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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检查我们在领导工业方面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
中共宣化市委员会
入城以来,察哈尔省宣化市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保持了坚苦朴素的作风,工作上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其最本质的原因,是我们面对着簇新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和工业工作,使用的方法依然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方法。因为有很严重的经验主义,所以眼睛便不向前看,政治嗅觉很不灵敏,对新鲜事物没有敏锐感觉,思想之路很狭窄。很多同志成天在繁琐的事务圈子里打转,个别同志还显示过无知的狂妄,以为自己不知道或本地区没有的东西,好像世界上也没有;报纸上登载或上级通报了的先进生产方法,不敢大胆地试验推行,对本地工人群众的创造发明,也没有系统精密地加以分析、总结和推广,对工人群众的新创造、新纪录等宝贵成果,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总之,因为我们长期存在着经验主义,以致生产上许多生动活泼的东西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外地的经验不能及时推广,本地的经验不能及时总结。有些厂矿在接受和推广先进经验上,畏首畏尾,强调困难,有的厂子竟说:“我厂生产任务小,用不着推广先进经验。”或者说:“那是苏联的,那是东北的,咱这里条件不具备,不能仿行。”更恶劣的是诿过于工人的“保守落后”,却不去加强领导。去年五月龙烟铁矿派人到北京学习高速切削法,回来后竟迟迟不推行;“三反”中工人们“反”了一下才开始推行。马万水的掘进铁矿先进经验,两年多未总结出来,直到这次中央钢铁工业局来人后,才进行了总结。刘福海的快速接车法和超轴满载安全运转、宝兴煤矿的安全生产、下花园发电厂的马应诚千日无事故和这次的快速检修、造纸厂的快速蒸煮、炼铁厂的几次出铁新纪录、矿务局在生产经营上的改革等经验,都没有认真地总结和推广。有的虽已做过总结,但只笼统地说几条“几快”“几勤”“几注意”,只能给人以模糊的印象,很难使人记取。有些厂矿的领导人不注意别处早已总结成文的经验,而在那里埋头乱找。有的领导人看不到或看不见本厂工人的小的创造,小的先进经验,认为“零碎点滴经验,不值得总结”。事实证明:先进的生产经验在宣化市各厂矿都有,而且是丰富的。这次中央钢铁工业局到庞家堡总结马万水的快速掘进法时,工程师们说:“马万水的各种操作技术和苏联的先进经验有许多环节都是相吻合的。”各厂矿所有的先进生产经验,没有很好地及时总结和推广,这都是由于领导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所造成的。
二、在厂矿的领导工作中抓不住主要环节;或者有“单打一”的作风,顾此失彼,茫无头绪;或者因袭了过去农村工作中的“一揽子”的工作方法;或者事前不能作出周密的计划,只凭个人积累的点滴经验办事,在工作中缺乏预见性,缺乏科学的分析,因而抓不住运动规律,常常陷于被动。市委的领导有一般化的现象,市委同志不是经常深入厂矿研究政策的贯彻情况,提高领导艺术,而是空喊政治口号。对于经营管理、经济核算等业务至今学得很少。市委总结工作多是为了向上级作报告,不是为了切实指导各厂矿的实际工作。市委也曾开过不少的厂矿工作联席会议,由于会前准备不足,没有很好地通过会议来交流和总结经验。市里的某些直属部门(包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门在内)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冲破城圈。各厂矿的党务工作也很薄弱。
三、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明确,对工人合理化建议没有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厂矿领导方面如此,市委领导方面同样也没有真正深入到厂矿中去了解工人阶级的思想动态和意见,没有和工人同志们建立深厚的感情和友谊,没有把他们的意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认真讨论和研究,致使很多宝贵的合理化建议长期被埋没,这给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难以计量的。另外对于劳动模范在推动生产改革上的积极意义,在认识上也是糊涂的。有的领导人对劳动模范的缺点不敢或不愿进行批评,以致个别劳动模范因此产生了自满情绪,政治上进步不快,阻碍了他们在生产上的再进步。过去有许多劳动模范所以垮台,和领导方面的自由主义是分不开的。
我们在工业领导方面所以犯了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错误,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不少同志不重视理论学习。不少人进入厂矿以后便陷于事务主义的泥潭了,整日开会、批公事,很少或根本就没有系统地进行理论学习,时事学习也很松懈,这样就造成了政治上的短视,看不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不学习便落后,以落后的方法来领导先进的生产,怎能领导得好呢!
为了切实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打算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强学习,坚持学习制度,顽强、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水平。加强组织生活,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腐朽的个人主义。
二、虚心地坚决地接受外地特别是苏联的生产先进经验和先进方法,认真地总结本单位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方法,并加以提高和推广。总结经验应有专人负责,市企业管理委员会和各大厂矿党委应切实注意保证先进经验的推广。
三、在经营管理上,要克服盲目性和单纯营利观点,注意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
四、进一步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教育和改造。使技术人员在组织上思想上归队,做到技术和劳动相结合。
五、每个市委委员应联系一个厂子,经常下厂了解情况,帮助工作,学习领导工矿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其次是市级各部门的工作要围绕着工矿工作去进行。事实证明任何脱离工矿生产的部门工作是很少有所作为的。今后要注意抓住主要工作,不能四面出击,乱抓一把。进行工作要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每件工作都要有始有终,一竿子插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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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关于农村中富农成分的党员的党籍问题
问:农村中富农成分的党员的党籍问题应如何处理?
答: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工作,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在农村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组织起来”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农村中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宣传并以实际有效的行动,即以模范带头作用来实现党的这种政策。因此,对于已成为阻碍或破坏劳动互助生产合作运动的富农成分的党员,必须加以严肃地处理,以贯彻党的政策,保持党的纯洁。
在处理农村中富农成分(不论是旧富农或新式富农)的党员的党籍问题时,首先应说明:目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但共产党员决不能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党员不能去作富农,也不能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今后农村发展生产的方向是逐步走向农业集体化,所以要作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取消任何剥削他人的生产方式,积极地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如果他接受党的这种意见,而且他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丧失党员条件,那自应保留其党籍,党也不应当以富农来看待他。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
对于富农家庭出身、自己不直接参与剥削行为的党员,只要他能坚持党的立场,划清他和剥削者家庭的界限,则其本人的党籍不应受家庭成分的影响。


第3版()
专栏:

对徐州市人民法院错误的检讨
徐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光中
徐州市人民法院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组织已经腐烂变质了。
徐州市人民法院的错误所以能够发展到这样严重,除法院的领导及前院长王景武应负责任外,徐州市人民政府在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其中我对法院的问题应负一定的责任。
我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上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对法院的某些重大问题一无所知。以王景武为首的徐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实权完全操在坏分子、旧司法人员之手。他们欺压劳动人民,漠视国家利益;处理反革命分子迫害人民的案件时,敌我不分,“平等”对待,甚至包庇反革命;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更是放纵包庇,关心备至;处理婚姻案件时则支持封建秩序。他们贪赃卖法,无恶不作。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王景武因为收受了贿赂,对杀害我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以下二十九人的汉奸宋朝权只判七年徒刑。王景武曾给反革命犯夏谦芝介绍职业,夏犯被捕后,王景武又告诉犯人教育所长说:“夏某是我的老同事,要照顾些。”最后,夏犯被去掉手镣,提出来当了保管。徐州市棉织业不法资本家高荣真等破坏工会法,并殴伤工会法检查小组王言荣一案,法院审判员李旭升在处理时竟以高犯等尚能“坦白”为理由,判以无罪。茂记颜料店以泥土冒充颜料欺骗萧县农民李凡池,李至法院控诉,承办人员吴培身听信了不法资本家的狡辩,反将李扣押两月。瑞记营造厂诈骗蚌埠铁路分局公款案,法院不接受建议,不去查封该厂财产,三月份判决,十月份执行,结果被告和保人一齐跑掉,使国家被骗的大米三十余万斤无法追偿。李汉兆虐待其妻致死案,法院承办人员刘干忱认为应“息事宁人”,不了了之。范小妮控告张明发强奸并杀婴一案,审判员张临东在受理时竟以“六十老人不可能强奸”为词,判被告无罪,反判原告徒刑半年。审理一个案件要多到十五道手续。审判人员都可以随意传讯,随意拘押,随意判决。他们判案的根据不是人民政府的纲领、政策、法律、法令,而是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所有这些和人民日报已经揭发出来的材料以及其他许多难以尽述的类似情况,充分说明徐州市人民法院已经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它是“欺压革命人民、强奸妇女、贪赃枉法、包庇反革命、包庇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罪恶渊薮”。(见人民日报八月十九日政法工作简评)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然而对徐州市人民法院这么严重的问题,在“三反”前我们一直不了解,甚至连前院长王景武本身隐瞒历史、贪赃枉法、吸食毒品、包庇反革命,在工作中阳奉阴违、欺上压下的严重情形都不知道。
我们的官僚主义还不止此,更严重的是平时虽已发现法院的领导和工作有些问题,但却没有以严肃的态度给以处理和批评。法院随便扣押人,把不该判刑的人羁押几个月,把案件判错等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有些问题我们发觉了,也曾指示法院作正确处理,但终因没有检查督促,法院执行与否我们也不知道。特别是没有亲自或是组织一定的力量检查法院的工作,使法院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这也助长了那些坏分子的胆大妄为。
王景武本人及其他坏分子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是没有人知道的;在“三反”运动中,法院的工作人员就做了无情的揭发。过去所以长期没有被揭发出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没能及时联系法院的同志,听取他们对法院的领导和工作的意见,对某些重要线索,我们也没有加以重视。如王景武曾几次要求调动法院的人事秘书,甚至恶意地在“三反”运动初期连续打击她,两次要求撤职查办她。我们当时虽然感到其中有些问题,而没有同意王景武的要求,但也没有深入了解情况,和那位人事秘书谈谈。今天事实证明,他俩之间的分歧,人事秘书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她并且知道法院中的很多问题。
我们对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是与反革命作斗争的武器、是保障人民利益、保证生产建设的权力机关的认识不明确,不像对公安局那样重视。因而在干部配备上重视不够,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基本上没管。除大的运动如镇压反革命、清理积案等由我们直接领导法院进行工作以外,平时很少过问。既没有专门讨论过法院的工作,也没有检查过工作,对干部品质、历史、成分也没有进行详细审查。我们明知道法院自领导人员至某些审判人员,都有着严重的旧法观点,但除在一九五○年整风时原则地指出应作为整风重点以外,一直没再过问。我们这种领导不强、不重视法院的干部配备,也是造成法院错误的很重要的原因。
伟大的“三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我们的官僚主义,法院的错误也逐步被揭发出来。我们在发现了市人民法院的严重情况后,曾做了慎重的、坚决的、严肃的处理。为了弄清情况,曾派市人民政府人事处长亲自查对材料。在查对材料属实后,当即派了坚强有力的工作组帮助整顿法院组织。在中共徐州市委和徐州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直接掌握下,在派去的工作组及法院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经一个多月的时间,以王景武为首的徐州市人民法院的错误已被全部揭发出来。我们当即根据党的政策,群众的要求,将王景武逮捕法办,将贪赃枉法的民事处前处长杨仲萱、刑事处前副处长冯子鏖、郊区分院前副院长刘干忱撤职查办。对其他贪赃枉法、违法乱纪分子,也都分别给予刑事、行政等处分。
另方面,我们也抽调了一批坚强有力的干部,充实了徐州市人民法院。因而在“三反”运动以后,徐州市人民法院已面貌一新。
最近我们根据中央关于改革司法工作指示的精神,对徐州市人民法院已从组织上进行了彻底的改组。除在“三反”中已经处理的人员以外,又把一些不适于作司法工作的人员,分别介绍转业或作了其它处理;吸收了一部分工人及妇女参加了人民法院的工作。初步改造了一些旧的诉讼程序,撤除了门岗,加强了问事处工作,改善了候审室。目前正结合总结法院工作和检查旧案,肃清司法人员中的旧法观点。这一工作已获得一些成绩,得到广大群众的良好反映。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在党及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着中央改革司法工作的精神,接受过去的沉痛教训,努力作好徐州市人民法院的改革工作,以期使法院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徐州市人民法院的错误是严重的,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除要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外,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从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中克服我们工作中原则性不高、工作无中心、无重点、整日陷于事务忙乱的严重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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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肃清残存在人民法院中的反人民的旧审判制度
陈希
人民司法机关的审判制度,应该是便利人民,便于保护人民的利益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它应该和一切反动的旧审判制度有根本性质的区别。但是很多人民法院却一直沿用着反动的旧审判制度,使人民受到损害或感到很大不便,使人民的敌人占了便宜。沿用旧审判制度有以下几方面情形:
一、受理案件方面。第一种情形,是“不告不理”。人民法院中有不少工作人员,有时明知发生了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件,也知道这案件的经过详情,但却漠不关心,沿用“不告不理”的旧制度。陕西省清涧县人民法院的一个工作人员亲眼看见某家婆婆唆使两个小姑用毒药毒死媳妇,但却站在一边看热闹,不加过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种是“当事人不适格”不受理。某城市一家贫苦市民因外商煤气公司煤气管破裂,全家中毒,小孩死亡,向人民法院控告那个煤气公司。但该法院却认为只告公司不告具体的人,被告“不适格”,“无法受理”。以后这个市民向当地报社反映,引起上级司法机关的注意,才转知该市人民法院作了处理。第三种是“管辖不合”不受理。陕西省淳化县的刘启珍用四十六石小麦买寡妇姚叶儿为妻。姚叶儿因和刘启珍没有感情,回娘家(河南巩县)后就没有再到刘家。刘启珍向淳化县人民法院起诉,姚叶儿也向巩县人民法院提出要和刘启珍离婚。淳化县人民法院以“控告须在被告所在地为之”为理由,推到巩县处理;巩县人民法院则说应由淳化县处理,又推到淳化县。两县的人民法院推来推去,公文往返七次,经过一年零四十二天(到今年六月十日止)还没有解决。第四种是“审级制度不合”不受理。上海恶霸柏文龙诱奸、虐待少女王扣儿案,经上海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处柏文龙徒刑三年。柏文龙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这时被害人提出还有一名帮凶犯李步福应一并法办。但华东分院认为被害人所提帮凶犯未经一审判决,“二审不能迳为受理”,竟予驳回。第五种是“无诉状”不受理。河北省一个贫苦农民为土地纠纷到省人民法院去起诉,沿途乞讨,走了几百里才到保定,满怀希望地到省人民法院提出自己的问题。而该法院某工作人员竟以没有“诉状”为理由,把这个农民拒于法院大门之外。蚌埠市一荣姓妇女到市人民法院请求离婚,该院藉口没有“诉状”,不予受理。这个妇女回家后受到丈夫的讥笑讽刺,便羞愤自杀了。这些残存在人民法院中的旧制度,给劳动人民增加了极大痛苦,使劳动人民得不到人民法律的保护。
二、处理案件方面。第一种情形是手续繁琐,公文旅行。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从收案到结案共有二十道手续。平原省人民法院经过一度改进之后,还有二十八道手续。东北农民柴友三失马一案,经过了四个法院审理,四个法院公文往来,前后历时七个月,经过四十道手续。手续繁琐加上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就形成对案件处理上严重的积压与拖延现象。沈阳市人民法院处理的一件案子,拖延了三年零三个月。平原省新乡市人民法院中有在押两年以上的犯人二十二名,一直未作审理。其中有五人连卷都没有。特别是对妇女要求离婚的案件,许多法院长期拖延不处理,致有的妇女因不堪家庭虐待而自杀。第二种是“民事不管刑事,刑事不管民事”为程序而程序。青岛市人民法院在处理宋镕新重婚遗弃案时,先由刑庭以刑事判决书判宋徒刑两个月,再由民庭以民事判决书判准宋镕新和妇女荆某解除婚姻关系。本来是一案,偏偏要双审双判。南京市人民法院判决某反革命分子死刑,并决定没收其房产。判决主文中漏掉“没收”字样,本来作个补充判决就行了。而法院执行人员却写公函通知地产局,要地产局向人民检察署控告;再由检察署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再作判决。他们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为“程序”而兜圈子。第三种是“就案办案,就事办事”。浙江省人民法院某审判员公开宣传办案的秘诀是“告什么理什么”。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法院受理一土匪杀人案时,办案人明知这个土匪藏有武器,却认为“与己无关”,而不予追缴。不少法院对于离婚妇女带产问题,只要女方不提出要求,就不理睬,对妇女合法的权利不予保障。第四种是
“官无悔判”,“一事不再理”。判错案件时不肯公开地向人民认错,加以纠正,而是坚持错误,“面子”第一。例如武汉市人民法院随意判令某小学校腾房,没有顾到学校腾房的困难。市人民政府提出意见,认为判得不恰当。但市人民法院某司法人员不愿改判,认为有失法院判决的“严肃性”。有的法院押错人或判错案时,也要硬找些“理由”,加人以罪,或者错押了多少日子就判多少日子的徒刑,或者故意宣布为“教育释放”,以表示被错押的人仍是有罪的。这些司法人员想用不认错和坚持错误来维护法院和判决的尊严,结果是严重地损害了法院和判决的尊严。
三、写判决书方面,很多人民法院的司法人员承袭了反动统治阶级装腔作势、愚弄人民的“六法八股”。很多司法人员写判决书时故意舞文弄墨,满篇面目可憎的法言法语,什么“诉讼标的”、“饰辞狡展”、“似不无审理不尽之恨”、“洵属允当”等等,陈辞滥调,又臭又长,人民根本看不懂,他们也不管,甚至因此而自鸣得意。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有一个判决书,当事人看不懂,去问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的工作人员也看不懂。最后找到东北分院秘书长看,也看不懂。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写判决书时,不管犯人是否承认,每次都写上“供认不讳”;不管事实是否经过调查,照例写“指陈历历”、“附卷可稽”。更有不少司法工作人员故意写些侮辱劳动人民的语句,如“村妇饶舌”、“乡愚无知”等;或把两相情愿的离婚写成“牛马不逢,有失德合”。这一套反动的“六法八股”,丝毫不能体现人民政府的政策,不能用以教育群众。
上面所列举的种种情况说明:反动的旧审判制度,从头到尾是一条束缚人民的绳索。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统治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司法机关沿用了这一套腐朽反动的审判制度,势必脱离群众,变成“官僚衙门”,而丧失它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应尽的职能。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在肃清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同时,必须彻底地打碎这一套反人民的审判制度,肃清它在人民司法机关中的影响,总结各时期人民法庭的革命的创造,重新建立一套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审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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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纪录影片“抗战的越南”
唐漠
编导唱鹤龄 副导演范文科(越南) 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电影社联合摄制
“抗战的越南”是一部表现越南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向法国侵略者作英勇斗争的纪录影片。我们中国人民热烈地关怀着越南人民的斗争。这部影片的上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越南人民的斗争生活。
早在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同志就说过:“安然剥削和安然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殖民地和附属国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
这部影片一开始就揭开了殖民制度的罪恶和越南人民与这种制度所作的斗争。越南是个富饶的国家,他们有丰富的物产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他们本来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但是法国殖民者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批的矿产、橡胶被掠夺,人民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在一九四一年,由于日本法西斯和法国侵略者的抢劫粮食,竟造成了二百万越南人民活活饿死的惨剧。帝国主义者为殖民制度辩护的时候,总是宣传着他们在帮助“落后”国家发展,他们带给殖民地以文化和幸福,但是他们到底给了殖民地人民一些什么呢?这部影片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从这部影片里看到:当强大的苏联红军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越南人民从日寇手里夺得自由,宣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十一天,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狼狈逃跑的法国侵略者又回来了,他们重新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再骑到越南人民的头上。但是,越南人民并未屈服,他们在越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影片从各方面表现了越南人民英勇不屈的精神。斗争是艰苦的,要战胜当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是优势的敌人,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越南人民显示出惊人的毅力,他们为祖国贡献出一切。人民热诚地爱戴自己的队伍,农民们努力增加谷物的产量,工人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百分之三百,甚至百分之三百五十五的任务,每一个人都在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当人们撤退的时候,他们把胡志明主席的挂像和国旗小心地收拾起来一起带走;当祖国需要粮食的时候,就是敌占区的人民也冒着危险把粮食送到自由区来。
无论是在前线,或者后方,无论是在进攻的时候,或者退却的时候,人们总是那样的沉着和乐观,因为人们对胜利的前途充满着信心。
越南人民这种英雄品质集中地表现在胡志明主席身上。胡志明主席,越南人民英勇抗战的旗帜,总是那么不疲倦地充满信心地工作着,不断地研究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苏联、中国的革命经验,根据越南的革命实际,指导着越南人民前进。越南人民热爱着自己的领袖胡志明主席,我们从影片里看到,当他出现在庄稼地与农民在一起的时候,农民对他是多么的亲近而又尊敬!
尽管战争还在进行,尽管环境还很困难,但是越南人民的政府已经领导人民开始建立新的生活。在影片里,我们看到了土地改革的进行,人民文化教育的提高,以及水利的兴修等等。由于这些措施,越南人民的生活已经得到初步的改善,自由区的文盲已经基本上肃清。截止一九五一年年初,全国已经分配了二五三、八八二公顷土地给四二二、六四三个贫苦的农民。这不是简单的事,这是惊天动地的变化。殖民制度造成了严重的贫困、饥饿和死亡,人民当了家之后,还在战争的年代就开始清除这些灾害了!
这是殖民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的显明对照,这是人民建设幸福生活的开端,人民相信工人阶级将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也就是这样,越南人民在艰难的斗争中逐步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战胜了敌人,取得了今天解放全部国土百分之九十,歼敌二十多万的伟大胜利。这也是影片所着重指出的。
影片的最后一段表现了越南人民的国际性活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越南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看到了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和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上,越南代表的备受欢迎,看到了越南青年和法国和平女战士雷蒙达·迪安的会见,也看到了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越南代表团所受到的热烈欢呼。这些场面是动人的,它不仅表现了越南人民今天的斗争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意义,它也表现了全世界人民对于越南人民的友谊和支援。
殖民制度在越南人民面前就要彻底被粉碎了。美国干涉者想要帮助法国殖民者维持其统治和妄想利用越南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的迷梦,也毫无疑义的要破产了。
这部影片曾在第七届国际电影节获“劳动人民争取和平斗争奖”。我们欢迎这部影片的放映!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华东总分会成立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华东总分会九月四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华东一级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及华东各省市的机关、团体代表共一百多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舒同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东区工作委员会第二副书记施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谭震林说:“我们的体育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是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而不是锦标主义的;是集体英雄主义的,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是全体人民的,而不是少数人的。”舒同对华东区今后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作了具体指示。最后大会宣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华东总分会正式成立。与会代表一致选举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为名誉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孟宪承为主席,教育部副部长沈体兰等五人为副主席。
中国药学会总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药学会总会将于十月底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除通过会章、选举理事外,将重点讨论药学事业有关问题。总会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会搜集有关药学教育、药物生产、药物研究及其他各项材料和准备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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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卫生运动中的龙须沟
彭家杰
解放前的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臭沟,它严重地损害着附近居民的健康,有时甚至直接夺去居民的生命。一九五○年五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政建设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把龙须沟上段改建为暗沟,沟上修了宽阔的马路,下段则加以疏浚,基本改变了这一带居民的环境卫生的状况。一九五一年十月,人民政府又重新修建了附近的金鱼池,使它成为美丽的小花园。今年春天,人民政府发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马上得到龙须沟群众的热烈响应。他们都说:“人民政府关怀我们的清洁卫生,修龙须沟,修建金鱼池,我们自己再不起来做好清洁卫生工作,对得住政府吗?”在群众的这样思想感情的推动下,龙须沟的爱国卫生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了。差不多每条街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每十户有一个卫生小组,规定每星期检查卫生三次。他们在北坛根修了一个雨水口,解决了街上积水的问题。过去胡同里两边都堆满了垃圾,现在都给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就是最偏僻、最小的胡同,也没有一点垃圾了。胡同里都安装了皮壳筐;厕所一天掏一次,天天撒石灰,定期打“六六六”。粪坑里没有粪蛆,没有苍蝇。金鱼池左近那个非常肮脏的冰窖,现已用土填平,准备把它修建为一个球场。
人民政府又在龙须沟安置了自来水管,居民的吃水问题也解决了。现在他们吃的是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因此很少人生肠胃病了,其他疾病也大大减少;谁有了病,派出所就介绍他到保健站去免费治疗;病人家附近五十公尺以内都喷射“六六六”,进行消毒。当我访问卫生委员赵俊卿的时候,她眉欢眼笑地说:“我们的环境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一天工作完了,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舒舒服服地喝茶乘凉,晚上也可以扭开电灯学习文化。”卖金鱼的卫生积极分子徐世英,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过去我们工作一天,累得要命,但是晚上不能睡,终夜都得守护着金鱼,怕老鼠偷吃;现在老鼠打得差不多了,一天愉快劳动之后,可以睡个很香的觉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恶劣情况。一谈起解放前的龙须沟,他们马上收起了笑容。那时候,龙须沟全是烂泥浆,夹杂着垃圾、死老鼠、死猫、死狗、死婴和粪便,水色像染缸里的蓝靛一样,水面漂浮着酱色的大泡沫。附近的居民都得掩着鼻子过日子。下雨时,北京外城的雨水都流到龙须沟来,沟水四溢,一片汪洋。当地的劳动人民,往往半夜里为漫上炕头的臭水所惊醒。国民党反动派把“修沟”当作“肥缺”,只管收费,却不管居民的死活。臭水沟始终还是臭水沟,是繁殖蚊子、苍蝇、老鼠的大温床,沟里和金鱼池里漂满了一寸多长的大尾巴蛆,因为沟堤比劳动人民的窗台还要高,大尾巴蛆常常从窗口爬进房子,甚至爬进炕上的被窝里,爬到卖菜人家的菜上。太阳还没有出来,劳动人民就被苍蝇的嗡嗡声所轰醒。烧饭的时候,一揭开锅盖,苍蝇被冒出的蒸气烫死,纷纷落进锅里。他们吃的是压水机压出来的龙须沟里的臭水,又涩又苦,吃了下去,非常容易得急性肠胃炎病。再加上苍蝇、蚊子、老鼠的袭击,龙须沟一带就成了种种传染病的发祥地,在疫病流行的时候,往往一夜之间,全家人都死亡。……
可是现在,这种苦难的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在一天的工作开始以前或结束以后,成群的劳动人民就到金鱼池旁边蹓跶、凭栏远眺那映照着朝阳或落日的天坛建筑物。紧靠着金鱼池的东边和南边,有着两条康庄的大道,大车络绎不绝地打这儿经过。在这两条大道的底下,就是解放前臭气薰天的龙须沟。


第3版()
专栏:

锦州市的一条卫生模范街
荜路
在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中,锦州市和我国其它许多城市一样,也出现了“奇迹”:蚊子、苍蝇、跳蚤比往年大大减少了,在好些地方并已绝迹。“家家无鼠,户户无虫”的口号,正在逐步实现着。
解放前的锦州市,不论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一堆一片的垃圾,连粪场都设在城里。特别是人口稠密的第一、二区,仅那两条臭气冲天的水沟,就足以威胁全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健康。所以,过去沿沟居住的人们,都把这两条沟叫做“丧门沟”。解放以后,特别是从展开爱国卫生运动以来,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全市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垃圾已做到了当日清除,粪场挪到城外去了,臭水沟也被填了起来。据锦州市公共卫生机关的了解,从今年一月到七月,全市患传染病的人,比去年少四倍多;害痢疾病的人,要比去年少十多倍。市民的公共卫生习惯和道德面貌都起了巨大变化。
我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我曾访问过一条街——锦州市三区的安福街。从这条街的卫生情况的改变,可以看出锦州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巨大成绩。
过去,人人都把这条街叫做“穷棒子街”,因为这里的住户多半是踏三轮的、赶大车的、做小工的。在这条坑坑洼洼的街上,那儿都有马粪、狗屎,一刮起风来,夹杂着粪末的尘土,便会刮到各家的炕上、锅台上和锅盖上。下了大雨,满街是黑糊糊的臭泥浆。家家屋子里的家具都被罩在灰络尘网里,连空气也使人感到恶浊。可是今天,这条街已被评为锦州市的卫生模范街之一了。整条街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屋里的空气也新鲜得多了。家家户户,不仅衣服、被褥、锅碗、瓢盆、箱子、柜子是弄得一干二净,就连那几十年来没有动过的“过梁”,也都擦得一尘不染。我问本街的街道委员丁天惠:“你们是不是经常都能保持这样清洁呢?你们常有人进行检查么?”他笑着回答我:“当然是天天这样。说到检查,谁都是检查员。”他说目下这里的居民,对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都有相当的认识了。只要遇到刮风天,各住户,不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不约而同地往街上泼水,准保扬不起尘土来。每天清早,各户居民都出来扫街,扫完街便扫院子,最后擦门窗,洗刷用具。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这里的居民的行动很一致,好像军队在一个命令下作战一样,而且都是自觉自愿的。
“你们在这个运动中间,难道就没有碰到一点困难么?”我接着又问丁天惠。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当然,困难是有的。比如一开头,有个别居民不大理会这个运动。就拿赶车的李庆和来说吧,他家窗户上的玻璃从安上的一天起就没有擦过,脏得都不透明了,别人劝他擦洗一下,他故意说是‘乌玻璃’。没有办法,大伙便动手替他擦,这一下使他感动了,第二天,他把它擦得溜光闪亮,再也不说落后话了。不过像这样的人是并不多的。”
据丁天惠说,在这条街上,还有两个人是值得提一提的:一个是将近八十岁的老大爷——马秀,另一个是李贾氏。
李贾氏是个家庭妇女,过去是脏得出名的。例如她早晨吃了饭,总要到晚饭时才洗盆刷碗,锅台上的尘土终年不打扫。但在这次爱国卫生运动中,她得了奖。她在受奖以后很谦虚地说:“我比人差的还远哩!往后我一定要往好些搞!”她和四五户邻居合用一个厕所,她自愿独自打扫。有人问她为啥这样勤快,她说:“爱国卫生是大家的事。咱不能破坏大家的事!”
马秀老大爷,是快到八十岁的人了,而且是个瞎子。他家人口很多,本来已经用不着他再劳动了。可是在这次爱国卫生运动中,他显得和一般年青小伙子同样积极。他整天拿抹布擦这擦那,或者帮同院里的人轧水刷洗东西。如果街道上召开有关爱国卫生的会,就是半夜深更,他也非去参加不可。他的儿媳经常劝阻他,耽心他磕着碰着,但他不满意地说:“爱国卫生运动是件好事,强身保国。我不听会那还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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