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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底优秀活动家
——纪念安·亚·日丹诺夫逝世四周年
苏联 阿·朱巴烈夫
编者按：今天是苏联共产党领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日丹诺夫同志逝世四周年的日子。日丹诺夫的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问题的报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有重要贡献。我国文学、艺术、哲学及其他思想工作者都应该从日丹诺夫同志的理论工作中汲取新的力量，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四年前，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共产主义的热情战士、列宁斯大林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忠实儿子、优秀活动家安得烈·亚历山大维奇·日丹诺夫的心停止跳动了。
伟大斯大林的忠诚学生和战友安·亚·日丹诺夫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的党，献给了自己的人民和所有先进的与进步的人类。他是一位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思想、争取为共产主义胜利的热情战士。安·亚·日丹诺夫由于自己对列宁、斯大林党的事业和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而博得了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人民和所有先进的与进步的人类的爱戴。
安·亚·日丹诺夫在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诞生于玛黎乌鲍里城（现日丹诺夫市）的一个学校督学的家庭里。他看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横暴，看到了沙皇俄国工农们的贫困、饥饿和无权，他在青年时代就对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尤其对革命运动发生了兴趣。在一九一二年当他还是特维里城实业学校学生的时候，他就在校内创立了学习社会民主思想的小组，读到了遵照列宁指示由斯大林所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这个报纸把革命力量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并为它指出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活动的方向。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末，安·亚·日丹诺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特维里城工人区中积极地进行了党的工作。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特维里市委员会委员。
在安·亚·日丹诺夫被征募入沙皇的军队中后，他在兵士中进行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鼓动。一九一七年在沙德林斯克城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乌拉尔的准备和实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安·亚·日丹诺夫担任了在红军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并在乌拉尔和特维里指导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在苏维埃国家转到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的年月里，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和群众的组织者的安·亚·日丹诺夫，在党和苏维埃建设的不同地区内进行了忘我的劳动，为列宁、斯大林党底总路线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从一九二二年起，日丹诺夫是特维里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一九二四——一九三四年间他担任过联共（布）党高尔基省委员会书记，继后，又担任党的边区委员会书记。他高举着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旗帜，奋励地坚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深刻地注意着实际的经济建设事业。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安·亚·日丹诺夫被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在这个时期中，日丹诺夫加入了斯大林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曾对信心不坚者和投降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保全了伟大的列宁旗帜，把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引导苏联人民踏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确保了在苏联国内社会主义的建设。
一九三○年七月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安·亚·日丹诺夫被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又被推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时期，日丹诺夫执行了党和国家方面的重大工作，他以极大的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和发展历史科学及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上。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谢·米·基洛夫被托洛茨基凶徒阴谋暗杀之后，党就派日丹诺夫到列宁格勒去，他曾在那里领导党组织工作达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四——一九四四年）。他以其所固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热情，鼓舞和指导列宁格勒城的布尔什维克们去无情地打击和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特务、暗害分子和杀人犯以及祖国的叛徒、两面派分子的残余，他动员列宁格勒城布尔什维克们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的周围。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前夜，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任安·亚·日丹诺夫领导全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日丹诺夫被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安·亚·日丹诺夫奉了党和苏联政府的委托，进行了组织保卫列宁格勒免受德国法西斯匪徒侵犯的巨大工作。日丹诺夫直接领导了在列宁格勒城下击灭希特勒匪徒的斯大林天才计划的实际执行。
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当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人民转向和平建设的时期，日丹诺夫对于实现约·维·斯大林的指示和关于开展国内思想工作以及关于苏维埃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党的决议的事情，寄予巨大的注意。他的关于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的光辉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理论发展中的重要贡献，这些报告指出了今后在苏联国内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途径。
日丹诺夫对于在文学战线上的严重缺点——对于个别文学家的缺乏思想性、缺乏原则性、不问政治的态度和在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面前的卑劣性的表现给予了批评，他全面地阐明了苏联作家面临的重大任务。安·亚·日丹诺夫指出了党和斯大林同志个人对于在苏联国内创造丰富的精神文化的不断关怀，他确定了苏联文学和艺术在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及意义，并号召苏联作家们要时时刻刻遵守在文学中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要创造教育苏联青年具有共产主义伟大思想精神和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艺术作品。
安·亚·日丹诺夫特别强调苏联作家和一切思想战线的工作者必须注意向帝国主义反动派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所散布的毁谤，展开无情的斗争。他号召一切思想战线的工作者们，“不仅要给予反动派对我们苏联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恶毒毁谤和攻讦以还击，而且要大胆地抨击处在虚弱和腐败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文化。”
安·亚·日丹诺夫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于哲学讨论会上发表的演说，对于思想工作的各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日丹诺夫在这篇演说中，揭发了在哲学战线上的所有的严重缺点，给哲学史的对象下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义，确定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工作水平的道路。日丹诺夫号召苏联哲学家们：“领导思想战线工作者的队伍，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经验和解决社会主义新的问题时，要充分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大胆地把苏维埃社会的理论、苏维埃国家的理论、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伦理学和美学向前推进。”
日丹诺夫尖锐地批评了客观主义、不问政治和在资产阶级哲学面前奴颜婢膝的态度，斥责了那些轻视现代主题的现象，他号召苏联哲学家们大胆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地进攻性的斗争。日丹诺夫全力指出，“关于布尔什维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对于我们哲学家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
“在我们苏维埃社会，”日丹诺夫说，“已经消灭了互相对抗的阶级，因此新与旧之间的斗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表现在对抗阶级和急变的斗争形式中，不是表现在社会生活激剧破坏的变革中（如像资产阶级社会那样），而是表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中，这就是我们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是党所掌握的强大的工具，这无疑是新的运动形式，新的发展形式，新的辩证规律性。”
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日丹诺夫领导下于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苏联音乐家会议上，他所发表的演说，对于发掘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内社会主义文化及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这篇演说中揭发了音乐中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并谴责了这种倾向对俄罗斯古典音乐和俄国古典歌剧优秀传统的蔑视，揭发了音乐中的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影响的表现。安·亚·日丹诺夫说：“谁以为俄罗斯民族音乐或者是加入苏联的各苏维埃民族的音乐的兴旺，就表示是缩小了艺术中的国际主义，那就犯了重大的错误。艺术中的国际主义并不是诞生在缩小民族艺术和使其贫乏的基础上。正相反，国际主义是诞生在民族艺术兴旺的地方。忘记这条真理——就表示是丧失领导路线，丧失自己的面目，成为孤寡无亲的世界主义者。只有那拥有着自己高度发展的音乐文化的民族，才能评价其他民族的音乐富源。不是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人就不能成为音乐领域中的国际主义者，像其他一切领域中的情形一样，如果说，国际主义的基础是尊敬其他民族，那么不敬爱自己的民族的人，就不能成为国际主义者。”
安·亚·日丹诺夫曾是列宁与斯大林的伟大思想的最有才干的宣传家。
作为最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之一的日丹诺夫对于团结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反动阵营进行斗争的事业给予了极大贡献。他在自己许多演说中光辉地阐明了国际形势及世界革命运动最重大的问题。日丹诺夫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几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发表的报告中曾对战后世界局势作了深刻分析，他极明确地说明了政治力量的新配置情况，并揭穿了“马歇尔计划”是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奴役欧洲的计划。
安·亚·日丹诺夫揭露了右翼社会党人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仆从，他指出了为争取和平、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底斯大林纲领的伟大性，并号召民主力量向美英两国新战争贩子们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他说：“必须注意到，帝国主义者想发动新战争的愿望是一回事，而真正举行这种战争的可能性，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中间的距离是相隔得很远很远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有战争发生。站在和平方面的势力如此强大，只要这种势力在捍卫和平事业上能坚持到底，只要他们表现出充分的坚定和强硬精神，就能使侵略者底计划遭到完全的破产。”
安·亚·日丹诺夫的演说——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在这些演说中说明了他把革命的实践和革命的理论是如何惊人地结合起来。
安·亚·日丹诺夫的生平与活动——就是为列宁、斯大林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热烈斗争的范例。
（附图片）
日丹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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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法观点是怎样包庇了反革命罪犯的
周增华
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镇压反革命和保护人民是它最根本的任务。但是，有一些司法工作者，尤其是没有经过改造的旧司法人员，却在审判反革命案件时表现了毫无人民立场，敌我不分；甚至是站在敌人方面，直接包庇反革命罪犯，危害国家和人民。
第一，他们时常援引旧法中的“法律不溯既往”，来宽恕那些解放以前有血债的罪恶深重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认为解放前的犯罪“已失时效”，可以“不究”，随意减轻或取消对反革命分子的惩处。川北区反革命犯李定廷在一九三五年当地红军转移后，曾陆续杀死革命干部刘俊等九人，解放后又进行反革命宣传，威吓农民，不让农民参加农会。而川北剑阁分区某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在处理此案时，竟认为“被告杀人是在解放前”，“既往不究”，现在只能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款以制造和散布谣言论罪。所以只判了三年徒刑，把李犯杀害九条人命的血债一笔勾消了。徐州市反革命犯王金奎，当过蒋匪军的侦缉队长和日伪军的便衣班长，曾亲手枪杀我抗日游击队长赵广友，并杀害自己的妻子；解放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群众恨之入骨。但经公安机关逮捕送交徐州市人民法院后，旧审判人员杨仲轩也以“既往不究”为理由，只轻轻地判了四年徒刑。后经千余群众联名要求严惩，并经当地党政领导机关指责，才改判死刑。谁都知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人民遭受反革命的屠杀，血海深仇，是只能记在心里，无处申诉的。只有在人民掌握了政权的现在，才有可能来追究法办这些凶犯。可是现在竟有人跑出来说：“法律不溯既往”。请问这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呢？是要保护谁的利益呢？
第二，对于阴谋组织暴乱或潜伏待机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当作一般的“预备犯”或“未遂犯”主张从轻惩办，甚至主张“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如反革命犯牟均，解放后潜伏在西康省雅安城，组织伪青年军人员，勾结匪首李驎，准备里应外合，攻打雅安城；牟犯并直接负责指挥城内匪徒及内外联络。对这样一个罪恶重大的反革命罪犯，西康省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竟以“暴动未遂”为理由，只判处六年徒刑。又如反革命犯阮雄飞，曾历任蒋匪军反动军官多年，解放后仍纠集坏分子，伪造印信，收集长短枪支和六○炮等武器，策划暴乱，密谋颠覆我人民政府，而徐州市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亦以“暴乱未遂”为理由，仅判八年徒刑。直至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才经群众坚决要求，改判死刑。请问：对于那些时常在待机暴动、阴谋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罪犯实行宽纵，究竟是何居心？难道一定要等他们颠覆了我们的人民政府、“达到目的”之后再严惩吗？这样做除了使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时更加方便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
第三，在人民法院中搬用反动法院那一套机械的“司法程序”和“管辖制度”，时常强调什么“非本庭管辖”，“须另案起诉”等等，对反革命罪犯置之不理，任其逍遥法外。如贵阳市一个审判人员在审理一件民事案中，对当事人的一方揭发另一方的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即藉口这是“刑事部分”，须“另行审理”，“自己管不着”，不予受理，使反革命分子趁机脱逃。后幸经书记员报告院长，才追捕归案法办。南京市俞悠兰、尹联邦等在房屋租赁案件中，曾当庭检举对方陈正文、吴炳兴是大恶霸、反革命分子，南京市人民法院承办人员却说：“我只管民事，反革命部分你另向刑庭或公安局告发吧。”在另案告发以前，反革命分子逃了。直到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群众再度检举，才捕回法办。坚持这套反动的“司法程序”和“管辖制度”的人，如果不是有意给反革命分子网开一面，使其有机会脱逃，又是为了什么呢？
此外，还有许多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的“理论”和“理由”。例如，湖南省人民法院旧司法人员黄子岘给一个解放前长期从事特务活动、解放后又伪造印信、向群众进行敲诈的反革命犯减轻刑罚，理由是该犯“虽一贯危害人民，但年纪还青”。该犯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更肆无忌惮，三次组织越狱，并企图毒杀我看守人员。黄子岘在审判反革命分子苏松杨案时，更荒唐地以“文化过低，学习时间很少，阶级觉悟不够”为理由而予以减刑。浙江省反革命犯吴鹤永曾任伪军营长，杀害我叶维成等二位革命同志，并曾抢劫民财、烧毁民房、强奸妇女，解放后仍很反动。专区级法院判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已属宽大；但该省人民法院吴宗岐在复核时却以“综合该犯罪恶尚非严重”等为词，减处徒刑十二年。试问究竟什么才算“罪情严重”呢？尤其反动的，是把犯反革命罪称为“职务犯罪”，把反革命分子拒捕时杀害革命人员叫做“正当防卫”。这样的司法人员如果本身不是反革命分子，那就是反革命分子的可耻的“义务律师”！
试想，如果我们不能把以上形形色色的极端反动的旧法观点从人民司法机关中清除出去，而任其存在、散播，我们的司法机关能够称做人民的革命的司法机关吗？能够称做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吗？它们能够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打击与镇压革命的敌人吗？完全相反，它们只能保护敌人，危害革命人民！全国人民起来，彻底地无情地检举揭露一切坚持反动旧法观点的司法人员，坚决肃清反动的旧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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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企业生产会议的效能
“劳动报”八月九日发表社论，指出开好企业生产会议的重要，摘要如下：
我们工业中所累积的大量经验非常确凿地证明：生产会议是发扬劳动人民首创性的可靠手段。在这种会议上，工人们批评劳动和生产组织中的缺点，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帮助发现和运用新的潜力。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宝贵的创议，并促使先进经验得到交换。
为了有利于工作，应当把生产的根本问题，如怎样使用机器，怎样向非生产性的耗费进行斗争，怎样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等等问题，提到生产会议上来讨论。使全体人员注意到这些问题，可以引出源源不绝的宝贵建议，发掘新的潜力并提高每个人对工作的责任感。
工人们在生产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忠告和批评，是他们的大量实践经验的体现。对于这些宝贵经验的任何细节都不应使其落空。对于任何一个批评的意见都不应轻轻放过，或不加注意。但是，实际上，大家现在还远没有做到使生产会议上所提出的各种建议，都付诸实施，并且经常根据批评性的发言，采取以尽快消灭缺点的办法。
职工会组织的责任是要使生产会议发生效能，它应当向上级经济组织和职工会组织提出那些以冷淡态度压制竞赛者的首创性的车间和企业领导人的问题。凡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宝贵建议的每一事实都应引起工会领导者的警惕，因为漠视工人的忠告和建议比任何事物都更会阻碍工人的首创性的展开。
工厂和车间的群众生产委员会应当确立严密的制度。监督生产会议的建议的实施，这些建议的条文应当揭示在车间的显著地方，同时并应指出实行这些建议的确切日期和有关负责者的名字。这种公开的登记可以提高实现建议的责任感。必须懂得：只有当人们看到他们的适当的忠告被重视，他们的建议被实施的时候，会议上的积极性才能提高。
到现在为止，仍有一些企业为了办形式手续，而匆忙地、毫无准备地举行生产会议。此外，由于这种会议只是在日班时间举行，也就人为地缩小了会议参加者的人数。有时会议上的建议过于一般化。例如在伊万诺沃的富尔曼诺夫第二工厂的第三纺织车间，经常通过这类毫无具体约束的决议：“依照图表工作”，“改善产品质量”，“保证修好机器”。当然，这种一般性的决议是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的。
职工会组织应当不是临时而是定期地召集生产会议。它应当预先将会议的议程、地点和时间通知工人们。它应当吸引领班、经济人员和计划人员参加问题的讨论。这样才可能更深刻地分析节约指标，说明造成非生产性耗费的原因，并更全面地确定任何一个建议的效果。
做好新学年的准备
“真理报”八月四日发表以“做好新学年的准备”
为题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苏维埃学校全部工作进一步改善的道路上，准备新学年的时期是最重要阶段。在这个期间，学校工作者做出上学年的总结，拟定提高教学工作质量的办法，注意学校对课程的教材的准备工作。
苏联学校全部工作的成功关键，首先在于教师。人民教师在我国受到最大的尊敬。斯大林同志指示说：“人民教师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设着新生活的我国伟大劳动人民队伍的最必要部分之一”。
八月间，各地都要举行区的例行教师会议，会议应该根据上学期的总结深刻分析，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协助教师有组织地开始新学年，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广泛采用优秀的教师和学校的经验。
提高学校教学工作质量的任务，应当是国民教育全体工作者的注意中心。
在学年开始时，使全体学生得到所需要的教科书是很重要的。应当加速教科书的印刷工作，及时完成教科书的出版和供应计划。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学校对新学年的物质、技术准备工作如修建校舍，以实物教材、仪器和教学文具供给学校等等得以及时完成。
学校对新学年的准备工作是国家的重要事情。地方党组织、苏维埃、职工会和青年团组织应当经常关心学校，把学校对新学年的准备工作置于始终不懈的社会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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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老干部学习速成识字的经过
李占魁 讲 李英才 记
我叫李占魁，七岁上死了娘，十一岁给地主当牛倌，稍大一点就扛零活；成天挨打受骂，从小就是个狼不吃狗不啃的孩子。一九三三年，我参加了红军；后来随着队伍北上抗日，在平型关战斗中我挂了花，转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当管理员。这时机关里头开展文化学习运动，我认为只要让同志们能吃的上穿的上，自己埋头苦干，联系群众，对党对人民忠实，就是个好管理员，用不着学文化。与其学文化，还不如让我背上粪筐，拾两泡粪，种上些北瓜，让同志们吃吃，而且瓜瓤子还可以喂猪，猪长肥了还有猪肉吃，改善伙食，这岂不比学文化强吗？所以就强调工作忙，没有学。
一九四九年，我到太原去参加接管工作，担任公安厅总务科长；待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厅长就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学文化。他说：“没有文化，现在吃不开，将来也吃不开。”我听了大不以为然。心里说：“怎么吃不开？我来的时候，总务科连个窗户纸都没有，现在仓库里堆得满满的，没文化不还是照样行。”当时认为：“没文化就算科长当不了，还不是可以当排长当战士？”可是厅长接着又说：
“将来没有高小文化程度，连个警察都当不了。”我一听就火了，心里说：“好，科长当不了，连个警察也当不了啦！”“没文化吃不开，不吃算了。”我觉得我在过去二十来年中拿着枪杆子，在前方和敌人拚死拚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没文化，反而吃不开了。心里闹起情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瘦下来了。回到北京，三番五次请求组织调我到朝鲜前线去。我自己盘算着：“没文化，照样能拿枪杆子和美国鬼子拚命。”但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没有批准。
在北京碰见不少过去的老战友，一见面人家都问我：“老李，文化学得怎么样了？”我说：“差不多了。”实际上究竟“差多少？”我自己心里明白：“差的很远。”有一天，到上级机关去谈工作，一进门就在传达室碰上难题了。人家让我填“来客登记表”，我一瞧，“外国人看戏，霎眼啦。”我衣袋里插着钢笔，可是三年没怎么灌过墨水，我写不了字。当时拿着笔，别的我脸红脖子粗，到底还是让别人替我写了。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厅长的话的正确，没文化确实是吃不开了。这么点小事办不了，以后要是做个领导干部，那困难就不用提了。我想起毛主席在延安说过的话：“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有不少知识分子都工农化了，我这个工农干部，为什么还不能知识化呢？过去需要我拿枪杆子和敌人拚死拚活，现在不需要我到前方，我参加了后方的工业建设，就应该拿笔杆子了，我要下决心学文化，不应该老一个劲儿“差不多”了。
正好这时候，北京市第二区干部速成识字法实验班开班了。组织上让我参加学习。我一听，三个月就能认识几千字，还能写信看报记日记，这可真是个好事，自己的包袱也可以卸下来了。可是心里又想，过去许多老同志，在文化学校学习好几年，写个什么还是稀松二五眼；小学生念五六年书，还不顶什么事，这才三个月，又是每天两小时学习，自己岁数大了，还能学会吗？我便到处打听，回答都是一致的：“就是快。”你说不信吧，人家都这么说。信吧，又恐怕真不保险，所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看看究竟是什么法子，灵不灵？
我终于进了学堂门，开始学文化。这是我四十多年来的一件大喜事。学校召开动员大会的那一天，我高高兴兴地去了。临走时听见工友们在背地里议论：“李科长这么大的岁数，还学什么文化？”我一听，心里别着一股劲，出了门就到理发馆，把小胡子一剃，把脸刮得净光，就到会场去了。会场里可真热闹，清洁队和被服厂工人班的学员都参加了。老师们给我带上一朵大红花，我坐在那儿，听了两个报告：四十七岁的清洁队工人李生成，叙述了第一天突击了九十个生字、第二天突击了一百二十个字的经过。清洁队工人王铭尚说，他原是一个根本不信速成识字法的人，过去只认识四五百字，经过突击一下认识了一千六百多。这一下，我心里可就豁亮多了。比我岁数大的人都能学会，我自己又为什么不能学会呢？这时候我们机关的首长当场向我们保证：领导上绝对大力支持，保证大家能完成学习任务。我再也坐不住了，跑到台上讲了话。我说：“过去，我一直是个半文盲，认不得几个字。如今我要在三个月里提高到高小程度，这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们的首长六十八岁了，还在积极为人民服务，我今年才四十一岁，要是把文化学好了，我起码还可以给人民做二十年的勤务员。我一定下决心学，把这次学习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
六月十八号，学校开学了。头一堂学注音符号。我一看，好家伙，这些字母像字又不像字。心想中国字还闹不清，弄些外国字干什么？老师在台上把三十七个字母念了一遍。我一听，有从鼻子里出来的音，也有从嗓子眼里出来的音，还有从翘起的舌头发出的音。我在山沟里呆了这么多年，连听也没有听过，不知怎么念法。后来老师说：“这三十七个字母学会了，什么字都能认识。”我就下了决心：用劲地念，没想到一会儿就念会了。
不久，学拼音了。我看见双拼音表上有的写着红字，有的写着蓝字。别人说：“红字是汉字音，拼的时候轻重要分开。”我一想，红字是男子的音，蓝字就一定是女人的音；那么汉字的音就得重些，女人的音就得轻些。可是拼了半天，老拼不好。老师发觉以后告诉我：“不对，你弄错了，汉音是代表中国所有汉字的音，不是男子的音；拼的时候，要前音轻短后音重，不是前音重后音轻。”她教了我几遍，我领会了它的精神，就能顺利地拼音了。
后来又突击生字，拼出来的音，我老不敢肯定。像“花”字，我一个劲地把它念成“ㄏ—ㄨ—ㄚ，ㄏ—ㄨ—ㄚ”，别人听不出是“花”音，还不是别的什么音。经过小组同志的帮助，我才知道拼一个字，要沉着，一边看字母，一边看字形；拼的时候，切忌拐弯子，要稳要准，还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这样音就自然而然地发出来了。
突击完生字，就进入阅读阶段。我的劲头很大，念到“交通工具”那一课：“陆上有火车，海里有轮船，空中有飞机。”我被“飞”这个“捣蛋”字难住了。我原来不认识它，可是我一念就知道这是个“飞”字，因为空中就只有能飞的东西，例如飞机之类。句子上下一顺，就可以读出字音来；不过可得细心，不能瞎念，一边“顺”，一边看字形，注意它的偏旁部首，字形字义，这样多念几遍，自然就可以把“捣蛋”字消灭了。
随后一边阅读，一边就练习写字了。我过去没写过字，一拿笔杆子就是一头汗。头一回写，总共只写了不到二十个字，铅笔却断了好几截儿。以后我又接着写了几天，就慢慢熟练起来了。我心里想：“没有动手写字以前就感到困难，写起来却又并不算啥。”我一开头写字，不是看一笔写一笔，而是看一个偏旁写一个偏旁。譬如牜或是金旁，我看一眼就能写下来。有的字常常是由几个字组成的，顶多看上三眼就可以写下来；即使是一个捣蛋字，多写它几遍也就熟悉了。
接着是抄写生字表。我联系自己的思想，琢磨着每一个字的意思练习写，把生字“同志们上课了学好文化做工作”改写成“同志们上课了学习好文化，做好工作，不怕困难多，练习好了向人民服务到底”。老师指出这个法子不错，既练习了抄写，又练习了写话。后来我们这个小组，就都这样做开了。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精读和精讲。有一天读到“最后一次党费”那一课，我被感动得掉下泪来；我想起了过去的许多老战友，他们在敌人的刺刀下，不屈不挠，表现了共产党员最高贵的品质。他们在临死前一秒钟，还在想念着党，想念着未完的工作。
我们的学习，就要进入写话和写作阶段。我相信，只要联系自己过去的斗争经验，把学得的生字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写作上的困难是同样可以突破的。
现在我已经认识一千八百个生字，能看工人日报，能写便条，不久就要准备写工作日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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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大进军
彭彬 孙翰春 作
一、张来福在军区速成识字实验班学习了一个月，认会了两千三百多字，带着“学习模范”的奖旗，回到五连连部。
二、这个消息马上传遍了整个连队，大家有的不相信，有的想听听经验。连长说：“这个成绩我也有些怀疑，可是军区教的，不会假了，咱们先来当众测验，明天再给大家报告经验。”张来福从别人手里接过一本“永不掉队”的小说来，随便翻开一页，就清清楚楚地念完了。听的人都出了神。
三、第二天，五连开了个欢迎大会，请张来福同志介绍他的学习经验。读者们，下面就是他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