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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集体农庄
燕凌
中国农民代表赴苏参观团代表杨显亭（黑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和我们谈话时，他回忆说：一九五○年他们从政府贷到了一套马拉机械农具，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过去一个劳动力只能种四垧（公顷）地，用了马拉机械农具以后就可以种八垧了。从前人拉着铁丝“爬子”搂草，把肩膀累得生痛，一天才能搂一车。有了马拉搂草机，人坐在上边，不一会就能搂一车；搂满了用脚一蹬，草就落下来了。六十多岁的周老头看着发了愣，高兴地说：“我扛了一辈子大活，当了一辈子牛马；有了毛主席领导，人和马算是分家了！”“可是，这次到苏联一看，嗬！我们还差得远！苏联的拖拉机拉的搂草机一天能搂一百二十公顷，用人工得二百人。人要和马真正分家，只有工业化才能办得到。”杨显亭非常神往地谈起他们在苏联参观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时看到的情景：“厂子这一头，是一堆铁块；用传送带往里面一段一段地送，过一段就变个样子。在工厂的那一头，每七分钟就出来一台五十四匹马力的拖拉机，有人立刻坐到上面，把它开走。”金时龙（东北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优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这时也用不熟练的汉话说：“真是工人阶级伟大！”杨显亭接着说：“今年春天，我们合作社商量着订个五年计划。大家说，三年以后要买一台拖拉机。就我们合作社的收入来计算，到那时买一台拖拉机是不成大问题的。可是，没有人会摆弄怎么办？我们那时就没有想到。我们还是只看到自己的合作社，没看到整个国家。这回到苏联一看，除了集体农庄自己买有拖拉机，并有自己的拖拉机手以外，还有国家的拖拉机站。一个拖拉机站能供给好多个集体农庄使唤。他们和集体农庄订合同，大家按合同办事，同心合力把工作做得很好。这真是好办法。”
苏联农民是用机器武装起来的
“干什么也是用机器！”苏联农业机械化的广泛，使参观团的农民代表们赞不绝口。石汝麟（内蒙农民代表）说：“苏联农民是用机器武装起来的农民。”苏联农民已经很少用手直接耕作了。工人创造了机器，机器又帮助农民变成了工人。
李顺达说：“我们参观的第一个集体农庄，‘十月革命胜利’集体农庄，耕地、耙地、播种、收割、脱粒，已经百分之百机械化了；中耕、除草百分之八十五机械化了。为了减少庄员的劳动，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四百瓩的水力发电站，挤牛奶、喂牲口、饮牲口、锯木料、剪羊毛、磨面、榨油、造酒、焊修等工作，全都用电力来做。全苏联各农庄和这个农庄的情形都差不多。苏联已经有一百七十种农业工作机械化了，其中一百五十种已经普遍地应用。”
张学修（平原省农业劳动模范）说：“过去我也知道机器割麦子割得快，可是，总想着：会不会割干净？掉麦不掉？在苏联我们看到一个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带两个康拜因，一天能收六十公顷（我们连割带打，地离场不太远，五个人一天只能弄一亩），一点也不掉麦。麦割下来，就立即打成了麦粒，装满了机器上的‘仓’，汽车往机器旁边一开，让麦粒流到汽车里，就拉走了。地里有许多大麦秸垛，真高！怎么堆上去的呢？也是用机器。机器把康拜因上弄下来的一小堆一小堆麦秸推到地边上堆起来，堆了一人高以后，一个会打风的机器就把麦秸从一个筒筒里往上打，两个人站在麦垛上接，很快就堆起来了。麦子刚打下来就运到仓库里去，也不会发霉，有机器把它弄干。麦子收了，马上就犁地；旁边麦子还长得好好的，离几尺远割过的地就犁好了。一个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带两个五铧犁，两三个人一天能犁四百五十亩地。我们家里一个人两个牲口一天才能犁三亩地，真是没法比。”李能（云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说：“过去不知道机械化的力量，这次我们参观的八个农庄，平均每个劳动力管种十七公顷地（二百五十五亩）；我们那里一个人最多能种二、三十亩地。差到那儿去了！”郁善交（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说：“人家割麦时候坐在机器上，上面有棚子遮着太阳，晒不着；机器开着，风飕飕地刮着，割着麦子唱着歌，地里到处都在唱歌；休息时还在地里听收音机。劳动真变成了快乐的事。”
摘棉花、刨甜菜、插秧、栽烟都用机器
廉成（内蒙农民代表）说：“过去想，土地有限，机械化了用人更少，是不是许多人要失业呢？这问题在参观后也解决了。集体农庄是发展多种多样的生产的。不只经营土地，还经营很多家畜、家禽，和农业互相配合。比如要实行牧草大田轮作制，就得有畜牧业才行。”张学修说：“畜牧也是机械化的。才到苏联时听说一个人要管十二只奶牛，一天要挤四次奶，那可怎么挤法，不把人累坏了？一看，是用机器挤奶。几个像筒筒的东西往牛乳房上一罩，牛奶‘扑塌扑塌’就滴下来了。”莫日格策（内蒙农业劳动模范）说：“国营列宁农场有绵羊七万五千头，剪羊毛完全电气化了。我们去时本来已过了剪羊毛的季节。可是他们早听说中国农民代表要去参观，就留下了二三百只羊没剪，我们一到，就剪给我们看。过去一个人一天最多能剪七只，现在一个人八小时能剪八十只，而且比人工剪每一只羊要多出半公斤羊毛。”
李顺达说：“我们参观了用机器刨甜菜。那时还不到收的时候，人家也是为了我们看，特别牺牲了一块。机器把甜菜翻起来，立即就把叶子切掉放在一边，把菜根放到了另一边。机器刨山药蛋，也快得很，机器挖下去，上来，土甩掉了，山药蛋放到了一个地方，干干净净的。玉米收割机，一下收两行；玉米棒子剥光了放在一个地方，秆子弄碎了丢在地上，后面跟着犁地，就把弄碎的秆子翻到地下了。如果要留着秆子喂牲口，机器弄碎后就一小堆一小堆落在地上，然后用车子拉走。棉花怎么用机器摘呢？我们也看到了。还不到摘棉花的时候，他们就另找些棉絮弄到棉花棵上；机器从地里走过去，一次能摘两行，用筒样的东西把棉絮吸到机器里面去了。没有开的棉桃还长得好好的，碰不掉，也挤不坏。吸进的棉花会带一些干叶子，到机器里就会把叶子弄掉。亲眼看到了，再也不能说不相信了。”赵怀义（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说：“苏联还研究出了人工下霜的办法。棉花开了四、五个桃，就可以收第一次。收时先‘下霜’把叶子都弄落，然后用机器收就更方便了。收过第一次后，没有开的桃继续吐絮，再收一次就可以收完。苏联还正在研究培养分两期同时成熟的棉花品种，使棉花不是陆陆续续地吐絮，而是分两次同时吐絮。这就更便于用机器收了。”我们过去想不通怎么用机器收棉花，原来是因为我们总是想着怎样去迁就庄稼，而不是想怎么叫庄稼迁就我们。
赵怀义还说：“到苏联才听说插秧也能用机器。我想，用人手栽有的还死了，机器又没长眼睛，插下去还能不死许多？到人家地里一看，有几个妇女，一个人坐在一个机器上，正在毫不费力地插秧，一下就是十二行。我拿起一个试了一下，就是行，比手插得还好。一天一个人能插九公顷。机器割稻子，一天一台康拜因能收五十公顷，把我们半个乡的稻子一天就能收完了。稻田湿得很，机器怎么下去呢？人家计算得准，前十五天就把水放干了。”莫日格策说：“我们看了用机器栽烟，一架机器上坐七个人，一个人开机器，六个人管栽。机器开动着，挖了坑，接着自动把水刚好浇进坑里，接着又自动把苗放进去，把土封上，接着又把土压好，比我们用脚踩的好得多，保证百分之九十九能活，活百分之百也很可能。”
用飞机杀虫、除草、施肥
大家对于使飞机为农业生产服务，也非常发生兴趣。张学修说：“过去在家里听说苏联用飞机洒药治虫，我就想：那得用多少药水？飞那么快，会刚好洒到有虫的地里？洒到人身上怎么办？这回我可看见了飞机怎么撒药。是撒的药粉。先在有虫的地里插上大牌子，飞机飞到要撒药的地方就飞低了，那里该撒就刚好撒到那里。飞机还能上粪，把化学肥料配好，装在飞机上用机器撒到地里，然后犁地。这倒可以想通。可是人家还说飞机能上追肥，还能除草，我想，那可怎么办？原来上追肥是用一种水肥料，洒在叶子上，庄稼就可以吸收进去；除草是用一种药撒在地里，杀死了草，可是杀不死庄稼。真妙！”张德胜（太原郊区农民代表）说：“人家给我们解释，说是这样：那种药专杀死豆科植物，杀不死禾木科植物。许多草，像刺脚芽、大碗花等，都是豆科植物，撒了这种药就可以把它们杀死。这种药如果撒到了种大豆、豌豆、绿豆的地里，这些豆类庄稼也会死。因此，要使用这种科学技术，非集体化不行。如果像我们的地里那样，你的一小块种麦子，我的一小块种豌豆；你的一小块种谷子，我的一小块种绿豆，就没法用飞机除草了。”李顺达和郁善交也说：只有集体生产，才能使上拖拉机、康拜因；要想机械化，就要集体化；要想集体化，就得工业化。饶兴礼（湖北省农民代表）说：“我们乡下过去很少看到产业工人，连工厂的机器也没见过，别说种地的机器了。只是看到过镇上的裁缝，就认为工人阶级不过像裁缝一样，他们能领导我们吗？这次到苏联看到工人能造那么多那么大的机器，有那么大的创造性，使农民减轻多少劳动，提高多少产量；我真认清了，农民确实要受工人阶级领导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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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荣的劳动，幸福的生活
培蓝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集体农民的家庭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我国农民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在苏联访问了各种各样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家庭，找到了关于集体农民家庭生活的各种疑问的答案。
劳动就是光荣，劳动就是幸福
内蒙农业劳动模范莫日格策、农民代表廉成说：我们访问卡查赫共和国塔尔达库尔干州斯大林集体农庄时，解决了好多问题。那个农庄的全体庄员以最高的盛情迎接他们。六十六岁的老庄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共产党员努列马别道夫按照卡查赫族招待贵宾的礼节，特地杀了一只羊，款待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代表们被接到他的家里参加盛宴。努列马别道夫向代表团介绍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说明了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的来源是什么。他在一九三零年以前给富农作活，当然，那时候生活是很苦的。革命以后，这里从一九三零年开始组织集体农庄，他参加了农庄。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种甜菜，担任甜菜生产小组长。他是一个种甜菜的能手。一九四七年国家规定每公顷甜菜的标准产量为五百公担到八百公担，他这一组的甜菜，有两公顷收获了一千九百九十八公担，另外有五公顷都收获了五百五十公担。因此，他被选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荣获金星奖章。一九四八年，他的小组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三公顷土地上，每公顷收获八百六十七公担甜菜。他因此得到一个列宁勋章。第二年得到了第二个列宁勋章。他曾两次去莫斯科，看见了斯大林。他兴致勃勃地说：“我是卡查赫族人，在沙皇时代，作梦也到不了莫斯科。在斯大林时代，我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的荣誉。为了斯大林同志，我要继续努力提高甜菜产量。”我国农民代表们从这里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就是光荣，劳动就是幸福。
努列马别道夫向代表们介绍了他的家庭的收支情况。他家共有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孩子。孩子都在学校读书。去年他们夫妇两人做了七百个劳动日，分得一千八百五十四公斤小麦，二千七百八十八个卢布，八百五十九公斤糖，两只羊，五公担木料，一吨干草，一吨麦秸。他请代表们参观了他的钢丝床、地毯、收音机、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玩具和他订阅的许多书报杂志。他说，他有两件很漂亮的皮大衣，他的妻子则有三件，“因为妇女是应该穿得漂亮些的。”除了集体农庄的公共财产是属于大家的以外，他还有许多个人财产：一个小菜园、一匹大马、一匹小马、一头乳牛、一头小牛、十只羊、五只鹅、十五只鸡、一辆小吉普车。小菜园里种着各种果树和蔬菜。他希望代表们多住几天，那时候果子熟了，他要请代表们饱餐一顿。
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内蒙农民代表廉成、内蒙农业劳动模范莫日格策都说：过去听说过苏联农民生活很幸福，但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次可亲眼看到了。
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赵怀义、赵中义说：我们访问了几个庄员家庭以后，心里还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生活当然是丰裕的，一般农庄庄员的生活，怕不一定都好吧！后来我们又访问了一般庄员的家庭，这些庄员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平原省农业劳动模范张学修说：“我原先也想，是不是每个庄员生活都很好呢？有一次，我们到布琼尼集体农庄参观，天黑了又下着雨，不能回车站上去住了。农庄就把我们四十多个人分到四十多家去住。第二天早上互相问问：‘你住的那一家怎么样？’回答都差不多。这就把疑问彻底扫除了。”
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赵怀义起先看到男女庄员穿的都那么好，心里想道：他们招待客人，还能不穿件新衣裳？后来看见在田间工作的庄员都穿得很好，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赵怀义说：我在一个集体农庄遇见一个老汉，正在修理拖拉机，穿着一身油腻的衣服，我说：“你难道没有好衣服吗？”他说：“我现在是在工作；到休息的时候，你保险不认识我了。”这一下我彻底明白了，苏联每个农民都是劳动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的。
不怕孩子多
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郁善交说：“我们村里庄稼人的孩子多了，两口子难免闹个小蹩扭，人家（指苏联集体农庄庄员）孩子越多，国家照顾得越好。”他说，他们参观了几个母亲英雄的家庭。阿塞拜疆巴达尔区斯大林集体农庄庄员阿里耶娃，今年四十八岁，生了七个孩子。她是光荣母亲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丈夫在农庄当副主席。她的大儿子在阿塞拜疆农业技术学校学习，二儿子在基罗巴特区医学院学兽医，三儿子是集体农庄的庄员，其余的有的在学校读书，有的在农庄托儿所里。他生的孩子又多，照管的又好，因此得到母亲英雄的奖章；每个月国家还给三百卢布，作为母亲保养费。农庄因为她那两个大儿子在学校成绩优良，每月给他们补助六十个劳动日。她们夫妇两人和三儿子劳动得特别好，她家去年得到两千三百个劳动日的报酬，分了四万三千二百卢布，一万五千一百六十公斤粮食。
她为了迎接中国的朋友，特地把小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了。她说，她去年一年买了四架钢丝床，两架缝衣机，三条地毯，四双皮鞋和许多绸缎衣服。她现在正准备砖瓦、木料，要修房子，给二儿子结婚。
代表们参观了阿里耶娃的厨房，厨房里摆着她的家常食物：牛奶、面包、牛肉、鸡蛋、糖和汽水。厨房非常清洁，她做饭是用电炉子。
赵怀义说：过去听人讲说在社会主义时代，孩子生下来就要交给公家养活，长大了也不认识爹妈。这次在苏联参观，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人家早晨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工作完了就接回来。赵中礼说：“斯大林集体农庄有五个托儿所，我们看见很多小床，可是没有孩子。我们问为什么没有孩子？托儿所的同志说：‘今天下雨，母亲们不上地，把孩子都接回去了。’我们又问：庄员早晨六点钟送孩子，晚上接回去，离托儿所远的怎么办？托儿所的同志说，每个庄员家里都有车子：小摩托车、马车或者汽车，接送孩子非常便当。”
不怕老，不怕病
张学修说：我没有到苏联以前，心里常常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年青人能劳动，怎么也好办，老年人怎样生活呢？这次参观苏联的集体农庄，亲眼看到老年人过得一样好，我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卡查赫共和国塔尔达库尔干州基洛夫区列宁集体农庄庄员阿拉太列克娃（三十八岁）的丈夫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家里剩下她、七十八岁的老婆婆和三个孩子。孩子都在学校念书，只有她一个人参加劳动。她是甜菜生产小组长，去年得了五百九十个劳动日（包括大儿子假期劳动所得的劳动日），分了十二公担粮食，一千四百四十个卢布现金，一百四十七公斤糖。她自己有○·二五公顷宅旁园地，一头乳牛、一匹母马、二十一只羊。因为她们是烈士家属，国家每月发给她婆婆一百个卢布的抚恤养老费。她家里同样有地毯、收音机等设备。她得过两次奖章，一次是甜菜丰产奖章，一次是卫国战争生产模范奖章。老婆婆特别嘱咐代表团团员们说：“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告诉中国的农民朋友，让他们知道斯大林是怎样关心我们的。”
代表们看到苏联的不能劳动的老年人的生活，对于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苏联国家规定，男人在五十五岁以上，女人在五十岁以上，就可以不再劳动，生活由国家供给。老年人原可以安闲地度过幸福的晚年，但是，除了病弱残废根本不能劳动的以外，没有一个老年人愿意休息。代表们在阿塞拜疆沙漠河区阿司阿夫罗集体农庄看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庄员，按照国家规定，他早该休息了；全体庄员大会也决定不让他参加劳动，而由农庄每月补助他二百个卢布，三十二公斤粮食。老头笑着和代表们说，这些生活补助，两个人也用不完。卡查赫共和国塔尔达库尔干州斯大林集体农庄第四生产队看门的老庄员已有七十四岁，前年集体农庄庄员大会决定他必须休息。他休息了一年，心里闷得很，一定向农庄要求工作。庄员大会让他在农庄看门，每月得到自己的劳动日，还能得到养老金。这时，代表们问他：“在集体农庄，还怕丢东西吗？”他说：“看门不是为了看人，是为了看天气、看野鹊。庄员都下地干活了，外边晒着衣服、被子、粮食，我照看着，以免下雨淋湿或被鸟儿蹧蹋。”许多庄员对代表们说：在苏联，人们是不怕害病的。小病可以在集体农庄的诊疗所或小医院免费治疗；重病可以到设备完善的区医院治疗；病人如果无力负担医疗费，农庄完全供给。在治病期间，农庄还按照病人原来的劳动力的大小，给他一半报酬。
农民代表们在这次参观中解决了一系列的思想问题，看见了自己的未来，看清了我国农民应走的道路。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说：在苏联，每个人生活得都是那么愉快，没有一点苦闷，没有一点忧愁。在田地里、汽车上、俱乐部中，到处都是歌声和笑声。回到村里，我一定让年青人学会娱乐，会娱乐，会休息，才能更好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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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工作述评
开展群众性的评比运动要注意些什么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最近发出了“关于开展秋季作物丰产评比运动的通知”，公布了“一九五二年农业丰产奖励暂行办法”。全国各地即将在秋收前后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丰产评比运动，并将在评比运动的基础上奖励今年的丰产模范。
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和各地进行季节性的评比的经验，在开展秋季评比运动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评比运动中必须加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由于评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方在开始，许多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于这个运动的意义还不完全了解。有的认为正在生产的紧张时期进行评比，将会耽误生产；而不知道评比正可以推动当前的生产工作。有的认为评比只是为了报奖、得红旗、选举模范，而不注意总结生产经验。有的因为自己的生产成绩不好，怕参加评比“丢人”；而不知道参加评比正可以使自己发现生产成绩不好的原因，便于以后得到好的收成。有的认为评比是“查田定产给秋征作准备”，怕评出丰产田来要增加负担；而不知道同样的田精耕细作得到较高的产量，是不增加负担的。领导方面应针对这些思想顾虑，联系各地已有的足以打破这些思想顾虑的事实，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
评比运动应有完整的内容。过去有的地方在评比中只比丰产、不比爱国，有的只比政治、不比技术，这都是片面的。领导评比运动的干部应当加以掌握，把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有的地方过去评比内容太多，领导干部应使之适当集中。此外，各地领导机关还必须认真检查，防止假报成绩的现象，以保持评比、奖励的严肃性。丰产奖励暂行办法中规定“由大行政区、省人民政府审核认为确实后，方能予以奖励”，“作物收获时，须派员实地调查丰产成绩，准确测定面积、产量，作出总结”，这样的规定是很必要的。
为了加强评比运动的领导，各地应该根据必要与可能的条件，成立各级丰产评比委员会，或者依靠生产防旱办公室的力量，领导评比工作。有些县的生产防旱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有些县、区的生产领导机关把上级发下的有关秋季生产和评比工作的指示压起来，既不布置也不传达。这都是很不应该的。在这秋季生产的紧张关头，各地应该立即设法健全领导生产的机构。
二、在评比运动中必须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评比得全面、公平、确实，防止假报成绩，一方面可以扩大评比和奖励在群众中的影响。曾经有些下乡领导评比的人员，由于没有全面地了解评比的意义，或者不相信群众，或者害怕耽误群众的生产时间，而只是通过少数村干部，到地里丈量、查看，这样做不但不能达到评比的目的，反而引起群众更多的误解和顾虑。
三、在评比中要注意全面的和大面积的增产。过去评奖时着重奖励了在较小面积上种植某一种作物获得高额产量的人，这对于打破保守思想、扫除增产顾虑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对于获得高额产量和创造丰产新纪录的人，还要予以适当的奖励。但是，仅仅这样作是很不够的，是不能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今年春天，许多地方的领导方面发生了只重视小面积丰产而忽视普遍增产的偏向；直到最近，有些互助组制订下年度小麦丰产计划时，还是只订了丰产地的计划，而没有订全面增产的计划。因此，今秋在评比运动中，应当把大面积上的全面丰产提到首要的地位。
对于创造高额产量的单位和个人，应把他们是不是能带动群众增产，作为评比的条件之一。丰产奖励办法中特别强调“全面增产”，并指出“受奖者必须是热爱祖国、密切联系群众者”。各地在评比中应很好地掌握这个原则。
四、在评比中要认真总结丰产经验。评比运动就是群众性的总结经验的运动，评比运动如果不包括这些内容，就必然流于形式主义。过去的经验证明：评比运动只要包括了这些内容，群众就会自愿地热情地参加。要推进爱国增产运动，要稳定已有的丰产成绩，要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总结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是决定性的环节。在评比运动中，群众是会把丰产和减产的原因找出来的；这样评比出来的经验，一定会在下年度的生产中发生良好的作用。领导方面再根据各地的不同类型的经验，依据科学理论加以总结，推广出去，就会发生更大的作用。
五、在评比中要检查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评比如果脱离了各单位和个人在去冬今春订立的计划和挑战时宣布的计划，就会使人们模糊了订立生产计划的意义，这对于今后开展增产竞赛运动是极为不利的。如果计划没有完成，就应当在评比中进行认真的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中吸取教训。如果那些向较大区域提出挑战的单位的增产计划没有完成，有关的领导干部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群众进行公开的严肃的自我批评。过去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对于没有完成计划的劳动模范、模范互助组的生产结果，采取掩饰遮盖的态度，既不向群众作必要的交代，也不进行自我批评。这种态度会妨碍爱国增产运动的发展，必须切实纠正。
六、在评比中要注意检查领导作风，总结领导方法。今年各地许多领导农业生产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和群众紧密结合，创造了许多领导和推进生产运动的好方法，使当地的增产运动有了很大的成绩。丰产奖励办法规定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及农村工作人员领导爱国增产运动有显著成绩者”予以奖励，是很必要的。对这些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同样地应该在群众性的评比运动的基础上来进行，并应通过评比，作出领导生产运动的总结。
七、评比运动要和当前的工作密切结合。首先要通过评比运动，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巩固互助合作组织，并吸引单干农民参加互助组。如果在评比中发现有的互助组的产量不比当地一般农民的产量高，那就必然是互助组本身有问题，就要在评比中找出原因来，加以改进。其次，评比要和选种相结合。经过户、组、村、区、县的评比，把优良品种逐级选出来。同时，还要有意识地通过评比鼓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推动秋收、秋种、秋耕工作，不要把这些工作和评比割裂开来。
丰产评比运动是正确实行丰产奖励的基础，是有系统地总结全年生产经验的基础，是各地今冬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基础，也是更有力地开展下年度的爱国增产竞赛的基础。全国各地农业领导机关和一切农村工作干部，应当集中力量，领导好丰产评比运动，运用这个群众性的运动的力量，把我国的农业生产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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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普遍设立检举箱和接待室
编辑同志：全国各地正在开展司法改革运动，这是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事件。我认为要作好这一运动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发动群众大胆地揭发和检举司法人员的一切旧法观点和违法乱纪行为。为了便于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检举，我建议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以至区、乡人民政府普遍设立控告箱或检举箱，并建议各大城市的司法机关和报社为群众增设接待室，加强接待群众的工作。
吴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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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取缔黑律师
编辑同志：目前有些地区黑律师活动得很猖獗，危害人民很大，建议政府加以取缔。如武汉市就有许多黑律师的“代笔处”设在法院门口，叫甚么“真理代笔处”，“人民代笔处”等等。这些黑律师为了兜揽生意，还作出骗人的广告，如“我这代笔，是求真理，歪曲事实，恕不允许”；“我这代笔，仅照口述，文字整理，不加建议”等，其实他们是包揽词讼，诈骗人民。他们的活动方式，最普遍的一种是给当事人写状子，趁机敲诈勒索。如去年有一个人为了十万元的纠纷上诉，托法院门口的黑律师写了两张状子，即被敲去二十万元。另一些“有名”的黑律师，写一个状子起码得索取三、五十万元。有的黑律师除代写状子外，并和某些当事人勾结起来，共同为非作歹。如黑律师陈琢就曾代汉奸写诉状，假作证人，共同隐瞒汉奸财产，从中分赃。更严重的是他们勾结法院内部的旧司法人员，里应外合地向法院进攻。如上述黑律师陈琢，曾经向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民庭审判组组长汪永庆（旧司法人员，坏分子）探听某件案子的消息。
我认为，在全国司法改革运动中，除各地人民法院应清除内部的坏分子和肃清旧法观点以外，人民政府也应对这些黑律师加以清查、取缔。
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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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新参加司法工作的人员也应该投入司法改革运动
编辑同志：我看了最近南京新华日报上刊载的南京市人民法院南区分院审判组长朱寿昌对旧法观点的初步检讨。朱寿昌是没有学过旧法的人，但因为“没有树立起工人阶级思想，不懂得新民主主义法律的性质和任务”，所以，“很自然地接受了那些所谓‘内行人’的旧一套”，在工作中也是机械地按“程序”办事，强调当事人“诉讼自愿”，“告啥办啥”，“不告不理”，孤立办案，脱离政治运动等。这充分说明没有干过旧司法工作，没有学过旧法的司法工作者，同样会有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因此在全国开展司法改革运动中，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不要自以为没有沾染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可能，而关起门来；应该认真地检查、批判自己，以求得到更好的改造，使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黄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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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原阳县人民法院应检查积压案件的不良作风
编辑同志：平原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处理案件迟缓拖延，给人民增加了许多痛苦，希望能在这次司法改革运动中加以纠正。
如该县大王庄村一妇女要求离婚，她往法院跑过好多次，法院才判准，并判准她带走四亩地。但这四亩地种的麦子被男方收割去了，这个妇女又向法院控告，先后跑了三十多次，一直拖了几个月也没有解决。该院三年来共收到群众检举和控告信六百多件，仅处理了一百余件。这种脱离群众的旧司法作风如再不彻底纠正，就很难谈到保护人民利益了。希望该院工作人员在这次司法改革运动中彻底检查纠正。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五班学员 傅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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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检查唐占奇等被杀害案
编辑同志：我家在河南省西峡县唐家庄村。我本是给地主当长工的，一九四七年七月参加革命，现在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消防队工作。我父亲唐占奇本来也是给地主当长工的，解放后参加乡里的农会工作。正当全国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的今天，我想起了两年多前的一件事。
一九四九年农历七月间，我的家乡发生了一次地主、地方反动团队、土匪等反革命暴乱事件。在这以前，有土匪到唐家庄村南面张家凹地方的富农张俊德（曾当过伪甲长）家隐藏过。我父亲知道这情况后，马上反映给乡长。乡长派人去侦察时，土匪逃跑了。乡长把张俊德叫到乡人民政府追问，也没有结果。但从谈话中张俊德知道这情况是我父亲反映的。后来土匪又来了，仍然藏在张俊德家。在敌人暴乱期间的一个晚上，由张俊德指示目标，柴志善等七个土匪带着六枝枪到我家里，把我父亲、母亲、弟弟杀死。事后土匪被逮捕了，但张俊德仍然逍遥法外。我回家后向西峡县人民政府司法科写信请求处理，县司法科把张俊德传到县里。但我回到工作岗位后，起初听说判处张俊德十年徒刑，过了几天又听说张俊德回家去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据后来我的亲戚来信说，这是因为张俊德“有势力”、“关系好”、“拉拢大”等等。直到现在他仍然逍遥法外。
我认为这不是我一家的问题，应该追究。请你们把这情况告知有关部门，请他们迅速进行了解并严肃处理。 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消防队 唐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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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青岛市人民法院重判李俊臣隐匿敌产案
编辑同志：青岛市人民法院错误地处理了一个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青岛市市民陈玉丰，把该市泰山路七十三号至八十一号房产一所，经孙景三等介绍卖给日本人齐其，再出租给中国房客居住。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八年一月，房地产经纪人李俊臣企图赶走住户，以达到他隐匿敌产的目的。李逼迫住户缴纳住房押金，住户无力交付，李即唆使二房主青岛市流氓梁相山及国民党匪军军官张天佐的散兵把住户驱至街头露宿了十四天。若干妇孺受惊成病，先后死亡六人。经过多次调解，住户才得迁回。事后，住户们推代表到伪法院申诉，当然伪法院是不会给人民作主的，结果判李俊臣“无罪”。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李俊臣隐匿敌产、欺压人民的罪行，但青岛市人民法院经长期审讯，结果仍然判李“无罪”。对于这一案件，青岛市人民法院是在伪法院的判决基础上，原封不动地进行审讯、判决的。该案审判员张仲义（留用人员）曾说：“在青岛市，住房之有房主和二房主是惯例；住户直接和二房主发生关系，和房主是没有关系的。该案和李俊臣的关系不大，所以判处李无罪。”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是不能容许的。建议青岛市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详细了解并作正确处理。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七班学员 郭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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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归绥县人民政府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
编辑同志：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到现在为止，我们归绥市人民政府人民问事处先后转请归绥县人民政府处理的人民来信三十一件，其中仅一件有了答复。对这些信件，我们问事处曾经每隔半月或十天一次催促他们答复，有的催过四次之多，都没有结果。今年一月间，我们又曾经由归绥市人民政府去信请该县答复，一月二十日该县回信说：“我县干部除留少数外，大部分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去了；贵市转来信件，限期太短（一般的限五天，须延长的可以先声明），故不能及时答复。”我们觉得这样的答复不够解决问题，又第二次向该县提出我们的意见，很久也没有得到答复。第三次我们派干部前往接洽，该县问事处王光华答复说：“我们的干部全参加‘三反’了，没有人下乡了解情况，因此对你们的来信不能答复。”我们把以上情况反映给绥远省人民政府问事处。省人民政府问事处马同志和该县联系，仍然没有结果。五月二十四日，我们把有关详细情况汇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后，省人民政府派人民问事处马同志会同我们前往该县协商处理人民来信办法，可是仍然没有引起该县领导干部的注意。这三十件人民来信，还是没有答复。
我们要求该县人民政府从速清理所积压的人民来信，并保证今后不再积压，彻底纠正轻视处理人民来信的作风。 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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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辽东抚松县举办卫生展览会提高农民的卫生知识水平
编辑同志：辽东省抚松县人民政府卫生科从六月十二日到十七日在文化馆举办了卫生展览会，使六千八百十一人受到了爱国卫生的教育，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的爱国卫生运动。
展览会用模型、实物、挂图，说明各种传染病的来源和预防办法，并向群众宣传了科学接生法。
这个展览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有的干部反映说：“像这样的展览会，在抚松还是第一次见到。”有的街道的群众先看了，另一个街道的群众就提意见说：“为什么不叫我们先看呢？”有的老乡说：“真好啊，都是实在事，对咱们帮助可大啦。”在参观展览品时，观众都是很静心地听着讲解，谁有不明白的地方就马上问；听了一遍没记住，又回来重看，等听明白、记住了才走。
由于群众受到了教育，他们对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正确的认识，并积极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如城镇南关街居民葛兴民在看到毒虫展览会以后，马上就向展览会负责同志报告了某地发现蝇子的情况，并主动地要求领着民兵去把它们消灭。又如城镇某居民组长看见蚊子能传染疫病的宣传画以后，回去就动手填平了死水池，并积极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目前，该镇家家户户每星期都进行一次卫生大检查，彼此互相督促与推动。
这次展览会的展出时间虽然很短，但由于全体卫生工作者的努力和各机关的协助，基本上是成功的。给我们今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准备今后在农村里也举办这样的小型展览会，更好地把爱国卫生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中共抚松县委宣传部 王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