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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钢铁工业局指示华北直属厂矿
推广刘长福小组经济核算制的先进经验
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指示华北直属厂矿推广刘长福小组经济核算制的先进经验，并把它确定为下半年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中心工作之一。指示指出：华北各厂矿三年以来，生产突飞猛进，工人觉悟程度空前提高，各项技术及业务工作亦有显著进步。但迄今为止，各厂矿还没实行车间经济核算制，工人群众还不会做计划工作。原材料的管理紊乱，财务管理也没步入正规，技术监督制度、操作规程也没有认真贯彻和执行，专责制度没普遍建立，成本不确，质量不良，表报积压，事故不断发生。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管理工作落后于生产发展的要求，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赶不上生产发展的新形势的要求。必须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推动生产继续前进。这就要推行经济核算制，使工人了解、掌握和关心生产各种指标及各种工作制度，使计划管理有坚固的群众基础。天津钢厂刘长福小组的先进经验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和方法。
刘长福小组的先进经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它解决了以下一系列的企业管理中的问题：
一、小组建立了一套小组经济核算制的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这些方法和制度适合一般的工段和车间。这个小组有自己的计划和原始记录，全体工人当日能了解生产数字及质量、成本、原材料消耗等指标并把它们与计划对比。因而使工人十分关心计划的完成，从而在政治上加强了工人搞好生产，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思想，建立了各种工作制度，并坚持不懈。这些责任制的建立，便使经济核算制有了组织上的强有力的保证。
二、推行经济核算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产量质量、降低成本，使管理工作走上正轨。刘长福小组完全掌握和了解这个目的，并抓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心环节，即从解决当时小组存在的“作业率低”、“事故多”、“废品率大”着手，发现了其关键在于工人技术水平低，因此刘长福即传授其十五年轧钢经验，再由技术人员讲授操作规程，随后改进劳动组织，大力开展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并建立责任制，再学习计算及分析记录。这样逐步前进，由简到繁，由盲目到自觉，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为一系列的生产改革。
三、小组的成长是在健全的思想领导下，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领导和群众密切结合，劳动和技术结合，上下一致；小组的一切会议和学习制度都以生产为中心，他们就能真正地团结一致，专心生产改革。这样就使小组能长期保持着高涨的热情，朝气勃勃。
四、小组的成功还由于领导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在初期是经过厂的领导方面慎重选择并进行有效的、不断的经济核算制的教育。推行中虽发生了若干困难，而车间主任及党的组织则加以帮助和支持，帮助克服工人的保守思想，具体解决了技术问题及工人文化低不能记录和计算的困难，也适当地批评和纠正了小组曾经发生过的自满情绪。
指示指出：各企业必须大力推广刘长福小组先进经验，并把它确定为下半年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中心工作之一。
推广的办法：普遍号召，重点推广，要求在每个主要车间选择一个到两个小组进行培养，在年底以前做出成绩来，加以总结，并进行评定。各厂矿必须进行具体布置，做出具体推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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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长福小组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先进经验
国营天津钢厂厂长 王韬
刘长福小组，是天津钢厂线材部轧钢车间的一个先进小组。一九五一年推行经济核算制时，在天津钢厂领导方面的耐心教育和具体帮助下，这个小组成了实行小组经济核算制的优秀典型。
刘长福小组的特点，概括起来为“五有”（有计划、有计算、有记录、有制度、有技术）和“两个结合”（领导和群众结合、工人和技术人员结合）。
小组有单独的产量计划、质量计划、原材料消耗计划、工时计划和检修计划。并建立了足以表现小组工作的一套原始纪录（包括产量、质量、原材料消耗、设备运用和工时）。这些计划，是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全体工人参加制订出来的，其目的是从各方面改进生产。计划订出后，就根据计划每日每月检查生产情况，因此工人都学会了计算各指标的方法，并通过原始记录，计算自己每天生产的直接成本和增产节约的价值。
除了精确的计划与记录而外，刘长福小组还建立了加强技术管理、改善劳动组织、加强责任制的一系列制度以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小组经济核算制。他们小组有技术研究会、生活检讨会、交叉交接班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和学习制度。在技术研究会上，工人们经常讨论生产中各项技术问题，刘长福在三个月内，把十五年的轧钢经验全部传授给工人；技术人员也经常系统地讲授技术操作规程。半年来全组共作了十九件重大的技术改进，全年可为国家创造价值八十亿元的财富。在学习方面，每天读报已成为小组的生活习惯。朝鲜前线的胜利消息，经常鼓舞他们增加生产的热情。其它的各项制度，对小组的生产也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刘长福小组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小组面貌为之一新。
第一、工人树立了经济核算的观念。过去，工人认为：“工人就是干活的，干了多少就算多少，下了班抢着回家。”现在则人人关心生产，每天下班后，都等着核算出成本和节约数字来才回家去。过去，完成任务后就停车休息，现在，工人自觉地提高了机器每小时的产量和作业率，争取不浪费一分钟。有一次，工人预知将要停电，交接班时没有停车就接着生产，把检修工作移到停电的时间去进行，结果仍然完成了小组的当日生产计划。
第二、人人做到心中有数。过去，工人讨论计划时，完全凭着热情去规定任务，现在则知道具体核算条件，并从多找窍门、提出具体办法着手，全面改进生产。
第三、开动脑筋，发挥智慧。过去，工人们只有单纯的体力劳动观点。他们说：“我们是大老粗，那能研究问题！”“这些技术问题，我们能解决了，还用人家技术员干么！”现在在各个生产程序上都找出了窍门。工人们说：“不找窍门，不算细账，专凭蛮干，订不好计划，作不好工作”；“有了经济核算制，我们就能知道问题在那里，大家动脑筋去解决”。此外，由于人人自觉地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规则，贯彻交接班制度和实行分工负责制，已经连续十二个月没有发生工伤事故。
第四、生产成绩平稳上升。刘长福小组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生产成绩就平稳上升。从今年第一季度到现在，机时产量由三点六五吨逐渐上升到四点一七吨；作业率由百分之六十四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一级品由百分之九十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六；废品率由百分之零点四逐渐降到百分之零点二五。增产节约总值，年初订计划时为七十亿元；在七月份，找到二十四个窍门，改进了三十九件技术，改订为一百五十七亿元，八月初又改为一百八十亿元。
从刘长福小组的成绩看来，小组经济核算制，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劳动形式，是发动与组织工人阶级完成增产节约任务的最好的手段，它给企业实行计划管理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刘长福个人的领导方法，对小组的团结和巩固，也是有影响的。他的领导方法，是依靠党员、团员，团结和联系群众。小组每次提出技术改进时，他总是先召集党、团员商量，再由党、团员和群众商量。每日下班后，他都向车间主任或党支部书记汇报情况，遇到困难时，他又主动要求上级或技术人员帮助解决。例如当刘长福发现实行小组经济核算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小组的工伤事故多，生产作业率低等技术问题。刘长福决定成立技术研究会，把自己十五年的轧钢经验讲授给工人。当时有些老技术工人顽强地抵抗。他们说：“他那两下子同我的差不多，叫我听他讲？”“他没有学过技工，不是行里。”经过了刘长福的耐心解释，以及领导方面帮助动员说服，才克服了这些保守思想。改进牙轮箱装置的时候，有的老技工反对说：“用了这么多年，也没听说牙轮箱会出毛病。”在车间副主任的努力帮助下，也解决了问题。
车间领导方面在培养这个小组过程中，一方面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一方面也克服了干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相信工人能管理企业，认为工人文化水平低，不能掌握计划和改进技术，于是以包办代替的态度来对待小组工作。另一种是不从实际出发，把一套“完整式样的表格”和复杂的计算，交给工人，使工人望而生畏。克服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后，领导方面找出了通俗易行的适合于工人文化低的一套办法。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使工人学会了订计划、作记录等方法。（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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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互助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和今后应注意解决的问题
山西省人民政府农业厅
今年前半年山西省的互助组织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的互助经济在农村中已占优势。全省现有各种类型的互助组二十八万零五百九十个，参加的男女劳动力共二百五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百分之五十六点三（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内），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九。常年互助组去年占互助组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今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点九。多数常年互助组已经订出了全年的或季节的生产计划，都能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对参加互助组的男女劳动力开始实行同工同酬，并把生产活动和政治学习紧密结合起来，用“读报组”、“爱国检查日”、“爱国生产俱乐部”等形式，经常对组员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这一类型的互助组中，有一部分是历史较长、经验较多、骨干较强、并积累了一部分公共财产的，它们已不满足于现在的互助形式，正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些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今年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季节性、临时性的互助组。这类互助组缺乏领导骨干和互助经验，没有生产计划，也还没有建立健全的制度。它的一般特点是“农忙互助农闲散”，或是“农业互助、副业单干”。这一类型的互助组需要加强领导，积极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地区至今仍然有不少有名无实的形式组，这种形式组不仅在生产上不起作用，而且对群众影响很坏，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今年互助运动的新特点
一、常年互助组增加，季节性临时性互助组相对减少，并出现了并组、联组的新情况。例如，去年运城专区的常年互助组只占互助组织总数的百分之九点六，今年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襄垣县有一千多个临时组上升为常年互助组。长治、榆次两专区互助基础较好的地区，有许多互助组发展扩大了，组内的户数增加了，有的已并在或联在一起。互助组扩大的结果：（一）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准备了基础；（二）进一步扩大了投资，发展了生产；
（三）更合理地使用和调配了劳力。
二、互助组的公共财产大量增加，土地的基本建设已被重视。交城三百五十八个组今年积累的公共财产有：新式步犁四十一张，水车十部，喷雾器一百三十六台，轧花机二十五台，公积金七百五十万元，义仓粮三千六百零七斤，土地四百八十九亩八分，连同上年积累的公共财产共合人民币两亿多元。壶关流泽，黎城王家庄、霍家窑，平顺西沟、川底，榆社大寨，兴县白家沟等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利用剩余劳力进行了许多土地上的基本建设工作，从春季到现在，共打水井七眼、旱井二十眼，挖旱池六个、活水池三个、蓄水池十五个、卧牛坑九十二个和小型渠道四十九条；又合作造林三百五十亩零一万多株，集体植树八千八百零六株。公共财产的增加和土地基本建设工作的被重视，充分地说明互助组内集体主义思想和向自然斗争的思想已逐渐增长。
三、互助组的生产计划性加强了。长治专区已有一万零五百个互助组订了增产计划。平顺有五千七百个互助组参加了爱国增产竞赛，其中有两千七百零一十二个组订有长年计划。晋城参加竞赛的七千零二十二个组中，订两年计划的有一百零八个组，订一年计划的有三千一百四十个组。为了实现生产计划，许多组订了“爱国公约”，采用“长计划、短安排”的办法，初步克服了生产中的盲目性。
四、互助组内的“三大结合”进一步发展了。（一）目前全省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互助组注意了提高技术。这些互助组大部分建立了“小农场”和“丰产地”。黎城有一千三百三十一个组有高额丰产地。交城有一千零九十八个组设有技术员，有二百八十六个组有小农场。以农场为核心、互助组为基础、劳动模范为骨干的“技术传授网”，在全省特别是老区已相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互助组与提高技术相结合的结果，打破了群众的“不种百亩地，不收百石粮”的保守思想，提高了大家争取高额产量的信心。（二）全省约有十万个互助组实行了农副业结合。大部分互助组对土地进行了加工，并把剩余劳动力投入了副业生产，然后把副业生产的大部分收入拿到扩大再生产方面去。但也有一些互助组以经营副业为名，贷款进行投机商业活动。这种现象必须纠正。（三）长治专区约有两万个互助组和供销社建立了合同关系。有的订立了预购、赊购合同，有的订立了结合合同。交城有四百一十九个组和供销社订立了产销合同和预购合同，各级供销社保证代销棉、粮等价值二百五十六亿元，代买农药、农具等价值六亿三千三百四十万元。高平各级供销社通过合同关系供应互助组新式步犁一百五十部，锄草机、喷雾器各五十部，水车一百五十部，玉米脱粒机三十五部，温度计一百五十支，农药二千斤，肥料两万五千斤。互助组与供销合作社结合的结果，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互助组生产的计划性。这对巩固互助组有决定性的作用。
五、新区互助运动迅速发展。半年来，山西省新区互助组的数量发展了一倍到一倍半。有些互助组一开始就积累了公共财产，并要求实行“三大结合”。这是和过去老区的情况大不相同的。领导方面必须十分重视这个特点，否则即无法领导新区互助组运动的迅速向前发展。
取得成绩的原因和经验
一、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的政治思想领导。我们针对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存在的右倾思想，以及许多党员、干部不参加互助组的现象，普遍发动农村党员、干部和互助组学习了高岗同志“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的报告，展开了对“郭金玉思想”的批判；同时又广泛地进行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前途教育。这样做的结果，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了农村发展方向及自己应走的道路，基本上纠正了资本主义思想倾向；许多人参加了互助组或重新回到互助组，农村的政治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据运城专区四十八个支部共有三百二十六个党员，去年参加互助组的一百二十一人，今年增加到二百四十七人。曲沃、新绛、猗氏等县去年参加互助组的党员只有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今年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三点九。长治专区十二个县去年参加互助组的党员只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今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一点三。在党员的带头影响下，全区组织起来的劳力由去年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三增加到今年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九。现在一些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和一些互助组中，仍然存在着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交城、壶关有些互助组还在假副业生产之名，向政府贷款进行商业活动；有些区村干部还错误地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剥削，互助组搞商业能够增加收入。”更严重的是，有些组已被地主富农分子和反动分子篡夺了领导权，赵城登临村四十二个互助组中，就钻进二十四个地主、富农分子和反动分子，并有八个当了组长。他们使用农民的农具，还讽刺农民说：“你们翻身了，得了果实，还能没办法吗？”这种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爱国热情更好地结合起来，继续向农村中一切资本主义倾向和右倾思想斗争，把互助合作运动进一步地开展起来。
二、运用互助代表会议和互助组长训练班的方式培养大批骨干。在互助代表会议上，广泛地交流了互助经验，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克服了干部缺乏经验的困难。今春各专区各县都召开了互助代表会议，举办了互助训练班。参加的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党员、团员和妇女干部达十四万余人，这些人一般都成了互助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各级农业领导机关应把这一形式订为一个领导制度；并应用“传授站”、“观摩”、“评比”等办法，广泛地推广和交流互助经验。开好代表会的经验是：会议要有中心，会前要充分准备，会上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亲自参加。
三、互助合作运动与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紧密结合。今年全省响应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和丰产农场联名发起的爱国增产竞赛的，共有十八万个互助单位成万个单干农民，形成了全省规模的连环竞赛。这一竞赛是在整顿互助、召开互助组代表会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竞赛内容却是以全面增产或单一作物增产为条件。农民都懂得了要想达到增产的目的，必须组织起来的道理，因此，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推动下，又发展了和提高了互助组。
四、国家经济的大力扶持。今年春季，国家贷给山西农民的肥料有八千六百八十七万四千斤，水车
一万零三百六十七部、农药七十四万斤、新式农具一万八千九百一十三部、喷雾器六万一千六百四十台。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贷给了组织起来的农民，并成为他们的公共财产。因此，增强了互助组的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对巩固和发展互助组作用极大。
今后领导互助中应注意的问题
今后在领导互助运动中，除应继续加强对农村的政治思想领导，更好地运用互助代表会议的经验，更广泛地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及进行有力的经济扶持之外，领导方面还必须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一、克服经验主义，加强对新区互助运动特点的研究。新区互助运动的基础和老区不同，它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也和老区不同。新区的农业生产是在土地改革之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而且很快地就已恢复到或已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因此新区的农民一开始就要求发展生产，而不是克服劳力、畜力的困难。所以“组织起来克服劳畜力困难”的口号对他们是作用不大甚至不起作用。新区农民一开始就要求全面地组织起来，要求互助组与提高技术、经营副业及供销相结合；要求国家大量的经济扶持。但我们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个特点，而拘泥于老区的旧经验，不敢大胆放手地领导新区互助组及时增加新的内容，仍然是采用：“先拨工、再互助”等一套办法。这种经验主义的作法，将使领导落在群众后面，而使新区的互助运动陷于自流。
二、深入领导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目前领导方面的最大缺点是对互助运动只了解一般概况，缺乏深入地调查研究和具体的分析，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往往形成被动，指导无力。使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运动的发展。为此，必须建立与健全互助合作的领导机构，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典型，总结经验，有效地指导运动向前发展。
三、面向薄弱区，克服不平衡现象。全省组织起的农民虽已达到百分之五十六点三，但互助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作好的县组织起来的农民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有少数县份组织起来的农民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因此，有关地区的领导同志，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立即派出强有力的干部，深入薄弱区，加强对这种地区的互助运动的领导，以便迅速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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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口江岸铁路工厂改进安全卫生有成绩
江岸铁路工厂自今年一月起，发动工人开展安全卫生大检查以来，安全卫生设备已大为改善，职工工伤事故和生病人数显著减少。自今年一月到七月底止，全厂工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并已全部消灭了重伤和死亡。江岸铁路工厂所属十三个分厂中，有三个分厂已连续七个月没有发生工伤事故。职工生病人数也比去年一月到七月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七。缺勤率已由百分之十逐步降低到不满百分之一。
在开展群众性的安全卫生检查工作以前，江岸铁路工厂的安全卫生条件很差，加之某些行政领导干部和工会负责人忽视改善安全卫生设备和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安全卫生教育；因而，伤病事故经常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去年年终总结时，江岸铁路工厂行政和工会领导方面，检讨了这些严重情况，认识到要搞好生产，必须首先做好劳动保护工作。就在今年一月开展了群众性的安全卫生大检查。在检查工作中，厂的行政和工会认真发动和依靠了工人群众，所以厂内安全卫生方面的主要缺点都检查出来，并且大部分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如工人提出的“三有”（机器上有安全装置、工人身上有劳动保护用品、工作场所有卫生设备）“两无”（没有妨碍生产的工伤、疾病）要求，就是行政和群众共同努力之下作到的。一方面由行政上拨款扩充厂内的医疗卫生设备，购置工人必需的劳动保护用品，一方面工人利用旧料解决了某些机器的安全装置。目前，该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机器都安装了防护罩；转动马达和皮带轮全部安装了防护架和防护栏；修配厂车床之间还装置了防护网。今年四月该厂又成立了技术安全学习班，轮流抽调工人在业余时间学习安全操作规程；以便使每个工人都能自觉的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防止意外。
为了彻底消灭工伤事故，保证安全生产，江岸铁路工厂在这次大检查工作结束后，已成立了以厂长和工会主席为首的技术安全委员会，并且健全了工伤事故检查报告制度，使安全卫生检查工作经常化。技术安全委员会中，吸收各分厂行政和工会负责人、工人推选的劳动保护干事和检查工作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参加。委员会人员定期深入车间，和工人共同研究劳动保护工作情况和造成工伤事故的原因，发现问题随时解决。据最近四个月的统计，经技术安全委员会和工人共同研究，提供工厂管理委员会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已达一百多件。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改进夏令卫生、降低车间温度的建议。行政上采纳了这些建议，已将车间温度大大降低。过去每到夏季因安全卫生条件不好而不能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的铁工厂和锻工厂，今年六、七两月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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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召开农业机械计划会议
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八月中旬召开了中南区农业机械计划会议。会议确定在地方工业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方针下，发展中南区农业机械排水灌溉事业。会上讨论了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年内制造和推广抽水机、杀虫器械和各种新式农具等事项，并制订了一九五三年的具体计划。
中南全区共有一亿六千八百二十八万亩水田，还有可以改造成为水田的一千六百多万亩旱田和水浇地。今年湖南省洞庭湖和江西省鄱阳湖的滨湖地区和其他生产比较先进的地区，都有丰产的一套经验证明：如果农田水利有了发展，保证农田得到充足水量灌溉，一、两年内，一般可在原有生产水平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三十至五十，高者可达一倍以上。因此，会议根据中南区目前农田水利情况，认为现在仍应以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自流灌溉工程和小型蓄水工程）为主，继续扩大灌溉面积并增强灌溉和抗旱效能；但在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已根本好转，中南区地方工业已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农业机械排水灌溉事业，大力制造和推广抽水机，充分利用水源，解决农田灌溉、排渍问题，已初步具备了有利条件。据估计：全区可以利用机械灌溉的农田有三千零五十六万亩，利用机械排渍的农田有二百三十一万亩，共需五十多万匹马力的抽水机。会议决定首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和十月分两期制造并安装好一万五千匹马力的抽水机，有重点地设立抽水机站，作出典型示范，创造经验；再逐步发展到一九五七年二十万匹马力的抽水机，解决一千二百万亩农田的灌溉和排渍，消除旱涝威胁，以保证农业增产。关于抽水机的推广使用，则以灌溉为主，排渍为辅；以固定设置为主，流动使用为辅。抽水机的经营方式，以公营为主，领导和推动群众合作经营为辅。此外，在农闲期间，可根据当地情况和农民需要，利用抽水机的动力来发展农村副业生产。
会议还讨论了制造和推广新式农具、杀虫器械和改良提水工具等问题，并分别作出了制造和推广的计划。七吋步犁将从今年起到一九五五年在各省所有适宜地区普遍推广使用。播种机、中耕器、水田锄草器及其他农具也要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制造和推广。明年起各省将要增设和建立三十个农具站。河南旱地主要依靠水车、水井汲取地下水浇灌作物。一九五三年准备推广解放式水车一万五千辆，凿井机械三十套，扩大浇灌面积四十五万亩。杀虫器械的推广，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底要完成防治二千七百万亩棉、烟、小麦的病虫和蝗虫所需的喷雾器和喷粉器。
会议认为地方工业必需为农业生产服务，才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会议根据全区现有制造工厂的设备和技术条件，决定以大行政区及各省所属几个较大的制造工厂承制抽水机，各省、市农具和杀虫器械制造厂负责制造各种新式农具和药械。凡属农业机械推广的重点地区（专区或重点县），都将要筹设机械修配工厂。至于各城镇和农村手工工厂或作坊，今后应以充分供应普通农具和帮助农民修理旧有农具为主。这样，就使各制造工厂、手工工厂各得其所，进而在各自分工范围内求得更大发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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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献县人民法院竟把村干部张玉和折磨致死
编辑同志：我是革命军人，现在华北军区某部工作。我控诉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的官僚主义及某些坏分子害死我父亲张玉和的罪行。张玉和是河北省献县许能屯村人，中农，文盲。抗日战争后期，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村内任过公安员、生产委员等，还当选过人民代表。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他是村里的骨干。在任公安员期间，曾经逮捕过坏分子数人。一九五○年二月至六月间，许能屯等村农民因挖河问题闹纠纷，他代表许能屯等十多村人民向沧县专署和河北省人民政府送过三次意见书。一九五○年七月间，他正由省人民政府返回专署的途中，挖河纠纷的双方村民因丈量河段而斗殴起来，一位水利干部也被殴打。斗殴发生后数日，他才回到家中。但献县人民法院却用“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不执行政府命令、带动群众反抗政府”为名，把张玉和扣押起来，并施以镣铐等肉刑。
我知道此事后，便请我部政治部门先后三次向献县人民法院催请尽快处理。但该法院一直置之不理。后来，我部政治部门派人拿着公函去献县人民法院了解情况，该法院仍然置之不理。一九五○年十一月间，我拿了公函亲去献县人民法院，该法院还是置之不理。一九五一年三月间，我志愿参加抗美援朝工作。今年一月间我从前线回来后，才知道父亲已在去年八月间死去。
我父亲怎样死的呢？他曾为挖河问题和几个主要的县干部顶过嘴，所以他被押后，就被带上脚镣手铐，当作“刑事主犯”。另一方面，一些坏分子又从中假公报私，进行陷害。比如一个绰号叫“麻青林”的坏分子，在我父亲任村公安员时被送县人民法院判处徒刑，现在刑期还没有满。这“麻青林”用请吃请喝等手段，拉拢监狱工作人员，唆使管狱人员刁难我父亲，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最后把他折磨成病。而该法院也不给我父亲治疗，也不让保出治疗。这时，我父亲已经瘫软、眼瞎，根本不能行动了，该法院还是不理。直到无法救治的时候，才叫我家把我父亲抬出来，途中便死了。
我父亲究竟有什么罪呢？一九五一年十月，即我父亲被害死后两个月，也是他被捕一年又两个月后，该法院判决了，宣布：“张玉和等五人释放。”这是何等荒唐、令人不能容忍的事！该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但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对一个共产党员、村干部、革命军人家属的生命竟如此横加残害、如此不负责任？
今年一月间，我请华北军区某部政治部写了公函和该院“判决书”一并送给河北省人民法院，要求他们调查处理。现在八个月过去了，也还没有结果。
我要求上级司法部门对该案迅速进行周密的调查，并作严肃处理。
华北军区某部 张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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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北京市人民法院检查“双合成”案的处理情况
编辑同志：我们清华大学校内有许多食店之类的私商。这些私商曾经和我们学校订过合同：“如学校用房，半月前通知，（私商）即须搬出。”今年六月里，为了适应祖国建设需要，我们学校扩充，急待用房，于是便通知私商“双合成”（专卖西餐零食的）搬出。“双合成”老板以欠政府税款“无法偿还”为辞，不承认合同。校方当向北京市第十三区人民政府工商科征求意见，工商科负责同志认为，不能因为一家违法私商而影响祖国的建设计划。“双合成”老板一直狡赖，限期满后仍然没有搬出。校方便上诉北京市人民法院郊区分院驻第十三区审判庭请求解决。上诉后两个星期，该庭还没有处理。因为用房急迫，我们学生会一同学（原为校方庶务股一同志负责上诉，后因公离校）和第十三区人民政府工商科负责同志去该庭询问。该庭一姓潘（或苏）的表示，清华大学已有上诉人负责，别人“没有权利”再发言。接着他又对那个同学说：“你是代表经理吗？否则我不和你说。以后我自会处理。”过了一个月，该庭宣判了，叫清华大学合作社收买“双合成”的一切设备用具等。这是为什么？清华大学合作社不是收买破烂的，并且也没有那一笔等着为违法资本家服务的资金。“双合成”老板更蛮横无赖起来。这事一直拖到现在。
我们要问，该审判庭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来处理这件事的？现在正当全国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希望上级司法部门对此案进行检查。
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动力组实习队第三小组
温俊峰 李仲生 傅燮阳
荆长生 刘永吉 钱植庸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杀妻犯温相廷被判处死刑
编辑同志：山西省灵石县仁义镇任长庚，为了索取七石麦子的“采礼”，不顾女儿的幸福，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强迫十七岁的女儿任玲秀和同县二区西原上村流氓温相廷结婚。因女方不到结婚年龄，二区人民政府不准他们结婚。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任长庚让他们暗暗地结婚了。任玲秀不是自愿结婚的，所以结婚后夫妻间常常吵闹，根本谈不上感情。任玲秀提出离婚，她父亲任长庚横加阻拦，温相廷也怀恨在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夜，温相廷竟毫无人性地把数根皮绳拧在一起，沾上水，活活把任玲秀打死。这一惨案发生后，县人民政府即派干部前往检查，把凶犯温相廷和封建家长任长庚逮捕法办。该案全部案情弄清后，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民主妇女联合会联合在今年七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全县妇女代表和县城附近十七个行政村群众共约三千多人的公审大会。死者妹妹任玲香悲痛控诉后，群众一致要求严惩杀害妇女的凶犯。最后，临时法庭接受群众的要求，决定判处凶犯温相廷死刑，并立即执行；对包办女儿婚姻的任长庚，判处徒刑一年。
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政府公安局
续耀珠 王定国 程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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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支持张在祥韩秀英的控诉
——读者来信综述
八月二十一日本报第三版发表革命烈士家属张在祥、韩秀英对六合县人民法院院长何斌及南京市人民法院审判员晏嗣平包庇反革命罪犯提出的控诉，读者们连续给本报来信表示支持并要求严厉惩办何斌、晏嗣平等。
山东电器厂电器间全体职工来信说：“革命烈士家属张在祥、韩秀英对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何斌、晏嗣平的控诉，我们完全同情，完全支持。”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直属政治部毕言、鞍山钢铁公司卫生处温毅、北京市东四八条三十七号李文元等来信中都说：何斌、晏嗣平包庇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实在不能令人容忍。解放军某部罗正中和樵子、河南省煤矿管理局职员郭舟森、北京市第十六区人民政府王觉民、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四班赵振宗等在来信中指出：何斌、晏嗣平等身为人民的司法人员，不但不正确地处理反革命分子，反而打击烈士家属们正义的控诉，等于支持反革命分子，完全失掉了应有的立场。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刘双进、青岛公安部队某部医院吕寿昌、国营华东联运公司江阴联运站陶晓连等在来信中一致愤怒地说：像何斌、晏嗣平这样的人，我们要求把他们从人民法院赶出去，要求严厉惩办他们，以纯洁人民法院的组织，巩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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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对使用农业技术人员的检查
编辑同志：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合理地使用农业技术人员”一文中对我公司提出的意见，我们已经作了检查。我各级公司对农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兽医人员的使用，是有不合理现象的。最近如中南区公司和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分公司的兽医人员苏世戴等九同志曾经先后联名来信反映，各公司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不适当，学非所用，以致引起他们不安心，使工作受到了损失。这说明我们对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把专门技术人材放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岗位上去”的精神重视不够。我们除接受批评并深刻检讨外，已指示各级公司及时检查纠正，将农业和兽医技术人员调整到我公司有关的部门去。至于我公司是否需要农业和兽医技术人员的问题：农业保险特别是牲畜保险，已成了我公司在农村中的主要任务。我们已在北京农业大学开办了两期兽医训练班，但仍赶不上实际需要。今后我们仍准备继续吸收此类人员。说我公司不需要农业和兽医技术人员，是不合乎事实的。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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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检讨对待农业技术人员的错误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七月九日登载李玉琳等十同志提出的“绥远省国营萨县农场以本位主义对待拖拉机手”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已经详细检查。
一九五一年，国营萨县农场因土质恶劣，决定缩小耕地面积、紧缩编制时，剩下了一部分拖拉机练习生和修理技士。我们没有和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商量如何处理，即主观认为，把这批人员调回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不容易”，并认为：“即使调回中央，也不好作适当的安插。”于是，我们便把其中一部分人员介绍到绥远省其他部门作汽车司机工作，把另外一部分人员介绍到中央林业干部学校学习。这是我们组织观念不强和主观主义所造成的错误。并且，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只是单纯地为了“安置”这批人员，没有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长远利益计算，也缺乏培养青年干部的责任感。李玉琳等十同志的批评，引起我厅的重视，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对这批干部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今后，我们当接受这个教训。
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