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向巴甫洛夫学习
——纪念巴甫洛夫诞生一百零三周年
赵璧如
伊凡·彼特洛维奇·巴甫洛夫的名字是我们中国人民所熟悉与爱戴的。他是一位伟大的生理学家与思想家，是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代表者与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生理学说创造了自然科学的新纪元。
巴甫洛夫关于血液循环与消化底生理学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他在高级神经活动领域中的天才发现，将苏联的生理科学提高到世界的首要地位；对于全世界生理科学的继续发展，也打开了最广阔的前途。他的卓越的科学成就，不只对于生理学，而且对于心理学、医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总之对于一切现代文化，都是具有最进步的意义，而且为中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
列宁与斯大林对于巴甫洛夫学说在理论上与实际上的意义，都曾给予最高的评价。
列宁早在一九二一年，在他亲自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中指出：“巴甫洛夫院士无上的科学功绩，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称呼巴甫洛夫为“伟大的研究家与世界的学者”。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又称他为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儿女之一。巴甫洛夫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浸透于他的悠长的六十多年的创造活动中。他的学说（特别是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继续发展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因为它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并奠定与巩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巴甫洛夫伟大的著作，是与唯心主义、僧侣主义以及一切黑暗势力斗争的锐利武器，是我们中国人民应当努力学习的科学宝藏。
巴甫洛夫忠诚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热爱着自己的人民。他认为忘我地为祖国服务，乃是自己的终生任务。他曾在逝世之前不久说过：“我不论作什么，始终在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我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在我们的祖国里，现在正进行着一种宏大的社会改革工作，……我总希望一直活到我能看到这种社会改造最后成果的时候。”正因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所以他一生都在痛恨着祖国的敌人，并以鄙视的态度去对待那些在外国科学家面前卑躬屈膝、而轻视俄罗斯科学与文化成就的人。巴甫洛夫对于培养青年科学干部，无论在实验室内，或在实验室外，都耗费了极大的精力。他十分关怀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学习，他认为苏联的科学是应经常由青年人创造的生命活力来发展、推进和补充的。在这一方面，尤其值得我们今日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效法。
巴甫洛夫是俄罗斯古典哲学和先进自然科学光辉的唯物主义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在俄国革命运动增长的情况下，在十九世纪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伟大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伯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与比沙列夫等卓越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俄罗斯生理学之父”谢柴诺夫与当代优秀的临床专家包特金对于他的科学的观点的形成更起了莫大的指导作用。最后，在巴甫洛夫的科学活动的极盛时期——苏维埃时期，他更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位伟大的生理学家，在晚年曾精心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哲学经典著作，他不止一次地声明，他同意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关于哲学的基本观点。正因为巴甫洛夫在自然科学上是个唯物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所以他的名字，就永远被唯物主义的敌人，各式各样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者所深恶痛绝，他的学说遭受着国外反动势力的无情攻击。我们中国，过去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下，科学界是一向不重视巴甫洛夫学说的。他们甚至拒绝巴甫洛夫的学说。有不少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学说的人们，并曲解与诬蔑巴甫洛夫的学说。
虽然说，巴甫洛夫并不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的拥护者，可是他正是以这种精神来解决他的生理学上的全部问题的。他认为无论任何物质都不可能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而存在的，他自称为“空间思想的生理学家”，并揭露了那些认为心理现象一方面存在于时间之内，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于空间之外的唯心主义心理学者的荒谬的本质。他认为运动与机构的统一原则，是他的关于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对于那些认为心理现象与物质机构的本体——脑完全分隔的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他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赋予决定论以重大的意义，他与列宁同时对马赫主义反决定论的观点，给予致命的打击。
巴甫洛夫不仅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上最基本的意识与物质关系的问题，即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观点，而且在他最后三十五年关于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研究，对于这
一问题的解决更给予了自然科学的论证，他研究出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发现出大脑活动的基本规律，把在过去许多不可理解的和莫名其妙的现象
（如睡眠、梦、催眠状态、昏睡病等）都加以真正科学的解释。巴甫洛夫钻进了自然界秘密角落的
“最神圣”的地方去，钻进了各种神秘论呓语的禁地里去，他予唯心论以致命的打击，大大地巩固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巴甫洛夫关于人在劳动过程中所特别发生的大脑皮质活动，即他所称之为第二信号的那种思想，是与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天才著作中关于语言与思惟直接联系的学说相吻合的。巴甫洛夫以这种学说奠定了研究有关人类言语与思惟的生理基础。这不只是对于生理学的继续发展，而且对于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和医学的继续发展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巴甫洛夫深信人类智慧是万能的，他深信智慧在为了人类幸福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具有无限的潜力。他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乐观主义者，他以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精神，正确地解决了世界的可认识的问题。他坚信，世界及其规律是可认识的，在世界上是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仅有现在还尚未认识，但在将来一定会以科学与实践的力量去认识的事物。他与那些妨碍改造人类的不可知论的唯心主义者，进行了顽强的尖锐的斗争。
巴甫洛夫正确地认为认识乃是一种无尽的过程，认为它的第一阶段是感觉，即感性的经验。他尖锐地批评了那些重视思辨，忽视感性经验的唯心主义者。他要求科学必需根据正确的可靠的事实。他在富有鼓舞性的给青年的书信里写道：“事实对于科学家就像鸟对于空气一般，没有事实，你永久不能上升，没有事实作根据，你的‘理论’只不过是无用的努力。”
巴甫洛夫虽然认为事实（即经验的知识）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也决不给事实以过高的评价，免致陷入片面的、粗笨的泥沼里，因为他非常重视理论概括，即思想逻辑工作的意义。这位伟大的学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一位出色的自然科学理论家。他对于参加科学工作的苏联青年的话，是那样地响亮有力：“在你学习，实验，观察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只停留在表面的事实上，不要做一个收藏案卷的人，你要深入，探求根源的奥秘，追寻真理，那支配一切的真理。”他最喜欢说这样的一句话：如果脑子里没有思想，那么就看不见事实。
巴甫洛夫是一位科学家的优秀模范，他在自己的活动里，把实践与理论协调地融和起来。大家都知道，他除了具有巨大实践意义的纯粹生理学的理论外，同时他对于医学问题的实验研究，对于神经与心理患者的临床工作也下过不少苦功。
巴甫洛夫不怕与无数敌人作斗争，因为他是属于那些像斯大林所说的“不管有任何障碍，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人物之列的。巴甫洛夫把反对科学上的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是唯物主义学者的直接责任，认为它是自己整个科学活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对于那种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观点所持的不可调和态度，他对于科学工作的因循苟且、陈规旧套所持的不可调和态度，表现了高度原则性的楷模。
在一九五○年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医学科学院所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巴甫洛夫生理学说大会之后，巴甫洛夫学说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巴甫洛夫学说更广阔地应用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上。
在今天，我们来纪念巴甫洛夫，不只是要努力学习他的学说以应用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而且要学习巴甫洛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学习他的热情的爱国主义，学习他的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作精神，学习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朴实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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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北京
新华社记者 沈容
新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前进着。首都的建设如何？三年来它有了什么改变，将来它要建设成什么样子？
人们首先关心着天安门。新中国在这儿宣布成立，毛主席每年国庆节和五一节在这儿检阅队伍。今年它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伟大的建筑从一六八九年重修以后，两百多年以来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修理。今年六月间进行修理的时候，老北京一看那高大的台架，就知道这次修理的规模很不小。很多老年人说：“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工人们从它西边梁上取出了三颗炮弹。弹壳上还隐约地可以看出个别的英文字母。从炮弹的古老形式看来，大概是一九○○年八国联军打进去的。伟大的天安门，你经历了两次大火，又遭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轰击。今天中国人民治好了你的创伤，绝不允许帝国主义者再碰你！
像修理天安门城楼时架设的那样巨大的台架，现在在北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里和那里，新的建筑物一幢一幢地出现着。站在天安门的门楼上望东看，原来只有一座“北京饭店”大楼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现在在它的对面筑起了一整排楼房。八层楼的“和平宾馆”在九月十四日落成了，这是全市目前最高的建筑。它将首先招待远道而来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和平代表。郊区的新建筑更是醒目，有工厂、有学校、有宿舍，一排一排，一幢一幢，逐渐把城区的范围扩大了。建设的速度实在惊人，清华大学四十年间修建的校舍全部只有十一万平方米，今年却修建了九万多平方米。新校舍在今年三月动工，不久就要完工了。
解放以来，北京究竟修建了多少房屋呢？这里暂且不说工厂、机关、学校，仅是工人、职员、学生的宿舍和市民的住房，到一九五一年底止，就建筑了两万四千七百多间，以十五平方米为一间计算，合三十七万余平方米。一九五二年预定修建的住房是九十万平方米，几乎相当于过去两年总数的三倍。很多人，特别是从前几辈子拥挤在低矮和黑暗的小屋子里的工人们，现在大量地搬到新房子里去了。人民印刷厂的规模不算小，而且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到解放时为止，一共只有几十间宿舍。三年来新建的工人宿舍将近一千五百间，该是多少倍呢？
新建工程只是一个方面，人民政府还花了很大的力量整理了原有的基础。
北京本来有很好的河湖系统，有宽阔的湖面和完整的河道。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足够的水那情况是不堪想像的。这可见我们的祖先在城市建设方面已具备了很丰富的知识。但是这些湖泊河道长年失修，大部分淤塞了。刚解放的时候，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蝀桥的两侧，甚至有人种上了稻子。人民政府拯救了这些河湖的生命。仅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两年内疏浚河道湖泊所掏挖的淤泥，就有二百五十四万多公方，一公方重一吨，如果以载重三十吨的火车箱运除，需要八万四千八百节车箱。这些车箱排列起来，长达一千二百多公里，可以一直从北京排到汉口。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掏挖了城南的陶然亭和龙潭两处苇塘洼地，使它们成为人工湖。它们将变成两个美丽的公园。
下水道方面，北京原来也有很完整的系统。经历了将近六百年的历史，但是大部分淤塞了。而且没有工程图，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地下的秘密。人民政府调查清楚这些沟道，做了掏挖和整修的工作，使它们恢复了宣泄的作用。在一次整修工作中，有一只驴子失足掉在沟里，在里面打了三个转才出来，由此可见那规模多么宏大。三年来，人民政府还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修建了将近八十公里的新下水道，相当于原有下水道的百分之三十多，而且规模比原有的更大了。
北京过去的垃圾之多，曾经是十分有名的。很多地方的垃圾妨碍了交通，城墙边有的地方的垃圾堆得和城头一样高。很多垃圾还是明朝的遗物。现在这些历史的渣滓已经基本上除掉，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清除的垃圾达八十多万吨，如果以载重两吨的汽车运输，就需要四十万辆。
在交通方面，北京原有一百九十公里柏油路，三年中，人民政府新建了一百四十多公里的柏油路，相当于原有的百分之七十四。绝大部分土路，都经过了翻修。电车已由原有的二十三辆增加到了一百二十多辆，公共汽车由原来的七辆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多辆。
此外，人民政府还改善了水电的供应。用自来水的人数已由解放前的六十多万人，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万人了。路灯增加了六千六百八十盏，比解放前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
解放前“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还将怎样进行建设？都市建设计划委员会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伟大的祖先给北京奠定了极为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人民政府将把它建设得更伟大更美丽。
在全世界都市建设的历史上，北京有着最杰出最光荣的地位。早在一三六九年就大体上具备了现在的规模。在那样早的时候，以那样大的规模和那样周密的计划来修建城市，北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它的中轴线由永定门到钟楼，南北共长约八公里，是世界上稀有的。至于河湖系统和下水道系统的规模，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
它的街道系统很适合于现代化都市建设的原理，尤其使人惊奇。它的几条大街以故宫为中心，构成三个“环道”，四周是很整齐的小胡同。虽然小胡同还太狭窄，大马路却很宽畅。这种大街小巷的有计划地明确划分，使车辆用不着在小胡同里打转，而自然顺畅地在大街上疾驰，这就保证了小胡同住宅的安静。这种街道分工制的原理，还是近数十年来的新发现。欧美的许多古老城市大都由堡垒发展起来的，街道大都弯曲而很不规则。如今要想把这些街道加以改造，使它们形成有规则的环道，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而北京的街道只要加以整理和提高，就能成为最现代化的街道系统。至于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的建筑，无论从建筑上或艺术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它们仍将成为我们首都的极宝贵的一部分。
新中国的人民将继续发扬伟大祖先的光辉，并且将大大超过祖先的水平来建设新国家的新首都，过去三年来，已经作了良好的开端。
首都大规模建设的计划，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我们可以说的是，那规模将比现在扩大十倍。现在的这些郊区都将包括在城区的范围之内。它将按照明确的区域划分来予以建设，比如现在的东南郊将成为工业区。这样北京常有的西北风就不致于把工厂的浓烟刮到市内来，工业上的污水也不致在城内流过。北京工业很少。大量发展工业，增加工业人口，将是今后北京建设的特点之一。三年来，我们恢复并发展了石景山钢铁厂、门头沟煤矿等等工矿事业，将来还将出现许多粗大的新的烟囱。
永定河官厅水库的修建，将使永定河的水驯服地为北京服务。那时，北京的船只将直驶运河。市内小汽艇，还可以从护城河开到颐和园去，水上游戏，将成为人们星期天最有趣的娱乐之一。
让我们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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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
——九月七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在党的组织内正开展着对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的深刻研究和全面讨论。根据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地方党的机关吸引了全体党员和候补党员参加新五年计划草案和党章草案的讨论，并保证充分的批评自由。对代表大会的文件的讨论，在党的基层组织会议上，在区、城市、省的党代表会议上进行着。
党的会议和代表会议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它们的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共产党员的高度积极性、求实精神、勇敢的和原则性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对党和国家的建设问题的深刻研究。在这里，以进一步巩固党和提高党的战斗力为目的的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得到了鲜明的表现。斯大林同志教导说，民主应理解为党员群众解决我们的建设问题的自由、党员群众积极性的高涨、他们之被吸收参加党的领导事业以及他们在党内之发挥主人翁的感觉。
数百万党员之积极参加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表明了广大党员群众思想水平的提高，他们表现了对进一步巩固党的队伍和顺利解决我党所面临的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密切的关心。新五年计划草案和党章草案的基本条文，得到全体党员和候补党员热烈而一致的赞同。
我党的伟大的创始人和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同志教导说，自我批评是以革命的豁达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一般工人阶级的特殊的方法、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不可缺少的和经常起作用的武器。在我党建立之初，列宁就号召党进行自我批评和无情地揭发自己的缺点。后来，当我党成为执政的政党时，列宁又指出了自我批评对于巩固党的意义。
“公开承认错误，——列宁写道——，揭发错误的原因，分析错误产生的环境，认真研究纠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严肃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对阶级，从而对群众的教育和训练。”
在一切斗争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伟大创造工作的阶段，我党始终都执行着列宁、斯大林的自我批评的原则。
斯大林同志约在二十五年以前说道，自我批评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既然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专政是由一个党、即不和其他政党瓜分也不可能和其他政党瓜分政权的共产主义者的党来领导的，那末，我们如果要想前进，就应当自己揭发和纠正我们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此外再没有任何人来揭发和纠正我们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志们，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推动我们发展的严重力量之一，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党遵循着列宁、斯大林的指示，以对自己和对别人严格要求的精神、以勇敢批评缺点的精神教育全体共产党员，并警告他们不可安于既得成绩，不可因胜利而自满。自我批评是争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强大武器，它能够发挥群众的创造的积极性，吸引他们广泛讨论和实际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
在党章修正草案中以新的力量强调了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的意义。党章修正草案第三条中说，党员必须：
“……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并努力加以消灭，反对表面成绩，反对因为工作中的成绩而冲昏头脑。压制批评是严重的恶行。凡是窒息批评而以夸夸其谈、阿谀奉承代替批评的人，都不能留在党的队伍里。”
在党的基层组织的会议上，在党代表会议上，共产党员们一致赞同对每个党员的这一要求，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部党内工作水平，揭发压制批评者和尽量发挥党员群众对消灭缺点的积极性。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更高于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了。所以，他们无情地揭发那些破坏党和国家的纪律的人、那些压制自下而上的批评因而给党造成不小危害的人。
阿尔马—阿金斯克州卡斯开连斯克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在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区党委会过去的领导上对批评的粗鲁的压制。该区的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共产党员巴依格利·努鲁木别妥夫同志，在长期间内曾不止一次地写信给区党委会和区执委会报告安得列也夫集体农庄中粗鲁地破坏集体农庄章程的情况。区的领导者们没有重视他的来信。尤过于此，他们还维护集体农庄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对忠诚的集体农庄庄员共产党员进行迫害，把他开除出集体农庄并对他提起诉讼。
共产党员努鲁木别妥夫同志关于对粗鲁地破坏集体农庄章程和追究批评的报告，党的州委会和共和国的党组织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没有纠正官僚主义者和压制批评的人的错误。只是在党的中央组织干与这件事情以后，这一蛮横事件才告结束。在当地进行的对共产党员努鲁木别妥夫的申诉的仔细调查，完全证实了他的报告的正确性。压制批评的组织者——区委书记夸木沙里也夫和区执委会主席马西托夫，以及集体农庄主席和区集体农庄局局长——被揭发和撤销职务，并被开除出党，送交法庭。
可惜，对批评的不正确的态度，在地方党组织中远非经常都受到了批判。有些爱好叫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处的人，实际上常常是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压制者。据“真理报”通讯员报道，最近以来，卜良斯克机车制造厂的共产党员们因为该企业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中的严重缺点，曾不止一次地批评了工厂厂长兰左夫同志和党委书记扎衣车夫同志。如果该厂的领导人和别日次基市党委会及时听取党员的意见的话，他们是能够纠正工厂的落后现象和消灭工厂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的。但是，他们采取了另一种作法：他们责备所有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人是多说话，是破坏了领导者的威信。显然，党委会和别日次基市委会这种对待自下而上的健全的批评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是违反党的领导原则的。
广泛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需要与所有妨碍它开展的人们进行坚决的斗争，需要保护所有积极提出健全的批评的人使之不受迫害，正直的批评者应当感觉到他是受到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支持的。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必须同压制和追究自我批评的事情进行无情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对自我批评加以追究，就是伤害党组织的一切主动性，破坏领导在党员群众中的威信，腐蚀党，承认党组织生活中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官僚主义者的反党的作风。
我党过去和现在都稳定不移地获致许多成就，因为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严格要求的精神，以对缺点采取不调和态度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干部、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劳动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发展的规律，是克服妨碍我们的胜利的前进运动的一切墨守陈规和停滞现象、一切旧的和过时的东西的决定性方法。
一致团结在我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团结在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周围，共产党正走向它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列宁、斯大林的党在全民爱戴下组织和鼓舞着我们伟大祖国的全体劳动者为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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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羊圈周围的事
本报记者 沈石
七月中旬，我和新巴尔虎左翼旗（简称东新巴旗）的吉儒木图同志一道，从辛波洛索木（索木相当于区）前往吉佛朗图索木。路过一个蒙古包，吉儒木图挥着马棒，指着蒙古包旁边的羊圈对我说：“你猜一猜，那个羊圈装多少羊？”我仔细看了一阵，它直径约六、七丈，便回答说：“最多装八百只。”吉儒木图睁着眼说：“你真是从北京来的！这么大的羊圈，至少装两千只羊。”主人巴特尔扎布出来了，我们向他问好以后，吉儒木图告诉他关于我们猜羊圈的情形。巴特尔扎布笑了一笑，对吉儒木图说：“如果你在五年前说这一句话，就对了。现在摆在我家跟前的，不是五年以前装两千只羊的羊圈了，它已经装了五千多只羊。”他的愉快的回答，使我想起许多蒙族牧民对我讲过的悲惨的往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内蒙古期间，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在科尔沁草原和乌珠穆沁草原上，多少蒙族牧民曾经倚着羊圈哭泣过。他们哭什么？日本关东军枪杀了他们的丈夫，还抢走了他们依以为生的牛羊。在那苦难的年月，牧民们眼看着牛羊一天天减少，每天在悲叹：“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羊圈不再一年年缩小？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它一年年扩大呢？”一九三八年，呼伦贝尔草原四个旗有一百五十二万多头牲畜；到一九四五年，这些牲畜减少到五十多万头。牧民们看到自己心爱的牲畜的不幸下场，真是心如刀割呵！然而，苏联红军来了，毛主席的队伍来了，羊圈也翻身了，变样了。现在，新巴尔虎右翼旗（简称西新巴旗）的牧民每人平均有了九十三头牲畜，西新巴旗达赉诺尔索木每人平均有了一百四十五头。牧民们再也不到羊圈跟前哭泣了。短短几年内，羊圈就像拉马头琴的说书人所唱的“交起好运”来了。牧民们久久盼望着的“一年年扩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陈巴尔虎旗白音哈达索木的达西德力格勒，曾经有过一千多只羊。经过日本法西斯匪徒连年的劫掠，到一九四五年，这些羊一只也没有了。到抗日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他又买了一百四十只羊。但是达西德力格勒那时候和许多有牲畜的牧民一样，听到一些谣言，便发愁起来。他害怕没有牲畜的人会来分自己的牛羊。他成天地打算：这些羊卖了好呢？还是杀掉好呢？以后，中共呼纳盟地方委员会书记吉雅泰（现任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等反复向牧民说明在牧业区“不分不斗”，牧民们便安心了。到今年，达西德力格勒的羊圈已经装了一千五百多只羊。
东新巴旗辛波洛索木是呼伦贝尔草原比较大的一个索木，它有着二十三万多头牲畜。去年天旱，东新巴旗草长得不好，呼纳盟人民政府指示辛波洛索木牧民移往陈巴尔虎旗的阿日牧场。牧民们初听到要移往别的旗时，有的怕路远，有的担心那里水草不好，有的怕陈巴尔虎旗的牧民把他们当作外人看待。而陈巴尔虎旗的某些牧民也担心辛波洛索木牧民移来后将影响本旗牧畜的饲料。经过两旗的干部耐心解释，双方思想顾虑都打消了，辛波洛索木的牧民终于向指定地点迁移了。多年来没有被利用过的阿日牧场，出现了大批的羊群、牛群和马群。这里水多草好，地里的碱也不缺乏，陈巴尔虎旗旗长普鲁布亲自安置他们，陈巴尔虎旗的牧民开会欢迎他们，他们的顾虑消释了。经过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牲畜长得特别肥壮。陈巴尔虎旗的牧民抽出一部分人力，给辛波洛索木的牧民剪羊毛，接羊羔，得到了工资，并代牧了一万多只羊，充分使用了羊毛和羊奶。今年夏初，辛波洛索木的牧民要移动时，主客双方都舍不得离开。过去，呼伦贝尔草原上旗与旗之间曾经有过很深的隔阂，这一旗的人不能到别的旗去放牧。这旗的人路经别的旗，往往被强迫下马，背上被套上马鞍，受人侮辱。这一索木的骆驼走到另一索木，驼毛往往被拔得精光。今天，旗与旗间的隔阂消释了。牧场统一调剂，牧民们可以自由放牧了。
辛波洛索木在去年冬季移往陈巴尔虎旗的时候，海拉尔河结了冰，牲畜可以顺利通行。今年夏季他们要搬回东新巴旗时，海拉尔河水很深，二十三万多头牲畜只有一座桥可走。牧民们很担心牲畜过桥和过中长铁路时会受到损失。中共呼纳盟地方委员会书记古韦等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刻派出专人，海拉尔市人民政府和呼纳盟公安局也调出干部，帮助牧民的牲畜过桥。东新巴旗旗长朋斯克达西、旗妇女联合会主任汪德格，也从几百里路外赶来。在牲畜过桥的前一天，索木政府的蒙古包移到桥边，索木政府安装了电话，和海拉尔车站联系，以免牲畜过铁路时被火车压死。桥两侧竖起木板，以免牲畜过桥时掉落河中。经过四天四夜，全部牲畜安然回到东新巴旗。这事在呼伦贝尔草原很快传开了，牧民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过去，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牲畜时常遭受狼的危害。成群的狼可以大摇大摆地从克鲁仑河旅行到悉尼河，从小兴安岭北麓漫步到额尔古纳河。冬天，大风大雪的夜里，狼群时常袭入羊圈，拖走小羊，咬死大羊，造成牧民生活上的重大损害。牧民知道羊被狼吃掉了，认为是“命中注定”。他们说：
“不要打狼，狼是天狗，打了会受到报复。”捉到小狼时，因怕母狼报复，只将后腿的筋割断。但跛着脚的狼仍然会溜进羊圈来作乱。当地人民政府为克服狼患，曾经想了许多办法，从思想上教育牧民，并发动牧民开展广泛的打狼运动。今天，狼已经减少了，狼吃掉牛羊和马的事也少了。昨天的天狗，今天成了众矢之的。
牲畜传染病，也曾是牧民们的大灾祸。过去，当炭疽、口蹄和肺疫等疫病在牧区流行时，牧民只能眼望着可爱的牛羊一群群地死去，一点办法没有。一九四八年，东新巴旗曾病死二万一千多头牲畜。以后，人民政府的兽医到了呼伦贝尔草原，给牲畜进行防疫注射，告诉牧民要经常打扫羊圈，隔离病畜。几年来，牲畜因病死亡的数字大大减少了。牧民们说：“过去，人病了也只有焚香念经，没人给诊治。今天，连牲畜也给打针了！”他们是怎样感激自己的人民政府啊！
在陈巴尔虎旗白音哈达索木哈腾和硕巴嘎，旗人民政府曾以四百只羊贷给胡和泰勒等四户牧民，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有的打羊草，有的牧牛羊，有的搞副业。他们从大兴安岭拉来了木材，从海拉尔河边割来了柳条，做成坚固的羊圈，抵挡暴风雪。在旗人民政府倡导下，草原普遍成立了过冬、过春、接羊羔等季节性的互助组。人民政府每年贷给牧民豆饼，号召牧民多打羊草，使牲畜可以安度严冬，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今年八月下旬，人民政府征收牧业税的通知传到呼伦贝尔草原时，牧民们采取了积极支持和拥护的态度，他们说：“喝水不忘掘井人。挑最肥的牛羊和最好的马来交税吧！”短短几天内，草原上四个旗的牧民就全部交齐了应交的公畜。
呼伦贝尔草原的秋天，披上了淡黄色的新装。蘑菇到处丛生着。男人们忙着打羊草，妇女们忙着晒奶干，拾牛粪。清早，牛群羊群缓缓地走出去，傍晚吃得饱饱地走回来。羊羔牛犊长大了，绵羊胖得走不动路。不，这不是秋天，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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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岛的渔村黎民和人民解放军
李养正
海南岛西北的海滨上，有一座小村庄。村庄周围几十里都是黄漫漫的沙漠；沙漠前临壮阔的大海，背靠起伏的五指山余脉的岗峦。这个村庄叫镇海村，住着约二十来家渔民。
今年八月的一天晚上，解放军派来了文工团，我也到了这里。战士们热情地把镇海村的渔民也请来看剧。渔民来了一百多人，走得很整齐，进了剧场挨次序坐下，一点也不乱。文工团表演前，战士们拉渔民唱歌。他们一连唱了五支歌，都唱得很好，发音也准确。文工团演“光荣军属”歌剧的时候，我旁边的一个战士问一个荷枪的民兵：“懂话不？”那个民兵摇摇头说：“莫巴开！”我奇怪地问那个战士这是说什么。“他说意思懂，话不懂。”战士答。“是少数民族？”“全是黎民！”
在旧社会，我曾听到过海南岛的人说，黎民没有衣穿，只用一块布遮羞，叫做“包卵”。吃生的，喝冷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可是我今天所见到的黎民兄弟却穿得很好，行动整齐而有礼貌，脸上流露着欢乐的神色。很显然，这是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的民族政策实施的结果。
蒋匪军驻扎在这里的时候，时常把渔民赶出村去，然后大肆抢掠。匪军们抢走渔民辛辛苦苦捕来的鱼，一钱不给；把渔船也砍了当柴烧。再加上三日一夫，五日一款，黎族渔民被压榨得只能吃红薯叶子，睡黄沙，盖野草，喝冷水。最后蒋匪军把他们一齐赶出村去，把房子放火烧光。黎民有的跑进了山，有的四处流落乞讨。那时他们悲惨地唱着：
刮民党唎蒋匪帮，
野兽行为如虎狼。
我们黎民遭了殃，
房屋财产被烧光。
猪被杀尽鸡捕尽，
屋场生草变山林。
无家可归藏上山，
四处讨乞去流浪。
另一支歌唱道：
蒋匪一定半路死，
死在半路就生蛆。
臭气冲天如大粪，
乌鸦去啄狗去撕。
生活在这样悲惨的境遇里，黎族人民迫切要求翻身做人。很多人投入了游击队；留下的便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解放大军渡海。一直到解放军渡海以后，镇海村农民才唱出破天荒的第一首愉快的歌：
毛主席，好计谋，
千桅帆船渡琼州。
平地春雷一声响，
海底翻腾起蛟龙。
铁树开花石翻身，
从此黎民见青天。
……………………
新的生活，随着解放军的飘扬的红旗来到了镇海村。黎民从山上回来，扔掉了讨饭吃的碗来重建家园。人民政府贷款给他们盖了新房子，修了船，置了新渔网。这里成了新的渔村。
当地住着的解放军，经常帮助黎民推船、挖井……部队里的医生，免费给黎民治病、种痘、打防疫针。今年夏历正月间，镇海村里年轻力壮的人都去打鱼或卖鱼去了，村里只剩下老头和小孩，忽然起了火。解放军看见了，像烧着自己的房子一样，不顾一切地猛奔过来，把火给扑熄了。结果只烧坏了一间草房。渔民挑鱼上市，在路上遇见熟识的战士，战士们就抢着帮他们挑。不管担子多重，战士们一挑就是一、二十里。这沙滩上的两个村庄，就像亲戚似的，往来非常亲密，遇事就商量，还经常共同开文艺联欢晚会。军队上来了文工团、电影放映队，或者自己举行晚会，一定请渔民来看。“流西亚（看戏去）！”村干部一召唤，全村的人便欢腾地来了。渔民伸着大拇指：
“毛主席拿谷问！（顶好）”
“解放军拿谷问！”
提起来事情是太多了。现在我再拿两点小事来说明军民之间的感情是如何融洽和深厚。
我初次到这村里，一句话不懂。渔民亲热地跟我打招呼：“同志，光爹（吃了饭没有）？”我只能以笑回答。有一个战士在买香烟，我顺口问了一句“有香蕉没有”。旁边一个黎族青年嘴里说了几句什么，就引着我在村里走起来。他边走边嚷，结果有个妇女拿出六个鸡蛋来。原来他看见我脸黄，以为我是病号，想吃鸡蛋哩。我摆了摆手说不是。恰巧这家门前有块大“海狗”的前壳，我觉得稀奇，用脚踢了一下，嘴里说了句：“这个怪东西！”这年青人又以为我是要“海狗”，就又引着我走，边走边嚷。结果又一个妇女提出两只“海狗”来。我真为难了。幸喜来了一个海南战士，才告诉他我问的是香蕉。事情一搞清楚，我们都大笑起来。这里的人民对于解放军，就是这样的亲睦如家人，关怀如兄弟。
我还亲眼见到这么一件事。部队要运粮食，想租用几只渔船。干部们先商量好了，船费一定要多给一点，不让渔民吃亏。船主来了。干部先问：“最近，一条船一天最多能打多少鱼？”渔民答道：
“一天能挣四十斤米。”干部说：“我们想租十条船运粮，只要一天，给每条船五十斤米怎么样？”但渔民坚决不要一粒粮，还说要很好地完成这个运输任务。部队上坚决要出五十斤米，于是僵住了。干部说：“你们不收粮，我们就用肩去挑。”渔民商量了一下说：“同志，来去百里，还是我们去运，一半为公，一半为私，给每条船二十斤米够了。”“不行，五十斤不能短，咱们可不能亏你们！”“好吧，二十五斤满够了！”“不行，五十斤一粒也不能少！”结果还是渔民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每船五十斤大米的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