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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
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之下，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显出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面目。三年以来，伴随着我们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图书期刊的出版，质量方面在不断地提高，数量方面在飞跃地增进。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事件。这一天清早，在全国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排着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不同年龄的读者的长行列，热烈兴奋地等待着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著作的发行。他们说：要是我买到了这本书，就像亲自见到了毛主席一样地高兴。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两卷印行了三百零二万册。这个数量还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普及本的“毛泽东选集”目前正在大量印制中。此外，毛主席著作用国内少数民族文字分篇出版的有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译本。
中国人开始找到马克思主义是三十余年以前的事。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全中国各种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普遍地、广泛地、有系统地学习这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作为思想改造的武器，只有在全国解放之后，才有可能。在最近的三年间，单是由中央及地方国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共四十八种，发行了三百六十八万六千册。此外各公私营出版社所出版的以及由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文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发行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上列的数目。
出版工作现在已经真正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书籍不再是少数有闲阶级的专有品，而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了。解放后书刊出版发行数字的大量增高，就是明显的证据。解放前出版数字最高的年份（一九三六年），全年出版书籍约为一万万七千八百万册，期刊约为三千二百二十万册。解放以后，一九五○年全年出版书籍二万万七千四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三十册，期刊三千五百三十万一千六百七十九册；到了一九五一年，全年出版书籍增加到六万万六千九百六十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一册，期刊增加到一万万七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三册。一九五二年预计全年出版书籍八万万八千六百万册，约为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五倍；期刊一万万八千万册，约为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五倍半。解放以前，除课本外每种书籍平均发行数量为两千册，一九五一年除课本外每种书籍初版发行数量平均为九千七百八十二册，约为解放前的五倍。一九五一年发行数最多的“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印行一千一百五十万册，“惩治反革命图解通俗本”印行一千零六十八万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印行二百八十万册，“中国共产党简史连环画”印行二百五十万册。期刊中销数最大的“时事手册”，在一九五一年发行最多的一期为三百五十四万三千册。这种庞大的发行数量是解放以前所不能想像的。这种情况说明了解放以后人民的文化生活大大提高，同时也说明了书籍期刊的读者群已经比解放前扩大了许多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我们的国家要“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三年来的出版工作按着这个方向发展，供工人、农民、士兵的政治、文化、生产教育之用的通俗读物，在出版物的总册数中占着很大的比率。极大部分的通俗读物，采取连环画册、唱本、通书、年画等旧的民族形式，注入了有益于人民的和国家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新内容，因此，最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所喜爱。三年来民主建政、抗美援朝、生产建设取得伟大的胜利，通俗书报起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
全国解放之后，特别是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小学校大量增加，就学人数达到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高点。全国现有约五千万的中小学生，他们所用的课本的供应，是另一件极其庞大的工作。从一九五一年起，全国初等中等学校的课本，全部采取统一的版本，由国营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印，并按照统一的定价，由国营新华书店统一发行。春秋两季中小学课本的发行数量，从一九五○年的一万万五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三百一十四册，增加到一九五二年的三万万零六百二十三万册，即增加了百分之九十。成人补习学校和工农业余学校用的课本，还没有计算在里面。
速成识字运动的推行和扫除文盲运动的展开，向出版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艰巨的新任务。单在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就要供给冬学和成人识字班用的课本和读物二万万七千零三十二万册。由于祁建华语文教学法试验的成功，我们预想得到，在今后数年之内，书籍报刊的读者将不能再用百万、千万来计算，而要用万万来计算了。没有苏联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不能设想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学习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现已成为普遍于全国的热潮，表现在出版事业方面的是：苏联政治、经济、文艺、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特别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作品、科学著作，在全国解放以后，虽然出版了巨大的数量，还是不能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求。由于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到来，大学教育已经进行课程改革，我们迫切需要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苏联的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著作，以代替从英美资产阶级抄袭来的久已腐朽的高等教育用书。翻译工作者今后必须在这一方面作更大的努力。
现代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和关于新中国的真实报道，通过各种文字的出版物，第一次和世界各国的读者见面，并且受到各国进步人士的欢迎。据不完全的统计，外文出版社在过去三年中，用俄、法、英、德、印尼、阿拉伯文和世界语，出版了八十种著作，向全世界六十六个国家发行了九十一万零一百六十二册。此外，用外文出版的各种主要期刊——“人民中国”、“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在国外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所有这一切新的人民出版事业是在三年以前反动统治崩溃以后所遗留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书刊的出版、印刷和发行，现在已成为重要的国营企业。属于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出版社，全国共有六十二家，其中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完整的编辑机构的，是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和青年出版社。国营新华书店在全国建立了分支店一千零八十六所。国营国际书店现在成为进出口书刊的专业发行机构。全国主要城市已经建立了现代规模的国营书刊印刷工厂十二家。
私人资本经营的出版、印刷、发行业，三年以来按照公私兼顾的政策，大部分恢复，并且有了发展。其中有一部分已经经过生产改组，采取了联合经营、公私合营和分工专业化的方针，逐步纠正了并在纠正着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粗制滥造的投机作风。在文艺和自然科学书籍、各种工具书、通俗读物、少年儿童读物等的出版方面，私营出版业仍然起一定的作用。
我们国家建立不久，大规模工业建设还没有开始，物质条件缺乏，大多数的著作者、读者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工作经验还很少，因此，出版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缺点，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经过过去三年的恢复与发展之后，为了迎接和配合国家的大规模建设，今后出版工作需要更进一步地提高质量、丰富内容，加强组织性和计划性，以求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正像在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工作一样，在出版工作中，战斗是猛烈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中国人民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作为中国人民事业之一的出版事业，将要胜利地走向无穷无尽的发展前途，是可以肯定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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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诚的关怀，无尽的热情
燕凌
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团员们在今年“五一”节看见了斯大林。
提起“五一”节，大家就像身在红场那样的兴奋。李顺达说：我们站在观礼台上；游行的队伍离我们老远老远，就望着我们，不断地招手，高声地呼喊。他们走到我们跟前，把手里举着的毛主席像举得更高，大声欢呼“毛泽东万岁！”用中国话唱“东方红”。有的把花送到我们跟前；有的把一把一把的花束扔过来。我们的手简直不够使唤了。平原省农业劳动模范张学修说：那天游行了七个钟头，我们也站了七个钟头；游行的人一直向我们招手，我们也一直向他们招手，把胳膊都摆酸了。代表们都说：就是在这一天，我们见到了全世界人民最热爱的革命领袖斯大林，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
我国农民代表参观了斯大林诞生地，大家说这是极大的荣幸。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说：我们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城住了三天。头一天就去看了斯大林诞生时住的房子。看着那个小屋，看着斯大林降生的床铺、小时候用过的东西，谁都觉得它和我们、和全世界人民的幸福都有密切的关系。哥里城的人们像苏联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对中国农民代表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我们住的旅行火车停在车站上，总有很多人到车站来看我们。在哥里城外的莫契那维集体农庄，有些庄员把埋在地下多年的酒坛子扒出来，要我们每人喝一杯。他们在一家普通庄员的楼上为我们举行宴会，特为我们杀了一只小牛、两只小猪。我们唱“东方红”，“志愿军战歌”，他们唱“莫斯科——北京”。我们跳秧歌舞，他们表演格鲁吉亚的民族舞蹈。从下午五点一直欢宴到九点。
苏联各民族人民都热爱中国人民。不论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在卡查赫，人们对中国农民代表的热情都是一样的。农民代表们说：苏联老太太叫我们做“亲爱的中国孩子”，小孩子叫我们做“中国叔叔”，任何人看到我们都向我们招手。我们往往在走路的时候被一群孩子拦住，要和我们说几句话；有些少年先锋队员攀着我们的胳膊，把他们的红领巾搭在我们的脖子上。李顺达说：我们走到那里，那里都有人给我们送鲜花，来不及送到手里的，就扔到我们坐的车子里。我们到西乌克兰的这个组，如果把收到的鲜花都保存起来，足够装满一节火车。每到一个地方，农庄都由一个老庄员给我们送大面包、肉和盐，这是他们迎接贵宾的礼品。有一次在基洛夫格拉州的一个车站，我们接到了一个最大的面包，有五十多斤。我和贾建明同志接受这珍贵的礼物，两个人抬着，累了一头汗！从莫斯科到基也辅和奥德萨，每个地方都用最精采的戏剧、歌舞、马戏招待我们，差不多两三天就有一次晚会和酒会。在每一次酒会上，大家都要一次又一次地“为毛泽东主席的身体健康干杯！”“为斯大林大元帅的身体健康干杯！”这是真心实意，不是“应酬”。李顺达说：苏联人民和我们真像一家人一样。一个老汉见了面就说：“我很早就爱你们，就想念你们，今天可见到你们了！”有些农民代表说：苏联很多老太太看过电影“白毛女”“中华女儿”，知道中国女孩子受苦多，而又富于战斗性，所以特别想念着她们。很多苏联老太太问代表团的人员：“你们的女孩子怎么来的这么少？我真想看看她们！”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赵怀义说：我们在苏联参观了一个孤儿院，那里的孩子都是在卫国战争中死了父母的孤儿。他们叫我们“父亲”、“哥哥”，还要我们把他们的红领巾和书带回来，送给我国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死了父母的孤儿。我们离开那里时，他们赶了七八里路来送我们。看着火车开了，他们流了泪。我从来没有掉过泪，那时候可落泪了。松江省农业劳动模范邓国章说：在坡尔塔瓦州西门诺夫区的车站上，我们坐的火车要到半夜才开，许多苏联人从黄昏站到半夜，欢送我们。在赫鲁舍切夫集体农庄参观回来，有一个手里拿着鲜花的老汉，在途中把我们的电车挡住。他说：“这是我亲手种的花，听说你们来了，我就等在这里，把它送给你们。”过去人们都说中苏友好，我还不完全懂得这句话的意义，这回，我是亲眼看到中苏人民的友谊了。另外一位同志说：有时候火车已经开得很远了，看不见送别的人了，老邓还是一个劲地摆手。邓国章说：心里那股子热劲，实在停不下来啊！
“苏联人民对于我国的建设实在关心。每个人一见面就问：你们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怎么样了？生产建设怎么样了？人民生活怎么样？像问自己家里的事一样。”黑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杨显亭说：“苏联朋友指着他们的拖拉机问我们有没有，我们说：在你们的帮助下，国营农场里已经有一些了；在我们家乡正在推广苏联式的马拉机械农具。他们听了非常高兴。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一个青年人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如果上级批准，我愿意马上就去帮助你们建设。’陪我们到各地参观的，都是苏联农业部特别抽调出来的干部。负责照料我们这个参观组的里宾，原是一个农业机械工程师。我们问他：‘这不耽误你的工作吗？’他说：‘招待你们也就是我的工作。让你们参观得好，就是我的伟大任务。因为你们参观回去就可以把中国建设得更好。’给我们做饭的米娜，有二十多岁，是莫斯科的学生。我们问她：‘你没有其他工作吗？’她说：‘使你们营养得好，身体强壮，能好好参观，这就是我的光荣任务。’”邓国章说，他们在坡尔塔瓦州碰到一个农业局长，过去是个红军军官，曾经参加过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役，到过我国的东北。农民代表送给他一个毛主席像，他亲了一下，带在胸前，向代表们说：“中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苏联有许多农业工作人员都向我国农民代表表示，很愿意到中国来帮助我们进行农业建设。
参观团到农庄庄员家里参观时，有些老太太把一个个箱子都打开，把她们最好的东西都搬出来给大家看，她们想把一切幸福都显现在中国朋友的面前。他们不只要使中国农民尽量看到他们的幸福生活，而且希望中国农民能很快地像他们一样的生活。他们送给中国农民代表许多珍贵的礼品，这些礼品中，有他们的民族服装，有接果木树用的工具，有照像机、留声机，有他们自己在劳动竞赛中用的流动大红旗，有少年先锋队员的红领巾，有刻着斯大林像的纪念章；还有最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集体化的好经验和提高生产的好经验。李顺达说：每到一个地方，苏联朋友总是把他们的好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我们。有些庄稼还不到收获的时候，为了给我们表演收割的情形，他们可以牺牲一大块庄稼。他们希望我们赶快把中国建设好了，加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苏联人民爱的恨的，和我们完全一致；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友谊真是深厚！赵怀义说：我们所到的集体农庄，没有一个农庄主席和农学专家不是非常热心地给我们解答问题。我们觉得已经太麻烦他们了，他们还说：你们再多提些问题吧！杨显亭说：我们在波尔达瓦州赫鲁舍切夫集体农庄时，农庄主席给我们作报告；我们要他坐下讲，他说：“只要你们觉得我讲的对你们有用处，我可以一直站在这里讲下去，再站两天也不嫌累。”他连着三天给我们解答问题，就真的站了三天。吴凤岐说：苏联朋友把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一股脑儿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少走多少弯路啊！
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团员们衷心感谢苏联人民这种无私的帮助和真挚的友情。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把在苏联见到的、学到的，传达给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一定要把学来的宝贵经验，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运用到生产中、工作中去；一定要把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提高产量，支援工业，一步步走上苏联农民今天所走的道路。（附图片）
我国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女团员和乌克兰共和国坡尔塔瓦州赫鲁舍切夫集体农庄的姑娘们在一起。
我国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左第二人）听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柳宾斯卡娅讲小麦人工接种法。
我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团长张林池和莫斯科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森科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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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人民银行大力开展储蓄业务
八大城市今年六月份的储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多
全国各地人民银行机构为适应各阶层人民节约储蓄的要求，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大力展开储蓄业务。据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西安、武汉、广州八大城市统计，今年六月份的储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其中货币活期存款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四；定期存款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七点九；定额存款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一十七点九；有奖储蓄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保本保值储蓄则因物价稳定，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点一一。货币存款与定期存款的增加，说明了储蓄业务正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通过储蓄所积聚的庞大的资金，已成为发展国家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
各地人民银行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开展爱国储蓄运动，创造了许多科学的工作方法。山西、察哈尔等地人民银行组织了储蓄巡回小组和厂矿工作组，深入工厂矿山，直接为广大职工服务；并且改进了工作制度，简化了储蓄的手续，获得广大职工的欢迎。苏南苏州、常州、镇江三地的人民银行在六月份配合收购春茧工作，发动农民储蓄，吸收储蓄存款达二百五十亿元。上海分行在七月份选择五个基层机构进行典型试验，调整了营业时间，使群众有适当的时间到银行来储蓄，扩大了储蓄额。
在储蓄业务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某些地区曾经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例如，浙江省德清县新米乡的干部规定凡有一张蚕种纸的家庭，都要存货币定额储蓄八万元，有奖储蓄二万元，引起群众不满。察哈尔省怀安县三区小要子水村干部用不存款不散会的办法，强使群众储蓄，更是错误的。这种强迫命令的现象已引起各地有关领导机关的注意，正大力纠正中。各地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储蓄工作的领导，以利储蓄业务的顺利开展。（南新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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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焦作煤矿安全生产获得显著成绩
国营焦作煤矿领导方面和广大职工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在安全生产方面获得了显著成绩。今年上半年，全矿已完全消灭死亡事故，每产一万吨煤的工伤事故也比一九四九年减少百分之九十。全矿出现了十一个刘九学式的安全生产模范班和九十九个模范组，其中刘九学班到现在为止已创造了四十一个月安全生产的最高纪录，许继均、潘振邦、连兆银、毋国银等四个小组也创造了千日无事故的纪录。由于安全生产的保证，全矿职工在今年上半年就完成了全年增产节约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七九；八月份除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外，又超额完成了全月的增产节约计划。
焦作煤矿领导方面和广大职工树立安全生产思想，是经过了一段斗争过程的。解放初期焦作煤矿领导方面对安全生产也是很不重视的，所以该矿曾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发生爆炸事故，死亡工人二十一人。之后，华北煤业干部会议，总结了各矿发生事故的原因。指出主要是领导干部对保安工作重视不够，并要求大力改变这种情况。这样焦作煤矿领导干部对保安工作才重视起来。但是当时他们的信心还是不够的。因为矿上的设备差，解放前受敌伪破坏很严重，所以他们觉得死伤事故很难完全避免。可是他们在黄土岗矿井采取了一些办法试行安全生产后，第一个月内全矿井四百多工人竟没有发生死亡和重伤。这个成绩振奋了全矿职工，也大大提高了领导方面的信心，使他们肯定地认识到安全生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焦作煤矿领导方面在这一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找到了实现安全生产的钥匙：便是人人建立安全生产的思想。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系列的办法；如加强对工人职员的政治教育、保安教育，发动老工人提出安全生产经验在广大工人中交流，表扬安全生产模范，开办安全生产人员训练班，发动工人订安全生产公约，定期进行保安检查等。他们的口号是“安全第一，人人保安”。一九五○年刘九学班安全生产十七个月的新纪录出现，更加强了领导方面对于安全生产的信心。工人职员普遍展开了学习刘九学安全生产的运动，逐渐转变了长期存在的“下井三分灾”“四块石头夹块肉，那能不伤人”的错误思想，积极设法改进技术操作，人人注意安全生产。一九五一年起，他们在原有基础上更逐步建立了各种安全生产制度和保安规程。如交接班制、瓦斯检查制、工程规格检验制度等；同时改善和增加了许多安全设备，如井下通风已使每个工人普遍可以得到每分钟三立方公尺的风量等。
目前，焦作煤矿正在普遍推广华北安全生产小组代表会议所总结的刘九学、贾麦收安全生产经验，并进行全面地保安大检查。在今年下半年的爱国增产节约计划中，他们更进一步提出了全矿消灭重伤事故和王封矿减少轻伤百分之五十、李封矿减少轻伤百分之三十、机电厂完全消灭轻伤的奋斗目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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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白毛女是否实有其人？”
——答读者问
萧殷
编者按：本报收到广东省陆丰县张淮辉、李振光、王永忠，山东省丰县朱锡武，平原省武陟县傅贵林，河北省夏津县李官屯村全体干部，浙江省临安专区毛微昭，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陈步东、荆聿莲，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宋根荣、訾春富、梁金昌、赵富兴、胡海明，人民海军某部刘立斌、李世强，某炮兵训练队武杰，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某军医院姜成斌，内蒙古哲里木盟公安大队部汤凯，以及其他地区的薛兆麟、林纪亭等读者的来信十几封，询问
“白毛女”中的喜儿是否实有其人，兹请萧殷同志解答如下：
电影“白毛女”放映以来，许多农民、农村干部、战士、工人发生了一个疑问，给报纸写信。在信里，他们对于喜儿和大春的不幸遭遇，流露出阶级的同情和亲切的关怀。他们提出了如下询问：“白毛女是不是实有其人？”“白毛女现在是否还活着？”“白毛女现在住在那里？”“她现在在什么机关？担任什么工作？”“大春和喜儿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怎样？”“请将喜儿的通信地址和她的真实姓名告诉我，以便直接跟她通信！”……等等。这些恳切的询问，说明：（一）电影“白毛女”创造了艺术的真实，塑造了有巨大说服力的形象，因而能广泛地、强烈地激发起观众的阶级感情；（二）从这些询问中，也说明了许多观众对于“艺术的真实”与“事实的真实”的关系还不很了解。
“白毛女”剧本是剧作者根据抗日时期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民间传说，给以艺术加工之后所创作的。
剧中的喜儿和大春等是否实有其人呢？我们的回答是：这些人物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这样，那末‘白毛女’就是不真实的了。”不是。“白毛女”里面所描绘的事件与人物，是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与斗争风貌的。可以说，它是当时农村的社会矛盾
（阶级矛盾）的缩影。许多观众看了“白毛女”之后，不是都记起了一些跟喜儿类似的遭遇和命运的人吗？不是又有一些人忆起了类似黄世仁、穆仁智的封建势力和他们横行霸道的行为吗？不是有些观众觉得喜儿很面熟吗？不是又有些观众觉得喜儿与旧社会许多被压迫被凌辱的妇女的遭遇相仿佛吗？尽管是“面熟”和“相仿佛”，但总觉得还不是她，仿佛许多受压迫受凌辱的妇女身上都有喜儿的影子，都有点像她，然而又不全像她。在旧社会里，好像到处都可以碰到她，但却不能确定地指认她就是谁。……根据观众这些反应，就可以说明“白毛女”中的人物与事件，并不是传说者或剧作家自己捏造的。这些事实，本来就普遍地存在于旧社会的现实生活当中。传说者或剧作家只是把所观察到的好多类似喜儿的遭遇和特点，都集中地概括到喜儿身上；把生活中存在着的零散事实，集中起来，经过艺术的加工，创造了喜儿——这个真实的艺术形象罢了。
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和事件，不仅不会违反真实，而是相反，它更加真实了。因为这种真实，再不是某某人的照相或某事件刻板的记录，它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内容，更能透视出全社会的主要状况与主要斗争的趋向。因而，它是更集中的、更有组织的、更有代表性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样，所以它的说服力量就更加强烈。
所谓艺术的集中和创造（或叫做艺术的概括），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基础去空想、去虚构。艺术的概括是通过现实生活中既有的事实的集中与融化（与作家的思想感情相融化）来完成的。这样做为什么是必要的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实都能集中地完全地反映阶级矛盾及其发展的真实状态的。那些个别的、实有的人和事，往往只是现实生活的一鳞半爪，它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不可能很完全和有代表性。因而，刻板地去描绘个别的、实有的人和事，常常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或真实面貌）。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历史性质的著作，必须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才谈得上真实，但文学艺术却与此不完全相同，只要文学艺术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在人物和故事上并不需要一一都是实有的。
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观众对于喜儿和大春等人“是否存在”的问题，或对其它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实有其人”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可以说，这些人物是实有的，同时也不是实有的。怎样解释呢？苏联小说家潘诺瓦说到她自己的作品“旅伴”的时候，她说这个作品里的人物“是杜撰的，也不是杜撰的。两种都是的。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性格与命运，都是作者创作的产品，这创作是力求把他所观察的好多人的特点，结合到一个人物身上。同时，这些人物，也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因为他们的性格、经历及活动的特点，不是作者杜撰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取来的，从我们同胞中真实的人物里取出来的。”（见“文艺报”一九五二年第十七号“我怎样写‘旅伴’的”）
不错，也有一些文学艺术作家，拿真人真事作为描写对象的，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般法则，因而，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不一定都实有其人。虽然写的并非真人，但却可以写得很真实，很有说服力，理由前面已经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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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迎接国庆及和平会议
首都电车工人赶制“五二”式新型电车
编辑同志：最近，我们北京电车修造厂的职工们都为两件大事鼓舞着：一是马上就要到来的国庆节，一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大伙一致提出要在十月一日前制成第一辆“五二”式新型的电车，作为对国庆节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献礼。
为了完成这一项任务，我们要克服许多技术上的困难。首先就是要提高球墨铸铁的质量，使它达到热锻九十度的标准（即把铸成的棒形球墨铸铁烧红后，折弯九十度无裂纹）。在这方面，铸工场的同志们过去曾作了半年多的研究和试验，但没成功。这次，工人们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鼓舞下，和技术人员紧密团结一块，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是生铁料的含矽量太低。大伙找到这一窍门后，就好像志愿军在朝鲜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九月五日开始了第一炉球墨铸铁试验。深夜十二点，工人们拿着刚铸好的铁棒到锻工房去试验。烧红后的铁棒，被汽锤打来打去，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铁棒的变化。十度、二十度、五十度……，一直弯到九十度。检查一下，一点裂纹也没有。胜利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骄傲的笑容。
球墨铸铁质量的提高，不仅能够保证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就是铸工场今年所提出的十二亿八千万元的增产节约计划也没有问题了。
王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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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拥护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
编辑同志：我们热诚拥护“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等地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早已被亲历现场的公正无私的中外人士的报告所证实。这次由各国著名的科学家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调查研究后所得的结论，更彻底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美帝国主义凶恶残暴的本质。在铁一般的事实下，美帝国主义再也无可抵赖了。
我们，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植物病理系、昆虫学系、兽医系全体师生，除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万恶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外，决心加强病虫药剂和农业害虫的研究工作，努力扑灭植物病害，保证提高农业生产量，并积极参加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制止万恶的细菌战，为争取世界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植物病理系、昆虫学系、兽医系全体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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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打胜仗
编辑同志：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听大家都在说速成识字法好，说用这个方法一个月可学二千多字。我想试一下，恰巧我们国营上海第六棉纺织厂也办速成识字班，我就报名参加了。开始时，我想我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舌头硬，掉不转；眼光花，看不清；耳朵聋，听不见。我想那能学得会呢？但又想，天下没有生出来就会的事，只要我自己能专心学，一定会学得好的。开头我不会拼音，老师叫我们找窍门，还告诉我们学习的方法。经过了几天的专心研究，我很顺利地学会拼音了。在教生字时，老师教我们要像捉特务一样，我听了老师的话，一点不放松，当我捉牢一个生字时，我总要好好看一看它是个什么头，它是什么脚，所以不论这字搬到那里，我都认得了。有时白天来不及学，早晨四点钟就起来学，我现在总共识了二千零四十四个字。
识了字以后，老师说你们现在可以进行阅读了，这样我就开始看书了。看“刘胡兰”和“毛主席看伤兵”两本书时，我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看到
“李小英结婚”、“张大妈过劳动节”和“慌张的女人”等书时，心里真开心，我常常看得连饭也忘记吃。接着又学写字，以前我学三个字要五个星期，现在照老师的话，一分钟就能写六、七个字，笔在我手里也变得轻了。这一个月学习的收获真大，想想我施小妹，以前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今天活到六十三岁，还能在学校里学习，识了两千多字，还能写，这全靠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得好。
学习班结束时，大家评我为优秀学员，但我决不自满，今后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回到生产岗位以后要积极带头工作和学习；同时，我还要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介绍给其它工人同志，让大家都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学好文化。我们要在生产战线上和文化学习上都打漂亮仗，努力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国营上海第六棉纺织厂工人 施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