全食。它和日食一样，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有时候，地球正好转到太阳和月球中间，如果太阳、地球和月亮在一条直线上，月亮走进了地球的黑影里，地球把太阳射到月球去的光给挡住了，就发生了月食。但是，在月亮已经全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模模糊糊、暗淡无光的月亮。这是因为地球周围有一层空气，太阳光透过这层空气的时候，发生了折光，仍然有一部分光线会射到月亮上去的缘故。
今年二月十四日，全国各地（除掉极西的边疆省份）几乎都可以在这天的早晨看到日食的现象。这次日食，只是偏食而不是全食。换句话说，月亮不是把太阳全部遮盖起来，使白天变成黑夜。你如果在房间里工作的话，不会感觉到天象方面起了什么变化。
今年这次日食有些什么特点呢？这次日食和往年的日食一样，都是普通的自然现象，所不同的是，这次日食发生在二月十四日——夏历癸巳年的正月初一。我们民族的习惯，一向非常重视夏历元旦这一天，有些人以为这一天若是顺利，便一年里百事如意。因此，如果在正月初一看到太阳缺了一块，大家难免要大惊小怪，疑神疑鬼，认为它是不吉利的预兆。这种迷信思想至今还存在于部分群众中，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我把这次日食的时刻和情况告诉大家。
先就北京一个地方来谈。二月十四日（星期六）清早七时二十七分多一点的时候，月亮便开始遮盖太阳。不过，这时因为太阳才上升不久，还很靠近东南方的地平线上，不便于观测。以后太阳渐渐升高，月亮暗影侵入到太阳表面的部分便逐渐加大。一小时以后（八时二十七分），太阳被食部分达到了最大的程度。如果我们把太阳的直径分作十分的话，那末此时直径被月亮所遮盖的部分，达到六分多。从这个时候起，月亮就开始慢慢地离开太阳。到九时三十一分，太阳上面什么缺陷也没有了，而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至于中国其他城市见到日食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见到日食的时刻，一般地说，西方早于东方，南方早于北方（因为月亮由东向西移动，月影则由西向东移动，假若按同一时间计算，我国西方见到日食的时刻，比东方要早一些，同样，南方也早于北方。），但其相差时间大体上总不超过一小时。但在我国西部的城市，看不到初亏的现象，因为当太阳尚未升到地平线以上的时候，月亮已经开始把它遮掉一部分了。如果二月十四日是晴天，大家很可以在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亲自去观察太阳，看一看我们的预言是否正确。但太阳光是很强烈的，用肉眼直接去了望它是不很合适的。我们可以用深颜色的眼镜或涂黑的玻璃进行观察，这样可以保护眼睛。此外，我们还可以用面盆盛清水，放在露天的地方，观察映在水里的太阳。
日食发生在初一，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初一乃是日食最正常的日期（所有的日食都应当发生于初一），若不在初一，那才是怪事咧。夏历每个月的初一，通常称为朔日，便是月亮赶上太阳，达到相同经度的日子。我们都晓得，日月运行时，总是月亮绕地球走，而地球又绕着太阳走。为着简明起见，我们姑且就天上表面的现象来谈。太阳在各星象之间的行动，一年里走一周天。这路线我们称它作黄道。月亮在众星当中的移动，只要一个月便走了一周天。它的路线，可以叫作白道。假若天球上的白道和黄道重合在一起，那末每个月里，月亮一定要追上太阳一次，把它遮住，而发生一次日食。但事实上并非每逢初一，日月同经度的时候，就有日食。原因是天上的黄道、白道并不重合，而成互相交叉的两个大圈。黄道和白道两个平面，成了一个五度的角度。如果日月同经度的朔，恰好当太阳走到黄道和白道相距最远的地点发生，那么这时月亮和太阳虽是经度相同，而在天上的位置相距却很远。由我们看去，它们二者之间，还有相当于九个月亮那样长的间隔。月亮当然不能遮着太阳，而使它呈现日食了。不过，如果当太阳走到黄白道交点的附近，而遇见朔，那末月亮便可遮着太阳，而发生日食的现象。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黄道上有相对（相距一百八十度）的两点，这便是和白道的交点。如果当太阳正走到交点附近时遇着朔，日食便要发生。交点附近能使日食发生的区域，到底有多大呢？我们计算出来，太阳要通过这个区域，需要走三十天以上的时间。三十天内至少必有一次朔，多则可以有两次朔。因此每逢太阳走到交点附近时，至少有一次日食，多则有两次日食。
如果这两个交点在黄道上有固定的位置，那末每年里日食的发生，也有一定的时期。人们也就可以方便地预先推测日食的日期了。可是这两个交点在黄道上作与太阳相反方向的移动，只要十八年零几天便可沿着黄道绕行一周。假使太阳在一月初从升交点（太阳由南向北运行时所通过的黄白道交点）出发，那么六月下旬，便可走到降交点（太阳由北向南运行时所通过的黄白道交点），十二月中旬就又回到升交点来。因此一年之内，至少有二次日食，多则可以达到五次。但因为地球表面，只有一小部分地方能够看见日食，所以每年日食的次数虽多，但对某一个地方来说，就得经过许多年才有机会看见一次日食。相反地，月食是由于月亮跑到地球的影子里而发生的。地球上凡是看得到月亮的那个半球，都同时可以看到月食。每年里的月食，少则可以一次都没有，多则可以有三次。总之，每年里日月食总共的次数，最多不会超过七次。
由我们看起来，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似乎差不多。其实，太阳的直径比月亮大四百倍，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比月亮和地球的距离约远四百倍，所以看起来好像一样大。月亮、地球、太阳彼此之间的距离，随时有更动，所以在人们的眼睛里看来，月亮有时可以比太阳略为大些，有时略为小些。因此月亮有时可以把太阳全部遮住，而发生全食；有时月亮只能遮住太阳的中部，而四周仍露出一线的太阳边缘，这便成了环食。只有在全食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到白天变黑夜、星星出现等现象。无论环食和偏食，只要有一小部分的太阳露在月亮的外边，天空总仍然是很亮的。
天文学者对于日食，特别是日全食，尤其感到兴趣，因为太阳是天文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关于太阳上的某些问题，也只有在日全食的几分钟之间，才能进行观测和研究。比如，我们可从观察中修正日食时刻推算和实测之间的相差。所以，每逢日食的时候，天文学者往往携带几十箱的仪器，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去作观测。比如，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发生日食时，中国的两队天文学者，曾分头到西伯利亚的伯力和日本的北海道去观测。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日食，发生于抗日战争期间。但全食地带恰好横跨我们中国人烟稠密的本部，因此，中国的两队天文学者也曾不顾一切的困难到甘肃临洮和福建崇安进行了观测。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的日食，我们也曾到浙江馀杭进行观测，但阴云阻挠了我们的工作。明年在苏联境内可以看到日全食，我们将设法到那里去进行观察。这是向苏联天文学家学习的一个绝好机会。后年（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日在越南一带可以看到时间长达七分多钟的日全食。那时，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观测了。（附图片）
月亮绕地球的轨道（白道）和地球绕太阳的轨道（黄道）不在一个平面上。当夏历每月初一时，月亮有时在地球轨道面的上边（如图中3），有时在轨道面的底下（如图中2），因此就不发生日食；但一年至少有两次月亮和地球差不多同在一个轨道面上（如图中1和4），那时就发生了日食。
各大城市见到日食情况：图中之①部分是初亏，表示月亮侵入太阳的方位。图中之②部分是食甚，表示食得最多的情况。图中之③部分是复圆，表示月亮退出的方位。图中白圈表示太阳，黑圈表示月亮。（本图的时间，都以北京标准时——东经120度为准）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一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一期已经出版。
本期为庆祝一九五三年新年发表了题为“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的新胜利！”的社论。社论总结了一九五二年以强大的苏联为首的民主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光辉成就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的社会极度混乱和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社论在扼要叙述了苏联、人民中国、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和民主德国一九五二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彼此合作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后指出：在新的一年中，和平民主阵营各国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以及为各国人民争取光明前途的斗争中，将获得新的成就与胜利。社论接着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和战争的世界，过去一年中，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之间的矛盾更加剧烈了，经济危机的条件日益成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曾力图以加紧经济军事化和军备竞争、故意延长朝鲜战争来逃脱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可是经济军事化没有消灭而且也不可能消灭那些导向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反的，过去一年中，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罢工斗争达到了战后最高潮，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大大发展了，它的高涨更加动摇和破坏了帝国主义的全部殖民体系。过去一年中，又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分见解和社会阶层参加到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洪流中来。世界各国人民在进入新的一年时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大大增长，这一力量将能阻止新世界大战的威胁。社论最后着重指出：各国人民争取切身利益、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到处都是由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领导的。过去一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进一步增长，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扩大了、在组织和思想上进一步巩固了。这上面就一再表现出共产主义力量无法阻挡地增长的规律性、共产主义获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在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的引导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将在新的一年里，领导他们自己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争取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本国的民族独立、争取维护与巩固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走向新的胜利。
本期还刊载了通讯“柏林的斯大林大街”和不少消息，以及美国来信“一年回顾……”、书报介绍“和平与民主的思想是监禁不了的”、政治箚记“水上秘密警察”和“美国‘杀人室’”，分别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描绘出民主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战争两个世界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吉·吉摩夫的“保加利亚的地方人民议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卡·巴契列克的“被揭穿了的美英间谍的阴谋活动”。
吉摩夫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保加利亚劳动人民地方人民议会的选举情况、地方人民议会的阶级本质和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及它们的成就和缺点。
巴契列克的文章着重论述了以斯兰斯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反国家阴谋中心审讯中所暴露的铁托间谍和杀人犯集团的卑鄙无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