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河北省人民法院处理案件不负责任偏听偏信
错判郑洛权等六人死刑和长期徒刑
经最高人民检察署等有关机关深入调查现已纠正
河北省人民法院在处理安国县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一件伤人致死案中，由于偏听了死者家属郑义的诬告，错误地判处被告郑洛权等六人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引起当地群众的极端不满，纷纷向中央申诉。经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会同河北省及有关专区、县、区的党政机关派人到当地详细调查，已经查明这一诬告案的全部事实，证明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
原告郑义是共产党员，原任河北省军区副教导员，家住安国县门东村。一九四八年，他向安国县人民法院控告该村党员干部郑洛权和贫农团积极分子徐贯卿等在一九四七年安国县进行土地改革时故意提高郑义的家庭成份，主谋杀死郑义的哥哥郑生华。同时还控告郑洛权在敌伪统治时期“和伪大队长勾结，报告我军活动情况”；“领敌抓捕工人李小辈，将枪送与敌人，并促工会干部自首”；“敌特抓捕王培山时，王逃跑到胡同口，被郑洛权上去将他抱住”；“主动活埋我方敌工人员马先生”。郑义曾亲去中共安国县委会，坚决要求将郑洛权处死。安国县委会调查后，发现郑义的控告和事实不符，即予拒绝，一直没有处理。以后该案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定县专区分院调去直接处理。郑义又曾多次要求定县分院处死郑洛权。定县分院调查后，仍发现事实出入很大，在一九四九年底作出决定，认为郑生华之死与被告郑洛权、郑吉苍、刘哲彬无关。郑吉苍虽曾打过郑生华，但只是由于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一般群众性的激愤情绪所造成，不应判罪，被告徐贯卿因私人成见吊打郑生华，应判处徒刑两年。该判决尚未公布，被告家属即因案件拖延太久，迳自呈请最高人民法院转令河北省人民法院处理。
河北省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曾于一九五○年四月派人会同专区、县有关机关到门东村调查了七天。但由于该院领导上和承办人员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偏听偏信，主观武断，不认真研究定县专区分院已有的实际调查材料，仅仅根据原告郑义是多年的革命干部，即断定被告郑洛权等一定不是好人，因而在调查中只注意收集对被告不利的材料，其他材料根本听不进去。门东村和附近村庄有的群众向他们反映真实情况，他们都置之不理，武断地认为是“偏袒”、“包庇”被告，互相“串供”。他们在调查中共接触了二十七人，有九个是郑义串通好的和因其他原因不满郑洛权的人，五个是地主、富农，两个是郑义的家属，还有反动会道门分子。在审讯和评议中，即把郑义的诬告材料和调查所得的不真实的反映当成唯一的依据，对被告郑洛权等所提出的种种事实不予重视，武断说他们“狡猾”、“抵赖”，“拉拢群众”，并给被告郑吉苍等上手铐来逼供。在被告郑洛权等始终不承认郑义捏造的罪状时，河北省人民法院竟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极不负责地作出了骇人听闻的判决：“被告郑洛权一九四一年充敌联络员，与敌伪李队长勾结，报告我军活动情况，复协助敌人抓捕区干部王培山及挟仇主谋策划杀害村干部之所为，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徐贯卿为挟仇积极参与及布置杀害村干部之所为，判处无期徒刑；郑洛帅、刘哲彬为效忠郑洛权，利用干部职权积极参与杀害村干部之所为，各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郑吉苍为实现郑洛权等意图，毒打村干部致死之所为，处有期徒刑十年；郑苦床为挟嫌参与杀害村干部之所为，处有期徒刑三年。”
在郑洛权等人被扣过程中，门东村和附近六、七个村庄的党员、干部、群众和被告家属曾多次向河北省人民法院和有关机关呈递意见书，奔走申诉，一致保证郑洛权是一贯忠实于革命的干部，要求实事求是地迅速处理该案。河北省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公布后，群众大哗，立即上告到中央。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得悉这一情况后，于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函告河北省人民法院，将该案暂时停止进行；并于三月三十一日派员会同省、专、县、区的工作人员，共同到当地十五个以上的村庄进行了调查。凡是该案中所提到的地点，都一一前往调查。该案原告和被告的家属，当时和郑生华同时被扣和同屋拘押的地主、富农、看管被扣地主、富农的民兵和贫农代表，抗日时期领导该村工作的有关干部，以及邻近各村的有关党员、干部和群众，凡是能够找得到的，都一一作了调查访问。最后肯定了郑义对郑洛权等人的控告完全是诬告。
根据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郑洛权并不是叛变投敌的坏分子，而是一贯忠于革命的干部。他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就参加了村政权工作。以后门东村变为游击根据地时，他仍然坚持抗日斗争，在一九四○年被群众选举为抗日村长，工作一贯积极负责。因在扩军和贯彻统一累进税中有良好成绩，曾得过全县模范奖旗。他在村中建立了小学和民校，切实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一九四二年日寇进行“五一”大扫荡后，环境更加艰苦，他经组织委派任应敌村长。在长期的尖锐的对敌斗争中，他经常护送我方干部穿越封锁线，营救过抗日干部王醒凡、朱贵同和马乱山等多人脱险，并经常在村掩护我方党政负责干部。该村党政工作始终未遭破坏，他是有一定功绩的。他曾经奉组织委派和伪军李文焕联系过，但并不是“和伪大队长勾结，报告我军活动情况”。他也没有“领敌抓捕工人李小辈”，而是在李小辈被敌人抓去毒打时设法将李小辈保释出来。区干部王培山的被捕，也不是他上去将王抱住，而是敌特要他帮助追捕王培山，他急中生智，假装摔倒，应付过去了。郑义所称被活埋的马先生，现在查明是汉奸特务的狗腿，当地群众对他切齿痛恨，曾再三要求将他铲除；后经抗日政府同意，由郑洛权等协助区小组班长将他处死。郑义的哥哥郑生华之死，也查明根本和郑洛权无关。事实是：一九四七年冬门东村进行土地改革，郑义的家庭因剥削和虐待雇工，被评为富农成份（后来纠偏时改为富裕中农），郑生华、郑生禄与该村其他地主、富农同时被扣。郑生华在被扣期间精神失常，企图夺枪逃跑，和民兵发生冲突。适有两个过路的战士在附近住宿，听说是地主、富农夺枪，愤怒之下，便帮着民兵把郑生华打伤了。被告中当时只有郑吉苍、徐贯卿、郑洛帅在场，其余郑洛权等三人根本和此事无关。郑生华因伤势日重而死去以后，群众怕郑义报复，就由贫农团和新农会向工作组建议，把郑义从部队上要回，扣押在村中。后因罪嫌不大，送县扣押数日即让他仍回部队工作。但郑义却因此怀恨在心，必欲报复，回部队后就捏造事实，向县诬告郑洛权等。
郑义所以要诬告郑洛权，还有其历史原因。抗战期间郑洛权任村长时，郑义家不按规定发给雇工半实物工资，被雇工控告，区里罚了他家土布数匹，当时郑洛权是站在雇工立场主张罚布的。有一次郑义家和人发生纠纷，郑洛权调解的结果不利于郑义家。还有一次因郑义家里闹纠纷，郑洛权在调解中抱不平，曾打过郑义和他母亲的耳光。早在一九四六年安国解放后，郑义就从上述私怨出发，以叛变通敌等罪名诬告过郑洛权。当时该县司法科未把事情调查清楚，便草率判处郑洛权五年徒刑。但郑义仍不满意，曾企图用铡刀杀害郑洛权。郑生华被打伤致死后，郑义便借机又一次诬告郑洛权。这一事实经过，充分说明了郑义的卑鄙恶毒，完全失掉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应有的品质。
最高人民检察署在查明以上情况后，立即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华北分院提出意见，要求重审这一案件。河北省人民法院接到上级法院的指示，即于八月十一日在门东村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撤消原判决，改判郑洛权等六人无罪释放。郑义因挟嫌诬告，被判处三年徒刑。河北省军区和军区党委并宣布开除郑义的军籍和党籍。郑洛权等因被诬告遭受损失，已由当地政府适当予以补助。当地群众一致拥护这一公正的处理。
第3版()
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河北省人民法院为什么错判了郑洛权等被诬告案
河北省人民法院错判郑洛权等六人“杀人罪”，使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河北省人民法院为什么会错判了这一案件呢？主要的原因，是法院中的某些审判人员和负责人阶级立场不明确，传染了严重的旧司法作风，使他们在观点上和方法上都发生了很大的错误。突出的表现，是偏听偏信，主观臆断。他们片面地根据原告是多年的革命干部，表面地看到所告事实有根有苗，证据确凿，因此就产生了郑洛权必是反革命分子的成见。在这种成见的支配下，他们后来所进行的调查只不过是给已经做好的结论寻找证据。甚至连地主、富农和反动会道门分子的舆论，也是只要适合自己的结论，就当成有力材料，深信不疑。而反面的材料，则不管是来自许多党员、干部和广大的基本群众，也一概认为是“偏袒”、“包庇”被告，是被告“拉拢群众”和“串供”的结果。他们的审判极不民主，极不认真：在全卷不下数万言的笔录中，除原告的控词外，竟找不到对于被告所提出的反驳理由的对证口供和笔录。只看见法庭上的穷追逼问，硬要在被告方面找出与原告控词相符的材料，而对被告提出的反驳则完全不作客观的分析，只是武断地认为“狡猾”、“抵赖”。
其次，河北省人民法院在处理这一案件中，对于有关的历史事实完全不顾，只是孤立地考查个别事实，这种方法也是错误的。郑洛权被控的罪名是
“阴谋杀人，捕杀抗日干部，暗杀抗属，讹诈民财，强奸民女，杀人娶妾，组织流氓特务结为暗杀集团，群众恨入骨髓，要求政府处以极刑”。这显然是应该当作反革命案件去看的。郑洛权是不是反革命分子，应该看作问题的基本关键。而要弄清这点，就必须考察全部历史，而不应孤立考察郑义所控告的几点。但河北省人民法院恰恰相反。他们完全采取了告那一点说那一点的错误方法。郑洛权在任应敌村长时保护我方抗日人员过境、几次营救我方被敌抓去的人员、经常在村里掩护抗日干部等功绩，河北省人民法院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但在处理郑洛权案时却完全不把这些情况估计进去，对郑洛权究竟是革命干部还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做分析判断，就孤立地肯定了郑义所控告的事实。
再次，是观察问题上的超阶级观点，不从阶级本质上看问题。他们只看到郑义的家庭是倾向抗日的家庭，而对他家不实行半实物工资制、剥削和虐待雇工，反对郑洛权贯彻“统一累进税”等明显的地主、富农立场，完全不加考虑，认为只是一般农民的“死把”（意指固执）和“不愿吃亏”。郑义为陷害郑洛权而到处搜罗“群众”反对郑洛权的材料时，不惜吸收地主、富农参加，这样严重的事实竟都不被重视！好像只要郑义的家庭已经改订成富裕中农成份，其所站的立场及所作所为的阶级性质就可以完全不问了。
河北省人民法院对于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问题的处理，也同样表现了很大偏差。郑义家被划为富农，当时是由工作组和群众讨论划定的；而且因为郑义家在抗战前后雇过长工，有过剥削和虐待雇工的行为，群众计算不清剥削收入的比重，是很容易与富农混淆的。这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郑义之兄郑生华被打伤致死，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尖锐的斗争中，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现象。这种问题，必须根据对待土地改革中人民内部积留问题的整个政策的精神去处理；而河北省人民法院却抛开当时历史情况，单独把个别问题提出来算旧账，武断地认为“阴谋杀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激起广大群众的反对。
这个案件虽然经过许多曲折，但最后终于得到了正确的处理。除对挟嫌诬告的郑义本人给了应得的惩处外，对河北省人民法院的错误也作了适当的处分，并进行了必要的善后工作。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深刻地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认真地系统地进行一次检讨对于河北省人民法院是十分必要的。
第3版()
专栏：报纸述评
深入群众调查，密切党报和群众的联系
董谦
党报是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为群众服务的重要工具。因此党报编辑部必须经常了解和集中群众对报纸的意见和要求，据此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过去各地党报曾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听取各方面读者和通讯员对报纸工作的意见，取得一定的成效。今春以来，人民日报和若干地方报纸根据群众所反映的意见，通过地方党委和报纸“读者来信”栏，批判了部分干部忽视读报、不关心报纸发行的错误倾向，从而推动了读报工作和报纸发行工作。同时群众对报纸编辑工作的意见，也经常成为编辑部克服缺点、改进工作的重要动力。最近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等派干部深入各地群众进行调查，收效很大。
这种调查方法的特点，是突破了狭小的圈子，能够更广泛地吸取群众对报纸的意见。这次人民日报调查的范围，包括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的城市（太原、大同、张家口、归绥）和部分农村（六个村子）；访问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厂，学校，读报组以及个别读者，参加了当地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二十二次，共费时一月零四天。山西日报也派出了三个考察组（农村二、工厂一），分别到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中进行考察。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都收集了许多读者对报纸的意见，这对于它们各方面工作的改进，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人民日报这次调查的主要收获，首先是发现了报纸的内容和形式，还不适合广大群众的需要。很多干部群众指出：人民日报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非常大”，就是“太深，看不懂”、“读也不好读，听也不好听”。这些意见使得编辑部更痛切地感觉到改进这方面的工作的必要性。
人民日报这次调查所发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单位仍然存在着不重视读报的严重倾向。这种错误的倾向，在前一个时期虽受到若干报纸的批判，但某些单位并未得到彻底纠正。例如在榆次地委机关中，干部不看报者即占百分之七十，不经常或只看大标题者占百分之三十。太原市中共第二区区委会四十多人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而这一份报纸还是放在区委书记的家里。这种状况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据归绥市回民区政府孙世伟的反映，有些负责干部有了人民日报看（其实也不大看），就不关心下级干部有没有报看了。因此不少干部把看人民日报当作“政治待遇”。领导干部不充分利用报纸和不重视干部读报工作的结果，使报纸与广大干部群众脱节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这种情况，列宁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批评，说“我们还不善于来利用我们已有的那一点东西”。列宁曾亲自检查过真理报订报人的分布情形。可是，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干部，却对上述情况熟视无睹。这是急应纠正的现象。
这次调查所发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掌握报纸发行工作的邮局干部中，仍有不少人不重视报纸发行工作。有些甚至把报纸发行工作看成“负担”，不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有些邮局就害怕报纸编辑部去检查他们的工作。例如太原市邮局，他们要在太原钢铁厂建立发行网，但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直到这次座谈会上检查了并解决了这一问题后，他们才感到报纸编辑部的检查，对于他们的发行工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而自动检讨了发行工作中的缺点。
这次调查所发现的上述三个问题，都是关联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党报怎样才能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这就证明了这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的方法，是有很大作用的。山西日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调查方法的重大作用。该报打开通俗化的道路，就是通过去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工作来实现的。当通俗化的问题开始提出时，山西日报编辑部不少同志对这一问题都抱犹豫的态度，总觉得缺少办法。虽经领导上再三动员解释，他们的思想总有些不通。直到该报编辑部派人深入群众调查，草拟出通俗化方案，作出榜样后，才逐渐打开通俗化的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经过编辑部人员的努力，一年来山西日报在通俗化方面已获得显著的成就。据该报最近在干部群众中的调查结果，山西日报已不是去年的“说不在点上，扎不在心上”、“又硬又涩”，而是“抓对了，说透了”。山西日报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工人说：“工人订了报，生产打头炮。”劳动模范说：“劳动模范和报纸谁也离不了谁。”干部说：“干部遭了难，就把报纸翻。”山西日报去年采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打开通俗化的道路后，今年又决定运用这一办法，去打开加强报纸思想性的道路。现在该报正依据这次调查的结果，继续改进着自己的工作。
党报的力量就在于党的领导，在于与群众最密切的联系。各地党报应吸取上述经验，彻底克服“关门办报”的倾向。
第3版()
专栏：
让我们的渔村更美丽吧
——记旅大小平岛镇的爱国卫生运动
文尔 左烽
乘上旅大南线公共汽车，出大连二十里，人们便可看见一个狭长的半岛，伸入海面。岛上共住着五百多户人家，其中绝大部分是渔民。由于它的风景幽美，因此一直被称为旅大八景之一。
可是，尽管它的自然环境多么美丽，小平岛镇过去的卫生状况却一向不好。镇上的每一个人都说，这里原是个很肮脏的地方。无论在大街或海岸，都可看到污秽。积存达百余年的垃圾、蛤蜊壳散布四处，鱼水虾汤到处皆是。至于每个墙角，那就不仅是杂草丛生，还经常发现粪便。夏天一到，腥味伴着臭味，再加上那嗡嗡乱飞的苍蝇，使人无法走近。
但是如今，这个渔村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渔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努力捕鱼，生活好了。镇长告诉我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久，当居民们知道了讲卫生的道理后，便纷纷地行动起来。全村有一半人口参加了卫生训练班，学习卫生常识，连许多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也参加了。他们知道：讲卫生不仅对自己有好处，而且也是一种爱国行动。从马路到海岸，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用三天的时间，将积存百余年的五百余车垃圾和蛤蜊壳，全部填到海里去。他们修补了马路、广场，将所有脏物全部清除。把鸡鸭全部圈起来，大家都相约不再乱泼鱼水虾汤。连村后的大水塘，也隔几天就撒消毒水，根绝了孑孓的繁殖。
渔民踊跃地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是无法形容的。谁都是运动的参加者。譬如说：七十九岁的吕桂香老大娘，自己不甘落后，花费了三天时间做了一个木笼捉耗子；如果有不带粪兜的马车和没有防蝇设备的小贩，他就休想到街上来；谁家的鸡鸭要跑出来，连小孩子也能给他提出意见。我们走进大街小巷，走进任何一个广场，都看不到污秽。不仅街面上扫的非常清洁，就连墙角里也再见不到大小便，甚至连青草也很少了。
我们访问了几个家庭，深深感到：爱国卫生运动给渔民带来的变化是多么巨大！走进模范卫生组——第二十组卫生组长乔淑芬家的院子，我们首先看见门旁放着一盆清水，旁边是手巾、胰子，她的母亲告诉我们：他们家的人不仅在饭前便后洗手，即拿了什么东西，或干完活之后，也都随时洗手；为此，他们专门在这儿设立了一个洗手的地方。走进里屋，我们又看到一件奇怪的东西：在一张擦得明亮的茶几上，放着一把瓷壶：壶里盛着开水，但壶嘴上却套了一个纸套。也许是我们的惊异引起了主人的注意，乔淑芬就笑着对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暖壶，就用茶壶盛开水，但又怕从壶嘴里掉进灰尘，所以才用纸套上！”接着她又告诉我们：他们每天早晨都要揭开炕席，把炕打扫一次；被，几乎是天天晒；地，每星期都用水冲刷。爱国公约上订的：三天晒一次被，一星期换两次衬衣，以及常洗头、剪指甲等条文，已经成为他们全家的生活制度。
由卫生组长做向导，我们又走访了该组的十多户人家。看来家家都很洁净，大部做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的程度。任你去挑剔地摸摸电线，摸摸柜箱，灰尘是根本没有的；至于炕上、地下，那简直就像刚扫过似的。在乔传隆家的厨房，快到六十岁的乔老大娘指给我们一个纱布架看。纱布架罩着饭菜，盖上面覆着两层纱布。乔老大娘说：“盖上一层纱布苍蝇固然飞不进去，可是说不定苍蝇屎会掉进去，所以我又盖了一层，这才保险。”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模范卫生组，他们卫生搞的好是自然的事。那么，我们再看看农民王建新的家。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家庭，我们去时是下午五点半左右，五十六岁的刁兰芳大娘已经把晚饭做好了。为什么她把饭做得这样早呢？原来是：她家的三个孩子，经常要洗澡。特别是夏天，洗的更勤，差不多一天一回。所以她每天都得把饭早早做好，准备给孩子们洗澡。她告诉我们：“孩子洗惯了，如果有时不给他们洗，一到傍黑，一个个就嚷嚷着：‘我要洗澡，我要洗澡’。”因此常常逼得她不能不早做饭。除了给孩子洗澡，她还有一件工作——就是给鸭子洗澡。这倒不是她亲自动手，而是隔几天她就把鸭子赶到海里去洗。对于最有碍卫生的便所，她每天用水刷一遍。当然，这还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个很讲究卫生的人！
当我们去访问了一向被人认为卫生最不好的“死角”——摊贩孟兆兴家时，我们更加惊异：因为他的卫生状况也是那样良好。原来这孟兆兴老人是一个看庙的，在镇里最迷信不过，谁要是有点头痛脑热的病，他就去求神告佛；他家的墙上几十年的油灰都发了亮，他从不去触动一下。但爱国卫生运动打破了他的迷信思想，当他反复地听到了些卫生常识后，也终于下了决心，也要把卫生搞好。他求了一个人，把墙刷上了白石灰，把土炉挪到外边；家里、院子天天打扫。不仅如此，连卖货的担子也隔几天就用海水刷一次，自己又备置了纱布、袖套、口罩，卖糖果、点心时，都不用手拿，改成用夹子夹了。
妇联主任史湘云告诉我们：“由于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群众的许多生活习惯，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从前每到夏天，连大人都光着脚走路，而现在连孩子都穿上鞋；从前人们普遍喝凉水，而现在改喝开水了，例如六十一岁的刘老大娘在爱国卫生运动展开后，就找了一个坛子，一个小碗，由她盛开水给家人喝。
这个变化也发生在船上，发生在海上打鱼的人们的身上。在过去，许多人认为“渔民不能讲卫生”，“一天到晚和鱼虾在一起混，管怎么干净，也洗不掉腥味”。但是今天，情形却完全不同了。我们在村里碰到渔民王兆明，他身上穿着一套半新的蓝制服，戴着一顶蓝帽，从他身上闻不到一点腥味。直到他自我介绍时，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打鱼才回来的人。他说：“我们不仅在家里讲卫生，在船上也同样讲卫生。过去渔船多少日子也不刷，那股腥臭味隔老远都能闻到。现在，我们一天出两回海，便要刷两回船；只要鱼卸完了，我们便用海水冲一遍。在海里钓鱼时，我们也要用麻袋把鱼盖上，以免落上苍蝇。这样一来，船上的苍蝇大大减少了，使鱼的卫生也得到了保证。”他还告诉我们：现在，每次打鱼回来，他必先用海水把身上洗一遍，上了岸后，他就再换一套新衣。因此多年认为洗不掉的腥味也没有了。事实上，不仅他个人如此，许多渔民都是这样。而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他们上了船，也同样带着开水喝；像过去那样把鱼肠子扔到海滩上的现象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很有碍于公共卫生，因此现在每当割鱼肠子时，就用土埋起来，或者用船运到海洋里扔掉。过去有很多渔民，下船之后在海岸上大小便，现在这种情形根本看不见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里的疾病已大大减少了。据镇长估计，往年夏天，由于乱吃水果和喝生水，渔民总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患泻肚病，今年他们四出调查，却只发现很少几个，不到全镇居民的百分之一。爱国卫生运动给渔村人民带来的好处，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让我们将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起来，使我们生活更幸福，让我们的渔村更加美丽吧！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央文化部成立中国幻灯公司
两年来，幻灯片在群众中已起了重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它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为了加强今后对全国幻灯工作的推动和领导，提高幻灯机和幻灯片的质量，使它发挥更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已在本月二十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幻灯公司。
中国幻灯公司是在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电化教育工具制造所的基础上扩展起来的。两年来已出幻灯机三千四百架，幻灯镜头七千套，幻灯片一百二十种，发行彩色印刷片四万九千套，卷片四万六千卷。但是，一方面因为制机和印刷设备的缺乏，幻灯机的制造和幻灯片的印刷工作大部委托私营厂商，因此在质量上都不能及时提高，远远赶不上全国群众的迫切需要；同时在另一方面，因为和全国幻灯制造和宣传机构没有建立密切联系，因此对全国幻灯工作的推动和领导起的作用不大。今后将逐步克服和纠正这些困难和缺点。
第3版()
专栏：
谈谈部队的说唱诗歌
王亚平
我是很喜爱说唱文艺的，不少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也是喜爱说唱文艺的。它之所以被人喜爱，是因为形式简便灵活，具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民族风味。竹板一敲，铁片一响，就唱将起来。说英雄，唱模范，讲人物，述故事，都十分方便。这一次“八一”建军节，文艺竞赛会演中演出了许多优秀的说唱节目，证明这种形式是适合战士们的需要的，是适合于作为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具的。
听了战士和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说唱文艺，我心里禁不住连声喝采，无法形容我的钦佩与喜悦。三年以来，说唱作品写出了很多，可是演唱得久，流传得广，被广大群众所熟悉与喜爱的，却并不多。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劣等货，早已不被艺人演唱，也不受听众欢迎了。怎样把这种形式发展下去呢？这已经成为广大艺人和说唱文艺写作者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三反”“五反”运动当中，北京市的曲艺园子，有的一夜只卖二十个座，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少听众还反映：这那里是听玩艺？简直是听坦白，看斗争贪污分子来了！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作品抓不住听众，艺人无用武之地，听众感到了厌倦。这次战士们的说唱节目，给说唱文艺打开了新的道路，观众和文艺工作者听了那些好的节目以后，都赞不绝口。我认为其中几篇最优秀的，已摆脱了旧说唱形式的束缚，抛弃了那些陈词滥调，运用的是新鲜、活泼、明快、有力的语言。我相信这种新体的说唱诗歌，将不但在部队中流行，也将为一般群众所爱好，并且会有更多更好的新作品。
说唱文艺的特殊性能，是边说边唱地述说故事、描写英雄人物和事迹。它比评书（小说在内）、诗歌（朗诵诗在内）更富有音乐色彩。加上乐器的伴奏，就更增加着感人的力量。“侦察英雄韩起发”
“卢湘云打兵舰”、荆江“蓄洪区说话”等，都发挥了说唱文艺的特殊性能。单从这些作品的起头来看，也都比旧说唱以及一般唱词有了新的发展，一开唱就能做到吸引观众，点出主题。
有一天，黄昏已过天色晚，
山路上，影影绰绰出现了志愿军的两个侦察班。
——“侦察英雄韩起发”
荆江的水，卷着浪花。
为安全分洪建闸；
千年的洪水灾害连根拔，
蓄洪区高兴地也说了话。
（白）它说我呀！
（唱）叫蓄洪区！真是肚量大，
人民高兴地把我夸。
我住在湖北湖南两交界，
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新国家。
——“荆江蓄洪区说话”
这样的起头是很明快的。有人、有事、有时间、有地点，一开唱就指出了正题。那些不懂说唱艺术，或者是以闲话、滥调充塞篇幅的作者，却往往写了几十句，还没有扯到正题上，等刚一说到正题上，他反而没有词儿了。比如有一篇鼓词“志愿军活捉美国兵”，共有百十来句，作者一开头就写“美帝残暴太凶顽，奴役世界用强权，扯碎公约肆无忌惮，武装日本制造战端。……”一直写了三十多句（占全文三分之一）还没有说到正题。把一大堆空洞的、概念化的、枯燥乏味的废话硬朝听众耳朵里塞，怎么能不叫人厌烦呢！更明显的，同样有一个作者写“歌颂祖国的又一伟大建设——荆江分洪”，开始是这样写的：
太阳一出红满天，
新中国建立两周年，毛主席领导闹翻身，生产建设热火朝天。…………………………
像这样的句子，放在歌颂修治淮河，修筑成渝铁路，以及歌颂任何英雄模范事迹等说唱作品的起头都可以使得。不少说唱词都存在着这样空洞乏味、与主题人物无关的语言。拿这样的东西来和战士文艺竞赛中的说唱作品作个比较，就更显得苍白无力了。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懂得战斗，没有战场的生活体验，硬要去写英雄人物、战斗故事，当然要遭到失败。像这位歌颂荆江分洪的作者，他同样没有生活的体验，单从报纸新闻上找一点材料就动手去写，当然也要遭到失败。拿这样东西向群众演唱，不只起不到艺术的宣传效果，反而在群众中降低了说唱艺术影响，使群众厌倦了这种形式。
此次演出的好的说唱作品中有些是战士们的创作。他们本身是英勇的战斗者，有热烈的战斗情绪，同时他们也是战场生活的观察者，他们平日所观察、体验、理解到的人物，就像熟悉他自己一样熟悉。
“侦察英雄韩起发”的作者刘鹏同志自己是炮兵战士，对于行军、爬山、夜袭、攻击等战斗生活，都很熟悉。但他没有当过侦察员，也没有捉过俘虏，为了表现韩起发这个侦察英雄的故事，亲自做了几次访问，了解了时间、地点，如何进行侦察，如何捉获敌人等种种情况，加上他丰富的想像和文艺创作才能，就写成了这篇优秀作品的初稿，又亲自念给韩起发同志听，经过六次修改，在战士们中间多次演唱后，才成了定稿。到了北京，还当着山东快书专家高元钧同志唱了几遍，高元钧同志又在演唱技术上给他提了意见，无怪乎竞赛演出的时候，这个节目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样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这样忠实于艺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侦察英雄韩起发”是用山东快书的形式写的，这种形式比鼓词的形式自由些。它不太受韵辙的约束，而是押大致相同的韵，有时不是平声字，也可以当下句。比如“这时间风也停来云也散，但只见松林外边白亮亮的光一片。”“片”字是去声，也可以当下句。要是鼓词，唱起来就不合口，山东快书唱起来并不影响词句的唱腔，反而显得更活泼。这种形式又一个特点，是在演唱的词句中，可以加惊叹词，可以问，可以答，可以形容一种突来的声音。看下边的例子就可以明白：
吓！大小电灯在山头上围了一个圈。…………………………………………
呀！这是搞的啥机关？…………………………
想到这里他马上命令七班长：
（白）“七班长”。“有”！…………………………………
哈啰！那里来的飞机往我这里扔炸弹？…………………………………………………
噢！大概是来了游击队，……………………………
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就是一种新的说唱体的诗歌。在表现新人物、新英雄的形象上，它能够发挥很大的可能性。它比起鼓词来，更富有民间色彩，更接近口语。加上演唱者的身段、手势、表情，可以活现地形容出侦察英雄们的形象，这种形式在部队中间能够迅速、广泛地流行决不是偶然的。再看刘鹏同志演唱侦察班爬山、美国兵慌恐的情形：
西北风像小刀子专刮脸，
呵气霜雪挂在眼眉上冻成琉璃团，
上坡得搬着刺棵子；
下坡好像坐着耙犁哧溜一声下了山。
只因为同志们完成任务决心大，
那怕它高山高上天。
翻山越岭走的快，
一股劲爬上了五百八十公尺的顶盖山。…………………………………
他（指美国兵）越思越想越害怕，
只觉得头发根发悚，脊梁骨冰凉，活像爬上了一条大蚰蜒。他冷眼往远处一看：咦！道旁的树棵子又直动弹，说动弹他越动弹，往日里是我心虚胆小看花眼，怎么今天树棵子还往前搬？
像这样的富于形象性的作品，和公式化、概念化的说唱作品成了强烈的对比，给我们的诗歌创作增加了新的活力。其他部队文艺工作者所写的鼓词，我不必多费篇幅一一去分析、介绍，但有一点可以提出：他们都深入了连队的战斗生活，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认真懂得了战士的思想、情感，并和战士结合在一起进行创作，才能有较优秀的作品产生。自然，不是说部队的说唱都好，如“英雄排长郭忠田”，全文用了一百五十余句，大部分写战斗场面，没有刻划出英雄郭忠田的形象。“郭忠田一声喊杀！刺刀见血展开了肉搏战，杀退敌人占领了高山。”怎样肉搏？怎样杀退了敌人？怎样攻占了高山，郭忠田在这样战斗中怎样表现了机智、勇敢，都没有写出来。其他，像这样的地方还不少，我也不多举例了。
总起来看，这次竞赛会演中的说唱节目，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成功的。它和过去优秀的说唱作品比起来，毫无逊色，有些地方却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这是把说唱诗歌推向更高阶段的开始，它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地吸收民间说唱的特点，以及诗歌、音乐的特点，来进一步更多光多采地表现战斗的场面和英雄们的伟大事迹。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和有创作才能的战士，他们的创作热情，正和战士的战斗热情一样，将永远保持着新鲜的生命与战斗的活力。他们要说，要唱，要歌，要舞，要坚强而勇猛地、深入而广阔地开辟艺术的源泉，为战士、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好的诗篇。我们相信：部队的说唱诗歌将逐步提高，将依靠更大的努力而获得新的更加完美的成就。