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苏联 斯杰潘诺娃
编者按：八月五日是弗里德利赫·恩格斯逝世五十七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苏联历史科学硕士斯杰潘诺娃特为本报撰写了这篇文章。
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伟大的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弗里德利赫·恩格斯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事业、为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舍己献身的典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内部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地要引导资本主义走向死亡，引导没有任何人剥削人和任何压迫的新社会走向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了崭新的、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创造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必须把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引导他们对资本主义实行冲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只有用强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和建成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为了战胜旧社会和创造新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工人党、共产党。
被他们的天才继承者——列宁、斯大林提升到新的、更高阶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学说，光荣地经受住敌人的无数次攻击和无数次考验。这个学说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列宁：“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
× × ×
弗里德利赫·恩格斯于一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城的一个纺织厂主的家庭里。还在少年时代，恩格斯看到工人的贫困生活和力不胜任的劳动，他就深怀着对劳动阶级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憎恨。后来，当他逗留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时候，恩格斯研究了英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并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不但是最受压迫的阶级，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最先进的阶级。年青的恩格斯充沛着意志和果敢的力量，和他出身的环境断绝关系，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和全部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
在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崇高事业中，恩格斯与伟大的马克思发生和发展了友谊。“古谭中有许多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有权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兼战士创造成的，这两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超过了一切古谭中最令人感动的友谊的故事。”（列宁：“弗里德利赫·恩格斯”）
恩格斯常常强调说，在创造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上，他演的是“配角”，在这个伟大事业上的主要功绩是属于马克思的。恩格斯写道：“马克思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并观察得更多、更快……。”“没有他，我们的学说远不能像现在所有的这样。因此，这个学说叫作他的名字是公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一九四八年版）
然而恩格斯在创造马克思学说中的个人贡献实在是巨大的。恩格斯在和马克思合作写成的许多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中以及在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底状况”、“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等）中，创造了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坚强的武器。
马克思逝世（一八八三年）后，恩格斯担起了完成出版“资本论”的工作。在马克思生前一八六七年的时候，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至于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完毕。恩格斯负起了整理的工作并把它出版了。在一八八五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在一八九四年出版了第三卷。列宁写道：“这两卷‘资本论’确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力作成的著作。”
作为科学家的恩格斯的特点，是他那令人惊奇的多方面的丰富知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学——恩格斯对这些科学都作过研究，并在这些科学中和马克思一起进行了真正的变革，真正的革命。
恩格斯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是一位革命家，无产阶级的领袖，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的热烈保卫者。
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时期，恩格斯和马克思曾为建立统一的民主德意志共和国而进行了斗争。一八四九年春，在德国西南部爆发了武装起义，恩格斯曾参加起义军，并对普鲁士军队作过几次战。马克思的女儿艾利奥诺拉在论到恩格斯时曾写道：“所有在战场上看见过他的人们，在日后很久还在谈述着他那种异常沉着的态度，和对一切危险的完全蔑视的态度。”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热烈战士。他在自己所写的某些论文中，揭露了英国在印度和在中国的殖民政策的卑鄙性和残忍性。在为纪念印度民兵武装起义而写的论文中，恩格斯以充满愤怒和激昂的言语直接斥责了英国统治阶级，他写道：“那些类似一片黑色的蝗虫对城市猛袭，并吃光他们在道途上所遇到的一切的成吉思汗和帖木尔的加尔木克寇群，若和基督教的、文明的、骑士的不列颠帝国的士兵们比较起来，他们或许是对国家的善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章，第三二四页）
从写了这些文章的那时起，资产阶级的“文明”越来越暴露了它的野蛮本质。美帝国主义吃人者在朝鲜所干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就是证明。
恩格斯愤怒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强盗的野蛮性，同时热烈地庆贺亚洲人民反对外国压迫者的斗争。在为纪念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写的论文中，恩格斯庆贺中国人民对外国人侵略的反抗的增强，他愉快地指出：“民众是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人的斗争。”（同卷，第一六五页）在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祖国独立的斗争中，恩格斯看到了这是全亚洲的新世纪的曙光。
在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无产阶级身上，恩格斯发现了永远消灭民族压迫和一切经济与政治压迫的力量。
教育无产阶级，帮助他们准备对资本主义实行冲击——恩格斯把这看作是自己一生的主要任务。
和马克思一起，恩格斯为创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使无产阶级摆脱与自己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进行了不倦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一八四七——一八五二年）和在第一国际（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年）的活动，和他们反对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单独地负起了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重担。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单独继续担负着欧洲社会主义者底顾问与指导者的作用。无论是虽受政府压迫，但力量仍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或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须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动作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过意见，请求过指导。他们都从年老恩格斯底丰富知识与经验宝库中领到过指示。”（列宁：“弗里德利赫·恩格斯”）
恩格斯怀着巨大的同情心注视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地主压迫的俄国革命者的斗争。他预见地指出了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中是起着转捩点的作用的。恩格斯希望他能够“看一看二十世纪”，并活到俄国革命的时候。可是恩格斯的这个宿愿没有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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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格斯逝世的那一年，年轻的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俄国国内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萌芽。就在这时，斯大林同志开始在南高加索走上了他的革命道路。
列宁、斯大林不仅在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学说，而且发展和丰富了这个学说，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斯大林同志教导人们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活的、创造的、发展的学说。斯大林同志写道：“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历史正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创造性学说的力量和生命力，带来日益增多的证明。跟随着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已走上了无产阶级天才导师和领袖所指示的道路。中国人民已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在各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扩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旗帜下斗争着的共产党，正在世界所有国家里发展着和巩固着。
尽管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右翼社会党的走狗们用什么手段企图挽救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他们怎样处心积虑地来“消灭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学说正在完成着自己的全世界凯旋行进。
（附图片）
弗里德利赫·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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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
西南文艺界于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时，开始了文艺整风学习的准备工作。当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号召文艺界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以毛主席的文件为武器，深入地检查文艺思想。重庆市文联亦于是日召开了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准备文艺整风的动员。六月二十二日重庆市文艺界正式开始了整风运动。早在去年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展开之后，西南文艺界某些单位，如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创作研究室、西南军区某步兵学校文工团，以及云南军区全军的文艺工作者、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等，对文艺思想即已作了初步检查。在五月二十三日重庆市文联召开的西南暨重庆市的文艺工作者大会上，重庆市文联主席任白戈和副主席沙汀均作了报告。任白戈讲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文艺界在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中所获得的成绩后，指出了西南文艺界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号召大家要认真地、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为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而努力。沙汀在报告中检讨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一些具体工作，并希望全重庆市的文艺工作者在整风运动中，明确工人阶级的立场、思想、观点，在思想改造上取得胜利。
新华日报和“西南文艺”都陆续发表了一部分文艺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检讨性的文章。沙汀在“我对文联工作的初步检讨”一文中，检讨了他在西南和重庆市文联的领导工作中，忽视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他在对“西南文艺”、西南文联筹委会机关工作的领导中，忽视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西南文艺”发表了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该刊与群众的联系也很不够。在重庆市文联的领导工作中，他忽视了群众的文艺创作活动，例如去年重庆剧协举办了一次独幕剧的征文，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三百四十八件来稿，其中较好的如“老当家”、“光荣花”等都是工人的创作。沙汀说：“谁估低了它们的发展前途和它们在整个文艺事业发展中的巨大意义，谁就会犯错误。”但是他自己对这一部门的工作却极少主动的布置和检查。同时他对待“说古唱今”也采取不够负责的官僚主义态度，很少检查刊物的思想内容，以至刊物上不时出现表现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如最近一期发表了“劳动生产当模范”，就在那里公开宣传个人名誉地位思想。
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李长路在“电影、戏曲、文艺教学中几个问题的初步检查”一文中，指出了西南文艺批评空气的稀薄。如在西南放映电影“武训传”时，当初曾有人为它捧场，甚至鼓掌，但对这部反动影片的讨论，并未能很好展开；在戏曲的创作与演出中有反爱国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在文艺教学方面，如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重庆大学中文系等，都严重地存在着混乱思想。在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的文艺教学中多是搬弄资产阶级的洋教条，有人认为只有西洋的音乐和美术是科学的，中国的古代艺术与民间艺术不科学；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有人死啃着废纸残堆不放；在重庆大学中文系则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单纯的技术观点与教条主义的教学观点。
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团长陈播在“我的检讨”中，检讨了由于自己并未在长期战斗环境中彻底地进行思想改造，因而在进城之后没有抵抗得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袭击，以致给部队的文艺工作招来了损失。如由于不适当的注意“战斗文工团”的“专业化”，盲目的扩大组织、采购不必要的物资，错误地想把文工团建设成一个学院的样子，把资料室建设成小博物馆式的。而对于西南部队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却很少创作和演出。
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嘉瑞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中，检讨了他在云南文联筹委会机关领导工作中，忽视了文艺工作者到实际斗争中去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当文联筹委会有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减租退押斗争时，他就嚷着：“文联的人都调空了，工作没有办法推动。”对“云南文艺”，未能认真从思想上加强领导，以至刊物上出现了范启新反对文艺中有党的倾向性的错误言论。他还批判了自己在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倾向和过去在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西戎在“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自己”一文中，就川西区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混乱思想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进行思想改造，并且要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的重要性。
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系主任安春振在“在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上的检查”一文中，检讨了他在领导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教学工作中的盲目崇拜西洋和单纯技术观点。他说，同学们“可以创作出完全西洋风格的曲调与伴奏形式，而不能创作出有民族气派的为群众所喜爱的歌曲。”，“他们热衷于大的形式，看不起群众歌曲，甚至连荣获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歌曲比赛二等奖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样的杰作都看不上眼。”在实习演出的节目中，占了大部分的是群众不能接受的西洋的练习曲、舞曲。
重庆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何剑熏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一文中、西南人民艺术学院文艺教授袁珂在“初步检查我的文艺教学思想”一文中、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禾在“必须改造我的文艺思想”一文中，都分别批判了他们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艺教学中的教条主义。
西南人民文工团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春贵在“初步检查我们的工作”一文中，检讨了该团的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着的个人主义思想，如分配某人饰演某角色时，若被某人认为在这戏中是不能表现自己的，则“宁愿不演，原因是怕丢掉自己原来争得的‘表演出色’的牌子”；还有的人是“专为稿费而创作，写好一篇稿子之后就牵心挂肠的计算能得多少稿费，怎样分配花用”，“他们反对集体创作，为的是怕不能独享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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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北京市中苏友协举办“中苏友声”广播节目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为了大力宣传中苏友好，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各种先进的建设经验，从八月份起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中苏友声”广播节目。内容有苏联人民生活、苏联先进生产经验以及苏联音乐欣赏等各方面的介绍。广播时间定为每星期日下午八时至八时半或九时，波长为八五○、一○八○千周，北京市中苏友协所属各支会可组织会员准时收听。
“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五期内容介绍“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五期已于八月一日出版。这一期的主要内容有胡绳、于光远等的“我们的检讨”，对参加“学习”杂志编辑工作的同志以往所写的文章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作风，以及该刊一九五二年一、二、三期所发表的几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中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这一期的“学习评论”栏发表了“必须注意和学习经济工作”一文，指出无论是那一个工作岗位上的同志，都必须在各种程度上来注意和学习经济工作。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从这一期起该刊辟了一个专栏，选择这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和论文加以介绍和解释。这一期所刊载的是方元的“列宁论劳动竞赛”。
论文有赵毅敏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学习理论”，许邦仪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王朗超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等，后两篇文章可供整党建党学习参考。
从这一期起该刊新辟了“文件学习”栏，刊登了“陈云同志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等三个重要文件，以及帮助学习这三个文件的学习提要、资料和注释。
从这一期起，该刊恢复了“问题解答”栏。
此外，这一期还刊载了一篇读者来信综述，综合了读者对于该刊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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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话”的故事
——介绍第四野战军某部的“写话”教学经验
郑力
编者按：在学员们达到速成识字的目的以后，如何使他们将“两会”变成“四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四野战军某部的试点经验证明：在学员初步学会写字、听写以后，问答写话活动就成为提高学员写作能力、发展“四会”的最有效的办法。结合阅读，经过只十小时左右的教学，便能使完全不会作文的学员会写三百字以上的通顺的短文。本文用故事体裁，生动地介绍了这个经验。
研究难点找办法
王教员近来两三宵没睡好觉，有一个问题叫他苦恼。战士们学会了两千来字，说起话来也能滔滔不断，为什么写起话来却是这么困难？两个钟头写不出几句话，老是“抗美援朝”、“努力学文化”、“我要好好学习”这一套。
教学研究组开会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同志们认为这是写话的一个必经阶段，等一两个月，自然会慢慢地写得多、写得好。可是王教员不这么想。今年的文化教育，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以后又要教算术，如果现在不给语文打好基础，要完成今年的计划，那是困难的。再说战士们平日都像生龙活虎，可是一写起话来，却别得满头大汗。要是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困难，还能算一个好教员吗？最后还是指导员给出了个主意：“你先找几个战士聊聊，看他们写话的困难究竟在哪里？”
午间休息的时候，他找了一个中等程度的学员王文先谈话。
“你看写话难不难？”
“可不是，前天写话把我的脑袋都弄痛了。”
“为啥你们一写就是‘努力学习’、‘抗美援朝’这老一套呢？平常你们的话不是挺多、说得也挺好吗？”
“王教员，写话时脑子乱极了，又想写这句，又想写那句；这句话当中有两个字不会写，那句话当中也有几个字记不住。想来想去，眼看快下课了，只好拣天天见面的几句话写上去。”
“你说的这几句话就挺好，写下来就是一篇挺好的写话，干吗你不这样写呢？”
“这几句话要写倒差不多，只有三个字不会写。不过这是你问到我了，平常你总说写你心里想的、口里说的、眼睛里看到的，你不知道我想的、说的看到的可真太多了，叫我从哪里下手呢？”
王教员又找三个人谈了话，他们的意见都差不多。从这儿他悟出个道理——要是我问他们一句话，让他们把答话写出来，一定比较容易。
晚上教学研究组开会，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教员组长还提了个很好的补充意见：“你们这一班学员程度还很低，出问题不要太难，最好出一些大家都能答得上的问题；第一次的问题，只要用一两句话就能答完，以后可以逐步加深。如果一开始问题出得太难，恐怕大家不会答。你先作个样子给大家看。”
第一次问答写话
问答写话的第一天，王教员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多少岁？”、“你是什么地方人？”、“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你是那一年参军的？”、“参军以前生活怎样？”、“参军以后生活又怎样？”问了第一句，就让大家写；有几个人写完了，再问第二句；这样一句、一句往下问。
开始教室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笔在纸上刷刷地响。写到第三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停下笔来，有的搔脑袋，有的跟旁边的人商量。原来很多人不会写自己家乡的地名，被难住了。
“同志们，不会写的字可以查单字本，可以问同组的人，也可以问我。”
“教员，通辽两个字怎样写？”
“教员，韶关的‘韶’字单字本上没有。”………
为这句话就耽误了一刻钟。
下课以后，王教员看大家的作业本，比上一次进步多了。
王文先是这样写的：
“我叫王文先，我今年二十五岁，我是热河省赤峰县人，我家里有父親（亲）母親（亲），两个哥哥，两个少（嫂）少，四个至（侄）儿，大哥在区下工作，父親（亲）跟二哥在家种地，二少（嫂）是父（妇）女会主人（任）。我是一九四八年参的军，参军以前给大地主扛和（活），还当过猪官（倌），生和（活）很苦。参军以后，从东北打到广东，立了一大功两小功，现在学文化学军事，我感想生和（活）很好。这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
张大成是功课很好的一个同志，他却写得不很好。
“张大成：二十四岁，东北人，父亲、哥哥、嫂嫂、弟弟妹妹，都是种地的，四九年参军，很苦，很好。”
他为什么写不好呢？原来上一课轮到他站岗，迟到了，没有看到教员的示范。“都怪我粗心！”王教员生气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再看每个人的作业：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都多了一个“我”字，如果没有这个字捣蛋，每个人都可写出一篇比较通顺的短文。为什么大家用这么多“我”字呢？“王友明啦王友明，这都怪你自己不用脑子，为什么你在每一句问话里都安上一个‘你’字呢？又是‘你’叫什么，又是‘你’今年多少岁，……”想通了这个道理，王教员把自己批评了一顿。
碰到了困难
第二次问的是学习情况。一上课，王教员先把上一课的作业挑几篇给大家念了一遍。
“大家总说写话困难，这一次你们写得多好，已经是一篇小文章了。”
接受上次的教训，王教员又把问答写话的方法再讲了一遍，然后才提出问题让大家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家念没念过书？”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不念书呢？”（对于念过几天书的人问：“为什么你念书的时间这样短？”）大家都写得很好。
接着提第三个问题：“没有文化，工作上有些什么困难？”有的学员很快就写完了。教员便提出了第四个问题。
“教员，太快了，前面的我还没写完哩！”王文先第一个提意见。“我也没写完”，“我才写了一半”……，大家都嚷开了。
“没写完的还是写你的，问题我写在黑板上，待会儿你们再看好了。”
晚上王教员在教学研究组的会上提出了两个问题：
“有人写的快，有人写的慢，像张大成把八个问题都答了，王文先只答了四个，朱小贤只答了三个，这怎么办？”
“我本意让大家多写点，可是问‘为什么你在家不念书呢？’二十个人当中，十七个人都只写了一句。像王文先算是写得最多的，也只有两三句话：‘因为我家里穷，那有钱念书呢，连吃饭都顾不上。’怎样才能使大家写得多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说，十个指头有长短，学员程度有高有低，哪能都写得一般快呢！
对第二个问题，高一级的刘教员介绍了自己的经验：
“我那一班开头大家也写不多，可是一经启发，他们就写多了。比如说学员写‘家里穷念不起书’，你就该问‘家里怎么穷法？’、‘念一年书要花多少钱？耽误多少工夫？’、‘没有钱去念书，人家让不让？……’”王教员一听，心里就像开了一扇门，豁亮了。
指导员坐在旁边一直没吱声，最后大家征求他的意见。他说：
“第二个问题我没啥意见，我一直在考虑第一个问题。学员程度有高低，但总差不了那么远。王教员，你还是找写得快的跟写得慢的学员了解一下吧！”
克服了困难，大步前进
中午诊断时间，王教员找张大成跟朱小贤谈话。张大成为什么写得快呢？他说：
“我们大老粗学写话，最大的困难是手不应心。本来写字就慢，要是再碰上几个不会写的字，等你把字找出来，想写的那句话早忘的没影啦。回头再想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句话，费了劲找出来的那个字还用不上。所以我从第三句话起就用了个新道道，不会写的字空下，只管往前写。赶到把问题都答完了，再翻单字本、找课本、问同组的人、问教员，把空着的字补进去。王教员，你看……”
朱小贤不等张大成说完就插进去了：“原来是这么会事，你说的一点儿也不差，我为啥写的慢，时间都花在想单字上了。”
王教员一面听一面想：指导员虽说文化程度低，但多吃几年革命饭，可真不简单。
晚上，王教员好好地准备了一个教案，把学员可能发生的问题都作了准备。
第二天一上课，王教员先介绍了张大成跟朱小贤的经验教训，大伙儿都说：“原来窍门在这儿！”
这一次写的是“你的家”。王教员先问：“解放以前你家里的生活怎样？”让大家写得越详细越好。说完了就在教室里四处走，看大家写了些什么。朱小贤写了一句“解放前我家里很穷”，就把笔放下了。“你家里怎么穷法呢？”王教员问了一句。他又写了“全家五口人，指着父亲给人扛活来养活，吃不上，穿不上。”王教员又问：“吃不上穿不上，夏天的光景怎样？冬天的光景又是怎样？过年的时候又是个啥光景？”“你不是叫我们写快些吗？照你问的写起来不变成诉苦了吗？哪还有个完。”“没关系，今天只有两三个问题，你写得越多越好。”
别的人也有写完了等着的，王教员把朱小贤的情形跟大家一介绍，写完了的人也马上拿起笔，刷刷地写开了。
这一堂足足写了两个钟头，咱们看看王文先写的第一个问题吧：
“解放以前，我家租种大地主胡黑心两垧地，打的粮食够了交租不够还债，一年年拉几（饥）荒。我八岁那一年，赶上闹汗（旱）栽（灾），交不上租子，父亲压（押）进了派出所。冬天下三尺深的雪，连树都冻死了，我们弟兄三个都光着定（腚），不敢下炕。到了年下，地主家煮饺子，咱家老小五口喝了几口稀竹（粥）早早就睡了，躺在炕上听地主家的炮仗响。……”
不能自满，还要提高
搞了八次问答写话，学员们普遍能写五百字以上的短文了。刚好赶上了团里的庆功大会，王教员被大家选成青年模范，上台去介绍经验。
他谈完了经验，最后说了这么几句：“我能够取得这么一点成绩，主要是指导员领导得好，连里其他的教员同志也给了我许多帮助。顶重要的是我随时随地了解学员的困难，把困难搞清楚了，想办法也就容易了。这一点完全是指导员教给我的。
“在我们的经验里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问答写话怎样跟讲课结合？怎样跟阅读参考读物结合？问答写话怎样过渡到一般的写作上去，我们已经开始搞了，还没有啥经验。
“问答写话是提高写作能力的一个好办法，我希望大家都来采用！我们的经验里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希望大家在执行当中修正，补充！”
台下发出了像暴风雨一样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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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宝写书
（根据高玉宝写的“我是怎样学习文化和学习写作的？”一文而作）
陈兴华 画
十六、团宣教股长迟志远同志，为了教育我们，和我订出了交换条件：他叫我讲一段旧书，他就给我们讲一段新书——“社会发展史”。我们受到很大教育，我决心努力学习。
十七、一九四九年八月，部队住在长沙北面，我当军邮员。我向小孩子借了一本米谷同志画的“少年毛泽东”的连环图画来看，看到“毛主席少年的时候很好看旧小说。有一天他忽然发生了一个疑问：他所读的小说中，主人翁为什么总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永远看不见一个耕田汉？”这一段话时，我想：是呀，我也看了好多旧书，为什么穷人没出过一本书呢？
十八、我觉得那些文臣武将，飞檐走壁的故事没有什么道理，不如看新书。我把身边所有的旧书，全部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