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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区国营贸易系统创造了储运、批发、加工业务的新经验
东北国营贸易系统交流和推广了仓库保管方面的先进经验以后，又在储运、批发业务、加工定货业务以及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等方面，创造了一些新的办法和经验。
储运工作是商品流转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土产公司东北区公司最近总结了一些好的装运法。例如黑龙江省的海伦、肇东两县土产公司在运猪的时候，采取了分圈饲养、定额保管的方法，由保管员随时进行检查，发现病猪，立即加以隔离，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猪的死亡。辽西省黑山县土产公司运猪的时候试用“两层装载法”，即在车厢中间铺一层木板，分上下两层装载，这样就使装载量提高了一倍。松江省土产货栈装运苇席时，创造了“四面立装，中间挤缝”的方法（即：底铺一层，中间排成四顺一横），使每个车皮多装了四吨。
怎样改进批发业务，这是目前国营贸易公司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土产公司沈阳市公司从今年四月起到六月底止，将原来综合性的土产货栈，分成工业原料、皮毛鬃尾、蔬菜水果、药材、水产和土产六个专业性的批发货栈。这些专业性的货栈成立到现在仅一个多月，批发业务已大大扩展。例如过去综合性货栈经营的工业原料种类很少，只和六家公私营工厂建立供销关系；工业原料批发货栈成立后，很快就增加了三十八种工业原料，和八十多家公私工厂建立了供销关系，批发总值大大提高。据统计，中国土产公司沈阳市公司自成立专业批发货栈后，七月份的采购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百零六，销售额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四。同时，由于批发业务专业化，各专业货栈和许多工厂订立了供应合同，这样就加强了经营的计划性，避免了商品积压和滞销现象的发生。
委托加工、定货，是国营经济领导和扶植私营工商业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国百货公司沈阳地区批发站为了改进加工工作，最近成立了加工组和检查站。沈阳市接受国家加工委托的私营纺织厂共有六百五十九家，这些工厂分散各区，百货公司批发站和他们分别联系很不方便。今年四月，批发站和这些工厂协商以后，按地区成立了十六个加工小组，由小组长负责统一向百货公司批发站接洽加工业务，凡签订合同、领取原料等都以小组为单位。百货公司批发站又在每一个小组的所在地设立检查站，派检查员负责检查成品规格、交货日期等。这个方法实行以后，简化了委托加工的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批发站可以通过加工小组对各加工厂实行普遍检查，保证加工合同的执行。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沈阳市公司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来加强加工工作。该公司因本身人力不足，从五月份起，委托各区人民政府工商科指定专人担任检查员，这些检查员根据工业器材公司和私营工厂所订的合同，将本区内的各加工工厂编成若干小组，按组检查，除了督促和鼓励各厂按期履行合同外，并了解各厂在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时地报告工业器材公司予以解决。
为了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国百货公司沈阳市公司七月份在第二商店服装组等六个小组中试行超额奖励制。以小组为单位，根据各组过去营业情况计算出每人每日平均交易次数、交易额和营业时间，然后定出每人每日的工作量，营业员超额完成工作量，就按超额奖励率予以奖励，这就加强了营业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如服装组营业员看到单人床被单销路好，就将积压很久的方格双人床被单改成单人床被单，一个月中就卖出三十五条。由于营业员的工作效率提高，六个小组在一个月内就为国家增产节约了价值相当于十吨多粮食的财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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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兴宁县合作社开短距离物资交流会
开辟了广大社员群众小宗土产和副业产品的销路
广东省兴宁县盛产小宗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这些产品的收入约占农民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该县过去有很多小宗土产没有打开销路，农民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兴宁县合作社在今年七月间召开了一个以本县合作社系统为主的短距离物资交流会议。由县社指定区基层社（中南区合作社以区为基层组织）各派两个代表，生产社及乡村供销站各派一个代表参加，还邀请了邻区县社、本县国营企业及私商参加。到会代表一共一百十七人。
在会议的小组讨论中，许多代表暴露了许多障碍物资交流的思想，其中比较普遍的是：一、重供应轻推销，该县基层社平均经营推销业务的比重，仅占供销总额的百分之十；二、怕经营土产积压资金，或者亏本；三、在业务经营中重大宗轻小宗，重热货轻冷货；四、有片面群众观点，盲目地高价收购群众产品，不注意产、运、销三方面的利益。在小组讨论中批判了上述不正确的思想，代表们开始认识了小土产交流会的意义，树立起认真推销土产的正确态度。会议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组织了交易指导组，解决代表们在交易中发生的问题。
这次会议的收获是很大的，基本上解决了兴宁县小宗土产的滞销问题，对支持农民进行生产，调剂农民供求起了极大的作用。会中交易总额达八十亿零八百多万元，成交产品合计共五百二十七宗，其中购入方面合作社占百分之八十六点四，国营企业占百分之九点一，私商占百分之四点五；销出方面合作社占百分之六九点三，国营企业占百分之二九点七，私商占百分之一。购销土产种类共计八十二种，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小宗土产。过去兴宁县农民苦于无销路的小宗土产如米粉、舟竹、白带、麻绳、草鞋、布鞋、草席、雨伞、竹木器等，都在这次会议找到了销路。会议不仅推销了土产，还组织了部分工业品下乡，密切了合作社与国营企业的联系。
各区代表们都表示这次会议给自己教育很大。代表们最初交易的时候，总是小手小脚的；但在互相熟悉了情况以后，解除了顾虑，大胆进行交易。大部分区基层社购销总额都超过了二亿元。会议对于生产不注意规格质量、偷工减料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代表们都在经营思想上提高了一步。这次会议说明了合作社实行短距离物资交流，是给社员群众的小宗土产打开销路的正确方法。由于基层社之间易于了解情况，可以使彼此的供销业务结合起来，这样也就解决了小宗土产首先在当地推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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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人民用本国器材修成的第一条铁路
本报记者 林里
成渝铁路通车了。这是第一条由我国人民自己用本国器材修成的铁路，也是我国铁道史上修建最快、工程最好、用费最少的铁路。这里每一座巨大的桥梁、隧道和涵洞工程，每一件道钉、道岔、钢轨和枕木的来历，都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表明着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过去，我国的铁路器材从来都靠欧美供给。不仅钢轨、道岔那样贵重的器材，就是枕木、道钉都得到外国去买。成渝铁路动工之初，许多人认为五百多公里的铁路器材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特别是钢轨，有些人坚持说“中国不能制造”。理由是“历史上还没有用中国钢轨修铁路的先例”。中国有许多大森林，但有些人硬说“中国树木不能做枕木”。理由是“外国人这样说过”。这些理论，最后都被革命人民的实践推翻了。
在西南的期间，我曾经亲自在铁路线上仔细观察过。我所看到的每根钢轨，都是重庆一○一厂的出品。一○一厂怎样能制造这全部钢轨的呢？这个厂只有一部能造钢轨的轧钢机，是六十年前买来的。它曾在汉阳兵工厂闲呆了几十年。以后移到重庆，又被丢在旷野蒿草里。一○一厂这次在接到制造钢轨任务的初期，谁也不敢断定轧钢机能不能使用。这时，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和苏联专家来了。他们把轧钢机检查了以后断定：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轧出合乎标准的钢轨来。工人们听了高兴的说：“解放了，这个躺了六十年的“老母鸡”也该翻身了。赶快起来下个蛋吧！”工人们和苏联专家一起把机器搬出来，设计了场址，修改了烘钢炉和其他应该修改的部分。一九五○年五月十日，西南工人自造的第一根钢轨出世了。全厂欢声雷动，职工们一致高呼，要为供给成渝铁路所需要的全部钢轨而斗争。
可是，当时工人们的技术还很不熟练，虽然烤哑了嗓子，熏红了眼睛，工作效率还是很低。一九五○年后期，时间已经过去了百分之五十七，任务才完成了百分之十五点三。按照铁路局的计划，那年要通车到朱杨溪（距重庆一百二十五公里）。如果钢轨产量不能提高，当年计划即不能完成，并将影响整个铁路的施工。光荣的钢铁工人看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决心提高技术，开展生产竞赛，保证完成钢轨生产任务。工会和行政签订了第一个集体合同，各个生产小组制订了自己的保证计划。工程师深入车间寻找改进技术的门径，压直工人提出了新的操作法，运输工人提高了运输效能，保养班的工人紧紧守候在机器旁边。工人们一致宣誓：“车间就是战场，不获全胜不算英雄。”这种英雄气概和忘我的劳动热情，终于使他们按时完成了当年的任务，一直到完成成渝铁路所需要的全部钢轨。这里生产的钢轨，和其他铁路上铺的钢轨一样，也是四十二公斤重的标准轨。其中一部分是新型的，苏联式的标准轨，现在铺在成渝路的西段。
在解决一百二十五万根枕木的困难上，西南领导机关首先批判了“中国树木不能做枕木”的谬论，然后就在铁路沿线几十个县发动了群众性的献卖枕木的运动。广大农民热烈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纷纷挑选最好的和最大的树木献卖给国家。川南某县有一个姓周的老汉，把自己培植了一生，准备留做
“寿木”的树砍了下来，亲自送给铁路局的验收人员。很多县开始时认为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大；但在农民发动起来以后，他们却一而再地要求追加任务了。荣昌县原定任务是三万八千根，一个半月完成，结果二十天就全部送齐了。合江县原定任务两万根，自动增加到四万三千根。巴县在完成原定任务后，又额外增送一万五千根。这些枕木质量极好，很多都是楠木和香樟，最次的也是松、柏木。这是中国现有铁路上最好的枕木。
钢轨和枕木困难的解决，给解决其他器材困难增加了信心和勇气。现在，成渝铁路的道钉、道岔上，都刻着我国的厂名。崭新的车箱上，标着“唐山铁路工厂制造”或“四方铁路工厂出品”的字样。这里没有一件是帝国主义国家输入的东西。
两年内修通这样长的铁路，单就时间来说也是中国铁道建设史上的奇迹。这是铁路专家们在谈到成渝铁路时一致的舆论。
成渝铁路迅速完工的原因很多，但决定的关键有两个——劳动效率的空前提高和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在成渝路上，不论那一段或那一个工程，只有提前完工和节省大量人工的，没有逾期不交工的。柏树坳隧道工程队的潘钊元，是个从事隧道工程十年以上的技术人员，曾在西北和云南等地凿过大隧道。他说：“像柏树坳这样六百三十公尺长的大隧道，按过去经验是至少需要二年时间的，但我们一年就完成了。工人们的实际劳动效率，总是突破技术人员的计算。成都工务段原计划用工六百万，实际只用四百八十万。”施工局的罗崇富局长对我说：像成渝路这样艰险的工程，照国民党时期的劳动效率，用我们现在这样数量的人，光土石方工程也得做八年。可是我们实际只用了一年时间便基本完成了全部土石方工程。什么原因呢？他用具体事例向我说明。成渝路上山多石硬，开山凿石工程十分艰巨。开初，打眼是两个人一班，每天前进七、八米；放炮要用八两甚至十一两半的炸药。以后民工颜绍贵创造了单人冲炮眼的新方法，打眼的效率一下就提高到一个人每天前进二十四米的新纪录。就是说，现在一个人等于过去六个人的劳动。另一民工谢家全，发明了压引线放炮法，使每次放炮的用药量由过去的八两至十一两半减为三两半。仅这
一项发明，便给国家节省炸药费五十多亿元。颜绍贵和谢家全的发明创造，鼓舞了全路民工。二十三岁的青年团员萧光汉和他的伙伴们经过苦心研究，很快以每天前进二十六米的纪录超过了颜绍贵。萧光汉继续钻研，又使打眼效率提高到三十米，五十米。就是说，一个人等于十二个到十五个人的劳动。萧光汉的打眼纪录，震动了很多留学欧美的专家。开始他们不相信，说是工作人员替萧光汉吹牛。但在组成参观团到工地实地视察以后，他们都异口同声说：“真是奇迹！”其他像打夯，搬石头，也都有或大或小的发明创造或改进。仅打石头用的钢钎，就发明了适合各种石质的十多种样式。每一种发明创造，都提高了劳动效率，加速了工程的进展。据施工局统计，土石方工程的劳动效率，平均比国民党统治时期高三倍。
过去中国铁路的路基工程，一般都用“自然沉落法”，就是打好路基，填起黄土，经过一个或者两个雨季的自然沉落，然后再铺轨。铺轨后再经过一个或者两个雨季，然后通车。初期行车时，速度不得超过十公里。这次修筑成渝铁路时，还在打路基的初期，苏联专家就提出“分层填土打夯法”的建议——路基做好后，每填五寸土打夯一次，直至填到应有的高度。依照这个办法，成渝路筑了极稳固的路基，而且用不着经过雨季的沉落。所以成渝铁路从动工开始，总是前边打路基，后面紧接着铺轨，通车，并开始营业。现在成渝铁路的东段和中段，列车都是以每小时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前进着。全程也不过二十小时。
国民党过去设计的成渝铁路，是一公尺的窄轨路，现在按照新的标准，放宽为一点四三五公尺。路上的许多工程，采用了先进的苏联形式和标准。如钢轨的铺垫改变了历来的“错接法”，采用了苏联专家建议的“对接法”。成渝路的西段，更全部换成了苏联式钢轨。那里的枕木上加填了垫板，每根枕木上由四个道钉增加为八个，这能使枕木寿命延长四倍多。一些重要桥梁、隧道和涵洞，又按苏联专家的建议加填了“防水层”。据成都工务段梅蓬春工程师谈，“防水层”不仅在中国其他铁路上没有，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上也不多见。这是苏联工程界的新发明。他打比方说：不加“防水层”的桥梁、隧道能用五十年，加填“防水层”后至少可用二百年。
苏联的经验之所以先进，不仅因为它可以使工程坚固，美观，修得快，而且因为它能降低成本费用。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成渝路的工程，成本比中国过去任何铁路都低。工务处一位工程师把成渝路和京汉路做了个对比计算，结果是：成渝路每公里的平均工程比京汉路大七倍，用费却只等于京汉路的百分之二十。他和其他工程师共同把中国所有铁路的建筑费用做了个对比，结论是成渝路最低。但据这位工程师谈，如果一开头就完完全全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办事，我们还可以节省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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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阳泉市任家峪铁业生产合作社
赵叔翼
山西阳泉市任家峪（共三百户）铁业生产合作社在去年九月由二十七盘半背半泻式的炼铁炉、二百二十个铁业工人组成。这个生产社对任家峪村人民的经济生活有决定的作用。它把本村的运输、供销等行业都带动起来了。当地群众用“黑行（指铁业）不动，百行无用”这句话来形容它的作用。由于全体社员的努力，铁业生产社日益发展壮大。现该社正在筹备购买煤气机，安装炼铁小高炉，准备变分散落后的生产为集体的半机械化的生产。
从合伙炉到生产社
任家峪铁业生产社的发展过程就是教育农村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过程。它是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
该村在一九四七年实行土地改革后，就有八十四个从事铁业生产的手工业者，以十四盘铁炉为中心，组织起来，集体生产。但各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责任。他们把这种组织形式叫做合伙炉。两年之内，合伙炉不断发展：铁炉由十四盘增加到二十四盘，人数由八十四人增至一百九十二人。两年当中，合伙炉共生产了二百四十二万斤铁货，销货收入合一百五十四万斤小米，每个成员每日的平均收入是十斤小米。
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对于生活资料的需求也增加了。当时他们购买生活资料，必须跑到邻村去，既误工又多花钱，有时还买不上好东西。于是大家组织了一个以供应生活资料为主要任务的铁业联社。铁业联社并兼营推销铁货的业务。一年当中，铁业联社供应额达一百零五万斤小米，盈余一万多斤小米；在推销铁货产品业务中也盈余了一万多斤小米。这时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盈余，“是分掉呢，还是留在联社？”经过大家讨论，就把这笔盈余分了。不久淡季到来，把旺季的积累分光了，淡季就难以维持再生产了。有五盘合伙炉因发不出工资而停了工，其余没有停工的也发生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感到了加强领导的重要性。他们找到了阳泉市供销总社，所有合伙炉的成员都加入了供销社。合伙炉都改为生产小组，附属于供销社的生产部内。
由于有了统一的领导，各生产小组的原料供给和产品推销问题都解决了。生产大有起色，各小组开始有了公共积累。这一年共盈余了九万多斤小米，除劳动分红百分之四十，福利及教育金各用百分之五，上缴百分之十外，还积累了三万六千多斤小米的公积金。社员们从此深刻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好处。
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问题解决以后，大家要求进一步提高生产，改进工具，统一经营。这时阳泉市生产联合社筹委会已经成立，任家峪铁业生产合作社就在这个组织领导下建立起来了。
生产社的优越性
生产社成立以后，很快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例如，在统一管理以前，各生产小组都有一个干部负责购买原料、推销成品、登记账目；二十七个小组就需要二十七个人。现在同样的事，只用十二个人就行了，这样就节省了十五个人力，每年还可节省四千五百万元的管理费用。生产社用社员的股金和过去的公积金定制了二十七套“木风机”，代替原有的“牛斯拜”（一种落后的扇风工具）。过去每炉每日平均出三百三十斤铁货，现在能出四百二十七斤，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四。这种技术改进给社员很大的教育，他们真正认识了要改进生产技术，是非走集体化的道路不可的。
生产社的工资制度更加合理了。过去各生产小组都实行平均工资制度，不问产量多少，一律以每工十斤小米计算。技术好的闹情绪，说“这是吃大锅饭”。生产社参照当地甘河硫磺生产合作社的工分包件制，实行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以劳计酬”的劳动工分工资制。即在各炉的销货额中，扣出百分之四点五的管理费，扣除生产社供给各炉的原料、燃料以及补助原料的费用，再扣除百分之十三的公共积累，剩下的数目就是工资，按民主评定的
“分”数比例分配。
这种工资制的优点是：工资与产量相结合，产量越多，工资越多；工资与原材料相结合，原材料消耗越少，所得工资越多；这种办法能发挥社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社员生活的变化
铁业生产社的巩固和发展，大大地改变了社员的生活状况。
社员的工资普遍提高了。生产社刚成立的时候，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季度社员每个工作日的平均工资就增加到一万八千二百三十六元，一九五二年第一季度更增加到二万二千六百元，其中工资最高者如十六号炉的任忠连，每个工作日的工资是五万三千六百元。社员们谈起以前的工资：“事变以前每天六、七斤，日本鬼子统治的时候，只挣三、四斤，最坏的一天只挣一、二斤，刚解放的初期，每天还挣五、六斤，和现在比起来，真是天比地了。”
老社员任喜贵回忆解放前的穷困情形说：“咱过去给炉主扛了十四年的活，长年借支，天天发愁，生活还是糠上加糠，菜上加菜，一家八口人没一条被子盖，冬天夜里睡在热炕上，烫着半截身子，冷着半截身子，一夜要翻几百回身。”任喜贵这两年新做了三床被子和褥子，又做了新袍子和褂子，还买了两条宁夏毛毯，能够不断吃白面。他在信用社里存着一千斤小米，家里还有一匹洋布，四、五担小米。
这样的人家，在任家峪并不是少数；生产社社员中积存一千斤小米以上者，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生产社社员在信用社的存款共有九万五千七百五十斤小米。全村已经没有“拉饥荒”的了。该村供销合作社九个月来销货额六亿二千六百四十三万元，每人每月在供销社的购买力平均约为六万元，比附近一般农村人民的购买力高出三倍。一九五一年，该村共捐献抗美援朝捐款一千八百万元，其中生产社社员捐献的就占了一千二百万元。
再前进一步
任家峪铁业生产社是在手工业与农业开始分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员们已经从农民转化为手工业工人，但一般地还有很大的保守性。任家峪生产社历次改进工具，都经过很复杂的斗争。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但在正确领导之下，经过教育动员和实践证明之后，一切保守思想都克服了。在最近筹购煤气机，建造工厂的期间，开始时有半数社员不同意。经过酝酿教育，大多数社员才拥护安装煤气机。因此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是该社需要努力的主要方向。
此外，进一步从多方面满足社员的生活需要，也是很重要的。“粮食加布”显然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在买座钟、手表、毛毯和皮箱了。因此供销合作社应当加强供应工作，把社员的生产和生活更好地组织起来。此外，还应当鼓励社员进行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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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原省畜产公司王瑞明等
改进绒毛打包机创造皮张压力机
中国畜产公司平原省公司储运人员王瑞明等改进了绒毛打包机，创造了皮张压力机。全国畜产公司如普遍运用这两种机器，一年可节省运费三十多亿元，节省车皮五百五十八辆。
王瑞明等改造的木榨绒毛打包机，大大提高了打包效率。过去用人工打的绒包，每包重约一三○市斤，但体积很大。每个三十吨的标准车皮，装载这种体积大的绒包，只能装一三点四八吨，运费要按铁路局运货标准第十七等计算。改用木榨机打包后，每包重约二一六斤，但体积并未增大，三○吨标准的车皮装载这种绒包，可装二五点五吨（净吨），较人工包的技术装载量十三点四八吨，提高了百分之九三点八。运费计算标准也从十七等降为十九等，并可节省加包费用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平原省外运的皮张，过去也是用人工打捆。山羊板皮如用人工打捆，每件体积达零点四六九三立方公尺，重约一七七市斤，因为体积大，须多付加包费用百分之一八○；改进后用皮张压力机打捆，每捆皮张体积缩小至零点二七九七立方公尺，全部消除了加包费用。如果整车装运，按三○吨标准车皮计算，可装二五○件，计重二二点一二五吨，较铁路局规定的技术装载量提高百分之一四五点九，大大节省了车辆运输吨位和运费。
采用王瑞明等的先进包装法，以一九五二年中国畜产公司各区调拨任务为例，可节省运费三十余亿元，节省三十吨车辆五百五十八辆。全国各地畜产公司添置木榨机和皮张压力机，仅需投资六亿二千八百一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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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经济生活简评
合作社必须重视推销工作
我国农民的副业产品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农民为了扩大再生产，迫切需要合作社把他们的副业产品推销出去，以便换回扩大再生产的必需资料。因此，帮助农民推销这些产品，是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主要任务之一。
但是，直到现在，有些合作社干部还不愿意担任推销社员群众的副业产品的工作。他们认为“小宗土产品种多，经营起来太麻烦”，他们害怕“小宗土产找不到销路”，或者“积压了资金”。这是一种重供应轻推销的思想，违背了合作社“为生产服务，为社员服务”的方针。这种思想如不克服，必然使合作社失掉了群众的拥护，也就失掉了存在的意义。
广东省兴宁县合作社召开的短距离物资交流会议，证明了上述各种思想都是没有根据的。而只要合作社干部重视并加强推销工作，农民所积压的小宗土特产品就可以打开销路；合作社的贸易额就会扩大，资金周转就会加速，业务就会发展，就会获得群众的拥护。
兴宁县召开短距离物资交流会的经验是成功的，这种经验，各地合作社都应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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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王锡福试制“防纤维口罩”成功
编辑同志：山西省纺织公司晋生纺织厂安全卫生股长王锡福，经过半年研究，试制“防纤维口罩”成功，这是纺织业劳动保护上的一个新贡献。
晋生纺织厂的纱布厂车间，棉絮纤维（花毛）到处飞扬，领导方面为了保护工人健康，每月都发下新的口罩，但因车间的温度较高，戴口罩很闭气，工人们都不愿用它。经过再三说服教育，有时虽然勉强戴上，但十几分钟后就被汗水浸透了，又把它取了下来。
王锡福从实际工作中体验出，工人们普遍有戴口罩的要求，可是事实上又不能戴。为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三月王锡福便开始钻研，深入车间试验，他决心要做出一种能防“花毛”又不“闭气”的口罩来。首先他用细铜丝纱来做，但铜丝较硬，带上不严密，不合适，同时铜遇到汗水也要生锈，有害健康。其后他又用纸质绿纱制做，虽较铜丝纱为好，但窟窿太大。五月间，他开始用马尾罗底试做，用两层细的罗底一层粗的罗底，在周围镶上布条边，大小与棉纱口罩相同，这次终于试验成功。试验结果：不但防“花毛”，也不“闭气”，每个成本只二千二百元。
八月二十八日，纱布厂、细纱间和粗纱间等工人都戴上了崭新的“防纤维口罩”在车间里工作。有的工友高兴地说：“这一下保险不要动员也都戴起口罩来了。”为此，八月二十九日，山西省工业厅副厅长夏奇峰，亲自奖给他一个奖状。
李青 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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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赵锡祥创制“三刃刨子”成功
编辑同志：太原市建筑工程公司第四队木工赵锡祥，创造“三刃刨子”成功，工作效率提高四倍多。
赵锡祥在最近做门窗框时，感到从毛料到成框，要经过刨平、划线、裁口、起线等工序，操作时每个工序都需要一人，工作手续繁多，作出的活还不能都合格。于是，他便根据多刀多刃切削法的原理，把三种不同的刨刃凑在一个刨身上，按装成品字形。平刃按在中间，代替大刨刨平；裁口、起线刃按在刨平刃两边。使用这个工具后，工序简单化了，过去四个人操作的工作，现在两个人就成了，还克服了产品不合规格的毛病。过去大工干的活，现在徒工和技术较差的普通工人也能干了。
任峰 王士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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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王耀武改进水泥溶槽
编辑同志：山西省工业厅工程公司第四工程队水泥技术工人王耀武，把水泥拌和机高车架上的“单龙口水泥溶槽”改为“双龙口水泥溶槽”，提高了工作效率百分之六十。
从前这个队的工人，每天最多能打一百五十袋水泥。后来虽改用水泥拌和机打，但因高车架上安的是一个龙口的水泥流槽，混合浆不能很快流出吊斗，机器效能不能很好发挥。每天三十七个工人，工作九小时仅能打水泥二百二十多袋。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王耀武努力钻研，把“单龙口水泥溶槽”改造为“双龙口水泥溶槽”，水泥溶槽盛浆多了，出浆也快了，机器的效能全部发挥了。现在，这个队的工人每天能打水泥三百五十多袋，提高工作效率百分之六十。 刘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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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黄远福创造列车软管自动分离器
编辑同志：济南铁路管理局蚌埠分局救援列车队工人黄远福，创造列车软管自动分离器，现已试验成功。自从有了这个创造，调车时只要摘开钩头，车辆便可随意溜放，不用再钻到车底去摘开软管的结头了。采用列车软管自动分离器，不但缩短了调车的作业时间，还减轻了列检和调车人员一部分工作，免得他们因为工作紧张跳上跳下发生伤亡事故，保证了作业的安全。 孙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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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学习先进工作法，学徒当了教师
编辑同志：丰台车辆段程玉生去年一月到厂当学徒工，因为他在学习方面肯努力钻研，不久就考试合格被批准提升为车辆钳工了。最近，他又被调去长春车辆段学习“列检不甩车快速修车”先进工作法。到长春车辆段之后，他在短短的十天里，共学会三十多种快速修车方法，并在四十四名学员中，取得优秀学员称号。回到丰台之后，十天的工夫他又教会了四十七个学员。
程玉生参加工作仅仅十几个月就能当教师的事实，教育了有“依靠年头多，经验老，不相信新工作法”的保守思想的老工人，同时也教育了学徒工认为“自己学不快”的落后思想。
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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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原棉不好，也能实行郝建秀工作法
编辑同志：国营天津第四棉纺织厂细纱乙班接头工人王淑珍（青年团员），在原棉成份不好的情况下，由于坚持学习了郝建秀工作法，她的皮辊花率曾降低到零点六磅（全厂最低的）。
王淑珍起初看到原棉成分不好，坏纱头多，心里很发愁。她想：“也许郝建秀工作法能帮助我克服这个困难吧？”于是，她就开始试验。在上班前半小时她就进厂，帮助甲班工友接头，并充分作好清洁工作。同时仔细地观察那些地方容易断头，什么情况下断头最多，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在她工作时，她掌握了从左到右的巡回规律，每次巡回时间都差不多。发现那个锭子上的纱头常断时，便研究锭子歪不歪；皮辊轴心、皮套轴心和皮套上有无棉花；小喇叭口上是否有棉籽。总之，她一定要找出断头的原因，及时加以修理。若实在修理不好，她便把这根头弄断，停车时再修理。因此，她完全掌握了郝建秀工作法的规律性。在开始试验的当天，她的皮辊花率降低到零点九磅，第二天便降低到零点六磅。同组的工人李淑芳和刘素清运用了这个经验后，皮辊花率也降低到零点九磅。
目前王淑珍正在进一步巩固郝建秀工作法，她的小组的工人在她的帮助下，也已初步掌握了郝建秀工作法。 薛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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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古冶车站关于轧死工人事故的检讨
编辑同志：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杨紫枫、梁步成对我站连续轧死工人事故的批评，这一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对操作规程和安全制度的执行确实是形式主义的。我们没有教育职工领会制度、规程的精神，以便自觉地遵守，也没有检查职工执行规程、制度的情况，而让其自流发展。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有些干部竟认为冒险是应当的，使不遵守安全规程操作的行为成为合法。因此便连续发生了工人死伤事故，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证明我们行政领导干部（尤其是我）在工作中不深入了解情况，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除接受这一正确批评外，并从八月份开始，在全站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检查，并加强安全制度的执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古冶站长 马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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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
对“鹤壁煤矿忽视勘察、钻探工作”的答复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八月二十三日第二版刊载的王雪同志对“鹤壁煤矿基本建设忽视勘察和钻探工作”的批评，完全正确。现将事情经过和处理说明如下：
平原省工业厅对于鹤壁煤矿的钻探工作，事先没有经过地质调查，即盲目钻眼，结果打了十个钻眼还没有弄清楚地质构造和煤层情况，更未注意水文地质的调查。这些情况，我们在今年五月中央燃料工业部召开的“全国煤矿地质钻探会议”上特别提出讨论过，并结合苏联专家的报告和陈郁部长的指示，决议下列各点，要平原省工业厅注意：
一、从新调查鹤壁煤矿的一般地质情况，弄清地质构造。
二、利用已有钻眼再补充几个钻眼，先定出几条钻眼线，制出两个与煤层走向垂直的剖面图，弄清主要的煤层和地质构造，然后再定其他钻眼线，以了解全部煤田构造。
三、在井田范围内多打钻眼，求出精确的埋藏量。
四、钻探时要注意水文地质。
以上四点，已由当时参加会议的平原省工业厅代表崔凤高、张家福二同志表示同意，并说回工业厅后向上级转达。但该厅未照上述四种办法办理，就盲目进行施工，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在会议后未检查他们执行决议的情况，这也是值得检讨的。现在，我局已指派工程干部赴现场检查，并协助解决有关问题。 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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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潢川专员公署
对息县人民政府盲目信任奸商的答复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七月九日刊登鄢元中等同志对息县人民政府在修复李西桥工程中，盲目信任奸商，以致工程质量不好，桥梁被水冲毁的批评，经我们查问息县人民政府，证明这个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息县人民政府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检讨。在修桥之先，该县领导干部只单纯考虑修桥重要，而没有考虑如何不浪费国家财产和保证工程坚固。加以他们有官僚主义作风，轻信奸商余少山有技术，同时认为这个工程不大，便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个工作，当时只粗枝大叶地看了看图样，就叫办理开工，开工后又未深入工地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奸商便乘机偷工减料，以致造成桥身倒塌事件。这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息县正、副县长在检讨中表示今后在工作中一定纠正这种不负责任的作风。 河南省潢川专员公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