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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
三年来，人民公安机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剧烈斗争，并获得伟大成就。这就是：一方面给了蒋介石匪帮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势力，即：相当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方面在这个剧烈斗争中，给了广大人民群众以有效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这两个方面的成就，给予我们国家生活的各方面以极其深刻的影响。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永远结束，全国人民开始以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但是，正如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所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初，在广大的新解放地区，蒋介石匪帮的反动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在这样的地区，人民的政权和人民的胜利还是不巩固的，还有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破坏和捣乱。至于像西南、华南最后解放的地区，有若干地方，情况就更为严重，在一个时候简直是特务猖獗，土匪横行，恶霸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则与特务、土匪相勾结，到处进行反抗人民政府的罪恶活动。新解放区的情况是如此。在老解放区，情况当然完全不同。在这里，群众优势早已完全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但即在这样的地区，在我们工作比较薄弱的地方和解放较晚的城市，仍有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从事破坏活动。当全国范围内反革命活动猖獗的时候，这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亦曾进行过性质严重的破坏。这就说明中国人民的革命虽已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了，但由于还有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未被肃清，因而胜利还是不巩固的。于是在中国人民面前就不能不提出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这就是说：要保卫中国人民已得的胜利和巩固中国人民自己的政权，就绝对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就不能不采取坚决的镇压。
本来毛主席早已一再教导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著名论文中，毛主席又把镇压反革命当作八项根本任务之
一，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指示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可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是体会得并不深刻的，因而也是执行得不坚决、不彻底的。在解放初期，对于蒋介石匪帮遗留下来的大批反革命分子，我们虽进行过一些搜捕，对于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在有些城市亦举办过登记工作，还在若干地方取缔过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这些工作，都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进行得不够坚决和不够彻底，特别是没有发动群众，因而就没有击中反革命的要害，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被放过去了。再加上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我们的广大干部中产生了麻痹思想，对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放松了自己的警惕性，在若干地区，对于我们对待反革命应当采取的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作了错误的片面的了解，以致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偏向。这实际上等于放纵甚至鼓励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这也成为解放初期将近大半年时期内反革命能够猖獗一时的重要原因。党和人民政府迅速地发现了并坚决地纠正了这些偏向。从一九五○年十二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明确而坚定的方针，进行了巨大规模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活动。广大人民群众控诉、检举和自动捕捉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这一运动的显著特点。因而这次运动不论就消灭反革命分子的效果来说，不论就群众发动的广泛和深入程度来说，不论就运动发展的健康程度来说，都是前所未见的，取得了肃清大量反革命分子的伟大胜利。
经过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已经基本扑灭。现在还残留在一部分偏僻地区的少数土匪，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公安部队正在配合人民解放军继续剿捕，短期内即可彻底肃清。某些躲在边境线上或若干海岛上的反革命武装土匪，如果他们没有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那末，他们早已被干净消灭了。另外，我们还消灭了大批的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的分子。这一伟大胜利，大大地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这首先表现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显著提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益趋密切。在严厉镇压反革命以后，人民群众欢声载道，一致称颂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使中国人民的胜利巩固了起来。各民主阶级内部，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更加团结，反革命分子完全陷于孤立，他们的挑拨、破坏阴谋赤裸裸地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而归于破产。其次，由于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巩固和纯洁了全国各级人民政权，特别是基层人民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其他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此外，各民族的关系也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而进一步改善。若干少数民族地区解放之初，反革命分子曾经利用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制造了许多谣言，破坏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企图煽惑少数民族人民反对人民政府，甚至企图欺骗和威胁某些少数民族人民参加暴乱。但是，由于人民政府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并领导少数民族人民，同反革命进行了适当而又坚决的斗争，打击了那些罪大恶极为少数民族多数人民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从而就更增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在对反革命分子斗争中日益增强的团结，乃是保证斗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镇压反革命工作胜利的更重要的影响，乃是保卫了我们国家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工作的顺利进行，并给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事业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的群众深切感到，只是在镇压反革命以后，扑灭了反革命的破坏和捣乱，他们才真正获得了解放，他们才真正有了安定的生产和工作的环境，因而生产情绪大大提高。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重点——我们国家的工业与交通，现在也有了比较安全的保障。现在，工业品下乡，农业品进城，已顺畅无阻。为了巩固这些可贵的成果，城乡广大人民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治安组织，并正运用他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警惕地保卫着生产建设的安全。这样，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镇压反革命工作所以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主要原因是：
第一、我们集中力量打击了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群众所十分痛恨的反革命首恶分子，而对于罪恶尚不十分严重而又愿意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则采取了宽大处理的方针，甚至对那些按其罪行是应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们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或者他们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还采取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给他们以最后改悔的机会。我们对于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毫不动摇地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狠狠地打击他们，这是完全必要的。也只有痛击这些反革命分子，并改造一切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彻底扑灭反革命的凶焰，摧毁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分子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可能性。
第二、我们走了群众路线，放手发动了群众，吸引各界人士参加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宣传，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地步。特别由于镇压反革命工作通过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因而使运动吸引和联系了更加广大的群众。这样就使镇压反革命工作成为人民群众和人民政府的共同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克服了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并使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更加暴露。
在较短时期内我们能够消灭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和胜利，这是因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了正确的方针和大胆地相信并依靠了群众的力量。
第三、我们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有领导的。这不仅表现在有了对待反革命的明确政策，而且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具体量刑的标准。对于捕人和判刑，都是以反革命的罪证作根据。都有着严格的控制和精密的审查。特别是毛主席的密切指导，对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正确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四、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对于镇压反革命工作，一般是有经验的，也是有准备的。事先一般地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可靠的材料和证据；而且在工作过程中，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态度，随时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警惕着可能发生的偏差。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人民法庭和军法机关，对于反革命案件的检察、审讯和判处，也都是极其审慎和极其严肃的。所有这些，就保证了我们能够确实作到既不会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会冤屈一个好人。
中国人民经过三年斗争，已经基本上肃清了残留下来的大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由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各地进行的时间不同，我们的工作也有先后不同，因此打击反革命分子的轻重程度仍有区别。就全国情况来看，除了少数地方至今还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镇压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外，即在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地区，也还有彻底、基本彻底或者基本不彻底之分。就是已经进行得彻底的地区，也还有若干漏网的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为非作恶。因此从全国的各种地区来看，散布在各个角落的反革命分子仍有一定的数量。这些反革命分子一遇风吹草动，就又蠢蠢欲动。例如当各地人民政府正忙于领导
“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当美帝国主义在东北等地撒布细菌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有隙可乘，又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造谣挑拨，破坏“三反”运动；有的不服管制，反噬诬告，陷害干部；有的秘密建立和发展各种反动组织，积极找寻特务领导关系；反动会道门，则利用美帝国主义撒布细菌的机会，兴风作浪，制造“神虫”“圣水”等等的谣言，欺骗和恐吓群众，破坏生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近一年来，利用各种方式向大陆派遣特务间谍，以图配合美帝国主义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罪恶阴谋。他们派遣特务间谍的方法很多，有的是经过各种伪装混进来的；有的是从飞机上跳伞降下来的；有的是偷偷摸摸从海里爬进来的。他们派遣和进行破坏活动的重点，主要是国防要地、铁路沿线和工厂矿山地区。这些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他们必然会采取更加毒辣、更加卑鄙、更加隐蔽的破坏手段，企图对准我们最感痛楚的地方实行凶恶的破坏。
上述这些，说明反革命分子已经受到了我们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必须指出，反革命残余力量还没有完全肃清，如果有人以为残存的反革命分子既然在数量上比之过去已经大大减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在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一般是死心塌地的美蒋爪牙。他们的数量虽少，但必然要作更加疯狂的垂死挣扎。事实上，他们也在伺隙活动，危害人民事业。他们是人民中国的凶恶敌人。从另一方面看，即令是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了警惕，也可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危害。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那我们就恰恰中了反革命的奸计。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它。
当我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事业即将开始。全国的
一切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公安人员，必须随时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在这一光荣的事业中，继续发扬坚苦奋斗、密切结合人民群众的作风，百倍努力，克尽自己的职责。我们相信，经过长期锻炼和严格考验的全体人民公安人员，完全有力量、有能力、有信心保卫人民利益的安全，保卫祖国建设事业的安全，使我们在胜利的基础上走向新的胜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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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年来中国的科学工作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四光
一、解放前中国科学的状况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在科学上曾经有过光辉的创造。但后来，由于长期的封建压迫，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来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农业也停滞在原始的情况下，因而使科学得不到发展的条件。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医院、办学校，吸引留学生，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于它们的利益的知识分子，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更谈不到发展中国人民自己的科学。旧中国社会的这些特质，规定了旧中国科学工作的下列特点：
第一，基础薄弱。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直接依赖于它的自然科学就没有了发展的基础。反动派依靠帝国主义而生存，帝国主义只以中国为其原料供给地和工业品推销的市场，因而许多科学研究在旧中国只不过是反动政权的点缀品。
第二，散漫无组织。反动统治者既不能注意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工作的进行只是依据科学工作者们个人的兴趣与努力。使原已十分不足的人力物力不能合理的使用。例如前中央研究院与前北平研究院便有很多互相重复的机构，工作不相配合。
第三，脱离实际。由于中国工业与农业的落后，反动统治者不重视科学工作，便迫使大多数科学家根据个人好恶，走上了为研究而研究的道路，脱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这样的研究便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
第四，发展的不平衡。特别表现在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两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例如前中央研究院与前北平研究院的十余个研究所中，只有一个人力物力都不充足的工学研究所。他如数学研究便特别发展了组合拓扑学，对数学分析、应用数学也少人问津。
二、解放后中国科学界的变化
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打垮了国内的封建、买办势力，从中国大陆国土上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与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领导着人民在全国范围进行种种改革。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也在改造着自己，逐渐形成为有组织的力量。
中国科学工作者多数过去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在反动统治之下，大多数很少接触过进步思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主席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三年来，中国科学工作者参加了各种工作和学习，获得了丰富的教育。很多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医务工作者则大量地参加抗美援朝工作。通过参加治淮和荆江分洪工程这样大规模的水利工作，科学技术工作者们认识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重要。参加反细菌战的科学工作者认识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及科学如何被它们利用来残害人类。今年，在毛主席号召之下，许多科学工作者参加了思想改造学习，批判了自己过去的种种错误思想，初步巩固了理论联系实际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中国科学工作者深深认识到以往散漫无组织的缺点。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三年来，已经发展了包括各门科学的三十一个研究所。一九五○年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把全国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团结组织起来。社会科学工作者也组织了中华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会。
组织起来的科学工作者以集体工作代替了过去的散漫孤立的工作。一九五○年地质联合调查队的成立开了中国地质工作的新纪元。一九五一年在东北一个区参加土壤工作的人就超过了解放前全国土壤工作人员的总数。在林业方面，今年动员了东北、河北和苏北各地森林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配合着各地的土壤学家和植物学家们调查和测量了从安东经山海关到长江口的沿海防风林带。西藏解放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方面的科学工作者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西藏工作队，去到过去科学调查队很少到达过的西藏高原，在各方面的科学工作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中国科学工作者正在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在伟大的国家建设工作——如铁路、公路、水利、基本建设的工程中，苏联专家都以他们的卓越先进知识教导中国工人、农民、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工业、交通、农业、医学上，都在推行着苏联的先进经验：如工业的郭瓦廖夫工作法、高速切削法，农业的“密植”和“水稻旱直播”，医学的“组织疗法”与“无痛分娩法”等。在科学理论方面，中国科学工作者正在学习着米邱林、巴甫洛夫等学说，介绍了苏联科学的新发展，如天体起源学说，生命起源学说，对量子力学中唯心论及化学中共振论的批判等。
三、中国科学工作者解放后配合国家各项建设方面的工作与成绩
如果说脱离实际、为研究而研究是旧中国科学工作的特色，那末配合国家各项建设则是新中国科学工作的一个特征。
地质方面，运用地质构造理论、矿床理论的推演及现场钻探的证实，将东北煤田扩大了十倍，华北一个大铁矿的矿储量较最初估计增加了十倍，把华北一个大煤田扩大了六倍。
在地理方面，配合铁路和水利建设，提供了新的实地调查的资料和报告，作为铁道选线及工程设计的参考。气象方面，和中央气象局合作在全国各大行政区都设了气象处，做了天气分析和预报工作，建立了天气分析中心。在气象的长期预告和短期的预告方面都有了新的成就。
生物科学方面，广大的细菌学家、昆虫学家、以及卫生医药人员，参加了防疫工作，把美国细菌战的毒害限制到极小的限度。各地国营农场应用了苏联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了棉花、小麦、水稻等作物的产量。昆虫学者对于防治棉蚜虫寻得了有效办法。水生生物学者得到了有效防治鱼瘟和消灭湖靛的方法。海藻学者用人工培养经济海藻获得初步成功。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理学者从事调查和研究国产橡胶植物。植物生态学者指出如何利用祖国广大面积的酸土和盐碱土。大豆根瘤菌的研究已分离出优良菌种，可使大豆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发酵菌的研究，给丙酮丁醇工业及亚麻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土壤方面，也进行了东北区荒地调查、淮河中上游水土保持调查、土壤的改良试验等工作。
技术科学方面，球墨铸铁的试制成功，为我国工程材料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石墨选矿的成功提高了天然石墨的质量。贫铁矿复选，银砂选矿及钼铁合金都已获得成功。在建筑材料方面，创造了土壤水泥及人造板给国家基本建设节省大量财富。
物理学方面，永磁钢的研究找出改进国产铅镍钴磁性合金的制炼方法，对工业生产的帮助很大。X射线管及磁力探矿仪的制造成功，对人民卫生事业和矿产探测都将发生相当的作用。
化学方面，研究配尼西林钾盐及铝盐、配尼西林与普罗卡因合成品及二氯化砷均已成功。种子杀菌剂西力生及谷乐生的制造研究也已成功。催化剂的研究，对于硫酸的制造石腊的利用及其他化学工业都已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他如石油的研究，纸浆及造纸的研究、人造纤维的研究、炭黑的研究、中药的研究、活性炭的研究、耐火材料及化学磁的研究，也都获得了良好的结果。
语言学者进行了近代语法结构的研究，编辑了汉语语法简编，并帮助少数民族着手建立自己的文字。并派遣了许多工作队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
配合国家各项建设是科学工作者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同时科学理论的研究也得到应有的重视。数学方面，在线性群论中运用矩阵几何学的方法，解决了线性群论的未决问题。物理方面，完成了研究原子核物理所需的各种准备工作。化学方面，无旋性雷斯屈酚和它的甲酸之分析的成功，解决了橘霉素构造化学和合成方面所遗留的一个大问题，给橘霉素的立体化学奠定了基石。地质方面，太子河区地质的研究不仅解决了当地煤田开采问题，且修正了前人的地层工作。湖北西部的调查除确定了铁矿层位外，也丰富了中国古生代地层的知识。大规模的铁路、公路、水利的建设及掘土工程，提供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以丰富的材料。在莱阳寻获了大批恐龙蛋、西北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在全国很多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安阳和辉县的发掘对于殷代奴隶社会及中国铁器时代初期的历史提供了新材料。
科学家热情的参加科学普及工作，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领导下，两年来全国各地举行了一万一千一百余次科学讲演，放映了四千五百余次科学内容的幻灯片，组织了近四百次的科学展览。
三年来，中国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不过只是刚刚开始发挥出他们的能力。我们的国家即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应该以更大的努力来从事工作，使科学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其次要很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而随着祖国建设的发展，一定要把中国人民自己的科学事业建设起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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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两年半来的工作概况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 伍云甫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从事祖国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的恢复和建设，做出了辉煌的成绩；在救济事业方面，也同样获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自一九五○年四月成立后的两年半以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本着“团结并领导全国从事救济福利事业之团体及个人，协助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节约、劳动互助，以推进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方针，做了下面一些工作。
（一）全国各地有许多旧式的社会救济福利团体，有国际性的和国内性的，也有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这类团体，过去在反动统治下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控制利用，作为统治阶级欺骗和麻痹人民的装饰品。解放后，有些还有力量从事救济福利事业，但有很多是名存实亡，对救济福利事业不起什么作用。因此，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在成立后即以调整各地旧有社会救济福利团体为当前急务。从一九五○年开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对国际与国内规模较大的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同年八月即用协商方式对国内规模最大的旧的红十字会总会进行了调整。自新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出现后，在治淮工程的医疗工作上，在朝鲜前后方的救护工作上，在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防疫工作上，以及在国际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国际性救济团体原有四十多个，解放后大部已撤退或解散，最后残存的九个全是接受美国津贴的团体，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对这些团体已进行了处理与改造。全国各地地方性的救济福利团体很多，情况也很复杂，对这类团体的团结改造，是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重要工作之一。除了对反动的、名存实亡的和假冒为善的团体予以处理外，一般的斟酌情况予以团结改造，并通过各种适当的组织形式，使它们在统一领导下积极地参加当地的救济福利事业，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总计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领导下，各地分会已将八百多个旧的救济福利团体组织或联系起来了。
（二）一九五○年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发生水灾，为了协助政府解决灾区人民的寒衣问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与有关人民团体成立了“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发动了全国性的劝募寒衣运动，向全国发出了募集六百万套寒衣的号召。在全国党政军民的热烈支持下，短短两个月中，便募集了寒衣六百八十八万余套，约值人民币三千五百亿元，超过原定任务百分之十四，使灾区同胞很快地得到了真正的温暖，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人民政治觉悟提高、中国经济状况好转的具体表现。它以铁的事实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者诽谤中国人民必须依靠美帝国主义施舍的无耻谰言，证明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与共产党领导之下力量的伟大。这一运动不仅为“城乡互助”“自救助人”创造了辉煌的范例，而且也证明了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方针的正确性。
（三）美国直接或以津贴方式在中国举办了几百个“救济”机关，这些机关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侵害并掠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和财产，其目的是把“救济”当作利润很高的侵略性的政治投资。为了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救济事业中的侵略影响，遵照政务院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决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接受了“政务院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委员会”所给予的任务，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进行了处理工作，现已全部处理了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和少数办理不善的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共二百四十六个（其中儿童救济机关一百五十九个），收容人数有一万八千八百人，工作人员二千五百余人。在进行处理工作时，许多地方举行了数千人以至数万人的控诉大会，揭发了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救济”美名下杀人的罪行，例如仅美帝国主义举办的武昌花园山育婴堂一处，二十三年中就虐杀了一万六千个中国儿童。这些机关处理后，团结了中国籍工作人员、修女及当地宗教界人士，并和他们共同来办好接管事业，其中罪大恶极的帝国主义分子已遭到人民的清算和审判。被收容的老人、儿童、婴儿们的生活显著地改善了。有些分会还对接收过的机关作了适当的调整，进行了收容弃婴的工作。
（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敌人，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因而在城市里产生了大批的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和孤儿，这是反动统治者留给新中国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已经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三年来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里已经对他们大力地进行了收容和改造工作，无数的不同性质的生产教养院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里成立起来了，游民、乞丐、小偷、妓女、残老、孤儿，大量地被收容进去，并施以相当的思想和文化教育，他们大都学会了各种生产技能，变成了爱劳动、能生产的新人。除了各地民政部门以外，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办理的收容教养机构有九十八个，其中收容儿童的有五十五个。
反动统治者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旧中国的社会贫困，使人民失去了对灾难的抵抗力，一遇到暂时还不可避免的灾害，就产生了大批灾民。人民政府以生产自救的办法对灾难民进行了必要的措施；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协助政府办理灾难民的临时收容、紧急救济和遣送回乡生产的工作，克服了灾难，两年半来收容遣送灾难民据不完全统计达十三万余人。
（五）城市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包括的范围很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各地分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做了不少工作，如贫病补助、贫婴补助、产妇补助、贫民生活补助和城市火灾、风灾救济等等，据初步统计，救济分会所办理的贫民救济和临时救济受益人数有七万余人。在这项工作中，有些是依照“社会互助”的方针发动群众进行的。如杭州市分会救济江干区火灾灾民，群众自动捐款八亿余元；武汉市分会救济重划区火灾灾民，群众自动捐款达十二亿余元，并捐助了大批衣物粮食。这是中国人民互助精神的优良传统的发扬。
（六）一九五○年年底，全国各地在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中，普遍地掀起了慰劳中朝人民部队和救济朝鲜难民的募捐运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在这一运动中也成为有力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为了援助在美帝国主义疯狂轰炸焚掠下遭受严重灾害的朝鲜和平人民，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协同其他有关人民团体，在抗美援朝总会领导下组成了“中国人民救济朝鲜难民委员会”，购运了大批布匹、棉花、棉衣、毛毯、针、线、医药物资及紧急救济粮到朝鲜。最近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和平城市进行变本加厉的疯狂轰炸，蓄意破坏和平，给朝鲜和平人民制造了更多的灾难，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号召全国救济福利工作者以实际行动支援朝鲜人民反对野蛮侵略的正义斗争。
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将中国人民为援助“松川事件”被迫害的日本人民的捐款寄到日本，援助了“松川事件”的受难人士。今年日本北海道地震，使日本人民遭到严重的灾害，日本反动政府不但不予救济，反而乘机勒索；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时地汇去了救济北海道地震灾民的款项。这两次的援助都大大地增进了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使日本人民深深地懂得他们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此外，我们还曾联合有关人民团体对遭受严重旱灾的印度人民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救济；组织了“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对受英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压迫的马来亚华侨作了正义声援。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深知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和发展是与国际和平民主阵营革命胜利的巩固和发展分不开的。今天，我们有义务也有力量来救助在民族解放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的正义斗争中遭受灾难的国家与人民。
除以上工作外，有些分会还办理了一些救济性质的福利事业，如产院、诊所、托儿所、保育员训练班、平民宿舍、劳动人民服务站、义仓、夏令饮水等等，这些工作，对劳动人民和城市贫民都有所裨益。
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是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并进行和平建设一系列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团结全国救济福利工作者，组织群众，在这部分工作中做出了不少成绩。中国人民已经用自己的力量医治了战争创伤，正满怀信心地极其乐观地在加倍努力，以便进一步把救济工作做好，为增进人民福利而奋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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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优秀工人参加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
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党和工会组织的培养下，人民中国的大批优秀工人已成为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干部。仅据东北、西南、西北、华北和华东、中南等地部分地区的材料统计，三年来，工人被提拔为各级行政、工会干部和技术管理人员或输送至政权机关的，约十二万七千余人。在这些优秀的工人中，包括了东北机器三厂的车工赵国有、全国机车旗帜“毛泽东号”司机长李永和全国劳动模范刘英源、赵占魁、柳国喜、戴可都、张世宝、刘茂有、潘长有，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孙连福、孟广生、杨春承等数千名先进生产者和模范人物。其中，赵国有和李永两人曾分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部副部长和全国铁路工会的副主席，赵占魁当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的副部长，其他都分别担负了厂长、副厂长等职。此外，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中所涌现的模范人物，如克服困难补修反射炉的云南昆明电工器材厂工人董福生，和坚决与不法商人、贪污分子作斗争的上海铁路分局麦根路站巡守组组长于春银等，亦分别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和副总务主任等职。
大批优秀工人的被提拔为干部，不仅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给人民企业带来了新的气象。由著名劳动模范刘英源和王文斌两位工人厂长领导的首都石景山发电厂三年来已有很大成绩。一九五○年，该厂曾解决了日伪统治时长期无法解决的跑煤粉问题，发电量达到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一九五一年，该厂又创造了全厂安全运转一百八十五天的新纪录。今年，全厂工人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保证要给国家增产节约一百五十亿元的财富，并争取达到一百七十五亿元。新由工人提拔为仓库副股长的华北农业机械总厂的黄润萍同志，最近曾创造了仓库管理的新方法。这一方法，克服了过去长期以来企业中的生产、供销和仓库管理的脱节现象，给我国仓库管理工作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法，现在已在全国推广。
大批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能以参加国家企业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工会组织对他们进行不断的培养教育的结果。仅仅东北地区，据截至去年底的材料，经过政治大学和各省市训练班，即为国家培养了三万多名工人干部，今年还有增加。此外全国的高等学校也给劳动人民开了门，为数众多的优秀工人都参加了学习。随着生产的发展，培养和提拔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已成为一个重大的任务。据估计，在今后五、六年内，全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级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将达十五万人左右，中级和初级技术干部需约五十万人左右。为着完成此一工作，除了在高等学校中有计划地进行培养外，不少地方的工会组织现已开始了采用轮训的方法，为国家输送大批工人干部。浙江省已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内，训练五万名的工人积极分子，并将通过工人干部学校再为国家训练一千名工人干部。山东、山西两省亦将在今年下半年内以同样的方式分别为国家培养和提拔四千五百名和两千名的工人干部。（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