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部队音乐工作的新成就
何士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体育运动大会文艺比赛会的成功，对今后的文艺工作的开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但对全军文艺工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部队文艺工作者更进一步地开展连队文艺活动，创作更多的反映英雄部队的战斗生活的优秀作品；同时，它会像巨浪一样有力地推动部队以外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认真地改造自己，切实地为人民服务。
从音乐方面来说，经过五天的竞演，每天的情绪都那么饱满、愉快，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活生生的形象，英雄的事迹和快乐的生活，都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是战士自编自唱的优秀节目，使我们兴奋、感动，并引为骄傲、光荣。
比赛会告诉了我们：部队音乐工作者在上级领导下，贯彻了毛主席文艺路线，继承了人民军队的音乐传统，并执行了“面向连队，为兵服务”，“全面发展人民解放军战斗性、群众性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获得了新的成就。
部队的群众性的队列歌曲已在思想内容上、情感深度上，生活体现上和民族风格上都比以前有了进步。比如中南军区的“我是一个兵”概括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革命英雄主义的品质。表现了我们的战士是经过战争考验，立场坚定，以自己的岗位自豪，充满乐观情绪与胜利信念，有高度警惕性的祖国保护者和世界和平保卫者。词与曲结合得很紧，曲调流畅，节奏明朗，音乐语言是从民间音乐提高了的，既有革命的英雄气概又有民族气派，战士们很喜爱它，很快地就流传开来。中南军区的“我爱我的祖国”表达了国防军战士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毛主席、共产党的内在情感，他们看到祖国今日的建设，看到祖国更美好的将来，坚决地保卫我们的祖国。曲调充满热情，有感人的力量，战士听了能理解能接受，并能引起内心的共鸣。可惜歌词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比较概念化。华东军区的“刺刀歌”唱出了人民战士爱护武器的心情，把武器看作自己的亲密战友，爱护它，磨利它，时刻准备发挥它的效能。词与曲的情绪是统一的，曲调运用了并且提高了民间的音乐语言，既有民族风格又有部队特点，唱起来有劲，易于上口，是一支革命乐观主义的歌子。
说唱音乐在部队里有了新的发展和成就，它是在实际斗争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和热爱祖国热爱英雄的情感突破了旧形式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生气蓬勃和感染力很强的人人喜欢的新的说唱音乐。比如志愿军战士刘鹏同志的山东快书
“侦察英雄韩起发”是一首充满了光辉的歌颂英雄的诗篇。它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英雄的形象。思想明确、情节逼真、语言生动，听众好像亲眼看见韩起发怎样英勇机智地抓美国侵略军的军官。中南军区王凤鸣同志的“蓄洪区说话”，作者（原是战士，现在歌舞队工作）今年到荆江分洪区现场工作，以高度的爱国热情，通过蓄洪区的自述，生动地描绘祖国这个伟大建设工程的规模和它的意义，人民解放军和工农群众一块儿劳动，战胜了任何困难，表现了建设祖国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爱国主义精神。
以上不过是在许多优秀的作品中举几个例子，说明部队音乐工作者能有这许多收获，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培养教育，另方面是由于深入连队生活改造自己，体会战士的思想感情、崇高的品质，运用和创造民族音乐语言，说出战士心里的话的缘故。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人民的部队，有着光荣的音乐传统，有着无限的创作力量。战士的创作能力很强，所创作的作品充沛着新的情感、新的语言和新的生命。音乐工作者应该虚心地向这些作品学习，向这些作者学习，学习他们对部队生活的认识、态度和观察方法，学习他们的写作经验，学习他们从民间提高了的、集体主义的、战斗生活丰富了的语言，这样，会大大地帮助我们正确地反映部队生活，正确地描写英雄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形象。
通过这次音乐比赛，我们可以看出在歌唱方面有几个特点：第一情绪饱满，第二咬字清楚，第三有民族气派。这比进城后任何一次大音乐会都有进步。例如王凤鸣同志，原是个农民，曾进过工厂工作，小时爱听说书及戏曲音乐。参加革命部队之后，战斗生活锻炼了他，党和上级耐心培养了他，再加上他不断地用功学习，他渐渐做到了随口能编顺口能唱。比赛会上，他演唱自编的“蓄洪区说话”及“卢湘云打兵舰”时，情绪饱满、发音正确、声音嘹亮、民族的语言，每个字都听得清楚，能拨动听众的心弦。孟贵彬同志，原不生长于藏族，可是他唱出了藏族同胞热爱人民解放军的真实情感。由于他到西南工作后，和藏胞相处如亲人一样，他接受了藏胞诚挚的情感的薰陶，体会了藏胞唱歌时是“情感与歌声融为一体”。经过反复地向藏胞学习，藏胞的歌声也就变成自己的歌声了。还有曹家定、邢素芬、向阳、周大信、冯克难和崔永昌等同志的演唱，基本上都能表达歌曲的内容。并且表现了色彩多样各有特点的民族风格，听众感到亲切可爱，感到这是自己民族的歌唱艺术。因此，我就想到一部分学过西洋发声法的同志，他们唱中国歌曲的时候，为什么听众感到不亲切不可爱，感到不是自己民族的歌唱艺术呢？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同志不懂得或不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理解群众生活，不接受劳动人民情感的薰陶，不虚心继承民族歌唱艺术的优良传统，而片面的在形式上技巧上特殊趣味上兜圈子。崔永昌同志唱“三套黄牛一套马”时，能教我们领会到翻身后的农民积极生产的愉快情绪，勤劳的农民和农村景色好像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但我们从上海唱片里听到另一位同志唱同样一个歌时，立刻就会晓得唱者缺乏农村生活的体验，缺乏对翻身农民的了解。虽然声音宏亮，音阶准确，强弱合宜，但唱不出农村的生活，唱不出翻身农民的情感，也就不能达到正确地演唱这作品的目的。大家都知道苏联许多出色的歌唱家，歌剧演员，他们的歌唱艺术已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高的水平，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是苏联的歌唱艺术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个事实，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提高了的声乐艺术，必须具有人民的感情、民族的特点和风格。因此，要想解决部队歌唱艺术的提高问题，主要还是在这次比赛会正确的歌唱艺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了解生活、联系群众，向劳动人民最优秀的歌手，最优秀的戏曲艺人作批判的学习；其次批判的吸收外国特别是苏联先进的歌唱艺术的经验，以发挥祖国歌唱艺术最大的可能性。争论了许久的真嗓子假嗓子或真声假声的问题，在这次比赛会上听了许多唱歌之后，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明确的认识了。中国民间唱歌原来真声假声都使用，现在何必一定要用真声而不用假声呢？另一方面又何必硬说假声是科学的而真声不是科学的呢？声音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需要用什么声音就用什么声音，只要它能正确地充分地表达歌曲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现实生活、语言特点和民族风格，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公认为自己民族的歌唱艺术时，那就是科学的，民族的。因此，知识分子出身的歌唱艺术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思想、情感和立场问题。这问题解决了，其余问题也就会跟着获得正确的解决。毛主席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屁股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我们能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深入群众斗争生活中去改造自己，坚决地站到工农兵方面，经常不断地与群众密切联系，并虚心地向我国传统的歌唱艺术学习，把群众与自己的智慧结合起来，则我们的歌唱艺术一定会获得群众欢迎，一定会有远大前途的。
关于集体演唱方面也有了新的创造，华北军区演唱“英雄的汽车司机员”是个很好的例子。新鲜活泼的表演与歌曲内容相吻合，汽车司机员在朝鲜前线英勇机智地战胜敌机轰炸的形象被刻划出来了。许多人认为这种演唱形式值得推广，因为各式各样的演唱可以大大的活跃部队生活。但在创作演唱时要加以注意的，就是不要过份追求演唱形式而忽略了歌曲创作的质量，不要光从演唱形式方面来博取战士的喜欢，以免流于形式主义。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把歌子写好，表演动作须适当地与歌曲内容及形式相结合，否则会使听众对歌曲的内容感到模糊，减弱了音乐的力量或发生不统一之感。比如“一粒子弹一包糖”的表演形式是不够恰当的，在舞台上穿着志愿军制服，左看看右看看地看见小孩受敌机轰炸扫射的时候光在着急，观众马上会感到，为什么不奔过去抢救呢？观众认为这不是直接表达英雄人物的形象，是带有旁观态度的演唱形式。
器乐曲的创作和乐器的使用，在部队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听了“筑路舞”的音乐，感到健康有劲，帮助了舞的情绪的发挥。听了“军民打青稞”的音乐，觉得亲切、愉快、民族色彩鲜明。听到“轮机兵舞”的音乐，感到悦耳流畅，帮助观众对舞发生好感。独唱曲“歌唱二郎山”演唱时，伴奏与歌声和谐，民族风格统一，有丰满完整之感。二重唱
“藏胞歌唱解放军”的伴奏明快地陪衬着歌声的进行，显出藏族音乐的美丽。其他许多歌舞节目的器乐曲、歌曲和说唱的伴奏都起了相当的作用。由这次比赛所获得的效果来看，我们除以歌曲创作为主之外，也要设法帮助器乐曲创作的发展。音乐与舞蹈的关系是密切到不能分离的，目前舞蹈运动在部队里已迅速展开，实际上需要音乐来结合这个运动，如果没有好的舞蹈音乐，想把舞蹈搞好是困难的。战士为着要跳舞，自己买二胡买口琴等乐器，将歌曲及民歌用到器乐上伴奏。学会了几个舞之后自己就进行编舞配乐。器乐曲不但为舞蹈所需要，就是作为单独节目来演出，也为干部和战士所欢迎。例如西南部队文工团将秧歌舞曲及歌曲编成器乐合奏曲单独演奏时，干部和战士都欢迎，有时因配乐上的一般化，战士听了不满足，提出意见说：
“这歌与那歌一样，不新。”可知战士对器乐曲有他们一定的要求的。目前，我们的舞曲的创作，还没赶上部队的需要，今后还须加紧向生活向民间音乐学习，并参考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逐步提高舞曲的水平。
从这次比赛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乐器已能够表现部队健康乐观的情绪，我认为我们部队的音乐工作者能够充分地发挥中国乐器的可能性，更有力地表现战斗生活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我们不会忘记，星海同志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中国乐器伴奏所发挥的威力吧！如果我们把中国各民族的乐器加以研究整理、使用得适当，就完全有可能发挥更大的力量。至于外国乐器呢，也可以使用，虽然有些外国乐器在音色上与中国乐器不相同，但演奏者如果有丰富的斗争生活，人民的情感，并且了解民族乐器的表现方法的话，再经细心研究，是可以使外国乐器表现中国人民情感和民族风格的。这些不同的音色也会因控制得宜，会与中国乐器协调起来，使乐队色彩新鲜。
这次音乐比赛，是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音乐工作一个大胜利，通过具体的作品的演出，证明了无论在创作上、演唱上、演奏上都具备了革命的思想情感，丰富的生活和鲜明的民族色彩，特别在民族音乐语言的发展上比过去几年向前踏进了一大步。但从人民解放军事业的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要求来衡量，我们还不能满足于今日的成就，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力的组织音乐工作者深入连队，创作更多更多的能结合各军区任务的优秀作品，尤其应当把具有战斗性群众性的队列歌曲放在主要的地位。同时，还须培养大批新的歌曲创作人材，扩大创作的队伍，增强创作的力量，更要进一步地培养战士作家。战士既能编出很好的说唱，同样也能编出很好的歌词，并能创作意志坚定、感情豪放和民族色彩鲜明的曲调来。为着更好地贯彻“全面发展人民解放军战斗性、群众性的文化艺术工作”方针，还要大胆地展开音乐创作和演出的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帮助部队音乐工作者从思想上、技术上不断地提高，全心全意地为兵服务。
人民解放军音乐工作的新成就是令人兴奋的，它为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增添了光彩，它鼓舞着全国音乐工作者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向前迈进，希望同志们加倍努力，在实际生活中创作更多的富于思想性艺术性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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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跟着中国科学翻了身的地质学
李四光
（一）
将近八百年前中国几位古代学者，如沈括、朱熹已经创始地指出了某些自然现象标志着地质的历史演变。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认识地质现象上所作的重大贡献，都是与奠定地质科学的基本原则有关的。他们谈论地质现象的时代，远在西方的地质学鼻祖，意大利名人达·芬奇出世二百多年以前。由于当时不良的政治和有害的社会条件，这种萌芽的科学，在它降生以后不久便被扼杀了。
中国近代的地质工作者参加祖国的地质调查、研究以及一般性的地质科学问题的探讨，只不过是近四十年左右的事。在这四十年中，他们有了不少的贡献，也做出了一定的科学的成就，但也有不少的缺点。这些缺点除许多地质科学工作者还残存着资产阶级意识以外，在思想方法上也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保守性和反动性的薰染，在业务上大半倾向于墨守陈规，不肯剔除陈腐的东西，不容易接受新的创造，使得科学的进步迟滞。其次，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哲学，常常是各式各样的唯心论（包括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或是机械的唯物论。在这种形而上的（指恩格斯所说的意义）基本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去做科学工作，说到究竟，必然导致脱离实际的非科学的结论或不可知论和悲观主义。过去我们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之所以很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同行人们的思想影响，其理由一部分固然是由于在我们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较晚，我们有不少的人曾经到过那些国家去学习；因此，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所搞的东西，不管好坏，一起搬回，并且还继续不断地通过他们的刊物，或者个人的关系，把它们输入祖国。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我们过去国内殖民地思想所直接造成的。我们说地质科学的政治性比其他科学显得特别强烈，这就是一个具体表现：帝国主义者开辟殖民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掠夺对方的地下资源。在这一方面首先的步骤就是偷偷地来了解我国地质情况。他们为了要掩护这种阴谋，很巧妙地预先倡导所谓“科学没有国界”的高调。科学是不是需要国际合作呢？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要记着：国际合作的基本条件必须双方都有独立、自主、平等和自由。在一方面不让对方独立自主、不和他讲平等、不让他有自由的条件下来谈合作，那就是要奴役对方，要对方投降。在科学事业的范畴，这种实行奴役的措施，便表现在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两方面。文化侵略的方式正好做掩护经济侵略的外衣。这一点在地质事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再加上学院式的讨论和师弟的关系，又正好适合中国残余封建思想的口味。帝国主义侵略者就这样结合着我们国内过去的大小封建集团，形成了并且加剧了宗派主义的猖獗。我们的科学界，一般地受过它的支配和腐蚀。在这里应该指出：地质界也许特别厉害一点。
在上述情况之下，便产生了一般的崇外思想。我们国内的地质工作者便更加用力地争取机会，把国内搜集的地质资料送到国外刊物上登载，或者争取机会把比较重要的论文用外国文字写作，在国内出版。我们的地质工作者，特别是老一辈的地质工作者，当然作者在内，今天检查我们自己的过去，有多少人能够不痛心地忏悔我们犯过这种严重的错误？这样，不独使我们的科学工作与国内广大的群众脱离，并且让科学工作者们自身失掉了必要的自信心。其结果便趋向于不利用我们在国内所发现的大批的新鲜资料来建立更健全的中国地质学的基础，去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而偏偏要把这大批的事实牵强附会地去附和国外一些陈腐的或者一些由狭隘观点出发的理论。这样不独阻挠了我们对面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解决，并且阻碍了整个地质科学的进步。举个例说吧：我们这里有半个大陆的构造型式鲜明地摆在我们眼前，给我们绝无仅有的机会，来从事详细的调查和分析，自主地作出我们的结论；为什么要把有关阿尔卑斯山或者阿拍那羌山脉的某些构造情况、某些未必正确的理论当作框子来硬套上去呢？难道我们研究万里长城的构成非用建造爱费尔铁塔的方式来说明不可吗？这是毫无道理的。
（二）
旧时代的地质工作是有一定的成就的。但这并不是说，多制造了一些像“夹狗屁难解特岩”（主要由辉石和钛铁矿构成的超基性岩石）那一类光怪陆离的名词，或者多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人们不大懂得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字眼，就算是有了成绩。如果这也算成绩，那就把科学比成八股文章还不如了。我们的成绩，主要是我们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地质的事实，留下了许多描写事实的纪录。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地质工作者，特别是英美的地质工作者，对于我们的成绩或者不理睬，或者以保留的态度来接受，尽管我们在确定事实的努力上作的还不够，但这一大堆事实的纪录，只要是正确的，那么，就都是极有科学价值的资料。
但是我们也应该毫不忌讳地指出，在我们以往所作的纪录中，往往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普遍的缺点。如：
（一）对记述的正确性，包括矿物、岩石、古生物等种类的鉴定，态度不够严肃。
（二）关于某些基本的事实，例如：局部地层的各种特征及其分类和层位的比较、火成岩体形状勘测的步骤和它最后的鉴定、各种构造成分鉴定的步骤和根据（例如确定一个断层所必需的种种证据）等等，或者列举不详，或者轻描淡写过去。这些都必然地引起一个严肃的地质工作者对那些纪录的价值发生怀疑。
（三）在作结论时，往往态度模棱两可。对问题的解决，那怕是初步的解决，都不作肯定的或否定的决定。对观测所得的事实，不加分析，或分析不够详细；缺乏努力去指出问题的核心。
（四）对过去有关的工作只是略略地叙述一句——如果提到的话——很少从新发现的事实或者新发现的任何正确的理由来加以适当的批评。相反地，如果对过去他人的工作有所批评的话，往往不免暴露一种粗略的、蔑视的或者漠视的态度。要想在我们过去的文献中找出虚心的、友爱的、无微不至的、和蔼而严正的批评，实在不太多了。由于缺乏诸如此类的正确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前后几次在一个地区调查研究过的工作人员彼此对同一矿藏的储量、同一地区的构造情况、同一地区的其它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意见不合，翻来覆去，莫衷一是。普通认为在最后一次参加工作的人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但这却又不一定是可靠的。
我们初步地检讨过去，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些情况。当然还有更多的缺点，值得再加以严格的检查和批判。这种检查和批判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是我们走上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路上的第一个步骤。坦坦大道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但是开步走却要靠我们各人自己去努力。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是：自从解放以来，我们的地质工作者在我们的思想导师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针对着上述的缺点，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性的斗争，赢得了许多收获。我们的收获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地表现在一堆业务性的报告和漂亮的论文上，而是就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简单地说，首先我们认识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方法：科学必须为人民服务，科学必须是人民大众的事业。这是我们翻了身的人民对科学提出的迫切的要求；这也是保证科学发展的方向正确和它的内容丰富所必需的条件。在这样很明确的思想指导之下，结合着实际工作，经过不断的学习，特别是经过了伟大的“三反”运动胜利完成和思想改造学习之后，我们已经打垮了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以及个别小集团的结合；批判了个人英雄主义、纯技术观点等等恶劣作风；学会了为国家的机密保密，放弃了为个人的技术法宝保密的错误观念。我们开始懂得了如何面向人民、面向群众，我们开始认识了集体工作的意义和它的优越性，也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和群众智慧的无穷无尽的泉源。
在现今世界形势和我们自己现有的物质条件之下，要建立我们的新国家，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首先必须拿出一切力量来开发我们地下的资源，从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我们的一部分地质工作者，对于有关地下资源的调查研究缺乏热情，其一部分理由，就是不独看见了祖国当时没有那种需要，而且也体会到至少是间接地为开辟殖民地者服务。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从地下发见一斤半两有用的东西，都是为人民增加了财富，为国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不仅是这样，毛主席曾经指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我们的科学家大可不必耽心，把全力用在经济发展方面，不仅不会对科学自身的发展有坏影响，而且将大大提高科学的水平。
过去由于我们地质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方向和方法没有正确的认识，野外工作者曾经有不少的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在野外对着一块石头一锤打下去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农民便连忙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这个石头有什么用处？”我们有时候竟嘲笑农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以极不端正的态度胡言乱语地对付一番。我们当时简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和指导性。我们应当认真地检查一下：在那一个地点打下那一块石头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不请求人民的支持？
当我们给农民说明了这块石头是三叠纪的岩石（三叠纪是一万八九千万年以前世界上一个时代的名称），并且说明了从那个时代造成的岩石中我们将有发现若干种宝贵盐类的可能，那末，我们不但一定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还可以发动广大群众去采集大批类似的或似是而非的标本，来发现更多有用的东西。事实上许多地方的矿苗甚至稀有矿石和稀奇的化石出产地点的情报，往往是人民群众供给的。这样，就说明了我们在野外工作的时候，是怎样容易抓紧机会来实践毛主席的指示的。
从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了解怎样从我们地质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中找出方向——面向人民，找出方法——和群众结合，把我们的科学事业推到人民的广大基础上去。如果说理论联系实际就可以这样做起，似乎也不是过分的。没有人否认，一切科学的活动，必须在理论或拟论的指导下进行；也没有人否认，不管理论和拟论，都或多或少是既知事实的总和与结晶。拟论的根据固然不像理论的根据那样广泛和巩固，但是无论什么理论总是不可避免地将随着我们从实践中对于客观事物的加深认识而加以修正的。
（三）
地质科学发展到了今天的阶段，我们可以说，决不是单靠几个拿铁锤的、背背包的地质工作者野外奔走，或者用分光镜或旋转台看一看岩石矿物的薄片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大量的出色的姊妹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物理学、化学乃至测量学、工程学的工作者，和我们协同工作或给我们指导，才能敢说我们有多少把握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我们都知道所有实际问题很少不是复杂的、不是需要多方面的专家合作来解决的。地质问题当然不在例外。
另外，为了大规模展开地质勘测及其它一切连带的业务，我们也可以说，这不是几个少数的事务工作人员就可以对付得了的。我们必须在广大的基础上，用多种“兵团”组成的形式建立适当的机构、适当的制度，在统一指导下分途执行任务，才能达到统一的目标。
要在前述适当的配合和严密的组织形式之下，来大规模地推动地质工作，很清楚，我们必须有工作的计划。一方面，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把既知的资料全部摊开，加以缜密的检查和分析，决定具体的操作方案，来尽量满足经济建设计划的要求。我们要牢牢地记着工作的集体性是我们走入社会主义必经的途径，它的计划性是集体工作必需的条件。但必需指出，这里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计划愈精确，它的性能就愈强，可是不免愈呆板。计划愈粗略，它的性能必然愈弱，可是也有些适应发展的环境和适应事先不能预定的情况的方便。呆板性与弹性是矛盾的。怎样解决这种矛盾，唯有事先周密地考虑既知条件可靠的程度和机构组织的灵活性，随时能反映客观的情况，随时准备在既定的主要计划的范围内，对次要的计划加以调整。过去两三年中我们的地质工作者在不断的实现这种新的工作方向和方法的努力中已经创造了一定的成绩。在野外各工作队的队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大家面面相对、默默寡言或者发脾气，各人私自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回家去写报告、写论文，而是通过小组按时汇报、交流经验、提意见、作结论，以友爱的态度相互批评。另外，我们也作了一些工作计划，选择了重点，集中力量，按预定的步骤推进实际工作。
由于逐渐地加强了这样的工作方法，我们也就一步一步地、比较可靠地增加了和修正了某些煤、铁和若干种有色金属储藏量的数字（例如：专就煤说，储藏量估计增加了二十二亿吨以上），并且肯定地推翻了某些带着开辟殖民地的使命来到中国的外国地质工作者粗心野气地关于中国地层、构造、古气候、古地理等等问题所作的结论。这些初步的成就当然还是大大地不够的。为了要迎接我们祖国经济建设的高潮，大规模地开展各种地下资源的勘探工作，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最近已成立地质部。由于它的任务繁重，在它的机构中需要设立若干部门处理一般行政、人事（包括干部训练）、财务、供应、计划等项事务；若干部门处理直接有关业务的事务和解决业务问题。例如资料管理部门包括图书馆、陈列馆与全国各地钻探纪录及重要岩心等；测绘部门、探勘工程部门包括钻探槽探洞探及地球物理勘测工作；地质矿产勘测部门、编译工作部门、钻探总队等。另外为了加强联系，中国科学院地质和古生物两研究所也决定了在今后若干年中划归地质部领导。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四个地质局也由地质部领导。过去，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只有小规模的地质机构来进行地质工作，唯有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邻邦苏联才有地质部的设立。因为只有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才有大规模发展地质工作的可能和必要。苏联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我们必须吸收他们的经验，取得他们的帮助，才能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更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地质工作。至于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地质工作的成果，我们也应该用极谨慎的态度加以严格地检查和分析，如果在比较资料和技术方面发现了有可取的东西，我们也不应该一概抹煞。面临着这样重大的任务，我们的队伍在数量上是大大地不够的，因此，需要赶快地训练大批的年青干部来参加地质勘测和与它相连带的工作。最近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教育部协商，已经决定成立地质学院和地质专修科。前者修业期限四年，后者二年。有人问：二年期间能否训练出具有完成一定任务的能力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教学的办法必须加以改进：
（一）在训练期间必须很经济地利用时间。我们对专科课程的内容必须事先有周密的安排，高深的、不是迫切需要的课目固然必须减少，就是每一课目中不太切合实际需要的教材也得删除。例如，矿物学显然是必需的科目，但是关于结晶学方面的教材就应该减少到最小限度，普通地质学当然也是必需的课目，但是其中与别的课目重复的地方（例如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形学等等）就得尽量地删去，只着重于地质现象或各项地质变动程式的讲述。至于学科时间的运用，不宜死板板地执行“学实比”的制度。有若干课目教授到了某一阶段，需要加多实习而减少授课时间；而在另外一个阶段，则以加多授课时间减少实习更为有利。
（二）必须让专科学生们有一定的机会深造，并且最好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它的实现。这样，就可以提高同学们学习的情绪。经验告诉我们：经过一度在学校学习以后，参加实际工作，再从事于更高深的学习，成就往往是优越的。
（四）
在这伟大的有历史性的三个年头中，我们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已经初步学会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战胜了许多腐败的习气，扫除了许多陈腐的东西。当今天我们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地质工作者被选拔出来参加经济战线上最前列的战斗是很荣幸的。为了保证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竭尽一切的努力学习，才能加强我们自己的战斗力量。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的最大幸福，就是人人都有机会学习，时时刻刻都有机会学习。我们应脚踏实地地站在各个的工作中学会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都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能不能善于把“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包含的一般真理，沿着我们地质工作者特殊的实践道路，由浅而深，一点一点地体现出来呢？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这样做，那么不仅能引导我们胜利地去完成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而且将引导我们地质科学走向新的、更伟大的发展。
让我们的地质工作同志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勇敢地前进，争取我们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在地质科学的发展上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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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迎接苏联电影艺术的新高涨
“真理报”为纪念联共（布）关于“伟大生活”影片的决议六周年，于八月二十八日发表以“迎接苏联电影艺术的新高涨”为题的评论，摘要如下：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思想问题的历史性决议，给苏联电影业指出了新的高涨的道路。党号召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来创作反映生活的真实，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充分艺术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要与我们伟大的人民相称；党号召他们要深刻地研究我们人民所开始的事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自己的创作。
战后期间，我们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许多影片里，把我们祖国历史上光荣的事件精巧地表现出来。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关于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崇高道德和爱国主义以及关于争取世界和平的大量纪录片的创作是苏联电影业的最大功绩。在传记体裁的影片方面也有着重大的成就。
然而电影事业仍然是落后于党的、苏联舆论的和苏联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要求。近几年来，我们的电影业只出产了很少的几部高度质量的影片。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五年发展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特别说到扩大影片出品的必要性。对于这件事，每个电影业的活动家都是负有责任的。
电影业工作中的严重缺点，首先可以用电影业使人不能满意的情况来说明。苏联电影事业具有本身增长的一切必要条件。它有优秀的导演、演员和摄影员干部，也有坚实的技术基础。但是由于好剧本的数量不够，阻滞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国内一切制片厂也就长期地存在着几乎要停工或开不满工的现象。最近各制片厂所收到的剧本数量增加了，但是其中许多剧本的质量仍然不能满足增长着的要求。
在作家中间，把电影剧本当作次要体裁的看法，至今还没有完全除绝，他们忘记了苏联电影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成就，也忘记了许多有名的，有修养的作家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
电影剧本是影片的思想艺术的基础。苏联电影的一切优秀作品的创作是以高度质量的剧本为基础的。
联共（布）中央曾经指示：剧作家和导演对于对象的无知，是出产坏影片的基本原因之一。
苏联电影艺术的任务就是把苏联人的行动和内心美妙地表现出来，把他们多方面的生活显示出来，把高度的文化要求真实地反映出来。
然而，近几年来，在电影事业中，对于人们生活的反映是苍白而无力的。根据这类无力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电影剧本而排演的影片，常使人物的形象完全被华丽的布景和外部效果所掩蔽了。
我们的观众所需要的是关于描写苏联劳动者的令人鼓舞的影片，这些劳动者应当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能决定历史命运的人。我们的观众需要着关于伟大的普通人物的影片，关于普通的苏联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影片。这就是电影技师的最高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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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对于技巧问题的注意是不够的。许多剧作家和导演都不善于安排剧情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引人入胜的作品；不善于使每个情节、每句话都具有艺术的准确性和富于表现性，由于对戏剧法则估计不足，许多剧中应有的活生生的紧凑的发展是被无生气的、拖沓的叙述，堆积的事件和生活上的细故小节所代替了。我们的真实情况本该表现得深入浅出，可是，往往描写出来就显得单调，公式化，表面化了。
有些剧作家和导演故意要把影片拉长，把材料分散成许多情节，编为两集，却全不注意到这一来会使作品失去了本身的严正性，明确性的。
有些剧作家时常把丰富的生活材料限制在通行的公式中，他们在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文化与生活之外，片面地来描写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于是那些人物，看去好像全部是技术兴趣所占有的人们。
真实的，生活上的冲突，总是不会被呆板的比例和公式所限制的。反映生活上的冲突的意义也就是指深刻地体会创造性的活动，人们的关系与心理。
在选择主题、剧情和艺术手法方面的贫乏和落套，是与苏联电影业的传统格格不入的，苏联电影业永远以丰富的描写方法为特征。可是，最近在电影中却常可以看到剧情、人物和描写手法的公式化。这种情况在传记片和纪录片中表现得特别显著。在影片创作工作过程中，应当把每个导演的个人特性全面表现出来。
为了达到创作上的明确性和电影体裁的多样性，动员剧作家的力量已成为绝对必要的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艺术应当是最丰富的，多方面的和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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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电影事业部中的思想工作的软弱性，是最大缺点之一。创作的问题在这里没有提到主要计划中去，电影事业部的人员很少研究创作的问题，他们把这问题差不多全部推给他们的电影制片厂。电影工作者很少在一起讨论剧本的当前问题；他们没有进行创造性的讨论，也没有就电影业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
苏联作家协会对于苏联电影的现状应负主要责任。作家们浮浅地或是很少地研究电影业的问题；他们没有对电影部予以及时的帮助。创作电影剧本，在现在是电影业发展中的最弱一环。生活给苏联电影工作者提出义不容辞的重大任务。只有解决这些任务，才能使苏联电影艺术达到新的高涨。
第3版()
专栏：
面临审判
袁水拍
铁案如山的报告书传遍天下，
可怜的造谣公司慌了手脚。〔注一〕
旧金山美联社连喊了三声“奇怪”，
东京美联社却说是“老一套”，
并不奇怪。
请问，到底奇怪不奇怪？
到底是
急得语无伦次，再也没法遮盖！
小喽啰指天罚誓已经不够，
堂堂国务院只好亲自出头。
你做的是那样灭绝人性，见不得人面，
你说的是那样冠冕堂皇，无耻厚颜：
“美国以无罪之身兀立在世界舆论法庭之前……”〔注二〕
不错，你这句话当中总算还有一点是真的，
你今天的确面临世界舆论的审判。
你，美国政府
和带有鼠疫菌的田鼠，
和带有霍乱菌的蛤蜊，
和带有炭疽菌的昆虫，
和带有伤寒菌的家蝇，黑蝇，绿蝇，粪蝇……
一起并排站在
世界正直的科学家，宗教家，法律家之前，
一起并排站在
所有善良的人民，连同你自己的国人之前。
愤怒的眼睛看着你！
正义的手指指着你！
你的空军战俘的供词和对你的斥责响在法庭上！
四十五万字的报告书——也是控诉状摆在你面前，
科学的逻辑
无可争辩，
不容狡赖！你的“无罪之身”完全拆穿，
你难逃全人类的审判！
〔注一〕美联社旧金山十四日电讯中，对我国新华社的广播，连用“奇怪”的广播或消息等字样三次。美联社东京十五日电讯中，则有“老一套”，“并不惊奇”等语。
〔注二〕九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由于国际科学委员会关于美国细菌战的调查报告书的公布，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其滔天罪行继续作无耻狡赖。声明中有一句话是：“美国以无罪之身兀立在世界舆论法庭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