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美国细菌战报告书内有关昆虫的若干事实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主任 陈世骧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了两个多月来辛勤缜密的工作，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把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向全世界人民公布了。
这个文件的公布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不仅是因为它所收集的材料范围广泛，尤其是因为它表现了公正的客观的态度和高度的严密的科学精神，使全世界人民更明确地认识到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使侵略者不能再有所藉口来狡辩抵赖。这是人类正义的胜利，在反侵略斗争史上，这个文件无疑地将占有最光辉的一页。
在委员会工作的进行中，本人曾列席过他们的会议，并在实验室内多次接待个别委员的调查研究，讨论问题。因此，在这历史性文件发表的时候，特就其中有关昆虫的若干要点，提出来略作说明。
第一，委员会的调查范围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看到报告书内所举有关昆虫的事实，不仅限于虫子的发现情况，科学鉴定（包括分类、形态、生态等方面），细菌检查、疫病关系、反常现象等等，同时也注意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资历，工作条件、图书设备、标本保存状态等等。他们更注意到我们的卫生条件和力量，深切地感到“北京现在已成一个几乎没有苍蝇和蚊子的城市了。”由于这样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书不但更进一步地证实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罪行没有能够达到它的预期效果。
第二，委员会的结论是根据于一系列的事实的。在附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证明昆虫是美军撒布的事实，至少有下列九项：
（一）空情联系：这些昆虫的出现，都和美军飞机侵入活动有着密切关联的。安东、宽甸、长白、沈阳、抚顺、锦州等等地区，都是无例外地沿着美机飞行的方向发现了昆虫。
（二）目击人证：这些昆虫的发现，不仅和美机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有众多的人证，有许多人曾看到有物体下落，随即在下落处发现了大量昆虫。
（三）发现场所的反常：很多昆虫是在它们经常所不该出现的地方发现的。例如跳蚤出现在冰雪面上；黑跳虫出现在抚顺跑马场洋灰看台上离地约六公尺高的地方，及其邻近的高约十二公尺的洋灰圆楼顶上。
（四）出现季节的反常：发现这些昆虫的季节有很多是远较它们正常出现的时期为早。报告书的图表上指出了至少有十二种昆虫和蜘蛛，在出现季节上显然反常，换言之，它们过早地大量出现。
（五）出现数量的反常：许多昆虫的出现，除掉出现于不自然的季节和不自然的场所外，在数量上亦是反常的。例如：沈阳孤家子发现的黑蝇有数万之多；四平的家蝇一批就有六、七千头；更显著的是宽甸的油葫芦为数成万地在冰雪面上被发现。我们知道油葫芦的生活习性，不但不可能在这个季节出现，而且也不会如此众多地聚集在一起，更不应该暴露在雪面上，因为它的习性是要掩藏起来的。
（六）群落关系的反常：这些昆虫的另一反常现象是许多生活习性不同的种类，常在同时同地混合出现。例如在宽甸发现的黑跳虫夹杂着跳蚤；在长白发现的四格弹附近，有摇蚊和油葫芦在一起；在沈阳马路湾一带发现绿蝇的同时、同地，也发现了飞蝗。
（七）地理分布的反常：发现这些昆虫的地点，都是美国飞机侵入活动的地区，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交通线上。在同一纬度同样地理条件下的其他大部分地方，却没有类似的发现。这种情况和昆虫的自然分布状态绝不相同。
（八）带菌现象的反常：我们从这些在三月寒冷天气里突然出现的昆虫，从大家蝇、摇蚊和粪蝇中检查出了伤寒和副伤寒杆菌，从家蝇、黑蝇、标本虫和狼蛛中检查出了炭疽杆菌。但是在今年夏季六七月内，在沈阳市区收集的正常昆虫，从七一○只蝇子中（内有大家蝇五七五只）却并未检查出肠系病原菌。从三一○六只蝇子中，也没有检查出炭疽杆菌。
（九）疫病发生的联系：随着这些昆虫的突然出现，罕见的疫病也突然发生了。东北满井车站养路工长曲占云、鞍山市民魏刘氏、辽阳县刘二堡小学教员王淑芝、安东县长山区农民田成和，都在参加捕虫工作后突然感染了东北从来罕见的肺炭疽病和炭疽性脑炎。
第三，报告书内的论证是具有高度客观性的。虽然面对着这许多事实，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但是委员会仍处处考虑到相反方面的论调，不管这些论调是善意的或是敌意的。例如：
（1）对于昆虫出现季节的反常，有人曾提出以下几种论辩：其一、认为汽油弹的不断轰炸，也许会局部地增高了地温，扰乱了各种昆虫的正常生活史，使它们提早出现。其二、认为去年东北冬季气温特别暖和，可能因此引起昆虫的提早出现。其三，认为昆虫的反常出现，即使不是由于气象上的反常情况，但是某些其它的自然因素可能发生作用，促成了这种提前出现。对于这些论辩，报告书内都有客观的讨论与解释：第一，中国东北从未被汽油弹轰炸过。第二、中国东北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四月和一九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一年四月的气温并不反常，以沈阳、哈尔滨两地为例，报告书内有图表可证。第三、纵使这三种论辩所讲的因素能够发生作用，则以东北昆虫种类的众多，为什么只有比较少数的种类受到了影响。以黑蝇来讲，东北常见的另有四种，在同样的影响下，为什么这些种类未能提前出现？以其它常见蝇类来讲，如小家蝇类（FanniaSpp.）小黑蝇类（Ophyra Spp.）麻蝇类（Sarcophaga Spp.）等类，也都没有提前出现的事实。
（2）对于昆虫的带菌问题，有人曾根据一部分空投昆虫在旧式的医学昆虫学书内没有被提到过的理由，强调着这些昆虫不能带菌，来作为论辩。虽然这个论辩缺乏科学根据，但报告书内仍给予客观的考虑与说明，指出了目前我们对于传染媒介和存储宿主的特殊性的观念，早已随着科学的进步，起了基本的改变。而且谁都知道，昆虫传播病菌的途径不一定要靠刺吸血液，许多昆虫都可能被利用作传播病菌的工具，正如报告书内所指出，它们可以经过污染水源、污染植物或其它间接的途径来为害人类和家畜。斯太因霍斯（Steinhaus）在一九四六年他所著的昆虫微生物学内所提到的能带炭疽杆菌的昆虫和蜱类，已有三十余种之多；我们在空投昆虫中检验出带有此菌的不仅有家蝇、黑蝇、标本虫和狼蛛，并且还有羽毛。这些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在美国政府长期的积极的进行细菌战研究下，以昆虫作为细菌武器，决不是旧式的医学昆虫学书籍所可包涵的。
以上数点，很明确地显示出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工作是以高度客观的态度，根据最严格的科学原则进行的。
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造福人类；然而侵略者却利用了科学的成果来祸害人类，同时更歪曲事实，抹杀真理。现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已把侵略者发动细菌战的罪行，有系统地具体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了。为了维护科学尊严，保卫和平、拯救人类，全世界人民看到了这个报告，“都应加倍努力，使世界免遭战祸，并制止科学的发明被用来毁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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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伤害农作物的生物战的罪证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 戴芳澜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理事 沈其益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 裘维蕃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权威科学家们，经过二个多月精密的实地调查研究，又一次铁证如山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事实。作为植物病理工作者的我们，除了竭诚拥护国际科学委员会这一公正的报告，钦佩他们细致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外，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感到无比的愤怒。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投下了大量带有伤害苹果和梨的轮纹病菌的树叶，带有伤害苹果、梨及棉花的炭疽病菌的树叶，带有伤害大豆的紫斑病菌的豆荚和带有黑粉病菌的玉米粒等。这些罪证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加以证明，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进行生物战无可抵赖的罪行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者使用这些生物战武器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带菌的植物体将病菌传播开来，企图让这些病菌侵害我们重要的农作物，使农作物减少产量或死亡。他们这种罪行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一九四三年，便在美国建立了生物战实验站。一九四九年美国主持生物战研究的罗斯培里所著“和平或瘟疫” 一书中曾经提到农业生物战的研究。他说：“我们无需怀疑，在这种巅倒生物学中，能找出一些适合于细菌战目标的植物病原体。狄特里克兵营曾发表了三篇技术性的报告。这三篇说的全是真菌病害，二种是关于水稻的（稻热病及稻胡麻斑病），一种是侵害马铃薯的（晚疫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全国植物工作者年会在纽约的马特尼克大旅社开会时，美国生物科学研究院农业生物研究组代表沃葛教授曾在会上报告：“美国生物科学已经与其他科学一样地为我们的武装力量服务……并且有显著的进展……军部所需要的生物资料手册，关于植物病害方面的已经着手进行收集”。接着桑伯利博士也报告了“植物病理工作人员及设备利用委员会”的内容。他主要说明许多植物病理工作者，昆虫工作者已经参加了军队中的特种组织。一九五一年美国“生活”杂志上出现了生物战武器的报道。除了人畜病菌以外，还列出了小麦的锈病、玉米的黑粉病、马铃薯的晚疫病和豆类的细菌性疫病等项目。美国“群众与主流”杂志副主编阿普脱克在致“纽约时报”的信中说：“在一九四五年的七月和八月，一艘满载美国细菌武器用以毁灭日本水稻的轮船在开往马里亚纳……”，从此可见美帝国主义的蓄意不批准日内瓦议定书，原是为了使用细菌战的方便。过去的企图既无法隐瞒，目前的罪行又已被揭露无遗，并经国际科学委员会证实。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抵赖的吗？
美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是完全破产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在金日成将军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已经当了家，有着高度的警惕性，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恶阴谋，消灭了空投的疫物。在伟大人民力量的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罪恶企图都必然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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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中国印象与西伯利亚一瞥
美国 金斯伯利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清晨，天高气爽，在日出的时候，我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那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飞行。当飞机从飞机场迅速地上升的时候，我往下看见那北京郊外愈来愈小的颐和园，园里一片可爱的湖水与荷花是那么令人神往——以前它是中国帝王独享的胜地；现在则成了一个无匹的博物院，成了中国人民壮丽的游乐场。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不可多得的一瞥。我们越过环绕北京的山岭向着大戈壁沙漠飞翔，那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长城真在我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它沿着山脊无穷无尽地蜿蜒伸展，耸立在半月形的屏障之巅，过去若干世纪中它曾保护北京，不让“野蛮人”入侵。
天还未亮便得起来赶飞机离开北京，我真想说不愿这样早起，但是早起也有早起的好处。起飞后不到半小时，我们便可看见长城从东西两面伸展过来，只有在这奇妙的瞬间，飞行在二千呎的空中，背后是方升的旭日，我才能够看见这给人深刻印象的光辉的景色，这难忘的奇观——在这样一个黎明之后为黄色阳光所照耀着的中国长城上的壁垒与碉楼。
即令是对于像我这样年老的律师说来，往莫斯科的航程始终是使人感奋的。当飞过六百哩长的戈壁沙漠，在绿洲中停留时，可以与友善的蒙古人在一起，看着骆驼细嚼小捆的草、或者随手拾起各色各样奇异的石子放在口袋里带回来作地质研究，然后，飞过数千哩的西伯利亚，那里有崇山峻岭、美丽的贝加尔湖及其他小的湖泊；巨大而曲折的河流——叶尼塞河、鄂毕河与其支流；广大的平原与草原上散布着国家农场和集体农场；还有许多村庄与重要工业中心——伊尔库次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诺伏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处是真正自由的男女在为了建设新的文明而忙碌着。这些不禁使我想起俄勒冈州与华盛顿州，我于本世纪初在那儿长大成年的两个州的开拓者的生活，但两者之间有着鲜明的差异：美国还不了解为了使文明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医院和休养所、运动场、体育场、文化休息公园、学校及高等教育机关必须与发展工农业同时并行；而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在整个苏联，包括在由北京到莫斯科的三天飞行中由空中见到的或夜间停留时所观察的西伯利亚无限辽阔的原野，无论在工厂与农村中，都可以看到。
在新中国参观了一个月之后离开北京时，需要一个时间来回味。在中国所见所闻宛如幻梦，不然的话，一个人一定会以为他是到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风景与生活交相对衬，真是令人神往，特别是当你由北京飞往汉口，或者乘轮船溯长江而上往沙市的时候；从武汉飞往上海，或者乘着舒适的火车由上海往杭州的时候。迷人的西湖上满盖着荷花，四周为神话般的山脉环抱着，宛如幻境。难怪从前富有的官吏在西湖畔建起富丽堂皇的大厦来接待中国的帝王了。飞过西伯利亚时，中国如幻梦般地跃入脑际，两地的差异是多么生动。风景与生活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互相毗连的国家的友好的人民，各有其令人心醉之处。
我静想着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是在纪元前第三世纪用奴隶劳动经过几十年才完成的。然后我静想着今日自由的男女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许多新长城。他们成千成万自觉自愿地起来建筑屏障，抵挡好些世纪以来淹没中国肥沃的土地、摧残中国的人民的天然祸患。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些无畏的人民正在建立屏障，防范洪水、干旱、饥荒与疾病。解放后不到三年，有些伟大的防洪工程堤、坝、水闸已经完成了。这些就是和平建设的伟大的长城，控制和蓄存着淮河、长江、黄河的水，利用它们的水力发电，利用它们灌溉，利用它们改进并扩展廉价的运输。在这些大河的上游，以及全国各巨流细川的沿岸，正种植着数百万棵在国营农场里培植的树苗，构成一道新的“树林长城”，一道防患的长城，一道对抗人类的自然大敌——侵蚀、磨剥——的屏障。可是，新中国的伟大的造林计划并不只限于淮河、长江与黄河的上游，也并不限于蓄水和消除水灾。计划中包括种植几百里的树林以改变气候和中国的整个面貌。最伟大的一项工程是西北防护林带，长达三千华里，最宽处达六百华里。所有这些造林工程的确构成了一道名副其实的新长城，用来保护新中国的人民不受危险的自然界敌人的危害，这是一道不用砖石，而是用树林筑成的长城。
在我记忆中有了“世界七奇”之一——长城——的鲜明印象，这座长城是二千多年前为保护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以免遭受外族蹂躏而建造的，很自然的，当我飞越西伯利亚时，我会回想到中国的一些新的长城，特别是我亲眼看到在建设的那些长城。我在长江流域逗留了六天，在沙市附近我看见三十万男女志愿工人像蚂蚁一般地聚集在堤、坝和水闸上，坚决要趁七月末的雨季到来之前，在七十五天内（比预订计划的九十天少十五天）把工程完成。我说“像蚂蚁一般地聚集”，是因为这些劳动群众像蚂蚁一般组织得很完善，他们边劳动边歌唱，在打破纪录的短时间内，完成着一桩巨大的任务，像一座蚁山在眼前堆成一样。
在飞越亚洲时，还有一些长城宛然仍在我的眼前：用以抵御国内外敌人、需时二十五年才完成的解放的长城；建筑在“耕者有其田”的公平分配的坚固基础上的土地改革的长城，这是新中国自由与民主的锁钥，这座城早从万里长城开始建筑时已动工，经过不断的反封建的斗争，到现在它的壁垒已迅速地接近完成了，现在这些新生的人民终于仿佛像蝴蝶突破蛹壳似的突然把封建制度冲破了。
掌握了这一个解释中国人民从封建压迫下突然飞跃到自由与民主的曙光时代的锁钥，人们才能理解为抵御人性中的敌人：成见与偏狭——甚至过去的地主也得到一份田，对他的处理也是从宽的，假如他的过去行为不是极端恶劣的话——而正在建筑中的其他长城。“三反”和“五反”要求人们改正那些不是命中注定的，但也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的弱点，这些弱点都是帝制中国和百年来“外国租借”时期的生活与习惯所养成，且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所承袭和加剧的。
“三反”革新计划要求做到在全国范围内肃清新中国的三大道德上的敌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是一次深入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运动。这次运动从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开始，到六月底结束。采取的方式是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先从最上级的部长们开始，然后依次顺着政治上、社会上各个阶层一直做下来，直到最下一级。
与此相似的是“五反”运动，它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业人士和工商界，它针对着五种恶影响——行贿、盗窃或隐匿国家资产、偷工减料、泄漏政府机密情报以进行投机以及偷税漏税。这个运动虽然还在进行之中，可是听说已在反对这些恶习上有了显著的进展。
这些就是新中国为了防御内外人性上的和自然界的敌人而建立的和正在建立的若干新式长城，这些敌人是可能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通过并经所有组成“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批准的共同纲领和组织法有无法实现的危险。
和平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全世界应该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在那令人兴奋的日出时飞越中国长城的飞行以后，在西伯利亚三天内所看到的，以及栩栩如生地回忆起在新中国的一个月的旅行中那些难得的观察机会，以及农村农民领袖、教师、大学校长和教授，农场和工厂的负责人、以及各市、各省和中央的政府官员给我们作的启发性的解释；这一切所看到的和回忆起来的东西都是思想的粮食，这些东西要好好地思索一下，三天是怎么样也不够的，可是那三天的飞行中几乎没有间断地思考和细读笔记，对于帮助一个人端正对苏联和中国的新文明的态度是非常宝贵的。
要把我的印象与思想整理出来，介绍给属于比较古旧的文明的人民需要全部这许多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们必须将这新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因为没有知识与相互了解，这两种文明就都有被消灭的严重危险。
早在一九二六年，伟大的学者、华盛顿大学东方语文学教授休勃脱·辜汶博士写道：
“我们无需广博的学识就可看到，假如要使太平洋名副其实，假如要使东方与西方的接触产生双方的繁荣与文化的充实，那末必须在相互认识基础上建立相互了解与同情。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冲突，避免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成就的毁灭，避免大地的完全荒芜。
“每一个中国的学校机关正在研究美国的制度。每一个中国小学生都能说出我们历史上的伟人的名字。有多少我们美国的小学生、大学生或甚至教师与教授能举出这个‘不朽民族’的杰出人物，或者能对这个民族的起源，它的特点与它的趋势作一个最简短的叙述呢？”（“中国简史”第八页，一九二七年纽约第·阿普尔顿公司版）
不巧得很，一九二六年辜汶博士所描述的不幸情况显然在一九五二年依然存在。二十五年前所写的关于旧的中国的话今天仍能以加重的语气适用于新中国，实属可怕。辜汶博士写的这几句警语在今天更为重要：“必须建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同情。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冲突”——一个有灾难后果的冲突。
所以，我想把我在东方所看到听到的一切真实故事告诉我西方的同胞们。我打算忠实详细地把这故事反复叙述和发挥，指望对更明确地了解中国与苏联所进行的和平建设与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的显著的牢不可破性，有所贡献。
我用格林维尔·克拉克在他大胆且有思想性的“和平的计划”那本书里（哈泼兄弟公司一九五○年版）所说的话来说，我想尽我的一切力量来“鼓励大家更深入地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含义，那么当我们体会到令人震骇的道德和物质方面的后果时，我们会更聪明地想办法来建立世界的秩序。”
为了这个目的，我最近在苏联到处游历了几个星期。为了这个目的，我在五月里应邀参加将在九月底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筹备会议。为了这个目的，我在帮助鼓励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旅行到中国去参加九月间在北京召开的那个和平会议。为了这个目的，我正在告诉美国同胞们筹备会议所给我的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组织是民主的；因为它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各种国籍、职业、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而且因为二十国的四十七个代表都有崇高的智慧和诚意。为了这个目的，我还想要不断地告诉西方的人民，特别是美国的人民，我在中国的那一个月里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触到的。我很光荣能有机会在那儿旅行了几千里路，参观了城市、乡村、农场和工厂；在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情况下，跟几千个男、女、儿童相接触交谈。
辜汶博士所说的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生活和文化缺乏认识和了解，这种说法对苏联人民来说决不适用。假如把我的愿望带到莫斯科去，我知道那是多此一举的。可是柏林的人民很热切地要听听关于新中国的消息。我的许多消息对巴黎的人民是新鲜的，伦敦的人民也热切地想倾听。
在美国要爬过辜汶博士所描写的“愚昧的长城”是不容易的。要打破恶意的人在思想不成熟的美国人民心中所建立的偏见的壁垒那就更难了；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一旦注意了这个问题，就很热切地想从一个刚去过新中国和苏联的有资格的观察者那里听到关于那边的消息。
在一个月以前我回到了纽约后不久，金斯伯利夫人和我在迎接我们离国一年归来的盛大欢迎会上作了演讲，听众都渴望知道我们对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所谓“铁幕”背后各国的印象。最近我们从中西部回来，我们曾在芝加哥和密尔窝基的许多集会上——工会、教会团体、卫生组织与和平组织——作了演讲。听众都很感动，他们所提的问题证明他们急于想得到关于“新的文明世界”里的人民和他们生活方式的第一手消息。我在芝加哥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荣幸的机会，得以在受人欢迎的电视节目上出现，向全国作二十分钟的发言，据说观众和听众有好几百万人。这不但对我是一次难得的荣幸的机会，的确，这对今天美国任何一个人说来，都是一样难得的，假如他有机会在无线电和电视里自由地真实地报道中国和苏联的情况，并使美国人民确信，那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正如我们一样不但为自己，也为全世界要求和平。在苏联，人们说：“我们需要和平正如需要新鲜空气一样。”能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得到免费的时间，告诉美国人民说，中国和苏联人民要求和平，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这件事之所以令人鼓舞是因为不到一年以前，那位可敬的学者杜波依斯博士，曾被传到法庭为自己“公开主张所有人民一致要求的一件事——和平这个罪名”而辩护——这里用的是他自己的话。
在美国，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谁不是呢？——都极想知道中国和苏联的人民和政府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所有美国人在知道在苏联和中国并没有战争心理后，当然就放心了。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曼彻斯特卫报”称：
“在苏联逗留二星期后，于昨天回到伦敦的英国作家们在公谊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备战或战争心理的迹象，相反地，我们见到的是对和平的热望。’”
这段话证实了我在苏联和中国的观察。让我们把这段话与“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编辑金斯莱·马丁最近自美国回到伦敦时的一段话对比一下。他在以“美国的政治迫害”为题的具名社论（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中写道：
“罗斯福先生说过，美国除了恐惧本身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恐惧的。这句有名的话今天在美国常常被引用。没有什么东西比恐惧的征象更使欧洲来客感到惊奇了。在纽约，有着说明如何到公共地下防空洞去的指标；定期的防空演习；要是有人在餐桌上来一句‘颠覆性’的话，那么就会有难堪的沉寂；如果一个教授由于被怀疑与某一个跟共产党员在同一文件上签过名的人有关系，他就会处于很不愉快的境地。”
今天在苏联或中国看不到这种战争心理，相反地，到这些国家访问的客人觉得他是处在和平的气氛里。那里的确充满了对和平的热望。正如亚力山大·渥茨在“民族”杂志（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中所写的：
“有一个最卓越的西方观察家，也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家，最近从莫斯科回来向我谈到那里的情形：‘人民确实不想到战争。看起来很奇怪，他们深信没有人敢攻击俄国……没有人看见莫斯科在建筑防空洞。’他说：‘人民很富于幽默，有些幽默很像古典文学作家的老幽默，我在莫斯科街上所听到的欢笑比我在西方任何一国首都听到的要多。’”
亲身观察苏联的人，既别无居心又无宿怨的人，作出了这种评语。拿这种评语与杜鲁门总统武断的言论对比一下，杜鲁门硬说苏联社会“是一个丛林，苏联政府赤裸裸的权力像猛兽一样在那里逡巡，使所有的人都害怕”（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纽约时报”）；或者拿这种评语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尤其是下面这几句话对比一下：“被克里姆林宫奴役的许多国家和亿万人民，又一次证明了每一个自由国家今天随时都可能遭到突然而来的可怕危险。”
这些讲演的文字使人猜想可能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可能执笔人以前曾在国务院，并且想做国务卿。声调是哈利（即杜鲁门——译者）和艾克（即艾森豪威尔——译者）的声调，但是执笔人像是杜勒斯。杜勒斯八月二十六日在布法罗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解放被共产党所“奴役” 的各国人民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暴力革命，而是和平革命，用一种“温和”的方法，例如消极抵抗、不合作、表示不满、怠工和在工业上的破坏行动。“苏维埃共产主义……可以从内部制止，假如做不到，就得从外面来制止它，那就意味着战争。”（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假如苏联的一个未来的外交部长发表了这样的谈话，美国各大报会有怎样的标题，是不难想像的。有人曾经奇怪，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从那里得来这些对苏联的看法；这种看法用意只是要鼓励人们仇视、敌视和鄙视一个居然能容忍像他们所形容的这样一个政府的人民。
然而，纽约“美国人日报”上像布鲁斯·巴尔顿那样著名的企业家发表了下面这样一段文章，从这一点看来，扭转这种走向战争的趋势是有希望的。他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对于国内某一种情势的发展感到不安。英语中一个最优美的字，也是一个和善、美丽、能温暖心灵的字，意义正在受到歪曲和曲解，竟使善良的人民差不多都不敢把这个字说出口了。这个字就是‘和平’。打起官腔来，当然，每个人都赞成和平的。总统赞成和平；国务卿赞成和平；五角大楼也赞成和平。他们不时地张口闭口大讲和平。但是实际上支配他们所有思想、计划和开支的是战争……我们的官员并不考虑怎样与俄国顺利共存，而只是在大事恫吓和威胁。”
我离国一年后归来，发现国内有这样的气氛，英语中最优美的“和平”一辞的意义“正在受到歪曲和曲解，竟使善良的人民差不多都不敢把这个字说出口了”。在这样的气氛中，要说服美国人来参加即将到来的北京和平会议，不是容易的事。不过，也有其他的企业界人士——是的，甚至某些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律师们——也持有布鲁斯·巴尔顿所发表的同样的看法。
有不少老派人士信仰我们的“权利法案”，相信美国人有权利来批评他们政府的政策，相信他们有获得护照的权利，有出国旅行的权利；我们有着这些人士的支持，特别是在举行大选的一年，我们就有可能派遣一个由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参加北京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至于我自己，我将继续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我将继续“鼓励大家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含义作更深入的讨论”。我希望北京的和平会议考虑克拉克的其它“和平计划要点”。和平会议一定会同意克拉克计划的第二点，那就是：“承认各国普遍裁减军备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世界问题与获得真正和平的关键”。
要想推倒由惊人的宣传运动所成功地建立起来的
“成见与偏狭的长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宣传运动启始于罗斯福总统死后不久邱吉尔在富尔敦发表的演说。全世界最伟大的长城还没有建造起来，那就是“国际诚意的长城”，是反对战争的长城，是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不论任何地方的战争贩子的大举进攻的长城。要推倒“偏见的长城”，另外建造起“国际诚意的长城”，便必须以相互认识为基础而建立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研究中国和苏联的各种制度，就如同他们那样认真仔细地研究我们的各种制度一样。不要让人家再说：“每一个中国小学生都能够说出我们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而“很多美国小学生，甚至教员与大学教授”却不能说出中国杰出人物的名字，也不能“将中国的特点与它的趋势作一个最简短的叙述”。
让全国人民都来要求我国政府迅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美国开始与中国建立相互了解吧。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明白：中国人民尊重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觉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正如美国人民尊重乔治·华盛顿的名字一样；他们尊重毛泽东，因为他是使他们摆脱蒋介石与他的帮凶的统治的解放者，是他们新民主主义的创始者，正如我们尊重汤玛斯·杰斐逊一样，因为他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创始人。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发表了“中国独立宣言”，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这确使人回忆起“一七七六年的精神”来。它代表了未来的潮流。正如杰斐逊所说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人民应当懂得新中国的精神，正如中国人懂得“一七七六年的精神”一样。他们应当熟悉“共同纲领与新中国的组织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的政治基础，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所接受，而且为全国人民的代表所接受；它已为“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切宗教、人民解放军，一切少数民族、华侨及其他民主分子”所接受。它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假如我们要世界和平，而不要世界战争，那末这些正是美国人民所必须了解的一些基本东西。
我的目的是要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协助建立以精确的熟悉为基础的美苏间和中美间的了解。如果没有这样的了解，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爱因斯坦说过：
“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彼此的恐惧和怀疑。……归根到底，任何人与人间的和平合作首先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其次才依赖像法庭和警察这类机关。无论对国家来说或是对个人来说，道理都是如此。而信任的基础就是忠诚老实的取予。”
在同一篇文章里，爱因斯坦说：
“在军事技术的现阶段下，要通过扩张国家军备来寻求安全的想法是一种祸国殃民的幻想。……如果行得通，那末空气被放射性元素毒化和因此而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势必已属于技术上可能的范围之内了。这种发展的可怖地方是它的明显的强制倾向。每一个步骤看来都是前一个步骤的必然结果。到后来，越来越清楚地变成全面的毁灭。有没有一条出路摆脱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僵局呢？如果人们在采取任何一个行动时，还在盘算着一个可能的未来冲突，那就不可能取得和平。因此，一切政治行动的主导思想应该是：‘为促成各国的和平共存以至于忠诚合作，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三日“纽约时报”）
爱默生说过：“上帝让每个人在真理和安息两者之中选择其一；你选择那一个都可以；你决不可能兼有两者。”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体格健全的人怎能选择安息呢？一七七六年圣诞节之前，当溃败而又士气消沉的华盛顿的军队逃过了德拉瓦河时，汤姆·潘恩在
“美国危机”中写道：
“现在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候。在这个危机中，只能过顺利日子的士兵与爱国者会畏缩起来，不替祖国服务；但谁能在此时此刻坚持下去谁就应该得到人们的爱戴与感谢。像地狱一样，暴政是不容易推翻的；但我们可以引以为自慰的是：斗争愈艰巨，胜利将愈光荣。我们得来的东西愈便宜，我们对它也就愈看不起；能使一切东西有价值的是为它付出的高贵代价。上帝知道如何给与每样东西以适当的价值；假若像自由这样神圣的东西都得不到重视的话，那的确是太奇怪了……
“我可算是当代最不迷信的一个人了，但是我内心一直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万能的上帝不会让一个民族遭受军事上覆灭而熟视无睹，听任他们灭亡而不予以援助。而这些人又曾以人类智慧可能想出的一切善良方法，热切地不断地寻求避免战争的灾害。”
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美国与中国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建立在互相熟悉基础上的了解，我就看不见有什么前途。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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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称号
——八月二十八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全部英勇的路程是忘我地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的典范。苏联人民把共产党看作自己的经过考验的领袖和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组织和指导力量，它的政策是苏维埃制度的生命基础。
列宁、斯大林的党组织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经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肃清了资本主义，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并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现在，——党章修正草案中说，——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逐步提高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用国际主义及与各国劳动人民建立兄弟联系的精神来教育社会成员，极度加强社会主义祖国对其敌人侵略行动的积极防御。”
共产党过去和现在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它紧密联系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是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和纪律统一的结合体。苏联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自愿的战斗联盟。
党的组织者和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对党的巩固经常地表现着巨大的关怀。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意义提得高些，高些再高些……。”
共产党员，是我们时代的先进者，为争取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事业而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知识和热情。在一切时候和一切地方，他们都树立着克服困难、达到既定目标的坚毅精神和英勇气概的榜样。
“我们共产党人，——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第二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是特种式样的人。我们是由特别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织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队员，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
我党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所面临的新任务，要求党员提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党章修正草案中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在党的组织中已开始的对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表明：广大党员群众一致赞同党章修正草案中所规定的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党员的首先一项义务，——党章修正草案强调指出，——是尽力护卫党的统一，这是党之所以有力量和强大的主要条件。党员应当是执行党的决议的积极战士。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仅仅同意党的决议是不够的。他的任务是为实现这些决议而积极奋斗。共产党员对党的决议采取消极的阳奉阴违的态度，就必然会削弱党的战斗力，因此，这是与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共产党员的义务——不管他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是要时时在劳动中起模范作用，掌握自己的业务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在工业企业中，在集体农庄中，在机关里——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地方，他都应当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的榜样，成为一切新的和先进的事物的首创者和宣传者，这些新的和先进的事物将发挥群众的创造的主动性，促进社会主义竞赛进一步开展。共产党员的任务是要以个人的榜样鼓舞群众为苏维埃祖国的福利而建立新的劳动功勋。
党员的崇高的称号要求共产党员必须经常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劳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向非党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时时记住我党之所以有力量和不可战胜，就在于它和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和群众的联系，——斯大林同志说，——这种联系的加强和随时准备倾听群众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所以有力量和不可战胜就在于此。”
我党的全部活动都受着无往而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党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
作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在任何大小事情上坚持党和国家的利益，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这种纪律是一切党员都必须同样遵守的。我们的党对于一切党员，不管他的功绩和职位如何，只有一个纪律、一个法律。破坏党和国家的纪律，如党章修正草案中指出的，是与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对党忠诚老实是共产党员的不可缺少的品质。共产党员没有权利对党隐瞒党、国家和经济工作任何部门的事情的真相。党不能容许它的队伍中有欺骗党的人存在，因为这种人会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在精神上瓦解党的队伍。
党培养了众多的能够忠诚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指示的干部，他们认为执行这些指示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荣誉的事业，自己对党所承担的高度任务的事业。然而，必须承认，在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许多组织中，有一种重大的恶行，就是用不正确的方法选拔干部。在党章修正草案中包括着一项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在党所付托的任何岗位上，坚决执行党关于按照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正确选拔干部的指示。凡是破坏这种指示，按照朋友关系、私人情面、同乡和亲戚关系选拔工作人员的行为，都是与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不害怕批评，并且从对自己的缺点的批评中，吸取进一步前进运动的力量。可惜，我们还有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断在嘴里说忠实于党，而实际上却不许下面批评并窒息批评。斯大林同志说，应当对压制自我批评和追究自我批评的事情进行无情的斗争。
党章修正草案中说，党员必须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并努力加以消灭，反对骄傲自满，反对因为工作中的成绩而冲昏头脑。凡是窒息批评而以夸夸其谈、阿谀奉承代替批评的人，都不能留在党的队伍里。
共产党员的高度政治警惕性，为反对敌人的一切阴谋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进一步巩固我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最重要条件。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政治上漠不关心和吊儿浪当的表现，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的事件，在共产党员中间还相当广泛地存在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政治警惕性。党员必须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在党员承担高度的、重要的任务的同时，他还被赋予巨大的权利。党章修正草案中说，党员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或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党的政策问题的自由的、认真的讨论，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任何工作人员，选举别人和被别人选举到党的机关，凡在通过关于自己的活动或行为的决议时，要求亲自参加，向党的任何机关一直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任何问题和声明。
对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各地都充分表现出我国人民对我们的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戴，苏联人民表示，他们愿意在列宁、斯大林党的经过考验的领导下，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付出所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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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观后
周立波
“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一部美丽的影片。它用彩色的画面把苏联的海军的生活表现得非常的生动。影片一开始，就是海浪，歌声，阳光和爱情，世界显得十分和谐与平静。影片的结尾也是苏联军民的和平生活，海水拍打着细石的浅滩，人们的闲谈里充满着欢快，世界显得如此美丽、平静。
但是，海里是有波涛的，和平的生活会被战争破坏。和平要保卫，要拯救，要求人们拿出力量来争取，为了幸福的和平，人们必须勇敢地斗争，必须时时刻刻警惕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侵犯。
“在和平的日子里”把这个真理告诉了人们，这在今天来说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主题。
影片的情节是明晰、曲折而且错综的。苏联八号潜水舰在演习的时候触到了敌人的水雷，沉到了海底，水兵们用尽一切力量修补炸破了的舱壁和震坏了的机器，影片表现了水兵的高度的技术和优秀的品质。修理还没有完成，第一机械室的空气却越来越少，人们必须离开舰，必须由鱼雷管射出去，但这样的装备，只够四个人用，另外两个人必须跟着舰长留下。留着一定死亡，出去也危险，但不一定死，于是所有的人都争着留下，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青年鱼雷手巴尼楚克的话更为动人，他说：“副舰长同志，我留在船上。我是单身汉，可是，少尉同志呢，他有老婆，孩子。”
这里没有空洞的口号，这里充满着体贴别人的人情。这就是它的动人的地方。当一个人能够为了战友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时候，他也一定能为祖国而牺牲，因为祖国并不是抽象的东西，祖国是一连串的优美的具体的事物构成的。
故事的另外一头写的是舰队的搜寻，在搜寻之际发现了敌舰，狡猾的敌人潜入了海底，伪装八号舰，这就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和错综性。
在这些寻找的场面里，影片不但表现了苏联海军将领的明智和镇定，也显示了潜水夫们的技巧和勇敢。
影片用很少的镜头概括地表现了丑恶的敌人，暴露了他们的海盗的本性。他们起用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残匪，在和平的日子里，用潜水舰来偷袭苏联的海岸。但是，正和敌人偷袭的潜水舰被粉碎了一样，他们企图挑起战争的阴谋也被粉碎了。
整个的影片从头到尾都使人感到紧张，又觉得欢快。人物都充满了活力。苏联青年的勇敢和诚实，热情和愉快，特别鲜明地被刻划出来了。
在和平的日子里，全世界的和平战士丝毫也不能放松对战争挑拨者的警惕，这是“在和平的日子里”这个美丽的影片告诉我们的中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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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二年度全国游泳选手已经选出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广州举行的一九五二年全国游泳比赛大会中，成立了中华全国游泳选手选拔委员会，并选出了一九五二年度中华全国游泳选手五十二名，其中正式选手三十九名，候补选手十三名。名单如下：
正式选手：
男子二十六名：叶子由、熊开发、林锦珠、李喜庆、李人、杨永光、陈运鹏、邓强、张天辉、贺志
（以上人民解放军）、俞顺源、赵子风（以上华侨）、史兴隲（东北区）、穆祥雄、穆祥豪、张家瑞、方友文、穆祥英、罗金龙、吴葆（以上华北区）、陈景忠、吴于方、高湛、吴玉崑、蒋浩泉（以上华东区）、徐致祥（中南区）。
女子十三人：郑素绯、潘静娴（以上人民解放军）、金芸培、穆秀珍、罗凤祺、谭傲霜（以上华北区）、董琍、戴丽华、林美玲（以上华东区）、周帼英、李东妹、赵锦清、黄帼会（以上中南区）。
候补选手：
男子六人：黄汝强（人民解放军）、黄鸿九、陈功成、陈宝义（以上华北区）、孙宝增（东北区）、何齐宽（中南区）。
女子七人：杨家玲、张燕丽、陈伊利、欧阳骊驹、罗秀霞（以上人民解放军）、王守真（东北区）、王白春（华东区）。（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