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苏联 尤金
编者按：八月二十六日真理报上登载了尤金博士介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文章，现特将全文译出发表。
不久以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莫斯科出版了。
杰出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选集的出版，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来一直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枷锁和消灭封建地主压迫的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苏联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之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遭到新的、无法补救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民族解放和反封建的斗争的丰富经验。这种经验，对于进行解放斗争的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共产党和人民，乃是一种鼓舞的榜样。在这些国家的人民面前摆着这样的历史任务：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半封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去夺取政权，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列宁主义思想不可战胜的力量之最鲜明的确证，列宁主义思想一直照耀着伟大中国人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的道路。
列宁和斯大林始终特别注意东方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的旗帜。斯大林同志发展了列宁的学说，全面地制定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前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阐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具有着决定的意义。
联共（布）的经验，对于一切共产党的革命活动，都具有不可估价的意义。在谈到联共（布）经验的意义时，毛泽东强调说：
“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与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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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著作中，最完全和最有力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包括了从一九二六年三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时期所写成的著作。这些著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
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革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这一阶段，除了工人和农民以外，参加革命的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它是竭力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还未具有宏大的规模，但他们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赢得了有决定意义的地位，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工人阶级变成民族解放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者。
毛泽东的关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在这些著作中，作者研讨了如下的问题：中国的阶级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动力，中国农村革命运动的增长与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始，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给予中国社会各阶级以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且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力量配置。
毛泽东写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第三页。此处系按照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的页数，以下仿此。——译者注。）毛泽东以科学的精确性规定了中国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性质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的、矛盾的态度：他们感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妨碍他们独立的经济发展时，就走向民族解放斗争的阵营；他们被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气魄所惊骇时，就叛变革命。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有时走向革命，有时离开革命。
作者特别注意估计中国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小商人——的社会性质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小资产阶级中的主要力量是农民群众——贫农和中农。无地农民（雇农）、少地农民（贫农）和中农占乡村农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农村的阶层是无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可靠的同盟者。
这一著作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毛泽东写道：“……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第八页）作者分析了无产阶级其他各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阶层在中国组成了千百万大军，它们是都市苦力、人力车夫、城市清道夫、农村无产者（雇农）。他在自己的分析中做出结论道：“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第九页）
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反革命政变之所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成功，是因为共产党领导集团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陈独秀及其他等人——不号召工人阶级进行反对叛徒们的斗争，不号召农民进行反对地主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曾经指出：“随着蒋介石的政变，整个革命已进入其发展底更高阶段，土地运动阶段。”（“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九卷，第二六○页。“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中文本，第二○三页——译者注。）这个认为中国土地革命已经成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中国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科学的预见。这些中国革命问题的阐明，以土地革命发展的正确理解来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亲身到许多县份考察农民运动。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第一三页）
毛泽东是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人民的领袖而活动的。以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为指南来估计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根据对中国乡村农民运动的分析，不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伟大的农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熟了。
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二五年就科学地预见了日益成熟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革命运动的不可计量的力量。他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计量的。这些力量还没有恰当地表现出来。它们将来还会表明出来。东方和西方的统治者看不到这些力量，不以应有的程度估计到这些力量，他们将因此而吃苦头。”（“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七卷，第二九三页。“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中文本，第一三三页——译者注。）后来的全部事件进程都证实了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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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第一卷的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多数著作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实践论”（一九三七年）。
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研讨了如下的问题：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的作用，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建立民族战线，革命胜利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以及其他等等。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第二时期，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来尽力利用公开的党的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一般革命组织的可能性，来在这时期内为革命武装力量打下基础。革命军队问题，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说：“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己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八卷，第三六二页。“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中文本，第一四○页——译者注。）
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只有他们，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反革命的统治和最残酷的恐怖的条件下，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领导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群众。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极大的威信，它的队伍很快地增长起来，它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便是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国红军。
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这是无论那一个国家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不曾有的。这个独特性是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它而彼此进行斗争，这就引起统治阶级阵营内的长期混战。
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成长起来了，红色区域产生了和扩大了。在这里建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并实行了土地革命。
许多红色区域存在了一些年份。在这些区域里，地主阶级被消灭了，政权转到了人民手中（代表会议），新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建立起来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起来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分析红色区域（湘赣边区）的存在以及共产党在这一区域一年来（正是红色区域建立的开端）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根据边区工作的经验，再次提出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他对这一革命给予一个完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规定：“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澈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第八二页）
到了一九三○年，共产党和红军积累了和蒋介石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以及在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当中从事农民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这种情况冲昏了包括领导机关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的头脑。这些人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向敌人直接冲击的时期已经到来了。他们制定了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一切红军部队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党内几年的“左”倾路线是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左”倾分子实际上是脱离党的，是脱离解放区和红军的，也就是说，是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的。
与立即在全国开始革命和在中心城市开始革命的“左”的空洞的冒险计划相反，与认为革命事业已经失败的右倾分子相反，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为指南，创造性地把它应用于新的环境，制定了实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计划。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过早的工人起义必然遭到失败，因为中国的城市是不多的，而且那里集中了为数众多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军队和警察。因此，应该在敌人势力薄弱和我们有足够力量来反抗它的地方打击敌人。在中国独特的情况下，即在统治阶级进行混战和农民奋起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下，就有在乡村中建立大规模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可能，就有无产阶级借助这些武装力量夺得许多地区并把它们变成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毛泽东以拥有红军的现存红色区域的经验确凿地证明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应当发动农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买办封建制度的无情的武装斗争，应当不断地加强主要由农民构成的革命武装力量。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在中国现实的具体情况中的创造性的应用。经验证实毛泽东所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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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招致日本人侵占东北、华北以至北京。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侵占全国的威胁临到中国的头上。蒋介石并没有表示要抵抗日本人，同时还不断地进行反对中国红军和解放区的战争。中国红军被迫于和敌人优势兵力作战的困难条件，开始了从南方到北方的伟大的长征。这一长征起了这样重要的作用：红军到达了北方，获得了与苏联毗邻的巩固的后方。中国红军不但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而且还受到日本人的打击。然而它的力量却很快地增长起来，变成了抗日的主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面地重新估计了国内所造成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出现为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国内发生了阶级力量的重新配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吸引民族资产阶级来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问题。
愈来愈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开始了解：拯救民族免于灭亡，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可能实现。但是这就表明：抗日战争必须与反对汉奸卖国贼——反对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革命战争相结合。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再又成为革命的主要任务。毛泽东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战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关于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动力的学说为指南，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这个共和国是要联合一切民族的、爱国的力量：“……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第一五七页）
中国共产党一贯遵循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它经常把自己的斗争看作国际无产阶级总的斗争的一部分，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跟进行自己解放斗争的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估计到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援助，而且中国人民在其艰苦斗争中是经常得到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的。
毛泽东说：“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第一五九页）
蒋介石依靠美国人的援助，依旧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中国红军的作战上，而纵容了日本人。日本几乎势如破竹地继续侵入中国的内地。在国民党阵营里，开始增长着对国民党首魁出卖民族的政策的不满情绪。蒋介石玩弄手腕来欺骗人民。共产党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政策，高高举起保卫祖国的旗帜。这就更加团结全国的爱国力量在共产党周围。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这样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第二五○页）
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是在于它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结合。为了抗日，必须动员全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但是在保存彻底腐朽和破产的国民党国家制度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动员全民族的一切力量来进行这个斗争的。人民对于这种制度是不再表示信任的。于是提出了把抗日战争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改造相结合的任务，这种革命改造可以唤起全体人民去进行拯救祖国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一报告里，再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联合民族一切力量的主要条件的思想。
毛泽东说：“我们的民主共和国，……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二六一页）
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整个革命进程中经常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它在每一阶段上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前途给予正确的估计。在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第二五六页）
毛泽东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革命阶段的原理，揭破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作斗争的中国机会主义者的过左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的著作之所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感到兴趣，是因为他经常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观点来阐明革命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是一部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作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性质和战争规律、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性质及其特点的一些很有意义的原理。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分析，是从马克思主义下列原则出发的：估计到各别国家所特有的民族的、历史的、阶级的和其他的条件，以便正确了解这些国家中所发生的革命的规律和性质。列宁主义要求遵守务必估计到每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和民族特性的原则。
毛泽东辩证地解决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的任务。他研究其他国家的战争和革命，是为了批判地检查这些经验，从其中取出适合于中国人民的东西。毛泽东特别重视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他写道：“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第一八四——一八五页）毛泽东指导军事战略计划的制定和实现，从理论上来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第一卷中最末一篇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这一著作是我们的广大读者都知道的。“实践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则教养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阐明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都是以唯物辩证法法则在中国现实的具体条件下的运用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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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生命力的新证据。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正在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坚决斗争着。中国共产党不是教条式地、而是创造性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因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一切兄弟共产党，一切拥护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士们，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时，都会找到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英勇的革命战争的许多卓绝的范例。许多人还会更深刻地了解到历史法则是怎样地不可违拗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的人民又是怎样地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管许多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者，怎样企图以他们的干涉来阻止中国的革命，他们却是软弱无力的，而且是和他们的奴才——卑鄙的蒋介石匪帮一起被赶出中国了。
苏联人民将以极大注意力来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这些著作鲜明地体现着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这一思想。中苏人民的友谊是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并加强这个阵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自由平等的斗争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和保证。
（曾文经译、曹葆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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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全国宣传网工作的目前情况及今后努力的目标
在过去八个月中，党的宣传网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据最近不完全统计，全国一共有宣传员二百九十二万多人，较去年底增加了一百万人，即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宣传员的数目以华北和华东为最多，华北是九十九万六千多人（包括内蒙自治区），华东是八十五万五千多人。此外，东北是四十四万八千多人，中南是三十八万多人，西南是十五万八千多人，西北是八万五千多人。其中华北和东北宣传员的发展较普遍，华北的宣传员已达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四，已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党支部建立了宣传员；东北的宣传员已达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一强，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党支部建立了宣传员。和宣传员的发展同时，党的报告员的数目也有了一些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共有报告员六万八千多人，比去年年底增加了一万多人。
各地发展宣传网的工作都是结合着“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复查、增产节约及爱国卫生等群众运动进行的，新发展的宣传员、报告员也多是这些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由于这些积极分子加入到党的宣传队伍中来，就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宣传队伍，使党的群众宣传工作更加活跃起来。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在发展宣传网的同时，并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及土地改革运动，对宣传网进行了整顿，清洗了一批品质不好、有严重问题的分子，建立和加强了各种领导制度，因而使得党的宣传网进一步纯洁和巩固起来。例如察哈尔省的农村宣传网能经常起作用的已由去年的百分之二十增加为百分之三十四，城市宣传网能经常起作用的已由去年的百分之三十增至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陕西宝鸡专区全区能主动积极进行宣传的已占百分之六十点六，在上级领导督促下能宣传的占百分之三十点三，不起作用的仅占百分之九点一。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党的宣传网工作在过去半年多中在很多地方已有很大的改进。
各地宣传员、报告员在“三反”“五反”、爱国增产、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复查、爱国卫生等群众运动中一般都进行了很多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例如重庆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以党的宣传员为骨干，组织了万人以上的宣传大军，分别在工厂、街道、机关中进行了深入宣传，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有力地推动了该市“三反”“五反”运动。山东莱阳地委在“五一”节组成了一支有一万零二百零五名宣传员和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九名群众宣传组织成员的庞大宣传队伍，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宣传，对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过这次宣传的推动，仅莱阳一县即有三千一百八十二个丰产互助组、五百九十八个丰产户、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投入爱国丰产连环挑战。四川达县分区报告员至七月初为止的半年来共作报告七百二十次，听众达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人。河南正阳县在今夏贯彻农业生产十大政策时，为了粉碎敌特破坏生产的活动，县级和区级报告员在县委书记王达夫亲自领导下，经过周密计划，采取了划片包干的办法，展开了全县性的强大宣传攻势，很快粉碎了敌人谣言，遏止了敌人利用群众迷信心理煽动“取圣水”的活动，稳定了该县农村生产秩序。
但是应该指出，在过去半年多中，党的宣传网工作虽然已有很大的改进，但是也还有很多地方的宣传网工作仍然很不健全。在这些地方，党委很少或者根本不注意去领导宣传网工作，宣传网的各种制度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报告员和宣传员的工作很不经常，有的甚至完全陷于停顿，形同虚设。在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例子。据江西袁州专区估计，该区宣传员能真正经常起作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强，推一下动一下的占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十五强是根本不起作用或成分不纯的。西南很多地方的宣传员工作也由于缺乏领导，多半成为自流状态。甚至在东北老区也有这种情形，如吉林全省已建立的宣传员中有百分之二十五不能起作用，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推一推动一动”，较好的只有百分之三十。这些事实说明，宣传员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相当严重。报告员工作中有着更加严重的情形。例如中南局宣传部的报告说，该区报告员工作基本上陷于自流状态，成为宣传网工作中比较薄弱的一环。西南也有类似情形。在东北，报告员的活动也不够正常，如旅大市的六十三名报告员和东北铁路系统的六十三名报告员半年来都是一次报告也未作过。这样，报告员的存在当然只是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加强对宣传网工作的领导，克服形式主义的现象，使报告员、宣传员真正能够经常地起作用，显然已成为目前宣传网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
目前宣传网工作中所存在着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宣传网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在有些地方宣传网的发展还非常缓慢，报告员、宣传员的数量太少，还远不能适应群众宣传工作需要。例如中南区有一亿三千六百多万人口，但现在全区只有宣传员三十八万多人，还不到全区人口千分之三，西南区七千多万人口，现在只有宣传员十五万多人，只到全人口的千分之二强。这当然是不够的。这些地方党的基础比较薄弱，当然是宣传网不能迅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有些地方党委对建立宣传网工作不够重视，也是宣传网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康全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只发展了一百四十七个宣传员，湖南省城步县直至今年五月底才仅在一个乡内形式主义地发展了三个宣传员，这些现象当然是不应该的。甚至在老区，也有很多有党的支部的地方一直到现在还未建立宣传网，例如河北省是全国宣传员数量最大的省份，但该省通县现在尚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支部没有建立宣传员。苏北区的宣传员也是比较发展的，但该区南通全县一百五十五个支部中，有六十个支部尚未建立宣传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工矿企业中宣传网一般都还发展得很不够。例如上海是一个产业工人大量集中的大城市，但现在全上海工矿企业中的宣传员总共才不过七千二百三十人。吉林市工矿企业中的宣传员只占职工总数百分之二点五。这种情形当然是和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工业增产节约运动以及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国家建设对于宣传工作所提出的要求不相称的。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工矿企业中的宣传网工作，否则即无法适应需要。
以上就是目前宣传网工作的基本情况。根据这种情况，今后宣传网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加强和巩固宣传网，加强各级党委对宣传网的领导，认真建立和实行宣传网的各项制度，努力使报告员、宣传员普遍发生作用，并使他们的工作经常化；同时，应在现有基础上使宣传网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要注意加强工矿企业部门的宣传网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宣传网的工作，各地应于今年下半年内结合当地中心工作对宣传网工作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和整顿。检查和整顿的目的，主要应该是总结经验，建立和加强各种领导制度。应该表扬一些模范的宣传员，让大家向他们学习。应当特别着重总结县区一级党委领导宣传网工作的经验，把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对于不重视宣传网工作的县区党委应给以严格的批评。天津市委在最近一次结合“三反”“五反”运动整顿和发展宣传网的工作中已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他们的主要方法就是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和周密计划下，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进行这一工作。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宣传网工作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健全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地推动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一经验值得大家学习。
为了进一步普遍提高宣传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除了通过宣传员会议，传授站给宣传员以帮助外，各地都应争取在一定时间内用开办短期训练班、业余训练班的办法，或用在一般工人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内兼带训练宣传员的办法，把宣传员普遍加以训练。各地多已有普遍训练宣传员的计划，这些计划应认真实行起来。现在各地宣传员一般都感到本钱少，苦于无法提高自己，因此如何帮助宣传员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已成为一个十分急切的问题。至于加强报告员工作的主要办法就是建立报告员按时作报告和相对地固定报告对象、分工负责的制度。党委应当经常检查报告员的工作，对于无故不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报告员应给以严格的批评，并表扬工作好的报告员。党委应当按时规定报告题目，并尽可能供给报告材料，这样也可督促报告员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继续发展宣传网方面，第一，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华东的一部分新区的农村，应该结合农村的整党建党工作和互助合作运动去发展宣传网，逐渐地使这些地区的宣传员的数目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在东北、华北及华东的一部分老区，应该争取在原有的支部及今后建党中新建立起的支部中普遍建立起宣传员来，争取使宣传员的数目超过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一。第二，应当特别注意在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和农村的互助合作组织中建立和发展宣传员。基本建设是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点，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在基本建设单位中发展党的群众宣传工作。在农村中，应当把在互助合作中建立宣传员当作宣传网工作的重点，要争取在每一个互助组，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建立起党的宣传员，以加强党在互助合作组织中的政治宣传。在工厂矿山中，应使宣传员达到充分的发展，宣传员的数目应达到全体职工的百分之十左右，使每一个车间和小组中都有宣传员的活动。第三，目前报告员的数量还很少，还不能适应宣传工作的需要，各地应当注意继续发展。应在区以上的党委及人数较多的工矿企业单位中普遍建立起报告员来。
各级党委都应当定出发展和加强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具体计划来，并把这些计划坚决付之实现。只有不断地加强党的宣传网工作，才能把我们的群众宣传工作建立在一个巩固的基础上，并使它赶上国家建设工作迅速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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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五七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五七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运动日益高涨”的社论。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德国共产党主席雷曼的“西德人民群众反对波恩单独条约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尔的“捷克斯洛伐克农村中的群众政治工作经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法卡斯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青年工作”，保加利亚全国和平委员会主席那德热科夫的“保加利亚爱国者争取和平的斗争日益加强”等。
社论说：资本主义国家愈来愈多的人民正从亲身的经验认识到，他们的政府准备新战争的帝国主义政策，使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独占资本家集团的暴利剧增。今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更经常地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了。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本营——美国，劳动人民的经济斗争和反对战争的行动正在日益扩大。美国劳动人民群众正在反对镇压工人的法案，反对经济的军事化，争取结束朝鲜战争，反对准备新战争的政策和政体法西斯化。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德国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的罢工，都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关联着。社论强调说：工人罢工运动的高涨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尖锐化的突出证明。罢工的特点是有更大的坚持性、更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参加罢工的人都更加坚决；劳动人民更能采取一致的行动，并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一同战斗。工人反对个别雇主或某些雇主的斗争，日益转变为劳动人民反对独占集团和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关的严重斗争，并且日益采取总罢工的形式，把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卷进斗争中去，或者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罢工了。社论最后说：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是反对反动派进攻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武器，也是制止新战争威胁的重要武器。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克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现象，孤立了右翼社会党走狗和反动的工会头子，彻底揭露了叛逆和挑衅分子，劳动人民的斗争就一定取得胜利。
雷曼的文章写道：西德资产阶级的领导集团签订的波恩单独军事条约，事实上是把西德变成美国的保护国。绝大多数的德国人民、城市和乡村的劳动人民、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已开始认识了这种准备战争和分裂德国的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危险。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和右翼工会领袖们，在帝国主义的命令下，以表面反对的办法来阻止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社会民主党的一般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一致行动，认识到必须采取议会以外的行动来反对波恩单独条约，并进而推翻阿登纳政府。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为争取德国的和平统一和争取缔结和约而奋斗。团结着各阶层居民、包括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委员会，已在各城市和乡村相继成立。它们正在“争取德国人民相互了解委员会”所发出的号召的基础上，就争取缔结和约、反对军国主义的“一般性条约”进行人民投票。但是，雷曼指出：西德爱国运动目前的主要缺点，是农民在这个运动中没有充分地参加各委员会、会议和代表会议的工作，尽管事实上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参加民族解放运动。雷曼在指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届代表会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给西德人民揭开了宽阔的前途以后，提出了德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做到的下列几项工作：一、勇敢地前进，不要落后于西德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的增长。克服表现在对群众的斗争意志缺乏信心的机会主义、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和劳动农民所表现的宗派主义。二、扩大党的接触面。首先，必须改进党组织在各企业和群众团体中的工作。三、巩固党的队伍。经常为执行党的决议而斗争，并经常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以便改进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时刻提高警惕，以防敌人用恐怖手段打击党。
乌尔的文章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先进农民遵循苏联集体农民的榜样，走上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合作生产的道路。一九五一年许多农业合作社都有了相当的成就。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虽然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九，但它们供给国家的谷物却占市场上全部谷物的百分之二十七。但是除了成就之外，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因此，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各个党组织召集农业合作社工作汇报会议及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会议，并同时在会议期间加强群众政治工作。这些会议广泛吸收社员参加，详细讨论关于计划、劳动力的组织、工作定额制、公平的劳动报酬、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合作社社员每日最低工作量、工作日的价值和组织永久劳动小组等问题。经过会上的讨论和批评以后，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合作社社员的警惕性也提高了。其次，召开公开的党支部大会，报告和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工作任务，使党与群众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并使农民更积极地生产。在一切有关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动员工厂的党员和非党职工，以及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和国家农场的优秀工作者，利用农村中的文化宫、电影院和无线电等展开广泛和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还没有农业合作社的农村里，成立由中农、小农组成的收获委员会，讨论如何组织变工互助、正确使用机器的方法等问题，以有计划有组织的收获工作，向个体农民证明集体劳动的好处，然后吸收中小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最后，鼓动劳动农民参加合作社的一种最成功的方式是宣传鼓动员在农民家中举行谈话会，在那里答复农民和他一家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乌尔最后说：由于党组织的政治工作的改进，合作社这个观念已经逐渐为广大的劳动农民所体会，从而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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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丁玲将所获斯大林奖金全部捐用于儿童福利事业
荣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作者丁玲，曾在六月八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行的获奖庆祝会上，宣布将全部奖金五万卢布（合人民币三亿三千七百七十万元）捐给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用于儿童福利事业。全国妇联已征得丁玲同意，决定把捐款五分之一作为优秀的儿童文艺读物的奖金，其余用来购买幻灯机和幻灯片有重点地转发到农村去，向农村的儿童和母亲们进行妇幼卫生教育和宣传苏联儿童和新中国儿童的幸福生活等。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